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邦（1906年12月18日－1995年7月8日），男，出生于江苏太仓，中国舞蹈艺术家、理论家、教育家，20世纪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先驱者、开拓者、播火人。

吴晓邦是20世纪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开拓者，播火人。1906年出生于出身江苏殷实之家。他于1929—1932年三渡东瀛，先后向师承德国表现派舞蹈体系的高田雅夫、江口隆哉、和宫操子等学习芭蕾和现代舞。

回国后在上海兴办“晓邦舞蹈学校”的同时，于1935、1937年先后举办了两次作品展示会，演出了《傀儡》《送葬》《小丑》《浦江之夜》《和平的憧憬》等十多个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舞蹈。

迎着抗日的烽火，吴晓邦走出自己的“舞蹈王国”奔向民族救亡的战场。这一时期他创作了近百个具有强烈时代精神和艺术感召力的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以著名作曲家聂耳的同名歌曲创作的独舞《义勇军进行曲》（1937）；以著名作曲家贺绿汀的同名歌曲创作的群舞《游击队员之歌》（1938）。

1945年6月，他与妻子盛捷（舞蹈家）一同投奔延安，又随军转战，除了教舞蹈外，还担任“四野”舞蹈团的团长。

1951年，他主持了中央戏剧学院干部训练班的教学工作，为中国舞蹈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

1954年，他担任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主席，培养了一批舞蹈史论的研究人员。

1957年，他建立了“天马艺术工作室”，创作了《梅花三弄》《平沙落雁》《十面埋伏》等舞蹈。

1979年，他被选为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1981年，他兼任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担任舞蹈研究生的导师，培养了中国第一批高级舞蹈史论的研究人员。

他于1995年7月8日逝世。为了开拓和繁荣中国的舞蹈事业，推动舞蹈学术理论的研究和培养舞蹈人才，他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是中国舞蹈界的先驱。

著有《新舞蹈概论》《舞蹈新论》《我的舞蹈艺术生涯》等。

1929—1936年，吴晓邦先后3次赴日本，向舞蹈家高田雅夫夫妇与江口隆哉夫妇学习。留学期间，他研究了现代舞舞蹈家I.邓肯和M.维格曼等人的舞蹈理论，从中受到很大启发。

1932年，他在上海创办晓邦舞蹈学校，1935年又创办了晓邦舞蹈研究所，开始了新舞蹈艺术的创作、教学活动。1935年9月在上海举行了首次个人舞蹈发表会,其代表作有：《傀儡》，以模拟的手法塑造一个摇尾乞怜的走狗形象，揭露和讽刺了伪满州国皇帝的卖国嘴脸；根据F.F.肖邦乐曲创作的《送葬》，象征着中国旧制度的行将灭亡；《浦江之夜》表现了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青年在苦难中的挣扎。这一时期的作品，从现实生活出发，在题材、体裁及表现手法上进行了各种实验。吴晓邦以探索人生真谛的艺术理想，开始了他的舞蹈创作生涯。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吴晓邦离开上海，投身到抗日救亡的行列中。此时的作品，在内容、形式上，都随着现实生活而发生了变化。舞蹈《义勇军进行曲》和《游击队歌》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这两个舞蹈情感质朴、炽烈，作者以舞蹈形象抒发了同名歌曲反映出来的抗战激情，在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共鸣。

1938—1945年，吴晓邦在广东、上海、桂林、重庆等地开展新舞蹈活动。1943年，在广东省曲江地区的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开设了舞蹈系，这是中国最早的正规专业舞蹈教育机构。通过他的教学、创作，广泛地播下了舞蹈的种子。这一时期他创作的《丑表功》,分“献媚”、“取宠”、“得意忘形”、“败落”4个段落，舞蹈采用戏谑式的乐曲和面具，尖锐地揭露和鞭挞了汉奸卖国贼的行径。《思凡》表现了一个青年和尚在理性与欲念的矛盾冲突中的痛苦，舞蹈自然流畅，着重于人物内心的描写，富于哲理性。《饥火》通过感情色彩的变幻和动作线条的流动，蕴含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主题。1938年后他还创作了舞剧《罂粟花》《虎爷》《宝塔牌坊》。《罂粟花》和《虎爷》反映了作者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愿望。《宝塔牌坊》是用舞蹈艺术形象，揭露了封建制度对青年男女爱情的摧残；批判了“忠孝节义”的虚伪性。

