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学忠（1890年11月19日一1964年9月22日），字孝侯，山东省蓬莱县徐家集于家庄人，国民政府鲁苏战区总司令，抗日爱国将领，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

1889年11月19日，于学忠生于旅顺，祖籍山东省蓬莱县徐家集于家庄。父亲于文孚早年经商，后任毅军帮统，与米振标、张作霖等同为毅军创建人宋庆部下。他自幼随父在军营中。1904年，以第一名的成绩（徐永昌第二名）从毅军所办随营学堂肄业。1908年，考入通州速成随营学堂步兵科。1911年，又以第一名成绩毕业。随后在毅军中任排、连长。1912年，随毅军进驻热河。1914年，任热河林西镇守使署副官长。同年6月，授中校衔。

1917年，北洋陆军第十八混成旅在湖北成立，赵荣华任旅长。赵系于学忠表兄，其幼年时失去父母，由于文孚抚养成人。赵当旅长后，乃电召于学忠至襄阳，就任炮兵营营长。起初，时任林西镇守使的米振标不同意放行，后经毅军统帅姜桂题出面，他才于1918年8月正式上任。

1920年夏，直皖战争爆发。于学忠随赵荣华参加对皖系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的作战，将吴之司令部包围缴械。

1921年夏，北洋陆军第二十一混成旅在新任旅长王都庆到职前夕，在宜昌哗变，引起第十八混成旅军心浮动。赵荣华正率部分队伍收复施南，于学忠奉令留守宜昌。由于他镇定防范，采取严密措施，约束部属，致使留守宜昌之官兵谨守秩序，未与变兵附和。因此，受到赵的奖赏。

1922年7月，四川爆发拥护孙中山的熊克武与拥护曹锟的杨森、刘湘两军之战。年底，吴佩孚派赵荣华、于学忠率部由湖北施南入川援助杨森、刘湘，攻击熊克武。此时，第二团被编成混成支队，附有炮兵、工兵，归杨森指挥。他的混成支队先至万县，继拔梁山、垫江、重庆，在永川、荣昌、隆昌、内江、资阳、简阳一路均有战斗。至1923年夏，进抵龙泉驿。

1923年9月，于学忠授陆军少将衔。赵荣华以鄂军援川总指挥名义驻守重庆。赵因骄横跋扈，既不能与鄂军援川诸将共事，又不能与川黔将领和睦相处，群诟之于吴佩孚。这年冬，熊克武军向重庆发起猛烈攻击。吴佩孚为保持江路，早已命于学忠赴防忠州，但赵荣华顾虑重庆兵少，抗命不令于前往。及重庆危殆，赵又顾虑忠州有失，又令于学忠遵吴令即赴忠州。时援川各军总司令袁祖铭正令他坚守浮图关，赵却急令他开拔。次日，浮图关失守，全军覆没，重庆亦随之弃守。赵乃只身乘轮经赴宜昌。吴佩孚早已对赵荣华不满，加上赵屡抗军令，遂免其旅长及施宜镇守使本兼各职。此时，于学忠混成支队随大军退至万县。不久，川黔鄂各军将领在万县召开作战会议，决定反攻夺回重庆。他率部进占垫江。同年12月，接吴佩孚电令，被升为第十八混成旅旅长，并在垫江防务就职。

1924年春，熊克武军退出川境，北京政府授杨森为川督，邓锡侯为省长，川局略定。第十八混成旅时驻重庆，于学忠以援军不宜久停川境为由，请示吴佩孚、肖耀南，要求重返旧防。嗣后，该旅奉令回驻施南。

1925年10月，吴佩孚经岳州再出汉口，被孙传芳、肖耀南（时任鄂督）等拥戴为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吴首先整顿直系各军，实际旨在扩充实力。肖力主扩编于学忠部，吴乃授于学忠为陆军第二十六师师长。此时，第二十六师无将无兵，形同虚设。于学忠任师长后，遂将第十八混成旅扩编为第二十六师。先编成步兵两旅、骑兵一团、炮兵一营，以原团长杨殿云、马廷福分任旅长，设司令部于施南。

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师北伐，席卷湖南大地，武汉危在旦夕。吴佩孚向各方征调援军甚急。因鄂局紧张，于学忠奉命赶赴宜昌商谈军事，被吴佩孚任命为长江上游副司令，师部移驻宜昌，施南防务交予马廷福旅负责。于学忠指挥撤退北军抵老河口，即令各军聚集谷城一带，与张联陛师取得联系。旋奉吴佩孚电令，被升任联军第九军军长兼荆襄总司令，辖阎得胜第七师、秦建斌第八师、毛永恩第十八师，暂设司令部于谷城江北岸之傅家寨。时为1926年冬。第九军驻扎谷城一带，弹丸之地难以维持庞大军队之给养。吴佩孚时驻巩县，意欲与于学忠会合，曾派湖北第一旅旅长孙建业携无线电器材前往，在途中遭地方杂牌部队袭击，孙被击毙，器材被劫。于学忠考虑到河南虽军队云集，但京汉线驻马店铁道两侧尚有空隙之地，故意将部队移驻此地。但至驻马店必经早与北伐军有联系的樊钟秀所据地盘。他派人携函前往疏通，要求借道新野、邓县之间。樊竟复函拒绝，措辞强硬，并立即出兵阻截。他遂决意以武力驱樊，夺据其地。针对樊部赵天青、李万林两个师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于学忠一面命担任正面作战任务的部队与敌激烈抵抗，一面命第十八师、第八师从左翼，主力第二十六师在右翼取包围态势前进，同时命第七师先占新野，迫使樊钟秀部龟缩邓县城。第九军乘胜包围邓县六十三天，歼敌约一万四千余人。樊仅率三千人的残部退走信阳州。第九军占领邓县、新野后，于学忠将军司令部移至邓县。

