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勋（1841-1916 ) ，字弼士，号肇燮，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西河镇人，是著名的客属华侨实业家、外交家、教育家，爱国侨领、近代中国“实业兴邦”的先驱、张裕葡萄酒创始人，出生于1841年， 18岁时只身闯荡南洋，事业获得惊人的成功，成为南洋华人首富， 资产高达8000万两白银，比当时清朝国库年收入才7000万两还多1000万两，被美国人称作中国的“洛克菲勒”。此外，他还被任命为大清驻马来槟城首任领事，后又升迁为驻新加坡总领事。1892年，张弼士开始到国内投资设厂、实业兴邦，是中国葡萄酒工业化生产的先驱。

张弼士，南洋华侨，既是“客家八贤”之一，也是潮州商帮著名领袖之一、梅州八贤之一，1841年出生于广东潮州府大埔县(今梅州市大埔县)。1856年赴荷属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谋生。后获准承包酒税、典当税及一些地区的鸦片烟税，获巨利。从1866年起，先后开办裕和、亚齐、笠旺、万裕兴垦殖公司，东兴矿务公司，广福、裕昌轮船公司等，成为南洋巨富。1892年后历任清政府驻槟榔屿首任领事、新加坡总领事、中国通商银行总董、粤汉铁路总办、佛山铁路总办。1894年后在国内投资兴办烟台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广厦铁路公司、广西三岔银矿、惠州福兴玻璃厂、雷州垦牧公司等。1903年获赏侍郎衔，三品京堂候补。主张抵制洋货，以商战收回利权。1905年赏头品顶戴，补授太仆寺正卿，继任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督办铁路大臣。1910年任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

1912年后，历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工商部高等顾问、南洋宣慰使、华侨联合会名誉会长等。1915年发起组织赴美实业考察团，筹办中美银行。还热心捐资办学。1916年9月12日病逝于巴达维亚。

50岁出头以后，张振勋亦商亦官，先后做过驻新加坡总领事、粤汉铁路督办等职。1904年获光绪帝第三次召见，并被任命为督办闽粤农工路矿大臣和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就在这年的11月，张振勋给商部写了一份奏折，将他吸收利用侨资的计划和盘托出。其主张有这样三个要点：

第一、在工作切入点上，由于“外埠华商，籍隶闽、粤者，十人而九，其拥厚资善经营者，指不胜屈”，所以“振兴商务，尤非自闽、粤等省入手不可”。

第二、在具体做法上，商部派要员周历各埠切实开导时，讲究的是“动之以祖宗庐墓之思，韵之以衣锦还乡之乐”，要拨动华侨乡情那根敏感的神经。

第三、在发展顺序上，先由督办在闽粤“凑集华资，认真提倡，选择要地，筑路一段，开矿一区”，等到“著有成效昭示大信”之后，“再劝华商出其资财，承办各项公司，极力经营”，并“由南至北，逐步扩充”。

张振勋的奏折得到商部赞同，并呈报光绪帝获得批准。当然，吸收利用华侨资本与清朝末年不可相提并论，不过上述这些见解即便是一百多年后来看，依然能给人启迪。

张振勋不仅提出吸收利用侨资的主张，而且还身体力行回国办厂。其中值得称道的是，1894年他出资300万银元在山东烟台创办的张裕葡萄酒公司，生产的上等葡萄酒被列为中国名酒之一。

1916年9月，张振勋在印尼巴达维亚病逝，享年75岁。遗体运回家乡安葬，途中荷兰及英国殖民当局下半旗致哀，百姓则点香路祭。人们用各种方式来悼念这位曾叱咤风云的商界奇才。

1875年，他又在苏门答腊的阿齐创办了新的垦殖公司，1877年在荷属怡里创办裕业垦殖公司。而1878年在日里创办的笠旺垦殖公司，光橡胶园就有8处，雇工万余人。据资料记载，其中一座橡胶园，他的家人乘坐马车，直线行走4个小时才能出园。

在经营垦殖的同时，张弼士还积极捕捉其他商机创办各种实业。在日里，张弼士感到商务的盛衰全在于金融是否通畅。而当地汇兑涨落却操纵在外人手里，于是他又扩展到金融业，开设日里银行，专门办理华侨汇兑业务。光绪二十四年，他在马来亚彭亨州文东埠创办东兴公司，开采锡矿。有感于印尼富人的增多，他在棉兰、槟榔屿兴建了大量中西合璧的高档住宅，吸引了大量的欧洲和华裔富商。

而药材批发生意，是张弼士从事商业的另一个重要领域。他在新加坡、巴城、香港和广州分别设立药行，在国内采购名贵国药，转输新加坡、巴城，批发销往海内外，并由海外运送西药回国。当时，华侨聚集的海外市场，如曼谷、东京、河内、旧金山、纽约、菲律宾、檀香山等地的中药行业，都向张弼士的药行订货，形成一个遍及海内外的庞大药材批发网络。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30多年间，张弼士经营的企业风生水起，涉及印尼、马来西亚的许多重要行业，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王国。据统计，顶峰时期（1869年），张弼士的财产达到8000万两白银，比清政府当年的财政收入（7000万两白银）还多1000万两白银，比当时江南首富胡雪岩的财产多出5000万两白银以上，成为富甲南洋的侨领、当之无愧的华人首富。

尽管张弼士是一位深得晚清政府看重，甚至见了慈禧都可免跪的红顶商人，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后来北洋军阀政府的相互倾轧，他却看得十分透彻，故对参政并不热心，把一生的主要精力都倾注于“实业救国”。

张弼士主张“主权自掌，利不外溢”。他常对人说：“生为中华民族，当效力于中华民众。”他不惜把大量资金移归祖国各地兴办大批现代工业企业。1892年，张弼士应邀回国共商实业兴邦大计并亲赴烟台考察。考察完毕后他立即决定投资300万两白银，开辟3000亩葡萄园，红红火火建造了中国第一个、也是亚洲最大和世界第三大的葡萄酒工业园基地，成立了以其姓氏“张”开头，以“裕”取意祖国昌隆兴裕的“张裕葡萄酿酒公司”；1905年，历时11年的亚洲最大地下大酒窑建成。1914年1月20日注册商标张裕“双麒麟牌”的葡萄酒横空出世。1915年，张弼士应美国总统威尔逊邀请，带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张裕的4种葡萄酒（可雅白兰地、红葡萄酒、味美思和雷司令）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一举夺得了一个金奖三个优等奖，这是中华民族的产品在世界上获得的第一块金牌。中国人从此拥有了令西方人称道的金奖白兰地和系列葡萄酒，打破了洋酒不可战胜的神话。

