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证券化（Securitiz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的通常定义为：发起机构（通常为创新型企业）将其拥有的知识产权或其衍生债权（如授权的权利金），移转到特设载体，再由此特设载体以该等资产作担保，经过重新包装、信用评价等，以及信用增强后发行在市场上可流通的证券，借以为发起机构进行融资的金融操作。

知识产权证券化，对融资者、投资人和发展都带来新的机遇。对融资者而言，知识产权证券化的最大特点，是其能够在取得融资的同时，保留对知识产权的自主性。在证券化过程中，被转移到特设载体进行证券化的资产，通常是知识产权的权利人授权他人实施知识产权所取得的现有回报或将来的提成（应收账款），而非知识产权本身。

在证券化交易后，发起人仍可保有、并且管理知识产权。这种特点对创新型企业别具意义，因其在取得资金融通的同时，发起人还能对知识产权进行进一步改良或应用，持续提升其价值。此外，证券化融资还可以提供融资者较高的融资杠杆，取得相对便宜的资金。

从投资人的角度来看，知识产权证券化的产品具有较佳的流动性。而其风险与报酬在股票和债券之间，因此可作为丰富资产组合的良好投资标的。

而证券化所产生的破产隔离效果，可以使投资人直接投资看好的技术或著作，而不必过于担心发起人的经营状况。对于宏观经济的发展而言，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的存在，可使不同风险偏好者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从而提升整体经济的效用水平。从经济学分工理论的视角来看，创新型企业可以将风险资产透过证券化转移出去，更专注于知识创新与管理的工作；而专业投资人则通过资产组合来分散所承接到的风险。

知识产权证券化就是以知识产权的未来许可使用费（包括预期的知识产权许可使用费和已签署的许可合同保证支付的使用费）为支撑，发行资产证券进行融资的方式。

世界范围内最早的一例知识产权证券化实践是音乐版权证券化。在Pullman Group的策划下，英国著名的摇滚歌星将其在1990年以前录制的25张唱片的预期版权（包括300首歌曲的录制权和版权）许可使用费证券化，于1997年发行了Bowie Bonds，为其筹集到5500万美元。

Bowie Bonds的成功发行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极大地拓宽了资产证券化的操作视野。从国外的实践来看，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基础资产已经非常广泛，从最初的音乐版权证券化开始，现已拓展到电子游戏、电影、休闲娱乐、演艺、主题公园等与文化产业关联的知识产权，以及时装的品牌、医药产品的专利、半导体芯片，甚至专利诉讼的胜诉金。

知识产权证券化在整个资产证券化市场中所占的份额还很小，但是它已经显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态势。1997年当年的知识产权证券化的交易总额为3.8亿美元，2000年已达到11.37亿美元的好成绩。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无形资产在企业资产价值中的比重在近20年中大约从百分之二十上升到百分之七十左右，知识资产逐渐取代传统的实物资产而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所在。这就要求企业应该将融资的重点从实物资产转向知识资产。知识产权证券化正是顺应了这种历史潮流，为知识产权的所有者提供了以知识产权为依托的全新的融资途径，将知识资产与金融资本有效融合在一起，从而实现在自主创新过程中资金需求与供给的良性循环。

根据PullmanGroup的估计，全球知识产权价值高达1万亿美元。随着知识产权相关产业在世界各国的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以及知识产权商业化运作的加强，全球知识产权的价值还将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这就为知识产权证券化提供了丰富的基础资产。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前景是非常广阔的，在未来肯定会成为资产证券化领域的主力军。

