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光曲》是1934年由蔡楚生编剧和执导的剧情影片，王人美、韩兰根等主演，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影片代表作之一。该影片由民国著名电影人厉麟似等审定并推介参加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荣获第九名，被誉为中国首部获得国际荣誉的电影。

东海渔民徐福被渔霸何仁斋逼租，惨死海上后，其妻又被迫当奶妈抵债。十年以后，何仁斋之子子英由徐妈哺育长大；徐妈的孪生子女小猫小猴兄妹俩也由祖母抚养到十岁。一天，徐妈闻知婆婆病危，失手打破何家一件古董，被逐回家。又过了八年，小猫小猴已经成人，继承父业，仍租何家渔船出海捕鱼。子英则秉承父命出洋攻读渔业。他与徐家兄妹从小在村里长大，临行到海边告别，小猫小猴唱《渔光曲》相送。徐妈夜间补渔网，渐渐发现自己看不清东西，未几即双目失明。不久，东海渔村遭海匪洗劫，徐家兄妹偕盲母流落上海，兄妹俩找不到工作，出去拾垃圾。偶然发现傻傻的哥哥有喜剧脸，妹妹唱歌也很好，于是跟舅父卖唱度日。何仁斋也迁居上海，与梁月波合办华洋渔业公司，续娶交际花薛绮云为妻。两年以后，子英学成回国，遇见徐家兄妹，正巧他们刚被无罪释放，买了肉准备给妈妈补补，谁知道回家发现一片废墟，妈妈和舅舅都死了，子英掏出百元钞票相助，妹妹不要，于是他把他们带回自己家。何父回来，把他们赶了出去，子英和他大吵。他上楼后，想着梁串通薛绮云席卷何家资财潜逃，又怕被问责，又气又急，拿出手枪自杀了。子英深悟自己改良渔业的主张无法实现，决定与徐家兄妹同到渔船劳动。不幸的是，小猴因捕鱼受重伤致死，临死，他央求妹妹唱《渔光曲》诀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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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之所以在当时广受欢迎，在于影片的立意与创作者的态度。“为民生请命、为时代立言”是任何一位有良知的艺术家所无法逃遁的责任，更是成就佳作与杰作的必要先决条件。童年时，蔡楚生在海边生活的经历，使他对渔民的日常生活十分熟悉，也对渔民所遭受的苦难寄予着深厚同情。在这种真实饱满的热情鼓舞下，蔡楚生创作了《渔光曲》的剧本并投入拍摄，向我们展示了一种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底层苦难人生。

电影同名主题歌《渔光曲》在片中出现多次。在为影片配乐之初，任光谱写了一首《渔村之歌》，但是导演认为歌曲的旋律太过优美，与影片的基调有些出入，后特意与任光一起深入渔民的生活，体会渔民内心的疾苦。任光带着对渔民生活现状的悲悯与愤怒，创作了这首《渔光曲》。

作词人安娥是经任光介绍进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工作。1933年，蔡楚生约请安娥为《渔光曲》创作歌词，早年在大连的渔民生活和自己的坎坷人生使安娥有感而发，落笔成金。

《渔光曲》因采取外景实拍，并采用国产设备录音，使得拍摄周期达18个月之久，这在当时实属罕见，其精良程度在三十年代看来绝对算得上大片。

影片在浙江象山县一个叫石浦的渔村实地拍摄。为了尽可能地还原真实、增进感受，1933年9月，蔡楚生率三十多人去体验生活，出主演和工作人员，聂耳作为《渔光曲》的配乐人员也一起来到了石浦。原本准备工作一个多星期，不料却被阴雨困住，一下子逗留了一个多月。剧组在石浦租了一条捕鱼的船，稍稍有点风浪就颠簸起伏翻腾不止。因自然条件恶劣，担任影片摄影的周克身体欠佳，出海后吐得起不了床，故拍的镜头少得可怜。王人美还跟着一位渔家姑娘学习摇单橹船，为了拍电影，胳膊练肿了她也没停下。聂耳本来没有演出任务，但有演员水土不服病倒了，他就顶了上去，演了一个遭遇海上风暴幸存的渔民，虽是客串，也演得相当出色。而船主横征暴敛、附近海盗横行、地方国民党党棍滋事骚扰，无形之中更加丰富了全体演职人员的创作体验，对渔民所遭受的自然灾难和重重压迫感同身受。

