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福桐，笔名梧山，贵州遵义人，被贵州学界尊为“贵州文化老人”“贵州历史掌故辞典”，以其大度、包容、严谨、渊博、爱才而享誉学术界。
生平简介
陈福桐幼读私塾，后入小学， 15 岁时读初中。
1935 年毕业于贵州省立遵义中学。
1937 年赴
上海读书，后因抗战爆发，回遵义任教并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同时自修大学文科，并与中共遵义地下组织的同志一起创办快读书店、青年抗日救国会、音乐教育促进会、农村抗日宣传队等，后还与社会人士参办《黔声日报》、《民铎日报》 （ 任主笔） 及《遵义国民教育杂志》 ( 任主编 ) 、《时代儿童》等刊物。
1944 年任遵义老城标准学校校长，豫章、玉锡两中学语文、历史教员。
1949 年 10 月接受解放军二野联络员委托，从事迎接解放工作。同年 11 月，遵义解放后进入遵义军分区政治部联络处，从事争取联络工作。
1950 年任遵义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
1951 年任贵州省文联秘书。
1953 年参加土改回来，任《贵州文艺》编辑。
1954 年后历经磨难，“
文化大革命”中遣送农村。
1976 年任省文联行政组负责人。“文化大革命”中遣送农村。
2010年4月17日下午两点去世。
主要贡献
1980 年参与创办《
贵州文史丛刊》及贵州业余书法学校，同年任贵州省志编写筹备组成员。1983 年正式成立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后，任副总纂，为全省修志事业，跑遍全省所有地州市县和省直各个部门，宣传修志，发动修志。曾任贵州地方志协会副会长，校阅各种志书 70 余部，审读人物传记上千篇，培养扶持修志后学。同时还与—些老领导、老专家一起倡议成立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贵州省诗词学会并任常务理事。为贵州地方历史文献、传统诗词的整理、研究、创新出谋划策，参与全国文史馆系统《新编笔记丛书·贵州卷》《黔故谈荟》的编辑。 1993 年从文史馆退休，继续从事整理历史文献、点校古籍及参与编辑《黔灵丛书》等佛学书籍的工作。
数十年来，共创作古诗词 1000 余首，辑为《梧山诗稿》，又把研究评论方史志文章辑为《十年修志文存》、《梧山文存》存世。另发表贵州名贤专论文章如《封疆大吏典范——丁宝桢》、《黎庶昌——贵州放眼看世界的第人》、《六千举人七百进士》及诗词方面的论文《黔诗五百年储灵孕秀的因果探索》等。有古风一首《古诗新趋向》参加全国第一次诗词大赛，以图寻找诗词创作新思路，列入大赛《金榜集》。亦从事书法，省内一些风景名胜、寺院古刹均有其墨迹。
1991 年被聘为贵州文史研究馆馆员。
个人自述
我是遵义人，生于1917(民国6年)。 祖籍江西吉安府泰和县，迁来贵州的始祖先在
绥阳县务农，后迁至遵义城里开茧行，由于家道清贫，没有一个较详的家谱，我只知道凤字辈的曾祖和朝字辈的祖父。父亲廷杰，号济舟，他是第七代孙。文革期间破四旧，连这一本简单的家谱都被烧掉了。
父亲十多岁就去做一个商号的学徒，以后到离城30多公里的西乡鸭溪镇开了一个布店，自己能做家务，一生勤俭，买了50多担谷子的田土。母亲带着我和二弟福庆住在遵义城郊结合地段。大伯和二伯家都靠劳动谋生，几个兄弟先后都到鸭溪去做小生意，有的就住在父亲的店子里。
我读的私塾，塾师申惠泉是父亲的朋友。先读完一般蒙童必读书后，就读《