除了创办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外，张弼士先后在国内兴办了10多家现代工业公司。据专家学者考证：张弼士是中国第一辆拖拉机的制造者，第一批工业化国产机器制砖厂、玻璃制造厂、机器织布厂的创始人。

张弼士早年在国内除了创办张裕酿酒公司，兴建广三铁路，开采金、银矿外，从1910年开始，继续以巨额投资兴办农、工、路、矿、机械、垦牧等业，先后创办了广州亚通机织公司、惠州福兴玻璃公司、佛山裕兴机器制砖公司、海丰平海福裕盐田公司、雷州普生机械火犁（拖拉机）垦牧公司等十多家企业，大量引进美、日、意等先进技术和设备，开南邦机械业之先河。其企业名称大多拥有“裕”字，取意中华实业“昌裕兴隆”这时被称誉为“南北二张”（南张弼士，北张季直）。张弼士办企业怀有远大的理想和目标。他主张“主权自掌，利不外溢”，提倡抵制日货，以商战取胜，并上书提出兴办水利、农业、路、矿等十二条建议，为国内外朝野人士所瞩目。英、荷等政府为达到利用他的目的，给他封官许爵、重金招引，都不为所动。他说：“生为中华民族，当效力于中华民众。”继而把大量资金转移回祖国，振兴祖国实业。

张弼士历任清朝驻新加坡总领事、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闽粤两省农工路大臣，头品顶戴太仆寺正卿、粤汉铁路总办、佛山铁路总办等职，筹办了粤汉铁路、广三铁路、广厦铁路、潮汕铁路等铁路。民国初年，他被任为袁世凯总统府顾问、工商部高等顾问、南洋宣慰使、立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被授予二等嘉禾勋章，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华侨领袖，然而，他对各派系间争权夺利、互相倾轧非常不满，故并不热衷参政，主要精力仍从事于商务实业活动。

张弼士有志于“实业兴邦”。清廷曾委以重任，但他却看透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于是便转向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他支持儿子张秩捃参加了同盟会，还指示南洋其所属各企业，要对在海外进行革命活动的革命党人给予援助。张弼士回到新加坡后，又通过胡汉民的关系，暗中帮助孙中山白银三十万两。辛亥革命爆发后，张弼士与张耀轩以南洋中华总商会和他本人的名义，捐赠了一笔巨款给孙中山；另外，还捐助七万两银给福建军民。

张弼士（1841-1916年），清道光21年（1841年）出生于广东大埔县。张弼士幼时家贫，从小就聪颖过人，跟着当塾师兼业余医生的父亲读过三年私塾。

咸丰8年（1858年），张弼士17岁，娶陈氏为妻，因家乡闹灾荒，遂辞别父母妻子，自汕头出洋，到荷属东印度巴达维亚（简称巴城，今印尼首都雅加达）谋生。

在巴城，张弼士先后做过米店杂工、矿工，后经人介绍到温氏米行做帮工。由于诚实守信、勤恳麻利又精明过人，深得老板信赖，不久就提拔他为账房先生，还将女儿许配给他做偏房。几年后，老板病逝，张弼士夫妇继承了资产。

有了一定基础之后，张弼士的经商才能开始显现。看到当时巴城外国人逐渐增多，张弼士调拨一部分资金，开设了一家经营各国酒类的商行。同时，勤奋好学的张弼士一方面熟悉当地语言，一方面广泛结交华侨和当地人士，随时关注着当地的社会状况。他聪明机敏，遇事能屈能伸，善于权变，对人仁义宽容，得到了较好的口碑。

有一段时间，一位名叫拉辖的荷兰青年军官经常到他的酒吧喝酒，经常不付钱甚至还无理取闹。伙计们都觉得这人是无赖，要哄赶出去，张弼士却对伙计说：“此人气质不凡，买醉闹事可能有难言的苦衷，以后大家不要对他冷眼相看，也不要要酒钱，还要以礼相待。”伙计依言行事，却让这位军官感到很诧异，探问究竟，伙计如实说明，这位军官感叹不已，含笑而去。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位一度买醉的青年若干年后会成为巴城当地的总督。上任伊始，拉辖登门拜访张弼士，并致以感谢。当初的善缘如今开花结果，在巴城酒税和典当捐务承办权的投标竞争中，在拉辖的帮助下，张弼士轻而易举地中标。有了拉辖的照顾，张弼士在南洋的发展倍添助力。随后，张弼士又承包了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一些岛屿的鸦片烟税，资产迅速地扩充起来。

当时，荷兰政府为了开发东印度群岛，曾鼓励当地华侨从事垦殖业。张弼士闻讯之后，迅速抓住时机，抽出大量资产投入，雇佣当地华工，又广招家乡的乡亲前来相助。1866年，他在荷属葛罗巴创立裕和垦殖公司，大面积开垦荒地，种植椰子、谷子、咖啡、橡胶、胡椒、茶叶等作物，间种杂粮，张弼士从中获得了极大的经济收益。1875年，他又在苏门答腊的阿齐创办了新的垦殖公司，1877年在荷属怡里创办裕业垦殖公司。而1878年在日里创办的笠旺垦殖公司，光橡胶园就有8处，雇工万余人。据资料记载，其中一座橡胶园，他的家人乘坐马车，直线行走4个小时才能出园。

在经营垦殖的同时，张弼士还积极捕捉其他商机创办各种实业。在日里，张弼士感到商务的盛衰全在于金融是否通畅。而当地汇兑涨落却操纵在外人手里，于是他又扩展到金融业，开设日里银行，专门办理华侨汇兑业务。光绪二十四年，他在马来亚彭亨州文东埠创办东兴公司，开采锡矿。有感于印尼富人的增多，他在棉兰、槟榔屿兴建了大量中西合璧的高档住宅，吸引了大量的欧洲和华裔富商。