《渔光曲》刚上映时反响并不大，是上海一位姓胡的富商之子观影后觉得国产片可与外国一流影片媲美，不成功是宣传不够所致，便说服父亲自费刊登广告，他在上海《新闻报》上匿名用两个大张版面，印下超级大的“渔光曲”三个字，每个字尺寸足有一部电话机那般大。

艺术价值

《渔光曲》无论是在艺术结构与镜头运用上，都突破了早期中国电影的影戏观念，格调凄婉而压抑，节奏缓慢而抒情。在保持了蔡楚生前几部作品中的故事感人、情节曲折、悲喜交织、情趣盎然、观赏性强等特点外，又突出了真实与细腻。通过贫苦渔民的悲惨遭遇，以凄婉的笔调描写了当时居民的苦难生活，显示了导演艺术技巧的成熟。作为配音片，《渔光曲》可以看作默片向有声时代转变的特殊时期的产物，既保持了中国默片视觉表现上的高水准，也体现出一些对于声音手段的有益探索。

影片以现实的题材、动人的情节、通俗的手法和精炼的技巧，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在故事性和抒情性的结合上，画面造型的美感追求上以及对待意境界的营造上，都有所探索和创新。影片表现手法质朴，却有很大的艺术感染力，开头和结尾尤为动人，前后对应配以清新真挚的主题歌，达到声情并茂的艺术效果（中国网）。

《渔光曲》另一特征在于其鲜明的民族风格。包括前半段对于渔海风光的展示，尤其是合着《渔光曲》的旋律所插入的想象画面。而影片信手拈来的“比兴”手法，深得中国传统美学意蕴的旨趣。影片同名曲由俄罗斯一首古老丧歌改编而来，体现出突出的民族风味。歌曲在影片中前后出现三次，情境皆有不同，透过朴实旋律和歌词唱出了渔民沉重的劳动和被剥削的贫困生活，表达了他们心中的悲愤，有力地渲染了影片的主题，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同时，影片塑造了相对丰满的人物形象。传统农业文明滋养下的青年徐小猫与徐小猴，被现实的铁壁无情地击碎了梦想，由农民向城市无产者的身份转换，也无力帮助他们阻挡猝不及防的现实挤压。而何子英显然是编导所钟情的对象，但他尽管满腔报国热忱、一肚人道心肠，面对这个世界也同样茫然无措。子英父何仁斋的冷酷虽为观众所唾弃，但在这一人物身上，也体现出地主阶层面对新兴商业社会的幼稚狭隘和无所适从的心态（新浪影视）。

现实意义

影片以渔民徐家的家庭悲剧为主线，描绘了在经济恐慌、民生凋敝的社会状况下，渔民灾难重重的生活，表现出作者对穷苦渔民的无限同情，贯穿了1930年代中国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同时，也围绕着这个渔民家庭的悲惨遭遇，深刻揭示了造成渔民深重苦难的原因：军阀混战，盗匪横行，渔业资本家的剥削和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等，真实地反映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渔村的社会面貌。又通过船主之子何子英这位新工商从业者的形象，探讨了“实业救国”的理想问题。影片上映之后，观众对农民的凄惨生活深表同情，对实业人士的认识也发生了巨大转变（新浪财经）。

