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是世界先进技术的主要发明者，是世界先进技术的主要供应来源，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内部化实现其技术转移。这种技术转让行为对东道国会带来外部经济，即技术溢出。一项技术溢出是一个正的外在性的特定情况，它既不是在经济活动本身内部获得的利益，也不是由该项活动的产品的使用者获得利益。换句话说，这种利益对于经济活动本身是外在的，对社会产生了外部经济。

技术溢出效应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例如，一家跨国公司发明了一项新技术，随之该技术被竞争企业复制或学习，表现为竞争企业通过搜集跨国公司新技术的基础知识，加上自身研究开发组合成与跨国公司相近的研究成果，一段时间以后，相关市场中所有的产品和服务都会体现这类技术，那么这些产品或服务使用者的利益将是外在的，由于是实现或产生利益的企业与产生技术的企业展开竞争，即技术产生了溢出效应。

发展中国家用于高科技科研开发的支出无论在相对数上还是绝对数上都小得多。因此，显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溢出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而这种技术溢出又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来实现的。

所谓技术溢出是指在贸易或其他经济行为中，先进技术拥有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转让或传播他们的技术，包括国际技术溢出、国内技术溢出、行业间技术溢出、行业内技术溢出四种形式。

1.阿罗最早用外部性解释了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认为新投资具有溢出效应，不仅进行投资的厂商可以通过积累生产经验提高生产率，其他厂商也可以通过学习提高生产率。

2.罗默提出了知识溢出模型。知识不同于普通商品之处在于知识具有溢出效应。这使任何厂商所生产的知识都能提高全社会的生产率，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在罗默模型中总生产函数描述了资本存量K，劳动力L， 以及创意技术的存量A与产出Y之间的关系。

如图片 其中：a为介于0与1之间的数；A是介于0和1之间的一个参数。

3.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指出：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可以解释为向他人学习或相互学习，一个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人对他周围的人会产生更多的有利影响，提高周围人的生产率。但他并不因此得到收益。

4.帕伦特研究了技术扩散%边干边学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设计了一个特定厂商选择技术和吸收时间的边干边学模型, 他认为在前后各种技术吸收之间。厂商通过边干边学积累的专有技术知识为进一步的技术引进做好了准备。

5.科高认为技术溢出效应的发生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来源于示范%模仿和传播;其二来源于竞争。前者是技术信息差异的增函数，后者主要取决于跨国公司与当地厂商的市场特征及相互影响。

6.旺和布洛姆斯特罗姆比较全面地看到了当地厂商和跨国公司子公司的决策行为对溢出的影响。一方面，假定跨国公司子公司能意识到技术扩散的成本，另一方面，假定当地厂商也能意识到溢出的存在。在互为约束的前提下，可以求取各自的动态最优解。理论上，无论是跨国公司子公司还是当地企业都可能通过其投资决策影响溢出水平。跨国公司对新技术的投资越多，溢出越多。当地企业对学习的投资越多，其吸收溢出的能力就越强。可见，除了原有的溢出效应外!还存在着一种取决于当地厂商和跨国公司子公司投资决策的溢出效应，这种影响是累积的!具有正反馈性质。

合作、合资和独资型FDI投资模式的依次演进，使FDI表现出以下的特征：

1、外资企业对投资控股程度逐步提高，尤其是企业的关键、核心技术，从市场化的技术转让逐步过渡到内部化的技术转让；

2、外资企业迫于本土企业学习、自主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地加剧等因素，其投资产业要素的密集度也呈现出由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过渡，内涵技术水平不断的提高，且与不同的投资模式相互匹配；

3、FDI非努力性技术溢出效应不断弱化，努力性技术溢出效应不断增强。

1．提高专业人才的人力资本存量

宏观上讲，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才能提高对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只有将各地区人力资本转化为真正的生产力，才能充分发挥FDI的技术溢出正效应。而对于微观企业来说，企业内相应技术的专业人才存量是决定企业吸收能力强弱的关键因素,直接影响企业对引进行业内专项技术的吸收效果以及对所吸收的技术向现实的产品，进而向企业的效益的转化能力。同时，人才存量构成整个国家(地区)的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对于促进整体的技术溢出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提高R&D的吸收能力，实施不同的开放政策

为提高企业的吸收能力，需完善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加强企业自主研发能力，促进企业与技术水平较强的国外企业、研发机构的合作。实施不同的开放政策，对于吸收能力较强的行业，可以采取开放政策；对于高科技行业，由于内资部门的市场份额下降和人才流失，会造成向外资企业的逆向技术扩散，所以高科技行业应采用逐步开放的政策。