正当于学忠围歼邓县之敌时，冯玉祥部由陕、甘分路入豫。冯计划拉拢驻老河口各部，孤立于学忠，然后一举消灭第九军。于是令孙连仲派副官持函前往，欲借武力调停名义，乘势解决于学忠部。他即面对该副官，扯碎来函，要其转告孙连仲：我等着他的武力。孙闻大怒，举兵来攻。于学忠知冯军战术向取攻势，利于速战速决，即令第八师师长秦建斌坚守邓县西三十里的文曲集三个土寨，挫孙连仲部锐气。待孙部将三个土寨包围后，于学忠以五个团为右翼，两个团为左翼，将敌军反包围，再集中主力部队，予以击破。孙见此势不妙，乃自行退去，一直退到陕境。

1927年5月，吴佩孚因众叛亲离，大势已去，不得已逃到时驻邓县的于学忠军中暂住。该军诸将初无异议，至冯玉祥部跟踪吴佩孚，逼近邓县时，诸将遂有贰心。一天，于学忠召集诸将会议，第七师师长阎得胜对他说：“吴大帅在此，目标太大，致为各方所集矢。”他却对大家说，玉帅今日正在患难，即属朋友亦应援助，况为直军统帅，今日岂能落井下石。诸君若执此意，我当自杀以谢玉帅与诸君。自此，无人再提此事。就在这时，北伐军两度派人规劝于学忠加入革命队伍。第一次是唐生智派姚存楠（系于学忠同学，曾任第二十六师军法官）来。他对姚说：“我若肯附南，在宜昌即当归附。今移师至此，岂能变易初心。”接着，陈干奉蒋介石所派，以同乡之谊，登门拜访于学忠。陈说，蒋十分爱慕器重于学忠的才干，并有蒋委于军长之职委任状，他仍以前言拒之。

此时，邓县已成为北伐军集中进攻的目标，吴佩孚深感处境危险，遂与于学忠商议，决定移军豫东。东移命令已下，但驻新野的阎得胜、毛永恩两个师都按兵不动，且吴之卫队亦不能控制。吴知大势已去，无力挽回，被迫重新计议出路。其素与川军将领杨森、邓锡侯等颇有感情，乃决定暂避四川，再观形势。于学忠对吴说：“我始终听从大帅。北伐军兴，目的首在我帅，是以无论如何穷蹙，我终不附南。冯玉祥与我师对立，我也无附冯之理。我帅即去，我个人相从，于事无益。若简率师徒，则此师原由川鄂远道跋涉而来，川省系防区制，何此防区能容此大军。重率饥疲之众再入险阻之区，将士亦难期用命。今我解甲归田，与我帅同进退，将部队移交部将，听其自求生存。我之下野理由有三：（一）大帅来我军中，我不能有所作为挽回颓势，对不起大帅，应去者一；（二）邓县一带年来歉收，民有菜色，驻此重兵，深忧父老，应去者二；（三）官兵无粮无饷，亦无服装，不自避位，负我部属，应去者三。”吴佩孚亦不得不以为然。他遂将第二十六师编为第二十五、第二十六两师，以杨殿云、马廷福分任师长，并下令联军第九军各师，统归第七师师长阎得胜指挥。临行前，又召开师团长会议，告以解甲归田之决心，说：“你们好自为之，但你们有办法能立足，我当躬耕故里，终不着此军衣。若仍不能生存，找我时，我但能管亦不能不管。”时军中尚存现款三万余元，他除携少数旅费外，其余都分给全军官兵，聊表临去之心。同年6月，待吴佩孚南行数日后，于学忠遂返回蓬莱故里。

于学忠下野后，所部归冯玉祥统辖。冯命令阎得胜率原第七师一旅移驻郑州，刘道昌旅驻许昌，毛永恩、杨殿云、马廷福各师则分驻驻马店一带。原于学忠部将领见冯采用分裂调拨的方法，企图消灭该军，都很气愤，遂联合密谋将部队拉出。除阎得胜率领的一个旅及秦建斌师无法拉出外，其他部属在突袭孙连仲部之后，一律东开，拉至安徽蒙城，并共推于学忠之原秘书长查炜、副官长李俊襄、团长张砚田为使者前往蓬莱找于学忠想办法。

早在1926年冬，于学忠率部从鄂入豫，奉军师长应振复首派江择安与他取得联系。张作霖称大元帅于北京后，应屡进言张氏父子，说于学忠部为鄂军中最精强者，双方应当合作等语。嗣后，张作霖特派参议尹同愈等三人与于学忠接洽，希望他与奉军合作，共同对敌。他当时亦只表示乐意合作，但没有接受张作霖的任何支援。查炜、李俊襄和张砚田到蓬莱找于学忠一事为张作霖父子所闻，张学良即派周光烈持函邀请于学忠去北京商谈有关事宜。为谋求原第九军出路，他遂与查炜、周光烈一行赴北京。

于学忠抵北京后，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张作霖接见。张语极爽直，说：“我与令尊系少年朋友，旧在宋老帅（指毅军统帅宋庆）部下共事五年，此是事实，并非我自居尊长。我们不是外人。”相互间言谈融洽。他说只求部队得以安置，去军之将，无劳垂念。张说：“不然。今日奉军并不需要多此三两师人，只是相信你，要你合作。此军仍须你统带。你对吴子玉（吴佩孚）情形，我们都已知道，但能以对吴者对我，就已够了。此后服装、粮饷、给养、军械均按奉军发给，你可即去将军队整理带到北方。其它事可与学良接洽。”嗣后，于学忠拜谒了张学良；又与军事部次长杨毓殉商谈编制等问题。于学忠被任命为镇威军第四方面军团第二十军军长，仍统率旧部。

于学忠在北京数日，即乘津浦车南下。至军部驻地，速将部队迁往南宿州整顿。除毛永恩第十八师投靠直鲁军张宗昌外，他将余部重新编为三个师，以原第七师旅长刘道昌、原第二十五师旅长杜继武、原第二十六师师长马廷福分任师长，然后率部北上。