而药材批发生意，是张弼士从事商业的另一个重要领域。他在新加坡、巴城、香港和广州分别设立药行，在国内采购名贵国药，转输新加坡、巴城，批发销往海内外，并由海外运送西药回国。当时，华侨聚集的海外市场，如曼谷、东京、河内、旧金山、纽约、菲律宾、檀香山等地的中药行业，都向张弼士的药行订货，形成一个遍及海内外的庞大药材批发网络。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30多年间，张弼士经营的企业风生水起，涉及印尼、马来西亚的许多重要行业，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王国。据统计，到1869年，张弼士的财产达到8000万两白银，比清政府当年的财政收入（7000万两白银）还多1000万两白银，比当时江南首富胡雪岩的财产多出5000万两白银以上，成为富甲南洋的客家侨领，当之无愧的华人首富。

当时，荷属东印度的殖民者，为开发和掠夺鞭长莫及的岛屿资源，曾采取放手让华侨组织垦植公司的措施，这一机遇给张弼士事业的腾飞创造了条件。他乘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投放巨款，大力发展当地垦殖开发事业。

1866年，张弼士经过一番调查，首先在荷属葛罗巴埠，创办了裕和垦植公司，招募民工，大规模地开垦荒地，专门种植椰子、咖啡、橡胶、胡椒、茶叶等热带经济作物，并在垦植区间种杂粮，效果很好。1875年，他又在苏门答腊的亚齐创办了第二个垦植公司，继续发展种植业，开垦土地的面积，以及种植规模比首办公司大一倍。1877年和1878年，他在荷属怡里的裕业垦植公司、爪哇日里的笠旺垦植公司就有橡胶园八处，雇用民工近万人。

1898年间，张弼士拟从印尼首都巴城乘德国轮船公司班轮至新加坡办理商务，随行有创办潮汕铁路的张耀轩和另一名高级职员及一位德籍家庭医生。他叮嘱管事购买头等官舱票四张。翌日，船票买了回来，却是官舱票一张，统舱票三张。原来德国轮船有规定不准华人购官舱票，那张官舱票还是德籍家庭医生买到的。张一听不禁勃然大怒，感到有损尊严，当场把四张船票撕得粉碎，撒落地板用力踩踏。但是怎么也平不下气来，旋又猛然把慈禧太后赏赐的御窑宝蓝大花瓶掷向地板，打了个稀巴烂。并愤然道：“岂有此理，华人不准坐官舱，什么条规？真是欺人太甚!中华民族不可侮，清政府无能办商船，我张某来办。”旋即对张耀轩说：“记住，以后我的商船凡德国人一律不卖票!”不久，乃与张熔轩、张耀轩共同筹办航行苏门答腊及中国南部海面的远洋航运，创办了裕昌远洋航运公司和广福远洋轮船公司。从此，中国第一批飘扬着大清龙旗的侨办远洋海轮，开始航行于辽阔的太平洋上。航船与德轮同走一条航线，把设备和待遇完全相同的票价比德轮降低一半，并且以牙还牙，不卖票给德国人，逼得德国轮船乖乖地取消了歧视华人的规定。

此后，他又在日里开设了日里银行，专门办理华侨储兑信贷和侨汇业务，为华侨存款及汇款回国提供了方便，深受广大华侨欢迎和信赖。此外，他还在棉兰、槟榔屿兴建了大量中西合璧的住宅，还组织了一个联系海内外的药材批发网，沟通了海内外药材市场。国内的名贵药材多经张氏药行批销海外，海外名贵药材及西药，亦经他的药行批销回国。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三十多年间，张弼士经营的企业获得惊人的利润。全盛时期，资金达白银八千万两，成为当时南洋华侨中首屈一指的富翁。

1860年开始，他在东南亚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大办实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后成为东南亚华侨中首屈一指的巨商。从1890年起，他又将大量资金移入中国，先后在国内创办广州亚通（织布）公司、广东靖海门农工商矿局、广西华兴三分银矿公司、平海福裕（盐业）公司、惠州福惠玻璃厂、开平重矿公司、雷州垦牧公司、佛山裕益制砖厂、康年人寿保险公司、烟台张裕酿酒公司等大批工商企业，被时人誉为“实业奇才”。

为振兴中华实业，他曾向光绪帝提出兴办铁路的主张，并得到清廷的采纳，被任命为铁路大臣。此后，他不但积极为收回粤汉路权作出了贡献，还努力为争取东南亚华侨回国兴建铁路而四处奔走。1904年，他曾与商部侍郎陈壁计划兴办广（州）、厦（门）铁路，拟募集资本80万两银，建筑广州至黄埔路段，继由黄埔筑至海丰、陆丰与潮汕铁路接轨，再由潮州筑至福建厦门，但由于美国合兴公司的抗阻和两广总督岑春煊的刁难而未实现这个宏伟的计划。

张弼士还建立了庞大的药材批发网络，沟通海内外药材市场。他在广州市靖海路设立张裕安堂药行，专门在东北、华北、山东等地采购药材，如人参、鹿茸、犀角、麝香、牛黄和一般中成药；药材运至广州后再批销到曼谷、河内、马尼拉、东京、三藩市、纽约、檀香山等地的中药商行，然后由海外输入肉桂、虎骨胶、燕窝等名贵药材和西药，推销国内各地。

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张弼士率先作出积极响应。从1910年开始，在“主权自掌，利不外溢”的原则指导下，购买外国机器，引进西方技术，聘请外国工程技术人员，在广州市创办了“广州亚通机器织布厂”。

19世纪90年代初，张弼士在南洋的事业如日中天，对整个东南亚也影响深远，英国、荷兰属殖民当局看重他的影响力，多次给他封官赐爵，却被他婉言拒绝。“吾生为华人，当为中华民族效力”，他这样说。

当时的清政府历经多年内忧外患，国库空虚，治国无策。南洋华侨财富和影响力的迅速提升，也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

1893年，清政府驻英公使龚照瑗奉命考察欧美富国之道，途经新加坡，张弼士给予了热情接待。后龚照瑗把张弼士引荐给朝廷，并致函给李鸿章，盛赞张弼士“才大可用”。1893年，清政府派张弼士为槟榔屿首任领事。不久，又升任他为新加坡总领事。从此，张弼士成为亦商亦官、一身二任的华侨实业家，奔走于中国和南洋之间。

