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仲公（1890-1978），贵阳人。早年毕业于京师国立法政专门学堂。1914年，与李大钊一道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任众议院首席秘书，参与《晨钟报》的创办，参加护国运动、护法运动。1924年，在上海加入国民党。北伐战争初期，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处处长等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军事委员会秘书处长、内政部禁烟委员会主任委员、立法院立法委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国务院参事、政协全国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等职。

1890年，生于贵州贵筑（今贵阳市）人。1905年，入县学。

1907年，官费入京师国立法政专门学堂。

1912年，组织北京法政学会，与李大钊的北洋法政学会创办《法政学报》，任总编辑。后任《国风日报》编辑，《中华杂志》选述。

1913年底，与李大钊一同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研究系留学。11个月后回国，任教育部编审员。随即潜逃上海，参加护国运动。

1916年5月，与李大钊等创办《晨钟报》，任选述。

1917年，赴上海参加护法运动，任黔军总司令部参议，历经四川“护法”诸战役。

1922年，再度赴日本留学。

1924年2月，回国，与周逸群、李侠公在上海创办《贵州青年》。

1924年11月，孙中山入京，李仲公随王伯群北上，与李大钊共同推动北方革命。

1925年10月，惜别李大钊，南下广东，任东江绥靖委员会秘书长。

1926年6月，参加北伐战争，任总司令部参议、秘书处长、中央党部书记长。南京政府成立，历任交通部次长、招商局总办、禁烟委员会主任、立法委员等职。参加过民主运动。

1949年，在南京与一部分立法委员通电起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等。

李其荃幼随其父读书习字，十五岁以冠军入贵筑县学，受乡贤维新人士李端棻讲学的启发，借阅《新民丛报》《沄环志略》等新书报，认识清政府政治腐败和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屈辱历史，与同在贵阳求学的青年学子王文华、乐嘉藻等人成立科学社。在学堂中，以《请禁淫戏以正人心厚风俗》上书贵州巡抚林绍年，得到林绍年的赏识。十六岁选拔进入贵州省立蚕桑学堂，以《蚕桑富黔策》进呈林绍年，由巡抚衙门饬令全省各府县遵行，在贵阳学子中崭露头角。李仲公还回忆说“在蚕桑学堂学习中，时当清末，因见官吏持势横行，压迫民众，遂结合各学堂富有革命性的青年学生起而反抗。一次，巡抚衙门小巡捕徐守祜在江南会馆演剧祝母寿，派差弁守门，老百姓入内看戏，大受鞭笞，其横凌，当集合各校同志百余人破门突入，痛打差弁，捣毁寿堂，被首县捕囚，名为革命党将拟重处。因上书林抚控徐氏罪恶，以素受知爱，立饬开释，并将徐氏参革。是为我初入社会与恶势力斗争的第一次胜利。又受唐相狄人杰毁天下寺的鼓励，打寺庙偶像破除社会迷信，一时目为狂生”。

1907年，李其荃由贵州提学使柯绍忞选派，以官费保送京师国立法政专门学堂学习。在法政学堂，遇“两官”之死，监督乔树楠率全堂师生举哀，李其荃不哭而号被发觉，学堂对李其荃先议斥革，后乔树楠怕受议处，改记大过了事。1911年，李其荃“由于历年研究欧美政治政法，羡慕日本明治维新，因而认为惟有实行民主宪政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遂与同学王郁骏组织北京法政学会，与北洋法政学堂学生李大钊组织之北洋法政学会相配合，共同创办《北京法政学报》，李其荃任总编辑，二李自此结为同志。经李大钊引见，李其荃与孙洪伊、汤化龙结识，参加进步党人的活动，成为进步党人中以孙洪伊为首的“小孙派”骨干，担任了《国风日报》《中华杂志》编辑。1913年底，受进步党资助（由进步党党费中每人每年补助300元），与李大钊一道东渡日本，留学早稻田大学政治研究系，同住早稻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馆，在日本与陈独秀结识。留日仅11个月，应汤化龙、孙洪伊之召辍学回国，担任教育部（总长汤化龙）编审员。袁世凯将称帝，筹安会成立，随汤、孙遁入上海，参加反对袁世凯帝制的护国运动。此间，凡孙洪伊有关讨袁的各方文电均由李其荃代笔，并承担进步党联系国民党及策动黔军王文华部响应云南护国起义工作。1916年，袁世凯死亡后，国会恢复，汤化龙任众议院议长，李其荃担任众议院首席秘书。

1916年8月中旬，李其荃与李大钊、陈筑山等人发起创办《晨钟报》（后更名《晨报》），出任编辑。1917年李其荃独立创办《丁巳》杂志，自任总编辑。同年孙洪伊、汤化龙分裂，孙洪伊退出内阁，李大钊就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其荃随孙洪伊退走上海，参加护法运动，与汤化龙断绝政治关系。

1918年，黔军总司令王文华任重庆镇守使，奉孙中山之命策动西南护法。李其荃应王文华之邀入川，担任黔军总司令部参赞兼贵州政治会议委员，与留日回国的王伯群、何应钦等新派人物从事“革新贵州”运动，成为当时黔政核心智囊人物。王文华在上海遇刺身亡，贵州出现“五旅纷争”，王伯群、何应钦等新派人物分别由贵阳出亡，李其荃为黔军驻重庆代表，亦自重庆出亡，在上海与王伯群、何应钦汇合，所谋复黔活动终无所成。1922年，李其荃东渡日本，继续完成早稻田大学学业，而王伯群、何应钦则投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阵营。

