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勇人（日语：池田勇人/いけだはやと，1899年12月3日—1965年8月13日），昭和后期政治家，日本第58任、59任、60任首相（内阁总理大臣）。出身于广岛县，京都大学毕业。

池田勇人，1899年12月3日，出生于日本广岛县吉名村（今竹原市），早年就读于熊本第五高等学校，京都帝国大学法律系毕业；

1922年，进入大藏省，战前历任玉造税务署长，宇都宫税务署长，和歌山税务署长，东京税务局长，大藏省直接税部长，大藏省财税局长等职；

1947年，任大藏省事务次官；

1948年，辞职，加入民主自由党；

1949年，当选为日本国会众议院议员，为吉田茂的得意门生，成长为政治家；

1951年，旧金山和会任全权委员，为吉田的左右手。任吉田茂内阁大藏大臣，因执行道奇路线实施均衡财政而出名。

1952年，任第四届吉田内阁通商产业大臣，因在11月27日众议院本会议上，就政府的中小企业保障对策中失言曰:“在现在通货膨胀向经济稳定转向时期违反经济原则而有不当投机的，就算有五间，十间倒闭也是无可奈何的”。翌日，在野党提对他的不信任案，结果在以鸠山一郎为首的反吉田派缺席之下，以二百零八票对二百零一票通过了不信任案，池田被迫辞职。在吉田被打倒后，池田留在自由党内。

1953年，任自由党政务调查会长；

1954年，任自由党干事长；

1955年，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为自由民主党后，任该党顾问；

1956年12月，任石桥湛山内阁大藏大臣；

1957年，任岸信介内阁大藏大臣；

1959年，任通商产业大臣；

1960年7月，岸内阁因安保斗争完结后辞职后，宣布参选自民党总裁，在恩师吉田的帮助下，得佐藤荣作公共投资三种为基本.致力经济政策。其经济政策令自民党民望高企，对外推行以繁荣经济为目的的经济外交和亲美外交路线。

1960年，日本国会众议院总选举中，令自民党获得战后最多的席次。其曾预言日美欧三极时代降临。

1964年7月10日，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以242票对160票打败佐藤荣作出任首相；

1964年9月9日，因喉癌入病治疗。出席10月10日于东京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典礼。其本不想辞职，但病情愈来愈严重，於是决定辞去首相职务，推荐同门佐藤荣作为继承人。佐藤因此而能继池田任首相。

1965年8月，去世，享年66岁。

在经历过60年安保斗争（围绕日美之间在1951年签定的安全保障条约而发生的斗争活动）后，池田勇人在温存了日美安保条约，让美国来负责日本的国防（这样有失主权的问题，曾是安保斗争的主旋律。但作为政治家，这种有失主权的问题也只能暂时打掉牙往肚子里吞。其实当今的不少国家在历史上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只是程度不同）的情况下上台，提出了“重经轻政”的政策。池田提出，政治先放一边，把经济搞上去再说。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把国民收入的水平提高，重视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和生产率，提倡技术革新和创新活动。池田勇人在中日关系中作出过重要贡献。池田勇人从1960年7月到1964年11月连续三次组阁。在池田内阁期间，廖承志同志与高碕达之助先生签署了发展中日长期综合贸易的备忘录，建立了寥高备忘录贸易（在日本简称）。

自从“日台条约”签订到1972年“断交”的20年时间里，日本与台湾的关系是在冷暖不均与左右摇摆中走过来的，基础并不稳固。日本池田勇人内阁时期，对日台关系进行调整，即调整过于亲台的路线而转向与中国大陆友好，把施政的重点放在国内的经济发展上，积极推进与亚洲各国的经济关系;但是由于“日台条约”的存在，中日关系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发展。

日本黄金时代

在国家高速增长的同时如何能够使民众有更强购买力？如果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没有随着GDP的增长比例而增长，社会生产力与消费水平的巨大反差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反之只有工人和农民收入倍增才能解决国家经济中内需不足、产能过剩问题。

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语假名：こくみん　しょとく　ばいぞう　けいか〉）”，在这个人口数字达到美国一半的国家发起了一场消费者革命，并成为了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

1968年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经济强国。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日本出现新的技术革命如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已经大量生产，而另一方面又出现产品积压，失业率增加。

20世纪50年代可以被认为是日本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准备和过渡阶段。资源从生产力相对低下的部门转移到生产力更高的部门，通过国外技术的进口加快了发展的脚步。1953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二战前的水平。

