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教名人，唐初著名道士。道号任真子，原籍不详，唐代道家重玄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生卒年不详，约活动于唐高宗（650～683）时。蒙文通先生疑其为成玄英的弟子。

有这样几条材料可资佐证。

一是他口述：“荣在蜀日，已闻师名”；“道门英秀，蜀郡李荣”。二是史书斥其为“区区蜀地老，窃号道门英”，曾与义褒、慧立等人在皇帝面前辩论，被辩的哑口无言。三是《绵阳县志》卷七引旧志说：唐驸马蒋曜登富乐山别李道士荣诗。该诗收入《全唐诗》卷八百八十二，作者为薛曜，题名《登绵州富乐山别李道士策》。看来二者各有笔误，前者“蒋”当作“薛”，后者“策”当作“荣”，可能皆因形近在传抄中出现的讹误。四是《全唐诗》卷八百六十九所收李荣《咏兴善寺佛殿灾》有注称：“荣，巴西人”。据《元和郡县图志》：富乐山在巴西县东五里。这些都表明李荣当为绵州巴西人。

李荣作为重玄学大家，但是却没有给后人留下很多关于他生平的资料。在道教的古籍中更是没有关于李荣生活时代和籍贯的记载，这可能与道教上清和楼观的修道成仙的最终目的和意向有关。由于李荣的籍贯和生活的年代古籍已经没有确切的记载，我们就只能从前人留下来的一些文章和诗词中的只言片语来加以推断了。

李荣自幼笃志好学，才思敏捷，崇尚老庄，成为蜀中道学名流。唐高宗继位后，李荣被召入京城，长住长安东明观，经常活动于长安和洛阳两地，硕儒、名士经常与其相往来，谈道论学，深受玄学、佛学、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当时的佛、道论争中，成为京城的“老宗魁首”。

据《旧唐书》卷一百八十卷记载，高宗末年，李荣仍住在东明观，与太学博士罗道粽等往来密切“罗道粽每与太学助教康国安，道士李荣等讲论，为时所称。”可以看出李荣是当时道教中理论领袖群伦的人物之一。

好友骆宾王曾给李荣带过女道士王灵妃写的诗。李荣在长安时，与灵妃“台前镜影伴仙娥，楼上箫声随凤史”；“仙桂丹花重叠开，双重绰约日游陟。三鸟联翩报消息，尽言真侣出遨游。”后李荣忤帝意被贬云游（一说因为武则天为登基做准备流放道教学者所致），“不能京兆画蛾眉，翻向成都骋驺引”，年去年来，灵妃“春来春更，恰逢骆宾王于姚州平叛回到长安，便托骆写了这首缠绵悱恻的长歌寄给李荣。

李荣文人气质，有诗才，喜与文人墨客交游，性格灰谐，好与人辩。《大唐新语》卷十二记载: “京城流俗，僧、道常争二教优劣，递相排斥。总章中兴善寺为火灾所焚，尊像荡尽。东明观道士李荣因泳之曰:‘道善何曾善，云兴遂不兴。如来烧亦尽，唯有一群僧’。时人虽赏荣诗，然声称从此而减”。②

李荣的诗句幸灾乐祸，由争竞优劣道嘲讥其遭灾而神不灵，可见李荣不但有争竞之心，而且还很强烈。唐初长安风习，二教常争论不休，但若，非毁太甚，又往往为“通人”所讥，李荣在长安的声誉，便因为这首诗受到了很大的伤害。道教徒自称鄙薄世俗，但他们的许多言论行为却偏应了一句俗话“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如何洒脱的开？

综上所述，李荣为高宗朝与则天执政初中期京师长安非常活跃的道教领袖。其前期的主要工作，在于同佛教徒进行教义高下的论战。后期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主要投身于理论建设。这两方面的成就，使李荣享有身後葬於国家道院束明观的哀荣。这说明，晚年的李荣，依然十分风光。

李荣注老乃逐章逐句，义理清澈，其文字洗炼通畅而意旨绵密。作为一套完备的哲学体系，在方法论掌握得宜的情况下，解之不觉畅快淋漓，布局起手可谓方正明快。并且就哲学活动所进行的思辨性强度而言，李柴《老子注》堪称理论清晰的作品。他的修善哲学及社会政治哲学的原理，可以从他的世界观原理中导出。虽然他的理论各部细节之连贯性仍有斟酌之余地，但他的抽象思辨的语言表达之能力，在四家注老作品中确实最为可观。我们见于河上公及王弼哲学中的若干宇宙论原理及本体论原理的观点，不断出现在李柴的作品文字之中；遂至有玄远逸流难以收摄的情况，但仍是精彩之作。而其《庄子注》亡佚于宋末元初。李荣扬弃与深化道教重玄内部逻辑和魏晋玄学,融合佛教三论思维方式超越性吉藏内求毕竟空

