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科（1891年10月20日—1973年9月13日），汉族，字连生，号哲生，广东省广州府香山县翠亨村（今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人，孙中山长子。曾任中华民国考试院、行政院、立法院三院院长。

1891年10月20日，孙科出生。虽然孙中山先生毕生在为革命劳碌奔波，但对于自己唯一的儿子，他不仅充当着一个父亲的角色，更是儿子孙科的人生与革命导师的角色。正是在他的引导下，孙科早年便投入革命并长期担任中国国民党的要职。也正是在父亲的督促下，孙科养成了好读书的习惯，并以“养浩然气，读有用书”自勉，一直到晚年移居美国，仍然读书不辍。

清光绪二十一年九月（1895年10月），孙中山策划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孙科随母避居檀香山孙眉处。后入孙眉聘请同乡黄瑞祥为其开办的私塾，学习四书五经等国学。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入圣·安东尼学校（St. Anthony School）攻读。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考入檀香山圣·路易士学院（St. Louis College）。

孙科早年在檀香山读中学时，孙中山就曾经从英国寄给他一套“人人文库”丛书，这套一百多册的英文文学书籍，都是英美著名大作家撰写的小说、剧本，信中还不忘告诫儿子：“你要使英文进步，单靠学校的课本是不够的，必须多多阅读文学名著，久而久之，自然会有进步。”孙科准备在中学毕业后研究农业，孙中山非常赞赏儿子的选择，亲自为他选择学校。檀香山中学毕业，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文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法学博士。

1907年，孙科在檀香山加入中国同盟会后，担任《自由新报》、《大声周刊》的编辑，孙中山甚感欣慰。回到国内后，孙中山与孙科写信的主要内容，仍然是读书。1910年参入《自由新报》编辑工作。1917年回中国，在广州担任大元帅府秘书。

1912年孙科与陈淑英在檀香山成亲，婚后赴美留学，陈淑英相伴而行。第二年在加州的柏克莱，陈淑英生下大儿子。儿子出生后便去电告知他祖父孙中山，孙中山以国家初建，百废待新，因之希望国治民安，天下太平，所以给大孙子取了个“治平”的名字。1914年，陈淑英又生下次子。此时正值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孙中山为再造民国而创立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以盖治国之道，先求平安，再求强盛，故而给其次孙取名治强。

1918年—1920年，孙科担任非常国会参议院秘书兼广州时报编辑。1919年，孙科撰写了《都市规划论》、《广告心理学概论》两书，且积极从事译述的工作，受到父亲的好评。而不管到什么地方，孙中山与儿子的主要沟通内容几乎都是以书为载体。孙科在《八十述略》中回忆道：“先父不时从各地寄来一大包一大包的书籍要我阅读。如果他到南洋一带，寄来的几乎全是中国的线装书；到了欧美，便寄来英文的各种名著来。”1923年，长女生于广州，仍由孙中山命名，取名“穗英”，1925年，陈淑英又生次女穗华，此时孙中山已赴北京。

对待革命的问题上，孙中山从来没有给儿子以特别的照顾，或者说偏袒儿子。孙科最初回国时，廖仲恺认为他在美国研究过市政，又有都市规划著作，是广州市长的理想人选。但孙中山认为他年纪轻缺乏行政经验而未允许，后在胡汉民的劝说下才正式委任。当时孙中山的革命军经济困难，孙科在广州为其财政上的筹备做了有力的支持，成为广州国民政府的重要阵地。

1921年，孙科任广州市长兼治河督办，后任广州市首任市长。1923年，因为筹集军饷的问题，孙科遭到父亲的责骂，他认为是胡汉民假借命令索钱，挑拨他父子不和，并用手杖打向胡汉民，结果惊动了孙中山。孙中山怒不可遏，一手夺过卫士的驳壳枪，就要打孙科。而孙科后来与胡汉民不和，发展到互相猜忌，孙中山立即写信给他说：“正宜开诚布公，同心协力，以共扶危局。”1923年2月再任广州市长。10月参与中国国民党改组，获指定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起草党纲章程。1924年主持国民党广州特别党部，6月与黄季陆合作提出《弹劾共产党案》。

