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志钧（1878年—1961年），字宰平，号北云，是福建闽县人。闽派著名诗人，法学家和哲学巨擘。北京大学教授林庚先生为其哲嗣。

林志钧曾撰有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和法律的专著《汉律考》，稿久佚。与梁启超先生交厚，编《饮冰室合集》分《文集》和《专集》两部分编年排列，由中华书局于1936年出版，在梁启超文集的几种版本中，此种最为周备。中华书局于1936年出版。先生逝世后，由陈叔通先生主持为其出版诗文集、书画集、帖考。

林志钧先生向来为梁启超、梁漱溟钦佩。梁启超去世前，将所有手稿托付给林志钧审定发表，是为《饮冰室合集》。梁漱溟先生在《这个世界会好吗》中评价林志钧“人品最高了”。

林宰平先生名志钧，福建闽侯人，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比鲁迅先生还大两岁，单就年岁说也是老前辈。就交游说，这老前辈的征象更为明显，比如王闿运、林琴南、陈三立、樊增祥、梁启超、姚茫父、余绍宋等清末民初的知名之士，他都熟悉，诗酒盘桓，散见他的诗作《北云集》里。我上北京大学时期，他在学校的哲学系兼过课，可是不知为什么，竟没有见过他一面。对他的一些零碎印象是由文字中来，那是离开北京大学之后的事。其时我被什么风一吹，愿意吸收些西方的知识，于是找译本读，其中有些是“尚志学会”编的，尚志学会会址在和平门内化石桥，听说主持人就是林宰平先生。看这丛书的选题，知道倡议者确是“尚志”之士，其意在以新知唤起东方的睡狮，正是可敬可感。也是在这个时期，我还不废杂览，碰巧有几种书，现在印象还深的是陈宗藩的《燕都丛考》，余绍宋的《书画书录解题》，梁启勋的《稼轩词疏证》，序都是林先生作的。我读过之后，对他知识的广博，见解的精深，态度的谨严，深深感到惊讶。因为先入为主之见，他是致力于西学的，不料对于中国旧学竟这样精通。这所谓精，所谓通，单是由文字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那是地道的文言，简练而典雅，不像有些人，新旧不能界限分明，用文言写，难免搀入不见于文言的成分，使人念起来感到味道不对。再其后，我认识人渐多，才知道林先生不只饱学，而且是多才多艺。他通晓中国旧学的各个方面，诗文书画，尤其哲学，造诣都很深。他不轻易写作，但是由他传世的星星点点的作品看，比如《稼轩词疏证序》，就会知道他不只精通词学，而且精通中国文学和中国学术思想。关于书画，他不只通晓理论，坐而能言，而且起而能行，能写能画；尤其书法，行书刚劲清丽，颇像清代大家姚惜抱，章草变觚棱为浑厚，功力也很深。

更难得的是他的为人。《论语》里孔子说：“文莫(黾勉)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这话或者含有几分谦逊，但也可证，躬行比饱学更难。林先生是既能黾勉，又能躬行。这个印象，我同他交往之后就更加明显。但是想用文字确切形容却也不易。林先生一九六　年逝世，其后三四年辑印了他的遗著，名《北云集》，线装两册，一册是诗集，一册是文集。文集后有沈从文的跋，这里无妨借用几句：“宰平先生逝世已三周年，他的温和亲切的声音笑貌，在熟人友好印象中，总不消失。……他做学问极谨严、认真、踏实、虚心，涵容广大而能由博返约。处世为人则正直、明朗、谦和、俭朴、淳厚、热情。”这说得都很对。我的印象，最突出的是温和。我认识的许多饱学前辈，为人正直、治学谨严的不少，像林先生那样温和的却不多见。不要说对长者和同辈，就是接待后学，也总是深藏若虚，春风化雨。我想这就是他的声音笑貌所以总不消失的原因。

我有幸认识林先生，开始于1947年。其时他住在和平门内，我去谒见，是为我编的佛学月刊征稿。林先生不习惯写零零碎碎的应酬文章，但他客气，惟恐拂人之意，于是不久就写了一篇，这就是发表在第四期的《记太虚法师谈唯识》。此后，因为愿意亲近林先生的温和，听林先生的广博见闻，我隔个时期就去一次，表示问安。林先生总是热情接待。他的原配梁夫人早已去世，一起住的继配沈夫人是我的同事姚韵漪女士在松江时的老师，体质清瘦，神经衰弱，对于佛学也很关心，一九四八年还为奄奄待毙的月刊捐了一些钱。

1948年春天，听说林先生夫妇要回南，我去看他。也许一两天后就要起程吧。他正忙着收拾东西，书案上堆满杂物。想到人事沧桑，何时再见难以预知，我还是提出不情之请，希望他写点什么，留作纪念。他慨然答应，用信笺写了一首杜诗：“梁楚连天阔，江湖接海浮。故人相忆夜，风雨定何如?”下署“林志钧倚装作”。这时期，他的心情是愁苦的，《北云集》1948年部分有一首诗，题目是“重到北京今又将去此矣晨起花下得句”，诗是：“三见李花开，频呼堕梦回。今春更惆怅，南去几时来?”可见他也是难遣惜别之情的。

