聂耳（1912年2月15日～1935年7月17日），男，汉族，中共党员，中国云南省玉溪市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原名聂守信，字子义（亦作紫艺），曾用笔名黑天使、噪森、浣玉、王达平等，是中国音乐家、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奠基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

1912年2月15日，聂耳出生于中国云南省昆明市甬道街73号。他是中医家庭出身，家中经营着一个“成春堂”中药铺，他的父亲聂鸿仪是一名中医，他的母亲彭寂宽是傣族女性。1916年，聂耳的父亲病逝，母亲考取行医资格，从事中医经营，全家人皆靠母亲行医卖药清贫度日。聂耳最早的音乐启蒙来自他的母亲，彭寂宽在灯下做针线时经常会给聂耳唱一些优美动听的民间小调，让聂耳从小就接受到民族传统音乐的熏陶。

1918年，聂耳进入昆明师范附属小学（初小）读书。1922年2月，聂耳以优异的成绩初小毕业。但因为家庭困难，他被迫转到私立求实小学进学高小课程。在求实学校就读期间，聂耳曾在昆明洞经会学习洞经音乐，这是他少年时期在音乐领域的一次重要学习与实践。而在学习之余，聂耳积极参与各项文艺活动，表演双簧、演奏乐器及唱戏。同时，他还加入了学校的学生乐团，除演奏三弦，也担任着“乐团指挥”一职。1925年1月，聂耳高小毕业之际，被学校专门颁发了第一号奖状。

1925年，聂耳报考昆明十一县联合中学（后改名为“云南第一联合中学”），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为插班生。初中阶段的聂耳，在音乐方面的爱好和兴趣有了新的增长，不仅积极参加学校和亲友的各种器乐演奏活动，亦开始学唱《国民革命歌》《工农兵联合歌》等革命歌曲。此外，聂耳也认真学习起了英语，也为他学习外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努力学习新的文化知识之余，他还广泛阅读《环球旬刊》《创造月刊》等各类书刊，并参与到声援“五卅”受难工人的宣传活动之中。

1927年夏，聂耳初中毕业。同年8月底，他进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高中部的“外国语组”，主修英语。在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高中部就读时，他加入共青团外围组织“读书会”，通过阅读有关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刊和新文艺作品，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在这一时期，聂耳开始萌发出了参加革命组织、投入实际革命斗争的想法。

1928年，聂耳作为“济难会”（由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领导，后改为“互济会”）成员之一，曾多次去监狱探望、接济被关押的革命同志。此外，他还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参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刻印张贴传单、游行示威等活动。当聂耳听闻滇系的国民革命军十六军军长范石生公开招募“学生军”派驻外省时，出于投入实际斗争的革命愿望，便瞒着家人报名参军。1928年11月至12月，他乘火车离开昆明，中经越南、香港等地，到达湖南郴州，被编入16军“新兵队”，开始集训生活。同年底，聂耳离开“新兵队”，出任连队的文书上士。

1929年3月，聂耳随军南赴广州，受资格限制未能进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4月，聂耳遭部队遣散后，化名“聂紫艺”，考取进入由欧阳予倩主持、广东戏剧研究所附设的演剧学校音乐班（公费）。但入学后，聂耳发现该音乐班与其志愿不合，随即离所。1929年5月，在同行的某同乡教官代垫旅费的帮助下，聂耳返回家乡昆明，重回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恢复学生身份的聂耳与友人一起组织九九音乐社，经常参加校内外的音乐、戏剧等活动，进行演奏表演。同时，聂耳也得到了法国籍教师柏希文的音乐指导，学习音乐基础理论和钢琴弹奏知识。此外，他还曾在笔记本与日记中抄录马克思的简历，以及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等论述。

1929年7月，因军阀混战，昆明的火药库发生大爆炸，造成百姓死伤千余人。聂耳作为“七·一一青年救济团”的主要成员，参与了要求赔偿灾民损失的斗争行动，因而受到军阀政府的注意。为此，他被迫暂时躲避至乡间，待事态平息后才返回学校。同年，聂耳还曾担任学生会的宣传部长一职，并结识了张鹤、艾思奇等友人。

