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杰（1903年11月2日—1995年1月14日），字凭家，湖南长沙人，早年就读长沙岳云中学、湖南省立第一中学。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任黄埔军校教导第1团侦察队中尉排长、侦察队队长、营长等职。

黄杰，字凭家，湖南省长沙县人，1903年11月2日生于长沙县榔梨乡一个耕读之家。早年就读长沙岳云中学、湖南省立第一中学。

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编在第3队。同年11月毕业后，任黄埔军校教导第1团侦察队中尉排长、侦察队队长等职。

1925年2月和10月，参加第一、第二次东征。

1926年，升任教导第1团第3营少校营长，后随何应钦的东路军参加北伐，在松口战役中负伤。

1927年，升任第14师40团上校团长，参加了著名的龙潭战役。

1928年4月，参加第二期北伐，任第2师第7团团长。

1928年4月17日。在滕县（今滕州）击败张宗昌的抬棺决战。5月，在济南惨案发生时，护送蒋介石撤离济南。

1929年，升任第2师第5旅少将旅长。

1930年7月，参加中原大战，任第2师第2旅旅长，7月11日深夜，敌军突破防线，情势紧急，因率部收复李坝集，成功的保护了坚持在柳河车站指挥的蒋介石，有救驾之功。

1932年，接替战败的汤恩伯

1933年，率第2师北上抗日，参加了著名的长城抗战，与侵犯日军激战5昼夜，伤亡官兵3000多人.

1935年4月13日授予少将，7月因战功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后率部驻防徐州、青岛等地。

1936年10月晋升中将。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时，正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并担任队长。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升任第8军军长兼税警总团长，率部参加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

因在兰封会战中违令撤退，被撤职查办。

1939年9月，调任成都中央军校教育处处长。

1940年5月，调任桂林中央军校第6分校主任，负责军事教育工作。

1943年4月，出任第11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6军军长，率部进驻滇西。

1944年4月，所部编入中国远征军战斗序列，参加滇西反攻战役。同年8月，宋希濂因谎报克服龙陵，被撤职调到重庆陆军大学将官班受训后，接任第11集团军总司令。

1945年3月，中美盟军准备向日军发起总反攻，成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出任第1方面军副司令官兼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副司令，参与指挥了对日反攻作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出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教育长兼军官训练团教育长。

从1948年7月起身兼长沙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第3训练处处长、国防部中将次长、陆军第5编练司令官等职务。

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长沙起义后，奉广州国民政府之命回湖南重组湖南省政府，担任省政府主席兼第1兵团司令官和湖南绥靖总司令。

1949年12月，率领3万残部，败走越南，被法军缴械。

1953年5月，残部被法军遣返。回到台湾后被誉为“海上苏武”，返台两个月后，即被擢升台北卫戍司令部司令，并被授予陆军二级上将。

1954年7月，调任“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总司令”。

1957年7月，改任“台湾总统府参军长”。

1958年8月，任“台湾警备总司令”。

1960年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

1962年12月，调任“台湾省主席”。

1969年，任“国防部长”。

1972年，辞去现职，被聘任为“总统府战略顾问”。自1962年起，连任国民党中央常委。

1995年1月14日，在台湾去世。

1938年4月，第5战区司令李宗仁指挥台儿庄大捷后，一向畏日如虎、处处退让的蒋介石被一时的胜利冲昏头脑，错误判断形势，从他著名的“抗战三日即亡国”论一下变成了速胜论。他匆忙把他的20多万中央军调到了徐州战场，企图借李宗仁等胜利的余威，和日军在徐州决战。

中国军队在徐州地区的大量集结，日军认为这正好是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好机会。5月初，日军迅速集结10多个师团30多万人向徐州地区夹击。

土肥原贤二是筹建伪满洲国、镇压东北抗日运动和策动华北脱离中国的主要人物，是中国人民的死对头，此人以间谍、阴谋和权术著称，此时任日军14师团长。这时，土肥原师团约2万人强渡了黄河，他的目的是阻止第1战区的援军增援徐州，这样在陇海线附近就形成了孤军深入之势，离最近的友军也有十天半月的距离。

