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珍年（1898年—1935年5月13日），字儒席，河北南宫人。生于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1918年8月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步科。1922年7月任奉军第一师,历任排、连长。不久被保送至东北讲武堂学习，后任迫击炮连连长。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升任团附、营长。1925年任奉军李景林旅参谋长。1926年任直奉联军第十六旅旅长。是年投奔张宗昌，任模范团第二营营长、团长、第四军第一二一旅旅长兼该军参谋长。后任胶东防守总指挥。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1929年5月18日任山东省政府委员。并曾在烟台创办芝罘陆军军官学校，自兼校长。中原大战时保持中立，既接受蒋介石的第十七军军长的任命，又受阎锡山晋军第二十一路总指挥头衔。后其部被缩编为第二十一师,任师长。1932年9月，所部遭韩复榘进攻,被迫调防浙江温州。1933年5月6日被鲁涤平和俞济时逮捕。1935年5月13日被枪决于南昌。

刘珍年，1898年生于直隶省南宫县刘家庄(今属河北省南宫市王道寨乡)一个地主家庭。祖父刘党升在清末作过武卫校尉(例授徵仕郎)，至其父刘书云这一代，家道衰落。刘珍年排行第三，上有一兄一姊，下有两弟。四岁丧父。幼年在邻村寺旺受私塾教育。年十四时，与本县东赵守寨村田玉存(时年十九岁，后更名国珍)结婚。十五岁去威县贺钊村一家杂货店学徒，因不堪店东虐待，用烧火棍打了店东，被赶回家。1914年秋，在外祖父的资助下，进南宫县立中学甲班读书，是年长女恒馨出生。刘珍年在中小学时代，性格倔强，喜好拳术，字写得好，学习成绩亦佳。1918年中学毕业，于8月赴北京考取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同年得子，取名恒敏。保定陆校需先经入伍一年，而后于翌年7月正式进校，编入步兵第八期第一队。刘珍年学习勤苦，成绩优良。1922年7月毕业，经人介绍，投奉军第一师李景林部，在军官教导团迫击炮科见习，嗣任排长、连长。不久被选送东北讲武堂学习迫击炮，结业回队任迫击炮连长。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刘珍年指挥六门迫击炮一举摧毁直军阵地，为奉军步兵进攻开辟了道路，这是他第一次崭露头角。战后升任团副，不久又转任营长。

1925年冬，冯玉祥国民军发动反奉战争，李景林部失败，刘珍年在北仓战斗中，脑盖骨被子弹擦去寸许，在天津东亚医院治疗半年始愈。后来，他常自称这个伤疤是“军人之花”。出院后在北京虎坊桥赁房小住，读书自娱。不久又投直鲁联军，任褚玉璞部第十六旅旅长。旋因过失，被褚责打一百军棍，革去职务。刘珍年乃于1926年秋率部分亲信从直隶去山东投奔张宗昌，任张之“模范团”第二营营长。在该团训练中，刘营成绩突出，颇遭同僚妒忌。有人劝其稍自沩谦，以避微词。刘泰然对曰：“这有何妨!‘微云缀月，适增其美’耳。”

1927年春，“模范团”扩编为两个旅，刘任其中一个旅长，归第二军军长张敬尧、副军长班平秀指挥。该军在安徽等地与北伐军作战，屡战屡败，同年秋退到鲁南滕县一带。刘对人说；“张敬尧满嘴胡说八道，老班胡吃闷睡，这种废物统帅打仗，岂能不败?”面对北伐军凌厉攻势，班平秀一筹莫展，乃请张宗昌将不足两千人的残部交刘珍年整顿，他欣然履任。部下或劝刘：“张(宗昌)、褚(玉璞)覆灭在即，咱们何苦接这个破烂摊子。”刘慨然曰：“前汉亡去有后汉，他们不干咱们干！吾辈学当致用，建功立业，此其时也。”刘奉命率这部分残破不堪的队伍，编成一个团，属第四军军长方永昌指挥。刘大刀阔斧，严加整训，使这支部队的面貌为之一改。方永昌由此对刘的治军才能颇为欣赏，任命他为第一二一旅旅长，并向张宗昌保举刘任该军参谋长。1928年夏，北伐军进攻山东，张宗昌败退冀东，任命方永昌为胶东防御总指挥，第十三军军长刘志陆为副指挥，统辖鲁军残部开往胶东，以备将来东山再起。方永昌不久遁往大连，复将部队交刘珍年掌握。刘乃自称军长，从此以后，在他的军人生涯中，翻开了自立门户、争霸称雄的一页。