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2月，应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北方区负责人李大钊老友之召，李其荃由日本回国，在上海经李大钊、汪精卫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遂以李仲公之名行世。11月，孙中山先生入京，李仲公、马君武、王伯群随汪精卫北上，策动北方革命，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暂留北京。随后，担任黄埔军校总教官的何应钦给李仲公发出“粤局暗淡”，决心“去北京另求出路”的书信，李仲公接信后立即回复一长函“将当时世界大势和南北情况作了详细分析，并指出中国革命的高潮必将到来，黄埔党军必有发展，北洋政权必将崩溃”等理由去劝阻何应钦，打断其北上另谋高就的念头，在黄埔安心工作下去。李仲公精辟入理的分析，敏锐的政治日光，成就了国民党军政第二号人物何应钦，从而加深了何应钦对李仲公的感情和信任。由日本明治大学毕业回国，在上海创办《贵州青年》杂志的仲公胞弟李侠公，此时已由上海赴粤担任黄埔军校特别官佐，从事军校教导团秘书工作。

1925年10月，广东统一后，李仲公应汪精卫、何应钦之约赴粤，担任东江绥靖委员会公署秘书长。随着东征的胜利，广东国民政府委派马文车为潮海关监督，将潮汕50里内常关从外国人手中收回，开展关税自主、收回英租界、取消洋“帮办”、收回教育权的活动，遭到外国驻汕领事团及税务司的干涉，英日军舰开集汕头巷口“示威”。广东国民政府迫于压力，撤销马文车职务。1926年2月6日，主持东江地方外交，行政事务的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委派李仲公兼代潮海关监督和汕头交涉员，与外国列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拒绝将收回的50里内常关各口交出，查办了日舰乾丸号水兵迫案车夫案，坚决收回英租界，广东国民政府于3月4日，被迫明令撤销了李仲公海关监督职务。

1926年2月，在何应钦的暗中操纵下，缪斌在汕头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对立。联合会骨干、《青年军人》编辑李侠公加入中共组织，而遭受何应钦部反共分子的围攻，李仲公亦遭受攻击，忿而辞去所担任的东江绥靖委员会公署秘书长职务，离开汕头赴广州，与邓演达结识。广东国民政府筹备北伐，组建国民革命军，蒋介石任总司令。经何应钦推荐，李仲公出任总司令部参议、总司令代表，奉命赴川黔联系刘湘、赖心辉、周西成、彭汉章等西南军人响应北伐，闻宿敌袁祖铭回黔，李仲公行至南宁而返回广州，随军北伐。国民党“整理党务案”后，李仲公接替叶楚伧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党部）书记长，并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处长，承担蒋介石的文案工作，拟写《讨吴佩孚檄》《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及《收拾西南策略》，被蒋介石见纳重用。蒋介石在北伐之初的重要政论、文告等文字，大多数出自李仲公手笔，被时人誉为北伐“文胆”。

1926年8月，李仲公随总司令部抵达长沙，国民革命军第4军在汀泗桥与吴佩孚决战，其右翼受孙传芳压迫，左翼受袁祖铭威胁。蒋介石接受李仲公联合川军、分化黔军的建议，密派其赴重庆、赤水，联系川军刘湘和黔军周西成倒袁祖铭和拥护北伐工作，任命刘湘为国民革命军第21军军长（李仲公为军党代表），周西成为国民革命军第25军军长。刘湘、周西成接受任命后，9月底，李仲公离渝返回南昌总司令部复命。1927年1月6日，国民革命军军务善后会议在南昌总司令部行营召开，李仲公出任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兼任委员长的军法政治工作审查委员会委员，并出任江西省临时政治会议委员。宁汉之争中，李仲公卷入了蒋介石与邓演达、鲍罗庭及国共之间鲜为人知的争斗漩涡。当时，李仲公的思想态度是既不赞成蒋介石绝俄反共，又不赞同邓演达等左派人士倒蒋，力图维护北伐统一团结局面。1月9日，李仲公随蒋由赣赴汉驻武昌行营，途中蒋介石嘱李仲公征询邓演达转任参谋长、郭沫若任政治部主任，改组总司令部的意见。当晚邓演达召集武汉三镇各界领袖在行营设宴欢迎蒋介石，鲍罗庭即席致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和违反三大政策加予批评。席散，蒋介石即密令兵舰生火待命。李仲公见事濒破裂，便用军用电话告邓演达，邓演达深夜到行营，共劝蒋介石顾全大局，留蒋介石出席各界人民欢迎大会，而蒋介石终于12日出席大会后负气上庐山。时李仲公因感冒未同行，蒋介石嘱病愈即偕邓演达赴牯岭，邓演达先往南昌。在总司令部，蒋介石一见李仲公的面即说：“我刚斥责择生（邓演达），去代我安慰他一下”。李仲公及到旅馆见邓演达，邓演达正和何香凝、顾孟馀相对叹息。邓演达即退找别室密谈，邓演达说：“他（蒋介石）已决定逐鲍罗庭，我看革命完了，你再去劝阻他”。李仲公别邓复蒋，力陈不可。后邓演达不告而别直赴武汉，决心反蒋。蒋介石也就召集所谓的“庐山会议”，决定了绝俄反共政策。