蒋介石匆匆飞往郑州程潜第1战区指挥部，决定亲自指挥豫东战役。此时豫东中国军队有6个军，用6个军12万人包围土肥原1个师团2万人，程潜积极进行作战部署，认为“就是吃也能把土肥原吃掉”。

5月23日，土肥原开始突围，并把进攻的重点放在了兰封。守兰封的是蒋介石的爱将，却偏偏又贪生怕死的桂永清。桂手下的蒋嫡系第27军，装备精良，甚至有一个德式战车营的支援，这是连日军的师团也未必有的，但桂永清只守了不到一天，兰封就失守了。

土肥原跳出包围圈后，蒋介石大惊，命令集中12个师的兵力全力围攻，程潜不得不再次调兵布阵，围攻土肥原。战斗正激烈进行，据程潜预计，再有两三天的时间，就有全歼土肥原的可能，正在这个当口，不料负责阻击来援之日军16师团的第8军军长黄杰，同样弃城逃走，第8军防守的归德（今商丘）落入敌手。这次守军还未与日军先头部队交火，一枪未放就放弃了商丘，致使日军轻取要地商丘，正在围攻14师团的国军腹背受敌，陷入被动。黄杰逃跑的“理由”竟然是电台被炸，无法与第一战区联系。一个军就因这个可笑的“理由”而跑了。

蒋介石这两支嫡系部队将领有恃无恐，不听指挥，彻底打乱了程潜的战役部署，歼灭土肥原的宝贵战机就这样被两位逃跑将军葬送了。

1944年，蒋介石任命黄杰接任第11集团军司令，负责滇西反攻作战事宜。

面对着作战地图，黄杰眉头紧锁，要想破龙陵，先要啃松山这块硬骨头。日军第56联队的工兵8个月苦干，把个松山建得如铜墙铁壁。大小堡垒如星罗棋布，均用碗口粗的树干盖上数层，再覆以一公尺以上的泥土，中间还铺盖着厚钢板。碉堡群之间配有各种重炮、迫击炮、轻重机枪，组成强大火力网。另外，在这一要塞阵地中还设有粮食库、弹药库、被服库、材料库，以及一个小型发电站，粮弹储备均在半年以上，守军兵力多达3千余人。所以，日军狂言：中国军队不阵亡10万人，休想夺取松山。

黄杰他就不信这个邪，挥师几经激战终于拿下了松山这块硬骨头，他曾在回忆录中描述了松山之战的惨烈：“在松山，没有一颗树上没钻有子弹，没有一片树叶没有弹孔。第8军在这里长眠着6千勇士，终于踏上了松山的山头。”11月初，他指挥4个军11个师，攻占龙陵，中旬攻占芒市。12月初克复遮放，翌年1月中旬攻克畹町，消灭了侵入滇西的日军。旋越过国境，进入缅甸，继续追击日军，并于1945年1月27日与中国驻印军及盟军美军在芒友胜利会师。

黄杰指挥的这次反攻滇西缅北战役，经8个月浴血奋战，以伤亡4.8万多人的代价，击败日本侵略军56师团，打通了中国到缅甸、印度的国际交通线，对争取同盟国对中国抗战的物资援助起了重要作用。

因指挥对日作战有功，美国政府授予其“自由勋章”；国民政府授予其“云麾勋章”。

自1949年8月起，白崇禧辖下华中战区部队第1、第3、第10、第11、第17，五个兵团总计30万人开始南撤，而此刻的解放军主力四野行军迅速，先头部队早已赶到国民党军前方，第3、第10、第11兵团不但转往海南岛未果，绝大部分尚未达到钦州之前即遭陈赓部阻击，其余受解放军合击包围，全军覆没。最后剩下黄杰统率的第1兵团在东、北、南三个方向的包围下，孤军西进。他想依照原定计划进入云南，但驻守云南的卢汉倒戈，入滇之路又告中断。此时，他连续接到白崇禧与陈诚的两封电报。白指示：“为适应当前情况，各部队应力求避战，保存实力，轻装分散，机动出击，化整为零，各自选择适当地区，以安全为第一。”陈则指示：“……弟以贵部如出北海防城，照目前敌情，恐于事实上难以达到，不如并力西进，重行入安南，保有根据地，然后相机行事，留越转台，皆可自卫，未知兄意如何。”接到这两项指示，黄杰立刻召集属下军官举行会议，为了保存华中部队中这仅存的力量，会中一致决定“假道入越，转运回台”。

