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指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为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发动的“兵谏”。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西安事变的前夕，5年零3个月的时间，中国国土不断为日本帝国主义所侵吞。觉醒的中国人民不能不起而救亡图存。在这段时间里，抗日救亡运动是以两种形式出现的。一种是声势浩大的群众抗日运动，一种是威武壮烈的地区性抗日战争。两者相辅相成，成为全民抗战的前奏。

1931年9月18日晚间，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帝国主义关东军，突然炮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占领东北重镇沈阳。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连同大批军火、260架飞机，一夜间全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之手；紧接着，在以后的一周内，日军侵占了辽宁、吉林两省的30多个城市；同年11月，日军攻占黑龙江省。次年1月，日军占领辽西通往关内的重要通道锦州。仅仅4个多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三千万同胞呻吟于侵略军的铁蹄之下。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全中国的开始，也是法西斯在全世界横行的开始。其野蛮凶恶的侵略行为，震惊了全中国，也震惊了全世界。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兵犯中国最大都市上海，威胁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及江南各地。

1932年2月16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召开所谓的建国会议，讨论肢解中国的方案；2月18日，宣布成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准备成立伪满洲国，建伪都于长春；3月9日，伪满洲国成立，溥仪粉墨登场，出任“执政”。1934年3月1日，进一步称帝。

1933年1月3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中国华北与东北之间的战略要地山海关。2月21日，又出动日、伪军十万人，分三路进攻热河省。3月4日，占领承德。3月9日，日军进攻喜峰口，以后长城各口相继陷落。5月，日本侵略军率伪军进攻察哈尔省，多伦、张北、商都等地相继陷落。北平、天津门户洞开，华北受到严重威胁。

1935年10月7日，日本外务相广田弘毅以秘密外交方式向国民政府提出“三原则”：（一）中、日亲善，中国不得再借欧美势力牵制日本；（二）中、日、“满”亲善和经济合作；（三）中、日、“满”共同防共。1936年1月21日，广田在日本贵族院演说时，公布了“三原则”。

1935年夏季，按照《秦土协定》与《何梅协定》，日本帝国主义窃取了河北省、察哈尔省的部分主权，逼使中国部分军队撤出华北，逼使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北平市党部、天津市党部撤离平、津，河北省政府由天津迁往保定。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又策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9月24日，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声称他主张立即实行华北五省自治；11月25日，汉奸殷汝耕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宣布冀东二十二县脱离南京国民政府，作为华北五省自治的“先导”。1936年5月12日，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以察北为根据地，成立了伪蒙古军政府。

1936年9月，日本向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提出所谓中日合作的亡华的七条，其中有：以（华北五省）为缓冲区，仿照华北经济提携方式，在中国全境进行中日经济合作；订立共同防共协定；“中国政府聘用日本顾问”；完全排除排日宣传，包括修改各级教科书。这些条件是要把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

敌人的侵略，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地区各阶层人民和东北军部分爱国将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协助和影响下，风起云涌地组成不同名称的抗日义勇军，坚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3年秋后，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在原已创建的抗日游击队基础上，组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并以人民革命军为主体，联合义勇军余部和其他爱国武装力量，在南满、东满、北满、吉东建立抗日联合军和抗日同盟军。1936年2月，东北人民革命军联合其他反日部队，发表统一建制宣言，改称抗日联军，陆续编成十一个军，最盛时期达三万余人，形成东南满、北满、吉东三个较大的游击区，在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李兆麟、李延禄、王德泰、冯仲云等人的领导下，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艰苦卓绝地和敌人战斗了十四年之久，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

在沈阳的东北军虽然奉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向锦州以及关内撤退了，但是，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吉林省和黑龙江省时，就遇到黑龙江的马占山、苏炳文，吉林的李杜、丁超率所部东北军将士的顽强抵抗。

日军进攻锦州，东北军将士坚守不退。锦州之战由1931年12月27日打到1932年1月3日，虽然只有几天的时间，参战将士誓死捍卫国土的浩然正气，却振奋了全国人心，也暴露了南京政府态度的可耻。当时，东北军在锦州前线作战的下级军官，悲愤万分地发表过两次联合宣言，强烈地要求南京政府支持对日作战。第一次是1931年12月31日。宣言中说：“日军三路取锦，血战五日，死伤枕藉，……三次转电中央，请发弹药接济，无一应者，是中央抗日能力仅于一纸电文、数张标语？其视我东北军将士，不过政治上理应送死之牺牲品而已。”1932年1月3日，发表第二次宣言：“六日以来，数电中央，请械请弹无应，请航空队、救护队亦无应。……锦州之陷即在目前，回视枪中炮中弹药仅存数发。而中央所持为死守者，又只电文数纸，……如此而谓其共赴国难，岂不令生者寒心，而死者不瞑目乎。”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蔡廷锴、蒋光鼐率国民党十九路军将士，抵御日军侵略，又得张治中率部增援，血战一个多月，歼敌万人，迫使敌军三易统帅，大长国人的志气。十九路军离开上海后，仍然高举抗日旗帜，1933年11月20日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号召反蒋抗日救国。

轰轰烈烈的淞沪抗战之后，又爆发了长城抗战。1933年3月至4月，宋哲元、王以哲、关麟征、黄杰、傅作义等人，率部奋击进犯长城各口的敌人，一度夺回了喜峰口。

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率吉鸿昌、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武装保卫察哈尔省。经过艰苦战斗，收复了察北的沽源、多伦等地。一度把日伪军赶出察哈尔省境。

1936年10月14日，伪蒙军在日本帝国主义指使支持下，夜犯陶林、红格尔图。傅作义率所部将士进行反击，11月24日攻克百灵庙，伪军死伤千人。这就是著名的百灵庙战役。全国声援绥远抗战，西安各界召开援绥大会，发表宣言，主张国共两党停止内战，速将军队开赴绥远前线，共同御敌。

抗日战争持续不断，虽然是局部地区的抗日战争，但每次都有力地打击了敌入，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强烈地呼吁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确立抗日国策，进行全民抗战，实际上产生了促蒋抗日的作用。

促蒋抗日的另一个方面是遍及全国的、持续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1931年9月20日，上海爆发了有十万学生参加的反日大罢课；9月24日，三万五千码头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各地学生纷纷罢课游行；9月28日，南京学生在南京游行示威，怒捣南京政府的外交部；10月初，上海八十万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联合会，派代表要求南京政府立即出兵抗日；北平在天安门前召开十万市民示威大会，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会、邮工义勇队、宣传队；12月17日，北平、天津、上海、汉口、广州、济南等地的学生代表到南京请愿，要求对日宣战。

群众抗日救亡运动不断发展，提出了一些有关全民抗战的根本性问题，逼迫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改变对日妥协政策。1934年4月20日，宋庆龄、马相伯、何香凝、李杜等1779位知名人士共同签名公布《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提出“全体武装总动员——一切海陆空军立即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立即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主张“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各地知名人士群起响应，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签名者达30万人。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示威游行，向南京政府提出：公开宣布对日交涉的经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得任意捕人；保障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等要求。12月16日，又在北平天桥召开市民大会，喊出：“打倒汉奸”“反对一切伪组织”“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扩大民族革命战争”等口号。各地群众纷纷响应，参加者达百万人之众。学生罢课、游行、请愿，并成立学联、学生救国会、救国联合会等组织。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因一二·九运动，达到了空前的规模，体现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坚强意志，给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以很大压力。

1935年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金仲华、钱亦石、钱俊瑞、薛暮桥等28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提出八项主张，代表当时群众运动的共同要求。这八项主张是：（一）坚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否认一切有损领土、主权的条约和协定；（二）坚决反对在中国领土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的特殊行政组织；（三）坚决否认以地方事件解决东北问题和华北问题——这是整个中国领土、主权问题；（四）要求即日出兵讨伐冀东及华北伪组织；（五）要求用全国的兵力、财力反抗敌人的侵略；（六）严惩一切卖国贼并抄没其财产；（七）要求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之自由；（八）全国民众立即自动组织起来，采取有效的手段，贯彻我们的主张。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在此之前，已经建立了上海妇女界救国会，以后又建立了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上海工人救国会、上海学生界救国会、国难教育社等。北平、南京、天津、武汉、山东、广州、广西、西安、厦门、香港等城市和地区，也纷纷成立各种形式的救国会。在此基础上，1936年5月31日，在上海召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20多个省市的60多个救亡团体代表出席会议，共70余人，选举了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等十五人为常务委员。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宣告成立。

救国会是群众的抗日救亡组织，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邹韬奋署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指出“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只对敌人有利”。主张各方停战，建立抗日联合战线。8月10日，毛泽东写信给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及全体救国会员，表示同意他们的宣言，中国共产党将与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亡斗争的组织或个人合作。

1936年11月23日，南京政府为了破坏镇压救亡运动，逮捕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人。各救亡团体十分愤慨，纷纷提出抗议，形成营救“七君子”的运动。

1936年底，已经处在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全面进攻的前夕，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如上所说，发展得越来越迅猛，各方爱国力量强烈要求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团结御侮。张学良、杨虎城就是在这种新形势下，利用西北的有利地理位置和与红军靠拢形成的巨大军事力量，决心举行兵谏的。

在国家危亡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根据全国人民救亡图存的迫切要求，组织和领导了抗日救亡的军事、政治斗争。

在军事方面，除了上述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东北由杨靖宇等领导武装抗日斗争、在察哈尔与冯玉祥合作组织抗日同盟军之外，还有几次重大的军事行动：（一）1934年7月6日，红军第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由瑞金出发，北上抗日。（二）1934年11月，又由红军第二十五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于11月16日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赴抗日前线。（三）1936年1月15日，红军主力部队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进抗日。2月20日，从陕北清涧以东的沟口、河口等地渡过黄河，到达山西省境内。2月21日，发布《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通电》。5月5日，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回师通电。通电说：为了避免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以上三次抗日军事行动由于国民党军队阻挠，未能达到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直接交战的目的。

在政治方面，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1931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立即发表宣言，怒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9月22日，又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在决议中提出：“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的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北宁路、中东路、哈尔滨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组织游击队，开展敌后斗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严重的打击”。9月30日，又发表第二次宣言。这与蒋介石在同一时间内对日侵略采取妥协政策的讲话，形成鲜明的对比。蒋介石要求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行为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9月21日和9月23日，蒋介石都有类似的讲话。

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对日宣战通电，“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南京政府在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上签字后，中国共产党又发出通电，号召群众进行民族战争来保卫中国的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

中国共产党多次发表通电、宣言，高举抗日的旗帜，得到人民的拥护。但是这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尚未形成，在号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同时，也号召人民反对其它帝国主义国家，提出要“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在国内则反对国民党的各种派别和各地区武装集团，提出“打倒各派国民党，打倒一切军阀”。经过一年多时局的演变，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有了改变。1933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宣言说，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一切武装部队订立抗日协定。这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1934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表示：“一切抗日的民众，都是我们的同胞，一切抗日的武装，都是我们的同伴，我们都要联合起来。”“吸收广大的群众，不分男女老幼、宗教信仰、政治派别到反日团体中来。”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宣言中说：“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在这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宣言郑重声明，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对日作战，不管过去和现在有什么旧仇宿怨，红军都愿意和他们携手，共同抗日救国。宣言还号召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愿作国防政府的发起人，红军愿首先加入国防政府领导下的抗日联军。

