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小说是一种产生于90年代，以新历史主义为其主要历史观的文学形式。传统的历史主义在承认客观历史事实存在的前提下，认为历史学家可以通过认真的研究考察，最终完成对于历史真相的真实还原，即我们所阅读的历史是完全真实可信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虽然新历史主义的理论也承认有客观历史的存在，但这些理论家们却认为所有的历史书写都不可能真正地达到还原历史真相的目的。

在文学创作上，新历史主义反对文学的纯形式分析，强调不能孤立地看待历史和文学史，不能将一个时代的文学与其政治、经济、历史截然分开，而应将文学与非文学加以“综合研究”，力图达到“文化政治历史诗学”的“重写文学史”目的。相应的，新历史小说摈弃了革命历史小说的二元对立模式，注重历史反思，发掘人性，努力将历史的真实凸现出来；同时，挖掘传统历史文化对现实的影响，整合积极精神因素，塑造民族意识，形成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相比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 “革命历史小说” 和九十年代的正 “历史小说” ， 新历史小说在写作手法上

表现出了与前二者迥然不同的特点， 它的抒写是反传统的， 表现在： 民间视角、个人体验的强调； 边缘人物、非史资料的撰写； 叙述空缺和再现原则的瓦解历史的存在，但这些理论家们却认为所有的历史书写都不可能真正地达到还原历史真相的目的。在他们看来，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带着一定的情感价值立场从事于历史的书写工作的，虽然他们的确想尽可能客观地将历史的真相呈现出来，但不同的情感价值立场的存在本身却极明显地阻碍着这样一种目标的实现。很显然，出现于不同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景观，当然会形成很大的差异。因此。 同时， 它渗透文中的历史表现出了虚无、 非理性的特点。 新历史小说因新颖而得以展露文坛， 又以过标新立异而走向了穷途末路。

新历史小说与革命历史小说是描写20世纪革命事业的两种成功的小说模式。“革命历史小说”的写作高潮出现于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之交。对于“革命历史小说”，洪子诚曾作出过这样的界定：“在50至70年代，说到现代中国的‘历史’，指的大致是‘革命历史’；而‘革命’，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指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鉴于这种情形，80年代有的研究者提出了‘革命历史小说’的概念，指出这一‘文学史’命名所指称的作品，是‘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它主要讲述‘革命’的起源的故事，讲述革命在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之后，如何最终走向胜利。”说到底，“革命历史小说”的一大特点就是，在呈示表现革命历史的时候凸显出了一种相当突出的意识形态色彩。这样，一个必然会出现的问题便是历史事实与意识形态的冲突问题。在那样一种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二者冲突的结果却又必然是以对历史事实的更改或重写而迁就适应意识形态的要求。

相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 “革命历史小说” 和90年代的正 “历史小说” ， 新历史小说作家们近乎偏执地想颠覆渗透于前者中的历史观念。他们用全新的手法反其道而行之， 抒写带有强烈主观性、 循环性、 偶然性的历史， 他们这种传统的抒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民间视角

个人体验的强调新历史小说所要表现的是具有 “野史” 意味的历史， 是 “经过作家们的思想过滤和心灵折射的历史印象” 。 民间视角便不可避免地成为新历史小说作家们首选的叙事视角。余华说过， 外部世界都是不真实的， 只有自我才真实。 在新历史小说作家们的心中， “历史是‘我’ 的历史， 或者说是 ‘我’ 对历史的体验、 感觉、想象” ， 历史在新小说作家们眼中是不确定的，是随意的， 是不断更改的。 这给他们的小说创作打上了鲜明的个人色彩， 带上了鲜明的个体经验和自我感知的烙印。新历史小说在叙述上常常会出现一个“我” 的叙述者形象。 “我” 在历史与现实中不断地隐现， 沟通着现在与历史的对话， 传递着作者对历史的个人体验。