1930年5月，军阀政府将要逮捕聂耳的消息传出，聂耳家里只能又让他躲了起来。7月，聂耳从师范学校毕业。但因被同一团支部的叛变成员出卖，他有随时被捕的危险，需外出躲避。适逢“云丰”商号请聂耳的三哥去上海当店员，经过协商后由聂耳顶替前往。聂耳抵达上海，先在“云丰”申庄出任店员，不领工资。在被聘为驻申稽查员后，他才能开始领每月15元的工资。同年11月，聂耳正式加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群众组织“反帝大同盟”。

1931年3月，失业的聂耳以“聂紫艺”之名报考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通称“联华歌舞班”），该校由黎锦晖领导的明月歌剧社改组而成。次月，他被歌舞学校破格录取为乐队练习生。在奋力练习及虚心请教下，聂耳的小提琴演奏技巧大有进步。1932年1月，聂耳开始尝试音乐创作，共作出两首口琴曲《进行曲》与《圆舞曲》，并试写了小提琴曲《悲歌》。同年3月，联华歌舞班被遗散，恢复为明月歌剧社，聂耳则被选为负责音乐研究股的执行委员。

1932年6月，聂耳多次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及其影评小组开展的活动，并以“黑天使”等笔名在报刊上发表了《下流》《十九路军一兵士》等评论文章。7月下旬，聂耳在左翼刊物《电影艺术》第三期上发表《中国歌舞短论》，对明月歌剧社的创办者黎锦晖展开尖锐批判。在思想未得到某些社团成员理解、个人受到恶意针对的情况下，他选择退出了明月歌剧社。

1932年8月，聂耳乘船离开上海，经天津乘火车抵达北平（今北京市）。9月，他报考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但并未被录取。而同月中旬，经上海左翼戏剧家联盟去函介绍，聂耳参与到北平左翼戏剧家联盟、左翼音乐家联盟的排练、演出和组建活动之中。10月底，清华大学举办义勇军募捐游艺会，聂耳受邀参加，登台用小提琴独奏了《国际歌》。同年11月初，聂耳因长期找不到工作，无法维持生计，故离开北平、返回上海。

1933年初，聂耳由田汉介绍、夏衍监誓，在上海联华一厂摄影棚的一个角落里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2月，他被选任为中国电影文化协会的执行委员兼组织部秘书，还与任光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自3月起，聂耳先后出任联华公司一厂音乐股主任、联华一厂俱乐部的执行委员兼秘书。同年5月，他在影片《母性之光》中扮演一个群众角色“黑矿工”。该影片的插曲《开矿歌》，是聂耳创作的第一首表现工人阶级斗争意识的电影歌曲。

1934年1月，聂耳被联华公司老板辞退。同年春天，聂耳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4月，聂耳在地下党组织安排下，进入英商“东方百代公司”，进行收音、教授唱歌、抄谱、作曲等工作。同时，他还和任光、安娥一起组织出版了一批进步歌曲唱片，并为多部进步影片录音配乐。5月，聂耳领导组建了百代公司国乐队（又名“森森国乐队”），多次在游艺会上演奏《金蛇狂舞》《翠湖春晓》等改编版民族器乐曲，这些歌曲后来均被灌制成百代唱片。

截至1934年6月，聂耳已完成影片《南洋大观》《渔光曲》的配乐工作，并为田汉编写的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创作了《码头工人》《苦力歌》（后改名为《前进歌》）等四首歌曲。1934年11月，聂耳离开百代公司。同年底，他以“王达平”为笔名，撰写了综合性评论文章《一年来之中国音乐》，总结了1934年中国音乐界在电影、广播、出版等各方面的情况。

1935年1月，聂耳出任联华影业公司二厂音乐部主任，并为影片《新女性》配音、作曲。同月，他还为田汉编写的三幕话剧《回春之曲》创作了《告别南洋》《梅娘曲》等四首插曲。3月中旬，聂耳开始创作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仅用两夜工夫就完成了此曲的初稿。随后，他又创作出了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铁蹄下的歌女》。4月，国民党政府欲逮捕聂耳的消息传出。而为了丰富自己的音乐修养、提高音乐创作的技能，聂耳借此机会东渡日本，并将《义勇军进行曲》带到日本修改。