1927年3月初，蒋介石深知李仲公的政治态度，有关反共事情，均交由秘书处机要科长陈立夫专管，不使秘书处长李仲公与关，遂指令李仲公率秘书处随中央党部移住武汉。李仲公说：“蒋的用意是：一、因黄埔反共学生（主要是贵州学生）攻击我很厉害，说我是中共的外围分子，哪的把我调开；二、因我与国民党左派接近，尤其是邓演达，而邓演达又是反蒋的中心人物，也想利用我去替他起些缓冲作用”。随后宁汉分裂，陈立夫派人由南昌将蒋介石发表的反共、反汉演说印成册子送到汉口公布，册子上盖着秘书处的印章，汉方认为是李仲公所为。此时，四川刘湘、贵州周西成通电反对武汉，亦认为是受李仲公所指使。3月15日夜，李仲公被独立师师长贺龙逮捕，押送唐生智总指挥部，至5月17日经邓演达保释。李仲公被唐生智扣押期间，蒋介石秘密致信武汉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释放李仲公，陈公博亦向唐生智、邓演达抗议扣押李仲公。释放时，李仲公当面询问邓演达被捕原因，邓演达向他解释说：“系由贺龙师长向唐（生智）报告，说你在刘湘的驻汉办事处召集川黔在汉将领和各军师代表策动西南对武汉出兵，中央据唐生智的报告并结合公布小册子的事而召集特别会议作此决议，交唐生智执行。现在证明实出误会，我更为你的思想作保证，大家都很抱歉，希望你留汉相助，不要消极。”而李仲公认为：“一、在汉的国民党中央集团除邓演达外，虽是反蒋的，但本质却是反共的；二、汪精卫与陈独秀的合作，陈独秀实际已不能领导中共，就不可能继续真正的国共合作；三、蒋介石已打下宁、沪，拥有东南四省（苏、浙、闽、赣），倒蒋必无成，且吴佩孚尚据武胜关，孙传芳尚据浦口，张作霖尚据东三省，倒蒋徒使北洋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有利。”不几日，李仲公遂留书邓演达不辞而别，自安庆乘驻皖黔军王天培部运输轮离汉转赴南京。

1927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改组，李仲公出任交通部政务次长，兼汉冶萍公司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中国航空公司副理事长等职务。蒋介石被白崇禧等“逼官”下野复职前后，李仲公周旋于蒋介石与何应钦之间，成为蒋介石、何应钦矛盾的调解人，化解蒋介石对何应钦的种种猜疑。

1927年12月，应蒋介石之召自南京赴上海面见蒋介石，于12月20日在上海为何应钦拟写并拍发“拥蒋复职通电”，1928年2月10日，李仲公再次奉召赴徐州见蒋介石，成功地化解了蒋介石对何应钦的怨恨，进一步得到蒋介石、何应钦二人的信任。同时，在交通部次长任内，开辟民用航线，建立中国人自己的邮政业务系统和国际电台，收回帝国主义的垄断特权，为发展交通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在交通部汉冶萍公司整理委员会，与同乡好友、汉冶萍公司整理委员会专任委员谌湛溪一道，同日本驻汉冶萍公司代表及外交特使进行多次谈判，以强硬的态度进行公司业务的整理。1928年7月至1929年1月，国民政府召开“国军编遣会议”，李仲公担任编遣会议秘书处主任，参加“军事整理案”条例、程序、办法的讨论编写等项工作。1929年3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代会上，李仲公被提名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因“陈家党”以加入“CC”为条件，李仲公拒绝接受而未当选。同年5月，周西成（贵州省主席兼第25军军长）与李燊（原驻鄂西黔军、第43军军长）为争夺贵州而发生军阀混战，周西成阵亡。李仲公以国民党中央要员身份，接受“会同龙云办理贵州善后”的任务赴贵州。11月2日，国民政府公布贵州省政府改组名单，毛光翔担任第25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李仲公担任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贵州政局稳定后，李仲公回南京交差复命。