1927年8月，直鲁军与孙传芳联军，西败于冯玉祥军，南败于蒋介石军，集结于徐州，由张宗昌亲自指挥。于学忠军抵徐州时，西北军已进攻徐州，并先后占领九里山、北车站等重要阵地。他命令所部在飞机场集合，即往见张宗昌。张宴请他时，其军长程国瑞、王栋皆在座。于学忠便问：“各军长皆不在前线指挥，岂召集军事会乎？”当张回答说不是，又问： “然则岂欲撤退乎？”张宗昌无法隐瞒，便说前线难以支撑。他说：“敌人正在猛攻，如此一退，则必失数万人。”接着说：“此时必须反攻，夺回重要阵地，挫动敌人锐气，乃可从容撤退。”张要于学忠助一臂之力，他即应允，下令所部以两团兵力先攻北车站，限拂晓前夺回九里山。时已深夜，雨雪交加。他亲自指挥，至翌日凌晨，占领九里山阵地。对此，张宗昌极力致谢，并电请北京将于学忠暂留鲁协防。他接到北京准缓北行的电令后，遂移防济宁。一月之后，又奉令开至河北东光。

这时，张学良亲来东光检阅。经月余整训补充，于学忠部复奉命前往京汉线参加彰德以北西迄涉县之线，与马占山诸部协同作战，抵抗西北军。不久，山西阎锡山所部攻入河北，奉张学良之令，于学忠部以十四小时行一百四十里的速度，抵保定西二十五公里之奇村一亩泉，援助王树常部，将晋军阻止，复又奉命撤至廊坊停止待命。同年9月，他晋升为陆军中将，获二等文虎勋章。12月，授捷威将军名号。

1928年6月，张作霖通电返奉途中，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继掌东北军政，旋亦出关，令所部继续东退。于学忠部经杨村、唐山，移驻乐亭。不久，又奉命驻山海关。这时，他任临绥驻军司令。12月29日，东北易帜，全国号称统一。他改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参议官。

1930年1月，于学忠获青天白日勋章及二等宝鼎勋章。3月14日，第二、三集团军将领鹿钟麟、商震、黄绍竑等五十七人发出联合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其时情形日渐紧张。张学良拥有重兵，其动向大有举足轻重之势。因此，阎锡山、蒋介石、冯玉祥均派人居沈阳拉拢东北军将领。约7月间，蒋介石因为迭派代表拉拢东北出兵，一直没有结果，遂对东北军进行分化瓦解。首先利用临绥驻军参谋长陈贯群（与蒋是留日士官学校同学），转信给于学忠两次，表示拉拢；继尔又派参谋石某，以赴东北路经山海关为词，转交蒋亲笔信一封给他，劝于学忠举兵向西，同意让他任选取华北的职务。他将信原本上呈张学良，同时复蒋一封信，表示唯张学良是从。蒋拉于学忠未成，遂遣何成浚勾结该部师长马廷福，企图煽动马叛变张学良。于学忠获悉此事，劝告马说：“东北系统待我们不薄，我们行事为人，应以忠义为重，绝不可如此行动。”然而，马廷福却一意孤行，还宣称谁要不干，就砍谁的头。于学忠见事已紧急，一面嘱马稍缓行动，一面急报张学良。张即以开军事会议为由，扣押马廷福等人，乱事得以平定。事后闻知，蒋介石许诺三百万现洋给马，并已汇款到沈阳中国银行一百万元。

至8月中旬，蒋介石的部队攻下济南，晋军败退黄河北岸。月底，张学良从北戴河返回沈阳。9月28日，张发表拥护“中央”、呼吁和平的巧电，旋派兵入关。于学忠在这天下午3时，以第一军军长名义，率部由沈阳出发。出发前，张对他说：“我们这次入关，乃是为倡导和平，促成统一。东北军以往三次入关，声名均很不佳，……我先问问你，你想怎样做？”他当时回答说：“我想有两个办法。第一是一枪不放，使地方不受丝毫糜烂，国家不遭些许损失，并可与晋军保持友谊。我们只到河北、察哈尔为止，完全可做到一枪不放。第二，如果万一继续用兵，我认为在娘子关方面，可做佯攻姿态，而另派劲旅直趋大同，山西指日可下，并不费多大的军力。不过，阎锡山这个人不用提了，山西的人民无辜，似不应再受涂炭；我们也犯不上得罪很多的人，而且我们如取下山西，亦难免不为蒋介石所忌。同时，这与我们出兵的本意不大相同。”张学良当即同意采纳一枪不放的办法进兵关内，并交待了入关后应注意的事项。于学忠随即率第一军先头部队董英斌部第五旅入关，后续为陈贯群第二十三旅、刘道昌第二十七两个旅。途中，他透露消息给时任河北省主席徐永昌（二人系同学），说明和平接收，决不用兵。晋军陆续后退，第一军于9月21日到达天津，26日即进驻北平。冯、阎联军失败后，经张学良保荐，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10月，奉张学良指派，于学忠、万福麟、王树常与徐永昌、杨爱源等将领商讨晋军整编问题。

1931年4月，张学良成立陆海空副司令部行营，坐镇北平。28日，张患伤寒病入协和医院治疗，不能亲理公务，石友三乘机阴谋叛变，配合汪精卫、陈济棠、李宗仁反对蒋介石。于学忠即与参谋长戢翼翘、万福麟、王树常、鲍文樾商量，于6月28日由东北抽调步兵三个旅、炮兵一个旅分驻平津，以固防务，并安民告示，以稳定人心。7月初，石部加紧叛变步伐。于学忠与戢翼翘等商谈，以平津卫戍司令的名义，到顺德检阅白凤翔的骑兵旅，顺便看看石友三的动态（时石部亦驻顺德）。检阅完毕，他秘密告诉白：“石如有行动，你可稍与之接触，即沿平汉线节节撤退，务须引起追赶，不与脱离，以便我方集中兵力，与之决战，以免兵力分散，为其各个击破。”当他到石部驻地时，发现张云责局促不安，面带忧容，且不敢与己说话，便料知石部确有不稳企图。