但是与此同时，日本社会并未就此稳定。1960年，日美就《共同合作和安保条约》签署了补充修订协议，引发了东京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此外，当时日本的劳资关系也十分紧张。在南九州岛Miike矿场发生了长时间的罢工。在当时日本出现新的技术革命如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已经大量生产，而另一方面又出现产品积压，失业率增加。1957年12月日本的完全失业者为49万人，1958年3月增加到92万人。这时任首相的池田勇人决定将国内的注意力引向经济发展。

1960年年底，深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池田勇人宣布启动了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池田勇人认为，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很快就可以稳定在年均增长7%左右。在此基础上，日本应当在1970年把国民生产总值从398亿美元增加到720亿美元。

不过，在当时的贸易支付差额和产能限制的情况下，许多人，包括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对日本政府设定7%的经济增长目标表示反对，认为这可能会加重通货膨胀的压力。普通的日本人一开始也并不相信这一计划。他们认为，虽然从表面上看，人们的收入翻一番是有可能的，但是通货膨胀会抵消名义上的收入增长。令日本民众惊讶的是，这一计划超过了预期，在短短7年内（1960-1967）就使日本人的收入翻了一倍，比制定该计划时预计的时间缩短了3年。

在短短10年中，普通人的收入真的翻了超过一番，从1960年到1973年，日本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2倍。失业率也保持在1.1%-1.3%的低水平。日本经济学者林直道在《现代日本经济》一书中指出日本的这种高速增长时期以前和以后相比，国民生活方式、社会形象、人们的思维方式，乃至日本列岛的面貌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就像换了个国家似的。

解决国民收入分化

日本政府引入了“最低工资制”，同时扩展了社会保障计划，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

这一计划规定：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

从具体措施方面来看，解决收入分化的问题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为此，日本政府引入了“最低工资制”，同时扩展了社会保障计划，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希望以此消除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此外，政府还增加了公共投资，制定了从1961年开始的公路建设五年计划、国有铁路的柴油机化和复线化，60年代初日本政府公共开支平均每年增加25%左右；在减税方面，计划从1961年开始，每年在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上共减税1000亿日元，同时降低利息、扶植公债和公司债的债券市场。

另一方面，池田内阁1961年制定了目的为“增加从事农业者的收入，使其达到从事其他产业者的生活水平”的《农业基本法》。1963年政府又制定了《中小企业基本法》，通过各种措施推动中小企业的设备现代化和专业化生产，以便提高它们的劳动生产率。

通过这些措施实现了国民财富增加和国民生活水平提高，首先让我们看看“国富”，1955年日本国民财富总额为20.2970万亿日元，1970年增加到160.5450万亿日元，增长了约8倍。而国民生活和社会文化各项指标即“民强”如各种家庭耐用消费品彩电、冰箱、洗衣机、吸尘器、微波炉、热水器、立体声音响等等普及率甚至达到90%以上。

日本人均报纸消费量比美国还要高。日本人成为了亚洲人中衣食住行水平最高的。教育的普及率提高也非常迅速，高中升学率1960年到1975年从57.7%上升为91.1%，大学升学率也从10.3%上升为34.2%，日本摇身一变成为高学历社会。

关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取得成功的原因，中村（Nakamura）在他的《战后日本经济》中指出，上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并不是出口，而是投资。从1952年到1970年，日本私人投资的数字增长超过10倍。

一方面，这得益于日本货币和财政当局五六十年代实行的合理政策，另一方面，高储蓄率为高投资率提供了足够的资金。1974年，日本人均可支配收入当年增长的幅度高达24%.尽管如此，高储蓄并不等于高投资，因此，日本政府还实行了控制外国投资的政策，以促使国内的高额储蓄能够转化为高额投资。同时，由于平衡的预算，政府开支也没有影响私人投资。

可以说，直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开始实施，对于经济将继续增长的信心才真正传递给了日本消费者。这一计划酝酿出的信心成为了日本消费者对之前的消费水平感到不满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旦他们对经济增长习以为常，生活水准的实际改善就成为了消费者群体关心的主要问题。工资上涨，而生活开支增加速度低于通货膨胀速度，消费热潮随之出现。

与之相应的，过去以出口为主的日本制造企业也开始为国内市场进行生产。

孙执中在《战后日本经济史1945—2004》指出的战后日本的消费革命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5-1964年，黑白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三大件是热门货，获得迅速普及，这是所谓的“旧三大件”，这些商品当时的价格平均在5万日元左右(按汇率约3000左右人民币)，约相当于日本职工2-3个月的工资。第二个阶段是1965-1974年，“3C”时代终于到来了、所谓“3C”，指的就是汽车(car)、彩电(colorTV)和空调(cooler)，这就是“新三大件”。彩电、空调当时的平均价格为20万-25万日元，约为当时职工2-3个月的工资（按制造业平均月工资计算，上世纪60年代后半期为6万日元左右，70年代前半期为13万日元左右。）

