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朴斋，（1895 ～ 1970）成都人。早年毕业于四川法政学校。历任国民革命军二十—军军部秘书秘书长，甘肃省民政厅主任秘书、代理厅长、平凉专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四川行辕参议，四川省政府编译室主任。曾加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任中央监察委员。1944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后当选为民盟成都市分部主任、第一届民盟中央委员。1947年6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经保释出狱后，积极参与被捕盟员的营救和民盟地下组织的掩护工作。1949 年春赴香港，后随张澜到北京。建国后，曾任政务院参事、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四川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

范朴斋1895年生于四川成都，幼年便奉祖父范蕊生之命随蜀中名儒吴虞先生读书。范朴斋在《吴又陵(吴虞)先生事略》里说：“余在鬏龄之年，先大父蕊生公命束修奉挚从吴先生又陵学为诗古文辞。”范、吴两家是世交，范蕊生常给吴虞的家人医病，与吴交往颇繁，范蕊生著有《圆明语》一书，吴虞为之作序。范朴斋精于文墨，曾长期担任民盟主席张澜先生的秘书和文件起草人，民盟的许多重要文电均出自他手，故有“民盟一支笔”之称。范朴斋是“中间路线”的积极拥趸者，曾任国民政府高级官员，后弃官加入民盟。范对张澜十分敬重，工作上也甚得张澜倚重。

范朴斋与张澜交往多相处久，对张的品格节操极为了解。张澜曾任四川省长、成都大学校校长等职，德高望重，一生清廉，素有“川北圣人”的美誉。范朴斋1947年在上海《人物杂志》第一发表了《我所认识的张澜先生》一文，盛赞张澜的高尚品德：“他能感召人，不但因为他有高远的见解和坚定的主张。我见到他那种刚正之气，无畏精神，随时在言语行动间流露出来的时候，实在使人要折服。他常这样说：‘政治的原则不可以将就，这点含糊不得’。他的所谓政治原则，是尚同而不执偏。主张‘协商’，以协商解决问题。“张先生的高明处就在于‘直’，倒是他这种过于直率的作用，维系同盟的向心，真的领导了同盟，而领导得恰到好处。”

范朴斋有记日记的习惯，他留下的1944年12月1日至1949年7月7日的日记详细记录了他在重庆、成都等地的经历以及众多民主人士在此期间的活动情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如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解散民盟前后，在解散已是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民盟当时的领导人主张可以接受政府下令解散，而不自行解散。范朴斋日记如实记录了当时的情况，为后人留下了—份详实可信的历史资料：“漱溟（梁漱溟）有信略称：‘现形势环境说，我们无可为，按内部（指盟内分歧）说亦不能有所为。但我们不能自行解散，我们暂时休息，毋宁说是求之不得的事。将来有需要我们时，我们再度出来，仍将是整个的。’表老(张澜字表方)亦以此说为然。

重庆大营救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国共双方军事力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被迫于1949年元旦宣布下野。鉴于西南地区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蒋介石特地派心腹张群到重庆主持西南军政在计。张澜与张群同为四川乡党，素有往来，他与民盟其他领导人协商后决定利用这个有利时机，设法营救一批被捕在狱笔民盟盟员。

负责这次营救行动的是民盟中央委员范朴斋，据曾参与这次活动的冯克熙回忆：“主其事者，是张表老；具体奔走者，是范朴斋先生；积极襄赞者，是鲜特生(鲜英)、梁漱溟、潘大逵、胡克林先生。”

为什么民盟委派范朴斋主其事呢?原来1930年代中期茫补斋由甘肃省政府秘书长调任平凉专员时，在平凉与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将军相识。二人对国是见解投契，一见如故。“西安事变”发生后，范因奔走呼号营救张学良将军而被免官入狱，获释后被时任国防最高委员会重庆行营主任的张群任命为高级参议，后来张群任四川省政府主席，范又被其任为省府编译室主任。正是因为这段渊源，所以张澜才派范朴斋负责与张群打交道，主持此次营救行动。

范朴斋与其漱溟等人商量，决定趁此机会，尽力争取将听有被捕的同志全部营救出狱。不仅被捕的民盟盟员，连同共产党入和其他民主人士，只要是知道名字的一律要求释放。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范朴斋1949年3月21日的日记这样写道：“午后六时岳军(张群字岳军)约谈……听谈均浮泛，已窥之有颓然之意。对释放同仁事，予未有表示，倒是他先说，已决定要放。他要我开个名单给他，我只答应开前年(1947土)六一成渝被捕者的名单，且以私人开给他，这是尊重狱中同人之意也。”