边缘人物， 非史资料的撰写

新历史小说是以逆反的姿态走上20世纪文坛的。 对抗于 “历史小说” 中的官方意识， 新历史小说更喜欢采用民间视角， 强调个人体验。 对应于这种强烈的 “自我” 体验的抒发， 新历史小说不同于以往历史小说， 把官方人物或在历史上有所记录的名人至少是正面人物作为故事的主角， 而是往往把土匪、 地主、 罪犯、 妓女等社会边缘人物作为自己描写的正面对象； 构成小说故事的也往往不是正史书籍中所提供的材料， 而纯粹是一种个人的自我生活体验。 作者打破了传统历史小说中将人物性格与其社会角色相混同的思维模式， 抛弃了简单地以 “好” 与 “坏” 来定义人物的审美定式， 展示了这些边缘人物被历史身份所遮掩的正常人性， 表现出人性的复杂丰富性。 新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很难简单地定义为 “好” 或 “坏” ， 我们只能说他 （她）们是一个个复杂体， 而恰恰是这份 “复杂” 还原了历史以真实， 道出了人物最真实的人性。 但是对人物丰富性的偏执追求也使某些人物反而成了 “扁形人” 。在新历史小说中， 历史是偶然的巧合， 甚至是由人的本能欲望写成的， 因此新历史小说家们从不相信史书上所记载的历史， 而是喜欢撰写带有 “野史” 味的历史， 这就使家族衰败的故事成为新历史小说最青睐的题材。 因为这种家族更替的故事多来自于民间传说， 留有更多幻想填补的空白， 更能体现出生命轮回、 历史循环的真实面目。

叙述空缺，再现原则的瓦解

中国传统历史小说在叙事结构上多采用朝代更替、 顺时发展的时序逻辑， 类似于编年体史书； 采用简练而缺乏想象的文字， 对英雄行为进行密集、 穿插的叙述， 结构繁杂散漫， 缺少聚焦。流行于五六十年代的 “革命历史小说” 也是延续了这一史传传统。 而新历史小说却从这一传统中突围而出， 强调历史的审美性和想象性， 打破了以往历史叙事的时序、 因果、 整体化结构， 采用了回忆、 联想、 闪回、 蒙太奇、 抒情等多样叙述手段。 特别是他们的历史叙说是残缺不全的， 他们是“借某个历史框架甚至是历史虚拟， 来诠释变化无常的历史表象背后的人性法则， 来表现生存意志和情感需求的历史内涵， 来升华那种根植于现实地基上的历史幻想” 。

在传统历史小说中， 历史往往是不可更改的客观存在， 作者只能从自己的时代出发， 对这个客体存在进行重新观照， 挖掘出历史的新含义。 而新历史小说家们眼中的历史却常常是随意的， 是可以不断更新的过程。 正如卡尔所说： “历史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 ” 新历史小说作家认为， 历史不是恒定不变的客体， 其形成过程是千变万化的， 历史真实只有在心灵与过去的沟通中才能逐渐展现。不同于传统历史小说的再现历史， 在新历史小说里， 历史真相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在历史的叙说中， 传达一种历史识， 一种历史情绪， 追寻历史的本相过程才是历史的真正意义。 在新历史小说作家们看来， 历史是非理性的、是虚无的， 似乎被一种神秘力量所主宰。 既然历史命运是不可预测的， 新历史小说在对历史的迷惘中， 必然地导向了宿命论。但这种宿命感不同于唯心史观的宿命论， 它是潜在于叙述者心理中的一种历史感慨。 正是这种悲怆苍凉的历史命运感， 体现出了贯穿新历史小说始终的那种历史意识， 是新历史小说之所以被称为 “历史小说” 的真正原因。

新历史小说与新写实小说可以说是同根异枝而生，只是把所描写的时空领域推移到历史之中。就具体的创作情况来看，新历史小说所选取的题材范围大致限制在民国时期，并且避免了在此期间的重大革命事件，所以，界定新历史小说的概念，主要是指其包括了民国时期的非党史题材。其创作方法与新写实小说基本倾向是相一致的。