《八一宣言》在巴黎《救国时报》公开发表后，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宣言提出的主张，作了不懈的努力。1935年的11月12日至23日，国民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朱德、毛泽东、彭德怀、徐向前、张国焘、周恩来等致电国民党，表示“愿意联合抗日，停止敌对，愿率所部直趋华北，作决死战，以抵御日本帝国主义”，再次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抗日的诚意。11月28日，又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全国愿意抗日救国者团结起来，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

1935年12月下旬，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举行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决议精神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分析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因此，可与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建统一战线。并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批评了共产党内部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这个报告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从《八一宣言》到瓦窑堡会议，在思想上、理论上，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准备。在实际工作上，首先是和张学良、杨虎城合作，建立西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求由建立西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建立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推动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中，碰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否包括蒋介石在内的问题。由于蒋介石长期打内战和对日本侵略一再退让的事实，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反日的同时采取反蒋的立场，《八一宣言》以前是如此，《八一宣言》以后也是如此。就《八一宣言》发表后的情况来说，1935年11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宣言中曾明确表示，愿“与任何武装队伍，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愿意实际援助用一切方式的抗日反蒋的组织”。1935年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的决议，以同样明确的语言，认为当前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1936年1月25日发表的《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认为“抗日反蒋”是东北军“唯一的出路”。中国共产党代表与张学良在洛川和肤施（延安）进行的两次重要会谈中，张学良主张抗日统一战线应该包括蒋介石在内。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考虑了张学良的意见，改“抗日反蒋”的方针为“逼蒋抗日”的方针。

与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爱国人民、国民党爱国将领的主张和行动相反，在国难深重的形势下，蒋介石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多次发动大规模的“剿共”内战，企图消灭红军，大量损耗了国家的兵力和财力。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蒋介石就对红军开始第三次“围剿”，在1933年2月，纠集50万左右的庞大兵力，对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失败后又调集更大的兵力——100万人、200架飞机，于1933年9月，对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其中以50万人（1934年1月后增加到70万人）重点进攻中央苏区。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出发长征，历经艰难险阻，行程二万五千里，到达陕北，在长征的路途上，蒋介石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部队，阻击围攻红军。

蒋介石一面热衷内战，一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妥协退让。九·一八事变发生前，蒋介石即已命令东北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事变爆发时，东北当局向南京请示，他仍回答说：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仍应避免冲突，以免事件扩大。9月23日，蒋介石以南京国民政府名义发表告全国军民书说：“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也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日本侵略军进攻锦州的前夕，南京政府于1931年11月初竟向国联提议将锦州划为中立区。伪满洲国成立后，1932年3月13日，蒋介石对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表示：“东北成立伪国，完全为日方一手包办。政府虽痛恨溥仪等甘为傀儡，但如讨伐，即难免扩大战争。考虑结果，暂不颁讨伐令。”

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步步退让的政策，先后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一系列损害国家主权的协定。

在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和美英两国与日本利害矛盾逐渐激化的国内、国际条件下，从1934年夏季开始，特别是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后，蒋介石的态度出现了变化。当时，英美等国从过去的观望态度转变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1935年12月5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声明，美国对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不能熟视无睹，“正密切地注视着该地区发生的事情”；并针对日本说，请各国对“庄严缔结的条约规定，加以尊重”。英国外相贺尔在下院发表演说，表示：“最近华北方面阴云密布，使英政府大为忧虑……”。为了支持蒋介石，英国借款给南京政府改革币制。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急，蒋介石希望苏联给予军事上的援助，从1934年开始调整中苏关系。1935年提出和苏联订立军事同盟条约。1935年12月19日，蒋介石还对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说：“如果苏联政府能够促进达到（国共）团结，我将感到很高兴”，希望通过苏联抑制中国共产党。他表示，中国共产党可以合法存在，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允许政党有自己的军队，所以当中国政府抗日时，苏联要利用自己的威望，以使红军承认现时的政府。蒋介石派陈立夫秘密负责和中国共产党谈判。12月，又命令邓文仪在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认为：两党中央均在国内，谈判应在国内进行。1936年5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潘汉年离莫斯科回国和陈立夫继续秘密谈判国共合作问题。

对日本的态度，蒋介石开始有所改变。他下令中止张群——川樾谈判；对殷汝耕下了通缉令，虽然这只是一纸空文，但与他对伪满洲国的态度相比，乃是一种进步。同时，蒋介石在1935年作了国防三年计划，对日本可能向中国中南部沿海进攻开始有所戒备。

尽管蒋介石有上述一些变化，但是他并没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他仍然积极部署，企图彻底消灭红军。

1934年10月间，当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原在鄂豫皖苏区活动的红二十五军也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突围远征，向陕西南部进发。1935年1月间，红二十五军击败了国民党军队多次的阻拦，经鄂北豫西进入陕南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新的革命根据地。

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南山区以后，蒋介石即严令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指挥所部十七路军截击。1935年1月，杨虎城调四十二师冯钦哉部柳彦彪旅三个团迎击，被红二十五军先后在蔡玉窑和葛牌镇两地消灭了六个营。杨虎城因柳旅遭到红军严重打击，被蒋介石严令申斥以后，便把他的直属部队三个警备旅全部调出应战，并亲自到蓝田县指挥。红二十五军这时在秦岭广大的山区里边，东西突击，南北横扫，一面打击敌人，一面发动群众。3月10日，红二十五军在西部佛坪、华阳地区，消灭了杨部警二旅两个团，旅长张鸿远负伤，倒在死人堆里装死，才得逃出性命。张鸿远旅是杨虎城收编的杂牌部队，虽受重创，杨虎城尚不感到十分心疼。4月7日，在东部柞水九间房地区，红二十五军又消灭杨的亲信部队警三旅五个营，生俘旅长张汉民。这时杨才感到事态严重。

杨虎城在三个月中间连续惨败，知道了红二十五军的厉害，不敢再以少数部队应战。1935年4、5两月，蒋介石也看到杨部实力不足以应付这支强悍的红军，乃重新布置，调集东北军、二十六军萧之楚部和十七路军共四十一个团的兵力，分进合击，对红二十五军进行第一次“围剿”。在敌我兵力众寡悬殊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采取了“先疲后打”“回马一枪”的战术，制造战机打击敌人。7月2日，杨部警备一旅的两个整团在袁家沟口被全部歼灭，旅长唐嗣桐被俘。紧接着，红二十五军突出秦岭，进军西安近郊，并把唐嗣桐处死在西安近郊的子午镇上，西安全城大为震动。红二十五军连战获捷，从此威震全陕。

从1932年陕北红军势力发展后，杨虎城所采取的基本态度是保存自己的实力和地盘，因此他对红军采取：（1）能不打就不打；（2）在蒋介石威迫之下，作一些打的姿态来应付；（3）在红军威胁到西安、汉中等主要城市及他本身安全而又无法应付蒋的威迫时，才采取以攻为守、勉强应战的办法。他对红二十五军的作战，正是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但是在短短的半年中间，他的部队就被红二十五军歼灭了三个多旅，两个旅长被杀，一个旅长负伤，实力损失惨重。这样一来，更使他失去了对红军作战的信心。可是蒋介石的打算则是借“剿共”来消灭杂牌军，仍然一味威迫他继续进攻红军，特别是当张汉民旅战败后，蒋来电指责，中有“国家养兵，失败如此，曷胜浩叹”等语，意含讥刺。杨虎城实逼处此，就下定决心避免同红军作战，而对蒋介石的威迫则采取敷衍应付的态度，以谋保全实力。自此以后，十七路军在关中和陕北地区再没有同红军发生过大的战斗。杨虎城以后同红军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并且进一步发展到联共抗日，也是在同红二十五军作战，受到严重打击以后，才逐步走上这条道路的。

1935年9月间，蒋介石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司令并代理他的总司令职务。张学良就职以后，率东北军主力，配合陕、晋、宁、甘、绥等省的地方军队，共约十多万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1934年3月至5月和1935年2月，国民党反动军队曾先后对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过两次大“围剿”，都被粉碎）。

在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看来，陕北原有的红二十六军是“土共”，没有什么战斗力，剽悍的红二十五军虽然已到陕北，也是疲惫之师。他们以为用十几倍的优势兵力“围剿”这一支七八千人的红军，一定可以稳操胜算。如果在陕甘“剿共”内战中取得一些“成绩”，他们就可以在陕甘暂时立足，对南京蒋介石亦好交代。因此，在开始一个时期，张学良和东北军一些高级将领对进攻陕北苏区是很卖力的。但是，东北军的广大下级军官和士兵对于“剿共”战争却是另外一种看法：自从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他们亲身受到亡省亡家的痛苦，内心充满着打回老家去的愿望；以后更因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全国人民抗日运动愈加高涨，特别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再三号召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影响，他们的抗日要求日益强烈。由于东北军的广大下级军官和土兵内心里郁积着这种强烈的抗日情绪，所以他们就不愿意同坚决主张抗日的红军作战。同时，东北军在鄂豫皖苏区“剿共”时，也挨过红二十五军的铁锤，吃过苦头，受过损失。因此，虽然高级将领对这次“围剿”颇为积极，然而广大士兵的士气却是十分低落的。至于参加这次“围剿”的其他地方军队，因为都吃过红军的苦头，知道红军的厉害，所以多数都观望不前。

参加“围剿”的东北军的主力共有七八个师，分作了两路，一路是王以哲指挥的一一〇师、一二九师、一〇七师三个步兵师，由关中经洛川向延安进攻；另一路是董英斌、何柱国指挥的一〇六师、一〇九师、一二〇师三个步兵师和骑兵第一师、第二师，由陇东庆阳、合水一带向陕北进攻。王以哲那时对“剿共”很积极，一心想立功得赏，能当上陕西省主席，所以在1935年9月中旬，他亲自率领一一〇师和一二九师首先发动进攻，两个师齐头并进，向陕北延安猛扑。红十五军团采取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围歼策略，在劳山战役中，全歼一一〇师两个步兵团和师直属队。10月，又在榆林桥战役中，全歼东北军四个营。红十五军团在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役的胜利，使东北军全军特别是张学良本人大为震动，因为像在这两次战役中那样的整师、整团全军覆没，师长、参谋长、团长们全部阵亡或被俘，这在东北军几十年的历史上还是罕见的。这两次战役粉碎了东北军轻视陕北红军的心理，打破了他们侥幸“立功”的企图，而不得不采取比较谨慎的作战步骤。11月21日，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在直罗镇战役中，全歼东北军一〇九师。

东北军在短短的三个月内连受重创，损失了将近三个师的兵力，这个铁的事实教训了他们，使他们真正领教了红军的威力，认识到红军是“剿”不得、“剿”不了的。他们感到如照这样继续打下去，东北军必将遭到全军覆没的命运。因此，经过三个多月的失败教训，东北军从张学良到全体官兵都一致认识到：“剿共”是一条死路，不能再继续走下去了。