1935年，已来到日本的聂耳一边学日文、练琴，一边观摩日本音乐、戏剧和电影。仅两个多月时间，他已能用日语沟通。同年5月初，聂耳将定稿的《义勇军进行曲》寄回上海，由孙司毅、司徒惠敏转交至《风云儿女》摄制组。7月17日，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1937年，聂耳的骨灰被运回中国，安葬在昆明滇池畔西山上。

此外，聂耳还创作有《无题（雪）》《小工人》《伤兵歌》《白雪歌》《采茶歌》《茶山情歌》六首歌曲，这些歌曲的创作时间仍待考证。

1934年6月，聂耳和剧作家田汉合作的中国第一部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在上海滩公演。这是聂耳第一次担任了歌剧的导演和主演，于此歌剧中他饰演了“老王”一角。《扬子江暴风雨》主要讲述的是“一·二八”事变后，上海码头工人不顾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团结一致、英勇抗争，把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军火扔到江里去的故事。为了创作，聂耳曾多次深入码头，到工人群体中体验生活。

聂耳的音乐创作体裁主要是群众歌曲和抒情歌曲两个方面，他的作品几乎都是为中国近代进步电影和戏剧创作的插曲。

在群众歌曲方面，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等进行曲式的爱国歌曲最为重要。这些歌曲的题材内容鲜明，反映了当时最迫切的主题——人民大众反帝爱国的斗争，表达了当时中国人民空前高涨的斗争热情以及聂耳对反帝斗争充满了胜利的希望和信心。此外，聂耳创作的《大路歌》《开路先锋》《码头工人歌》等劳动歌曲，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在这些劳动歌曲中，中国无产阶级的形象已经不再是一群消极的被压迫者，而是中国革命斗争的先锋，是新的社会的缔造者。

在抒情歌曲方面，聂耳的创作以《铁蹄下的歌女》《塞外村女》《梅娘曲》《飞花歌》等最突出。这些歌曲所反映的题材内容，大多数也是当时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的痛苦生活以及他们的思想感情。其中，以《铁蹄下的歌女》写得最成功。在这首歌曲里，聂耳以深厚的阶级感情为一个被旧社会伤害的、被人们所鄙视的女性发出了沉痛的控诉，同时又揭示出这个女性内心所蕴藏的崇高爱国热情，整个歌曲的音乐是悲痛的、深情的并富有强烈戏剧性的。

内容风格

聂耳音乐作品中的主题材料，一般都是他的精心设计。他会根据不同的歌词主题内容，来塑造各种崭新的、鲜明的艺术形象，他对劳动音调的运用便是从生活中汲取而来的。在创作《大路歌》和《码头工人歌》时，聂耳经常和普通工人长时间生活在一起，亲身去感受他们的生活状态。

聂耳的音乐作品，大部分是在传统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将其融会贯通并加以发展，直接从现实生活中酝酿和提炼音乐语言，使之民族化、大众化，从而形成的具有民族风格的“新声”。例如，反映工人阶级形象和生活思想感情的《码头工人歌》《大路歌》等歌曲。此外，聂耳作品对中国民间音调的吸收运用，还贯穿在他的《飞花歌》《采茶歌》《茶山情歌》等歌曲中，体现出了中国传统音乐的特有风格和韵味。

在聂耳的作品中，节奏是最具独特和创新性的。许多巧妙节奏的运用，使他的作品让人一听就知道是对什么的描绘。如在《打砖歌》开始的几个小节中，聂耳直观的地运用连续多个四分音符，每个音对着每个字，非常形象的刻画出打砖的单调劳动节奏。

作曲技法

聂耳的创作，不仅仅是音乐与革命结合的创新，更是西方音乐技法与中国民族音乐相结合的创新。借鉴、吸取西方音乐的技法和元素，融入中国民族音乐之中，为中国民族所用，是聂耳音乐创作中遵循和坚持的创新原则。贯穿于他音乐作品中的特性音调“do、mi、sol”，就是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