1928年5月，刘珍年与刘志陆两部交错驻扎于昌邑、平度、掖县一带。刘志陆率先与南京国民党政府拉上关系，将五色旗换成青天白日旗，并一再致书刘珍年，要求他“改旗换元、共襄大业”，实际上意在吞并。6月10日，刘志陆以开会为名，将方永昌军四个旅长中的三个(刘珍年托故未去)摘去兵权。刘珍年闻讯勃然大怒，迅即联系其他三个旅采取一致行动，拒绝刘志陆改编。6月中旬，二刘在掖县城一带展开激战。13日，刘珍年率全军冲出掖城，大败刘志陆于城西福禄山。

7月下旬，刘志陆复联合张宗昌其他残部如顾震、钟振国等，从南、东北、西北三面重兵包围了掖县城。刘珍年授意掖县民众代表去见刘志陆，要求停止炮火攻城，以免杀戮百姓。刘志陆要代表转告刘珍年：“总指挥(方永昌)既已弃军他往，该第四军自应由我副指挥统辖。若不听命，我定以重炮夷平掖城，诛灭逆军。”刘珍年立即挂起青天白日旗作为政治招牌，抗拒刘志陆。这时适逢方永昌自大连返回掖县，方一到司令部，立即撕毁青天白日旗，怒斥刘珍年：“掖县乃张督办(张宗昌曾任山东督办)家乡，也是我方某的家乡，你竟敢在这里挑出青天白日旗来!目下战事紧急，我暂不处理，看你此战表现如何，战后再说。”当夜，刘珍年指挥左翼军率先攻至掖城西南二十里的凤凰山，刘志陆军西退，方军全师掩攻，刘志陆大败，逃往青岛，通电下野。刘珍年讥刘志陆曰：“黔驴庞然，技止此耳!”

此役之后，刘珍年被方永昌任命为第一师师长，率部驻掖县。然而他对方永昌的疑惧和忌恨终未消除，于是暗约驻蓬莱县的第三师师长何益三杀方永昌，约团长刘开泰除掉方的亲信、驻黄县的第二师师长张蔼亭。是年中秋节，刘开泰如约枪杀张蔼亭及其亲信多人。方永昌适至黄县，闻第二师有变，急奔蓬莱何益三处，至蓬莱又悉何已去掖县刘珍年师部。方见势不妙，复弃军下野，潜返大连。刘珍年乃取方而代之，同时与南京政府联系，重悬青天白日旗。蒋介石给刘部以暂编第一军的番号，刘珍年任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刘这时踌躇满志，一改平素寡言鲜语的性格，动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哪个不听，就打他个兔崽子”!他软硬兼施，将张宗昌在胶东的余部及其他杂军顾震、钟振国(张宗昌干儿子)、刘选来、施中诚等部，或武力吞并，或婉劝归服，大体收拾干净，共编五个步兵师，另骑兵、炮兵、特务三个团，工兵、辎重、通信三个营。