于是，黄杰随即向白崇禧、陈诚发出电报，并写了一封信给法国驻越南高级专员，洽商假道事宜。黄杰带着3万败军逃到中越边境时，正逢法军为了对付越军的游击战分兵四处扫荡，陷入兵力分散和被动挨打的境地。法国人告诉黄杰：允许借道入越，转进台湾，条件是分500人一组，武器集中封存，由法方负责运输到港口再转交国军，路上安全由法军负责，国军必须保证纪律。

12月12日，双方签署协议。法方同意黄杰部借道海防转回台湾，同意分为500人一组，在指定地点将武器交付封存，由法方护送至码头，所经路线由法军负责一切安全，并提供粮食补给，中国军队则由军官带队，保证军纪严明。协议既成，黄杰遂下令各军向中越边境爱店集结，并要求各部造具人员编组名册及各种械弹器材统计表，准备入境越南。不料命令刚刚下达，解放军已经尾随而至，全力截击。第14军第63师当即被歼，第97军副军长郭文灿被俘。时间紧迫，已无法协调各部行动。13日早上，黄杰只好下令紧急入境越南，其中第14军第10师担任掩护工作，挡住解放军快速纵队的强攻，最后随着余部由爱店进入越南。

解放军追击至爱店停住脚步不久，新中国总理周恩来即通过广播，谴责在越南的法军不应同意国民党军入境，并且要求法方负起所有的责任。法国方面谨慎从事，国民党政府已彻底垮台，美国态度暧昧不明，因此，此刻明目张胆地冒犯新中国政府并不适当。黄杰进入越境不久，即感到法方代表闪烁其词的态度。接着，法方派专机将他接到河内，软禁在一座洋楼里。根据法方的情报，解放军正在芒街一带集结，展现军事力量，法方软禁黄杰及限制国民党徒手官兵的行动，是一项向新中国示好的动作。

黄杰答应法国人的条件，3万国军放下武器，等待法国人履行承诺。结果，法国人把他们全部送进了集中营。自1949年12月13日起至1950年元月底止，入境越南的人员总计是3万3千4百余人，各部都是残缺不全，而且混杂着眷属、百姓、地方警察、游杂人员等。

1950年3月，法方又将他们移至富国岛和金兰湾两处，生活在法方的软禁监管之中。“法军常来搜抄，银元手表亦夺取。主食法方供每人每天仅米四两，水土不服多病少药，死亡不断。”《大江大海》里说，“营养不良，疾病流传，一病就死，每天抬出去十几个尸体，天气很快就开始热起来，尸体的臭味一阵一阵传来，令人晕眩。”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军舰驶入台湾海峡。在两极对峙中，法国自然归入西方阵营，同时越盟的革命活动日益炽烈，法军在越北的战事一再失利。此时，美国与法国就富国岛的国民党官兵的去留曾几度交换意见。美方建议武装一部分国民党军人，直接投入越北战事，法方以此举将提供新中国介入的理由，予以拒绝。总之，美法双方都将这批国民党兵员视为某种可资运用的活棋，在静观情势中犹豫不决。

1951年底，富国岛的官兵进行了集体绝食抗议，要求尽速将他们送回台湾，引起了国际视听的注意，加上美国政府不断施压，几个月后法方终于同意放行。

1953年5月23日，第一批前来接运的三艘军舰到达越南阳东。返台两个月后，黄杰即被擢升台北卫戍司令部司令，并被授予陆军二级上将。并在接下来的几年内连续担任“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司令、“总统府参军长”等。

黄杰故居位于台北市的复兴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