杨虎城早年参加反清活动；袁世凯复辟称帝时，参加陕西护国军，与袁军作战；1917年又参加陕西靖国军，反对北洋军阀；1922年以后，驻军陕北榆林期间，结识进步人士杜斌丞、共产党人魏野畴等人，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1927年，国共分裂后，他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保护了一些共产党人；1931年，他任陕西省主席时，任命共产党员南汉宸为省府秘书长；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杨虎城对日本侵略异常愤慨；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热河省，他向蒋介石要求将十七路军全部开赴华北抗日；当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时，杨虎城不仅声援，而且资助枪支、弹药；1936年绥东抗战，杨虎城又多次请缨杀敌。一次再次的爱国要求，都被蒋介石拒绝，引起了他极大的不满。他坚决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伴随着对红军作战的失利，杨虎城逐渐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

1935年11月开始，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商谈联合抗日，前后共进行了四次。

第一次：《八一宣言》发表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北方局在天津工作的南汉宸，委托杨虎城驻北平的代表申伯纯，于1935年11月到南京见杨虎城，告知宣言内容，建议双方合作。当时杨虎城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杨对宣言内容表示同意，希望南汉宸提出实行合作的具体办法。申伯纯到天津见南汉宸，南汉宸提出了六条意见：1、在联合抗日的原则下，双方停战合作；2、在现有的防区内（可商定），双方互不侵犯，必要时可预先通知，互为进退，或放空枪、打假仗；3、双方互派代表、互通情报；4、甲方在可能的条件下掩护乙方往来人员的交通进出；5、甲方协助乙方购买通讯器材、医药用品和其它物资；6、双方在适当地点，建立秘密交通站。南汉宸并要申伯纯对杨虎城说，如果同意这几条意见，或者原则同意但有修正补充，天津方面将派专人前来商谈，并由派去的专人到陕北沟通双方的关系。

第二次：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彭德怀派汪锋到西安和杨虎城联系，希望联合抗日。毛泽东、彭德怀在给杨虎城的信中说：“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具备，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山河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全军之力。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急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12月中旬，杨虎城同汪锋谈话，消除了对红军的误会，确定了联合抗日的原则，杨虎城又委托机要秘书王菊人和汪锋进行了两次商谈。

第三次：1935年12月下旬，中共北方局派北方局负责人王世英到西安与杨虎城继续商谈，同意汪锋与杨虎城商谈的内容，并与汪锋相偕去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双方达成的协议是：1、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十七路军达成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2、双方可以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密切联系；3、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4、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由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

第四次：1936年9月，为了全面落实前三次商谈的条款，毛泽东又派秘书张文彬前往西安与杨虎城谈判，最后达成了口头协议，主要内容是：1、互不侵犯，双方在防区取消敌对行动，杨负责抑制民团，不摧残革命组织，改善军队纪律，密切与群众的关系；2、取消经济封锁，设专门贸易站保障苏区贸易，十七路军负责掩护，群众自由通商，苏区不禁止群众供应十七路军食料；3、建立军事联络，双方军事行动事先通报，杨方供给南京等各方情报，如有纠纷，双方磋商解决。协议确定后，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驻在西安，公开职务是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秘密交通站相继设立了六处，三处设在西安，三处分设在淳化、宜川、洛川等地区。

张学良是东北军阀张作霖的继承人、国民政府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1935年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日军炸死张作霖和占领东北三省，他集国难家仇于一身，渴望复土雪耻。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受到全国人民的指责，热河失守后被迫“下野”，出洋考察。数十万东北军强烈要求打回老家去，蒋介石却召张学良回国率领东北军参加“剿共”，大打内战。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华北危在旦夕。张学良逐渐看清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极为错误的，省悟到：“政府在内战中一寸一寸地收复失地，而在外敌侵略下一省一省地丧失土地。这样必然失掉人民的支持，结果将是政府与人民同归消灭。”东北军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与红军作战中，损失了两个半师。张学良看出红军是一支不可轻侮的力量，是消灭不了的。因此他觉得要抗日不能不联合共产党。从1935年底开始，他积极寻找与中国共产党联系的途径。他要在上海的李杜沟通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他要王以哲在前线通过和红军的各种接触去找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他希望通过东北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学生找共产党的线索。

1935年10月25日，红军南下鄜县，攻克榆林桥，俘虏了高福源。通过参观学习，高福源衷心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自愿做沟通红军与东北军关系的使者。中共中央同意高福源的要求，要他回去见张学良。高福源对张学良详细讲述了他在苏区的见闻，着重说，共产党诚心诚意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愿意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是可靠的盟军。如果张愿意合作，他们可派正式代表前来谈判。这正是张学良所希望的。张学良当场指定高福源回苏区去请中国共产党派代表来。1936年1月16日，高福源到瓦窑堡，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见张学良的经过。中共中央派李克农为正式代表去见张学良。

1936年2月21日，李克农由高福源作引导，由瓦窑堡出发，应邀赴洛川访问张学良。2月25日，李克农一行到达洛川，见到王以哲。王以哲立即用密电向张学良报告。张学良复电说，因事去南京，不能马上回来，嘱王妥为招待，并可先商谈一些具体问题，重要问题留待他回来再说。3月3日，张学良由南京返回西安。3月4日，张学良飞抵洛川与李克农会谈。会谈后，张学良提出：请共产党在周恩来、博古、彭德怀中选派一位来，与他共商抗日大计；时间由中国共产党决定；会谈地点在肤施城；将来中国共产党可派一位负责人常驻西安。3月5日，李克农连电向党中央报告会谈内容并请示行动。3月6日，中央复电慰劳，同意谈判结果。

1936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在山西省石楼召开会议，听取了李克农的汇报，决定派周恩来、李克农为全权代表，赴肤施和张学良会谈。4月9日，周恩来和张学良在肤施展开会谈。会谈后，双方达成以下结果：（一）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问题，张学良同意这是中国当时的唯一出路，对于《八一宣言》中的十大政纲则表示俟加以研究后再提出意见；（二）关于红军的集中问题，张学良承诺赞助红军集中河北；四方面军出甘肃，东北军可以让路；至于二、六方面军北上路线问题，因须经过国民党中央军防区，须得到他们的同意，张愿任斡旋之责；（三）东北军方面派赴苏联的代表，取道欧洲前往；中共方面的代表由张负责保护，由新疆前往；（四）关于停止内战的问题，张表示完全同意，并谓红军一旦与日军接触，则全国停战运动将更有力量；（五）在张未公开表明抗日以前，不能不接受蒋令进占苏区，为此，张准备以王以哲军继续驻防肤施，沿路筑堡，双方交通仍旧，如此一个月以后，再看形势发展决定；（六）关于通商问题，普通办货可由红军设店自购，军用品由张代办；（七）双方互派代表常驻；（八）张认为红军去河北恐不利，在山西亦恐难立足，不如经营绥远较妥；但如红军决定出河北，他可通知万福麟部（驻保定一带）不加阻挠。这次会谈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具有决定意义的作用。

肤施会谈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慎重考虑了张学良主张逼蒋介石抗日的意见。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东征回师通电中，没有出现反蒋的字句，而是向“南京政府诸公”提出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在陕甘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1936年9月1日，由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示中说：“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1936年的春天，党中央和红军不但开辟了对东北军上层的统战工作，还对东北军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进行了效果很好的统战工作。这一工作主要是依靠教育和释放俘虏来进行。这一行动后，东北军全军上上下下都起了思想变化，认识到红军是朋友，东北军应该联合红军共同去打日本。

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联合后，积极做抗日的准备工作。他们着手改造部队。1936年6月，成立了长安军官训练团，张、杨任正、副团长，以抗日为教育的中心内容。共办了四期，前两期只训练东北军军官，自第三期起，也训练十七路军军官。9月，张学良建立学兵队，训练从平津及其他城市来的进步学生（其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准备派进部队做政治工作，共训练三百七十余人。学兵队的成员经过长期革命的锻炼，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新中国的高级干部。张学良、杨虎城还分别建立了秘密的抗日同志会。张、杨又按各自的关系分头联络冀、鲁、晋、绥、新、甘、川、桂等地方实力派，商谈抗日逼蒋。张学良曾派栗又文、董彦平去新疆和盛世才商量共同保卫河西走廊通道安全和建立与苏联的交通线问题。张学良还分别与阎锡山、傅作义、刘湘商谈联苏、联共问题。张学良准备以西北为抗日后方，着手储备军用物资，筹建兵工厂、医院，延纳人才，并要把东北大学在北平的文、法等学院和在鸡公山的东北中学搬来西安。

西安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而陕、甘内战前线却无战事，这不能不引起国民党特务人员的注意。1936年8月28日晚，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先后逮捕了东北大学学生代表宋黎和马绍周以及张学良的副官关沛苍。宋黎遭特务绑架时，被十七路军特务营的巡逻队碰上，巡逻队救了宋，将他送到张学良处。张学良认为逮捕宋等人，矛头是对着他的，派兵包围省党部，救出了关、马，查抄了文件、档案。为此事张学良向蒋介石说明情况并请求处分。蒋正忙着处理两广事件，不得不伪示宽大，不了了之。

九一八事变五周年时，西安群众召开纪念大会，会场上公开贴出“放弃安内不攘外的政策”、“团结抗日，共赴国难”等标语。大会通过宣言，提出组织西北五省联军的建议。这些都是背离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的。会后示威游行，张学良戎装接见群众代表。他赞扬群众的爱国热情，表示一定“率东北军披甲还乡，雪耻报仇”。这时，西安群众的爱国行动，已经与张、杨两位将军的爱国行动融为一体了。与张、杨这些活动相对应，蒋介石加紧了对张、杨的压迫。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到西安，分别召见张、杨，宣布进一步“剿共”的计划。张学良不赞成，并说东北军将士不同意继续“剿共”、打内战。他建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到蒋介石训斥。蒋介石接见杨虎城时，杨说：“部队抗日情绪高，剿共士气低，值得忧虑。”蒋介石说：“剿共势在必行”。10月27日，蒋介石向长安军官训练团训话，发出继续“剿共”的动员令。10月29日，蒋介石以避寿为名，前往洛阳，做出一系列“剿共”部署。10月30日，张学良约阎锡山一起去见蒋介石，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性，再次呼吁停战，张学良反复申述自己的意见，蒋介石就是不接受。11月1日，蒋介石在洛阳军分校纪念周上，不指名地对张学良大加训斥。

1936年12月4日，经过在洛阳作出一系列军事部署之后，蒋介石再次来到西安，住在临潼华清池。到华清池后，蒋介石分别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师长以上军官进行谈话，要他们服从命令，继续“剿共”。张、杨当时已经知道蒋介石有两个方案，让他们选择。第一个方案是：服从他的命令，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赴陕北前线，向红军进攻。第二个方案是：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把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由中央军“剿共”。12月7日，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再次去说服蒋介石。他痛切陈说利害，说当今是抗日第一，红军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只有一致对外，才能安内；一旦抗日，即能统一；他还说，东北军抗日情绪很高，不可压制；他说，他对蒋一贯忠诚，所以对这样重大问题，不能不据理力争。两人争论很久，蒋介石还是坚持“剿共”。