于学忠返回北平后，主持召开司令部行营会议。在会上于分析石部定要妄动，而动必败。原因有四：第一，石部没有根据地，只占六列火车，不能离开铁路线，如以少数部队与之接触，不让其在津浦线转移，以逸待劳，诱其深入，即可将其消灭。第二，石友三鸦片瘾最大，常识不足，极端腐化，并对东北军存有轻视之意，骄敌者必败。第三，表面上看来，好像石善于练兵，士兵体质亦较强，但石不注意士兵生活，向不正式发饷，兵有贰心。第四，石为人性极反复，轻举妄动，用兵也好轻进轻退，一切都贪，不能持久，利于速决，如能沉着应付，必可将其击溃。7月19日拂晓，石部北犯。白凤翔旅于两小时前撤离顺德，在内邱以南与石部前卫稍有接触，即按于学忠计划有目的节节后退，但不与石部脱离。是日，在副司令行营召集紧急会议上，于反对撤退关外，力主给石予讨伐。他说：“东北军号称数十万大军，若为石友三之一小撮队伍逼出关外，东北军之威望从此扫地；即能退出关外，也将被日人所轻视，此后对外更难应付。据我们估计，石友三部一定先图袭取北平，并力求速战，我可率领一部队伍在平汉线堵击之，并将石部引出滹沱河稍远一点，在保定、望都之间，方顺桥以南，与之决战，当可将其击溃。”与会者一致赞同他的意见。旋副司令部行营任命于学忠为“剿赤”军北路集团军第一集团军司令，统辖陈贯群第十四旅、杜继武第十八旅、李振唐第十三旅、董英斌第十一旅、白凤翔骑兵第六旅，及乔方炮兵团，负责平汉线作战。于学忠于21日赴保定督师。7月24日，南京政府下令拿办石友三。

石友三北犯的部队，以孙光前、程希贤为先锋、沈克、唐邦植及石本人居中，以米文和殿后，时兵力约有五万六千余人，仅留一个旅守顺德。于学忠部白凤翔旅逐步诱石深入，将其所部引至石家庄地带。当时，第十八旅驻在石家庄，他令杜继武不得出击，撤离石家庄。这时蒋介石忽来电报谓，“石家庄系军事要冲，不宜放弃”。他为了执行规定的军事部署，仍率部从石家庄转移阵地，将石部引过滹沱河，直至保定、望都之线，并在方顺桥以南严阵以待。7月29日，东北军防线中部被石部突破，约三万余人已进入大冉，距保定仅二十五公里。于学忠一面令董英斌旅堵住中央缺口，一面令白凤翔骑兵旅在敌军右翼安国、博野一带，故作疑兵，尽力作大区域活动，每天更换番号，主要目的是不让石向东转移。石部进入于学忠预设的口袋后，与第一军团相持了三天。于学忠命令炮兵向大冉村外进行炮击，以防石部逃出村外，不便包围。然而，石亦令沈克师由完县迂回。但沈中了于学忠的疑兵之计，迂回未成功。这时，王树常集团军已进逼至石部右翼很近的地域，同时南路刘峙的胡宗南师又已将石留守顺德的一个旅解决。石见形势对已十分不利，乃于31日下午向于学忠部实施佯动，企图退却。于学忠见石部枪声很急，而实际未进攻，即判断石友三在夜间必将退却，即用电话告知行营参谋长戢翼翘，“石军突然枪声很急，判断其今夜要撤退，一定系经临城、德川之线，向山东方向撤退，敌人定准要失败，请北平放心”。尔后，他一面指挥全军，仍用原队形于拂晓攻击，一面通知刘峙军及东北军第二集团军速到滹沱河以南向山东方向准备截击。石友三部于7月31日夜果然全军退却，他率部乘胜追击。在滹沱河寥固以南、深泽地区，石部被彻底击垮。石友三和唐邦植仅率三千人逃往山东，依附韩复榘。石部师长米文和、孙光前被俘；沈克投降，请求改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召集于学忠、戢翼翘、王树常等将领研商行动大计。于学忠建议说：“日本军人现仍继续侵占东北各方，横行不已，我们虽避免全面的决突，但也集中几个旅的兵力，牺牲他三团人，给敌以打击，以挫其侵略气焰，并取谅于国人。”他还建议，吉、黑两省军事负责长官，都应各返防地掌握部队。张学良当时说：“这些主张都甚好，我现正命荣翕生（荣臻的字）新编一军，可即令他担任这项任务。”翌日晚，张单独邀他谈话，借辞予以推托。不久，十几万东北军几乎一枪不放退至关内。东北三省沦落敌手，平津时局紧张。12月，兼任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

于学忠任平津卫戍司令期间，吴佩孚突然自甘肃启程取道由宁夏、绥远前来北平，宣称参加抗日。张学良乃召于学忠商议，说：“吴来，我不拒绝。但蒋介石有电报，对吴之来平究竟有何企图，很有怀疑”。他对张说：“吴今日毫无实力，岂能有所企图。直系旧将握兵者只我一人，我岂能与为轨外之事，我可为之保证。”于是，张学良出市郊欢迎。当时，张对于在平津素有关系的下野要人多有照顾，惟吴佩孚和张宗昌为独厚，月皆八千元。此后，吴佩孚安居北平什锦花园，度其寓公生活。

1932年8月17日，于学忠被南京政府调任河北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移师天津。平津卫戍司令改由原河北省主席王树常继任。同月，兼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

当时，天津日本租界驻有少数日本军队，装备有大炮、坦克等。日军经常向中国驻军挑衅，企图制造事端。按惯例规定，在中国领土上的外国驻军，凡有军事举动时必须事先通知中国军队，但日本侵略军，从不把中国当局放在眼里，总是我行我素，擅自行动。有一次，于学忠在省政府后院办公室办公，日军不事先通报中方而擅自在市区进行阅兵。他听到报告后非常气愤，当即命令参谋长严密监视日军行动。这次日军阅兵与往日所不同，士兵全副武装，以大炮、坦克在前面开路，直逼政府大门，对警卫、哨兵的鸣枪警告熟视无睹，气焰十分嚣张。见此情景，于学忠命令早有准备的士兵十余人，随身捆绑手榴弹、炸药包等，横躺在省政府门口外的水泥地上。只要日军敢于接近，就要与他们同归于尽。日军顿时胆怯了，只好灰溜溜地撤了回去。