1898年，张弼士携洋姨太太从新加坡到中国香港，打算搭乘德国轮船。出人意料的是，这家德国轮船的头等舱只卖给他的洋姨太太和德籍家庭医生，张弼士和属下由于是华人，只能坐统舱。张弼士勃然大怒，当即把船票撕个粉碎，怒吼道：“记住，以后我的轮船，凡德国人一律不卖票！”

不久，张弼士就创办了“裕昌”和“广福”两个远洋轮船公司，而他们的航线正是德国远洋航运的航线，不仅如此，轮船设备、规格待遇等也和德国公司的完全相同，只是票价减半。这场价格战令德国轮船公司损失惨重，最后只得道歉求情，迫使德国轮船取消了歧视华人的规定。

自1893年应召回国后，张弼士多次受到光绪皇帝召见，他多次上书朝廷，建议振兴商务，核心思想主要有三个：一是设商部，二是开特区，三是引外资。1903年9月，光绪帝下诏成立商部，钦命张弼士为商部考察外阜商务大臣，成为当时影响颇大的事情。

1904年，他考察南洋归来后，上奏朝廷，提出振兴商务要从闽广入手，以商战挽回利权，并提出振兴商务的十二条建议，描绘出一幅“实业兴邦”的宏伟蓝图，被任命为考察商务大臣。随后又被委任为头品顶戴、太仆寺正卿、粤汉铁路总办。

1905年以后，为了实践“实业兴邦”，张弼士投资数百万银两，在两广创办织造、玻璃、建材、采矿、制盐、垦牧等多家企业，并为中国的金融、铁路做出了较多贡献。据史料记载，张弼士是中国第一辆拖拉机的制造者，第一批工业化国产机器制砖厂、玻璃制造厂、机器织布厂的创始人。

清朝末年，朝廷曾有兴办实业之议，训令各省大臣昭示南洋华侨富商回国投资，许以高官勋爵。这时张弼士已声名显赫。1892年，清政府驻英公使龚照瑷过槟城，张亲往谒见。龚公使问张：“西洋人何以使南洋商业繁荣兴盛？”张答：“因人地之宜，利导教诲，以法律整齐保护，使人乐事勤工。”龚又问致富何术？张曰：“尽地利，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微贵败贱，标夼致赢。力行勤俭，择人善任，能发能收。”龚公使听后大加赞赏，紧握张手激动地说：“君非商界中人，几天下奇才也!”随后，龚即函荐张弼士于洋务大臣李鸿章，极言弼士才堪大用，遂被奏封为清首任驻槟榔屿领事，1894年，又擢升为驻新加坡总领事，接替黄遵宪之职。任内领馆经费自筹，多方维护华侨权益，组织中华总商会，注意团结广大侨胞，并在侨界中积极宣传、灌输热爱祖国和民族团结的思想观念。1897年，经李鸿章保荐，参与筹办中国通商银行，出任该行总董。1898年，李鸿章电召张弼士返国，任以粤汉铁路帮办，次年，又升为总办。1899年，又被委为广东佛山铁路总办，1900年，黄河决口成灾，清廷委他督办直隶赈捐兼办河南南郑工赈。张弼士视察了灾区，目睹受灾群众扶老携幼或弃妻遗子四处奔逃的惨状，深为祖国人民遭此大难而担忧。回南洋以后，募捐了百万两银款，急汇回国。清廷赏建“急公好施”牌坊，建于故乡大埔。1903年，清光绪帝两次召见张弼士赏以侍郎衔，以三品京堂候补。次年10月，张弼士第三次被清帝召见，他上书提出兴办农业、水利、路矿等十二条建议。清廷接纳了他的意见之后，赏给他三品顶戴，补授太仆寺正卿，任命他为商务大臣兼槟榔屿管学大臣，并督办闽广农工路矿事宜。1907年，被任命为督办铁路大臣管理粤汉铁路。

1892年，中国发生了很多事，但在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上值得铭刻的，只有四件大事，其中之一就和张弼士有关。铭文写着：“华侨张弼士在山东烟台创办张裕葡萄酒酿造公司。”

创办张裕，是张弼士一生最大的成就，也是他在回国投资创办的企业中最成功的一家。

而动机竟然来自于一个偶然听到的故事。

1871年，张弼士在雅加达应邀出席法国领事馆的一个酒会，一位法国领事讲起，早些年曾到过中国的烟台，发现那里漫山遍野长着野生葡萄，用随身携带的小型制酒机榨汁、酿制，造好的葡萄酒口味相当不错，还说有一天想到烟台开个葡萄酒公司。张弼士将此事默记心中。

1891年，应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之邀，张弼士到烟台商讨兴办铁路、开发矿山事宜。借此对烟台进行了全面考察，了解到此地靠山面海，气候湿润，土质肥美，具备种植酿酒葡萄和酿造葡萄酒的天然条件。第二年，张弼士拿出300万两白银，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葡萄酿酒公司张裕酿酒公司。张弼士具有浓厚的开放意识，公司创建即以公司制形式运营，这在120年前的中国可谓少之又少。

由于烟台当地葡萄品种不多，酿出来的葡萄酒也味道不佳，张弼士先后从欧美国家引进124个品种约120万株葡萄苗，经过反复试验，并与国产葡萄嫁接，终于栽培出上好的葡萄酒酿制原料。

为了酿出上等美酒，张弼士曾三易西方酒师、最终聘请得奥地利的拔保为张裕酒师。拔保出身酿酒世家，本人也是酿酒专家。接受拔保建议，张弼士引进各种先进的生产设备，如葡萄破碎机、橡木发酵桶、红白葡萄贮藏桶、调配葡萄酒和白兰地的橡木桶、铜质的连续杀菌机、白兰地间歇蒸馏机和壶式葡萄皮蒸馏机等。这是继西汉、盛唐以来，又一次对葡萄、葡萄酒以及生产技术、机械设备等的引进，并奠定了中国葡萄酒工业化的基础。

1915年，著名的巴拿马运河竣工，应美国总统威尔逊邀请，张弼士带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了旧金山巴拿马举行的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这是中国首次派团亮相国际舞台。在此次万国博览会上，张裕产品最后压倒众多欧洲老牌葡萄酒，产自中国烟台的“可雅白兰地”、“红玫瑰葡萄酒”、“琼瑶浆”和“雷司令白葡萄酒”一举荣获4枚金质奖牌。喜讯传来，张弼士十分兴奋，他激动地说:“唐人是了不起的，只要发愤图强，后来居上，祖家的产品都能成为世界名牌。”