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基本交易流程主要是：

知识产权的所有者（原始权益人、发起人）将知识产权未来一定期限的许可使用收费权转让给以资产证券化为唯一目的的特设机构（SPV）；

SPV聘请信用评级机构进行ABS发行之前的内部信用评级；

SPV根据内部信用评级的结果和知识产权的所有者的融资要求，采用相应的信用增级技术，提高ABS的信用级别；

SPV再次聘请信用评级机构进行发行信用评级；

SPV向投资者发行ABS，以发行收入向知识产权的所有者支付知识产权未来许可使用收费权的购买价款；

知识产权的所有者或其委托的服务人向知识产权的被许可方收取许可使用费，并将款项存入SPV指定的收款账户，由托管人负责管理；

托管人按期对投资者还本付息，并对聘用的信用评级机构等中介机构付费。

促进高新技术转化，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在传统融资方式下，资金供给者在决定是否投资或提供贷款时，依据的是资金需求者的整体资信能力，信用基础是资金需求者的全部资产，较少关注它是否拥有某些特质资产。只有当资金需求者全部资产的总体质量达到一定的标准，才能获得贷款、发行债券或股票。否则，则不能使用这些融资方式。我国很多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实际情况就是自身拥有大量的专利等知识产权，但由于其自身风险性高，整体资信能力较低且缺少实物资产，所以难以通过传统融资方式筹集到发展所需的资金，严重制约了其将高新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

国内高新技术知识产权转化率不到百分之十，传统融资方式的局限性是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知识产权证券化是一种资产收入导向型的融资方式，其信用基础是知识产权而非企业的全部资产。资金供给者在考虑是否购买ABS时，主要依据的是知识产权的预期现金流入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以及交易结构的严谨性和有效性，资金需求者自身整体资信能力和全部资产的总体质量则被放在了相对次要的地位。

知识产权证券化突破了传统融资方式的限制，破解了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将高新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手段，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率，有助于加快我国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进程，进而提高企业现有知识产权的收益。有了资金的支持和丰厚收益的激励，企业就有动力在原有知识产权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开发，继续新的发明创造。

使技术创造活动走向一种良性循环，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科技进步。另外，与转让知识产权的所有权来获得资金相比，知识产权证券化只是使企业放弃未来一段时间内知识产权的许可使用收费权，并不会导致其丧失所有权。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充分发挥知识产权的杠杆融资作用

同样是基于知识产权融资，但与传统的知识产权担保贷款相比，知识产权证券化能充分发挥知识产权的杠杆融资作用。一方面，知识产权证券化的融资额高于知识产权担保贷款额。从国际银行业的实践看，在传统的知识产权担保贷款中，知识产权的贷款与价值比一般低于百分之六十五，而知识产权证券化的融资额能达到其价值的百分之七十五。另一方面，通过知识产权证券化所发行的ABS的票面利率通常能比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支付的知识产权担保贷款利率低百分之二十二至百分之三十，大大降低了融资成本，提高了实际可用资金的数额。知识产权证券化能充分发挥知识产权的杠杆融资作用，最大限度地挖掘知识产权的经济价值，使知识产权所有者获得更多的资金。

降低综合融资成本

知识产权证券化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开辟了一条廉价的直接融资途径。

第一，知识产权证券化完善的交易结构、信用增级技术和以知识产权这种优质资产作为ABS本息的偿还基础，使ABS能获得高于发起人的信用等级，达到较高的信用等级，投资风险相应降低。SPV就不必采用折价销售或提高利率等方式招徕投资者。一般情况下，ABS的利率比发起人发行类似证券的利率低得多。

第二，发行ABS虽然需要支付多项费用，但当基础资产达到一定规模时，各项费用占交易总额的比例很低。国外资料表明，资产证券化交易的中介体系收取的总费用率比其他融资方式的费用率至少低0.5个百分点，提高了实际可用资金的数额。最后，发起人还可以利用该资金偿还原有的债务，降低资产负债率，提高自身的信用等级，为今后的低成本负债融资奠定良好的资信基础。

分散知识产权所有者的风险

在知识经济时代，一项知识产权在未来给所有者创造的收益可能是巨大的，但同时这种收益所隐藏的风险也是巨大的。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知识产权消费者消费偏好的改变，以及侵权行为等外部因素，都可能使现在预期经济效益很好的某项知识产权的价值在一夜之间暴跌，甚至变得一文不值。知识产权的所有者面临着丧失未来许可使用费收入的风险。知识产权证券化则能将这种由知识产权的所有者独自承受的风险分散给众多购买ABS的投资者，并且使知识产权未来许可使用费提前变现，让知识产权的所有者迅速地获得一笔固定的收益，获得资金时间价值，而不用长时间地等待许可使用费慢慢地实现。