从音乐创作的技法而言，聂耳灵活运用再现、倒置、转位等手法，融合动机展开乐思与中国传统音乐两者的结构原则和发展手法，使其特性音调得以深化和发展。如《大路歌》，在以特性音调为核心的旋律中，较为强调商音，并以宫音下方小三度羽音为重要色彩音，形成刚柔相间的效果，充分表现了劳苦大众心中的哀怨与愤怒。又如《义勇军进行曲》，以特性音调为核心，较为强调徵音上方大二度羽音，将商音、变宫音作为过度性的色彩音进行。可以说，在欧洲大小调式体系的结构原则和发展手法同中国五声性调式体系的结构原则和发展手法相融合运用方面上，聂耳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曲式结构

进入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出现了巨大的改变，不仅仅体现在政治上，更多的是体现在文化上。五四运动爆发后，由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种自由体新诗，这种新的诗词非常看重自身情感的自由表达和情绪的尽情抒发。聂耳在这种自由体诗词的基础上，探索并创造了一种新的歌曲曲式结构（后人称之为“散文体”），这种曲式结构在他的许多音乐作品中均得到了广泛运用。如句型长短不平衡的自由体新诗格式歌曲《毕业歌》，聂耳于其中采用了接近于器乐创作，以短小动机为基础，给以动力性展开的结构原则来处理，使整首音乐展开十分紧凑且富有激情。

在1934年至1935年间，聂耳为歌剧、话剧和电影谱写了《新女性》《开路先锋》《大路歌》等主题歌和插曲30多首，在中国广为传唱，对激发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作用。他所谱写的大量歌曲反映了人民的心声，属于鼓舞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和战斗号角。

由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发表后，立即成为广泛流传的抗战歌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结束之际，该曲被选入反法西斯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战争结束后，同盟国集会时，《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表中国的歌曲演奏。美国还将该曲与美国的《美丽的美利坚》、法国的《马赛曲》等歌曲定为同盟国胜利之日的音乐节目广播歌曲。1949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982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04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正式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009年9月，聂耳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聂耳的初恋名为袁春晖，两人初相识于1928年。因为年龄相近，都热爱音乐，聂耳经常和袁春晖、袁令晖、张庾候一起吹拉弹奏、唱歌跳舞。聂耳在家中排行第四，还养了一只小黑狗，袁春晖便称他为“聂四狗”，聂耳则取“袁春晖”的谐音，称她为“吹吹晖”。这仅属于两人的昵称，暗示了他们之间不一样的情愫。后两人正式确立情侣关系，但聂耳母亲多次提出让聂耳与袁春晖结婚，都被聂耳用“事业前途为重”的理由拒绝。

1930年7月，聂耳因在校期间参与学生运动，被国民党列为抓捕对象，匆匆逃往上海，与袁春晖开始了长达多年的异地恋。经过漫长的等待，袁春晖最终选择与聂耳分手，嫁给了一个商人为妻。而聂耳直至死前，都未曾步入婚姻殿堂。

1929年，在重返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高级部外国语组原班读书后，聂耳向美术学校法籍音乐教师柏希文请教了音乐基础理论及弹奏钢琴的知识。

1931年，进入明月歌剧社的聂耳十分重视提高自身的小提琴演奏水平，虚心向同剧社第一提琴手的王人艺请教学习。因年龄相仿，聂耳称呼王人艺为“小老师”，受王人艺的指点，聂耳的提高很大。在听闻意大利私人教师普杜什卡（podushka）小提琴水平很高后，他又立即前去拜师学艺，坚持练习。而为了拓展音乐视野、丰富音乐素养，聂耳还常常寻求机会，去观赏上海的各种中外高水平的器乐演奏会和音乐演唱会。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年代，聂耳用音乐为武器，鼓舞着无数爱国志士投身火热的救亡运动。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时代精神，是第一个在歌曲中塑造了中国无产阶级光辉形象的作曲家，是中国当之无愧的革命音乐的开路先锋。（云南网评）