张裕酿酒公司，就其规模而言，堪称远东第一家，也是中国最早使用现代科学技术酿造葡萄酒的大企业。公司先后进口了机械设备，聘请了法、意、德、奥等国专家，如奥地利驻烟台领事拨保就曾兼任该公司的酿酒工程师。后由张弼士的侄孙张士知和亲戚朱寿山继任，特别是启用了年富力强且精通英语的宗侄张成卿担任公司董事长，加上张弼士凡事躬亲督察指导，公司事业欣欣向荣。

1912年8月21日，孙中山在烟台参观了张裕酿酒公司，当时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次长魏宸组代表孙中山在各界欢迎大会上作政见演说，给予张裕公司以很高评价说：“本埠张裕公司，设一大造酒厂，制造萄萄酒，其工业不亚法国之大厂……张君以一人之力，而能成此大业，可谓中国制造业之进步。”孙中山还特地题赠“品重醴泉”四字，以示嘉勉。康有为亦书赠一首诗云：“浅饮张裕葡萄酒，移植丰台芍药花。更复法华写新句，欣于所遇即为家。”

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万国商品博览会上，身为中国实业考察团团长的张弼士，就以张裕公司所产的酒参展，其中“可雅白兰地”“琼瑶浆”（后改“味美思”），“解百纳”（后改玫瑰香）三种名酒，“可雅白兰地”荣获金质奖章，“琼瑶浆”和“解百纳”则获最优等奖，这是中国产品在国际上第一次获得金牌。此后，“可雅白兰地”便更名为“金奖白兰地”，饮誉中外。

1915年6月13日，《纽约时报》刊出一篇张弼士特写，文章题为《中国的洛克菲勒》。经济学家郎咸平认为，值得“中国的洛克菲勒”称号的，张弼士是唯一一个。获此称号，除了富可敌国的财富之外，他和洛克菲勒一样，有着一颗心忧天下的慈善之心。

1900年，黄河大决口，老百姓伤亡惨重，流离失所，得知消息后，张弼士立刻在南洋各地募集银两百余万赈济灾民，为此，清廷赐予他“乐善好施“的牌坊。

张弼士小时在家乡大浦时，曾经放牛种地，没有读过多少书，因此深知学习的重要性。有一年，他在回国视察汕头后，看到当地居民生活贫困，读书困难，特地在汕头拨款建“育善堂”，购置堂产，为民众作福利基金。

张弼士还在南洋和国内办过学堂，他在一次演讲中提到：“国家贫弱之故，皆由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皆由于学校不兴……我等旅居外埠，积有财资，眼见他西国之人，在各埠设西文学堂甚多，反能教我华商之子弟，而我华商各有身家，各有子弟，岂不可设一中文学校，以自教其子弟乎？”他的的激情讲演，在场听众无不感动，博得了热烈掌声。

张弼士一生热衷社会福利和教育事业，生平所捐义款达数十万两银。在清廷任命他为海外商务大臣兼槟城管学大臣时，首先捐资八万两银创办槟城“中华学校”；在张弼士的带动下，华商先后在新加坡创立华文“应新学校”，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地相继兴办了八所华文学校。

1840年鸦片战争后，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由于英人只重视本国贵族子弟的教育，香港本地居民的孩子读书和上大学都遇到了不小困难。张弼士闻讯后，为了鼓励华人子弟上大学，特地给香港大学捐银十万两，作为办学和奖励华人学子之用。

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清朝政府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后，他心情异常激愤，慷慨解囊，拿出80万大洋振兴北洋水师。

1915年4月，张弼士回国途经香港时，港英当局特地授予他“法学博士”荣誉，以表示对他办学的肯定。1924年，著名学者梁绍文在《南洋旅行漫记》中写道：“在南洋最先肯牺牲无数金钱办学校的，要推张弼士第一人。”

巴拿马博览会归国之后，1916年，张弼士为了筹措中美银行资金，不顾年迈体弱，前往南洋四处接洽，四处奔波加上积劳成疾，当年9月，在印尼巴城病逝，享年76岁，临终留下遗言，要“死葬家乡”。

遵照遗嘱，他的家属将张弼士的灵柩从南洋巴城运回广东大埔县安葬。据张氏家藏《先考张弼士府君生平传略》记载：“灵柩自巴城过槟榔屿，及由新加坡至香港，英、荷殖民政府皆下半旗致哀，香港英督及香港大学监督，均亲临致祭。”

张弼士的灵柩从香港入境后，灵舟从汕头溯韩江而上，韩江两岸民众纷纷摆设路祭，设牲祭奠。孙中山先生得噩耗后不胜悲痛，特派代表到灵前敬献花圈，挽联写道：“美酒荣获金奖，飘香万国；怪杰赢得人心，流芳千古”，对张弼士及其金奖白兰地给予高度评价。

这位连见慈禧太后都享有免跪特权的“红顶商人”，同时期唯一可相比的是比他年长18岁的胡雪岩，但是张弼士显然比胡雪岩更成功。当1885年胡雪岩在凄惨中结束自己一生时，张弼士正矗立在人生事业的最高端，而张弼士在1916年逝世时，他同样享有了与胡雪岩天壤之别的待遇。张弼士之所以能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在于他对政治一直保有清醒的认识。

虽然张弼士出生于清政府时期的中国，与清政府有剪不断的联系：他先后担任过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闽粤两省农工路大臣、钦命头品顶戴、光禄大夫、粤汉铁路总办、佛山铁路总办等职，但是即使身居朝廷高位，他对清廷腐败无能看得很透彻，这是他与胡雪岩最大的不同之处。

因此,在看到清政府即将垮台之时，他明智地选择帮助孙中山先生开展民族革命事业：他支持儿子张秩君参加同盟会,并暗示南洋所属各企业,要对在海外进行民族革命活动的革命党人给予大力支持。在回到新加坡后,又通过胡汉民暗中帮助孙中山30万两白银作为活动经费。辛亥革命爆发后,又以南洋中华总商会和他本人的名义,捐赠了一笔巨款给孙中山……