另外，知识产权证券化作为一种债权融资方式，在为企业筹集到资金的同时，企业的所有者仍然可以保持对企业的控制权，从而保护企业创办人的利益。

中国已经初步具备了实施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可行性，除了政府的政策支持以及资本市场资金供应充足外，还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适宜证券化的知识产权已初具规模

从国外的实践来看，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基础资产主要是专利、商标权和版权。国内这几种知识产权发展迅速，数量已有相当积累，而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中国专利申请总量已经突破200万件，2001年以来三种专利受理量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百分之二十，发明专利受理量年均增长率超过百分之二十五。截至2005年上半年，中国累计商标注册申请已近387万件。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和商标的年申请量已居世界第一，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为国内申请。中国还拥有许多优秀的电影、音乐、图书作品，市场认知度较高，适宜进行证券化的操作。而且随着中国政府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保护范围的加大，保护技术的成熟，知识产权交易日益活跃，越来越多的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得以形成和体现，中国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基础资产能得到持续的、充足的供给。

有利条件

中国已有的资产证券化实践为实施知识产权证券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经过多年的讨论和呼吁，中国的资产证券化终于从理论探索走向了实践操作。从2005年开始，中国已有多只资产证券化产品成功上市，如“中国联通CDMA、网络租赁费收益计划”、“开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建元”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莞深高速公路收费收益权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中国网通应收款资产支持受益凭证”、“远东租赁资产支持收益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等。这些已有的资产证券化实践既有金融机构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又有非金融类企业的资产证券化。它们为中国将来大规模、有序地开展资产证券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还能推动与资产证券化有关的税制、监管和法律法规逐步建立和完善，培育市场和投资者，提高参与者、投资者和监管者对资产证券化的认识和理解。这就为在中国实施知识产权证券化扫除了一定的障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资产证券化的应用范围不断在扩大，经历了贷款类资产、应收款类资产、收费类资产等。在这些演变触及知识产权领域前，交易的概念或原理有较大相似性，因为所涉及的资产大都是经济活动中自然产生的财产或权利，比较容易被观察和掌握。然而，知识产权在很多方面不同于这些人们习以为常的财产或权利。知识产权是国家主权透过法律手段平衡各种冲突目的而制造出来的一种无形权利，其特性与普通资产相比殊有不同。当传统的证券化操作应用于知识产权这种无形的权利时，将引起一些特殊的风险。

将来债权的实现存在待履行性

知识产权证券化中的参与者主要是知识产权的授权方、被授权方、特设载体和投资人共四方。授权方通常是证券化的发起人，他把将来某一时段中可向被授权方收取的权利金（将来债权）一次性地转让给特设载体，然后由特设载体透过证券化操作，向投资人发行证券。特设载体将来在陆续收到权利金时，便根据约定扣除相关行政开支，余额以证券本息的形式向投资人按证券所记载的条件支付。追本溯源，在知识产权证券化中，支付证券本息的来源，通常就是知识产权授权合同。然而，知识产权授权合同的高度待履行性（executoryc ontract）却成为风险的来源。也就是说，授权方（证券化的发起人）往往必须承担若干合同项下的实质义务，而如果他没有按合同履行，被授权方可以拒绝支付部分授权金，如此一来，特设载体便无法取得原先预期的现金流，也就无法依照约定向证券投资人发放本息。对照来看，以企业贷款或住房按揭为基础的将来债权，其债权的实现通常只是时间因素，并无实质的合同义务等待发起人履行。两者相较之下，突显出了知识产权证券化的独特风险。

由于知识产权证券化存在这种风险，因而对于产生现金流的基础交易内容必然需要有高于其它资产证券化的揭露要求。以住房按揭证券化为例作比较，其中涉及的基础交易是银行与业主间的贷款协议。在证券化进行时，银行方已经发放贷款，因此即使不揭露贷款协议的内容，投资人也够理解银行所享有请求权的本质。然而，由于知识产权授权合同的待履行性，如果不充分揭露发起人(授权方)在合同项下的义务和履行的能力，投资人将无法真实评断证券所蕴含的风险。基于此原因，发起人应该被要求对授权合同的待履行性做出说明，包括发起人所需履行的义务、履行计划和手段以及用于履行的资源配置等。此外，发起人应对其履行的状况进行持续披露，而具体的披露程度可以按比例原则，视发起人所被期待的履行程度大小而定。