出乎意外，两年多之后，一九五　年的晚秋，林先生又移居北京，住在东单以北。我当然继续旧例，隔一段时间就去问安。时间长了，对于他的学识精深，律己谨严，待人谦和，我体会得更深。他很少谈学问，我推想这是惟恐后学望而生畏；偶尔谈及，总是记人之所不能记，见人之所不能见。关于律己谨严，我还记得有一次，他提到高名凯请他题一个字卷的事，他说：“字说是白香山写的，当然是伪品，我不能题。我做什么事都要负责。”待人谦和的事例太多了，只举我深受感动的两件。有一次，我去看他，只他一个人在堂屋，谈一会话，我辞出，他恭谨地向我表示歉意，说他的夫人有病卧床，未能出来接待，希望我能够原谅。另一次是我请他写一些章草，希望字多一些，他那时候很忙，可是写了很长的横幅送给我。

大概是1959年秋天，我去看他。其时他已是八十岁以上，可是面白而略显红润，无须，身体挺直，很像六十岁上下的半老书生。我心里想，像他这样，一定会活到百岁吧?问他的养生之道，他说没有什么，不过是任其自然。此后因为内则饱食为难，外则冗务很多，有半年以上没有去看他，一天，忽然得到他作古的消息，我感到愕然。悲伤之际，不禁想到《越缦堂日记》悼念陈德夫的话：“天留德夫，以厉薄俗，亦岂不佳?而夭折恐后，固何心耶?”薄厚对比，林先生的未得上寿就更值得惋惜了。

北京大学书画协会会长张辛教授在论述北大书法史时还提出：“北大历史上称得上书法理论家的屈指可数，似只有沈尹默、林宰平（志钧）诸公，李志敏先生承其遗绪，先后写成并发表了《书论》和《草论》，薄书两册，重量压手，意蕴不凡。”

1925年5月8日，正在北京试图通过写作闯出一条生存之路的沈从文突然间激动万分。因为他第一次见到有人在报纸上称赞他的文章，这个人就是学界颇为知名的林宰平。

沈从文当时虽然已开始在《晨报》发表文章了，但他穷困潦倒，竟然没有钱去买报纸。林宰平（报纸上署名为“唯刚”）发表在《晨报》的《大学与学生》一文，是沈从文的一位朋友看到后专门送给沈从文的。文中写到：“上面所抄的这一段文章，我是作不出来的，是我不认识的一个天才青年休芸芸君‘遥夜’中的一节。芸芸君听说是个学生，这一种学生生活，他是很曲折的深刻的传写出来，——‘遥夜’全文俱佳——实在能够动人。”“休芸芸”正是沈从文当时的笔名。此时的沈从文23岁，刚刚从湘西来到北京不久、正处于颠沛流离阶段。而林宰平已经46岁，他早年在东京帝国大学攻读过法政、经济学，“生平爱艺术，好朋友，精书法，能诗文”，与清末民初王 运、林琴南、陈三立、梁启超、蔡锷等文化名流相友善，经常诗酒相酬。他还主持过成立于1910年的尚志学会。尚志学会以谋学术及社会事业之改进为主旨，从事多种文化事业，编译出版了40多种科学书籍。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林宰平还先后任教北大、清华，在学界颇有名望。就是这样一位大家，却没有任何架子，不遗余力地发现和鼓励人才，从而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沈从文正是林宰平发现的一位人才。林宰平不仅在文章中称赞，还特地托人从发霉的公寓中找到沈从文。得知沈从文的艰难处境后，林宰平和梁启超一起推荐沈从文到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做办事员。沈从文由此度过了一个难关，算是有了一份固定的工作。此后，林宰平还常在经济上帮助沈从文。可以说，沈从文日后能成为中国的文学家，离不开林宰平的鼓励和帮助。

沈从文一直视林宰平为生命中非常重要的“恩人”。在《北云集》的“跋”中，沈从文这样写：“宰平先生逝世已三周年，他的温和亲切的声音笑貌，在熟人友好印象中，总不消失。他做学问极谨严、认真、踏实、虚心，涵容广大而能由博返约。处世为人则正直、明朗、谦和、俭朴、淳厚、热情。”

著名思想家梁漱溟也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得到林宰平特别的礼遇。那是1920年秋，梁漱溟刚刚27岁。他虽然已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讲席，但毕竟还是一位学界新人。有一天，林宰平偕同梁启超、蒋百里专门到梁漱溟家拜访，与梁漱溟进行佛学交流。这种老一辈学者的风范，岂能不影响梁漱溟。梁漱溟曾在92岁时专门撰写回忆林宰平的文章，称：“闵侯林宰平先生讳志钧，是我衷心尊敬服膺的一位长者。当我奉教于先生之始年二十四耳，而今为此文既九十二矣。”