对政治的清醒认识,换来的是张弼士更加悠长的政治生涯：在民国时期,张弼士又先后任总统府顾问、立法会议员、参政院参政、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南洋宣抚使等职——这在朝代更替的时代里,成为绝无仅有的奇迹。

1915年，烟台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创始人张弼士入选《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封面人物，出现在《美国历史杂志》第九卷第二期(季刊)的封面，照片中的张弼士身穿长袍马褂，坐在一张椅子上，正襟危坐，神态威严。

张弼士出现在《美国历史杂志》封面的时代背景是：1915年5月3日，以张弼士为团长的中华游美实业团一行乘船抵达旧金山，对美国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参观考察，先后游历洛杉矶、芝加哥、匹兹堡、费城、纽约、波士顿、布法罗等27个城市，参观工厂、农场、学校和行政机关等单位共计108处，全程陪同人员有美国外交部、商部、工部和全国商会联合会派出的代表。5月26日中午，张弼士率领的中华游美实业团受到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在白宫接见。当天下午，美国国务卿勃拉恩及夫人在其官邸为中华游美实业团举办了一场园游会。

《美国历史杂志》由美国国家历史学会创办，编辑部设在纽约第四十二街。虽是历史杂志，但也关注“正在发生的历史”，于是，1915年《美国历史杂志》第九卷第二期的主要内容便是《中华游美实业团来了》《“中国的摩根”谈中日关系》《中华游美实业团在华盛顿》等新闻报道。

《中华游美实业团来了》属于述评，文章认为：“1915年5月中华游美实业团对美国的访问，将载入我们的政治史册和商业史册。”在中美关系史上，这次交流活动的持续时间之长、考察范围之广、参加人数之多、接待规格之高、社会影响之大，堪称空前。

《“中国的摩根”谈中日关系》是对张弼士的专访。张弼士被誉为“中国的摩根”，可能因为他是“中国首富”，而且此次访美推进了与美国实业界合办中美银行和中美轮船公司的计划。专访张弼士的记者在导语写道：“当我向正在我国访问的杰出的东方商业领袖张弼士先生请教应如何解读中国时局时，他强调了两点：一是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正在日本扩张的压力下匍匐前行，二是当前正是美国在远东获得贸易和影响力的机会。”

《中华游美实业团在华盛顿》属于特写，描述了中华游美实业团与美国实业界在华盛顿的交流活动，包括5月28日晚由美国南方商会在大学俱乐部举行的饯行宴，美国国务卿勃拉恩、中国驻美公使夏偕复出席并致辞，中华游美实业团团长张弼士致答谢词表示：“巴拿马运河既已开通，则商务之潮流，将随之而东转。中美适当太平洋之东西两岸，乘此机会，直接联络，以企图两国营业之扩张，时不可失。”

就在中华游美实业团出访美国的1915年，美国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而举办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旧金山世博会)。在这次博览会上，烟台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参展的可雅白兰地、红玫瑰红葡萄酒、雷司令白葡萄酒和琼瑶浆味美思荣获甲等大奖章。1915年7月1日晚，即将返国张弼士携中华游美实业团团员在旧金山举行答谢宴会，特意选用张裕佳酿招待加州州长、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总经理、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监督等中美各界人士，当时有报道称：“宴会时所饮之酒，为张振勋(字弼士)在烟台开设之酿酒厂所制酿者。自制酿至今，已历有二十年。前由中国带美，现尚存二箱，即预备为是夕宴会之用者。此为宴会之一大特色者，亦即团员游美最佳之余兴也。”

张弼士除了经营工商业外，还先后在国外以及广州等地置有总计千万金的不动产。他在广州市米市路崔府街建了一座张孝友堂；在靖海路建了张裕安堂（药行）；在广州河南新安里建了一座三堂二楼的五知堂府第。这些府第都是雕梁画栋，外型豪华美观。

张弼士还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他不但积极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而且热心捐资办学。他在晚年立下遗愿，要捐助岭南大学。其后裔遵嘱捐建一座“张弼士堂”，于1921年落成，今位于中山大学校园内。

一、为侨请命设领护侨

张弼士爱国爱侨之心源自于深沉的“家国意识”和华工经历。张弼士在青年时代就立下报国宏愿：“大丈夫不能以文学致身通显，扬名显亲，亦当破万里路，建树遐方，创兴实业，为外国华侨生色，为祖国人种增辉，安能郁郁久居乡里耶？”初到印荷巴城，他举目无亲，工作难找，得到过巴城大埔会馆的帮助，当过苦力、杂工，度过三年“出尽牛马力，换来猪狗食”的华工日子，对华侨在海外打拼受到的侮辱歧视感受尤为深切。张弼士致富后，印荷殖民政府以 “兴商辟地，增益税务，有功地方，礼遇甚隆，欲授以职”，被他婉辞谢之。人问其故，张弼士回答说：“吾华人当为祖国效力也”。然而，当清廷出使英国大臣龚照瑗问他：“现中国贫弱，盍归救国乎？”张弼士表示：“怀此志久矣！”1889年，张弼士致函山东登莱青道尹兼烟台海关监督盛怀宣，“请速设领事保护南洋各埠华侨，以免受荷、西殖民主义的虐待”，向清廷疾呼在海外设领护侨。

二、任清廷驻外领事管理侨民事务

1862年，在内外交困的背景下，清政府开始重视海外华侨的作用，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兼理招用华工事务。1901年，改为外交部，成为中国官方最早的侨务机构。1877年以后，清政府在海外设立领事馆保护侨民和华商，派遣官员、军舰到海外宣慰华侨，解除海禁政策，颁布法例，吸引侨资，发展民族工业，派遣专使，推动华侨教育，允许华侨回国参政议政。1893年，清政府废除“海禁”政策，对传统侨务政策作了较大调整。1892年，经过清廷驻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考察后，认为张弼士“智计过人，群相推重，足膺斯任”，由驻英国公使薛福成报请总理衙门，决定任命张弼士为驻槟榔屿副领事。张弼士在任职期间，“实心任事，安抚侨民，听断廉明，兴利除害”，受到华侨和洋人的称道。1894年，黄遵宪奉召回中国，龚照瑗以张弼士“久历南洋，熟诸情形，堪以暂未代理”为由，奏请张弼士代理新加坡总领事一职，获清廷批准。旋后张弼士被清廷正式任命为驻新加坡总领事。新加坡辖地更广，法讼益忙，张弼士“性慈祥，尤复精细听讼，务尽其辞，反复开导，从无抑勒，两造其甘。凡有利于侨民者，竭力振兴，有害于地方者，实心除革，恩威并济，洁己奉公”。新加坡又是“繁盛之区，五方杂处，侨民省份不一，易起猜疑，”张弼士“开诚报公，化除畛域，悉以是非为衡，莫不秉公办理，华洋口碑载道，无有异辞。举凡侨务，张弼士无不以身示范，甘当表率，”其以人为本，爱侨护侨之德，深得新马华侨的爱戴。至今在新马地区还保留有许多张弼士遗迹，寄托当地华侨华人对他的感思。