基础资产的可重复利用性

知识产权的可重复授权性是异于其它被证券化资产的重要特性。知识产权在每次授权中，都可以产生新的合同债权。这种可无限重复利用的性质，一方面是知识产权的潜力所在；但另一方面，却也产生了其它资产证券化所没有的风险。假如发起人在证券化交易后对新的被授权方进行授权，虽然发起人可因此得到新的收益，但却可能因被授权人总数的增加而使原被授权方面临竞争，甚至收益下降。由于授权金的计算一般都与被授权方的收益挂钩，因此原被授权方的收益下降，将导致流人特设载体收取的现金流减少，最终影响对投资人的本息收益。注意到这种可重复授权性，在特定的条件下也可能为证券化的参与者带来利益。以信贷资产证券化为例作比较，如果信用贷款的某一个债务人发生违约，则这笔应收账款可能无法回收，因而将使证券化的现金流减少。但在知识产权证券化中，如果出现类似的违约事件，由于无形资产不存在被消耗或用尽的情况，所以知识产权可为新的被授权方利用，从而能产生新收益来补充现金流。例如，在美国知名运动服装品牌Athlete'sFoot的商标权证券化案例中，发起人以商标授权合同和加盟合同产生的权利金进行证券化。证券发行后，一家主要的加盟商(被授权方)意外破产，但这个意外却未影响到投资人利益。其原因，就是该破产加盟商所经营的门市店，在很短时间内就被新经营者接手，而根据证券化交易各方的约定，新经营者很快就得到加盟授权，因而有新的现金流产生，弥补了因该主要加盟商破产所造成的收入短少。

此外，知识产权在不同权利人间具有可分割性。这种性质与前述的重复利用性有所相似，都是源于知识产权的无体性本质。但也有所不同，因为分割的结果可以使一个以上的权利主体对同一知识产品分享利益，而同时各主体间的地位彼此独立，权利互不干涉。例如，著作权的发行权、复制权或表演权可以分属于不同人，或者分属于国内外的两方。这种对权利范围的划分，可以简单地由授权合同决定，合同如何描述，就可能产生出什么样的权利来。在证券化交易案例中，常见到这种切割操作。例如，在知名的Chrysalis音乐著作证券化案例中，发行人只取得著作权中的发行权，但其可以将这项权利将来产生的收益进行证券化。另外，在DreamWorks电影著作权证券化的案例中，发行人将其国内戏院与电视频道的收益权保留，而将其它的著作财产权切割出去进行证券化。这种可分割性固然为证券化交易带来弹性，却同时也带来风险。正是因为这种权利的分割可以由合同简单地达成，因此不容易被非合同方所察觉。如此一来，一旦分割出来的权利彼此重叠、矛盾或混乱，甚至导致必须由诉讼解决，那么尽管证券化中的投资人最终取得胜利，证券价格的波动已足以使投资人的权益受损，并且危害了经济稳定。这种风险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授权合同的存在不为合同外的第三方察觉，这可能是因为非合同方不够谨慎，受到故意欺瞒，也可能是未进行合理的调查而造成的。考虑这些原因在权利主张上的有效性，其实就是进入了权利登记公示制度的运作范围。如果有一套清晰有效率的登记制度，可以明确地依照登记的先后范围来决定权利冲突人在对抗过程中的优先性，而这种对抗的过程对经济稳定产生的不利影响便能够得到控制。

解决这些风险最直接的措施，就是必须使知识产权的权利变化相对容易地为人所知，而这就牵涉到登记公示制度的设计。美国在知识产证券化的实践中，发现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而开始探索知识产权一元化登记制度。也就是利用信息技术，将涉及知识产权权利转让、担保、授权的各种交易登记公示信息整合起来，成为供大众网上查询的登记系统。由于信息技术的进步，构建这种高效率的登记查询系统变得切实可行。从前为了取得一项信息，必须跋山涉水，到达信息材料的保存处，在实体的文件中搜寻，登记或搜寻需要很大的经济成本，因而使得这种解决路径缺乏可行性。而现在信息科技的进步已能实现在弹指之间穿越空间，去读取大量的数据信息，因而成本的问题得到合理控制。固然，这种登记有可能对知识产权的权利行使产生某种程度的不便，但这种登记揭露要求可以选择性适用，例如仅对拟进行证券化或已被证券化的知识产权实施。