3月28日，范朴斋开列的营救名单被送到了重庆绥靖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手上。徐远举就是红色经典小说《红岩》中保密局西南地庆绥署二处处长，疯狂镇压学生运动；策划破坏中共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在徐远举的主持下，前后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达13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被杀害，徐由此得到了一枚四等云麾勋章，并被任命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川、康、滇、黔四省所有保密局掌握的公开和秘密单位以及各地警察局、稽查处、公路和运输部门的警务处、组，兵工厂的警稽组等40多个机构也由他统管。张群早就认识徐远举，对他特别赏识，所以徐远举更是红得发紫，故当时国民党军政界都称徐是”半壁江山，西南红人”。

徐远举看过这份名单后，连连摇头：这里面有许多入明明是共产党，怎么成了民盟的呢?”为赶在国共北平和谈前救出被捕的同志，第二天，范朴斋、梁漱溟再次面见张群和徐远举，范朴斋故意当着张群的面冲徐远举大发其火：“关押了多少人你们清楚，却出难题要我们开列名单，现在开了名单又节外生枝，名单是我们开的，我们负责，放人不放人，权在你们！”梁漱溟也义正辞严地说：“要和谈就该表现诚意，释放政治犯是和谈的前提，只要是政治犯均应一律释放。”圆滑的张群看此情势，连连答应“再斟酌，再斟酌”。经过范朴斋等人的努力，李康、唐弘仁等二十八位民盟盟员和共产党员终于在4月1日前全部获释。

《书屋》杂志2003年第11期刊刊登一篇署名孙曙的文章《是“见到的”还是编造的——评杨益言<我见到的“中美合作所”>》，对于民盟的这次营救经过和获释人员的情况记述颇详：“实际情况是怎样呢?1949年初，因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就任代总统，4月国、共在北平进行和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由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关押的一部分政治犯获得了释放。其中，许多是通过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由民盟出面，以民盟盟员名义(有的政治犯既是共产党员又是民盟盟员)保释出狱的。先是由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向被派到四川主持西南军政的张群提出释放民盟盟员的要求，张群同意后，3月21日，由民盟中央委员范朴斋等向张群提出了释放1947年‘六一’大逮捕被捕的成、渝等地民盟盟员三十七人名单。3月底(赶在4月1日国、共和谈在北平开始之前)，分批释放了21人，他们是：田一平、李康、舒军、唐弘仁、龙圣夫、张真民、颜士奇、张明泛、仲秋元、周世楷、屈楚、罗克汀、王颖冰、孙文石、刘慕宇、张大昌、余阳明、唐珍润、蓝国农、何舒杰、熊鸿嘉。除去这21人之外，在国、共和谈前后，还通过中共地下组织的大力营救，以多种方式，让牛筱吾、皮晓云、李玉钿、管植成、胡春浦、张坤碧等政治犯陆续获得了释放。”

晚年岁月

新中国成立后，范朴斋在1949年10月28日政务院第3次会议上被任命为政务院参事，政务院更名国务院后改任国务院参事。参事室制度是毛泽东同志在建国之前提出来的，1949年4月7日上海解放前夕，毛泽东明确电示中共中央华东局：“在上海解放后，应成立类似参议室的咨询机构，以吸纳上层党外民主人士，共同建设新中国。”1949年政务院任命的第一批32名政务院参事，大都是民主党派、无党派高层人士以及留在大陆的原国民党上层军政官员，参事室制度为他们参政议政开辟了一条特殊通道。

1956年，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范朴斋等18位国务院参事联名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工作，直言中共的统战工作有偏差：“我们的意见是：切实检查统战工作的作风，纠正偏差；同非党人士接触应方式多样，深入实际，个别访问谈心容易听到尽情尽意的真话，而不是在台面上的‘官腔’；多在行动及事实上予人以鼓舞以开新风；真正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多听意见，有错认错。”报告希望及时解决这些问题，以消除有关人士的疑虑。这便是当时著名的“十八参事上书”。

根据国务院参事们的意见，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检查党的内外关系，国务院也开始着手提高参事的政治、生活待遇。国务院全体会议开会时允许参事室派三位代表列席会议，允许国务院参事列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允许国务院参事轮流参加政府举办的一些大型招待宴会等等。当年国庆节，全体参事还应邀登上了天安门，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了国庆观礼。

此后，范朴斋被打成“右派分子”，1958年后降级担任四川省政府参事。“文革”爆发后，范先是被关押，直到因严重胃溃疡大出血，才紧急通知家属“保外就医”，但为时已晚，回家第三天便溘然长逝，终年7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