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开府，任政府委员。1926年1月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5月第三次就任广州市长。1927年3月任国民党常务委员与国民政府常务委员，7月随汪兆铭清共。

1928年，北伐战争完成，中国基本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为“国家改造”提供了一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孙科认为“如果革命而没有建设，实在可说是完全失掉了革命的真意义。”于是，他主张以渐进的方式促进国民党革新，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1928年1月，孙科与胡汉民与伍朝枢赴英、德等地考察，起草《中国国民党训政大纲》，协助制定《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10月任铁道部长与考试院副院长。

1928年11月继任交通大学校长。他推行“交通行政与交通教育相辅而成”的理念，认为人才培养是发展铁路建设的要务之一，提出“从物质上重新建设交大，从精神上提起交大的精神”，实行“部（铁道部）、路（铁路）、校（交大）联成一贯”的发展策略。在他系列理念的导引下，学校加强与铁道部的合作联系，从领导体制、学科建制、办学经费、人才出路等方面均获取较大支持和发展空间，开创学校历史上人才鼎盛的“黄金时代”。

1929年，孙科亲领筹办总理故乡纪念学校一所（即今日的中山纪念中学）之责。1931年改任行政院长，因财政危机旋即辞职。同年5月，汪精卫、孙科等人，在广州成立了一个广州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相对抗。由于孙科上台后，政府财政无比困难，不到1个月便辞职了。孙科呼吁从速实施宪政。

1932年改任立法院长，曾鼓吹实行立宪制度，但遭蒋介石冷遇。其间连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中苏文化协会”成立，出任首届会长。1938年奉派中国政府代表及蒋介石特使与苏联谈判，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和《中苏商务条约》，争取苏联援助中国抗日战争。1944年11月，孙科在《纽约时报》撰文，畅谈他长期以来对在中国实现英、美民主制度的理想。1945年出任国民政府副主席兼立法院长，国民党中常委。1946年1月代表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商，然后跟随蒋介石进攻共产党占领区。1946年下半年，随着国内政治环境的急剧变化，孙科从自己原来的立场全面后退，停止革新宣传，转而支持蒋介石的政策。

1947年并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副主席。1948年与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落选，后再度出任行政院长。1948年11月，获蒋任为行政院长。1948年11月—1949年3月，孙科出任国民党行政院长，在国民党军战略决战失败的背景下，竭力逼蒋介石下野，进行和谈寻求“光荣的和平”，以挽救国民党的统治。孙科内阁组成之时，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杜聿明集团包围起来准备聚歼之际。

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乘机“逼宫”，要求蒋介石下野和谈。蒋一度答应于元旦引退，在这一背景下，孙科虽也一再向“蒋总统建议和谈”，但是决定“不致立即作重开和谈之努力，而暂时采取观望之态度，以等待适当之时机”。因此，当新闻报道他已派代表到上海、香港同李济深磋商和谈条件时，他当即否认。正在孙科期待“适当之时机”到来时，中共宣布了战犯名单，蒋介石、李宗仁、孙科等都名列榜首。蒋很恼火，声称“我如不能战，即亦不能和。我如能战，则言和又徒使士气人心解体。故无论我能战与否，言和皆有百害而无一利”。于是蒋改写了自己的新年文告和有关演讲词。一方面，他宣称内战责任须由中共承担，声称他一直本着“和平建国”的一贯政策“为蕲求和平与共党委曲求全”，但是中共全面“叛乱”，他不得不“戡乱”。如果中共无“诚意”，他就“决予剿平”。孙科对此非常不满。这些表明，孙科在内战责任与和谈条件上向中共做了一点“让步”，并要求蒋下野。孙科宣称他既然“担当行政院长的重任”，就须“以最大的努力，求和平的实现”。