产权范围的不稳定性

知识产权权利的本质是基于国家权力的作用，赋予个体在某种知识产品上的独占权利。换言之，知识产权的存在是法律运作下的人为行政结果，而不是在经济活动中自然出现的。知识产权原始权利的取得以及权利范围的界定，势必有人为行政的参与。然而，人为的行政不可避免地受到知识、经验与资源的限制，可能出现疏失。所以，不论是审查程序还是审查程序外的司法程序，随时都可能造成知识产权权利范围的变化或消灭。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由其产生的现金流便受到影响，甚至可能消失，证券投资人便无法获得预期的本息偿付。

在其它资产证券化交易中，对于这类的权利瑕疵风险，一般是透过律师和会计师的尽职调查来掌握。然而，这种做法在知识产权证券化中有所局限。就知识产权而言，侵权或无效案件的判断具有高度专业性，也常有模糊地带，因此在技术上很难通过一般法律的尽职调查和有效辨明。即使有相关领域的专家协助，有时也未必能绝对确定权利的范围。

如在专利申请案中，权利要求书（claims）的字句通常是申请人与审查人斟酌、协商的结果。基于人类智慧的限制，这种协商不可能穷尽古往今来，因而即使专利权证书已经颁发，权利人也无法排除其被授予的权利与其它专利有所重叠，以及因此而受到挑战的可能。在商标注册制度的实践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这说明了知识产权权利范围的界定，在很多情况下属于知识产权制度下的不可能，必须借助司法制度来完成。

在诉讼还没有真正来到前，没有人能够保证知识产权是否完整无暇。然而，不论这种风险大小如何，只要证券化的当事人能将风险情境进行归类，就有可能透过协议来进行风险分担。例如，交易当事人可以规定在权利出现瑕疵时，各方所应担负的责任和享有的权利，如：请求损害赔偿权、降低价金、解除合同、请求继续履行、请求违约金、中止支付价款，或是以各种形态对于责任或权利加重或免除责任等。而这种协议约定，必须以清晰的民商法框架为基础，如此交易各方才能确知对于风险分配的约定，具有法律效果的可预见性。其实这种风险的本质是属于知识产权制度的内涵风险，它伴随着制度而存在，因而难以透过制度内的调整或合同安排完全消除。然而，以消除的风险却可以转嫁给合同外的第三方。这就如同搭乘交通工具，人们总想得到出行的便利，但交通意外却不可能根本地消除，因此人们购买保险，将意外发生时的经济风险转嫁给肇事人和受害人以外的第三方。循着这种思路，欧美在实践中已经逐步探索出知识产权保险这种险种。

市场价值的不确定性

知识产权及其衍生权利的价值，受到消费者、市场条件和替代品等因素的影响极大，因此市场的价值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产生变化。例如，当大众口味发生改变，受人欢迎的著作可能逐渐变得乏人问津；某一项技术在较佳的替代性技术出现后，可能会很快地从市场上消失。这种市场价值的不确定性，其实是以上几种特质在经济活动中透过市场机制而表现出来的外在现象。例如，知识产权的权利产生是基于政府行政的结果，所以其存在和范围有不确定性，而一旦出现挑战，则价格就会滑落。又如，知识产权价值的实现来自于不同主体间透过授权或权利切割进行分工而形成的产业链条，在此链条中，一旦某个主体发生变化，供需的变化将会影响链条上各类产品的价值。这种市场价值的不确定性，自然局限了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发展。然而在实践中，人们也摸索出了针对个别知识产权所适用的回应措施。例如，在电影著作权证券化中，银行家从过去的经验观察到，电影上映第一周的票房收入，与电影最终所能产生的总创收具有高度相关性，因而可以借此相对准确地预测将其证券化的估值。可以说，这种解决方案是个案式的，并没有适用于所有知识产权的标准方案。然而对个别的标的而言，只要合理的方案被找到，则证券化成功的机会便大大地增加。