三、创办华侨学校发展海外华文教育

1904年，张弼士与戴春荣获清廷谕准，共同捐资在槟榔屿创办第一所华侨学校—中华学校，光绪皇帝颁赏“声教南暨”匾额及一套《图书集成》藏书。张弼士以南洋管学大臣身份主持挂匾藏书典礼，他在演讲中说到“国家以近来贫弱之故，皆由于人材不出；人材不出，皆由于学校不兴……况我等旅外埠，积有财资，眼见他西国之人，在各埠设立学堂甚多，反能教我华商子弟，而我华商各有身家，各有子弟，岂不可设一中文学校，以自教其子弟乎”，并即席捐了五万元兴学，捐常年经费一千二百元，获得众侨领的响应，在席上筹得十万元。张弼士出钱又出力，推动南洋华侨教育发展。槟榔屿中华学校的开办，对新、马华侨教育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继其后兴立了新加坡养正学堂、端蒙学堂、启蒙学堂、吉隆坡尊孔学堂、霸罗育才学堂，以及乐育学堂等八间华侨学堂，成为南洋华校的开路先锋，为南洋华侨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至今，马来西亚是全世界除中国(两岸四地)之外华文教育最为发达的国家，形成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华文教育体系。张弼士不但在南洋首先出资创办中华学校，而且还为香港中文大学捐银10万两。在广东汕头购买楼房百余间，设置育善堂，堂产用于国内福利基金和资助外出学子读书的辅助经费。晚年还遗言捐助广州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建校舍。其裔孙遵其遗嘱在岭南大学捐建“张弼士堂”。

四、发起成立中华总商会团结华商

在张弼士、黄遵宪、容闳、胡亚基等清廷驻海外外交官的推动下，晚清政府终于意识到海外华侨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在外交家薛福成的提议下，于1893年废除了“海禁”政策，允许华侨回国置业投资。张弼士于1903年、1904年分别向清政府奏陈《振兴事务条议》、《招来华商振兴商务奏折》，提出“由商埠择其声望素之员，奏请特派考察外埠事务大臣，督办闽广农工路矿事宜，予以保护华商之任，周历各埠，切实开导，动之以祖宗庐墓之思，歆之以衣锦故乡之乐”。张弼士竭力帮助清政府形成招徕海外华商的政策，说服清政府相信华商的财富和能力可以报效祖国的经济建设，以图富民强国之路。1901年，清廷实行“新政”，训令各省督抚，延揽南洋华商，回国投资，兴办实业，赐予高官勋爵。张弼士声誉卓著，首当其选。1903年6月14日，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召见张弼士，赏侍郎、三品京堂候补，俟设立商部后，交商部差遣委用，勉其招徕华商，振兴商务。1904年，张弼士回国述职，被清廷任命为太仆寺正卿并充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随后，奉命率商部官员到南洋考察商务，抵达新加坡时张弼士在同济医院召集各帮商人，劝说他们成立商会，并率先捐献三千元作为筹备经费，获得出席者支持，很快就招募了600多人入会。1906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宣告成立，张弼士被推举为总董。确定以“加强华商的沟通与团结，保护新加坡华侨的利益”为商会的宗旨，将华侨、华商联合起来，增强了华侨和华商的团结，密切了华侨和华商与祖国的联系。在张弼士的积极推动下，20世纪初，中华商会和中华总商会在海外纷纷成立，成为海外华侨社会的领导中枢，负责协调华侨社会矛盾，代表华侨社会对外交涉，保护华侨和华商利益。1910年，清政府邀请海外华商参加在南京召开的南洋劝业会，张弼士出任广东出品协会总理。在张弼士“实业兴邦”思想影响下，在其身体力行带动下，清末民初，海外华商纷纷回国投资，兴办实业。兴建了缫丝厂、火柴厂、铁路、电影院、戏院、巴士公司、电灯公司、百货公司、房地产等民族经济实业，促进了中国尤其是广东的经济社会建设发展，奠定了广东侨乡的发展基础。

五、设立公司接待所维护华商利益

1903年，张弼士向清廷上书《奏陈振兴商务条议》，指出：“南洋各埠多有华商出洋贸易，熟悉中外情形，尤深明于君国身家相互维系之意，虽侨居海外，心恒不忘故土，其忠爱悃忱，朝廷深为嘉尚，迭经谕令沿海各省，于流寓华商回籍时，设法保护。各埠华商人等，凡有事回华者，均责成省督抚饬，切实保护，即行妥定章程，奏明办理，倘有关津丁役，地方胥吏及乡里莠民藉端讹诈，即予按律严惩，绝不宽待。”1904年，张弼士任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督办闽广农工路矿事宜，1905年，张弼士向光绪帝上书称：“迭面奉谕旨以华商出洋贸易咸有不忘故土之恩，尤宜切实保护。……惟查实沿海各埠关津复踏往往华商回籍，不无劣蠹役痞棍莠各色人等，藉端讹锁之弊，以致身家财产颠覆堪虞，言之殊堪痛恨。”身为清廷大臣“奉命任事，深感保护无方，且道里窎远，耳目有所不及。”为保护回籍华商利益，张弼士向社会发出布告，在广州市靖海路张弼士督办闽广农工路矿事宜总公司下设立接待所，遴派委员接待，示仰回华众商知悉：嗣后遇有此等情事，准其随时到总公司指名禀控，无论何色人等，一经密查属实，即行奏请地方官按律从严惩办，以儆刁风，而安商贾。除礼拜日不计外，每日上午十点钟至十二点钟，下午二点钟至四点钟，华商均可以来访，无论面诉或缮禀词，悉听其便，不拘礼貌，不尚虚文。张弼士还庄重承诺：“本大臣言出法随，端断不虚设。当择要详告或俟批示，决无延留”。以期达到“其旧有积习与夫胥役需索，种种弊端，犀利剔除，上下联洽，商务日有起色”的目的。张弼士既全力在南洋招徕华商，投资兴业，发展农工路矿产业，更竭力利用他的影响力和清廷赋予的权力，维护华商在国内的合法权益，体现出其拳拳赤子之心和深厚的爱国爱侨之情。