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回西安后找到杨虎城，告知向蒋介石劝谏失败，二人就下决心实行兵谏。但是张建议杨再去劝蒋一次，做到仁至义尽。杨去劝蒋说，抗日是人心所向，不抗日就没有出路；红军问题可以用政治方法解决，大敌当前，不宜再对内用兵。蒋仍然固执己见，认为这一次有把握消灭红军。他对杨说，十七路军军官中，如有不愿“剿共”而主张现在抗日的，要放手撤换。这样，张、杨认为要团结抗日，只有走兵谏这条路了。

1936年12月8日，张学良、杨虎城再次会商，初步确定兵谏计划：东北军负责执行华清池扣蒋和西安到临潼沿线的警戒任务；十七路军负责执行西安城内拘禁南京政府军政要员，解除蒋系军、警、宪、特的武装，扣留机场的作战飞机及控制火车站等任务。具体行动日期要根据形势和准备情况再定。

1936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西安一万多名大、中、小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举行纪念大会。纪念大会通过了《为督促政府动员全国兵力抗日停止内战的宣言》，并派代表团进入西北“剿匪”总司令部，递交请愿书。接着，游行队伍又到陕西省政府、西安绥靖公署递交了请愿书。学生们对各处接见者的答复都不满意，于是又列队去临潼，准备向蒋介石当面请愿。蒋介石闻讯，用电话命令张学良加以制止，并说如果学生不服从，就“格杀勿论”。张学良赶到去临潼路上的浐水桥附近召集学生讲话，指出“前面不是坦途”，暗示要避免不必要的流血牺牲。学生们见张学良的态度十分诚恳，同意不去临潼，于傍晚返回西安。当晚，张学良向蒋介石反映学生们的要求，并再次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再次遭到蒋介石斥责。

1936年12月10日，张学良、杨虎城商定：十日准备好，十一日夜半发动兵谏。12月11日，蒋介石召集中央军将领和张学良、杨虎城、于学忠等商议军事计划（杨虎城、于学忠因准备当晚宴请来陕大员未参加），打算计划在12日发布第六次“围剿”红军的命令。事态发展至此，张学良、杨虎城再无踌躇余地。当日晚上，张、杨联名宴请南京军政要员。宴后，张、杨各回自己公馆，安排当夜的军事行动。张学良回公馆立即召集有关人员，宣布12日凌晨举行兵谏，并将这一行动电告中国共产党中央。杨虎城也召集十七路军在西安的主要将领宣布了兵谏计划。

1936年12月12日凌晨三时左右，东北军外线部队分别在灞桥以东和骊山附近进入阵地，包围了华清池。凌晨四时许，内线部队卫队第一营一连迅速解除了驻在华清池外院禹王庙一排宪兵的武装，继之与白凤翔、刘桂五和卫队第二营先头部队一同冲入二道门，与守卫内院的蒋介石的卫队约三十多人展开枪战。经过猛烈攻击后，一部分人冲入蒋介石居住的五间厅内。听到枪声后，蒋介石仓皇出走，躲进山中。张学良下令搜山，蒋介石被发现后，被送到西安城内新城大楼。

临潼方面枪响以后，城内十七路军各部队也按原定计划开始行动。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率部队包围了西京招待所，将住在那里的南京政府军政部次长陈诚、福州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兰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豫鄂皖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卫立煌、豫陕边区绥靖公署主任陈继承、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二十五军军长万耀煌、铁甲车司令蒋锄欧以及蒋作宾、蒋百里、张冲等高级军政人员，连同他们中一些人的家属，全部拘留起来。孔从周指挥的警备第二旅和李振西指挥的教导营迅速解除了中央宪兵一团、省保安处、警察大队和其他零散部队的武装；占领了机场，扣留所有作战飞机和飞行人员；还拘留了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和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晏道刚等人。1936年12月12日午前八时，西安城内的军事行动全部结束。

兰州方面，东北军五十一军于1936年12月12日凌晨接到张学良密令后，当晚拘留了兰州绥靖公署参谋长章亮琛等主要官员，解除了驻兰州的中央军两个团的武装，控制了兰州全城和机场。

驻洛阳的东北军炮兵第八旅旅长黄永安也于1936年12月12日凌晨接到张学良密令，要他率部并和中央军校四分校教导大队中的东北籍军士一起，迅速占领洛阳并封锁机场，他却向巩洛警备司令祝绍周告密。驻大荔的十七路军第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接到杨虎城命其立即兼程渡过渭河，占领潼关，以阻中央军西进的密电后，一面向中央军洛阳前线指挥樊崧甫告密，一面佯称“事先无备”，拖延行动，致使中央军第二十八师董钊部得以抢先占领潼关，对西安造成威胁。

1936年12月12日上午，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和南京政府发出通电，说明发动兵谏的意图，提出了八项救国政治主张。

通电发出之前，张学良携带电稿到西京招待所，向被扣留的南京军政要员说明兵谏的意图并进行了安慰，表示对他们和蒋介石绝无伤害之意。接着宣读了通电，要求同意这个通电的人在电稿上签名。随后大家都签了名。通电由张学良、杨虎城领衔，全文如下：

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暨各院、部、会勋鉴，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均鉴：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丁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张学良、杨虎城、朱绍良、马占山、于学忠、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陈继承、王以哲、万耀煌、董英斌、缪澂流等叩文。

通电发出之前，张学良还于12月12日凌晨5时前致电毛泽东，电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防胡（宗南）敌北进。”其后张、杨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

张学良为了争取南京方面的助力，有利于事变的和平解决，继通电之后，又分别致电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说明只要接受抗日要求，将保证蒋介石的安全。

张学良、杨虎城于发动兵谏后，为了取得各方面特别是一些素有联系的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元老的支持，先后致电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邓宝珊、李烈钧等，请他们“躬亲来陕，开诚指示，共谋国是”；致电阎锡山、宋哲元、傅作义说明真相，征求意见。1936年12月15日又决定派代表分赴广西、山西、绥远、山东，向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傅作义、韩复榘等详细说明兵谏真相和目的，争取他们的支持。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为贯彻自己一向所持的主张，采取了如下一些必要的军政措施：

一、十四日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所有“剿共”工作全部停止。另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主持西北军政事务，张学良、杨虎城分任军事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董英斌为参谋长。军事委员会名称上加“临时”二字，意在等待以后全国各方面的统一考虑。

二、设立两个幕僚机构：（1）设计委员会：研究政治方面的重要问题，由高崇民、杜斌丞、卢广绩、应德田、申伯纯、王炳南、王菊人、黎天才、洪钫和后来参加的南汉宸、苗剑秋等人组成，高崇民为召集人。（2）参谋团：研究军事方面的重要问题，由孙蔚如、王以哲、马占山、鲍文樾、何柱国、董英斌、李兴中等组成，何柱国为召集人。

三、改组陕西省政府：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任命原西安绥靖公署总参议王一山为陕西省民政厅厅长并暂代陕西省政府主席，杜斌丞为省政府秘书长，续式甫为财政厅厅长，李寿亭为教育厅厅长，原建设厅厅长雷葆华留任。

四、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取消东北军原有的政训处，改设政治处，以应德田为处长，下设组织、宣传、民运、总务四科。除原政训处留用人员外，由东北军学兵队抽调人员参加，共约一百五十人。政治处向师、团部队派出大量的宣传队，宣传事变的意义。十七路军原无政治机构，此时也设立政治处，以申伯纯为处长，下设组织、宣传、总务三科。各团均设立政治指导员。两军的政治处设立时间虽然不长，但对改造旧部队，宣传抗日，起了积极作用。

五、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十七日通电全国，宣布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以孙蔚如为军团长，王以哲为副军团长，马占山为抗日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郭希鹏为第一军团骑兵指挥官，何宏远为第一军团炮兵指挥官，集结待命北上，支援绥远抗日部队，收复失地。

东北军将原有属于卫队营的学兵队扩充为抗日先锋总队，孙铭九为总队长。总队下设三个支队，支队下设大队、中队。

六、解散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以王炳南为主任委员。

七、释放政治犯。

八、封存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所银行在西安储备的银元一千五百余万元。

九、十二日潼关已为中央军第四十六军樊崧甫部董钊师占领，前锋进逼华县，华县车站仅驻有东北军第一〇五师刘多荃部一个营。为防御中央军的进攻，十二日上午张、杨作出防御部署：第一线正面在赤水、高坎一线，由东北军防守；左翼在渭河以北孝义镇、羌白镇、龙阳镇一线，由东北军防守；右翼在崇宁镇、厚子镇至蓝田一线以东地带，由十七路军防守。东北军骑兵军两个师控置于蒲城、白水等地，掩护左翼并与陕北红军保持联系。十七路军的第四十二师为大荔守备部队（当时四十二师冯钦哉叛变事尚未暴露），第十七师为西安警备部队。东北军的第六十七军为二线战略部队，五十一军为三线战略部队，在兰州附近地区集中。十二日夜间，张学良、杨虎城电令驻陕、甘、宁边区的各部队“火速向西安集中”，原有防务交红军接替。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为使西安军民、全国各界以至全世界人民明了西安事变真相，揭露南京亲日派的造谣诬蔑和消除国内外的种种误解，在事变发生后多次发表讲话。12月13日，张学良到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对全体职员讲话，12月14日、15日，张学良、杨虎城到电台发表讲话，12月16日，两人又在西安各救亡团体联合举行的“西北各界拥护张、杨两将军救国主张民众大会”上讲话。此外，12月16日，张学良还致电路透社、泰晤士报记者，12月19日，又对外国通讯社发表谈话，等等。张学良、杨虎城在每次讲话中都说明他们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对蒋介石进行过多次的劝告和诤谏，在屡谏不听的情况下，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才不得不采取兵谏的办法促其觉悟。采取这种做法“完全出于救国救亡的热诚”，“只要民族能够争取生存，为功为罪，非所计较”。张学良、杨虎城的讲话，当时西安报纸上都作了公开报道。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代表各种不同立场、不同见解的团体和个人，纷纷发出函电或发表宣言表示自己的态度。除了国民党内少数顽固派附和讨伐派的主张外，绝大多数都拥护张学良、杨虎城团结抗日的主张，希望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当晚，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民众救亡会、学生救国联合会等十四个团体的代表举行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由上海来陕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的代表张语还和从国外回来的全欧华侨救国联合会的代表江隆基。代表们认为，张学良、杨虎城举行兵谏和所提八项主张，是反映了时代和全民族要求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爱国行动，决定发表通电，表示坚决拥护和支持。随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团及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十八个团体联名发表通电，拥护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主张；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等三十多个团体联名发表《致全国各政党、各法团、各机关通电》和《致全国各将领及全体武装同志电》，要求加强团结，共赴国难。