3．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

为企业建立有利于其竞争和能促进其自主研发的制度环境。

①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护知识产权。

②逐步建立支持创新支持体系和创新风险承担机制。

③进一步消除各种体制机制性障碍，打破行业和市场垄断，创造各类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

④建立由企业牵头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机制，为各类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社会化、市场化服务。

跨国公司技术溢出

虽然“技术溢出”是技术转移的一种非自愿的形式。但是从产业带动的影响范围和程度来看，技术溢出对东道国产业结构的改善的过程中显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通过技术转让和技术溢出，对东道国同行企业及其他企业的技术进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溢出效应表现在：填补空白的技术，工艺和设备；通过合资，跨国公司提供的技术使东道国产品上档次；通过合资，不间断地滚动地引进技术；重视人力资源的培养，有助于人才的流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国都不可能仅仅依靠本国的力量进行技术创新，还需要充分利用外部技术资源，通过技术引进和技术扩散来提高科技水平加速经济发展。全球500强几乎垄断了全世界大约80%以上的高新技术，是当代科技成果的主要拥有者，吸引大型跨国公司投资，充分利用起技术溢出的积极效应显而易见的。

首先，有利于推进国际先进产业对国内的转移，提升国内企业的研发能力与水平。以中国为例，到2000年8月底，大型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的独立研发机构有1000家左右，主要集中在信息通信，生物制药，精细化工，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如微软中国研究院？贝尔实验室？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等。其研发目的已从适应性技术研发转为基础研究及创新型研发上。跨国公司在华研发的加强使中国从单纯新技术的接受地变为某些新技术的输出源，提高了中国在世界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中的地位。

其次，跨国公司通常拥有技术或信息上的优势，当其子公司与当地的供货商或客户发生联系时，当地厂商就有可能从跨国公司子公司先进的产品、工序技术或市场知识中“免费搭车”，于是就发生了溢出效应。联系效应包括后向联系和前向联系。后向联系是指由东道国当地厂商为跨国公司子公司提供成品生产或制造所需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各种服务。前向联系是指由东道国当地厂商为跨国公司子公司提供成品市场营销服务、半成品、零部件或原材料的再加工和各种服务。一般认为，后向联系比前向联系对东道国产业技术扩散和技术升级更为重要。后向联系的溢出至少包括多个方面：帮助未来的供货商建立生产性设施、为改善供货商产品的质量或促进其创新活动提供技术帮助或信息服务、提供或帮助购买原材料和中间产品、提供组织管理上的培训和帮助、通过发掘新客户帮助供货商从事多样化经营。除了上述源自跨国公司子公司和当地厂商合作而发生的溢出外，跨国公司先进的质量水平、笃实的信誉和高效的市场分销技术也大有可能成为溢出的潜在来源。

其三，跨国公司的投资提高东道国人力资本的技术含量。大多数跨国公司投资企业都提供人力资源培训项目，东道国技术人员可获得先进设备的操作技巧和应用技术，同时吸引国外人才的回流，促进人力资本技术含量的提高。

此外，外国公司的进入可以展示它的先进的产品、工艺、管理方式以及它们的盈利性。这种展示对当地企业是一种示范作用，使当地企业在对外开放中了解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水平，增强危机感和竞争的意识，并通过模仿当地跨国公司使用的某些技术来提高本企业的技术水平。

同时，技术溢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干中学”的机会。“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是一种很形象的说法，它指技术落后者可利用技术溢出，基本上不用自己研究开发而直接复制模仿他国技术。现代技术创新的成本一般较高，如IBM每年用于发展研究的支出高达20亿美元。“干中学”就省去了这部分成本。另外，“干中学”比研究开发对本国科研人员素质要求低得多。发展中国家往往对科研的投入不够多，从而造成了对发达国家技术溢出的依赖性，这同时也说明了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对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重要性。

虽然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技术和经济有着很大作用，但是要使技术溢出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得到充分发挥，还存在着很多制约因素。

一方面，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中“技术锁定”策略的实施。所谓“技术锁定”（Technology Lock-in）一般指具有先进技术的跨国公司利用其技术垄断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在技术设计，生产工艺，包装广告等关键部分设置一些难以破解其诀窍的障碍，使东道国在本地化生产过程中难以破解，以严密控制尖端技术的扩散。这种策略是跨国公司基于实施全球战略以及应对国际技术市场激烈竞争而采取的新举措，许多跨国公司就是利用这种技术锁定来加强东道国对他的技术依赖，从而牟取巨额的垄断利益。在我国汽车，家用电脑，通信设备等产业中都可以找到跨国公司技术锁定的踪迹。如在计算机制造业中，虽然跨国公司不断缩小技术锁定范围，但最终只锁定芯片技术，这一锁定始终成为我国计算机产业中的一道坎。