1931年夏，国营招商局总办赵铁桥在上海被大股东李国杰雇人暗杀，行政院令派李仲公兼任总办，赴上海接手招商局整理事务，李仲公坚决主张招商局收归国有，着手登记盛宣怀、李鸿章家族的股票，准备没收来建立中国航空公司。由于招商局积弊甚深，内外勾心斗角，加之蒋介石接受了张学良代盛蘋臣、李国杰等人的请托，下令停止登记，改为官商合办。李仲公意图未能达到辞去总办职务，调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蒋介石曾许以李仲公继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之愿。1931年7月，李仲公见日本侵华战争即将爆发，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对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为日军侵华提供了良好的机会。适李侠公自莫斯科返国，匿居苏州，兄弟俩商拟了一个对内（联共）、对外（联苏）的具体方案，由李仲公赴南京面呈蒋介石，并与之密谈三次，最后蒋坚持着“不安内是不能攘外的”反动立场，并对李仲公说：“事情是应该这样做的（联共联苏），但这样做岂不是承认我以往的错误吗？而且包围我的人太多”，戴季陶、陈果夫、陈立夫等蒋介石身边的要员是坚持反共立场的。并要求李仲公随蒋上江西庐山，出任“鄂豫皖剿匪行营”秘书长。蒋介石用命令的口吻说：“你就组织秘书处，照我的意思随我上庐山去好了”，李仲公忿慨之下，也激动地说：“中共的问题，决不是用武力可能解决的，旧路是走不通的，内战只有亡国，何以对天下后世！”最后，李仲公以“我的意见既不见纳，同去也无贡献，母老多病，请许回家终老”为辞返回苏州。“九·一八”事变后，李仲公在苏州译著《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一书，由南京印刷公司公开出版发行。蒋介石见到该书后，认为李仲公思想太左，公开反对剿共内战，强调抗日，受到蒋介石的斥责和国民党中统的严重警告。受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的邀请，李仲公就任立法委员、全国禁烟总会常务委员闲职。其间，曾担任过短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处长。1934年12月，蒋介石借追剿中央红军之机，派薛岳带兵入黔，一箭双雕，收拾贵州军阀王家烈。李仲公在南京应蒋介石之召赴庐山牯岭商议对策，蒋介石许以李仲公贵州省主席一职，把王家烈赶下台。李仲公行至重庆，蒋令重庆行营主任贺国光派一架小侦察机送李仲公到贵阳。王家烈在内外的夹攻之中辞去贵州省政府主席职务，1935年4月9日，李仲公以“贵州临时行政特派员”身份接管省政府。在筹备改组贵州省政府之际，桂系派张定璠、刘斐到贵阳面见蒋介石，表示拥护中央一致抗日，为缓解蒋、桂系矛盾，任用李仲公担任省主席已不合时宜，因李仲公是反对桂系的。因而，蒋介石只得任用其老友与桂系关系处得较好的吴忠信担任省主席。蒋介石对李仲公说“桂方已表示服从，为了便利于与广西的合作。我看贵州省主席不如礼卿（吴忠信的号）来担任的好。不过，礼卿对贵州的情境不熟，至少在短期内，你可以任财政厅长来帮助他，将来我会另外调你”“有困难可以想法，万勿犹豫。”李仲公持才傲众，看不惯省政府这帮“新贵”们，曾撰“满眼人才皆鼠狗，坐看大地起龙蛇”讽之，就任贵州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两个多月，因免去贵州盐税，吴忠信个人开支太大，常逼迫财政厅出钱，遂与吴忠信闹翻，就被吴忠信、杨永泰同谋以“思想太左，个性太强，难以共事”上告蒋介石，李仲公被蒋介石下令免去财政厅长职务。

抗日战争时期，李仲公转任内政部禁烟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禁烟事宜，随着日军进逼，李仲公举家迁移武汉、重庆。陈独秀出狱后，逃难重庆，曾寄住李仲公禁烟委员会主任公署。1940年6月3日，国民政府规定为禁烟纪念日，在重庆召开全国禁烟会议，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内政部长周钟岳及禁烟委员和各省市代表410余人出席了会议，蒋介石为禁烟会议发出训词，李仲公在会上报告了6年来禁烟工作情况，通过了重要提案30余件及今后的禁烟计划。李仲公与程维嘉合著《烟禁问题》，由正中书局出版发行。在重庆，李仲公与陆军大学校长杨杰相交甚厚，与郭沫若、王若飞时有接触，秘密参加“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座谈活动，被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侦知，欲杀杨杰、李仲公，没有得到蒋介石的许可而未行，但受到了更加严密的监视。

1942年，李仲公坚辞禁烟委员会主任职务，拒绝接受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任命。国民党内政部特务制造李仲公“贪污鸦片案”向社会传播，企图“搞臭”李仲公迫其就范，并使李仲公不能参加公开的民主活动。1946年1月，旧政协开幕之际，国民党内大多数民主人士均乐观地认为蒋介石必屈从民意，用政治方法解决国共纷争，成立联合政府。李仲公对蒋介石思想和作风了解太深，认为“蒋对中共决无诚意，决不会放弃武力统一的政策，告诫大家看错了须防上当，要倒蒋只有靠中共武力革命”。此观点在多次秘密的民主座谈会上陈述，唯有民主人士邓初民赞同李仲公的观点。

1946年2月，在陈铭枢借聚兴诚银行三楼欢迎李济深并邀集冯玉祥等60余人的集会上，李仲公借此进行了公开的演讲，陈述其对蒋和整个时局始终一贯的认识和态度。4月6日，应贵州同乡老友黄齐生之邀，与郭沫若、黄炎培、陶行知、沈钧儒等人赴黄齐生、王若飞招待宴会，畅谈民主斗争形势。1946年底，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独自筹备召开“制宪国民代表大会”。李仲公由贵州绅士平刚、卢焘、张彭年等百余人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推举李仲公为“制宪国民代表大会”代表，蒋介石电令贵州省政府主席杨森“李仲公务必选出”。李仲公随国民政府机关复员南京，仅担任国大代表和立法院立法委员。李仲公在国大和立法院两三年间，除了有时由苏州到南京去出席大会外，没有参加过任何审查会。在立法院，因对美大使司徒雷登对全国学生反美扶日运动发布的《告学生书》，而对外交部长王世杰提出尖锐的质问，作过一场激烈的反美演说，以及因上海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被捕杀，曾签署了一个保障人权的提案外，没有发表过一句支持蒋介石政权的言论。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重兵进攻延安，李仲公曾质询财政部长俞鸿钧反对内战。当时，南京《新民报》及上海各报刊出了“李仲公公然反对内战”的报道，被国民党视为“延安第五纵队”人员。曾与贵州同乡邓汉祥策动何应钦（行政院长）领导黄埔系倒蒋，接受中共和平谈判条件，“不要作蒋的殉葬人”。何应钦首鼠两端，终未行动。