9月14日，张宗昌、褚玉璞的直鲁联军在昌黎、滦州一带被白崇禧指挥的国民党军和张学良的奉军缴械，张、褚逃往大连，但其野心不死，在段祺瑞和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于1929年2月19日，率方永昌、黄凤岐等旧部及白俄分子组成的“毛子军”在龙口登陆。已归附刘珍年的第二师师长刘开泰、第四师师长李锡桐、第五师师长施中诚等又叛刘附张。张宗昌派人说服刘接受改编，刘提出要求先杀方永昌，再言其他。张命方离军暂避，但方走后刘仍不听命，张宗昌乃以武力解决。刘珍年因第二、四、五师叛离，本部只剩下自兼师长的第一师和何益三的第三师。刘奉蒋介石命令，将暂编第一军缩编为新编第三师，刘任师长，何益三任副师长。刘命何在牟平城内外赶修工事，自己率部在福山县一带打了几仗，终以众寡悬殊，刘部不支，迤逦东撤。张、褚指挥其旧部和白俄军，又勾结驻昌邑、潍县的孙殿英部踵趾追击。3月27日夜，刘军放弃烟台，退守牟平。刘凭借高厚坚固的城墙及预构的永久性工事，备足粮秣械弹，长期固守，伺机破敌。张褚军号称十万，将牟平城团团围住。自28日起，先以炮火轰城，4月9日以后，步兵昼夜轮番爬城。刘珍年亲临城头督战，为节约弹药、以作持久计，他命城上士兵以开水、砖石、棍棒还击，入夜则在铁桶中燃放鞭炮，模拟机枪声音，引诱敌人射击，以消耗其弹药。14日晨，刘命部队出击，激战五小时，俘张褚军七百余人、白俄兵五十七名、督战司令两员、团长一员，缴获步、手枪共五百余支。此后两军每日隔城相对，形成僵持局面。张宗昌坐到系在城西一棵大树的小板凳上，对城内嘶声喊叫：“儒席老弟，快出来吧，自家人打什么仗?我以前不知道部下有您这么个好人材，班平秀也没报告，我真是瞎了眼，班平秀也瞎了眼，我要是早知道，早就把全军交给您指挥了。……儒席老弟，快出城合作吧!”刘珍年不予置理，张褚军乃挖掘隧道，以炸药爆破，城墙毁塌而修复者数次。刘珍年通过各种渠道掌握了张褚军的虚实，制定了一个“铁蛋碰鸡蛋”的反攻作战方案。他挑选三千精兵，披挂整齐，备足三日干粮，待充分休息后，于4月21日晚10时乘黑夜出东门，从敌人配备薄弱的空隙穿过封锁线，集结于牟平城东七里的老人仓村，然后于拂晓前向士气怠惰的敌军奋勇出击，连续作战，务求全歼。出发前，刘珍年向出击部队讲话：“敌人是七拼八凑的乌合之众，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次作战是以我节制之师，打敌乌合之众，也可以说是以少数铁蛋碰多数鸡蛋，我铁蛋虽少，但是必将大获全胜!你们只要顺利到达老人仓攻击准确位置，我们就可以稳操胜券。到时候来他个左右大席卷，然后是纵深大扫荡，再接上不分昼夜的大追击，管保他们乱了队，放了羊，官兵不见面，孩子离了娘，乖乖地缴枪投降。”部队出发后，刘十分自负地对其部将说：“张、褚辈运用能力不过尔尔，摧枯拉朽，乃我指掌事耳!”

刘部下级官兵多系山东人，对张宗昌祸鲁切齿痛恨，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进步政治工作已在该部产生了积极作用，更兼刘珍年知己知彼，这次反攻几乎完全按照预定计划一举成功。22日凌晨2时，刘之突击部队从老人仓村兵分两路，向城东北隅迂回侧击，并以轻骑兵绕击敌军后方，张褚军大乱，疑是南军增援，纷纷向西溃逃。张宗昌在牟平城西七里店督队肉搏数小时，终于不支。刘军勇猛攻击，穷追不舍。23日，张宗昌、吴光新(段祺瑞妻弟)等一干头目乘船逃往大连；是日晨7时，刘珍年重占烟台。仅一天一夜，俘敌五千余名，缴步枪三千四百余支、各种炮数十门、机枪两百余挺，自来得手枪五百余支。刘军继续向西追击张褚军余部，因动作迅捷，刘部一度追过褚军，待发现失去追击目标后，又掉头搜寻。原来褚玉璞已率部进入福山县城。