另一方面，母国政府的政策限制也是重要的因素。在这方面美国的对华技术出口限制表现的淋漓尽致。美国政府只许可一些低水平的技术转让，而对可能涉及军事用途的军民两用先进技术则采取完全封杀的态度。例如，2001年上半年，美国著名的半导体制造商公司SMIC准备在上海投资15亿美元建立一个芯片生产厂，为了投资需要SMIC通过美国应用材料公司申请向中国转让两项电子光束系统技术。但由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和商业部组成的技术出口审查委员会极力反对并利用各种口实阻挠，最后这项正常的国际技术转让项目流产。

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与东道国自身的技术发展水平与技术吸收能力也有着很大的关系。在技术吸收能力强的地方进行技术转移，符合跨国公司的战略目标。如果东道国自身技术吸收能力不足，就不易形成当地企业与跨国公司子公司的前后向关联效应。东道国企业与跨国公司技术差距越大，技术水平与管理水平达不到一定的程度，则二者之间就越难形成彼此的配套合作关系。跨国公司将不会选择当地企业作为自己的供应商，而是另外选择进口中间产品。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经济之间联系的强弱将直接决定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总之，国际直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是建立在东道国一定技术发展基础之上的。

此外，跨国公司在对外投资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也使东道国很难获得有发展前景的技术或必须付出额外成本才能获得先进技术，这增加了我国企业利用国外技术的风险，抑制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果。

为了强化跨国公司技术溢出效应，我国可以考虑采取以下对策：

技术溢出不能代替我国自身的研究开发与技术创新。原因有两个：国际技术溢出尤其是有意识的技术溢出往往需要发展中国家有一定付出。发达国家输出技术的目的是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因此往往会对接受国进行各种限制，如：采用过高订价，要求技术接受方对技术改进后须免费提供给转让人等等。过分依赖于技术溢出必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受发达国家的太多束缚；技术溢出只能使发展中国家保持技术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状态。对于商业价值很高或有战略意义的技术，往往溢出很小。我国要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必须依赖于先进的科技，因此就必须加大对科研的投入。同时还要注意产权保护，提高科技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比重。从长远来看，技术溢出对我国的影响应当是不断减少的。这是因为我国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踞不断减小；同时我国的科研开发能力正在不断增强；对科研投入有了很大提高。

要努力提升我国利用外资的效率，打破技术锁定，除了实施反技术锁定和学习型投资外，还应增强跨国经营意识，主动地“走出去”，在成为吸引外资的乐土的，国内部分行业企业，尤其是拥有较强的技术经济实力，熟悉市场并通过资本市场获得大量资金的上市公司，凭借自身优势，完全可以发挥“后发优势”走出国门，在国外高新科技集中地进行投资，以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在世界范围内参与国际竞争。走出国门不仅可以减轻对跨国公司的技术依赖，更具许多优势。

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建立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为主的工业园，吸引大批国内外优秀的企业和科研机构从事尖端技术的研究和开发，这对跨国研究是一大机遇。

各国文化风俗习惯消费口味等各不相同，直接投资能最大限度适应市场需求，开发出适应各国的经济的科技产品。

获取先进技术，寻求短缺的研发资源技术研究与开发是跨国公司重要的竞争优势，而人才是竞争优势的根本。在科技实力雄厚，人才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研发分支能有效解决科技人才短缺问题。有利于发挥本国的高新技术专利的优势，充分实现其价值，使知识成为竞争的法宝。

大学/产业合作。由于高技术产业的生长点在高校，从国内到国外的一般趋势讲，它都要求高校与社会，科研与产业之间建立良性循环。大学和实验室吸收产业界的合作伙伴参与研究工作的选择和实施，产学联合，可以有效地转让经济上可用的知识，并为产业界所需的技能进行先进的技术培训，实现知识向市场的转换。1998年3月24日，上海新黄浦集团投资。

第四，在国外进行研发应注意产业群集，以获取区域创新优势。有意识地将业务设在靠相关公司群集的地点，这样集中了资源和能力，如要求苛刻的买方专门化的供方，高级人力资源及完善的支持机构。更重要的是，处在群集中的企业研究开发，人力资源，信息等方面的外溢效应，从而获得相关技术。同时，完善而集中的产业体系更强化了对相关产业的研究力度及对新技术的快速反映能力。由于对人才，资金，技术等创新资源获取的便捷性，使企业的创新更具优势。

第五，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的背景下，并购当地企业成为快速进入当地市场的最佳方式。通过并购，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缩短研发的时间费用。国内上市公司缺乏的往往是技术和管理，跨国并购则以低成本来获得宝贵的核心技术和大量的人力资源（包括现有的生产设备，技术人员，熟练工人，发展非常有用的技术专利商标等无形资产及原有的销售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