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个宣言对推动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扶植所谓“满洲国”，接着又把侵略的魔掌伸向华北。

华北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之一，当时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5省和北平、天津两市。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之后，日本军部提出“分离华北”，使华北特殊化的政策。1935年1月4日，关东军在大连召开会议，决定在华北扶植能够顺服日本的伪政权。此后，日本军队不断制造事端，加紧了侵略步伐。1935年1月，日本关东军制造“察东事件”，迫使南京政府承认察哈尔沽源以东地区为“非武装区”。5月至7月，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和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又借口“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胁迫南京政府批准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梅津达成的条件，即“何梅协定”，及察哈尔代理主席秦德纯与土肥原签订的“秦土协定”，接受日军所提取消冀、察两省境内的国民党党部等多项要求，使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同年9月，日本再度制造舆论，要求华北五省自治。

为使华北五省脱离中国而“独立”，日本侵略者大肆收买汉奸，鼓动所谓“防共自治运动”。1935年11月25日，日本扶植汉奸殷汝耕等人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不久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22个县。通过华北事变，日本侵略者控制了华北大部分地区，从关外到关内，中国人民遭受日本侵略的残酷蹂躏，而大小汉奸卖国贼则狐假虎威。

与此同时，从1933年开始，世界法西斯甚嚣尘上，严重威胁着世界和平。这促使共产国际开始重新审查以前领导东西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1934年6月14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会议认为国际形势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提出对共产国际的政策进行重大修改。7月1日，季米特洛夫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由于局势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统一战线的策略也必须加以改变”，“必须抛弃那种认为统一战线只能在下面进行的观点”。同时，提出要给各国共产党以更大的自主权和主动权。

面对国民党政府妥协退让，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如何挽救民族危亡，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最为紧迫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的要求，改变过去“左”的关门主义，适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共产国际政治路线的转变，也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

共产国际七大于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季米特洛夫在会上作了《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大会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报告，通过了《论共产国际在帝国主义者准备新的世界大战的情况下的任务》的决议。报告和决议都强调，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应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并明确表示：“我们赞同英勇的兄弟的中国共产党这一倡议：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

根据华北事变以来的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和共产国际精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共产国际七大之后不久，即8月25日至27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会议，讨论在中国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9月7日，《八一宣言》草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进行了审议；9月10日，最后稿经书记处成员表决通过，9月24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得到批准。最后稿经共产国际执委会同意，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将《八一宣言》编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然后航寄到巴黎，于10月1日全文发表。由于文件注明日期为1935年8月1日，所以一般通称为《八一宣言》。

《宣言》指出：“当今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宣言》指出：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宣言明确提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宣言》倡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育会、新闻记者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堂、民族武装自卫会、反日会、救国会等等）、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谈判结果所成立的国防政府，应该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这种国防政府，应当设法召集真正代表全体同胞（由工农军政商学各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以及国外侨胞和中国境内各民族，在民主条件下选出的代表）的代表机关，以便更具体地讨论关于抗日救国的各种问题。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绝对尽力赞助这一全民代表机关的召集，并绝对执行这一机关的决议，因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是绝对尊重人民公意的政府和政党。”

《宣言》还提出了抗日救国十条具体方针：

（一）抗日救国收复失地；

（二）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三）没收日帝在华一切财产、充作对日战费；

（四）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粮食、土地，交给贫苦同胞和抗日战士享用；

（五）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

（六）加薪加饷、改良工农军学各界生活；

（七）实行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八）实行免费教育、安置失业青年；

（九）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护侨胞在国内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

（十）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对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

国内外工农军政商学各界男女同胞们！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进攻，南京卖国政府步步投降，我北方各省又继东北四省之后而实际沦亡了！

有数千年文化历史的平津，有无限富源的直、鲁、晋、豫各省，有最重要战略意义的察、绥区域，有全国政治经济命脉的北宁、平汉、津浦、平绥等铁路，实际上都完全在日寇军力控制之下。关东贼军司令部正在积极实行成立所谓“蒙古国”和“华北国”的计划。自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由东三省而热河，由热河而长城要塞，由长城而“滦东非战区”，由非战区而实际占领河北、察、绥和北方各省，不到四年，差不多半壁山河，已经被日寇占领和侵袭了。田中奏折所预定的完全灭亡我国的毒计，正着着实行；长此下去，眼看长江和珠江流域及其他各地，均将逐渐被日寇所吞蚀。我五千年古国即将完全变成被征服地，四万万同胞将都变成亡国奴。

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然而最痛心的，在我们伟大民族中间，却发现着少数人面兽心的败类！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等卖国贼，黄郛、杨永泰、王揖唐、张群等老汉奸，数年以来，以“不抵抗”政策出卖我领土，以“逆来顺受”主张接受日寇一切要求，以“攘外必先安内”武断宣传来进行内战和压迫一切反帝运动，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准备复仇”等骗人口号来制止人民抗日救国行动，以“等待世界第二次大战来了再说”的狡计来迫使我国人民坐以待亡。汉奸卖国贼等在“中日亲善”、“中日合作”和“大亚细亚主义”等口号，所作的降日卖国之露骨无耻行为，简直是古今中外未有之奇闻：日寇要求撤退于学忠、宋哲元等军队，这些军队便立刻奉令南下西开去进行内战了；日寇要求撤退某些军政长官，某些军政长官便立刻被撤职了；日寇要求河北省政府迁出天津，省政府便立刻搬到保定了；日寇要求封禁某些报章杂志，那些报章杂志便立刻被封禁了；日寇要求惩办《新生》等杂志主笔和新闻记者，《新生》主笔和许多记者便立刻被逮捕监禁了；日寇要求中国政府实行奴化教育，蒋贼便立刻焚书坑儒了；日寇要求中国聘请日本顾问，蒋贼的军政机关便立刻开门揖盗了；甚至日寇要求解散国民党党部，北方厦门等地国民党党部便立刻奉命解散了；日寇要求解散蓝衣社组织，蓝衣社北方领袖曾扩情、蒋孝先等便闻风潜逃了。