“你是多么倜傥，/胸怀多么洒脱！品性多么温良！/心思多么敏活！行为多么豪爽！”（中国流行音乐第一人黎锦晖《悼聂耳先生》评）

聂耳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事业的先驱，为创造和发展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聂耳以笔和乐曲为枪，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聂耳的音乐作品始终与人民同呼吸、与祖国共命运、与时代同脉搏，形势越严峻、情况越复杂，聂耳越是勇往直前，他把文化艺术作为重要的斗争方法和斗争武器。（国家一级编导、云南省歌舞剧院原院长陶春评）

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也，其所著《义勇军进行曲》，已被选为代用国歌，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然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聂耳乎，巍巍然其与国族并寿而永垂不朽乎！（中国作家、诗人郭沫若为聂耳撰写的墓志铭评）

聂耳的作曲之所以如此迅速受到人民的欢迎，首先是由于他有饱满的政治热情，他不是为作曲而作曲，他是自己真正站在痛苦的人民中间，喊出他们的愤怒与要求，他的创作是把革命的世界观和进步的创作方法结合得很紧的，这也正是艺术创作无往不胜的道路。（中国剧作家、戏曲作家田汉评）

聂耳的作品，是居于中国民族的、劳工大众的……他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音乐先驱者，而且是亚洲解放之声的号手。（日本戏剧家秋田雨雀评）

名字的由来

聂耳，原名聂守信。受母亲影响，他从小就对音乐表现出极高的天赋，人称“耳朵先生”。在一次明月歌舞剧社联欢会上表演舞蹈时，他不仅能够模仿各种人说话，而且还让两只耳朵一前一后地动。总经理罗明佑于现场给聂守信赠送了礼物，并称其为“聂耳博士”。聂守信笑着说：“你们硬要把一只耳朵送我，也好，四只耳朵连成一串，不像一个炮弹吗？”从此以后，聂守信便改名成为了“聂耳”。

进步思想的萌发

考入云南省第一联合中学的聂耳在学习之余，还将精力投入到进步学生运动中，并开始阅读进步书刊。他的作文课业里既表现出了对时事的关注，也抒发了同情劳动人民的鲜明观点。老师听说后问聂耳：“听班里同学说，你最近在帮着援工游艺会演剧？感觉怎么样？”聂耳回答：“是的，几个电校的朋友要办一个援工游艺会，卖得的钱，一概汇到上海去援助工人。我想这种‘爱国运动’，我们是应当要去做的。促进文化、开垦荒地、改善经济、政治改革，我认为做到这四样，才能为国家谋幸福，为世界谋幸福！”。此时此刻，聂耳的进步思想和行动就已经开始萌发了。

《卖报歌》的诞生

聂耳心怀贫苦大众，特别关爱儿童。他所创作的歌曲中有6首是专为儿童写的，如《卖报歌》便是为一卖报儿童而作。1933年的冬天，在上海联华影片公司工作的聂耳经常看见一女孩在霞飞路上叫卖报纸。这个女孩就是“小毛头”（即中国近代电影明星杨碧君），她的不幸遭遇引起聂耳的同情，也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他决定创作一首卖报的歌曲。后来在田汉夫人安娥的帮助下，《卖报歌》诞生。1934年，聂耳创作的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公演时，他还邀请“小毛头”上台演出，担任剧中卖报童一角。在舞台上，“小毛头”放开嗓子高唱《卖报歌》，从此这首歌更加广为传扬。

国歌的创作

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侵略者先后占领中国东北、华北大片土地，然而，中国的反动腐朽势力却仍然沉溺于纸醉金迷，社会上充斥着“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爱你”等靡靡之音。于是，聂耳与共产党员田汉决定创作一首催人奋进的战歌，来战胜“桃花江是美人窝”。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开拍，田汉刚刚创作完剧本和主题曲歌词就被捕了。不久后，夏衍发现了田汉写在一张香烟包装纸背面的歌词。得知此情况的聂耳，则主动请缨为之作曲。他的创作条件异常艰苦，住的地方连一张桌子都没有，只好借用了友人司徒慧敏的居所。经过彻夜不眠地投入创作，聂耳仅用两天时间就谱写出了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初稿。而因聂耳自己也被国民党追捕，这首经典曲调于颠沛流离中在日本修改定稿后才被寄回了上海。

