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是历史学家高华创作的历史学论文集，首次出版于2010年1月。

《革命年代》收录了高华近200年所写的部分文章，最早的一篇写于1988年，最近的一篇写于2008年11月。全书共分五辑，前两辑主要研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后三辑主要研究延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文章所论及的，无论国民政府的南京十年，还是中共在延安的新话语体系，以及1950-1960年代的社会变迁等等，看似都是一个个“点”，但细读起来，都是历史的横断面。而“革命”就成为这多个横断面的连缀词。

《革命年代》一书所论及的，无论是近代转型、孙科，还是延安的新话语、建国初20世纪50-60年代的社会变迁等等，都发生在一种叫做“革命”的大背景下，虽然每一次“革命”的内容、目标不一，但文章大体以时间为序，涵盖国民革命、共产主义革命、“继续革命”，故以《革命年代》为书名。

在高华看来，“革命是破坏一切秩序，革命战争年代是一个极端的年代”。他所做的只是对那个远去的革命年代的思考与追索。这种思考和追索，最后串成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两大主线：一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这是激进的面向社会底层的社会改造路径；一条是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这是主要面向社会中间阶层的渐进改造的路径。两条路径虽然差异甚大，但目标却是共同的，那就是追求建立一个现代化民族独立的国家。

同样的目标，同样是“以革命的名义”，国共两党的结局却大相径庭。高华的思考，把读者带入历史深处的隧道。在《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一文中，高华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个被称之为“火红的年代”的话语体系入手，上溯至苏联革命话语体系与毛泽东革命话语体系的关联，考察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共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而伴随着这套革命话语体系的建立，中共“面对底层群众和精英分子，创造出一套新意识形态，这是一个整体性的、无所不包的新解释体系，为革命党人提供了意义和价值，占据了近代中国的道德制高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在1949年取得胜利，毛泽东从延安的权威话语成为新中国的权威话语，以及此后的“继续革命”，种种历史现象，都可以从这种思考中得到启迪。

《“新人”的诞生》一文，从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制度设计、思想改造与政治运作等层面展开，展现了“革命新人是如何通过“和风细雨”和“疾风暴雨”两种交替性上演的改造模式锻炼出来的。通过写“反省笔记”填“小广播调査表”“审干、反奸”脱裤子、割尾巴”等接二连三的政治操弄与思想改造，延安实现了高度的政治统一和思想统一，一个“大公无私”的高度一元化的共同体在政治压力与灵魂清洗的双重努力下逐渐浮出水面，私谊、故交、温情、反思性和批判性都在被压制之列。对党员干部和普通党员的清査，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个人历史与社会关系的反复筛查等，混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了中国革命特有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在特殊的战争年代不可否认其形成战斗集体的有效性，但这种党文化形成的历史惯性，却在建国后继续生效，并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高华教授精准地拿捏了延安模式是如何消解党员对于“审干、反奸”等非正规方式（王实味等就是这种超常规方式的牺牲品）的正当性的疑虑。

2010年，《革命年代》入选新浪2010年度中国社科好书榜。

2010年10月，《革命年代》入选新华网读书频道出品的新华好书榜“九月十大好书”。

2010年12月，《革命年代》入选2010年中华读书报年度图书之100佳。

《革命年代》是高华教授在长长短短的艰难岁月里写下的论著，它让我的内心世界掀起无限的波澜。“革命”不再仅仅是一个被抛弃或者崇拜的意识形态符号，它成为实实在在的政治实践、话语操作与历史记忆。不管你是反对或者肯定，革命都是切实的带着体温的具体的政治、生活与回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唐小兵评）

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意味着“以进步光明的新政权取代落后腐朽的旧政权”。随着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终于高居正义、真理和尊严之上。高华对红色政治的研究历来独辟蹊径，他对革命话语的建构过程与修辞动机有着犀利的观察。他追溯的并不是历史现场与历史景观，而是历史被建构的过程。由此出发，他提出了以下问题：我们该如何重新认识“左翼文化”；如何撇开现成的结论，从诸多史料中还原关于革命的叙述、探讨革命词语的高地是如何形成的。（《南风窗》评）

2010年1月，《革命年代》由广东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

高华（1954—2011），江苏南京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师从历史学家茅家琦，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任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等职。著作有《站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革命年代》《高华历史笔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