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桥湛山（いしばし たんざん，1884年9月25日—1973年4月25日），日本著名政治家、记者，日本第55任首相（内阁总理大臣）。毕业于日本私立第一学府早稻田大学。

石桥湛山，日本前首相（1956～1957）。山梨县人，1884年9月25日生于东京，幼名省三。1907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哲学科。1908年任每日新闻社记者。1911年转入东洋经济新报社，历任总编辑，主编和社长，写过大量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文章和经济评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转入政界，1945年11月加入日本自由党，任顾问。1946年5月，任第1届吉田茂内阁大藏大臣，后兼任经济安定本部总务长官，物价厅长官等职。50年代初期历任国际电气公司董事长、立正大学理事长兼校长。1954年因反对首相吉田茂而脱离自由党，同鸠山一郎等人于11月24日组成日本民主党。同年12月出任鸠山内阁（1954～1956）通商产业大臣；1956年12月，当选为自由民主党总裁，并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次年2月因病辞职。

后任自由民主党顾问，并致力于日中、日苏友好事业，促进相互间的经济、政治关系。1959年和1963年两次访问中国。1960～1961年任日苏协会会长。1964、1972和1973年，连续当选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总裁，一贯主张自由经济主义。1972年12月当选为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顾问。1973年4月25日因病逝世。著有《日本金融史》等书，后编为《石桥湛山全集》，共15卷。

1884年，石桥出生在东京日莲宗佛门世家， 学问僧杉田湛誓之子， 幼名省三，皈依佛门后改名湛山，但他却不是遵守清规戒律的佛门弟子。石桥从小头脑聪敏，也很顽皮，不愿再学习上下功夫，以至于上小学时两次留级。随着年龄的整长，他逐渐在学习上用起功来，先后考入东京第一高中和早稻田大学。石桥性格直爽，办事干脆，最突出的特点是善于独立思考，而不人云亦云，敢于坚持自己的见解。1907年，石桥从早稻田大学文学院哲学系毕业，次年经人介绍，到《每日新闻》社当记者。1911年转入《东洋经济新报》社，直到日本战败为止的30余年里，长期在该报社《东洋时论》月刊社任职，曾担任社长和总编。他以该刊物为阵地，挥动利笔，向扩张主义势力及其理论发起不懈的攻击。

石桥在大学的专业是哲学，在《每日新闻》社是负责文艺评论，到《东洋经济新报》社后，迫使他必须掌握经济理论，开始研究经济问题。他在自学经济理论时，不断开拓视野，研读过塞利格曼的《经济学原理》、托因比的《十八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史》、马克思的《资本论》等各种流派的名著，凭着勤奋与天赋，很快成为一位出色的政治经济评论家。早在明治初年开始，日本政府便在“富国强兵”的口号下，把向海外扩张作为基本国策，目光钉向中国和朝鲜。1889年，军阀巨头山县有朋更提出了“主权线”与“利益线”的侵略理论，使“大陆政策”理论化。随后，日本通过发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将侵略理论付诸行动，把朝鲜、台湾和南满洲当成殖民地。另一方面，日本社会也存在着处于非执政地位的产业型资本家阶层，他们从切身利益出发，要求参政，主张自由竞争下的和平经济。石桥湛山就是这些自由派的代言人。