国共和谈破裂，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李仲公拒绝国民党机关南逃之命。1949年7月，李仲公、卢郁文、李世军等45位原国民党立法委员联名发表了《京沪立法委员起义宣言》，通电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脱离国民党政权，并由苏州致电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8月，李仲公自苏州赴北京，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后通过李侠公转达周恩来的指示：“请不要离京，待西南解放后派往工作”。1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李仲公曾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提名为代表，李仲公以未接正式通知，故未出席。1950年3月，民革中央通过政务院参事、民革中央委员于振瀛以主持上海党务的任务函征李仲公，被其婉辞。5月1日，周恩来总理约见李仲公，谈及赴西南工作之事。总理问：“有人说重庆三·三一惨案是你传达命令的”，李仲公当即声辩道：“1927年的‘三·三一’正是我在汉口被扣留的时候，不说我的思想和主张，做这种事是不可能的，而且在被剥夺自由的当中，事实上无代蒋传达命令的可能。刘湘已死，请向现已被捕的当日惨案之祸首王陵基、兰文彬查询，果有其事，自应负责。”总理最后说：“如果相信，今天何至约你来谈。”曾批评李仲公说：“你从前虽然不赞成蒋反共，后来也反蒋，但你可以做邓演达而不做，革命的立场终是动摇的。”李仲公向总理提出“惟考虑去西南的问题，我已深感不适，要求留京，在你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以资学习。”其间，周总理开展了李仲公历史情况的调查。1950年6月19日，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关于1927年2月间在武汉逮捕李仲公的情况》致函徐冰转周总理。

1951年17月21日，经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名，中央人民政府第42次会议通过，任命李仲公为政务院参事，11月，被总理指定为参事室西南区组召集人，1952年派赴上海近效参加土地改革，1954年12月转任国务院参事。在国务院参事室，李仲公曾担任学习组长，兼国务院法规编审委员会委员，参加各地的视察活动。1957年5月27日至6月19日，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邀请参事和秘书厅非党人士参加整风鸣放座谈会。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当众宣读了他批评一些人“对中共提意见有片面性，只许自己提意见，不许人家作说明”而遭受攻击、恫吓的一封匿名信。李仲公在会上说他批评了对中共提意见的人，也收到一封对他威胁的匿名信。

李仲公作为参事室代表人士，时常出席国务院国务会议。1959年7月，李仲公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动员参事们积极撰写文史资料，李仲公本人撰写了《我所知道的何应钦》《护国之役时的汤化龙及其集团》等史料文章。1963年1月1日，李仲公同夫人吴澄华参加了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举行的七十岁以上老人“元旦宴会”，周总理向李仲公夫妇敬酒，交谈甚欢。1965年10月24日，李仲公为孙中山诞辰百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委员。

1968年3月26日至4月20日，参事室多次举行座谈会，座谈揭发所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历史问题，根据参事们的揭发情况，中央专案组曾派人到李仲公家中，逼迫他写所谓贺龙通敌的材料。之后，李仲公将两封据称是贺龙早年的亲笔信交给参事室，参事室派人将信送交周总理办公室。在为贺龙平反的过程中，周总理派人辨别李仲公上交的贺龙两封“亲笔信”的真伪，其鉴定结论为：“所用纸墨是1940年以后生产的”，系李仲公伪造。但李仲公始终坚持“贺龙的信”是真的，拒不承认伪造。当时调查人员建议“处理”李仲公，周总理说：“把调查结果告诉他，就能把他吓死，算了，他已八十多了。”

1978年5月26日，李仲公审查小组作出《关于李仲公问题的处理决定》。决定说：“1968年春李仲公交出两封伪造信陷害贺龙同志的问题，审查小组报经中央批准，认为是李仲公配合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蓄意陷害贺龙的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李仲公罪行严重，又不老实交代。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本应从严惩处，逮捕法办，决定撤销其国务院参事职务。每月发给生活费80元，交国务院参事室监督。”

1978年6月20日，李仲公因患肺炎医治无效，在北大医院死亡。1985年清明，其夫人吴澄华遵其遗嘱，将骨灰送回白云区下堰安葬，后因地方建厂开发而迁葬白云公墓。2004年清明家人重修其墓，墓碑上书“爱国人士、诗人、书法家李仲公墓”，镌刻有李仲公生平简介，系由贵州著名文化老人、书法家陈福桐先生所书。

李大钊在《晨钟报》的工作时间，只有1916年8月15日至9月5日的22天，《晨钟报》由蒲伯英主持，李大钊是编辑主任，负责确定报纸风格、每天报纸编排发稿，其地位在主笔（评论员）和访员（记者）之上。从现存的1916年《晨钟报》编辑部同人在北京中央公园的合影来看，当时编辑部共有同人14人，李其荃当在其中。其家人提供的李其荃与李大钊等人的合影，也证实了这一点（这张照片在李大钊研究界很少见到，十分珍贵）。