1936年12月13日以后，学生上街演讲、贴标语，拥护八项主张。西安市民欢欣鼓舞，为宣传抗日的学生送茶送水。这时的西安到处是一片团结救亡的革命景象。群众的集会、结社，报刊的宣传抗日，不再是非法行动，批评蒋介石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反动政策不再受迫害。事变后新出版的刊物如雨后春笋，有四十多种。群众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成立。十多天内成立了陕西援绥抗敌战地服务团、陕西回民抗日救国会、西安妇女救国后援会、西安新闻界救国会、印刷工人救国会、装卸工人救国会、人力车工人救国会、小车业救国会、公务员救国会等三十多个群众团体。二十多县陆续成立救国会。个别地方如长安县杜曲、临潼县新丰等地区出现了“西北人民抗日先锋队”、“抗日义勇军”等群众武装组织，后者在西安事变后加入了红军。12月14日，回族同胞在西安召开全国回族代表大会，拥护张、杨救国主张，出席的有鲁、豫、陕、甘、宁、青等九省回族代表。12月16日，西安各救亡团体在革命公园联合举行有四、五万人参加的“西北各界拥护张、杨两将军救国主张民众大会”，张学良、杨虎城和各界代表在大会上讲话，受到群众热烈欢呼，会后举行游行。这些情况说明，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各地群众和爱国团体函电交驰，拥护张、杨八项主张，仅山西、湖南等五省在事变后的三天内即发出电报一千数百封。北平、上海、天津等地的救亡团体热烈响应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主张。国内舆论界如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等，也都发表评论，主张抗战必须坚持，内战不能扩大，蒋介石应该释放。一些知名的爱国人士如宋庆龄、李济琛、马相伯等都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回京，避免发生内战，一致抗日。

西安事变的消息在陕北红军中传开后，共产党和红军所有的人都很高兴。党中央的负责同志，听到这个消息也很兴奋，同时很快就冷静地开会讨论。毛主席在会上做了极重要的发言，对西安事变的性质、发展前途和对蒋介石的处理等问题进行科学的分析。会上除张国焘主张杀蒋外，大家的意见很快就趋于一致，都同意毛主席的科学分析。党中央对于西安事变的正确分析如下：

首先，党认为这一发动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因此，这次发动是为了要求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但是，因为这一发动采取了多少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了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因此，这一发动又妨害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

党对事变的发展，估计有两个可能的前途：或者由于这一发动，使内战爆发，使南京中派（民族改良派）一部或大部主观上与客观上走向亲日，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以致造成日寇侵略的顺利条件。这一前途是日、德、意国际侵略阵线，特别是日本及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或者由于这一发动，结束了“剿共”的内战，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而得到早日的实现，使全国的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反而更迅速的实际建立起来。这一前途，是国际和平阵线、全国人民、全国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所竭诚拥护并使之实现的。

根据以上分析，为了争取实现第二个前途，党决定了如下的基本方针：一、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二、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三、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四、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严重的打击，促其反省，这种防御战不是为了要以扩大内战的方针代替一致抗日的方针，而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以上分析见1936年12月19日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

关于处理蒋介石的问题，党中央当时认为蒋介石是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出于日本帝国主义独吞中国的侵略行为与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发生冲突，英美是会指使蒋介石抗日的。因此，蒋介石的抗日可能性是存在的。同时，现在全国主要的地区和军事力量仍掌握在蒋介石手里，应该设法运用这个力量去抗日。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当释放他。党中央在分析了局势并决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以后，就推定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三同志组成代表团前往西安。12月15日和12月19日，党中央又先后发出两次通电给南京政府和国民党，劝告他们接受张杨主张，停止内战，召集和平会议，同时准备将红军主力开向西安附近，以便与张杨部队共同抵抗亲日派的武装进攻。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党内部立刻引起了一片混乱。一派以何应钦为首，主张不管蒋介石死活，明令讨伐张杨，并用飞机先把西安炸平。这是因为何想趁此机会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自己取而代之。另一派是以宋美龄为首，主张暂不下令讨伐，也不要轰炸西安，先设法派人到西安看一看具体情况，设法营救蒋介石。这两派明争暗斗，非常激烈。何应钦骂宋美龄说：“你妇人家懂得什么，国家的事，不许你管！”宋美龄也指着何应钦大哭着说：“你这样做，太辜负蒋先生了。”他们两人各不相下，各行其是。一方面何应钦积极布置军事讨伐，一方面宋美龄也在设法进行营救活动。

1936年12月13日，何应钦利用政府名义，下令将张学良褫夺本兼各职。命令原文如下：据报张学良十二日通电叛国，殊深痛恨!查该员奉职无状，原在中央曲予矜全，冀图后效之中。当此外侮紧急，剿匪将竣之际，竟劫持统帅，妄作主张。该员以身负剿匪重责之人，行同匪寇；以身为军人，竟冒犯长官，实属违法荡纪。张学良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凛遵无违，切切此令。

1936年12月16日，国民政府明令讨伐张学良，并特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讨伐令如下：张学良背叛党国，劫持统帅，业经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乃犹不自悔悟，束身待罪，反将所部集中西安，负嵎抗命，希图遂其逆谋，扰害大局。全国人民，同深愤慨!政府为整饬纪纲起见，不得不明令讨伐。着讨逆军总司令何应钦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以靖凶氛，而维国本。此令。

何应钦下了讨伐令以后，除指挥中央军开进潼关，向华阴、华县挺进外，并于12月16日派大批飞机对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大肆轰炸，炸毁房屋千余间，死伤居民数百人，局势突转紧张。

与此同时，宋美龄一面召集黄埔军官和空军人员开会（宋美龄是当时航空委员会主席），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求他们不要听何应钦的命令；一面又会同宋子文、孔祥熙和一些亲英美人士积极主张缓和局势，抵抗亲日派，营救蒋介石，并央请以前当过张作霖的顾问、当时充蒋介石的顾问的英国人端纳飞往西安，探明情况，设法把蒋介石营救出来。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以后，即分别致电或派出专人与各地方实力派联系，争取他们对兵谏和八项主张的支持。地方实力派由于各自的处境，表现出不同的态度。

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西安事变发生后，李宗仁、白崇禧一面复电孔祥熙、何应钦表示“自应遵命，维持大局”，一面向全国发出由李宗仁、白崇禧、李济琛领衔的十六人通电，主张建立抗日政府，举国一致对外。通电的主要内容是：（一）西安事变应政治解决；（二）以抗日统一全国，立即对日宣战；（三）确立举国一致政府，反对独裁政治；（四）迅速将进攻西安的中央军开至绥远前线；（五）广西军一部北上援绥。李、白在致张、杨电中，有“虽救人自溺，在所不惜”之语，明确表示支持。

四川的刘湘：西安事变发生后，刘湘召开所部各军的防务会议，实际上是作支持张、杨的出兵准备。12月18日，刘湘发表致南京政府及各省军政当局的通电，公开表明态度，提出“拥护中枢、抗御外侮、弭息内争、营救领袖”四点意见，表明了赞同张、杨抗日救国的主张，反对武力讨伐。

绥远的傅作义：西安事变发生后，傅作义于12月24日乘飞机去西安，准备居中调停放蒋并与张学良、杨虎城商讨抗日援绥办法。但因飞机迷航，迫降于河北易县。12月25日赶到太原时，张学良已陪蒋介石去南京。

冀察的宋哲元：西安事变发生后，宋哲元主张和平解决，他偏向南京方面，频频表示对南京当局的拥护，对张、杨抗日救国主张没有表示明确态度。

山东的韩复榘：西安事变发生后，韩复榘最初采取两面应付的做法，后来在12月21日致电张学良，对张、杨的行动和主张倍加赞誉，并说他的军队已奉命西开，希望两军接近时勿生误会。及至和平解决的前景已渐明朗，他又与宋哲元于12月23日联名通电全国，主张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事变应谋求政治解决，避免军事冲突。

山西的阎锡山：西安事变的第二天，张学良发专电给阎锡山征询意见，阎锡山却在复电中质问张学良：“……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抑减少抗战力量乎?……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是否更以救国热心，成危国之行为?弟为国家、为民族、为兄等抱无限之悲痛……”。其后，阎锡山派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山西省清乡督办徐永昌代表他到西安，打算调停南京政府与西安方面的争执，张学良未予理睬。

新疆的盛世才：西安事变发生后，盛世才本有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打算，但获悉苏联对张、杨的行动持否定态度，立即改变主意。12月18日，盛世才电令新疆驻南京办事处发表声明称：“……西安事变不但与新疆毫无联系，且亦绝不赞同。”

云南的龙云：西安事变发生后，12月14日，龙云给张学良发去寒电，表示对事变的忧虑：“自属谋国具有苦衷，略迹原心，亦所深谅。惟是对外国策，所关至大，既经多数负责当事熟筹利害，审慎决定，自难率尔变更。尊处此举，影响国家前途，至深且巨。言念前途，实深忧虑。务盼再加思索，为国家保一线生机，为环境留相当余地。”12月15日，在得知宋子文即将到西安一事后，龙云向宋子文发去电文，认为西安事变非用武力解决不可。

青海马步芳：西安事变发生后，马步芳在青海及河西地区封锁西安事变消息。他召见《青海日报》主编陈秉渊指出：不准披露西安事变消息。12月15日，马步芳电南京表示：“惊悉西安发生事变，张、杨劫持委座等语。消息传来，全青震惊。除严饬所部一面加紧剿灭河西赤匪，一面防止兰州叛军之扩大，保境安民敬候佳音外，敬恳详示确情，以便遵循。青海虽处四面敌匪之艰苦环境，芳等只知为国尽忠，为委座效力外，他无所顾。”（马为表示效忠南京，将发报日期改为13日）。

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对于西安事变的意见分歧，除反映个人或派系利害冲突外，也反映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英美帝国主义的矛盾。

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乘机扩大中国内战，它对事变采取了阴险的两面手法：在最初的一个阶段，它表面上好象抱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静观”、“等待”的态度，暗地里却积极支持何应钦打内战，并通过韩复榘、宋哲元以及托匪、汉奸等主张杀蒋，同时勾结希特勒支持汪精卫回国与何应钦组织亲日卖国政府。及至后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一传出，它就赤裸裸地露出凶恶的面目，向南京政府提出强硬抗议说：“南京政府如果联共，日本是不能容忍的。”

法西斯德国与日本帝国主义同一鼻孔出气，积极支持日本侵略中国。那时正在德国养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听到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同时接到何应钦让他回国的电报，他立即求见希特勒，表示德国、日本如能支持他回中国执政，他愿代表中国加入轴心集团。希特勒对于汪精卫的卖身投靠表示欢迎，并与日本阴谋共同支持汪精卫、何应钦在中国组织亲日反共的汉奸政府。汪与德、日法西斯取得默契并与何应钦勾结好了以后，即兼程回国。孰知他在未抵国境之前，蒋介石已先回到南京了。拥有一百多人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在团长法肯豪森元帅的率领下，亦积极活动，反对西安赤化，怂恿何应钦下令讨伐。