1945年6月，吴晓邦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鲁迅文艺学院教授舞蹈。此后，他辗转在解放区各地，开展新舞蹈活动。1948年在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宣传队舞蹈队，与部队舞蹈工作者一起，创作演出了《进军舞》。这个舞蹈，表现了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英雄气概，在原有战士舞蹈的基础上提高了一步，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吴晓邦主张舞蹈应当表现社会生活。他的大部分作品是用暴露、讽刺、暗示、象征等手法，揭露旧社会的阴暗面，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进步作用。他是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开创者之一。

1951年吴晓邦主持了中央戏剧学院舞蹈运动干部训练班的教学，为新中国舞蹈事业的发展培养了骨干力量。1954年任中国舞蹈研究会主席，领导中国舞蹈史的研究工作，对儒家和道教舞蹈作了考察和研究。1957年建立了“天马舞蹈艺术工作室”，这是对他的理论体系实验的继续。他从古代音乐的旋律和节奏里，探索以乐寄情的心理规律和表现手段，赋予舞蹈以新的想象和构思,创作了《梅花三弄》《平沙落雁》《渔夫乐》《十面埋伏》《梅花操》等作品。

1979年，吴晓邦被选为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为促进全国舞蹈事业的繁荣、发展和学术理论的活跃，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先后在北京、江西、四川、辽宁、浙江、福建、内蒙古自治区和香港等地举办舞蹈讲习会，就舞蹈的基础理论、应用理论、舞蹈史等方面的问题举行专题讲座，并组织领导学生们进行创作实习。1982—1983年底，他还为北京舞蹈学院教育系、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舞蹈科教授舞蹈理论课。

吴晓邦以早期现代舞的自然法则为基础，结合中国民间舞蹈的特点，创立了一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体系。在教学中，他采用了“阅读、思考、习作”的教学方法，启迪舞蹈工作者的想象与创作才能。吴晓邦培养了大批的舞蹈人才，是中国有影响的舞蹈教育家。

吴晓邦以舞言志，以舞警世，为人生而舞，矢志不渝，坚持舞蹈教育、创作、理论三位一体的方法，培养了一大批舞蹈后继。一生创作了《饥火》《思凡》《丑表功》《平沙落雁》《迎春》《秋怨》《虎爷》《宝塔牌楼》等18个脍炙人口的新舞蹈节目。著有《新舞蹈艺术概论》《舞蹈新论》《谈艺录》《舞蹈续集》《舞蹈学研究》等专著。这些著作为中国舞蹈艺术理论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吴晓邦历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委员、中央民族歌舞团团长、中国舞蹈研究会主席、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等职。

吴晓邦舞蹈艺术馆坐落在太仓新区，拥有两个建筑面积各为400平方米的展览厅和一个建筑面积150平方米的多功能厅。吴晓邦于1906年出生在太仓沙溪镇，是我国新舞蹈艺术的先驱者、开拓者和实践者，杰出的舞蹈家、理论家和教育家，曾任中国舞协主席、第二、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1945年抵达延安，在“鲁艺”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当选为全国舞协副主席，并先后兼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舞蹈团团长、中央民族歌舞团团长、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主席等职。1956年创建“天马舞蹈艺术工作室”。文革时受冲击下放，文革后，吴晓邦复出，任中国舞协主席、全国文联常委《舞蹈艺术》杂志主编、《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主编等职。