四书》和古文，12岁才读私立城成小学高一，校长刘伯庄，他和申师都是书法家。申师还能作诗，看风水，还教我读过中医书。刘师性刚直，守正不阿，赵恺(乃康)夫子为诚成写了一付对子： “正其衣冠，尊正瞻视；行为士表，学为儒宗。”要求我们的行为、品德要向这个标准去努力。赵恺夫子的儿子赵志常(守典)先生是我的班主任，教语体文和《三民主义》。我们知道讲旧学有孔夫子，讲新学有鲁迅先生。15岁考入省立第三中学，教国文的是举人晏梦琴先生，教语体文的是由北京回来的年轻老师余正邦。星期日到赵恺师家去，听他讲《说文解字》和《史记》以及郑珍的诗文。赵恺父子都是我的老师，赵恺师是一个拔贡，但他的叔母是郑珍的女儿，他继承郑珍研究“许郑之学”，许是许慎，郑是郑玄。又维承郑珍莫友之合纂《遵义府志》的风格，先后与探花杨北麟、进士杨恩元和纂《续遵义府志》。我接受赵师传授的同时，心有旁鹜，就通读孙中山的《中山丛书》，梁启超的《饮冰宝全集》、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史》，以及鲁迅、郭沫若、胡适的书，还读了《三国演义》和一些旧小说，当时军阀混战，从小就看到杀来杀去，苛捐杂税，民不堪其扰，而少不更事，想将来去做个“百里候，”当个爱护百姓的县官。
中学二年级，17岁时当了学生自治会学术股长，办有铅印的《
会刊》，又当了民众夜校校长，有高初级四个班，一百多个贫民子弟。后来当贵阳市委书记的伍嘉谟(朝壁)，和我同班，当级长又兼夜校老师，1935，红军长征过遵义后，中学停办了一个学期，我转学到贵阳师范学校初中三年级，教国文的是翰林王仁阁老师。我回遵义去比伍嘉谟提前半年毕业。我在上海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国民党遵义县党部就要我去作宣传助理干事。我以为他们是实行三民主义的，进去后，和那位仁怀人徐世勋，他是组织干事，为我讲述了国民党许多违反中山教义的行为，劝我去升学，同学谢树中、罗有余他们是共产党员，给我读几本革命书刊，因此在县党部不到半年我就辞职回家，准备到上海去。
红军长征过遵义时，周守儒、谢树中等都是游击队员，红军走后，这个游击队电各自分散隐蔽了。1937春，周守儒化名刘绍臣，在遵义新城万福桥乡下出现，叫他姑母的小叔张正宾来对我说，希望我通知谢树中、罗有余约来见一面，我约了他们二人到万福桥去，我和张正宾远远的坐在另一个地方，不知道他们谈什么，周守儒和我有表亲关系，张正宾是我父亲的徒弟。10月一天，突然在张正宾家逮捕了周守儒、谢树中，罗有余、陈文范、张正宾，第二天早上捕了遵义师范(即前省立三中)的教师余正邦和一些学生，还有罗有余的同乡友人孙玺常，世界书局店员邱敏等多人，这就引起学校罢课，市场罢市。
专员公署专员刘千俊、别动队长陈势涛等，主张开会审法庭，当夜在法庭上的学生骂国民党部总干事颜明璋等擅自捕人。这事在遵义难解决，就把学生释放，余正邦、谢树中、陈文范、邱敏、张正宾、罗有余、孙玺常、周守儒等8人押解贵阳，陈文范出庭作证是余老师领导的党组织，拖了一段时期，除将周守儒、谢树中、罗有余等转押重庆委员长行营，分别判刑，其余5人释放。徐世勋，被认为与共产党谢树中经常来往，对他盯视很严，因此自杀。
1937年春，我和几个朋友到上海去，书未读成，因七七卢沟桥事件发生，8·13上海日军开始行动，我们由上海经杭州转到武汉，再经重庆回家。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抗战一开始，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少，皆有守土抗战的责任。”延安发出《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表示：“三民主义为今日之所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后来《新华日报》迁到重庆，多次见到的三民主义诠释为“民族独立，民族普遍，民生幸福”，因此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谢树中走出监狱，回到遵义，周守儒到《新华日报》工作，罗有余病死狱中。谢树中在遵义不得教书，先为陆军大学一个军人家属作家庭教师，但他常到老城杨柳街小学去组织学生写慰问八路军的信等事，校长吴开治是他的朋友，推荐我去学校当训育主任兼毕业班级任老师。这个毕业班有的学生年龄稍大一些，国民党一个宣传干事来教公民课，常把学生带到县党部去活动。我宣布：“我是国民党员，理应教公民课，学生非经我准许，不得到县党部去参加活动”。就这样抵制了国民党派来的人，净化了学校。另一个共产党员杨天源进入学校。当时遵义的党组织是单线联系，谁是党员，不能过问。