价值难以确定的原因除了市场因素，还可能来自于知识产权权利人（一般就是证券化中的发起人）本身。被授权人向发起人取得授权的原因，除了知识产权本身外，通常还因为考虑到发起人本身的市场规模、经营团队组成以及其所能掌控的相关资源。纵然某一项知识产权可以从授权中产生庞大的现金流，但该知识产权与发起人隔离拍卖时，其将脱离发起人所掌握的资源，因而能够变现的价值可能相当有限。根据国外学者的统计，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知识产权在破产清算程序中的价值将急速下降，每月降幅可达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五，远远高于土地或其它实体资产。面对这种风险，有效率的破产程序可以减少知识产权在程序中的价值减损，这有赖于破产法框架的合理构建，也包括了考虑透过特别法的方式，来规范破产程序中适用于知识产权处置的例外规则。至于知识产权市场价值的发现，则有赖于专业团队与畅旺的交易市集来达成。以美国为例，由于上述知识产权在拍卖时快速贬值的特性，实务界体认到速度是知识产权变现的关键，致力于打造一套以各种专业人员紧密合作为基础的作业流程，借以缩短知识产权变现的时间。检视我国在这方面的现状，可以发现我国在交易市集的构建已经初具成效。然而，现有的产权交易市集仍侧重技术交易，对著作权和其它类别的知识产权仍处在探索阶段。相较于交易市集的建设，我国在中介机构和专业人员方面则较为缺乏。特别是市场上还较少有跨领域、跨学科的人才与团队来提供财务、技术与法律的整合性服务，这是有待努力的方向。

知识产权的公共财产性质

具有高度应用性的知识产权，可能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柱，能够产生巨大产值。从社会整体的利益而言，某些知识产权消的影响不容忽视，特别是核心的工业技术、维持民生健康的药品专利，或是源远流长的民族品牌等。由于知识产权具有这种公共财产的特性，因此知识产权证券化必须要考虑到交易的外部性。

此外，从融资的效果来看，其它资产证券化影响到相对少数的市场参与者；而知识产权证券化却能影响不特定的社会多数。知识产权证券化可以比喻为一种制度机器，因为杠杆效果的存在，制度使用者的影响力得到扩大。不同于其它证券化中的有形资产，知识产权可以不断被重复使用，这种特质或可比喻为智能之火，只要提供良好的环境和资金作为燃料，就可以不断地燃烧扩大。正面可以推动生产、造福人群，反面却也能毁灭财产、造成损失。如果发起人将这种融资方式用于有害社会安定、秩序或是存有争议的知识产品，则知识产权证券化便成为一种扩大道德风险的制度。前述的杠杆效果，将使在知识产权制度下利害冲突的平衡点被改变。也就是说，知识产权制度规定的审查、权利授予或权利行使的合法界限固然是以公共利益为依归，但是一项受到法律承认的知识产品，经过证券化制度的放大效果后，造成的社会成本却可能变得不可忽视。以网络游戏为例，日本已经将证券化应用在游戏软件的开发上。一款游戏的制作成本往往需要上亿元资金，制作过程中带动周边产业发展的效应也极其明显。当网络游戏完成后，内涵的故事情节、人物造型以及程序编写受到著作权法或计算机软件保护法的保护毋庸置疑。当这款游戏席卷上千万网民的注意，甚至使众多的在学青年过渡沉迷时，这便成了一个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对此有人主张，在学青年过分沉迷于计算机游戏是一种社会问题，应该控制；相对地有人主张开发此类游戏能够提升信息产业技术水准，应该予以鼓励。无论如何，这正是知识产权证券化一个具有争议的应用。从发起人乃至参与证券化交易各方来看，作为一个“经济人”，并不需要去考虑为此类应用所可能付出的社会成本，而事实上这种成本也很难纳人财务的测算中。这种风险由于具有外部性，因此必须有公权力的介人来调节。相应的监管机构应该在证券化交易前，对于相关知识产权的本要有一定程度的揭露，如此则便能以有限的行政资源，发挥调节风险的作用。当然，这种自律团体监管在理论上存有正反两种观点的争议，不过在实务上作为政府监管的补充，则是一种务实而折中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