此后，于学忠与日军针锋相对。日军实行戒严，他也令所部戒严；日军阅兵，他也组织部队阅兵。有时两军士兵都荷枪实弹，只一步之隔。在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上，他激动地说：“日本人有飞机大炮，你们手里拿的也非烧火棍，怕什么？只要日本鬼子敢动手，你们就给我狠狠地揍，出了事我于学忠负责！”

1933年3月，热河失陷。4月，张学良被蒋介石所迫下野出国。临行前，对于东北有所安置。当时东北军共有二十六万人，除交万福麟、王以哲、何柱国各率领一个军，约九万人外，其余十七万人统交于学忠指挥。5月，于学忠兼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6月，又兼任天津市市长。

由于于学忠实力扩大，遂更为日寇所嫉视。日寇见采取强硬态度不能使他屈服，就利用在津的汉奸张志潭、齐燮元、王克敏、王揖唐和失意的政客潘复、张廷谔等，游说于学忠，企图使他改变态度。张志谭曾与于学忠谈过，日寇希望他能像阎锡山、韩复榘那样的态度，若愿意这样做，不但在华北的地位可以稳固，还可以扩张势力，继承张学良的地位；在军备上，所有日寇在东北所接收东北地方原有的飞机、械弹均可交他使用。然而，于学忠对日寇的所谓高官厚禄及种种优惠条件的引诱，一概置之不理。有一次，齐燮元在电话中劝他服从日本侵略军的指挥，于学忠回答说：“我是地方官吏，个人守土有责，用不着听谁的。”

日本特务机关见拉拢于学忠不成，乃通过在津的汉奸白坚武（曾任吴佩孚的政务厅厅长）和何庭流（天津市政府外事秘书），用重金收买刺客，对于学忠进行暗刺阴谋。他们前后进行暗杀活动三次：第一次，收买王玉珍（曾任“胶东王”刘珍年的参议）为暗杀首领，组织十三个暴徒，企图将于学忠刺杀于天津河北二马路至省府途中。于学忠每天在上午8时到省府，王玉珍侦知后，即布置暴徒在二马路到省府途中各街口，谁知这一天于学忠因他故，提前半小时赴省府，因而谋刺计划落空。保安队当即在二马路将王玉珍等三人搜获，并收缴三支手枪、十二枚炸弹。第二次，收买于学忠随从副官巫献廷和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一军司号官傅鉴堂对他进行暗杀。巫、傅商定，在于学忠入浴时动手。一天晚上，巫告诉于学忠：宅中的浴盆安好，请他入浴。这时，傅躲在大门口，准备接应。他一入浴室，发现巫献廷神色有异，即行退出。不久，警卫排长报告：“有五十一军司号官傅鉴堂在大门外找巫献廷谈话，这两人很可疑。”他联想到近日巫随其坐汽车，时露张皇模样，才恍然大悟。乃亲自审问巫：“傅鉴堂找你做什么？你要说实话！”巫的神色立变，回答说：我惭愧得很，对不起主席，不过事情是错啦！我本意并不想做，我只想骗日本人几个钱。日本人允许给我俩四十万元，我们未敢要那些，只要八万元，事成再说。现在每人先拿三千元零用。我已给河南老家汇去，只余五百元。”卫兵当场从其身上搜出两支手枪，其中一支是日寇给其行刺用的。接着，于学忠赶到第五十一军军部，逮捕傅鉴堂。第三次，收买曲子才（原第五十一军的团长，因嗜白面被于学忠撤职），在于学忠的食物中下毒。曲又收买军副官处勤务兵袁启明，交袁白色毒药面两包，答应事成后给其三万元。而袁持此药自首，暗杀于学忠的阴谋再次未得逞。

与此同时，日寇勾结孙传芳，企图利用孙的身份，拉拢曾被于学忠所撤职的各级军官举事，而分化于学忠的部队。由于他采取了果断措施，孙传芳的勾结工作遂告失败。其次，利用汉奸石友三、刘桂堂等收编匪军，进行扰乱，并酝酿建立“华北国”。

1935年春，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和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有一次邀于学忠到北平谈话。他们认为，省府设在天津，常与日方冲突，不如迁至保定为妥，以此征询他的意见。他表示极不赞成，说：“天津是中国地方，不能因日寇的威胁，即行迁走。设如迁至保定后，日寇再行威胁，我们还能迁至河北省外的地方吗？这是中国的主权问题，似宜熟筹而后行。”荏苒数月，日寇对于学忠的诽谤攻击，益行恶劣，必欲逼他离开华北而甘心。