在他出生的世纪之初，中国已经有了西方舞蹈的传入。

如：晚清外交官的女儿裕容龄（1882—1973），幼年曾随父游历外国。有幸在邓肯(IsadoraDuncan)的门下学舞，卓有成绩。回国后将学得的西方舞蹈结合自己的创造，经常在宫廷中表演，深受慈禧太后的宠爱，得以留在宫中专门研究舞蹈。又如：20世纪初，涉洋留学者在撰写介绍西方情况的书籍时，也介绍外国的风土人情——其中包括舞蹈。此外，欧美电影中的插舞及外国侨民传授的舞蹈，吸引了比较开放的中国人，尤其是对具有社交功能的西方交谊舞，产生学习兴趣。

在提倡新的教学体制的过程中，校园舞蹈、儿童舞蹈也悄然兴起，其中以黎锦晖的儿童歌舞及此后创办的明月歌舞团影响较大。

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是戏曲大师们对传统舞蹈的创新与发展。如梅兰芳*1等京剧四大名旦在各自的剧目中都创造了优美的舞蹈片段——具有相对独立的保留价值并得以广泛流传。而深谙京剧艺术又学习了现代艺术的欧阳予倩，更对传统舞蹈的创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是，吴晓邦与众不同。他是具有时代高度——世纪意义的杰出专业舞人，把舞蹈作为追求人生真谛的终身事业去奋斗，把自己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联。

出身江苏殷实之家的吴晓邦，早年留学日本并非研修舞蹈专业。一次偶然观舞——《群鬼》，揭示现实社会的黑暗与罪恶的舞蹈形象震撼了他的心灵，遂毅然献身舞蹈。吴晓邦的抉择和中国文学巨将鲁迅的弃医从文有着深刻的相通之处——闪烁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理想主义光芒和浓重的民族忧患意识。

他于1929—1932年三渡东瀛，先后向师承德国表现派舞蹈体系的高田雅夫(Ma-sao　Takada)、江口隆哉(TacayaEguchi)、和宫操子(Mi-SakoMiya)等学习芭蕾和现代舞。他并不囿于老师的窠臼，而注重科学的形体训练与创造。与此同时，也重视对传统艺术的学习——吸吮民族文化的精髓。回国后在上海兴办舞蹈学校的同时，于1935、1937年先后举办了两次作品展示会，演出了：《傀儡》《送葬》《小丑》《浦江之夜》《和平的憧憬》等十多个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舞蹈。

他的“为人生舞蹈”的艺术主张和奋力实践，有如一股清风，对于充斥于灯红酒绿的大都会的那些色情、俗媚的舞蹈是有力的冲击与扫荡。

迎着抗日的烽火，吴晓邦走出自己的“舞蹈王国”奔向民族救亡的战场。辗转奔波，历尽艰辛，造就了自己舞蹈生涯的辉煌。这一时期他创作了近百个具有强烈时代精神和艺术感召力的作品——抗击法西斯，反对封建礼教的思想束缚，唤起民众。最具代表性的有：以著名作曲家聂耳的同名歌曲创作的独舞《义勇军进行曲》（1937）；以著名作曲家贺绿汀的同名歌曲创作的群舞《游击队员之歌》（1938）。每演出，观众总是群情激奋，同仇敌忾。吴晓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一腔热血和一颗丹心交织在一起，才能产生出那样神奇的力量”。1945年在周恩来的关心、支持下，他与妻子盛捷（舞蹈家）一同投奔延安，又随军转战，更强化了忠勇战士和敏感艺术家相交融的自觉意识。可以说每一次的创作都是他追求人生与艺术真谛的一次生命搏击。1942创作的《饥火》（自编自演的独舞）着力表现一个被“饥火”燃烧的躯体与灵魂的呐喊，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当我们面对那幅“怒问苍天”，便会咏出中国唐代著名诗人杜甫的千古绝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1994年，《游击队员之歌》和《饥火》被确认为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的主要精力用于教学、理论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60年代曾创办教学、创作、演出一体化的“天马艺术工作室”致力于中国现代舞及新古典舞的探索；80年代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创建了全国培养舞蹈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舞蹈系；他勤于笔耕——为舞蹈学科的理论建设著书立说——出版计数百万字……。当今中国舞坛公认吴晓邦是新舞蹈艺术的一代宗师。