以这间学校为中心，前后进来的党员大概是10个，我们先后组建的活动有遵义青年
抗日救国会、遵义音乐教育促进会、快读书店、农村抗日宣传队、儿童歌咏团等。学校悬挂有中国政府和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画像。我们学校里还举行过“黄河大合唱”的演奏会。快读书店经销了延安、重庆、桂林和莫斯科中文版的各种图书，代销《新华日报》。浙江大学迁到遵义，有些集会就在我们学校举行。潘名辉家有钢琴，成了浙大音乐活动的沙龙。一时之间，抗战救亡活动出现了空前活跃的景象，办的《活路》、 《游击队》等壁报，每天都有成群的读者围观，国民党中有人开始散布“共产党操纵”的谣言。
那时监视、盯梢、打击这些活动的机构有中统、军统、宪兵特高组、警备司令部、国民党部、三青团、警察局、西南公务特别党部等10多个机构，最高组织是“特种汇报会议”简称特会，专员兼保安司令为主席，国民党书记为秘书长，实际大权在中军两统手上。迫于形势，余正邦和谢树中先后去了延安。这时地下组织内出现了问题。
有一个叫夏任之的向县委领导人杨天源威胁，他要在贵阳《中央日报》登报脱党，杨要我去劝阻，他才表示作罢论。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问题，至今我也不知道。1940年初，杨又介绍他到重庆随18集团军车到延安，走到西安，藉故被宪兵抓去逃跑回来，其实他是在西安自首后回来的，到遵义国民党作宣传科长和县参议员。
皖南事变后，他又来对我说，国民党准备抓杨天源，是富家子弟，搞点活动而已。高文伯，河北人，英国伦敦大学毕业，还是有一点民主思想。先释放潘名辉。肖汝豪逃去云南，其余4人转到贵阳后，释放傅家兄弟，贺、徐二人转到重庆复兴关集中营。杨柳街小学校长调走，教师解聘，由何其荣、沈一平去同富有的柏继陶(即原遵义会议地址主人的大儿子)商量，筹办私立杰生小学，继承杨柳街小学的办学精神。
有个安徽大叛徒鲍沧，被派到遵义专员公署作视察，这是对外掩护的身份，实际是“中国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黔北督导区主任”，这个人天良丧尽，坏事做尽。李绰然叛变后做他的秘书长。鲍沧破坏黔北地下党和浙江大学的进步活动。他要派两个特务去作乡镇长，被县长孔福民拒绝。孔是山东人，曾被冯玉祥封为模范县长，由桐梓调到遵义，自恃来头大，不买鲍沧的帐。鲍沧就抓了一个记者，一个县政府的股长，以手枪逼使他们承认和孔福民、以及三个科长李祺增、吴树樾、钟麒麟6人是共产党支部的。高文伯不相信这回事，省中统主任戴天强来专员室审问，高文伯对记者和股长说：你们老实说，专员为你们承担。鲍沧的恶迹，已成“谈鲍色变”，不敢说被逼供，唯唯诺诺被带到贵阳发表《脱离共产党宣言》。其实这两个人都是国民党员。三个科长也押上贵阳“悔过自新”。孔福民调到贵阳，省主席吴鼎昌不相信这回事，过些时候，孔福民被委任为独山县长，鲍沧也调走。
1944年，河北人，中央政治大学毕业的仁怀县长卜青芳调遵义县长，前杨柳街小学校长吴开治任团溪区长。卜青芳要他介绍一个人作杨柳街小学校长，改名为遵义国民教育示范区老城标准中心国民学校(简称老标)。这间学校有两个任务，一是要贯彻吴主席(鼎昌)的三完运动，即书本教完、作业改完、功课考完；二是要培养一批能担任小学校长的教师。吴开治介绍我去。我告诉卜，国民党部不会放我。他说，我去找他们谈。就这样我作老标的校长。