6月，何应钦与日本天津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该协定公然提出罢免于学忠的河北省主席职务，及调走第五十一军。事后，何应钦竟屡打电话逼于学忠辞职，有一次电话中说：“现在时事太困难，外交很难办，你为国家着想，最好还是辞职一下。”他回答说：“这事如系日方提出，我们是中国官吏，若这么办，将来还有中国官吏没有？外交不管怎么困难，总该讲理，我为国家计，不能做丧权辱国的事。辞职的事，我不能，我是中央任用的官吏，中央有权，要免我的职，撤我的职均可，我绝不会闹出意外。可是对外交如此，太软弱啦！”何的办公厅主任鲍文樾奉命与于学忠通话，劝他辞职。他答道：“我不是恋栈这个地位。我们所受的外侮，已够受的啦！我现在哪能还受这个气，最后请你告诉何先生，除非于某人死啦，不死，有我这口气在，就绝不辞职！”不久，何应钦约他到北平开会，又提出省府迁往保定问题，但未以日方与他常冲突为理由。于学忠表示：“若问我的意思，还是不迁为是。不过一省省会的所在地，应由中央规定，若是中央命令迁保，我完全听从命令。”于是迁保之议，遂即实现。省府迁往保定后，蒋介石即命令于学忠率第五十一军开赴陕西西安，所遗河北省主席职务，由民政厅厅长张厚琬代理。他率第五十一军抵西安，又奉命进驻天水。经过一个时期，南京政府才免去他的河北省主席职务，旋又发表于学忠为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在免去他的河北省主席职务时，还有个小插曲：原来，张学良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主任，蒋介石曾由成都致电，谓“接行政院长汪精卫电，因对日外交关系，拟免去于学忠河北省主席职务，吾兄有何意见，速即电示”。张即复电，痛陈“中国的封疆大吏，不应以外人的意见为转移，如此例一开，国将不国。此事所关孝侯的事小，而对于国家主权攸关的事大”。然而，蒋介石一直不回电。在于学忠的免职令发表后，张学良为研商对于流亡关内东北人士的安排问题飞赴成都晤蒋。而蒋竞以因电线出了故障，未收到为辞，作为搪塞，于学忠在天水居住半年，至11月1日，始发表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同时，兼任西北“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辖王以哲第六纵队、董英斌第七纵队、第八纵队（自兼司令官）。12月2日，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闭幕，他当选中央执行委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前，于学忠和第一一三师师长董振堂、第一一四师师长牟中珩、第一一八师师长周光烈奉命由兰州到西安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军事会议。12日晚，张学良召集于学忠等东北军高级将领，宣布兵谏计划。他虽然同意张学良的决定，并在八项抗日爱国主张上联署，但力主采取慎重态度。同日，西安总部给驻兰州的第五十七军发去密电，指示对蒋介石之中央军采取监视措施。12月12日，西安总部又发来密电，告诉已拘留蒋介石，指示该军积极响应，切断朱绍良绥靖公署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及所属各部队的联系，解除蒋介石嫡系部队及驻兰州党政特务组织武装，并通电拥护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政治主张。这天晚7时，于学忠部紧急行动，将驻兰州的胡宗南部队、甘肃绥署（时绥署主任朱绍良在西安开会）特务营及军统有关的警察解除武装，并扣押军统特务、兰州警察局局长及绥署处长以上人员；同时，接管兰州电台、报馆、银行、机场等要害部门，响应和支持“西安事变”。时人称这一行动为“兰州事件”。2月16日，于学忠飞返兰州。他向部属讲述“西安事变”经过，还说蒋介石被释放，事前张学良未同部下商量，就决定亲自护蒋回南京。此后，他不断往返兰州、西安之间，一边主持甘肃工作，一边参加西安各种会议。

张学良临行前，留给于学忠手谕，由他全权负责东北军，以待张归来。在此期间，他为贯彻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及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作了不少努力，并采取措施保存东北军内的进步力量。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在东北军中建立了抗日先锋队。事变后，抗日先锋队改用百十师番号。蒋介石逼于学忠将其解散。他将这支部队编入第五十一军，保存了下来。蒋介石在无理审判张学良后，又派五个军进逼西安，并于1937年1月4日将于学忠、杨虎城撤职留任。1月5日，他和杨通电质问南京政府：“调兵西进，是何居心？”6日，西安《解放日报》报道，于学忠和杨虎城又通电抗议蒋介石挑动新内战，要求南京政府释放张学良。是月中旬，南京政府提出改编东北军的两方案：（一）全部留西北地区整训，由王树常负责主持；（二）调驻江苏一带整训，由于学忠任江苏淮阴绥靖公署主任。由于蒋介石用金钱收买、分化和瓦解等手段，实行了第二方案。为此，于学忠先后到杭州、奉化、南京和上海四次见蒋介石，并极力要求释放张学良。在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和出兵进逼西安期间，东北军内部发生了“和”与“战”的激烈分歧。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1月30日晚，于学忠、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全权代表周恩来会商，决定坚持和平解决。2月4日，东北军及西北军将领联合发表宣言，说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经过。2月8日，蒋介石之中央军进入西安。4月，东北军调驻江苏淮阴附近，于学忠任江苏淮阴绥靖公署主任。此时，所部整编为两个师，即第一一三师、第一一四师。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于学忠奉命率部前往山东担任海防。8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韩复榘）。12月中旬，第五十一军进击青岛，摧毁一批日本企业，于25日退出青岛。

1938年1月，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被处决后，他接掌山东军队指挥大权，担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此后，率部参加淮河战役、台儿庄战役及武汉保卫战。由于于学忠部非蒋嫡系部队，作战受到损失而得不到补充，实力不断削弱。仅淮河一役，官兵伤亡二三千人，休整时却无任何补充。在智取韩庄、坚守防线争夺贾家埠、血战禹王山战斗中再立战功。

1939年，被任命为鲁苏战区总司令，辖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一军（军长自兼，后易牟中珩）、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七军（军长缪澄流）、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九军（军长韩德勤，后易李守维）等部。他指挥第五十一军和五十七军从大别山鄂、豫、皖地区越过陇海路、津浦路，向敌后鲁南进发，在山东、江苏两省交界处，与八路军交错驻防。同年4、5月，在鲁南召开的高级将领军事会议，他将山东分散之游击部队改称鲁苏战区游击纵队，编有十个纵队：第一游击纵队，司令张里元；第二游击纵队，司令后文礼；第三游击纵队，司令秦启荣；第四游击纵队，司令王尚志；第五游击纵队，司令于矗廷；第六游击纵队，司令秦毓堂；第七游击纵队，司令蔡晋康；第八游击纵队，司令周同；第九游击纵队，司令王洪九；第十游击纵队，司令申徒周。由于这些游击纵队缺乏统一的指挥，后被国民党特务分化瓦解。9月，鲁苏战区所属部队举行阅兵。时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在日本侵略军的指使下收买了一些汉奸刺客，准备在阅兵式上杀害于学忠。当时刺客埋伏在他阅兵必由之路上的一个拐角处的房顶上。上午10时许，他率卫队经过拐角时，刺客居高临下，从房顶上抛下一颗手榴弹，当场炸死一些卫兵，由于距离和角度不准确，于学忠幸免于难。事情发生后，沈鸿烈为了掩盖罪行，指使刺客往共产党控制的地区跑，然后大肆造谣：“共产党杀害于学忠’、“破坏抗战”等等。不久，刺客被抓获，阴谋被揭穿。至此，于三次遇险，但丝毫没有削弱其抗日决心。他说：“只要我于学忠不死，抗日是铁心了。”