新历史小说在创作题材选择上，与革命历史小说有诸多雷同之处。大都涉及到共产党建党以及其后的革命历史生活。但新历史小说作家们因受其个人生活经历，现实生活特别是各种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使他们对这些相同或相似的历史题材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历史判断。新历史小说的言说主体是地主、资产者、商人、妓女、小妾、黑帮首领、土匪等非“工农兵”的边缘人，主要描写他们的吃喝拉撒、婚丧嫁娶、朋友反目、母女相相仇、家庭兴衰等生活的日常性、世俗性甚至卑琐性的一面。其代表性作品有：陈忠实的《白鹿原》，余华《活着》，莫言的《红高梁》，苏童的“枫杨树村”系列（《罂粟之家》、《1934年的逃亡》、《妻妾成群》），叶兆言的《枣树的故事》、《追月楼》、《状元镜》、《半边营》，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故乡天下黄花》，池莉的《预谋杀人》，方方的《祖父活在父亲心中》，周梅森的《国殇》等等。

简介

新历史小说在处理历史题材时，有意识地拒绝政治权力观念对历史的图解，自觉地从历史的废墟中走出，尽可能的凸现民间历史的本来面目。较早体现这一创作特点都是赵本夫，他在80年代创作的一系列中长篇小说《刀客与女人》和《涸澈》等手现状早了民间历史话语的美学意境，悲壮而传奇地描写了黄河边上的下层民众抗衡天灾人祸的粗犷生活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种与传统儒家礼乐文化相对立的民间文化的生命力。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作是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作家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把政治势力之外的民间武装或民间社群作为主要描写对象，可以凸显出充满生命力的民间世界的理想状态，把一种充沛饱满自由自在的民间情感作为作品内在的精神支撑。其他的代表作有陈忠实的《白鹿原》，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张炜的《古船》，余华的《活着》等。

革命历史小说

回溯已逝的20世纪中国历史，“革命”是最为重要的关键词之一。在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历史实际上也就是一部革命的历史。因此，作家意欲借助于作品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进行艺术化努力的时候，“革命”是作家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如何理解、评价并叙述“革命”实际上成为衡量一部作品艺术成就如何的一个重要方面。革命历史小说作家们，通过再现历史场景，即类似于对革命历史过程的纪实性记录，以肯定革命的正确性。这种小说大多是二元对立模式。其历史观就是把社会历史演进看做是好与坏、善与恶、光明与黑暗、革命与反动等这一系列截然对立的力量之间的较量。大写革命者、斗争者的英雄主义、道德情感等以推崇传统道德，使之具有震撼人心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同时也有较大篇幅书写反面人物的侵略行为和野蛮表现，以肯定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革命历史小说注重文学的工具性，服务性，强制其承担起“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的重任。

解构主义思潮下的新历史主义小说

而新历史小说产生于解构主义思潮涌起的年代。80年代中后期以后，历史业已变成一个解构或嬉戏的对象。年轻一代对待历史与现实生活方面做出与革命一代截然不同的反应，昭示了一种新的历史观照视觉的逐步形成。他们对革命历史的了解来源于历史教科书，作家与作品中的历史背景有遥远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这就使得他们不可能再像革命历史小说作家那样通过再现历史图景进行创作。但当解构主义随着各种西方现代思潮的涌入，其“无系统，无中心的绝对自由”的解构理念，给作家们以思想的启迪。他们尝试这一种全新的结构——解构视角，重新审视过去的历史事件。特别是对历史记载的绝对客观性以及文本解读的确凿性进行消解，从而体现了多元复合的历史观。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对革命历史小说截然不同的革命历史的评价和认识，摈弃革命历史小说特有的二元对立的认识模式。正如余华所说“一个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只要当现实处于遥远的状态时，他们作品中的现实才会闪闪发光，应该看到这过去的现实虽然充满魅力，可已蒙上了一层虚幻的色彩，那里塞满了个人想象和个人理解”。因此革命历史小说文本中所建构的神圣崇拜坚定明确等革命性质在新历史小说作品中无处容身，而充斥其中的处处体现了解构主义消解神圣，消解英雄形象的创作精神。