如果说影片立足于现实的厚重感是时代所禀赋于创作者，那么通过精巧的构思和设计将现实传达至银幕之上则体现出创作者的智慧。在《渔光曲》中，可以清晰地感知到青年一代的成长印记、贯穿乡野凋敝、城镇凄楚的社会实景，苦情的渲染与悲愤的郁积从银幕上弥散到银幕外，创作者的那份拳拳赤子之心得以显露，对“为富不仁”的痛斥与谴责、对社会良知的珍守与呼喊，无不在强化着观众的心灵痛楚的同时发人深省（新浪影视）。

成功元素

《渔光曲》可说具备了三十年代商业电影的必要元素，编导蔡楚生，主演韩兰根，配乐聂耳，这种阵容已经为影片的成功打下了基础。加上蔡楚生眼光独到，大胆启用刚加入联华不久的王人美，她演绎的渔家女儿带着活泼、朴实、健康的“粗犷美”，为影片增色不少，也为当时“病态美”的电影界吹来一股新风（新浪音乐）。

蔡楚生反对口号式的宣传灌输，他清楚大众爱看什么样的剧情，那个年代的观影群众并不是高层次“白领”，“向大众走，把每个社会、每个集团的痛苦，表现出来“，反映现实的“苦情片”最能引发一般市民的共鸣。

其次，《渔光曲》的艺术追求与商业压力并不矛盾，蔡楚生倡导的都市写真与强调的电影技巧并不是故作深沉、远离观众的晦涩。《渔光曲》中朴实的画面衔接、口语化的人物对白、复杂而又充满巧合的故事情节、烘托剧情的背景音乐以及旋律优美的主题曲等元素都是在当下欣赏水平内引导观众审美的升级（李多钰主编《中国电影百年》）。

社会影响

《渔光曲》是中国电影三十年代的代表作品之一，以该片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电影关注社会底层，将他们凄惨的生活艺术化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作为中国最早的有声影片之一该片同名主题曲也成为传唱大街小巷的流行歌曲。主题曲《渔光曲》十几万张唱片一抢而空。

《渔光曲》的问世，在中国电影界引起了巨大反响。20世纪20年代末期，中国电影大都是神怪武侠这样脱离现实的商业片。1931年9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开始关注中国电影，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左翼电影运动，试图摆脱中国电影肤浅庸俗和哗众取宠的现状，《渔光曲》则首次在银幕上展示了那个年代中国底层劳动人民的悲苦人生。

1934年6月14日，《渔光曲》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上海北京东路780号，现名黄浦剧场）首映，正逢60年未遇的酷暑，人们照样端坐在没有空调的金城大戏院观看。该片连映84天，创下票房奇迹，不仅在上海引起轰动，也受到欧美人士关注。法国作家联合会副会长德瓦勒氏重金购取了全欧放映权。1935年2月20日，莫斯科举行国际电影展览会，《渔光曲》受邀参展，获得了由主席苏密德斯基颁发的“荣誉奖”，评判委员会的评语是“以其勇敢的现实主义精神，生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现实生活”。导演蔡楚生本人虽未能到场，但这份殊荣使他成为第一位享誉世界的中国导演。各大媒体纷纷报道，将其誉为“冲破中国电影圈向世界迈进、中西人士同声赞美的世界巨片”（央视网）。

获奖争议

关于《渔光曲》在莫斯科电影展览会获奖，被誉为“中国首部获国际奖的电影”一事，王人美在《艺坛生活漫忆》一文中写道，“《渔光曲》获得了荣誉奖，成为我国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的影片”。

然而，南京电影史学者陈智女士提出了异议，经她多番查证，《渔光曲》于1935年2月参加苏联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会，在参展27部影片中获得的名次是第九名，有1935年3月7日的《中央日报》为证。但那一届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会明确规定“第四名以后无奖”，因此第九名的《渔光曲》不能算获了奖。同时，她查到了电影教育家魏学仁先生的文章《中国教育电影与教学电影》，其中写道，《农人之春》于民国廿四年（1935年）7月25日参加在比利时举办的国际农村电影比赛，获得“特奖第三名”，评委们给出的理由是“描写中国农村生活，极为优美”，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上编)：1905-1976》也记录了这点（网易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