在孙科的压力下，蒋介石于1949年1月2日召集孙科、吴铁城、张治中、张群等人讨论与中共和平谈判问题。讨论结果是，孙科致电邵力子到宁会商进行办法，并要求他出任首席谈判代表。虽然蒋介石仍然恋战不退，但是，形势的发展对蒋更为不利。人民解放军一方面于1949年1月14日总攻天津，一方面前进到长江北岸。毛泽东选择在总攻天津的当天发表声明，宣布国民党政府如果“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就须以八个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这一声明在国民党政府内立即引起反响。58名立法委员1949年1月16日联名致函孙科，认为中共既然“表示愿与政府商谈和平，此诚实现和平之适宜时机”。1949年1月19日，“未及签名”的立法委员40余人致函孙科提出同样主张。一些人则明确要求：“蒋总统完成了领导北伐与抗战的历史使命，有权利光荣退休，不必再将国事烦他。”孙科立即在1月17日召开的国民党中政会会议上出示立法委员信件，在1949年1月19日内阁会议上，他又宣称立法委员两度致函“多为和平而呼吁”，强调这是“普遍民意之所趋”，因此“应及时就此案予以讨论”。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虽然蒋称其下野是桂系逼的，但也有孙科的“功劳”。

蒋介石下野后，孙科、蒋介石、李宗仁围绕什么样的“和平”展开了新的较量。孙科把寻求“光荣的和平”以维持国民党的统治，作为他的主要任务。桂系的首要打算是，一方面企图联合中共一致对蒋，以防其再起，一方面凭借“长江天险，拒敌渡江”，达到“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北让共产党去搞，长江以南由我们来搞”的目的。如果该目的达不到，李宗仁就打算由自己与中共进行全面和平谈判，以“建立联合政府”。

1949年1月27日，李宗仁发出致毛泽东的卯阳电，再次强调以八条为和谈基础，特别是赞成商谈惩办战犯。中共表示欢迎，指出如果他立即逮捕主要战犯，“以便实现真和平真民主，那就是好的”。实际上，李宗仁此举也未成功，其原因在于遭到蒋、孙的联合抵制。孙科则一方面拒绝回南京，一方面以李宗仁曾计划迁都广州为由，声称“政府迁地办公”是“得李副总统（而非李代总统）同意”的，决非他“所可独断”。孙科一再强调“光荣的和平”、“平等的和平”，虽然是针对中共而来，也是对桂系作侧面的攻击。仅仅是桂系的压力，还不足以迫使孙科去职，孙科还遭到蒋介石的反对。在1949年2月17日，蒋就强调李宗仁既然有意调换孙科，可由其自行决定其行政院院长的人选。3月上旬，他进一步决定“对孙不勉强予以支持，如大势所趋，孙被迫辞职，只有听他辞去”。在此情况下，孙科不得不于1949年3月8日辞职，其所谓“光荣的和平”也随之烟消云散。

孙科久居高位，与父亲孙中山一样“不蓄私财”。正因为孙科囊中羞涩，以致他漂泊海外的生活是异常艰苦的。孙科夫妇出国远行的盘缠，还是靠卖了房子凑足的。1951年赴法国。1952年，孙科移居美国，担任“中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董事长。到纽约后，他做了一次全身检查，结果发现有十二指肠溃疡及高血压、失眠等病。1954年夏，因次子孙治强从香港举家迁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孙科遂迁居与次子同住。据台湾学者庄政教授著述披露，他们闲居美国，没有任何固定的收入，仅依靠儿女接济小额款项，省吃俭用，一切自己动手，度过了十多个落寞而清苦的春秋。民国时的生活，感慨不已，她对寓所描述道：那是一幢向当地人订租的房子，周围全部是用木板搭建而成的，就像海边专供游人游泳后休息的那种临时房舍一样，风一吹就开，无以名之，姑且称为“火柴盒式”的房子。