《白鹿原》中有大量篇幅涉及现代革命历史生活，作者站在一个超越历史的立场上，重申从清末民初到本世纪中叶这段风起云涌的历史，努力展现历史生活的本来面貌，以达到卷首所引用巴尔扎克的“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的目的。

从新历史小说的叙事结构的角度而言，新历史小说的本来本质是历史客体的“二次修正”。历史在作家们眼里，已不再如教科书中那样简单清晰，他们在历史中找寻自己的话语场，运用个人话语先使意识形态历史解码，然后再对解码后的历史重新编码。

这样，作家通过发掘已“不在”的历史事件，以便对历史作出新的叙述，这显然是历史的一种“超越”。这种“超越”得力于作家所选择的话语场，使历史教课书与历史真实之间，通过话语运作，使历史解码后重新编码，这便是对历史的否定之否定。

在《白鹿原》中，作者有意识地把革命历史（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国共之争等）通过民间化视角，并和儒家文化、宗教习俗、神话传说等放在一起，同时展现出来，从而形成一种共时性的复杂的历史氛围。这种多元并存的历史氛围的形成，便构筑了可以消解阶级矛盾、革命斗争的话语空间。那些重大历史事件和伟大英雄拼合而成的宏伟叙事得以瓦解，最终消除了人们对历史的迷信，重现长期以来被掩饰和遮蔽了的真实的历史面貌。莫言说自己这一代人“不是站在‘红色经典’的基础上粉饰历史，而是力图恢复历史的真实。”

新历史小说可主要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文化化生命化的历史。这主要表现在一些以文化为底色、追求文化意蕴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中。

二、寓言化心灵化的历史。这主要表现在先锋派作家的文学创作之中。营造历史的迷宫；表现现代人的困惑与尴尬，是先锋派新的历史小说的尝试内容。

三、生存化生态化的历史。这主要表现在新写实派作家的文学创作之中。

新历史小说的另一发展趋向：重视通过历史反思，关注已被遗弃的人性。

反思，既是一种回顾，更是一种再认识，一种重新确认和重新解构。它是在一定历史转折，文化转型的关节点上，一种带有转折时期的深切忧虑。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反思理性的限度、实践的两重性，反思人类的精神支点、未来归宿。这种形而上的反思意识融汇在文学作品中，便形成一种新的文学、文化意识。“历史反思”文学思潮使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了深深的政治的、历史的以及人性的相互交错的思考。

从哲学角度来讲，新历史小说是带有反思性的。作家们深入人物内心去挖掘正反两方面对革命现时立场、态度的不同，瓦解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拆散神圣形象中的英雄情结，使英雄俗人化，还原为有血有肉的活物。这种文学意义上的反思，使文学关注点下移，更关注、注重平常生活，不再刻意表现，甚至故意弱化重大历史事件，重新体现了“文学即人学”的沉重命题。

这种对革命年代中人性与反人性等具有人类意识的现代问题的历史反思在新历史小说中得以体现，作家将革命历史作为遥远的依稀模糊的写作背景，人物距离革命或远或近，参与革命与否完全不再是人物形象必须做出的选择。新历史小说增加了人类生命、生存意识、宣扬着儒家传统文化精神和具有当代时代特征和传统共性的权力中心观。

在新历史小说中，平常百姓身处战乱之中，却努力生活在政治革命边缘，即使身不由己的被卷入战争，也不会有鲜明的政治倾向，而只是以战争受害者的身份诉说生命的脆弱与战争的残酷。