《聂耳》

1959年，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周年献礼，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摄制了彩色音乐传记片《聂耳》。该电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音乐传记片，由郑君里担任导演和编剧，赵丹主演，使用了聂耳作曲的《开路先锋》作为片头曲。影片讲述了聂耳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如何从一名音乐爱好者成长为人民音乐家、从爱国青年成长为中共党员的故事。

《为国而歌》

2019年，电影《为国而歌》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定档10月中旬正式上映。《为国而歌》由云南省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摄制，聂耳的侄外孙青山任导演，其中“聂耳”一角由演员王雷饰演。此影片是一部爱国主义教育的影片，以聂耳、田汉等一批文化英雄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历程为主线，讲述了在最危险的时刻中华儿女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

《聂耳和国歌的故事之少年聂耳》

《聂耳和国歌的故事之少年聂耳》，简称《少年聂耳》，是玉溪日报社策划推出的一部原创动漫微电影。该电影创新采用创新手绘动漫电影的形式，向观众讲述了聂耳少年时期热爱生活、热爱音乐，追求真理与进步、追求“为社会而生”的人生理想，在觉醒年代努力寻找光明，勇敢地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洪流的成长故事。在以“亚洲风·中国梦·临沧情”为主题的第十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上，《聂耳和国歌的故事之少年聂耳》获评“动画片（实验影像）单元最佳作品”荣誉。

2019年5月，在第十五届俄罗斯塞瓦斯托波尔“共同胜利”电影节上，电视剧《聂耳》入围电影节电视剧单元竞赛，并获得评委会大奖。该剧由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影视产业发展促进会等单位联合摄制，桑华导演，张铎、陈数、刘之冰丽等演员主演，以聂耳的青少年时代为背景，主要讲述聂耳成为一个革命音乐家的成长历程。自2020年2月8日起，《聂耳》在云南卫视首度播出。

2022年，云南省杂技团以人民音乐家——聂耳的生平故事作为蓝本，创新打造、推出了杂技剧《聂耳》。该杂技剧以杂技艺术为主，融合魔术、歌舞、戏剧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同时在杂技技术、舞台道具、音乐制作等方面进行创新。剧目既有惊险刺激的追逐冲突场面，又有细腻丰富的情感表达，整体节奏跌宕起伏，用新、难、奇、绝的肢体行为作为主旨视觉表达的杂技艺术展现出了“聂耳”的生动形象。

聂耳墓

聂耳墓位于云南省昆明市西山风景名胜区内，位于太华山与罗汉山之间的山坡，坐西向东，背依青山，前临滇池，截至2021年5月墓园占地面积为1200平方米。聂耳墓园呈云南月琴状，7个花坛表示7个音阶。墓穴位于月琴发音孔上，为圆形，直径3.8米，由24块墨石叠砌，象征聂耳24岁年轻的生命。墓上安放着直径1.5米汉白玉雕制的花圈，花圈上镶嵌了聂耳生卒年（1912年～1935年）的铜质金字。墓碑上刻有郭沫若书写的“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墓园左右的石挡墙上，则镶刻着郭沫若撰写的墓志铭和田汉的悼诗。墓前方，立有汉白玉雕聂耳全身立像一尊，高3.28米。墓同南侧，还建有聂耳纪念馆及墓园管理用房。截至2022年9月，聂耳墓已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十批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

聂耳纪念馆

聂耳纪念馆位于云南省昆明市西山景区内，坐落在聂耳墓园旁，落成于1985年10月。截至2022年9月，该纪念馆总面积12000平方米，基本陈列由聂耳墓、聂耳生平展厅及音像放映室组成，共有藏品426件（套），其中珍贵文物4件（套），以文字、文物复制品、图片介绍及音像放映和聂耳音乐演奏为主要展示形式。聂耳纪念馆已被评为第四批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第十批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

玉溪聂耳故居

玉溪聂耳故居位于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北门街3号，是一幢二层土木结构硬山顶建筑，坐东朝西。该故居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由聂耳的曾祖父聂联登于清代末期所建，后传给聂耳的父亲聂鸿仪，于1992年修缮并正式开放，于1997年被公布为云南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于1998年被公布为云南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截至2024年2月，玉溪聂耳故居总占地面积为1296.7平方米。