父亲：张兰轩

母亲：卓氏

夫人：陈氏、温氏、朱润芝

儿子：张秩捃、张巨烺、张应铭、张绶卿、张剑豪

孙子：张世昭

侄子：张莲溪

宗侄：张成卿

侄孙：张子章、张士知

孙女：张世禄、张世清（张巨烺之女）

张弼士的父亲张兰轩是秀才、塾师兼中医。其母卓氏，生肇祥、肇鹏、肇燮、肇睿四子。张弼士（肇燮）排行第三。张弼士下传后裔已至第五代，约二百多人，分布于海外马来西亚槟城及中国香港、上海、烟台、青岛等地。

2011年11月29日，由张弼士的第三代后人张世昭率领的返乡寻根考察团一行21人，回故乡广东大埔寻根考察，受到当地干部群众热情接待。

张弼士逝世后，荷属印尼殖民地政府为他下半旗致哀，移柩返籍，途经香港时，港督躬亲凭吊。灵柩由汕头溯韩江而上时，两岸群众多处设牲仪祭奠。

张弼士故居“光禄第”位于西河镇车龙村。建于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建筑面积4180平方米，是典型的三堂四横一围的客家围龙屋。2019年，光禄第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弼士故居旅游区是以中国民族工业之父、张裕酿酒公司创始人、清朝红顶商人、著名爱国侨领、客家八贤之一张弼士的故居“光禄第”为中心建设的一个富有地方特色、客家民俗风情浓郁、集名人故居观光、葡萄酒文化体验、客家乡村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张弼士博物馆位于大埔县西河镇车龙村，整个项目建设将抓住“文脉、商脉、绿脉”三条景区规划主脉进行，弘扬客家文化、客商精神，以张弼士人生轨迹为主线，围绕张弼士生平故事和实业报国精神，展现张弼士创办“张裕”公司，推动中国葡萄酒工业化发展的过程，全景式还原张弼士的家国情怀、民族气节和使命担当。

张裕酒文化博物馆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是全球葡萄酒行业中为数不多的专业博物馆，坐落于烟台市芝罘区大马路张裕公司原址。

广东历史名人史迹的主题展馆——南粤先贤馆于2013年1月15日在广州奠基，首批56位入馆先贤包括爱国侨领、中国现代葡萄酒之父张弼士。

张弼士堂在广州中山大学校园内，原为岭南大学附设华侨学校校舍，由张弼士的长子张秩捃捐建，1921年建成，2000年被广州市城市规划局列入近代、现代优秀建筑群体保护名录，2002年被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据了解，关于张裕公司创始人张弼士的历史遗存，主要分布在张弼士博物馆、烟台张裕酒文化博物馆、大埔县张弼士故居、马来西亚槟城张弼士故居、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华侨博物馆、南粤先贤馆、广州辛亥革命纪念馆等博物馆和纪念馆。另外，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芝加哥历史博物馆、烟台市档案馆、香港大学图书馆、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均藏有与张弼士有关的珍贵历史文献。

2011年是客商杰出代表张弼士诞辰170年，为发扬以张弼士为代表的客商精神，推动全球客商大合作、大发展，由中共梅州市委、梅州市人民政府主办，嘉应学院客家研究学院承办的“张弼士为商之道”客商论坛在梅州市嘉应学院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出席第二届世界客商大会的客商代表、专家学者以及嘉应学院师生300多人参加了此次客商论坛。

2020年8月，张裕公司创始人张弼士获评“烟台市十大历史名人”。以历史年代排序，入选者分别是淳于髡、徐福、徐岳、丘处机、戚继光、宋琬、郝懿行、张弼士、王懿荣、徐镜心。

2021年是著名爱国侨领张弼士诞辰180周年，为了纪念和弘扬张弼士实业兴邦的家国情怀和爱国精神，5月20日，建于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的张弼士博物馆正式开馆。现场除举办张弼士博物馆开馆仪式外，还举行了张裕红酒文化小镇项目奠基仪式、张弼士客家精神研讨会、文化旅游推介会等张弼士博物馆开馆系列活动。

1915年，张弼士率中华游美实业团访问美国期间，被《纽约时报》誉为“中国的洛克菲勒”，并被《美国历史杂志》选为封面人物，成为第一个登上国外杂志封面的中国企业家。

1917年5月，黎元洪特派广东省省长朱庆澜赴大埔致祭，赐撰碑文，并送挽联：念粤中实业萧条惜彼苍不留此老；比汉代输边踊跃问当世更有何人？

张弼士病逝后，国学大师章炳麟

在那个时代，世人皆知：南有胡雪岩，北有张弼士。（《中国商界》杂志评）

张弼士创办的企业名称大多拥有“裕”字，取意中华实业“昌裕兴隆”这时被称誉为“南北二张”（南张弼士，北张季直）。（《岭南文史》杂志评）

广东华侨博物馆馆长王明惠：张弼士18岁只身下南洋，白手起家，从工人做起，在南洋创办垦殖场、锡矿场、船务公司，经营银行、医药等行业。致富后，张弼士不忘祖国，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回国投资兴业，践行“实业兴邦”的救国理念，投资的范围涵盖农业、工业、矿业、商业、交通业、金融业、医药业等行业，对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与此同时，张弼士先后担任清廷驻槟榔屿副领事、驻新加坡总领事、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槟榔屿管学大臣，民国总统府顾问、工商部高等顾问、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广东总商会总理、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南洋劝业会广东出品协会总理、中华游美实业团团长、全国华侨联合会名誉会长等职务，分别代表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处理南洋华侨事务和侨商事务，竭诚维护华侨和华商的正当合法权益，成为跨世纪的侨务工作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