还应注意到，李其荃在《晨钟报》上发表自己的文章时，最早的是在1916年9月22日。而此时李大钊早已经离开《晨钟报》了。就是说，李其荃文章的观点，如近来论者所说的“渐进的共和”，与李大钊编辑《晨钟报》的原定思想意图并不相关，已经多是倾向于汤化龙研究系一派的政见。李大钊离开《晨钟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李大钊与孙洪伊不仅“私交甚厚”，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已经流露出倾向于孙洪伊一派的倾向，段祺瑞系与孙洪伊系的主要分歧在于地方自治问题。李大钊不愿意再跟着汤化龙走，希望汤化龙能迷途知返，自己还是会效力并与之共谋大业的。实际上，段祺瑞执政后，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范源濂等研究系要员分别担任财务、内务、司法、教育总长，蒲殿俊出任内务次长，王家襄担任参议院议长，陈国祥任众议院副议长。这批人从此开始了与段祺瑞在政坛上共进退，这样一来，《晨钟报》也就完全成了“研究系”的机关报。所以，把李其荃和李大钊曾经同在《晨钟报》任编辑工作，而把两人的思想发展轨迹联系在一起来考察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所谓“共同创办”，也只能说是在时间、地点上的共同而已。而当李大钊决定离开《晨钟报》之时，却正是李其荃在《晨钟报》发表文章趋于高峰之时，思想上的分野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根据李仲公的女儿李幼华回忆：

父亲李仲公1913年底受汤化龙、孙洪伊进步党资助，与李大钊等人东渡日本留学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回国后担任教育部编审员、众议院首席秘书，与李大钊等人共同创办《晨钟报》。1918年应黔军总司令王文华之邀回黔，任黔军总司令部参赞和贵州政治会议委员，参加过护国、护法诸运动。1922年，父亲再次东渡日本继续完成早稻田大学学业。此时，父亲胞弟、我的五叔李侠公正留学日本明治大学，父亲与黔籍学生周逸群（日本庆应大学学生）、毛景周（日本士官学校学生）等人结识。1924年2月回国参加国民革命，东征时担任东江绥靖委员会秘书长，与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周恩来共事交往。

1926年7月，父亲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长身份随蒋介石出师北伐进驻长沙之际，贺龙由湘西遣派毛景周到长沙面见父亲，请求收编，给予名义和款械，随从北伐。此时，父亲负责分化吴佩孚系袁祖铭部黔军工作，贺龙时为袁祖铭委任的旅长。在父亲的眼里，贺龙还是一位由“土匪”起家分投于川黔地方军阀的“土军阀”。为了分化袁祖铭势力，扩大国民革命军阵营，加上有同乡好友毛景周的“疏通”，父亲遂向蒋介石进言委任贺龙为国民革命军师长，并向所部拨发补给和枪弹，毛景周因此担任了贺龙师教导团团长。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打下武汉后，贺龙在武汉以感激的心情亲自拜见了父亲。

1927年3月，国民党宁汉之争正烈，父亲的态度是既不赞同蒋介石绝俄反共，又不赞同邓演达、唐生智等国民党左派人士倒蒋，企图维护北伐团结统一局面。当时，蒋介石深知父亲的思想，遂令父亲率领秘书处随中央党部迁汉，也好为他作一些“缓冲”工作，但有关反共的右派活动均交由秘书处机要科长陈立夫专管，不使父亲与闻。而父亲此时的身份是总司令部秘书处长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党部）书记长，汉方均认为他是蒋介石的“亲信”。这时，贺龙的部队驻扎在九江、汉口之间的武穴，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动反蒋独裁，准备出兵讨蒋之际，贺龙因受到唐生智“你帮我们打蒋还是帮蒋打我们”的威胁，就用“计捕李仲公”来取信于武汉政府，保全他的部队。3月13日，父亲在汉口泰（或“秦”字）晏里川军驻汉办事处邀约朋友吃饭，也邀约了贺龙和他的秘书长、父亲的贵阳同乡严仁珊。贺龙借此向唐生智密报说李仲公在川军驻汉办事处召集西南在汉师、旅长和川黔军代表开秘密会议，策动刘湘领衔反对武汉中央，并由川黔出兵讨伐武汉等情形。唐生智将此情况上报武汉国民党中央，由谭延闿召集中央“临时会议”，同邓演达、徐谦等人商讨办法。由于徐谦力主拘捕，决议将父亲“暂予扣留”，交唐生智执行，唐便将此任务交贺办理。3月15日夜1晚，贺龙邀约父亲到他的办事处“宵夜”，遂将父亲押交唐生智总指挥部拘留，直到4月17日始由邓演达保释出来，邓将原委告诉了父亲。

1929年（或1930年）春夏间的一天，已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的父亲在南京交通部接待了一名持有贺龙信件的“密使”，父亲看完来信后，将信留了下来，来人要求回信而受到父亲的拒绝。随后，贺龙又两次派人送信而要求回复，均遭到父亲的拒绝，将来信扣留下来，没有转报蒋介石。后来父亲在国民政府内历任招商局总办、安徽省教育厅长、贵州临时行政特派员、内政部禁烟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参加“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发起，从事反蒋爱国民主活动。