1912年，28岁的石桥发表了“满洲放弃论”，公开谴责日本政府侵略满洲是愚蠢、危险的行为，认为不仅违反了道义原则，而且从经济合理主义出发也得不偿失，论证严密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他还在其他文章中，对所谓领土狭小，人口过剩、资源贫乏、满蒙是日本生命线、国防线等谬论，进行了深刻的批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政府派兵攻占青岛，夺取德国在中国的权益。对此，石桥坚决反对，连续发表了“论不可占领青岛。”“再论不可占领青岛”等文章。大隈内阁迫使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后，石桥立即撰文反击，认为条约的签订，对日本是一次根本性的大失败，对日本国民也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强烈要求政府抛弃帝国主义。对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干涉苏维埃革命，石桥也明确表示了反对立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利用中国的动乱，加紧经济渗透和军事干预，激起中国人民的坚决抵制和反抗，对此石桥深表同情。石桥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中，抨击政府的侵略政策，指出日本的侵略行径与沙俄侵略中国没有本质区别，要求政府撤回驻外军队，立即放弃在华特权，将占领地归还中国。1927年到1928年间，为了阻挡怒涛一样席卷中国的北伐军，田中义一内阁以保护日侨为借口，三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干涉中国内政。石桥在措辞严厉的文章中，谴责政府发动国民不愿进行的战争，称支持政府出兵的民政党是杀人帮凶，其罪与政府相等。

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武力侵占中国东北。日本政府开动所有宣传机器，为侵略行为涂脂抹粉。在法西斯势力喧嚣尘上的白色恐怖下，石桥不为所动，在事变发生的第九天，发表了提为“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方针是什么”的文章，明确指出，满蒙终究是中国的领土，日本想用武力解决满蒙问题，显然不可能达到目的。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国内迅速建立起军部法西斯专政，实现白色恐怖，自由发表言论已不可能。尽管如此，石桥也未趋炎附势，而是以婉转方式，对这场战争提出批评。纵观石桥在战前30余年的活动，可以认为，他是一贯坚持反战、反侵略活动的新闻记者，其主持正义，不畏权势，置逆流而不失节的斗争精神，难能可贵。

石桥在战前的进步活动，使他在战后博得很高的威望。1945年，他参加了自由党的筹建工作，后出任第一次吉田内阁藏相。但是，同鸠山一郎的经历相似，1947年5月，石桥在整肃中突然被占领军当局革除公职，理由是他在战前发表过内容不当的文章，这显然缺乏根据。实际是因为他担任藏相时，对占领军当局的指令不能唯命是从。从此，石桥在日本政治舞台上失去了身影，直到1951年6月解除整肃，他才结束没有监狱的监狱生活。

石桥恢复公职后回到自由党内，1953年任鸠山派自由党政策审议会会长，因受吉田茂排挤，于1954年11月与鸠山一郎一起退出自由党，接着与重光葵为首的改进党合作，组成民主党。同年12月，吉田茂下台，鸠山组阁，石桥入阁担任通产相。第二次鸠山内阁期间，实行了自由党和民主党的统一，成了了自由民主党。

鸠山首相兼自民党总裁执政两年，在实行日苏邦交后，于1956年11月5日正式提出辞职。围绕下任总裁即首相一职，自民党内各派系展开了建党后首次大混战，按石田博英的说法，参加这场争夺战的有去“七个师团三个联队”（师团意指为拥有20名议员以上的派系，指岸信介、石井光次郎、石桥湛山、大野伴睦、河野一郎、三木武夫、松村谦三、吉田茂等派。吉田派又分为池田勇人和佐藤荣作两派；联队意指拥有10名左右议员的派系，指北村德二郎、大麻唯男、芦田均等派）。自民党总裁选举时，岸223票，石桥151票，石井131票。因均未过半数，只得再次进行表决。由于石井派大部分转投石桥的票，决选结果，石桥得258票，岸得251票，石桥以7票优势获胜，当选为自民党第二任总裁，并继任首相，于1956年12月27日成立石桥内阁。

石桥上任后，曾多次发表施政演说。1957年1月8日，他在日比谷公会堂演讲时，把新内阁的政策主张概况为“五项誓言，”即国会活动正常化，严肃政界和官场纪律，扩大就业和增加生产，建设福利国家，确立世界和平。这五项誓言，前两项是关于政治方面的。石桥主张廉洁的政府，力图调解党内矛盾，进而消除派系，使执政党与在野党一起在国会发挥作用，保证议会政治的运行。第三、第四项是关于经济方面的。与以前历届内阁不同点是，石桥不但重视增加生产，还把社会就业，福利问题摆在重要位置，在实施这一政策时，提出减税1000万，公共投资1000万的口号，制定了积极财政预算，刺激业已高速起步的经济发展。第五项是外交政策。由于日苏已实现邦交，石桥便把重点放在改善对华关系上，对日中两国的民间贸易活动表示了支持态度。此外，在石桥的短暂任期内，使日本与厄瓜多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实现了邦交。