孙科夫妇在与其子共同生活的十多年中，全家分别负担清洁工作，由孙科负责打扫各室内的清洁，包括卫生间，每天用吸尘器做工；夫人陈淑英负责厨房的清洁工作；孙治强负责搬运重物品、清理户外清洁工作，他的夫人则照顾孩子们以及承担琐碎的家务事。后来当孙科迁居Lagune Beack后，为了节省开支，自己种菜，自己烹饪洒扫，生活异常清苦。当时有人曾这样描述他的生活：“一幢简陋的平房，没有地毯，没有仆人，凡事自己动手，曾经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今却能自甘淡泊，然而他的精神生活却非常富足，他的家中，到处都是书籍。”

对于在美国的生活状况，孙科曾回忆说：“在美国定居的一段悠长岁月中，友朋酬酢甚少，惟有国内去的朋友，才不惜远道来访；不能前来的，也多拍个电报或通电话，张君劢先生亦时相过从，所以除了偶尔出外小作旅游外，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读书上面。”孙科喜欢读书的名声在外，以致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在“党国要人”中，他也还比较的是一个“看看书的人”。“养浩然气，读有用书。”这是当年孙科在南京寓所挂的一幅很得意的书法作品。此时，孙科年逾古稀，远离曾经数十年相伴的政治斗争，终于有机会静心修养，余暇唯以读书自娱。他每天徒步到图书馆看书，有时直到图书馆关门，管理员催他走，他才恋恋不舍地回家。其实，孙科自幼在其父孙中山的关心、督促下，养成好读书的习惯，晚年在异域每当展卷阅读，父亲对他的谆谆教诲就萦回脑际。1965年由美国至台湾，任中国台湾地区当局领导人办公室高级咨议、“考试院”院长，1967年出任东吴大学董事长。

1973年9月13日，因心脏病病逝于台北，享年82岁。

在政治理念上，孙科非常欣赏英美的民主制度。他一度是“以党治国”的积极拥护者，但是随着国内外矛盾的急剧变化和党治弊端的逐步暴露，转而在国民党内最先提出结束党治、尽速实施宪政的主张。抗战后期，他又呼吁实现多党制的民主政治。1944年，孙科撰文畅谈他长期以来对在中国实现英美民主制度的理想，他认为中国“必须先有贤明的政治领导，使中国及其人民迈向民主政治的目标前进”。这种政治主张，反映了在陷入困境的国民党政权时，孙科试图以西方的模式来重新调整发展方向的努力。

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孙科一直对蒋介石的独裁不满。1931年，他曾经指责蒋介石“以个人支配党，使党成为个人的工具”，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中国国民党已名存实亡”。抗战后期孙科再次猛烈抨击蒋介石，要求实现国民党的民主化，“应该坦白地承认过去二十年来，党的机构和作风实在是走错了路”，要求健全国民党的选举制度。

孙科一生服膺其父的三民主义，但也认为“一定要从主观的感情的宣传”转向“作客观理智的研究”，即“取法中山先生探求真理的虚心态度，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接受欧洲现代最近代化的思潮”。在经济和民生问题上，孙科从巩固国民党统治基础前提出发，强调用改良的方法尽快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

至于对待共产党的态度，孙科几经反复。他曾与宋庆龄一道，联名呼吁恢复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但到了抗战前期，他又公开追随蒋介石，攻击共产党。到了抗战后期，他又改变态度，公开呼吁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反对再打内战。种种现象表明，孙科的政治理念显得并不十分成熟。

孙科喜欢读书的名声在外，以致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在国民党要人中，他也是个比较能“看看书的人”。到了晚年，孙科远离曾经数十年相伴的政治斗争，终于有机会静心修养，唯以读书自娱。他曾回忆说：“除了偶尔出外小作旅游外，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读书上面。”