英美帝国主义因为日本对中国无止境的侵略，已经直接危害到它们在中图的利益；同时它们也看到，蒋介石被扣以后，南京政权有被亲日派夺去的危险。因此，为了使蒋介石能继续统治下去，以便在它们的继续操纵下对日本作某种抵制，所以它们支持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西安事变一发生，英美大使馆即与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这些买办头子保持密切联系，积极支持宋美龄营救蒋介石的活动，并对西安联共抗日的主张表示同情。端纳当时以调停使者的身份出面活动，表面上虽是出于宋美龄的央请，实际上却是本着英美帝国主义一些人的意旨行事的。当时英国政界正处在法西斯与民主尖锐斗争之中，既有大量民主派，又有占统治地位的绥靖派（如张伯伦）。在中国的英使馆也有他们的民主派，当时的英大使和端纳都偏于民主派。这个力量一时活跃，但未得其政府支持。

苏联政府恐事变处理不当引起中国大规模内战，给日本扩大对华侵略以可乘之机，并危及远东和平，因此主张事变和平解决。但是，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在西安事变发生后，连日发表社论，苏共《真理报》也发表社论和评论员文章，认为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和汪精卫合作搞起来的，甚至说张学良是受日本煽动，利用反日口号来反对南京政府；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是“烟幕”，“其目的乃是阻止中国之统一，破坏日益高涨的人民抗日运动”，“破坏中国御侮力量的团结”。这些社论、评论，无视张学良、杨虎城和东北军、十七路军将士的抗战要求，脱离当时的实际情况。苏联政府为了表明不支持西安事变，12月16日，时任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会见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12月19日苏联驻中国代办斯皮里瓦尼克发表声明，以相同的内容，声称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始终无任何联系，且自‘满洲’事变以来，……未与张学良发生任何关系”。苏联政府的这种态度，不仅对新疆盛世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也使张学良感到意外，他原以为是会得到苏联的同情和支持的。

中共中央收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统一认识，作出力争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定，撤销与决定相抵触的指示。在政治局会议召开前，已经采取措施，积极支持张学良与杨虎城的义举。

1936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电告张学良，主要内容是：建议他以可靠部队守卫蒋介石；应倾全力团结好东北军与十七路军；拟派周恩来去西安共商大计，征求张的意见；红军立即南下，向东北军与十七路军靠拢，以应付各种事变。

中共中央电告中共北方局、上海分局及西安等地党组织贯彻中央和平解决的主张，动员群众、动员舆论界支持，并联络名流及地方实力派响应张、杨八项主张。

1936年12月15日，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等十五人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指出事变爆发“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如扩大内战，将“国亡种灭”，恳切希望采纳张、杨八项救国主张，变内战为抗战，红军愿“与贵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

早在1936年12月12日中午（莫斯科时间上午7时左右），中共中央就把西安事变情况电告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书记处。但苏联《消息报》和《真理报》自12月13日起，仍连续指责张、杨勾结汪精卫受日本操纵搞军事阴谋。为此，中共中央接连几天，反复将事变的真相、性质和中共所采取的和平解决方针与步骤等电告共产国际，希望动员世界舆论给以赞助；并切望通知苏联予以大力支持和争取英、美、法赞助中国抗日。

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到达西安。

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到达西安后，张学良与周恩来会面商讨后，商定了和宋子文谈判的条件：（一）立即停战，中央军全部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敌。（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民众。（六）召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

1936年12月18日，周恩来由张文彬陪同去止园拜会杨虎城。周恩来先谈了与张学良商谈情况及中共和平解决的方针，还说如果蒋介石同意一致抗日，将仍拥护蒋为全国领袖。杨虎城深知蒋介石的为人，怕释蒋回京后挟嫌报复，曾准备“挟天子以令诸侯”；他又估计，经过十年内战，中共不会同意放蒋。因此，对周恩来所说感到出乎意料，但既然张学良、周恩来意见一致，他也就没有表示异议，又说：中共“不记前仇，真是伟大。”但他也坦率地提出自己的顾虑：一是怀疑蒋是否能抗日，二是怕蒋报复。他说：国共两党是平等的，而他是蒋的部下，蒋被释放后一旦翻脸，他的处境就困难了。周恩来针对杨虎城的疑虑，分析了国内人民要求抗日，英、美、苏支持中国抗日和蒋介石抗日则生的处境，指出蒋抗日的可能性增大了，现在就要力争他抗日。只要西北三方面加强团结，进而团结全国人民，蒋想报复也不可能，而且这次，没有把握也不能轻易放他。杨虎城表示同意周的看法和当前的军事部署，但怕报复的疑虑始终没有消除。在张学良陪蒋回京被扣以后，这种顾虑还是存在的。

1936年12月14日，端纳替宋美龄前往西安，给张学良、蒋介石分别去信。12月15日，端纳乘飞机离西安去洛阳。12月16日，端纳用电话向宋美龄报告在西安会晤张、蒋的详细经过，并强调张的善意以及和平解决的愿望。宋美龄听了端纳的报告，营救蒋出险之心更切，同时因为南京方面又没有人能够制止何应钦，唯恐飞机乱炸，危及蒋的安全，乃央请端纳当日再飞返西安，请蒋亲下手令制止何应钦的军事行动，以便进行政治协商和救蒋出险。端纳受了宋美龄之重托，当日下午再飞西安，向张说明宋美龄的意图。张杨均表示同意。端纳乃由张学良陪同见蒋，请蒋下手令停战。12月17日，蒋介石写下手令，要何应钦停战三日。12月19日，宋子文由南京飞抵洛阳。12月20日，宋子文由端纳陪同飞抵西安。张学良见宋子文后，谈了西安三方面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要宋劝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团结抗日，随即一齐去见蒋介石。宋子文在西安确认蒋介石安全，并弄清西安三方面的态度后，回到南京报告。12月21日，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同意宋美龄、宋子文去西安进行谈判，因蒋鼎文与何应钦关系较深，也同去。

1936年12月22日下午，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等一行飞抵西安。见到蒋介石后，宋美龄把南京情况告诉蒋，说全国民众关怀他的安危也是从国是前途出发的，劝他既从国家民族考虑，也要顾及个人安危。当天，宋美龄与张学良会见，张表示他绝无伤害委员长的意思，而且一不要钱，二不要地盘，只要委员长同意抗日，签不签文件都可以。宋看到张的态度诚恳，发现她以为西安方面要钱要地盘的想法错了。她批评了张此次行事太莽撞，同时希望尽快收拾“危局”，送蒋回京。张表示他也愿意早日解决，但需要和杨虎城商量。他又告诉宋说，杨和部属怕释蒋后对他们不利，要求有保证才能释放。宋美龄、宋子文来西安使蒋介石终于同意了西安方面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介石决定由宋美龄、宋子文出面谈判，指示了谈判条件。12月22日，宋子文与西安三方面商量谈判程序。西安方面提出以八项主张为谈判基础，宋表示同意。宋提出由他们兄妹作代表，商定的条款不签署书面协议，以蒋的“领袖人格”作担保。西安方面以大局为重，也同意了。

1936年12月23日上午，在张公馆张学良所住的西楼二层开始谈判，宋子文代表蒋方，西安方面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出席。周恩来首先提出和张、杨商妥的六条：（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出潼关。（二）改组南京国民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民主国会召开前，苏区名称不变，但可加上抗日或救国字样。（五）召开各党派参加的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我国抗日的国家合作。周恩来阐述了提出这六项条件的理由，并声明这六条如能保证实行，中共将赞助蒋介石统一中国，一致对日。宋子文表示同情和承认这六条，但要转告蒋介石。下午继续谈判，宋先就六条提出具体实施意见。关于改组政府的问题，宋提出：可先组织一个过渡政府，三个月后改组为抗日政府。他荐孔祥熙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各部长进行调整，并吸收进步人士入阁。宋子文提议由蒋介石下令撤兵即放他回南京，回京后再释放“七君子”。张、杨、周坚持中央军先撤出潼关，释放“七君子”，蒋再回南京。张、杨、周提议，在过渡政府时期，西北联军先成立，由张领导，准备抗日，国民政府负责接济军需。宋答：此事可转告蒋介石。周恩来提出如果蒋介石同意六项条件，他愿意和蒋见面详谈。谈判后，周恩来即将谈判详情电告中共中央，并请示在什么条件下才可以释放蒋介石。

1936年12月24日上午，谈判继续，宋美龄也参加了。谈判的结果是：（一）由孔祥熙、宋子文组织行政院。宋负责并组织使各方面满意的政府，肃清亲日派。（二）中央军全部撤离西北，宋子文、宋美龄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即携蒋介石手令飞洛阳办理停战撤兵的事。（三）蒋回京后释放“七君子”；西安方面可先发消息，宋子文负责办释放事宜。（四）苏维埃、红军名称照旧。宋氏兄妹担保停止剿共，由张学良负责接济红军。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五）先开国民党中央全会，开放政权，再召开各党派救国会议，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六）政治犯分批释放，具体办法与宋庆龄商定。（七）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可公开活动。（八）联俄，并与英、美、法联络。（九）蒋回京后通电自责，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十）西北军政由张、杨负责。此外，宋子文提出，只要蒋下令撤兵，就放他回南京。对此张表示同意，杨、周表示再考虑。至此，谈判结束。

1936年12月24日，蒋介石告诉张学良，他同意中央军撤出西北，释放“七君子”，联红容共，改组国民党，联俄、英、美等，在改组政府方面要孔、宋与张商定名单，中央人员离开陕、甘，令何应钦出洋。至此，蒋介石基本同意西安方面的六项要求（增加了改组国民党一项）。12月24日晚，宋氏兄妹应周恩来的要求，陪周去见蒋介石。蒋勉力坐起与周寒暄。蒋说，周曾经是他的部下，应该听他的话。周表示，只要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周问蒋为什么不肯停止内战。宋美龄说以后不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蒋考虑一下，表示三点：（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二宋及张学良代表他与周解决以前商谈好的问题。（三）他回南京后，周可以直接和他谈判。蒋介石与周恩来的会见，达成了停止内战的协议，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牢靠的基础。

自谈判条件大体商定后，宋氏兄妹就要求张学良早点放蒋走，并提出最好在圣诞节回京，取个吉利。张学良原同意早日放蒋，但是下面有不同的意见，需要做说服工作。1936年12月24日，高崇民给张学良写了一封长信，反复说明无保证放蒋的危险性。12月25日早上，宋子文也收到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和幕僚鲍文樾、马占山、米春霖、杜斌丞等的一封联名信，提出放蒋走的条件是商定的问题必须签字和中央军立即撤出潼关。宋子文大惊，蒋介石、宋美龄也惊慌不已。宋子文立即要张学良想办法。张学良感到情况严重，决定悄悄地送蒋介石走。12月25日中午，宋子文去找杨虎城，杨虎城仍然坚持没有保证不能放蒋走。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打电话请杨虎城来，告知杨虎城要亲自送蒋介石走。杨虎城虽不同意，但因尊重张学良，只得和张学良一起去飞机场送蒋介石。

在机场，蒋介石以“领袖的人格”向张学良、杨虎城保证答应谈判条件。张学良将手谕交杨虎城，内容是请杨自12月25日起代理他的职务，万一有事，东北军听从杨虎城和于学忠的指挥。蒋介石、宋美龄等随即登机，张学良也登上自己的飞机，同时起飞赴洛阳。送蒋走的事张学良没有通知周恩来，周恩来知道张学良同蒋介石前往南京后，非常惊讶且着急，迅速赶往机场，想劝张学良不必亲送，但赶到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