可惜的是，石桥因病未及实践上述主张，便匆匆告别了政坛。病因是参加母校早稻田大学为他举行的欢迎大会时，在露天会场着凉患了感冒。病情发展到肺炎和三叉神经麻痹，发生了语言障碍，不得不遵医嘱休息两个月。（官方对外宣称是肺炎，实际上的病因是脑梗）石桥是个责任心很强的人，为长时期不能亲理国务深感不安，于是从政治良心出发，向国会递交了请求辞职的《石桥书简》。石桥执政总共只有63天，在历届首相中，象他这样主动放弃政权的实在不多见。

石桥对中国人民一贯友好，病愈不久，便为实现日中邦交而奔波。1959年夏，在日中关系因日本政府的敌视而陷入僵局之时，石桥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要求访问中国。同年九月，石桥应邀来到北京，这是战后第一位日本前首相访问中国。访华期间，石桥与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并受到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的接见。

1963年9月，石桥再次访问中国。他利用自己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多次撰文阐述恢复日中邦交的积极主张，直接批评政府在对华问题上采取的错误立场。石桥的这些主张，对促进恢复中日友好关系起到重要的影响，但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右翼势力甚至骂他为共产党的走卒，对此，石桥根本不屑一顾。石桥的努力没有白费，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石桥在有生之年实现了夙愿，分享了中日恢复邦交的喜悦。

1973年4月25日，石桥逝世，终年89岁。周恩来总理致电表示哀悼，电文中说：“石桥先生是日本有远见的政治家，多年来为日中友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现在，石桥先生为之奋斗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已经实现，中日两国人民将永远纪念石桥先生。” 石桥晚年亲自整理出版了《石桥湛山全集》共15卷，那里记录了他一生走过的光荣足迹。

石桥湛山是日本著名的政治家。毕生站在“功利”的小国主义立场，明确地提出了和平与反战的主张。以“功利”的杠杆衡量外交取向，从多方利益的角度看待国际关系，主张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利益的“功利”外交思想，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建设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值得深入考察和挖掘。

主张和平发展、与亚洲近邻和平相处的“小日本主义”，如今在日本依旧发挥着影响力。

从东京火车站向西走10分钟左右，就到了架设在神田川上的日本桥。如今，东京的闹市是银座，但从浮世绘等日本封建时代的绘画上看，过去日本桥在江户（东京）的地位高多了。日本桥附近有家杂志社———《东洋经济周刊》，已有110多年的历史，如今依然保持着旺盛的批判精神，在日本“经济信息”泛滥的当下，实在难能可贵。

《东洋经济周刊》的报栏上有几位老主编的照片，其中一位是石桥湛山（1884-1973年）。虽然知道他在1956年出任过日本首相，是从新闻界进入政界、在日本政坛影响很大的人物，但1月25日在北京参加《朝日新闻》记者若宫启文的新书出版纪念会上，才对石桥有了新的认识。

若宫在其政治著作《和解与民族主义》（中文译本，2007年12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一书中，专设一章谈到了石桥，特别是他的“小日本主义”。

战前日本号称“大日本帝国”。石桥在任《东洋经济新报》主笔时，用“小日本主义”来反对日本军部的对外扩张路线。

石桥大学毕业后，一开始在东京《每日新闻》工作，后来进入《东洋经济新报》（《东洋经济周刊》的出版社）。在日本军部不断扩大对华侵略时，石桥以《东洋经济新报》为阵地，反对干涉中国内政，1911年就明确提出了“小日本主义”。从1912年开始，他先后执笔撰写了《欠缺智虑的国民》、《放弃满洲论》等社论。他在社论中写到：“我们对发动甲午战争时没有一个人主张反对战争至今都感到遗憾。同样，在日俄战争前夕，也没有就反对战争展开充分的议论，这太让人遗憾了。”