《白鹿原》中除了鹿家、白家以及黑娃等的参与，其他人仿佛是戏台前的看客，默然审视着革命斗争。《活着》则以福贵的生活经历告诉读者，战乱时期生命凋落的故事。被卷入革命历史斗争后，富贵“想到解放军对自己的好，觉得应该报恩，替他们摇过长江，可是我实在是怕打仗，怕见不到家里人，为了家珍她们，我对自己说我就不报恩了，我记得解放军的好。”

新历史小说摈弃了革命历史小说中一以贯之的“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人生价值观，使“个人”得以凸现。当战争用无情的双手将人类自身抛入一个生存与毁灭的严酷环境中，在人类求生本能和死亡本能的双重驱动下，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部内涵往往会超极限发挥出来，使人类自身感到震惊、惊讶和敬畏的巨大能量。新历史小说告诉人们在不具备起码生存条件的前提下，人的本能生命是完全可以被吞噬和毁灭的。人性恶的一面会因为有了生存的空间而得以发挥。《活着》中村长领着城里请来的风水先生选择炼钢的“风水宝地”当看中福贵家的院子时，一向善良的家珍却表现出了“人性恶”的一面，以熟人的身份暗示风水先生，将其支走。

革命历史小说中着重刻画反面人物的各种恶行，或将其作为一个抽象的符号，缺乏人性感性的动物的创作模式，在新历史小说中给予否定和摈弃。新历史小说反复强调在同一时代背景下具体生命个体的惨痛经历。他不去刻意表现反面人物，彻底打破二元对立模式。在《白鹿原》中作者没有设置一个纯粹的正面人物，也没有一个纯粹的反面人物。“以德报怨，以正祛邪”坚守“耕读传家”代表着封建传统文化熏陶下的正人君子形象的白嘉轩，仍然会暗施奸计，“巧取风水宝地”。而田福贤，鹿子霖们虽然在政治角色等方面表现出其反动丑陋的一面，甚至有在国共合作失败后严惩共产党时表现出其凶恶的“动物本能的弑杀”，但在人格道德方面仍有令人称道的一面。这样的描写能够揭示历史的真实性。

傅朗西是《圣天门口》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他终其一生都在致力于革命的事业，可以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革命家。然而，最后的傅朗西却走向了自己终生事业的反面，完成了一种虽然痛苦但却又必然的自我否定，可以说，在亲身经历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在亲眼目睹并亲身感受了带有强烈的血腥和暴力意味的“革命”给广袤的中国大地所造成的巨大灾难之后，傅朗西最终彻底地否定了这种血腥暴力的“革命”，最终认可并皈依了梅外婆、雪柠她们那样一种充满了仁慈、宽恕与博爱的非暴力文化立场。其实在傅朗西的自我否定背后，潜藏着的是刘醒龙自己同样十分痛苦的对于“革命”所进行的质疑与反思过程。

对于20世纪的中国“革命”进行了格外深邃的质疑与思考，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颠覆了既往的“革命历史小说”，成功地完成了对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消解与重构。新历史小说力图在政治气氛轻松淡薄的写作环境下创作，坚持对生命本身的关注，其视点多是下层人民的生活，着重对复杂人性的深刻揭示，体现了其理性的务实精神。

新历史主义带有明显的政治化批评的特征，它在文化思想领域对社会制度所依存的政治思想原则加以质疑，揭示复杂社会状况中文化产品的社会品质和政治意向的曲折表达方式。

文学必然是民族的，他的躯体内流灌着民族文化的血液和精气。在新文学中，中国作家由民族文化涵养而成的价值观，审美观以及思维方式等有力的影响和支配着作家的创作。传统文化对作家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较大程度上表现在作家实现了观念的自觉后，在创作中更深入、广泛表现文化的特点。以整合历史文化中的积极精华因素，以唤醒民族记忆、民族感情。历史教育依靠着这些共同的民族财富来塑造民族的意识，形成民族凝聚力、向心力。这是新历史小说的一种自觉认识