刘乃将福山城包围得铁桶一般，命令褚立即投降，褚派代表谈判数次未能达成协议。刘珍年提出要褚之参谋长张骏出城面商，张坠城来见，却被刘扣住不放。部属中或以为两军交战不应扣留军使，刘珍年回答：“宋人吕东莱曰：哨口国之贤，敌国之仇也；权门之良，公门之蠹也’。”进而解释说：“褚之左右多是饭桶，唯张骏陆大毕业，有些智能。那些土蛋一旦离开了张骏，就会昏了头，不降何待?凡事既有经常，也有权变。古人云：兵不厌诈。我们扣下张骏，以宾礼相待就是了。”扣张后，刘命加紧攻城，他采用地道作业，近迫城基之下，准备以巨量炸药爆破。福山巨绅林秋圃深恐家产受损，乃邀请烟台招商局长和美驻烟台领事出面调停。刘部提出：褚玉璞只要交出军队可以放他；士兵个人财物仍归个人，愿干者留下，不愿干者可以回家为民。褚见大势已去，自知孤城难守，乃表示只要保证其生命安全，条件可以接受。于是褚军缴械投降。褚出城见刘，尴尬地说：“真是笑话，自己一家人打起来了。”刘冷冷地回答：“很对不住，督办(褚曾任直隶省督办)辛苦了，请到后方休息去吧。”

刘珍年将褚玉璞软禁在牟平，并无立即释放之意。褚之亲属故旧四处活动求刘释褚，张学良也让人传话给刘：“你与褚过去都是东北军的人，不看僧面看佛面，还是放了他吧。”刘要褚出二百万元添助军饷，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定为五十万元。张意调解成功，乃派轮船，并由褚妾孙敬秋备足赎金，赴烟台接褚。这时，刘珍年在天津，其部下不敢专擅，密电请示，略谓：“款五十万元已由汇丰(银行)提出；褚某已解来军部，大连接褚轮船现泊港外，是否开释，请电示遵。”刘批“既已交款，应准开释”八字。正待复电，刘之秘书长进言道：“此事并不单纯，还是再加考虑为好。”刘然其言，乃复：“款可照收。褚仍还押牟平，俟余回军再办。”刘表面上对褚优礼有加，实则暗藏杀机。同年9月10日，刘命其亲信第一旅旅长赵振起将褚秘密处决。赵当晚在宴请褚玉璞之后，持七音手枪，潜行至褚住室窗外，见褚正以骨牌占卜吉凶，便举枪射击，命中耳门，褚当场毙命。此事传出，舆论大哗，咸责刘言而无信，刘亦不以为意，甚至自认为是得意之举。

刘珍年驱张俘褚后，名声大噪，同年夏被任命为山东省政府委员(当时省主席为陈调元)，战后亲赴南京向蒋介石述职，受到蒋及其他中央大员的热情款待；途经济南、天津、又受到陈调元、傅作义等人的隆重欢迎。此行大大扩展了影响，公事私事均甚顺畅。刘珍年春风得意，野心膨胀起来。他常对亲信部将说：“我们若有三万人马，便可驰骋域中。”并说：“若交给我一省或一国，无论军、政，全部不在话下，必能臻于治境。”战胜张褚后，刘之兵力减至不足四千。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他积极扩充武力，大量收编流窜胶东各县的溃兵，强编从天津等地骗来的青壮“劳工”。不过数月，军队激增至两万余人。为了解决武器装备，他重金招聘技工，开办修械所，修造武器，同时多次从德、日等国购置大批枪械弹药。为了提高军队素质，他在烟台创办了芝罘陆军军官学校。军校半年一期，每期五队，队约百人，校长自兼。他常把芝罘军校同黄埔军校相比并，自测“前有黄埔，后有芝罘，以时间言也；南有黄埔，北有芝罘，以空间言也”。