蒋介石虽然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被迫接受了张杨所提的条件，但是他是极不甘心的。他坐上飞机后，就打定主意，趁张学良送他回到南京的机会，把张学良扣起来，派遣大军威胁西安，以搞垮西安“三位一体”的局面，一洗被扣之恨。

1936年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在张学良陪同下，偕宋美龄、宋子文等由西安飞抵洛阳。当天，他命令张学良致电杨虎城将被扣的卫立煌、陈诚、蒋鼎文、陈调元等释放回京。张学良本着送蒋回京的善良愿望，立即电告杨虎城照办。西安方面经过协商，将所有被扣人员全部送走。西安和兰州所扣的六十五架军用飞机，随后也根据蒋介石的要求放走。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飞返南京，张学良亦于当日到达。张学良飞抵南京后，蒋介石通过宋子文示意张学良应有来京待罪的表示，张学良随即写了—封向蒋介石请罪的信。12月27日，蒋介石发表了一篇由陈布雷代拟的所谓《对张杨的训词》，掩盖了他接受西安方面六项条件的真相，并且把他的被释放说成是他的“伟大人格”感召的结果。12月28日，“讨逆军”总司令何应钦根据蒋介石的要求，呈请国民政府将该司令部及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部撤销，停止军事行动，经国民政府于12月29日指令照准。12月29日，国民党中常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的决议，并内定组织高等军法会审，推李烈钧为审判长。12月31日，军事法庭开庭审理张学良，判决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同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将判决书报请国民政府核示，又将为张学良请求特赦的呈文送达国民政府，请求国民政府特赦张学良。

1937年1月1日，国民政府以第一号指令批准对张学良的判决书。1月4日，国民政府委员会举行会议，通过特赦案；同日下午，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后，张学良便在“严加管束”的名义下被长期软禁。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一面布置扣留张学良，一面调派了三、四十个师的大军积极向陕西推进，威胁杨虎城与东北军。他认为只要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搞垮了，那么红军的问题也就比较容易处理，否则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与红军团结在一起，很难处理。在蒋介石的分化下，最终，西安“三位一体”的局面被瓦解了。

1937年1月1日，蒋介石召集朱培德、顾祝同、朱绍良、熊式辉等会谈，决定“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方略，以解决西北问题”。但是在实际行动上，蒋介石却是以军事压迫当先。他在作出此项决定之后，随即以五个集团军的兵力进逼西安，并召见各集团军将领顾祝同、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等，要他们尽快向西安推进，占领阵地，一切准备好，但没有他的命令，不准开火。蒋介石企望西安方面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内部发生分化，从而削弱西北的革命势力。1月5日，南京政府行政院通过“陕甘善后整理办法”，并以国民政府名义发布如下的人事任免事项：—、派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二、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甘肃省政府主席兼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于此次西安事变显有附和情事”，均予撤职留任；三、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驻甘肃绥靖主任朱绍良准予辞职，分别以孙蔚如、王树常继任。

西安方面对蒋介石的上述行动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1936年12月27日，蒋介石发表《对张杨的训词》后，杨虎城于12月29日致函陕西各县县长，说明事变经过，并披露了西安方面所提的八项主张以及蒋介石临行前当面对他承诺的六项条件。蒋介石迫害张学良并以大军威胁西安，激起了西安军民的极大愤怒。1937年1月1日，东北军、十七路军联合举行元旦大检阅，杨虎城当场发表演说，反对南京政府扣留张学良和纵兵西进。1月4日，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举行记者招待会，杨虎城在会上声明不能接受南京政府解决西北问题的办法，东北军、十七路军绝不分离。1月5日，西安举行保卫和平大会，公开向广大军民宣布蒋介石所允诺的六项条件；同日，杨虎城会同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于学忠、孙蔚如、冯钦哉、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缪徵流、刘多荃联名通电全国，严正抗议南京政府扣押张学良和妄图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1月8日，两军一百二十六名军官联名通电，表示坚决拥护杨虎城等五日通电所持的立场和态度。

193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指出蒋介石接受抗日主张及其被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之新阶段的开始，但是要彻底实现抗日的任务，还需要一个克服许多困难的斗争过程；必须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允诺的条件，巩固西安事变的肚利，巩固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的团结。12月28日，针对蒋介石的《对张杨的训词》，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一文，公布了蒋介石允诺的六项条件，指出蒋介石是因为接受了这些条件才恢复自由的。“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

在蒋介石迫害张学良并以大军威胁西安的新形势下，中共中央的方针是：力主和平，但必须作好战争准备，要求南京政府撤兵释张，实现西安谈判协议；只有在上述条件下，才能同意南京方面提出的用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善后问题；工作重心是巩固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的团结，对抗南京方面分化、瓦解的阴谋，推动时局好转。

红军代表团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同以杨虎城为首的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共同做了应付局势的安排：一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面团结一致，作必要的军事准备，以对付蒋介石的军事压迫，但应争取和平解决，以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初衷；二是组成三方面的联军，拟定了联合作战纲领。根据这个纲领，三方面联军从1月5日到1月12日积极进行了备战，把主要兵力集中到东部正面防线，而以一部分兵力牵制其他方面之敌。红军代表团并根据两军的要求，调红军一军团和十五军团分别开往关中和商雒地区，以威胁中央军的正面和左翼。

蒋介石虽然调遣大军进逼西安，但由于西安方面在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又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方针，作了迎战准备，加上国内外舆论反对内战的压力。1937年1月9日，蒋介石派与南京方面有联系的东北人士王化一、吴瀚涛携亲笔信飞往西安，进行和谈试探。王化一、吴瀚涛离开南京前，探视了张学良。张学良认为战争可能一触即发，抗日力量将因此而受到损失，感到非常痛心。他嘱王化一、吴瀚涛转告杨虎城和东北军高级将领，要巩固东北军内部的团结，巩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红军的团结。王化一、吴瀚涛飞抵西安后，劝说西安方面服从南京命令，以免引起战端，并转达了张学良的嘱咐。1月10日，杨虎城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以及各有关方面磋商结果后，向王化一、吴瀚涛表示“遵照张副司令的意见，停止军事行动，关于军队改编及善后问题须双方协商再作决定”。

1937年1月11日，王化一、吴瀚涛飞返南京复命。1月13日，蒋介石派米春霖携甲、乙两种方案飞往西安，要求西安方面择一而行。两种方案均要求东北军、十七路军移驻他地。西安方面考虑后，认为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要求张学良迅速返回西安，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均无从谈起。1月17日，李志刚前往奉化与蒋介石会面。蒋介石称，张学良是不愿回西安，让西安方面不要强迫张学良，并强调西安方面，必须从之前的两种方案中，选择其一执行。1月20日，李志刚飞返西安，除携有蒋介石致杨虎城亲笔信外，并携有张学良致杨虎城的信件。李志刚回到西安后，杨虎城立即召集两军高级军政人员开会，请李志刚报告晤蒋经过。与会人员对于蒋介石意图分化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行径十分气愤。会后，杨虎城又向李志刚详细了解晤蒋情况，他认为蒋介石是一手用军事压迫，一手用政治分化，首先要分化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关系，问题很严重。1月21日，杨虎城再次召集会议研究对策，周恩来也应邀参加。会上，决定派李志刚再去南京、奉化一行，主要是弄清楚蒋介石是否有改变先安内后攘外政策的准备，并嘱李多找几个人探听有关情况。

1937年1月21日，李志刚第二次飞抵南京，分别访问了于右任、冯玉祥、何应钦、陈立夫等人，皆一无所得。1月23日，李志刚由戴笠陪同去奉化与蒋介石再度晤谈。蒋介石表示，张学良要送他到南京的时候，他就说了不必送，但他坚持送，那么，现在就不由他了。并表示，潼关以西的军事问题，可以派人同顾祝同直接接洽。谈话结束后，李志刚将蒋介石所谈内容电告杨虎城。1月24日，西安复电说，关于潼关以西的军事问题，同意直接与顾祝同商洽解决，拟派米春霖、谢珂为代表前往谈判。

1937年1月25日，潼关谈判开始。西安方面的意见是：张学良未回西安以前，中央军不得开进潼关。顾祝同所提的条件是：一、西安方面的二华（华县、华阴）防线，立即撤除；二、中央军一部进驻西安，潼关至咸阳一线由中央军长驻十二个团；三、十七路军移驻泾、渭河以北三原、蒲城一带地区；四、东北军移驻邠县以西直到兰州地区；五、红军仍回陕北，防区另商。双方因谈判条件距离过远，无法达成协议，最后商定由李志刚回西安请示。李志刚当晚返回西安报告谈判情况。杨虎城表示，“只要国家政策确有转变，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随即决定加派与顾祝同有私交的十七路军参议王宗山为谈判代表前往潼关，会同米春霖、谢珂继续与顾祝同谈判。1月28日，双方先就“用什么方式解决当前的问题”进行商谈，一致同意采用和平方式解决，不用武力。接着，西安方面指派何柱国与潼关方面所派顾祝同的参谋长赵启騄用电话电报商洽。1月30日，谈判大致就绪。西安方面同意接受甲案。中央军进驻潼关、西安的部队由原定的十二个团减为三个团。关于划分驻地、移驻时间、军饷、指挥系统等问题都作了具体规定，共有二十余款。双方并且确认这次商谈只限于军事问题，至于政治问题，将留待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解决。

当潼关谈判正在进行之际，西安内部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在和与战的问题上发生了日益加剧的意见分歧。张学良任用的一批青年干部如随从秘书（后任政治处处长）应德田、随从参谋（后任卫队团团长）孙铭九、抗日同志会骨干苗剑秋以及一部分团长以上军官刘启文、何镜华、杜维纲等，是支持张学良、杨虎城实行联共抗日以至发动兵谏的可靠力量，深为张学良所信任。张学良在南京被扣以后，这些少壮派群情激愤，甚至嚎啕痛哭，主张只要蒋介石不放张学良回来，就同南京决一死战。另一方面，以王以哲为代表的东北军老一代高级将领，认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从整个国家民族利益出发的，应该力争和平解决，通过和平谈判营救张学良，反对打仗。但也有的高级将领一面主和，一面在蒋介石的分化下，向南京靠拢，引起少壮派的不满。这样，东北军老一代高级将领和少壮派军官之间的关系，由于和战意见分歧而日趋紧张。十七路军方面，也有类似情况，但在程度上不如东北军那么严重。

当时外有重兵压境，内有和战之争，特务分子又乘机兴风作浪，造谣破坏，西安形势动荡不安。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周恩来积极支持、协助杨虎城，同他反复分析当时的大局，坚定了他对和平解决事变的信心。对两军中的和战两派，周恩来也分别同他们谈话，希望他们认清形势和前途，在抗日救国的基础上团结合作。但是，和战两派的分歧愈演愈烈，主战派的调子越唱越高。