昆明聂耳故居纪念馆

昆明聂耳故居纪念馆位于昆明市五华区甬道街73、74号，始建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原系重檐店铺房。光绪三十年（1905年），聂耳的父母亲从玉溪来到昆明谋生，租住于此开了一个小医馆，取名“成春堂”。1986年7月，盘龙区人民政府将其命名为“聂耳故居”，并将其列为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聂耳故居升格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聂耳故居进行了修复。2004年，昆明聂耳故居被划入五华区。2011年，在原有基础上成立昆明聂耳故居纪念馆。纪念馆于2011年6月21日正式对外开放，展品以聂耳生平为主线，通过图片、文字的形式宣传和发扬聂耳的爱国思想、学习精神以及工作态度。

聂耳公园

聂耳公园位于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南门街南端，于1987年7月竣工建成，是以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为主，兼容文化、休息、娱乐功能的综合性公园。截至2024年2月，聂耳公园的占地面积共计13万平方米，分为纪念区、游乐区、文化活动区、休息区、儿童游乐区、花卉生产观赏区和公园管理区。其中，聂耳铜像是纪念区的主体。该铜像所塑造的聂耳双臂高举、呈打拍姿态，仿佛正在指挥《义勇军进行曲》。

聂耳音乐广场

聂耳音乐广场位于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北片区，于2006年7月竣工落成，是玉溪市中心城区20平方千米生态文化区的核心区域，属于聂耳文化标志性建筑。截至2024年2月，聂耳音乐广场总占地约93亩。其中音乐舞台区由音乐舞台、音乐浮雕柱等组成，面积达35130平方米，整个区域可容纳1万多人。音乐舞台的设计理念取义于太阳、小提琴，由水体环绕，东西两侧设五线谱桥，分别以《义勇军进行曲》和《走进新时代》的部分乐谱为铺装底图。这些元素共同营造了“音乐永远为人们所怀念”之意境，并表现出了聂耳精神以及“音乐与日同辉”的思想理念。

聂耳纪念碑

聂耳纪念碑坐落在日本藤泽市鹄沼海岸边上，于1954年建造而成。1956年，因台风引起的海啸席卷了藤泽市海岸所有建筑物，聂耳纪念碑主体部分被冲进大海。1965年，在藤泽市人民的支持下，一座新的聂耳纪念碑在原地建成，郭沫若应邀为纪念碑题写碑铭“聂耳终焉之地”，日本戏剧家秋田雨雀也为好友聂耳题赠碑文。1985年聂耳遇难50周年时，聂耳纪念碑广场落成。截至2020年6月，这里已被开辟为聂耳纪念广场。

昆明学院聂耳音乐学院

2021年4月27日，以聂耳命名的昆明学院聂耳音乐学院揭牌成立。这是一所本硕一体化新型艺术类专业学院，首任院长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音乐教育家戴玉强出任。自2021年9月起，该学院将招收音乐学专业（实验班）学生。自2022年起，该学院正式面向社会招生。

2022年2月14日，云南省玉溪市于聂耳纪念馆启动“聂耳和国歌”音乐文化系列活动，利用主题书画展、音乐节等多种形式表达对聂耳的深切缅怀，并对聂耳文化遗产加以保护、挖掘和塑造，进一步传承红色基因与聂耳精神。

2022年7月17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藤泽市政府、聂耳纪念碑保存会、在日中国企业协会及近百名中日友好人士，会聚日本藤泽市聂耳纪念广场，参与聂耳纪念活动，共同缅怀聂耳这位中国音乐家，并向聂耳纪念碑献花致意。

2023年7月17日，聂耳诞辰111周年纪念活动暨聂耳遇难88周年纪念活动在日本藤泽市举行。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藤泽市政府、中国昆明市政府、聂耳纪念碑保存会等中日各界百余人聚集在聂耳纪念广场，向聂耳纪念碑敬献鲜花，共同缅怀中国音乐先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作曲者聂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