若宫认为，“小日本主义”的核心是放弃满洲。日本在取得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后，开始有了要吞并朝鲜、满洲的要求，而石桥用“小日本主义”来反对当时的这种社会思潮。他以大量的统计资料证明，拥有殖民地在经济上没有价值，大日本主义只是个“幻想”。

在《和解与民族主义》一书中，若宫写到：“1920年，石桥撰写了《日美冲突的危险》一文，认为日美两国不断朝帝国主义的方向发展，如果在中国迎头相撞，肯定会导致冲突，战争难以避免。”若宫说：“石桥独具慧眼，有如此预测，令人叫绝。”

战前，“小日本主义”没有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流，日本也因此损人不利己，遭受了重大挫折。

石桥在战后曾经短期担任过首相，但因为身体欠佳，很快就退了下来。日本当过首相的人，大都会在党内留下一个派别，但石桥并没有拉帮结派。若宫说：“他的思想通过石田博英、宇都宫德马、三木武夫（原首相）等鸽派继承了下来，并对池田勇人（原首相）、宫泽喜一（原首相）等人产生了影响。”

1993年，自民党分裂，一部分党员成立了先驱新党，其党首武村正义撰写了《小，但光辉四射的日本》一书，若宫说：“这反映了‘小日本主义’的思想。”先驱新党的理论家为议员田中秀征，他原是石田博英的秘书，继承了石桥思想。若宫在书中说：“宇都宫德马在自民党内创建了亚非问题研究会，是鸽派的据点。木村俊夫、伊东正义（原议会议长）、后藤田正晴（原副首相）先后担任该研究会会长，现任会长为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

主张和平发展、与亚洲近邻和平相处的“小日本主义”，如今在日本知道的人已经不很多，但日本战后60余年，和平、民主、不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外交努力，已经成为社会思潮中的主流。《东洋经济周刊》这样的刊物，能在所有书店买到。百年前的“小日本主义”，依旧发挥着影响。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现代化的目标明确而现实：富国强兵，首先从“强兵”切入。经过甲午战争的彩排，终于在日俄战争中胜出，于是认为强兵的目标已然实现。但这种共识在1945年被戳破，日本的百年强兵之路退回原点。日人痛定思痛，改弦更张，第一次把救国之梦寄托于对“富国”的诉求。没想到如此战略转型的结果，居然否极泰来，短短20余年便跻身经济大国之列，似乎一夜间，便雪清了几代人的国耻。

虽说得来全不费功夫，却难掩某种不能承受之轻的空虚。接着，经济泡沫的崩溃，让整个国家陷入萎顿，富国之路亦遭重挫，从此失去了煽动国民热情的凝聚力。毋庸讳言，日本走到了国家转型的十字路口。此后何去何从，既取决于国民的投票选择，同时也要看接下来的战略议题如何设定，尤其是后者，主要考验的是社会精英层的责任感与智慧。

自1990年代以降，日本社会思潮中与“普通国家化”（实质是成为政治大国，即“StatePower”）的战略议题相平行的，其实还有一种彻底反思、摒弃近代以来富国强兵战略，开创既不诉诸军事能力，也不诉诸经济力量的新思潮，即通过谋求国民的福祉，来实现国家的尊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存在感的“第三条道路”——民生大国（CivilianPower）之路。这种思潮潜滋暗长，终将对日本的内政、外交造成深远的影响。

1990年代初期，日本出版了由日本著名记者、《朝日新闻》专栏作家船桥洋一领衔主编、8名学者合著的《日本战略宣言——面向民生大国》一书，提出在和平、发展、人权、环保等领域，“日本必须发挥强大的指导能力”，“经济力量必然成为军事力量这一‘历史法则’是不存在的。决不能把日本的经济力量变为军事力量，而应把它发展成为全球性民生大国”等主张。可以说，这是日本主流社会发出的、具有相当代表性的远见卓识，它表达了一种全新的、契合21世纪全球化视点的世界观、发展观。如此政治理念的出台，并非空穴来风，不仅基于对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日本所走过的历史道路的深刻反思，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是对战前“小日本主义”理论的隔世回响，可谓其来有自。

