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碕达之助，日本实业家，官僚。科技厅长官，通商大臣。早年留学美国，加入共济会，后在日本创办一系列企业，是满洲重工开发公司总裁，他创办的东洋制罐公司是日本最大的集装箱公司，晚年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曾任日中综合贸易联络审议会会长，积极促进中日贸易。

高碕达之助Takasaki Tatsunosuke（1885～1964）日本实业家、前通商产业大臣。1885年2月7日生于大阪府 高槻市一个农民家庭。1906年毕业于农商务省水产讲习所（东京水产大学前身）制造科。同年任东洋水产公司技师长。1912年东洋水产公司因经营不善，高碕辞职赴美任美国国际渔业公司技师，曾去过墨西哥和太平洋沿岸各地，1916年回国，与友人创立东洋制罐公司，并自任支配人。1934年创办东洋钢板、东洋机械等公司。

1939年，高碕为了寻找马口铁的原材料，至中国东北考察，此后他和中国方面的联系也就越发增多。1940年和佐藤尚武、小林一三等组图到意大利、德国访问考察重工业，回国后到中国东北创办满洲飞机制造公司，1941年受时任满洲重工业开发公司总裁鲇川义介的邀请，在满洲重工业开发公司帮忙料理业务。随日本实行战时统制经济体制，钢铁等战略物质的调配越发困难，东洋制罐公司乘势兼并了北海制罐和日本制罐等公司，于是基本放弃原来的业务而变成军需工厂。高碕把日本国内的工作交由他人经管，专注于满洲重工业公司副总裁一职，也就是说，在中国东北的经济经营活动成了他的主要事业。满洲重工业开发公司当时的业务是经营钢铁、煤炭、化学、机械等重工产业，故也是十足的日本国策公司，为此一直受到日本关东军和军部的严密控制，公司内虽然也设有数名中国副总裁，但大小权力全掌控在日本人手中。次年高碕升任总裁，在这个重要位置上，为维持日本战时经济而竭尽全力。还曾任中国伪满政府经济顾问、昭和制钢所、满洲轻金属制造，本溪湖煤铁、满洲矿山、东边道开发及鹤岗、溪城、西安、北票等煤矿的董事长。

日本战败后，1946年5月，进入东北的中国共产党军队方面要求高碕协助当地复兴产业，高碕以专搞经济活动、不参与政治和军事活动为条件，同意担任东北地区的产业调查所副所长一职。但不久，共产党军队撤退，国民党政府派军进驻当时高碕所在的长春一带，于是高碕又承诺帮助国民党政府方面复兴经济，并担任东北行营与中央政府资源委员会的顾问。1946年，国民党政府开始遣返在东北的日本侨民，高碕任东北日侨善后联络机构的主任，成为统一处理东北地区日侨回国工作的日方负责人。年底自葫芦岛遣返回国。著有“满洲之终焉”鼓吹其在东北的开发业绩，同年被整肃，和美国合资建立日本艾特纳公司和日本珐琅公司，自任总经理。并兼任东洋制罐公司，新日本化学等公司董事。1951年解除整肃，7月出席在巴黎召开的世界艾特纳公司经理会议，会后赴美国东北部重工业地区进行考察，还出席了美、加、日三国渔业会议，以太平洋输出渔业代表身份和美方交涉减税事宜。

1952年任日本电源开发公司（国营）总裁、东洋制罐公司会长、东洋钢板公司会长、大日本水产会会长等职。1954～1955年任鸠山一郎内阁经济审议厅长官，1955～1956年任该内阁经济企划厅长官。1955年当选为民主党众议员,后连续3次当选自由民主党众议员。1955年，作为日本政府代表团团长参加了万隆会议。1957年任农林省顾问，1958年1月任经济考察团团长赴埃及活动，5月任第2届岸信介内阁通商产业大臣。1964年2月24日因病逝世。

高碕原无党派，接近自由党鸠山派，1955年加入民主党，他虽与吉田茂不和，但与吉田的亲信白洲次郎，池田勇人关系尚好。与旧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关系密切，对前“满洲重工开发公司”3.5万名部署仍有影响，善于投机冒险，1951年曾利用美国艾特纳公司（后台是梅隆财团）策划建立“日本-印度联合制铁厂”。为此奔走欧洲、美国，日本有人称此计划为“满洲开发之再版。”1952年5月与三井财阀的向井忠晴和关西财团的小林一三筹组亚细亚协会，并派伊藤述史（前内阁情报局总裁，现中情局特工）赴东南亚活动。

高碕性格固执，有强烈的冒险心，也有办事能力，爱好动物，在家中蓄养狮子、老虎、鳄鱼和鹰和数百字各种各样的鸟类。他领导的东洋制罐公司是日本最大的集装箱公司，主导着东盟市场。