新儒家代表熊十力是在北大哲学系任教时与林宰平结识的。林宰平虽然比熊十力大6岁，但称呼熊十力为老熊，对其非常友善。熊十力与梁启超交往、以及居住北海公园快雪堂“东坡图书馆”读书，都是林宰平的安排。对于雄心万丈、睥睨古今的熊十力，林宰平经常故意挑刺、诘难，促使熊十力思路泉涌、往来答复、不亦快哉。林宰平、熊十力、梁漱溟有段时间的交往可称为学界美谈，熊十力如此记载：“无有睽违三日不相晤者。每晤，宰平辄诘难横生，余亦纵横酬对，时或啸声出户外。漱溟则默然寡言，间解纷难，片言扼要。余尝衡论古今述作得失之判，确乎其严，宰平戏谓曰：老熊眼在天上。余亦戏曰：我有法限，一切如量。”

在很多文章中，熊十力都提到林宰平，称：“知我者，莫过宰平也；知宰平者，莫过我也。”某种意义上，林宰平何尝不是熊十力的伯乐。

林宰平还是哲学家金岳霖的伯乐。现在已成为经典著作的《论道》，在刚印出时却只有一个人表达了意见并在以后一直予以鼓励，这个人就是林宰平。对此，金岳霖铭记在心，直到晚年还回忆：“林宰平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中国读书人，我认为他是一个我惟一遇见的儒者或儒人。他非常之和蔼可亲，我虽然见过他严峻，可从来没有见过恶言厉色。我的《论道》那本书印出后，石沉大海。惟一表示意见的是宰平先生。他不赞成，认为中国哲学不是旧瓶，更无需洋酒，更不是一个形式逻辑体系。他自己当然没有说，可是按照他的生活看待，他仍然是一个极力要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儒家。《哲学评论》时代，他一直是鼓励我的写作的。”

林宰平甚至也称得上第二代新儒家代表牟宗三的伯乐。牟宗三在北大哲学系毕业时写出了《从周易方面研究中国之玄学及道德哲学》，分五部：一、汉易之整理；二、晋宋易；三、胡煦的生成哲学；四、焦循的易学；五、律历数之综和。这本书当时基本上没有几个人能理解，也没有书店愿意印刷，牟宗三只好自己筹资出版，分送师友。林宰平是第一位对这本书大加赞赏的，这对于曾饱受磨难的牟宗三是多大的鼓励。所以，牟宗三在《五十自述》特地写到：“我此书在北大毕业那年即已写成。林宰平先生见之，大为赞赏。稍后沈有鼎先生则说是‘化腐朽为神奇’。”

作为老一辈学者，林宰平最令人称道的就是对待青年后进的态度。张中行比林宰平小30岁，在他的记忆中，林宰平从来没有长辈架子，“我有幸认识林先生，开始于一九四七年。其时他住在和平门内，我去谒见，是为我编的佛学月刊征稿。林先生不习惯写零零碎碎的应酬文章，但他客气，惟恐拂人之意，于是不久就写了一篇，这就是发表在第四期的《记太虚法师谈唯识》。此后，因为愿意亲近林先生的温和，听林先生的广博见闻，我隔个时期就去一次，表示问安。林先生总是热情接待。他的原配梁夫人早已去世，一起住的继配沈夫人是我的同事姚韵漪女士在松江时的老师，体质清瘦，神经衰弱，对于佛学也很关心，一九四八年还为奄奄待毙的月刊捐了一些钱。”“我的印象，最突出的是温和。我认识的许多饱学前辈，为人正直、治学谨严的不少，像林先生那样温和的却不多见。不要说对长者和同辈，就是接待后学，也总是深藏若虚，春风化雨。我想这就是他的声音笑貌所以总不消失的原因。”（张中行：《负暄琐话》）

1956年，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林志钧、胡公冕、舒宗鎏、万保邦、徐行之、王卓然、张知行、范朴斋、李一平、陈修和、张志和、安若定、左宗纶、章友江、廖华、李仲公、余遂辛、李奇中等18位国务院参事联名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工作，直言中共的统战工作有偏差：“我们的意见是：切实检查统战工作的作风，纠正偏差；同非党人士接触应方式多样，深入实际，个别访问谈心容易听到尽情尽意的真话，而不是在台面上的‘官腔’；多在行动及事实上予人以鼓舞以开新风；真正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多听意见，有错认错。”报告希望及时解决这些问题，以消除有关人士的疑虑。这便是当时著名的“十八参事上书”。 其中反映的问题切中要害，实事求是，为党内纠错提供了参考。

根据国务院参事们的意见，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检查党的内外关系，国务院也开始着手提高参事的政治、生活待遇。国务院全体会议开会时允许参事室派三位代表列席会议，允许国务院参事列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允许国务院参事轮流参加政府举办的一些大型招待宴会等等。当年国庆节，全体参事还应邀登上了天安门，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了国庆观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