国共和谈破裂，父亲仅担任国民党立法委员而拒绝国民党当局南逃之命，由南京秘密潜回苏州隐藏起来。1949年6月，父亲在苏州接到郭沫若北平来信：“仲公兄：赐信奉悉，已将原函转致恩来。待有好音，再行奉报。专复，顺颂暑安。弟郭沫若顿首，六、二十。”7月，父亲与卢郁文等原国民党立法委员联名发表了起义宣言，通电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脱离国民党政权。8月父亲自苏州赴北平，周恩来拟安排父亲待西南解放后去西南工作。1950年7月周总理安排父亲担任政务院参事，而安排已任政务院参事的五叔李侠公回西南担任军政委员会委员、贵州省民政厅长。父亲在北京，分别应周总理和郭沫若之邀，两次与贺龙在饭桌上相见，见面握握手，礼节性的打招呼而已，没有直接交谈过。后来贺龙托人送过一件獭皮大衣给父亲，他一直穿到去世。他曾几次和我说：“这是贺龙送给我的。”

在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参事室，父亲担任过西南区组召集人、学习组长，兼任国务院法规编审委员会委员，参加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讨论起草工作。1957年，父亲作为中共“反右”斗争的“马前卒”，常参加高级国务会议。1959年7月，父亲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动员参事们积极撰写文史资料。此时，有一位叫李奇中的参事经常来我家与父亲交谈，后来才知道他俩合写了一篇《袁祖铭被杀内幕》的文史资料。也许是父亲在与李奇中关于袁祖铭所部的交谈中，无意识地把他与贺龙的关系及贺龙信的事情吐露出来了。

根据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的《贺龙传》记载，1967年1月20日，贺龙和夫人薛明被送到北京西山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9月被正式立案审查了。北京城内到处都有“打倒走资派贺龙”等大字报。1968年3月，参事室多次举行座谈会，号召参事们揭发所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贺龙的历史问题被重点提了出来。从1968年2月29日起，中央专案组就派人到我家中向父亲了解贺龙历史上的问题。专案组每次都是两人一道来的，穿军装者为多。根据父亲留下的参事室《调查证明材料介绍信》，来人有由学柱、周栓增、李德儒、刘士兰、朱延忠等等。专案组开始对父亲很客气，有礼貌，要求父亲配合，后来的一批人对父亲说话就不客气了，威逼父亲交代贺龙历史上的“叛变”问题，并追逼贺龙的信。父亲一直都说“原件已被爱人吴澄华在苏州烧掉了”，只能告诉大概内容。父亲与专案组调查人员的谈话是在我家客厅，有时从上午一直磨到下午，许多时候保持沉默，无话可说，相视而坐。我的姐姐李绍华到中午还给他们煮过面条吃，搞得家无宁日，这样僵持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有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家吃饭，进门后我看见一根擀面杖不知为何斜立在走廊墙边，专案组的人和父亲在客厅里谈话。当时我因为听见有客人在，马上意识到他们又来了，就没再去想。专案组的人起身“告辞”，我和母亲走在他们的后面送到门口，回过头来我看到走廊墙边立着的擀面杖已不见了。我将此细节告诉母亲吴澄华，全家都很紧张，认为专案组要对我们家下“死手”了。同时，一位调查人员与父亲对坐，另一位就到我家中每个房间查看，我母亲只得跟在他身后满屋子乱转。他们并对父亲说“再不交出来，我们是有权力抄家的”，父亲一直不清楚信到底还在不在，本来就没想理睬这件事，所以也没有去找。这时，我们也不得不找了，否则抄家找到就很被动了。于是我母亲、姐姐和我三人翻箱倒柜，把家中的各个角落都认真地翻了一遍，在父亲的一堆旧文件书报中，终于翻出了署名“贺云卿”的两封信，全家都呆了。

贺龙的两封信找出来后，我们叫父亲马上交出去，父亲说：“你们不懂政治，再说交出去别人会认为我是在落井下石报复贺龙，让我再想一想办法。”假如父亲当时将找出来的信一把火烧掉，也不会出现最终“身败名裂”的结局了。我父母经过几天的思量，决定交由周总理来处理是最好的选择了，也认为总理是很了解父亲的为人和贺龙的历史的。为防后患，母亲叫我姐和姐夫王树珍找来照相机把信拍照下来，因不懂照相技术，冲洗出来完全看不清楚，放在家中的书桌上好几年。如何才能将贺龙的两封信送到总理的手中呢？父母想到了可以信任的参事室工作人员秦萍和张云，认为他们一定有办法万无一失地将信送到总理的手中。

1968年3月29日，父亲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由参事室送出。贺龙的两封信原件，最后由张云、秦萍与周总理的联络员郑凯取得联系后送出去的。后来，这两封信被中央专案组认定为贺龙叛投国民党的重要物证。