回头叙述杨天源走后，代理县委书记李君介绍我认识黔北地委书记李绰然。几天后，李君转达李绰然的意见，要我加入组织，对这个问题我有考虑，我读恩格斯的一本书中讲到：小资产阶级分子，在革命成功后，只会在茶楼酒店高谈阔论(大意)，此其一；我母亲死得早，家中有慈父贤妻，待我太好，我没有勇气去做勇敢牺牲的事，此其二；夏任之要背叛组织的例子，使我非常警惕，一但被告密逮捕，叛变求生，被杀成烈士，我都不可能，此其三。因此，我说我不够格，愿作一个同路人，接受委托，尽可能去做。想不到两个月后，李绰然被捕叛变，他供出我是共产党员，写的是“陈胡头，30岁”，那时我才24岁，名字也写错。国民党中有相识的人，认为李淖然的供词不确实。我被强令到《黔声日报》作编辑，不准我出城，随时接受贵阳的书面讯问，最后的结论是：受共产党利用来和国民党作对。有三年时间被软禁，趁此时间，读了法国和俄国的一些文学名著，也读了《遵义府志》。这是一桩必须说清楚的事。
1944年到1946年我在老标教书期间，参与编辑县教育会办的《时代儿童》刊物，主编《遵义国民教育》杂志，兼任遵义《民铎日报》主笔；和何其荣、李幕侬筹款出版浙江大学副教授吴志荛著的《裴士泰洛齐》；集股开办遵义国民图书局。接受潘名辉的委托，安排在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因搞民歌活动而被勒令退学的朱石林夫妇和陈立华等的工作，并向县政府建议开办“暑期小学音乐教师训练班”，聘潘名辉等为教师，推广革命民歌活动等。
当时是抗战胜利之后，大规模的内战开始，在国民党蒋管区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教师工薪有时几个月领不到，我曾经在集会上指责过官员。又因国民党中央通告：举办全国第二次党员总登记，不登记者作退党论。我约了几个朋友不去登记，他们怀恨在心，1948元月18日，在豫章中学逮捕我，押上贵阳飞山街鸭子塘秘密监狱。当时遵义的专员兼保安司令邵陵，是省主席杨森当军长时的参谋长，邵陵以遵义特会主席的名义向省特会主席杨森密告我有“共党活动”，早上开特会决定逮捕我，晚上就押上这所美其名曰“战时青年招待所”的政治犯监狱。经过中统一次审讯、军统两次审讯，不提骂政府官员的事，只提夏任之检举我1936年为散失的共产党人搞联络，追问杨天源隐蔽在哪里，朱石林、潘名辉、杜龙源的共党行动。
国民党中央委员刘健群是遵义人，他回贵州搞党团合并工作亲友请他向杨森提出释放我，遵义的辛亥革命老人时任县参议会正副参议长的牟林、周子光联名20多个绅士来保我，都被拒绝释放。拖了一年，到1949年2月中旬一天，突然被释放出狱。我去见妻子的叔父杜叔机先生，他才说，他找了和他是北京大学的同学、新任省主席谷正伦的秘书长潘锡元，盖了谷正伦的章，两统都不释放，是佘万选调两统审讯的卷宗看了，对保安司令部情报处长何锦书说：“陈福桐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供认出哪一个共产党的关系，把他释放”。
杜叔机当时是贵州省参议会副议长兼国民党执行委员，佘万选是军统少将，48年2月由南京派到贵州担任军统站长，我还没有见过面的内弟杜龙潭，从驻苏联大使馆的武官任内回国，听说他姐姐杜龙萱由延安寄给他母亲的信放在我家，因此我被逮捕。杜龙潭托佘万选照顾，佘是杜的表哥，他到贵阳又受叔机先生之托：只办了我这一桩案，就调重庆交警总队走了。
我回到遵义，中统特务艾超就上门来问长问短。四月间遵义大搜查一次，半夜到我家，把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搜去，因为托尔斯泰是俄国人。
下半年，杰生小学要扩充办一间杰生中学、校长何其荣是我的表弟，聘我为教导主任，国民党和中统都不同意，董事长柏继陶请这些人吃饭，时继陶二弟柏辉章已从南京回遵义，他任过副军长，这些特务不敢得罪柏家，答应可以聘我，但要派一个人去作训育员监视我。