这10年间平均计算约为每月10万日元左右，小汽车的普及则是在70年代后半期，此时制造业工人工资在20-25万日元，当时每辆售价平均约为100万日元。

1961年第八届东京车展挤满了汽车发烧友，他们感到，拥有自己的汽车的时代开始了。1961年10月25日举行的第八届东京车展，其展示区域比前一届几乎扩大了一倍，展览时间也被延长到晚上8点。

如何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国民收入也能同步增长，是当前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透过日本池田内阁1960年12月制定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1970年度)，日本高速发展时期的一些经验教训也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理论根据以下村治为代表“高速增长论”

作为“代表并体现了战后日本高速度发展期的经济政策构想”的“国民倍增计划”，诞生于激烈的争论之中。

如何解决过剩的生产能力与市场销路之间的矛盾？当时的理论界有两派观点：一是“稳定成长论”，以后藤誉之助为代表，认为日本经济已经结束战争后的恢复时期，不可能再有新的高速发展，今后只能“稳定”增长。一是“高速增长论”，下村治为代表，认为日本正处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基础都处于技术改造时期，只要采取扩大有效需求的政策，就可以继续高涨，并精密计算出国民收入在今后10年可增加一倍。

池田勇人组阁后，内阁会议制定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权衡下村11%与经济企画厅7.2%两个对立的方案，池田内阁以头三年9%的增长率落定。这一计划更主要的意义，是作为计划背景的对高速增长的自信，为政府和经济界提供了日本经济看好的前景。

“经济增长”为手段，“国民增收”是目的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目标是10年，计划以“高速增长、提高生活水平、完全就业”为目标，最大限度地实现增长；计划国民生产年增长率平均7.2%；到1970年度国民生产总值增加1倍以上，最终达到26兆日元目标。为此，计划雄心勃勃地提出了5个中心议题：充实社会资本；引导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提高人的能力和振兴科学技术；缓和双重结构和确保社会稳定。计划的正文分为四部：总论、政府公共部门的计划、民间部分的预测与诱导政策、国民生活的将来。

在计划目的的阐述中，明确指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目的必须是，迅速地把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一倍，从而谋求通过增加雇用实现完全雇用，大幅度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致力于纠正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地区相互之间以及收入阶层之间的生活上的收入上的差距，以期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得到均衡发展.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日本政府制定的第一项政策，就是采取积极措施，提高工人、农民的购买力。对于工人，明确规定了进一步推行“最低工资制度”，以在“国民收入的第一阶段，就使收入差别不致扩大”。1961-1970年日本工人的工资指数增长了近1.7倍。(见表1)对于农民，政府规定了“生产者米价”，它远高于国际市场，是美国的2.7倍。米价带动整个农产品价格上涨，结果1960-1969年，农产品价格上涨为95%左右，而农村购入的工业品价格指数仅上涨30%左右。(见表2)“剪刀差”的缩小，一方面使农民积极购买生产资料，农业的全面机械化基本上是在这个时期实现；另一方面，买得起、用得起的生活资料，使一般耐用消费品得以在农村普及。这些都为工业品生产创造出了广泛的市场需求。

收入的全面提高，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高龄者与年轻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由于消费内容趋于均衡和一致，国民具有的“中流阶层意识”就形成于这个时期，后来近一亿人口的中产阶层成为日本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的重要因素。

“消费革命”刺激经济飞速发展

随着工资的提高，人们的食品消费比例下降，“恩格尔系数”稳定变化：1955年46.9%，1960年41.6%，1965年38.1%，1970年34.1%(到1988年仅为25.5%)。日本在第一次消费革命(1956-1970)中，开始由“生活合理化”向“更加舒适化”、追求“实现物质需求欲望”发展，进而引发了战后日本第二次(1971-1980，)和第三次(1981-)的消费革命。娱乐和交际费用或从无到有，或从少到多，比重也不断增加，保龄球、高尔夫球、旅行等休闲产业成为时尚。日本进入了“大众消费社会”。可以说，日本消费革命的不断升级，得益于“倍增计划”实施期间创造的“消费时代”所打下的物质基础。

更重要的是，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年增长11.6%(计划目标7.8%)，而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也达到11.5%(计划目标7.8%)，二者实现了同步增长。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造就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20世纪60年代，堪称日本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