1941年底，任山东省主席。

1942年5月，兼任鲁南游击总指挥。

1943年，因反对内战而饱受国民党当局排挤打压，决意解甲归田。在黄桷坪校区搬迁后，于学忠举家来渝并购得此宅取名“于家园”。

1944年3月，卸去鲁苏战区总司令之衔，调任重庆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

1945年5月，当选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1949年初，蒋介石胁迫他前往台湾，他隐居四川乡里，归向新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2年12月担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

1954年8月，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9月，任国防委员会委员。

1955年2月，任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

1956年，被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三届中央委员。

1964年9月22日，因患肝癌病逝于北京，享年七十五岁。

于学忠对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图谋侵占全中国的行径无比愤恨。他说：“在甲午战争中，我父亲曾与日军浴血奋战，我于学忠绝不能辱没先人。抗倭英雄戚继光是我的前辈同乡，我一生最钦佩他的民族气节，为抗击倭寇，将一切置之度外。我从小立志向他学习。身为武将，第一条就是保国。”

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于学忠由兰州抵西安参加张学良主持的高级将领会议，在会上表示支持“兵谏”。为支持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于学忠于同日发动“兰州事变”，与西安采取一致行动。当晚7时，驻兰州的于学忠部扣押了军统特务头子、兰州警察局局长史铭，以实际行动响应和支持西安事变。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于学忠与参加解决西安事变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副主席、叶剑英、刘伯承等密切接触，并建立起友谊。于学忠建议张学良将军：“要尊重共产党的意见，对周恩来先生的话，我们要多听一听。”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临行前将东北军交给于学忠指挥。

1938年11月，于学忠任鲁苏战区总司令。刚到鲁南，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派统战部长郭子化、组织部长李竹如、保卫部长张雨帆与于学忠接洽，将毛泽东主席的《论持久战》送给于学忠。于学忠让他的秘书室主任郭维城（共产党员）看后讲给他听。于学忠听了以后，感慨地说：“这不知是多少人的鲜血换来的。毛泽东先生高明，在《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抗战定能胜利。”

于学忠在驻军上高湖（现属山东临沂市沂南县）时，曾亲往王庄拜访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张经武，二人在抗日问题上的认识高度一致。不久，张经武回访于学忠，两人长谈一个多小时。出来后，张经武对郭维城说：“老头（指于学忠）表现很好，他态度很诚恳。我到延安开会，他让我带话向毛主席、周副主席等致意，给刘伯承将军问好。”于学忠在鲁南积极联共抗日，深受广大民众的拥护。在于学忠直接领导的第五十一军中，中共秘密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军、师建立了工委，团里有总支，大部分连有支部，成为团结东北军的骨干力量。在抗日战场上，东北军中的共产党员常常冲锋在前，英勇杀敌，发挥了巨大作用。对此，于学忠非常高兴。他说：“我这个部队有很大提高，比过去好多了。”

吴佩孚对于学忠赏识有加，在其将领面前说：“于学忠真是天生将才！”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到“旧东北军于学忠部……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俱将永垂史册。”

毛泽东把于学忠指挥的淮河阻击战和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大战，作为成功战例的经验，写进了《论持久战》。毛泽东对于学忠坚决与日寇作斗争深表敬重，赞扬他热忱爱国。

开国中将万毅：于学忠本质上是想抗日的，在民族气节上是无可怀疑的。

抗日时期，日寇轰炸重庆。1945年，于学忠率领全家及参谋长张继龙，副官龚殿臣和一个警卫连疏散来到江北县回兴乡黄桷坪，在此购买了一幢砖石院子，门前挂了一块“鲁苏战区司令部”的吊牌，这就是于学忠公馆。公馆附近驻有渝江师管区的连队和江北县自卫大队涂布公中队。这些官兵，抓丁逼款，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侮辱妇女，无恶不作，搞得周围群众不得安宁。于学志对此，时有所闻，决定要惩治一下这帮兵痞，为民除害。一天，于学忠吩咐部下：在附近暗中监视，如有不法之徒，尽管抓来见我。不久，一青年妇女路过，被几个渝江师管区的兵痞看见，拦住去路，正调戏间，被埋伏的于学忠部下当场抓获，押往于公馆，给予了应有的惩治。从此，这些兵痞再也不敢公开出来侮辱妇女了。

杨森的部队在江北“石盘河”驻有一个连，在此地设了一个关卡，名义上是抓逃兵，实际上敲诈勒索过往客商，什么都要，周围群众和过往行人无不提心吊胆。一天，于学忠进城，驭马路过这里，被这伙人拦住，一个连长声称：“蒋委员长有令，国难当头，有钱出钱，有人出人，今天兄弟公事公办，拿钱走路，不然……。”说到这里，只见他两眼圆睁，脸一下刷白，原来几支枪口对准他，黄副官走上去，两个耳光：“私设关卡，搜刮民财，罪不容诛，拦截司令，罪加一等……”那连长捂着脸，只顾求饶，黄副官向于学忠递了一个眼色，笑着拉马走了。

于学忠来黄桷坪，带来了一个警卫连，还有些勤杂服务人员，他们与社会接触，和气待人，买卖公平，严守纪律。这和于学忠平时严格的教育分不开。他的副官龚殿臣，跟随于多年，年过四十，尚未婚娶，一天夜晚，悄悄钻进女佣人房间，把这女的奸污了，于知道后，立即叫人把龚拉出去枪毙，后经张参谋长和黄副官劝住，虽免于一死，还是被开除。

于夫人懂医术，会治病，当时附近有些贫苦农民，生了病请不起医生，夫人知道后，出来为他们治病，并免费给药，很受人称赞。

于学忠先后在柏溪、回兴等地买了200多亩田地，分给黎树清等人耕种，佃户们都没有交押佃，秋收后来公馆向于学忠交租，于说：“我不缺粮，拿点尝尝新就行，其余你们拿去卖，做点生意，妻室儿女也好过日子。”这些佃户非常感激。佃户曾树清家生活困难，于学忠常常救济他，给孩子买衣服等物。解放后退押时，于每户给了一锭银子，这些佃户本来未交押佃，始终不肯收，于学忠硬塞给他们，并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久了，就算留个纪念吧！”佃户们非常感动。逢人便讲于学忠的好处。