刘珍年处世治军有一套独特的“理论”和办法。他让部队学习他编写的一些小册子，要求官兵熟记他制定的一些训条和口号，如“真革命的真革心，不能革心的是假革命”，“怕死的是孬种”，“同志不如同行”等等。1929年夏，刘从外地请来的新任参谋长一进办公室，看到墙上贴着“同志不如同行”的训条，诧异地问刘：“俗话说，‘同行是冤家’。怎么说‘同志不如同行’呢?”刘珍年朗声大笑，接着阐发了一篇妙论：“此处不是‘同行’，而是‘同行’。本军官兵来自各方，分子复杂，恩信未附，谁敢说谁是同志?只能要求他们先跟着走。孙子云：‘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共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可见同舟即能共济，也只有同舟才能共济。‘同舟’者，即‘同行’也。”他又说：“历代英雄，尤其是奸雄，欲扬其名，先张其功；欲张其功，首倡其乱，而后在纷乱扰攘的时局中，拉同行，争与国，抓军权，夺政权，一朝大权在握，自能取子在我，为所欲为矣。是故，不必怕乱，也不必怕患，乱患之际，正所谓同舟遇风之时，恰恰是争取‘同行’的好机会”。为了加强自己，扩张势力，有时就是要保持这种风雨飘摇、危难多端的局面。当时中国社会那种军阀厮杀、列强觊觎、兵燹迭起、内乱外患交并的局面，正是刘珍年认为可以施展自己才华的天赐良机。为了确保自己能够乱中取胜，他需要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因此，他对军队的训练和要求极为严格。刘珍年规定士兵一律佩带“不害国、不扰民、不怕死、不爱钱”的臂章，后来又把前六字改为“救国家、救人民”。他严禁士兵出入酒楼、茶馆、妓院，连在大街上抽卷烟也在禁止之列，还规定士兵请假必须有二人同行，才能离营房外出。他责成军警联合稽查处，昼夜巡察，自己也常带卫兵巡视，遇有违令者，立责军棍，决不宽贷。刘部军事训练运动量很大，士兵很少有喘息时间，因不堪忍受那种疲于奔命的训练，时有开小差者，一旦被抓住，就打得皮开肉绽，第二次逃跑者抓回枪毙。刘把司令部各部、处官佐也编成一个步兵连，由参谋长带领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他自己也同官兵一起操练，并经常检查伙房，夜间查看马号。刘珍年喜好运动，勤于读书，在烟台期间，每天坚持学习外语。他不吸烟、不嗜毒、不嫖、不赌、不滥饮。他和家人着布衣，饮食亦较粗淡。为人崇尚俭朴，痛恶奢华。在南京“述职”期间，参加过一次出席数百人的豪华侈糜的宴会，刘当时十分气愤，附耳对随从人员说：“你看这群人象革命的吗?等着吧，有朝一日都得象梁武帝一样饿死台城!”刘属下的军政人员特别是行政人员摸透了刘的特点，都投其所好，备有两套衣服，平日衣冠楚楚，见刘珍年时则是夏着单衣打补钉，冬穿棉衣露花絮，鞋子也是后跟儿钉鞋掌，前脸儿打包头。刘珍年每以此自得，说他用的人都是“清官”、“廉吏”。其实，其中不少是腰缠万贯、不恤民意的聚敛老手，而其副军长何益三更是吃、喝、嫖、赌、抽（鸦片）五毒俱全。