中国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认为日寇和汉奸卖国贼对我国这些行动，是中华民族的无上耻辱！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郑重宣言：我们不仅对于日寇对我国的领土侵略和内政干涉，表示激烈的反抗；就是对于日寇提出解散国民党党部和蓝衣社组织的要求，也表示坚决的抗议。在共产党及苏维埃政府看来：一切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无论国民党和蓝衣社卖国殃民的罪恶如何滔天，但其应否存废问题，日寇绝无置啄的余地。

领土一省又一省地被人侵占，人民千万又千万地被人奴役，城村一处又一处地被人血洗，侨胞一批又一批地被人驱逐，一切内政外交处处被人干涉，这还能算什么国家！？这还能算什么民族！？

同胞们！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民族就是我们全体同胞！我们能坐视国亡族灭而不起来救国自救吗？

不能！绝对不能！阿比西尼亚以八百万人民的国家，尚能对意大利帝国主义准备作英勇的武装反抗，以保卫自己的领土和人民；难道我们四万万人民的泱泱大国，就能这样束手待毙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深切相信：除极少数汉奸卖国贼愿作李完用、郑孝胥、张景惠、溥仪第二腆颜事仇而外，我绝大多数工农军政商学各界同胞，绝不甘心作日寇的牛马奴隶。苏维埃政府对日宣战，红军再三提议与各军队共同抗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艰苦奋斗，十九路军及民众的淞沪抗日血战，察哈尔、长城及滦东各地军民英勇杀贼，福建人民政府接受红军提议联合抗日，罗登贤、徐名鸿、吉鸿昌、邓铁梅、伯阳、童长荣、潘洪生、史灿堂、瞿秋白、孙永勤、方志敏等民族英雄为救国而捐躯，刘崇武、田汉、杜重远等爱国志士为抗日而入狱，蔡廷锴、蒋光鼐、翁照垣、陈铭枢、方振武等抗日部队艰苦斗争，宋庆龄、何香凝、李杜、马相伯等数千人发表中华民族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数年来我工农商学各界同胞为抗日而进行排货、罢工、罢市、罢课、示威等救国运动，尤其是我东北数十万武装反日战士在杨靖宇、赵尚志、王德泰、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吴义成、李华堂等民族英雄领导之下，前仆后继的英勇作战，在在都表现我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在在都证明我民族抗日救国的必然胜利。内外夹攻，另方面是由于各种抗日反蒋势力互相之间，存在有各种隔阂和误会，以致未能团结一致。

因此，当今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此外，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更进一步地恳切号召：

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

一切有爱国天良的军官和士兵兄弟们！

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神圣事业的党派和团体的同志们！

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们！

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

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蒙、回、韩、藏、苗、瑶、黎、番等)的兄弟们！

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

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作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育会、新闻记者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堂、民族武装自卫会、反日会、救国会等等）、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谈判结果所成立的国防政府，应该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这种国防政府，应当设法召集真正代表全体同胞（由工农军政商学各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以及国外侨胞和中国境内各民族，在民主条件下选出的代表）的代表机关，以便更具体地讨论关于抗日救国的各种问题。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绝对尽力赞助这一全民代表机关的召集，并绝对执行这一机关的决议，因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是绝对尊重人民公意的政府和政党。

国防政府的主要责任在于抗日救国，其行政方针应包括下列各点：

（一）抗日救国收复失地。

（二）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三）没收日帝在华一切财产、充作对日战费。

（四）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粮食、土地，交给贫苦同胞和抗日战士享用。

（五）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

（六）加薪加饷、改良工农军学各界生活。

（七）实行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八）实行免费教育、安置失业青年。

（九）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护侨胞在国内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

（十）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日本国内劳苦民众、高丽、台湾等民族）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对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

抗日联军应由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合组而成，在国防政府领导之下，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这种总司令部或由各军抗日长官及士兵选出代表组成，或由其他形式组成，也由各方代表及全体人民公意而定。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尽抗日救国天职。

为的使国防政府真能担当起国防重任，为的使抗日联军真能担负起抗日重责，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号召全体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以便我全体同胞总动员，并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民众来。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坚决相信：如果我们四万万同胞有统一的国防政府作领导，有统一的抗日联军作先锋，有千百万武装民众作战备，有无数万东方的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民众作声援，一定能战胜内受人民反抗和外受列强敌视的日本帝国主义！

同胞们起来：

为祖国生命而战！

为民族生存而战！

为国家独立而战！

为领土完整而战！

为人权自由而战！

大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

中国苏维埃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

《八一宣言》突出了中日民族矛盾，提出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初步纠正了“左”倾关门主义，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阵营的范围。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策略开始发生新的转变。

《八一宣言》发表后，很快传到国内，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到1935年底，北平、上海、天津、南京、太原等主要城市都已流传，也在海外华侨中广泛传播开来。《八一宣言》连同中共中央11月13日、28日的两个宣言，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八一宣言》的发表，标志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战线基本形成。在实践上，它获得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支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巨大政治影响，有力地鼓舞和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