贺龙写给李仲公的这两封信的内容，根据父亲留存下来的抄录件是这样的：“（一）仲公吾兄次长勋鉴：前此被严仁珊等之欺骗，既予兄之难堪，复陷龙于绝境，至终无以自解，至今每一思及恨痛交并，故去、今屡拟托熊贤卿、贺贵严诸兄代向中央解释，藉明心迹，终以山河阻隔，音问无由，恂恨事也。近阅报章，始知冯逆叛状益彰，全国声讨，弟亦为党员一分子能不愤慨？甚愿率所部万余健儿就近直捣逆巢，灭此朝食，以报党国而慰主座，伏乞我兄代呈主座为荷，余不一一，诸希亮察，如能帮忙，即请设法示复，以便正式派人晋京面候教益矣。手此。敬叩勋安。弟贺云卿亲笔上，五、十六。（二）仲公吾兄次长勋鉴：前函计达，十六年秋间之事，完全为奸人利用结果。虽促成宁汉统一，而弟一人之牺牲，其痛苦不可言状。始知今日之政治须多受教训方能渐得其中之奥妙矣，弟本武夫且生性忠实，何能快慰，应付当今千变万化之时局耶？不能为天下人谅者理应然也。爱我如兄将何以教我？前言皆系至诚，务求敬代陈主席，请求一切为盼。临颖神驰，不禁依依，此叩大安。弟贺云卿亲笔上，五月二十六日。”

根据父亲留下的致周总理信的底稿，内容是：“久未谒见，时在念中。兹有一事，我手中有贺龙在1929年由湘西派人到南京要求我代帮助向蒋投诚的两封亲笔信，是这个大叛徒叛党的铁证。如由信内送上，虑交不到落入别人之手。拟请于万机之时召见片时，当面奉呈，并补陈有关情况，亲聆教导。特此函达之予核裁。敬祝健康，并致革命的最后敬礼！1968年3月29日。”

信送出去几天后，周总理办公室来了一个人到我家中，很客气地说：“感谢仲老对革命的支持，仲老的信总理已收到，总理让我们转告希望仲老注意保重身体！”根据来人的语气，不像是专案组的那帮人，一定是总理派来的人。父亲知道总理收到贺龙的亲笔信后，相信总理一定会妥善处理的，一颗悬着的心也就落了下来，清静了一一人段时间。

在中共中央为贺龙平反的过程之中，中央统战部多次把父亲叫到统战部落实贺龙写给他的信件问题。父亲回到家中很气愤地说：“童小鹏要我承认那两封信是假的。”父亲当即作否认，坚持贺龙的“亲笔信”是真的。并对童小鹏说：“你说信是假的，难道是我李仲公造的不成？”童小鹏说：“不是说你造的，如果是有人假借贺龙的名义写的，你也不知道。”现在想来，是不是提示李仲公肯定是“别人假冒贺龙的名义写的”，给李仲公一个台阶下，可恨李仲公又臭又硬罢了。周总理逝世后，父亲知道没有人保护他了，已预感到不知那一天会受到处理。1978年5月12日，父亲生病住进了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至6月20日去世，住院四十天。父亲住院期间，参事室派人到医院向医生了解父亲的病情，问“有救没有？”医生说他“年纪大了，危险！”这些对话都是我们在医院的走廊上听到的。还交代我们“如果李仲公不行了，无论白天晚上，无论几点钟，一定马上通知参事室”。

之后的一天，参事室通知李仲公的亲属在家等候领导上宣读重要文件，要求直系亲属不得缺席。当天，我母亲、姐姐和我在家中等候指示，参事室副主任白光涛和一位工作人员到我家中宣读了《关于李仲公问题的处理决定》。决定说：“1968年春李仲公交出两封伪造信陷害贺龙同志的问题，审查小组报经中央批准，认为是李仲公伙同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蓄意陷害贺龙的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李仲公罪行严重，又不老实交代。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本应从严惩处，逮捕法办。但考虑李已年近九十，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不再捕办，决定撤销其国务院参事职务。每月发给生活费八十元，交国务院参事室监督。”对父亲的处理决定，我们见父亲病重没有告诉他。因此，父亲到死都不知道他的“罪状”。20日早上6点30分父亲去世，9点参事室召开会议向参事们传达对李仲公的处理决定。父亲逝世时享年92岁，其骨灰最后由我的母亲送回贵阳老家安葬了。

父亲当年交送周总理的两封贺龙信，在当时要为贺龙彻底平反的政治环境中所作的“鉴定”是值得怀疑的，“原件”还在吗？也许将是一桩历史“悬案”了。我的父亲（一个十足的书呆子）连半导体收音机都不会开用的人，文革开始，亦没有和任何人有什么交往，年过八旬他如何能够伪造出两封信？他与贺龙的这点交往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恐怕算不上什么大事。现在看来，贺龙当年秘密致信李仲公，是在当时严酷的斗争环境中所采用的一种斗争策略，以减轻国民党的军事清剿压力，谋求革命队伍发展空间，不能就说他有“叛投”国民党反动派之意，也不影响他对中国革命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没想到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他政治上的致命“软肋”，“叛投国民党”的所谓“铁证”。

父亲从政多年，看见并经历过许多政治斗争，只有政见上的分歧，不存在个人恩怨，诸如他对待蒋介石先生的态度。父亲作为蒋介石北伐时的文胆谋士，最终因政见不合而分离，但人格上是敬重的；作为中共政权的无党派民主人士，诚心诚意膺服中共的领导……他与贺龙的结果都是以悲剧而告终，值得后人深思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