于学忠有两件宝贝，都是他的挚友张学良将军送给他的。一件是一匹“盖西北”的战马，此马看上去不怎么样，但跑起来四蹄生风，速度快得惊人。他非常喜欢这匹战马，常说：“看见它，就会想起和少帅的感情和深交。”另一件是一把宝剑，蒋介石为感激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解了他的危，送给张学良的。张、杨发动“西安事变”，于学忠在甘肃任省主席，解除了中央派住甘肃的武装，并和张、杨一起行动，后来张学良被软禁在南京，张托人几经周折，才把这把剑转赠给于学忠。剑上刻有“西安事变不该把手忍”九个字。于深知其含义，所以，视此物重于自己的生命，不是至亲，不轻易看见。于学忠对此，常常激励自己：不畏权势，不受利诱，保持晚节，等待曙光的到来。解放后，这把剑于带去北京，一说流落民间。

1921年秋，川军熊克武、刘湘号称援鄂，纠集十二团之多的兵力，大举向湖北进攻。宜昌守军仅有第十八混成旅、第三混成旅各两个步兵团、炮兵营、工兵一连及第十师一团，兵力不及敌军三分之一。因两军众寡悬殊，总司令卢金山、总指挥赵荣华对防守毫无信心，忧虑重重。他们一方面急电吴佩孚求援，一方面准备放弃宜昌。于学忠却对赵总指挥建议说：“川军虽众，内部尚有矛盾，枪械弹药均不充实，亦无重武器，而且水陆并下，士卒疲劳，势难持久。镇守使有守土之责，不战而退，疆帅何能见谅，后无以图存。今日无论胜负，皆当一战。我军以逸待劳，未必不能阻止敌军。”这时，两湖巡阅使吴佩孚派李炳之和参谋人员来宜昌召开守军团以上军官会议，商研防守宜昌的部署，于学忠以一营长之身份被特邀参加会议。会上，他详细分析防守机宜，致使会议决定坚守待援。川军发动强劲攻势，进展顺利。一天，川军夜间发动总攻，突破了守军阵地，左右两翼步兵都已后撤。他仍率炮兵营及一部分未退之步兵在正面御敌。未几，川军喊杀声厉耳，但枪声稀疏，亦不前进。于学忠判断川军系子弹不足，故坚守不退。时至午夜，适逢吴佩孚乘军舰自武汉到宜昌督战。在阵地上，吴亲自接见了他，他当即报告战况说，敌军喊杀不前，定是子弹缺乏，我方退下部队，后有小江阻隔，此时尚尽难渡，可令拂晓前返回阵地反攻。吴说这样很好，即照此办理，并告知援军已到。嗣后，吴佩孚返回兵舰上，卢金山、赵荣华入见，报告战况，并商讨作战计划，吴均不满。其后，吴之参谋长张方严又来司令部商议，仍复不得要领。卢、赵乃嘱于学忠随张参谋长登舰见吴。他一一回答了吴佩孚所提作战问题及战场情形，并面陈反攻计划，又当即画一地图与吴看，吴阅毕即说：“就这么办。”按此计划，守军激战五昼夜，终于击退川军。

宜昌之战结束后，吴佩孚致电赵荣华，说陆军第三师（吴自兼师长）缺一团长，拟调于学忠前往补缺。赵以宜昌防备重要，未便易人为由，复电吴佩孚，并急升于学忠为第十八混成旅第二团上校团长。吴佩孚回到洛阳，在一次会议上说，此次两湖之行得一将才，乃赵荣华部营长于某。自此，他为吴佩孚所赏识。因川省内部分裂，川军西退。于学忠奉命率第二团先复建始县，将川军兰文蔚千人击出鄂境；后入施南县，收编张威部骑兵一千三百人。翌年，又参加援川之役。

1949年，全国解放在即，蒋介石曾指派一架专机飞抵重庆，欲胁迫于学忠及其全家赴台。于学忠隐匿重庆乡间，拒绝赴台。

日本侵略者在搞“内变策应”阴谋活动中，是实行“网罗”与“清除”双管齐下方针的，即一方面广为搜罗收买无耻军人、政客、流氓为其效劳服务，另一方面对那些抵制这种阴谋的人进行清除，扫掉障碍。他们曾经利用一些无耻政客对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进行拉拢收买，在遭到于学忠的坚决抵制，收买不成时，又采取卑鄙手段企图暗杀他，以清除障碍。

于学忠将军任过东北军军长和河北、甘肃两省省主席。1935年后，他坚持抗日救国，支持、协助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发动“西安事变”，从而推动了团结、抗日的新局面。1944年，他被蒋介石解除兵权和政务，只在“军事参议院”留有一个挂名副院长职务。当他发现建国路有特务监视时，心中怒不可遏，后来便借口“怕敌机轰炸”，带着警卫连和全家迁到五里坪林家大院（现五里坪小学）住下。

于学忠的故居，旧称于学忠公馆，又称于学忠官邸，或于孝侯宅第，始建于1927年，坐北朝南，占地面积647平方米，建筑面积552平方米，为三层建筑，其中地上二层，地下一层。于学忠公馆坐落在今沈阳市和平区北五经街17号，2004年，被列为“沈阳市第一批不可移动文物名录”。

于学忠在重庆的另一处居住地位于渝北区回兴街道宝圣东路501号，即于学忠在1945年至1951年期间居住的黄桷坪公馆，为一楼一底建筑，内有天井、花台，小青瓦屋面，底层有内回廊，楼上有外廊，面阔31米，进深32米，通高9米，占地1200平方米。在抗战初期，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由上海迁入重庆，曾一度以该处为校舍，红岩英烈江竹筠在此期间就读于该校。1951春，于学忠赴北京后，此处房产收归国有，成为回兴乡公所。回兴乡撤销后，作为回兴初级中学校教师办公室和宿舍。因年久失修，一度成为危房空置，2008年维修后，基本恢复原貌，目前开辟为于学忠将军纪念馆，陈列图片、实物，生平介绍等文字资料。该建筑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