吴晓邦是我国新舞蹈的奠基者、开拓者和实践者，杰出的一代舞蹈大师。为纪念这位我国新舞蹈的先驱，1999年在其故乡太仓落成了我国第一座以个人名字命名的舞蹈纪念馆——吴晓邦舞蹈艺术馆。

2006年为纪念中国一代舞蹈宗师吴晓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为人民而舞——吴晓邦舞蹈艺术思想研讨会”在江苏太仓召开。与会的老一代舞蹈艺术家们袒露肺腑之言，缅怀吴晓邦先生生前事迹，动情之处潸然泪下。透过一件件真实的事例，一位谦逊和蔼可亲的中国舞蹈大师的形象深深刻在了每个人的心中。

曾任吴晓邦秘书的蒲以勉女士告诉笔者，在与吴晓邦先生相处的这段时间，令人感动的事是说不尽的。先生外表有着儒雅的书卷气，表演的舞蹈也是柔美的，但先生的内心却是充满着热情，且刚强的。无论在如何困难的环境下，先生都没有放弃过舞蹈。而且他一直强调，舞蹈要贴近人民，舞蹈不是点缀，要有力度，要能震撼人心。

从先生身上学到的不单是舞蹈艺术，更有谦逊和执着。一九七七年当先生恢复舞蹈研究工作时，已经七十三岁，但他依然秉承着“我要像农民耕地一样，种下一粒算一粒，开垦出一块算一块”的精神，竭尽所能地希望培养出更多的中国舞蹈家，撰写舞蹈论著，推动中国舞蹈事业的发展，民族的振兴。

谭嗣英，时任深圳市一级演出总监，是吴晓邦先生最早的一批学生中的一个。“当时我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小男孩，吴先生教我们舞蹈理论，我们就坐着小马扎，麻绳扎的那种，上课。说了你别笑，吴老师的江南口音很重，我们都听不大懂。”谭老师比划着演示给笔者看，“吴老师就弄了个小黑板，一见我们不太明白，就把关键词写上小黑板，写给我们看，直到我们弄明白”。

吴老师留给学生们最深的印象就是平易近人，学生们向他请教，他总是很耐心的聆听，但由于口音问题，他就选择笔谈，一一写出来，对学生的问题给予回复，鼓励学生勇于创作，指引学生通过舞蹈的艺术表现手法刻画人物形象，积极反映生活。他曾说：“我甘愿做人梯，让你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一九八五年，时任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的吴晓邦偕夫人盛捷回故乡太仓访问。当时负责全程陪同接待的吴炯明回忆，老百姓都猜想着吴晓邦衣锦还乡的荣耀和前呼后拥的排场，然而他却是轻车简从，就像一个普通老人踏上阔别近六十年的故土，围观的群众都发呆了。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头戴藏青呢帽、身穿深色中山装、外套一件灰色风衣、戴一副老式眼镜、年近八十的老者。不似高官显爵，不像艺术权威，如果事先不知道他身份，实在看不出他大师级的荣誉与地位。

此外还有一个细节不得不提，那时公车很少，只能拦了一辆小卡车送吴晓邦夫妇去剧场看戏，当时十分不好意思，吴晓邦却笑笑说：“不要紧，过去在解放区还坐独轮车呢！”二十多年来，吴炯明每忆起这段往事，崇敬之情便油然升起。后来到北京拜访晓邦夫妇，一位副部级高干、中国舞蹈界一代宗师的家竟然十分简洁，联想到布衣还乡的风范，心中更是崇敬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