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邦于1906年出生在太仓沙溪镇，是我国新舞蹈艺术的先驱者、开拓者和实践者，杰出的舞蹈家、理论家和教育家，曾任中国舞协主席、第二、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党组成员等职。 吴晓邦舞蹈艺术馆坐落在太仓新区，拥有两个建筑面积各为400平方米的多功能厅。

吴晓邦（1906——1995）是20世纪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开拓者，播火人。

在他出生的世纪之初，中国已经有了西方舞蹈的传入。

晚清外交官的女儿裕容龄（1882—1973），幼年曾随父游历外国。有幸在邓肯(Isadora Duncan)的门下学舞，卓有成绩。回国后将学得的西方舞蹈结合自己的创造，经常在宫廷中表演，深受慈禧太后的宠爱，得以留在宫中专门研究舞蹈。

20世纪初，涉洋留学者在撰写介绍西方情况的书籍时，也介绍外国的风土人情——其中包括舞蹈。

此外，欧美电影中的插舞及外国侨民传授的舞蹈，吸引了比较开放的中国人，尤其是对具有社交功能的西方交谊舞，产生学习兴趣。

在提倡新的教学体制的过程中，校园舞蹈、儿童舞蹈也悄然兴起，其中以黎锦晖的儿童歌舞及此后创办的明月歌舞团影响较大。

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是戏曲大师们对传统舞蹈的创新与发展。如梅兰芳等京剧四大名旦在各自的剧目中都创造了优美的舞蹈片段——具有相对独立的保留价值并得以广泛流传。而深谙京剧艺术又学习了现代艺术的欧阳予倩，更对传统舞蹈的创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凡此种种，孕育了新舞蹈艺术的萌芽——促其重塑自身的独立品格。

但是，吴晓邦与众不同。他是具有时代高度——世纪意义的杰出专业舞人，把舞蹈作为追求人生真谛的终身事业去奋斗，把自己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联。

出身江苏殷实之家的吴晓邦，早年留学日本并非研修舞蹈专业。一次偶然观舞——《群鬼》，揭示现实社会的黑暗与罪恶的舞蹈形象震撼了他的心灵，遂毅然献身舞蹈。吴晓邦的抉择和中国文学巨将鲁迅的弃医从文有着深刻的相通之处——闪烁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理想主义光芒和浓重的民族忧患意识。

他于1929—1932年三渡东瀛，先后向师承德国表现派舞蹈体系的高田雅夫(Ma-sao　Takada)、江口隆哉(Tacaya Eguchi)、和宫操子(Mi-Sako Miya)等学习芭蕾和现代舞。他并不囿于老师的窠臼，而注重科学的形体训练与创造。与此同时，也重视对传统艺术的学习——吸吮民族文化的精髓。回国后在上海兴办舞蹈学校的同时，于1935、1937年先后举办了两次作品展示会，演出了：《傀儡》、《送葬》、《小丑》、《浦江之夜》、《和平的憧憬》等十多个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舞蹈。他的“为人生舞蹈”的艺术主张和奋力实践，有如一股清风，对于充斥于灯红酒绿的大都会的那些色情、俗媚的舞蹈是有力的冲击与扫荡。

迎着抗日的烽火，吴晓邦走出自己的“舞蹈王国”奔向民族救亡的战场。辗转奔波，历尽艰辛，造就了自己舞蹈生涯的辉煌。这一时期他创作了近百个具有强烈时代精神和艺术感召力的作品——抗击法西斯，反对封建礼教的思想束缚，唤起民众。最具代表性的有：以著名作曲家聂耳的同名歌曲创作的独舞《义勇军进行曲》（1937）；以著名作曲家贺绿汀的同名歌曲创作的群舞《游击队员之歌》（1938）。每演出，观众总是群情激奋，同仇敌忾。吴晓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一腔热血和一颗丹心交织在一起，才能产生出那样神奇的力量”。1945年在周恩来的关心、支持下，他与妻子盛捷（舞蹈家）一同投奔延安，又随军转战，更强化了忠勇战士和敏感艺术家相交融的自觉意识。可以说每一次的创作都是他追求人生与艺术真谛的一次生命搏击。1942创作的《饥火》（自编自演的独舞）着力表现一个被“饥火”燃烧的躯体与灵魂的呐喊，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当我们面对那幅“怒问苍天”，便会咏出中国唐代著名诗人杜甫的千古绝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1994年，《游击队员之歌》和《饥火》被确认为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下简称“20世纪经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的主要精力用于教学、理论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60年代曾创办教学、创作、演出一体化的“天马艺术工作室”致力于中国现代舞及新古典舞的探索；80年代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创建了全国唯一的培养舞蹈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舞蹈系；他勤于笔耕——为舞蹈学科的理论建设著书立说——出版计数百万字……。当今中国舞坛公认吴晓邦是新舞蹈艺术的一代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