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一家人曾在南京有一段短暂的团聚时光。这时，孙中山与孙科谈话的一个重要内容，仍是议论读书。显然，孙科在美国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尚能一如既往的“养浩然气，读有用书”，自然凝聚着孙中山的一片苦心。孙科这位昔日堂堂的国民政府显要，在美国因生活困难，竟连买书的钱都不够，只购报纸、期刊阅读。但这丝毫不改变他对读书的嗜好。

身为孙中山的独子，孙科正室之外还金屋藏娇，严蔼娟则是这些新闻中的一位女主角。1932年，严经由孙科的手下介绍和孙科认识，此后两人便同居了近四年之久，生活甚为甜蜜愉悦。

1936年3月，孙科与严氏的女儿孙穗芳在上海出生，然而次年全国抗战爆发，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孙科随着也去了重庆。严蔼娟曾设法托人，央求孙科为女儿提供点生活费，却未能如愿。严蔼娟在上海带着女儿孙穗芳，再也无法和孙科联系上，迫于生计，失去生活来源的严蔼娟带着一岁的女儿只得改嫁他人。严蔼娟并未就此打住，息事宁人，而是不断纠缠孙科。孙科曾经几次给钱，以作养育女儿之用。日本投降后，严女士曾四处托人找孙科，希望孙科看在女儿的情分上给予资助，还接连给孙科写过两封信。1946年5月，孙科作了回应并且赠款。严蔼娟的不幸，皆因她遇到了孙科，造成其可悲的一生。

蓝妮是孙科公开承认的二夫人，他们之间的曲折恋情对孙科的政治生涯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蓝妮是云南哈尼族苗王后代，容貌秀丽，对中国古典诗词也有一定了解。1935年在上海的一次宴会上，孙科与蓝妮一见钟情，旋即邀请她担任自己的机要秘书。两人感情与日俱增，不久，孙科决定娶蓝妮为二夫人。婚礼那天，孙科请了立法院的同事，一共摆了4桌酒席。在同事的祝贺声中，他说：“哈哈，我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

关于“民国四公子”，能见到的最“权威”文字当属张伯驹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的记述：“人谓近代四公子，一为寒云（袁克文），二为余（张伯驹），三为张学良，四一说为卢永祥之子小嘉，一说为张謇之子张孝若。实际上，张伯驹笔下忽略了流传甚广的另外三种说法：即“民国四公子”为“孙中山之子孙科、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段祺瑞之子段宏业和卢永祥之子卢筱嘉”；或者为“孙科、张学良、卢筱嘉与张謇之子张孝若”，再或者为“孙科、张学良、卢筱嘉与段宏业”。此事来源于北洋时期所谓“三公子会谈”的历史事件。其实，三公子聚会只是巧合。1924年9月，孙中山派孙科到奉天与张作霖面谈讨直事宜，恰巧，卢永祥也遣儿子卢筱嘉来拜见张作霖，请求军火上的支持。张学良此时在他的父亲手下任职，他与孙科和卢筱嘉的会面成为不可避免，于是便有了“三公子会谈”的传言。

尽管孙科提出过一系列的政治理想与主张，尽管他长期处于国民党的上层，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能对决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政治势力，进入真正的权力中心，加上他思想的内在限制，使得他在与蒋介石的合作中，不得不经常采取妥协的态度，并最终与国民党政权共沉浮。与其父孙中山先生比起来，孙科当然显得庸常。但谈论到孙科的时候，又是始终无法绕开孙中山这个名字的。普天下的父母，大概没有一个不希望自己的儿女有出息，伟人如孙中山先生大概也不能例外。我们从他对待儿女的问题上，可以看出孙中山作为一个普通父亲的良苦用心。他以自己的言传身教，不仅让孙科选择了一条人生道路，早早便加入同盟会参与革命，更在自身修养、生活素养方面做了一个引导和表率，让孙科成为国民党要员中一个以能“看看书”而闻名的人物。