1955年万隆举办亚非会议，因美国不参加，日本执政党内也有人反对与会，但最终由鸠山首相决断，组成了由高碕任首席代表的日本政府代表团。这是战后高碕以政治家身分参与外交事务处理并和中国打交道的最初机会。亚非会议期间，日本外务省因顾虑国际政治的影响，反对高碕和中国代表尤其是周恩来总理接触，但高碕则认为中日政治家的晤面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故而对此持向前看的态度。于是，在亚非会议期间，高碕如愿与周总理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周总理赞扬高碕为中国东北的产业复兴所做的贡献，并邀请其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大陆，这个外交姿态也为日后高碕等构建对华长期备忘录贸易体制铺垫了基础。会谈期间，高碕通过解释当时日本所处的特殊国际政治背景，要求中方理解日方在处理对华关系问题上受到美国和国际秩序高度制约的被动地位。

1957年石桥湛山任首相期间，高碕因支持该内阁大力发展对华贸易，为此得到了希望打开大陆市场的日本企业家的拥戴。石桥之后，高碕支持岸信介组阁。第二次岸信介内阁成立时，高碕任通产省大臣。1958年因发生长崎国旗事件，致中日经济及文化交流完全中断，次年高碕为解决日本的生漆原料问题，欲凭借自己和中共领导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直接给周总理去信求援，但岸信介首相和藤山爱一郎外相，则以现职阁僚给非邦交国领导人致函极易引发政治外交问题为由，出面加以阻拦，于是联系工作便改成托人转达口信的方式。不久，高碕辞去通产相，担任大日本水产会会长、东洋制罐公司顾问等职。

1962年9月，时任大日本水产会会长的高碕，就扩大中日贸易的具体方案，与自民党国会议员中主张积极发展对华交流的领军人物松村谦三举行会谈，并确认了今后以新体制展开两国贸易的原则和具体做法：第一，下月由高碕率领日本钢铁、肥料、机械、海运、金融等业界的代表访华，展开贸易交涉；第二，高碕等访华期间，和中国方面缔结出口钢铁、肥料、机械、农药和进口煤、大豆、玉米、中药、铁矿石的长期易货贸易协定；第三，在做这些进出口贸易时，给予中方延期两年付款等贸易优惠条件11。

高碕访华团一行33人于1962年10月26日出发，11月12日回国。访华期间，高碕等和周恩来总理等中国政府领导人进行了三次会谈。11月9日，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签署了《关于发展中日两国民间贸易的备忘录》。并根据备忘录的两位签约人的姓氏分别为“廖（Liao）”和“高碕（Takasaki）”，将中日备忘录贸易命名为“廖高贸易”，或“LT贸易”。中日备忘录贸易协定的内容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备忘录，另是第一次协议事项。

备忘录的主要内容为：第一，两国民间贸易根据周恩来总理和松村谦三氏会谈的宗旨，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采取渐进及积累的方式加以发展；第二，双方同意发展长期综合的易货贸易，自1963年到1967年为第一个五年贸易期，在此期间平均每年进出口交易总额为3600万英镑；第三，中国主要对日出口煤、铁砂、大豆、玉米、盐、锡等商品，日本主要对中国出口钢材、化学肥料、农药、农机械和农具、成套设备等商品；第四，各项交易由日本当事者和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签订个别合同；第五，各项交易以英镑及双方同意的其他货币结算；第六，日本向中国出口的部分商品的延期付款和成套设备的分期付款的支付方式则另行规定。

在以上交涉过程中，高碕在两个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是关于日本对华出口合成硫铵问题，在相关品目的贸易交涉中握有决定权的业界主要代表缺席的情况下，高碕代为做出了决定，同意自1964年开始向大陆出口与输往台湾同样质量的合成硫铵商品；二是在赞同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的问题上，根据达成的协议内容，显然已经突破了事前日本外务省拟定的不就成套设备出口问题进行协议的原则。即高碕等以回应中方需求的方式，不仅同意在备忘录中明确记述自日本出口的商品中包括成套设备，而且在协议事项中还具体规定从1963年至1965年出口的成套设备支付总额，每年为100万英镑。因这个交涉结果，以致有学者认为日方的姿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碕个人颇具胆识的判断。

可是，就在中日备忘录贸易事业刚刚起步，尚需要高碕这样富于经验和有志于对华友好的人士继续为其掌舵之际，七十九岁高龄的高碕却于1964年2月24日离世而去。当天，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分别对高碕的家族发送了唁电。周恩来总理在电文中指出：“高碕先生在万隆会议上同亚非各国领导人共同创立了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并在以后的几年为发展中日贸易和增进中日友好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对实现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必有深远的影响”；陈毅副总理的电文称：“高碕先生生前将他的晚年献给了中日友好事业，并作了重要的贡献。高碕先生的逝世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事业的重大损失”。从中国领导人的这些电文中，我们除了可以感受到对高碕长期展开对华交流事业的高度评价以外，也可读出对逝者的钦佩和痛惜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