李荣曾注《西升经》、《庄子注》，主要著作有《老子注》。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序》存录“任真子李荣注上下二卷”；《宋史·艺文志》有“李荣《道德经注》二卷”。宋人尤袤《遂初堂书目》也存“李荣注老子”。宋高似孙《子略》卷二“老子注”中录“《任真子集注》，李荣，道士”。今《正统道藏》残存李荣《老子注》。敦煌曾出李荣《老子注》唐高宗时写本，现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近人蒙文通于本世纪40年代末据《道藏》残本、北京图书馆和巴黎图书馆所藏敦煌本辑成李荣《老子注》四卷，据称基本恢复了李荣注的原貌。1947年由四川省立图书馆石印刊行。以后严灵峰也有辑校本，收入《无求备斋老子集成》初编第三函。李荣所著书尚有《庄子注》，其佚文已不可考，知荣诚富于著述者。

“重玄”，语出《道德经》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重玄学”是中国思想史上一股重要的哲学思潮，也是隋唐之际的首都哲学体系。重玄学上承先秦两汉、魏晋玄学的发展脉络，后启宋明理学的哲学，在华夏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重玄”思潮在两晋隋唐时期影响非常大的。她是一种纯哲学思辩，不属于哪一门、哪一派，而是为儒释道三教所融摄、所应用。“道家重玄”、“老学重玄”、“道教重玄”三者义蕴虽相互有所涵盖，但不可视为一体，混为一谈，应该说，作为“重玄之道”的不同外延，都有其存在的根据。隋唐时期,道教继续延续了在佛道论争之中建构自身心性思想的历程。特别是唐初佛道论争所提出的问题,对于日后道教心性论的形成与成熟起了推动作用。道教的学理化,也就是心性思想的出现,有两个标志,即道性论与道体论的建立。前者几乎是佛性论的翻版,后者则是道家道体论、玄学本体论与佛教理论相结合的产物,而二者一致的逻辑方法就是佛教中观学。

随着《妙真经》、《太玄经》、《自然经》、《正一经》、《玄门大义》等诸多太玄部重要经典的失传与孟智周、藏玄靖、韦处玄等等学者的著作亡佚，只剩下《道德经》、《西升经》、《太清金液神丹经》、《道德义渊》和《西升经集注》、《云笈七签》引有众学者的思想；另外《本际经》、《 太上一乘海空智藏经 》,他们不属于严格的重玄学，如《本际经》、《 太上一乘海空智藏经 》,虽然也谈“重玄”问题,但是“囫囵吞枣,把佛学带进 了道教,忘途而不知返”, “实际上已经改头换 面，离开了道教重玄学的根 旨”。另有晋魏时期所作的《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太上老君内观经》、《升玄经》等经.不知何派所作，据其内容因跟楼观道、天师道关系甚大。

缘何一代道教思想家，竟然在道史中无有记载，我们不禁困惑了。就思想深度而言，愚意以为道教史无有出成、李之右者②，然历代的道教人士，完全忘却了成、李的存在，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位置(除杜光庭)，相反，是他们的敌人倒大有惺惺相惜之意，这不能不使我们备加关注。

考有唐一代道史，茅山派舆楼观派为其主流，今见诸史乘者莫不皆然。王远知、潘师正、尹文操辈，不是对唐王朝的建立有汗马之功，就是六朝以来的世家蕾族。这样的背景，与以义理见长、出身寒素的成玄英、李荣，在思想情感与终极关怀上，不能不产生隔膜甚至排斥。而这一点，又恰与佛教禅宗、天台的兴盛，慈恩的衰落相映。打破豪门对知识的垄断以及成仙登佛解释权的占有，不论佛道，乃时代大势所向。对道教而言，外丹的不可靠不仅在理论上为思想家认识到其所存在的逻辑矛盾，而且在实践中越来越被佛教徒嘲弄，成为其奚落道流的口实，如何在成仙的实践修为中另开蹊径，并对此从道体本体诸方面作出令人信服的说明开示，正是成、李所表现的内容。成、李之不显于道史，而茅山、楼观之炽盛，说明成、李非此派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