与我同在杰生中学教书的姚士达，是多年的老同学、老同事。他是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陈铁的妹夫，
辽沈战役后总司令卫立煌飞香港，陈铁飞上海，经国民党少将陈义新介绍，陈铁和上海地下党的闵刚侯见面，约定陈铁回贵州准备武装起义。当时何应钦向蒋介石推荐陈铁为国防部次长，他推辞不去，宁肯回贵州任第八编练司令。据有关资料介绍，在抗日战争时期，卫立煌驻守黄河任战区司令，陈铁是军长，他两人会见过朱德、刘少奇和彭德怀。陈铁对他的几个师长讲，老蒋此人不行，将来我们同共产党一起建设新中国。一次彭德怀要穿过山西国民党警戒区，卫立煌要陈铁陪着彭德怀穿过庞炳勋防守的地段。陈铁驻守遵义，要姚士达担任机要秘书。陈铁和香港卫立煌、陈义新的通信，都是姚士达手书的。
遵义临解放前10天，陈铁对姚士达说：“卢专员(杰、名励斋)说，‘陈福桐在搞活动，我们要捕杀他’。”陈铁又说：“明天我有车开回西坪(陈铁的老家)，叫陈福桐和你一道搭车下乡避一避。”我将此情告知潘名辉、何其荣，回家和杜龙源说： “我走后，你同父亲带着两个孩子下乡去住几天，快要解放了。”我同姚士达一起乘陈铁的车出城，告知他，杨天源奉第二野战军之命，由常德潜回遵义，要我设法保存遵义电厂和民铎日报印刷厂，争取国民党军人起义，劝老百姓在解放时不要逃跑。
这个消息，已转告潘名辉和朱振民。振民是我的表兄，任过新8师副师长、遵义警备司令部副司令、陈铁的高级参谋，
辽沈战役和100多个国民党将官被俘，经过三个多月教育释放回黔。士达说：“大哥(指陈铁)正在考虑怎样找地下党人联系。”我住在姚家。几天后，晏东荟、肖义德来约我和士达到陈铁家里，商量起义的事。陈铁下令调275师陈德明部(陈铁的堂弟)到遵义，信由晏东藩、陈英专程送去。
11月2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电话通知我火速回到城里。我们入城见有“川黔边区纵队司令部安民布告”，政委潘明辉，我对他说：“你不是共产党员，怎么挂政委的名义?”即刻由肖义德去向入城部队28师领导请示，如何处理这个组织。经请示：“名义保存，只做支前工作”。
我向遵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璞如汇报了杨天源交代的工作，他要我离开学校，到军分区政治部联络处做争取国民党军政人员回家，投向人民的工作。陈璞如是地委书记兼统战部长、军分区政委，联络处有军分区科长杜芳义主持日常工作，设一个对外活动的小组，成员有杜叔机、张肇奎、朱振民、潘明辉和陈福桐，发出去的争取联络信都是我写的。杜芳义先阅过，重要事请示陈璞如。
1950年2月我调到市里去筹办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设协商委员会。市委书记江平鲁作协商会主席，我是副主席，天天上班的。杨祖恺作秘书长。建立
中苏友好协会，杜叔机和我都是副会长。以这个会为宣传中心，遍设街道支分会。
由于当时的一些历史客观原因，我的人生遭遇了更多的磨难，在一切得以恢复回省文联工作时已60岁，三年后，因省文史馆恢复建制，副馆长刘熔铸向统战部请求借调我去协助工作，1979年冬离开省文联。
1980年初，省委批准建立“贵州省志编写筹备组”，以副省长秦天真、统战部长惠世如、省民委主任吴通明、省文史馆长田君亮为正副主任，刘熔铸、单衍荣、曾昭毅、周春元、俞百巍、田兵、陈福桐等为成员，并以刘熔铸为办公室主任。1983年正式建立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我兼任副主编，工作13，于1996年75岁时回到文史馆办退休。
写此自述时，已年届90岁，由于有黄炜、刘学诛、傅汝吉、宦迪、史坚白几位同志写文章介绍了我的历史和近些年的活动；在我的《文选》也提到许多事，本稿的下半段故从略从简的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