客观地来说，孙科的确没有其父的雄图大略，即使与同辈的政治人物相比，他也不一定有非常突出之处，但至少不是纨绔子弟、衙内、公子哥一类人物，也并不是资质平庸、毫无想法、只能依靠父亲名声混日子的一个人。他仍有自己的政治抱负，提出过实施宪政的政治主张，并大力抨击蒋介石的独裁，只是囿于环境、地位的制约，常常表现得一波三折前后互异，这大概也是他的地位、性格、与环境等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吧。也许，世上英雄本来就不常有，大多数人都只是在不断努力地逃脱平庸命运的过程中。那么，后人看待孙科的时候，首先应该持的，或许就是一种平和心态。

孙中山先生一家

1885年4月13日，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与卢慕贞女士结婚。婚后六年（1891年9月18日）生子孙科，四年后生长女孙金娫，次年生次女孙金婉。与卢慕贞离婚后，1915年10月25日，中华民国国父在东京与宋庆龄结婚。

孙中山的先祖在元末明初时期，由浙江杭州举家徙居南雄珠玑巷，后迁居到东莞市长安镇上沙村，再迁到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东莞上沙地区仍保存有孙氏大宗祠、孙中山一至四世祖墓和分支香山的三世祖祠堂。1932年5月孙满、孙乾兄弟曾往上沙寻根、拜祖 ，同年秋孙科在校正国民党党史会所编《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关于其先世一段内容时，只将孙乐千分居“左沙头”的“沙”字更正为“埗”字，对其祖籍地东莞“员头山”和“上沙乡”均无异议 ，他还与员头山孙族通信，称茶山圩（即员头山）为“总理原籍故乡”，称茶山圩的孙洁生、孙受匡、孙广林为“宗兄” ，1947年孙科又为上沙车站茶亭题字“国父先代故乡” 。另外，1992年6月孙满、孙乾偕眷拜祭上沙孙氏大宗祠 ，以及上沙孙衍佳保存的其父孙同发参加“广东孙族欢迎中山家先生恳亲大会摄影纪念”照片和《孙族恳亲会欢迎中山记》传单等，也体现着翠亨孙氏与上沙孙氏之宗亲往来关系。

孙科生二子四女：

● 孙科长子孙治平，1913年生。1955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曾任国民党中评委、电视公司董事长、联合发展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治平生一子，孙国雄。国雄有三女一子：子伟仁、长女美玲、次女美兰、三女美莲。2005年去世。

● 孙科次子孙治强1915年生。有美国加州大学政治经济学学位。离过一次婚，第二任妻子林伦可比他小三十岁，生二子。共有二子二女：长子国欣、次子国元、长女嘉琳、次女嘉瑜。2001年突发心脏病去世。

● 孙科长女孙穗英1922年生。

● 孙科次女孙穗华1925年生。

● 孙科三女孙穗芳1936年生。1956年读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1959年移居香港。1967年移居美国夏威夷，毕业于夏威夷太平洋大学。1995年11月获斯里兰卡国际公开大学名誉博士学位。著有《我的祖父孙中山》一书。生有两子：王祖荣长子，王祖耀次子。

● 孙科幼女孙穗芬（1938—2011）。2011年1月1日上午在台北遭遇车祸，生命垂危。她此次来台参观花博会，原定1日上午搭机返回香港，不料在赴机场途中发生车祸，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治疗，在2011年1月29日14时50分不幸病逝，享寿73岁。

孙科住宅（今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行政办公楼）位于番禺路60号。砖木混合结构，3层，建筑面积1051平方米。西班牙式花园住宅建筑，建筑风格受巴洛克影响，进口门廊气派较大，其主要特点是屋顶采用筒瓦铺设，檐口装饰考究，窗框形式多变，有平拱、弧拱、圆拱，采用巴洛克弧线；壁炉烟囱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貌。外墙立面简洁明快，有现代建筑气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