刘珍年极力培植个人亲信，大量接纳并提拔重用家乡籍及临近县份的亲友故旧。所谓“会说南宫话，就把洋刀挎”，就是流行于刘珍年部队及其家乡的口头禅。但是他要发展自己的势力，就得吸收有真才实学的人。在1928到1930年期间，刘接纳了平津等地一些进步的知识青年，中国共产党也从上海、武汉、平津等地先后调派曾希圣、李楚离、彭雪枫等几十名共产党员，通过其政训处长刘锡九(刘珍年胞弟，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等人的关系，到刘部队中从事军运工作。刘珍年见这些人有文化、有能力，可以帮助他治军，大都委以比较重要的职责，如司令部秘书、政治处副处长、芝罘军校政治指导员等等。起初，刘对共产党有一定同情，甚至还阅读《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认为共产党有办法，赞赏共产党人的政治宣传工作。1929年底，蒋介石通过派进刘部的特务侦悉有共产党活动，急电刘珍年逮捕李通良(即李楚离，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刘乃密派心腹给李送去手谕：“李通良请长假照准”。李楚离情知有变，连夜撤离。翌日，刘始张贴布告，明令通缉。不久，蒋又电令刘逮捕张霖之(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部长)等共产党员，刘依旧“先纵后捕”，一一放走。蒋闻讯十分震怒，复电申斥刘“包庇共党”，饬刘对“共党分子”“即时严加禁绝，否则必予严惩!”刘珍年不得不要求继任政训处长、中共党员李素若将刘军内共产党员或部分、或暂时全部退出。经中共中央赴烟(台)代表关向应同意，刘部共产党员全部安全撤出。此后，刘珍年由容共、驱共走向反共。1930年秋、冬，他先后逮捕了赵洪功、许端云等共产党员，使中共烟台、蓬莱等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虽然刘珍年个人生活相当俭约，农忙时派出部队义务支农，在烟台市政建设以及兴办胶东教育等方面，也有过某些”善政”，甚至颇获时人好评。但是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在剥削、搜刮人民方面，比起同时代的大小军阀，并无二致。驱张杀褚以后，确立了他在胶东的独霸地位，他以烟台为政治中心，以莱阳、掖县为军事基地，向胶东各县委派县长、公安、税务等局长，俨然成为山东半岛东部的“土皇帝”。胶东虽素称富庶，但是在西起平度、东至海滨，区区十三县蕞尔之地，要养活、维持刘珍年数万军队，实在是胶东人民不堪负担的重累。蒋介石支给刘部的军费不敷开支之半，余者均需取自于胶东人民。据当时胶东各县乡绅的控告信揭露，1928年，刘珍年将每地丁银一两加征九元，而军需特捐每银一两加征至三十四元功口上军队给养实物折洋，全年总计两千多万元，不仅大大超过了胶东百姓民国以来历史最高负担额，也超过了山东其他地区。1930年，山东全省规定每银一两征收六元二角，而刘珍年从1930年下半年至1931年上半年共征六次，总计每两达四十一元多，超过近六倍。他常以“绑票”的形式，勒逼富户缴款。1930年仅黄县张、丁，掖县张、杜四姓即“绑“去大洋四百七十万元，其他十万，二十万者更不罕见。刘珍年巧立名目，征税聚财，税目几近二十种。他派往龙口办理印花税的人，因其军部自印的印花税票印刷质量太差，向他建议：“今后不必自印，可向省局洽领，他们的印花是中央发的真正的印花税票。”刘珍年一听勃然变色，斥问道：“你说什么!?我们印的是假的，他宋子文印的才是真的?哼!……你也太奴性了!实话对你说，我们不设银行，不出钱票，就算我们满老实。”刘珍年对敢于抗捐抗税的群众实行血腥镇压。1928年10月，派军队三百余人，于12月深夜血洗牟平县南乡抗交捐税的段家、三甲、石城一带村庄，当夜杀害群众四十余人，捕去一百多人，烧毁房屋一千五百多间。对被捕群众“……以非刑逼供，至露肋断筋，绝无所得，任意指定八人，架赴刑场枭首”。