白嘉轩作为《白鹿原》的第一主人公，是作者有意设置的一种文化的存在。白嘉轩是几千年中国宗法封建文化造就的一个人格典型，他是一个封建家族的代表，是封建传统文化的自觉守护者，从他身上可以感到中国封建文化的流传和道德观念的积厚恒远。

白嘉轩这一人物的形成，得力于文化底蕴的沉实，他的思维与行为无不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构成和规范指导。他反映了中国传统美德及中国农民的优秀品质，当然同时也暴露出中国封建文化根深蒂固的劣根性。

另一人物则是关中大儒朱先生，他是关中理学的集大成者，是“白鹿精灵”的化身，更是另外一种文化的象征，这种文化既是白鹿原传统文化，它是支撑白鹿原的精神支柱，扩大而言之这种传统的文化就是华夏民族的精神支柱。

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资源中，重新寻找民族精神的支柱和民族前进以及复兴的精神动力，是新历史小说嬗变后的历史担当。

传统历史小说中，基本都是把女性作为批判对象进行歪曲描写的，或是认为女性对历史进程不能起根本影响作用的，人物形象比较模糊。如《水浒传》中对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的描写；又如《三国演义》中对貂蝉的描写。在新历史小说中，女性就得到了辨证的分析描写，有过错的不会否认，但历史上有贡献的也能在书中得到公认，而且注重从多角度分析女性的心理世界。如孙幼蘩（《倾城倾国》）、洪高娃（《北方佳人》）、苏麻喇姑、庄太后（《康熙大帝》）等一批女性人物都是处于受尊重与歌颂的地位。又如高阳的《慈禧全传》中，没有用贴标签的手法刻画慈禧，文中也承认她也有母性和女性的一面，心中存在复杂的矛盾。

新历史小说吸收和继承了前代和同代文学创新的积极成果，同时又注入先进的西方现代思潮，使新历史小说自觉走出了历史小说的时代局限，摈弃了一般现实主义文学的庸俗，秉承新历史主义，注重对历史的解构，对社会、意义的消解，昭示了一种新的历史观的形成。新历史小说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结构中的政治形态、经济形态、社会文化和社会精神意识的存在形态在历史转折时期进行了全面的历史反思，构成了色彩斑斓的民族生活和民族生存景观。

通过解构和反思，历史和民族的存在在新历史小说作家那里具有了深刻的历史性和独特的文化性。卡西尔说：“艺术和历史学是我们探索人类本性的最有力的工具”。以探索人类本性和民族存在文化为目的的解构历史和历史反思，表现出了历史小说的先进性。但是在新历史小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日益远离了历史客体，文化意蕴的设置也越来越薄弱，娱乐与游戏的倾向越来越重，超验虚构的意味越来越浓。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新历史主义在90年代末的衰落。

新历史主义小说以革命历史小说为“前文本”，从历史观、文学观和叙事话语等多层面上“解构”了有关历史和有关历史写作的观念。表现在通过强调偶然性因素、构造时空破碎的历史图景、运用“反英雄”的写作叙述策略、采取闹剧和讽刺剧的情节化方式，以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取代了革命历史小说的进化论史观；通过淡化处理历史情境、书写欲望化的历史景观、“悬置”政治话语判断等方式，背离了革命历史小说的“集体体验—意识形态”模式，对文学反映论提出了质疑；通过彰显历史叙述的主观性和人为性，在对历史的诗性叙述中，消解了革命历史小说“政治—道德”话语的天然合理性，实现了由集体话语向个人话语的转向。新历史小说的局限性在于，对偶然性背后的历史原因，欲望背后的文化原因，人性善恶背后的社会原因缺乏深刻挖掘，未能表达出对历史的深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