所谓“小日本主义”，顾名思义，是一种根本有别于岸信介的“大东亚主义”和吉田茂的“脱亚入欧”口号的截然不同的亚洲观，其首倡者是被称为“保守左翼”重镇，战前做过《东洋经济新报》主笔、总编的著名政论家，战后短暂地出任过首相的石桥湛山。

“小日本主义”的理论核心，是“放弃满洲”论。基于受甲午、日俄战争胜利的鼓舞，日本社会中出现的要像兼并朝鲜那样并吞“满洲”的民意，石桥以大量统计数据和翔实的材料，论证拥有殖民地不仅在经济上没有价值，而且会过度增加军费开支，压迫国家财政，最终导致国民生活恶化，进而有引发毫无益处的战争的危险；尤其会刺激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并导致日本与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对立，使国家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反而不利于日本的发展。

以鲁迅研究著称的日本著名思想家竹内好在战前对石桥一无所知，战后读了《石桥湛山全集》后非常吃惊，感慨道：“多年来一直在寻找既是自由主义者，又是亚洲主义者的人，差不多快要绝望了”，而这样的人终于找到了。战后，石桥始终如一地扮演着中日关系正常化先驱者的角色，从1950年代末起，数次访华。其基本立场是日中间因意识形态而对立是一种不幸，两国将来的命运是要加强合作，政治与经济不可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日美中苏和平同盟”的构想。他在同周恩来总理会谈及国内外的各种场合，不断地强调、完善这一构想。可以想象，在剑拔弩张的冷战环境中，日本在其中扮演的尴尬角色，注定了石桥政治理念始于理想主义，终于理想主义的悲剧命运。然而30年河东河西，不可思议的是，冷战结束后，其被认为“理想主义”的构想反而越来越接近现实了。也许，这正是思想所具有的穿越历史、超越时空的前瞻性。

1990年代中期，正值战后50周年之际，与政界中“战后总决算”的声音甚嚣尘上、空前高涨的事实相对照，日本出版界、学界曾有过一场静悄悄的“石桥热”。石桥像挑战风车的唐吉诃德似的，从战前1910年代起即开始对抗主流社会思潮，时隔80年后，他的各种“小日本主义”思想文本被重新发掘、出版，接受战后民主主义一代知识精英的检讨，令人眼界大开。

1993年，一些从自民党内分裂出来的议员组建了一个名为“先驱新党”的袖珍政党，其党魁武村正义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小，然而熠熠发光的日本》，系统诠释了石桥的“小日本主义”。石桥湛山并没有仿效吉田茂、岸信介等同时代的政治大鳄，在自民党内留下一个大的派系。但是，其思想却通过石田博英、宇都宫德马等门生，由三木武夫统领的鸽派传承下来，并对池田勇人、宫泽喜一等保守主流政治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小日本主义”之所以不早不晚，偏偏在1990年代初期“显灵”，并与彼时的主流社会思潮发生深层响应，其背后自有深刻的社会背景。泡沫经济对经济大国日本是一次摧毁性的打击，媒体甚至有“第二次战败”之说。回首战后日本走过的半个世纪的富国之路，一些日本人认识到，把国家的希望维系在对“富国”的诉求上，与此前的通过“强兵”振兴国势实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尽管偌大的国富可在一代人之间构筑，但亦可在瞬间贬值、缩水，成为经济海洋中的泡沫，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归根结底，构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仍需从“立人”开始，只有每一个国民个体福祉与尊严的最大化，才是最根本的国家利益所在。日本沿着和平发展的道路继续走下去，成为一个全球性民生大国，不仅符合日本的“国益”，而且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