1930年夏，爆发了中国近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握有三万多精兵的刘珍年在冯玉祥、阎锡山与蒋介石之间的这场新军阀战争中是一个份量不轻的砝码，各方都急于把刘拉到自己一方。早在大战爆发前夕，蒋介石即在徐州召刘会谈，给刘以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上将军长名义(后不久又缩编为第二十一师，但军队数量等一仍其旧)，并给现款三十万元，着其在烟台待命。阎、冯亦不甘落人后，分别派人赴烟台活动联刘反蒋，阎锡山还经由傅作义送给刘一百支冲锋枪、十万发子弹，并给刘以晋军第二十一路总指挥的头衔。刘珍年来者不拒，款、枪照收，惟对各方虚与委蛇，避不明确表态。战端一开，济南之韩复榘部首先溃败，残军干余人退向鲁东；阎军傅作义所部丰玉玺、张荫梧两路沿津浦、胶济两线进展迅速。这时双方拉刘益急，蒋介石、顾祝同迭电刘珍年增援韩复榘。刘之左右有的主张乘机灭韩，进取徐海，指向宁、汉。然而刘一改机敏果决的素性，对两种意见都点头称“是”，但一直按兵平度，作壁上观。而对双方送来的饷、不但一律“哂纳”，还指示其驻各方代表不断索求，一要再要。刘的中学和保定陆校同学赵甫忱对此十分气愤，向刘提出：“侍秦侍楚我无意见，中立也可以，但应表明态度，不该今天要这，明天要那，诛求无已。光要钱、不办事，失信于人，照这样下去，我是不敢再回太原了。”刘正色答道：“您这话可不对，您意志薄弱，不懂主义。须知蒋冯阎都是军阀，我们才是革命的。他们的钱和物都是来自老百姓，既不是姓蒋的，也不是姓阎姓冯的。照理说，他们应当把钱、地、东西全部交给我们才对。当然喽，早晚是要交给我们的。他们三人，偌大年纪，不懂事理，无故陈兵中原，视国计民生为儿戏，伤天害理莫此为甚。他们之间的混战是十字街头狗咬狗，我们帮助哪一方都不光彩。希望你们驻晋代表速回太原，驻京代表仍回南京，向他们继续要钱、要东西，越多越好!”刘珍年那种一味模棱的态度，引起了双方军阀的恚怒，特别是韩复榘对刘珍年眼见自己陷于困难而坐视不救，恨彻肺腑，战后，韩对刘的参谋长说：“你代我谢谢刘军长，我退到潍县、坊子时，他要打我一下，我就垮了。多谢他那时没有动我的手。”怨愤之情溢于言表。而这也是造成韩刘之战的一个重要原因。

韩、刘矛盾不止一端。韩之山东省政府委员、厅长斗树春、何思源等人以及国民党山东省党务委员会等曾向南京政府控告刘珍年把持民政、扰乱财政、容纳CP(共产党)、干涉实业、聚敛无度……要之，这些“罪状”皆可以归结于刘搞“独立王国”，不服从韩的政令。刘对韩复榘所委官吏一概直接或变相地加以拒绝，截留旧赋和各项税金，甚至将省政府所委胶东特派员张九祥等予以杀害。韩多次派人疏通，要求刘完全听命于己。刘则委婉而坚决地给以拒绝。韩联络疏通不成，就与失势军阀李景林勾结，策划利用刘之重要官佐均系李之旧部的关系，分化刘部，伺机倒刘拥李。然而李派去的人潜入烟台不久，即被刘察觉，驱逐出境。韩一计不成又生—计，当得知刘本人及其旅以上官佐俱曾为李景林之预备军长张宪部属时，便以事成之后以张代刘、归顺于韩为条件，请张继李分化刘之左右。刘珍年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派人赴济南分化韩的部队。事为韩侦知，韩愈加恼怒，对僚属说：“刘珍年盘踞胶东，飞扬跋扈，简直是我们胸前剑，不除此獠，寝食不安!”于是韩复榘积极着手武力解决。