1937年1月20日前后，东北军以应德田、孙铭九为首的少数少壮派，发起请战签名运动，主张为了营救张学良，不惜对中央军作战。谁不签名，就被认为是不拥护、不想营救张副司令，是只顾个人升官发财、怕打仗的“孬种”，等等。这样，有些本来主和的军官，也只好跟着签了名。恰在这个时候，红军将领彭德怀、徐海东来到西安。为了解决东北军的内部矛盾，他们邀集两军和战两派的人举行座谈。在座谈中，彭德怀、徐海东从国际形势、中日矛盾、逼蒋抗日的可能性以及打内战不利于问题的解决等方面，作了透辟的分析。但是他们讲完话以后，征询大家有什么意见时，却没有一个人肯于表示态度。

1937年1月27日晚，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人要求红军代表团派红军帮助他们打仗。红军代表团再三向他们解释，打仗对营救张学良不利，只要三方面团结一致，保持这个强大的力量，张学良总会回来的。苗剑秋听到代表团不主张打仗，就大哭大闹。最后，红军代表团答复说这个问题很重要，要好好商量一下。1月29日，东北军在少壮派的提议下，在渭南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四十余人举行军事会议，王以哲因病未出席，由董英斌代为主持。何柱国支持和平解决，但应德田坚决表示反对和平解决。与会人员在应德田发言的鼓动之下，群情激愤，一致赞成应德田的主张，反对何柱国的主张。王以哲、何柱国认为渭南会议是少壮派鼓动起来的，不愿执行决议，但他们又无法说服少壮派，便于1月30日派飞机将于学忠从兰州接到西安。

1937年1月30日，周恩来、叶剑英到云阳镇红军前敌司令部与张闻天、彭德怀等中央负责人开会研究西安方面的和战形势，认为应接受甲案，实现和平。但这个主张不能为东北军、十七路军所接受。因此，会议决定：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面朋友完全团结一致，意见一致，红军可以暂时保留原来的和平主张而支持他们的主张，跟他们一起同国民党中央军打仗。当晚，周恩来、叶剑英赶回西安，把代表团的意见和决定分别通知杨虎城和东北军的将领以及少壮派。叶剑英还和两军的参谋人员具体地研究了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1月31日，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分别代表十七路军、东北军和红军，在王以哲家中举行最高军事会议，最后决定和战大计。会上，十七路军、东北军两方一致主和，红军方面赞同，于是会上作出了坚决促进和谈成功的决定。

十七路军、东北军和红军的最高军事会议作出决定之后，大部分原来主战的军官都服从了这个决定，但是应德田、孙铭九等少数人却一意孤行，发动了枪杀王以哲的“二·二事件”。“二·二事件”的盲动及其后的报复，破坏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团结，影响“三位一体”的健康发展，削弱了团结抗日的力量。

“二二”事件以后，渭南前线的东北军自动撤到渭河以北，给中央军让出进入西安的大路。

1937年2月3日，由于扼守东线的东北军刘多荃师自动撤退，敞开了西安的大门，中央军得以顺利进驻渭南。刘多荃并与缪徵流在高陵召开东北军军事会议，宣布决定接受乙案，全军东开。红军代表团曾努力劝说东北军方面接受甲案，仍留在西北与红军靠拢，以便将来共同东出抗日，东北军高级将领都不同意。2月4日，潼关谈判恢复，不久双方即按照乙案达成协议。2月5日，杨虎城、于学忠和两军将领发表和平宣言，说明西安事变经过，并声述事变的目的在于“内求和平，外求抗日”，表示“但求抗敌救国之策得以早日实现，对内固不惜最大之隐忍，对外更不计一切之牺牲”，决心“以张副司令之心为心，竭其全力，为国效死”。宣言还提出了关于恢复张学良的公权、移防位置酌予变更、张学良返陕训话一次再行移防以及维持爱国民众团体、安置流亡人员等项要求。2月8日，中央军宋希濂师按照顾祝同的指示和平进入西安。

东北军自“二·二”事件以后，内部团结已很难维系。十七路军原驻西安的部队在中央军进入西安以前，已全部撤到三原，杨虎城也随军回到三原东里堡别墅。1937年2月9日，顾祝同来到西安，派人请杨虎城返回西安共商善后事宜。2月14日，杨虎城以顾祝同出于诚意，由三原回到西安。在顾祝同进入西安以后，东北军各将领在何柱国的策动下纷纷要求放弃甲案，执行乙案，表示愿意东调，离开西北。蒋介石当然同意他们这种要求，当即指定苏北、皖北、豫南一线为东北军驻地。1937年4月至5月间，东北军全部撤离西北，几个军分别驻在豫南、皖北、苏北地区，驻地分散，且不相统属，均直接归南京军政部指挥，这样东北军不仅内部团结解体了，就是在外部形式上也分裂了。

顾祝同进入西安以后，关于十七路军的改编问题，是容纳了杨虎城的意见的。除冯钦哉师已独立出去，脱离了十七路军系统外，当时商定将原十七师、三个警备旅和特务团、炮兵团，宪兵营等特种部队合起来，一共编为两个师，由赵寿山和李兴中各领一个师。十七路军改编以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逐渐被蒋介石所消灭，只有刘威诚、孔从周先后各带了一部分部队起义，参加了解放军。

张学良将军自1937年年初开始，先后被软禁于南京陵园孔祥熙别墅、奉化溪口、安徽黄山、江西萍乡、湖南郴州、永兴、沅陵及贵州修文、桐梓、贵阳等地。1946年11月，被蒋介石命令特务押赴台湾。直到1990年6月1日，老友张群为张学良公开做寿，台北高层军政大员孙运璇、陈立夫、梁肃戎、郝柏村、李国鼎、倪文亚、张继正等人均齐聚于张将军住处，张学良才公开露面，结束了长达54年的幽禁岁月。1994年，张学良移居美国夏威夷。2001年，病逝于檀香山，享年101岁。

杨虎城将军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久，被蒋介石逼令辞职“出洋考察”。抗日战争爆发，杨将军不顾随行人员的劝阻，于1937年10月下旬自法国返国，要求参加抗战，11月26日在香港上岸，被国民党特务跟踪监视，旋被骗至南昌囚禁，以后辗转移往湖南长沙、益阳、贵州息烽以及四川重庆渣滓洞中美合作所等地，1949年9月6日重庆解放前夕，被特务用匕首杀害于中美合作所的松林坡。次子、幼女和《西北文化日报》社社长宋绮云夫妇及其幼子亦同时被害。夫人谢葆真在狱中被折磨致死。

蒋介石尽管对张学良进行了报复，分化瓦解了西安“三位一体”的局面，但是他迫于形势，没有背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诺言。1937年2月5日，蒋介石确定了关于时局的五项方针：“（一）对内避免内战，然一遇内乱，则不放弃戡乱安内之责任。（二）政治、军事应渐进，由近及远，预定三年至五年内为统一时间。（三）不说排日，而说抗战。（四）加强军队之训练。（五）各省物色品行方正之人才。”2月15日，国民党第五届第三次全体中央委员会议在南京开幕，根据蒋介石的五项方针讨论结束内战和国共关系问题。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为了巩固已获得的国内和平，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要求国民党将下列五项条件定为国策：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电文并提出，如国民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十四人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拥护工农三大政策案》，杨虎城、于学忠也提出了关于西安方面八项主张的提案。汪精卫则提出一项“剿共”政治决议案草案。经过争论，会议于1937年2月21日通过了一项名为“根绝赤祸”，实际上是停止内战的决议案。会议在宣言中表示要“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意识普及于全国”，承认“整个民族之利害终将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此后惟当依据和平统一之原则，以适应国防，且以奠长治久安之局”。关于对日问题，宣言表示“如果让步超过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2月22日，蒋介石在大会上发言，承认在一定的条件下开放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犯，集中人材。会后，蒋介石密令所属，以后不得再使用“赤匪”、“共匪”等字眼。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以后，周恩来等代表中共中央从1937年3月上旬至6月下旬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同国民党代表及蒋介石就国共合作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迄未达成全面协议。

1937年7月7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制造事端，炮击宛平县城和卢沟桥，制造卢沟桥事变。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号召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全国抗日救亡活动更加风起云涌，要求国民党政府全力抗战。

在此形势下，蒋介石不得不开始采取自卫抵抗的方针。1937年7月12日，蒋介石电令二十九军就地抵抗，并命令在庐山参加暑期训练团的将领孙连仲等立即下山，率军北上驰援。7月13日，蒋介石又致电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表示“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7月15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庐山向国民党提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以团结抗日、实行民主政治为主旨，提出了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等项具体建议，同国民党代表举行谈判。7月17日，蒋介石根据谈判的结果，表示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但由于蒋介石对日军侵华仍抱有“和平解决”的幻想，谈判未能继续进行。7月下旬，日本侵略者攻占平津。8月13日，日本侵略者向上海大举进攻，直接威胁首都南京。8月22日，蒋介石为了要求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宣布将西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22日，中央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和团结救国的必要。至此，终于正式形成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关系。

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是伟大的：它迫使蒋介石停止了“剿共”内战的罪恶政策，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国抗日战争的实现，并且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壮大了革命力量，从而为最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铺平了道路。党在争取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走上联共抗日道路以及在西安事变的全部过程中，充分发挥了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作用。西安事变本身深刻体现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发挥的伟大力量和收到的巨大效果。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占有的历史地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它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阶段，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西安事变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转折点，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提前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分裂到统一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由这一系列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同时，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合法生存与喘息休整、壮大的机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

西安事变刚结束，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在西安事变中实际地取得了领导地位”。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也因他们崇高的爱国义举被誉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永载史册，彪炳后世。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

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的开端。（1936年12月29日周恩来、秦邦宪联名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向着好的方向转变，是转向联合抗日的革命前途。（1937年12月27日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战诗。（叶剑英 评）

没有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就没有今天。（李瑞环 评）

西安事变是完成中国从长期内战转向全民抗战这一历史转变的枢纽。（习仲勋 评）

纪念西安事变，就是要弘扬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和中国人民表现出来的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江泽民 评）

西安事变是中国20世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贾庆林 评）

西安事变纪念馆位于西安市建国路69号，是在西安事变重要旧址张学良将军公馆、杨虎城将军止园别墅的基础上建立的专题性纪念馆。纪念馆占地9141平方米，展览面积6598平方米，馆藏文物近300件（组），其中一级文物26件组。纪念馆的陈列展览，结合旧址类纪念馆的特点，以西安事变为主线，将旧址复原陈列和西安事变史实陈列、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生平事迹陈列相结合，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使旧址和图片、文物陈列达到较好的融合。现有5个基本陈列：“历史的转折——西安事变史实展”、“千古功臣——张学良将军生平展”、“虎将雄风一世豪——杨虎城将军生平展”、“张学良公馆旧址复原”和“杨虎城止园别墅旧址复原”陈列。

1982年2月，西安事变旧址群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包括：张学良公馆、杨虎城止园别墅、新城黄楼、西京招待所、高桂滋公馆、西安事变指挥部、五间厅与兵谏亭旧址；1983年9月，陕西省人民政府成立西安事变旧址管理处（筹备处）；1984年7月7日，正式成立西安事变旧址管理处；1986年12月，纪念西安事变50周年之际对外开放；1992年9月16日，更名为西安事变纪念馆。

西安事变的档案史料、研究论著众多，下表辑录部分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