刘珍年事先得到韩复榘将要进攻的情报，乃将烟台及其附近各县兵力集中于掖县、莱阳两地准备迎敌。1932年9月17日，韩复榘以刘珍年拒绝省军到刘防区“剿匪”为借口，集中其第三路军之大部约五万之众，向驻昌邑一带的刘军发动猛烈进攻。刘急分电蒋介石、何应钦，请求制止韩的进攻，同时亲自驰赴掖城，决定全军官兵立发双饷，以励士气，并派部破坏桥梁交通，以迟滞韩军行动。韩复榘于18日向南京政府发出“先斩后奏”的巧电，申明“吊民伐罪”之意。19日，蒋、何电复刘珍年，谓已电韩令其停止进攻，20日，行政院电令“双方即日停止军事行动，听候中央查明处理”。但韩对此不予置理，依然督师分取掖、莱，蒋介石十分恼火。刘虽积怨于蒋，但蒋、韩亦有矛盾，蒋意以刘掣肘韩，俾使其控驭。韩竟敢先斩后奏，继又“弁髦中央命令”，蒋自然不能容许，乃调徐州刘峙、河北商震分由两路攻韩援刘。南路军一部进抵鲁南时，异波突起，北平张学良发表援韩通电，并派一个炮兵团加强韩的攻击力量。蒋、张的军事介入顿使韩、刘之战复杂化、全局化。参加“国联”大会的中国代表施肇基自美国来电称：现值国联开会，盼朝野团结，消灭一切纷争，以作外交后盾。国内各界人士鉴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有不少侨民和资产，担心韩刘之战极有可能成为其侵华的新借口，故纷纷致电 国民党中央，要求“制止鲁省内战，同赴国难”。蒋乃接受山东籍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等人的建议，转而采取“调停”方针，派蒋伯诚等分晤韩、刘。韩阳示遵从中央，象征性地撤回一部分军队，实际上仍在伺机进攻。韩乘刘“收拢五指，握拳迎敌”之机，抵虚蹈隙，派兵占领了烟台及附近县份，刘珍年一度仅能控制掖、莱及栖霞、牟平四县。25日，韩军展书堂师进攻莱阳，刘部梁立柱旅出击，俘韩军约三个连。10月6日，韩军荣光兴等三个旅复向莱阳进攻。7日晚开始，韩军孙桐萱、曹福林两个师在重炮、野山炮、迫击炮等约二百门重火器配合下攻击掖县城。刘珍年指挥所部竭力抵抗，韩军终未能攻入。19日，国民党中央以何应钦名义分电韩、刘，提出四项解决办法：(一)自即日起，韩军撤回潍河以西原驻地，限26日前撤完；(二)刘珍年第二十一师暂驻福山、掖县、莱阳、栖霞、牟平等五县及龙口；(三)第二十一师原驻之蓬莱、黄县、招远、海阳、文登、荣成、平度等县暂不驻军，由原军警维持治安；(四)各军移防后，整饬军纪，听候中央处置。韩对这个貌似公允、实际袒刘的方案极不满意，改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于21日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张学良提出辞去山东省主席职务，借以要挟国民党中央政府调刘出鲁。韩复榘此举激起强烈反响，社会各方面人士特别是一些军政要人多主张挽韩调刘。这时关键在于刘的态度。

刘珍年起初并不打算离开胶东这方厮杀数年才争得的安身立命之地，但在其参谋处长、政治处长的竭力撺掇下，终于改变主意。他感到同韩复榘的战争虽暂时制止，但终难相安，且局蹄胶东一隅之地，势难有大的发展，不如调出胶东另寻地盘。因于25日电呈南京中央政府要求调走，并指出其正在南京与韩复榘代表谈判的参谋长韩洞当面求蒋调动。蒋故作怀疑地对韩洞说：“你问问刘师长真想调防吗?嗯?愿意调到什么地方?”韩洞转电询刘，刘复电：确愿调防，地点希望调海州、徐州或豫东、豫西均可。起初决定调驻湖北随县、枣阳一带，旋遭湖北头面人物夏斗寅等及湖北旅沪同乡会等反对。继改调宁波，浙江报纸立即载文反对。蒋介石召见刘的代表，故作扼腕地说：“哎呀，你们二十一师名声实在太坏了，到处遭到反对。”最后改调温州，舆论寂然。时人或疑此系蒋曲意安排。

第二十一师离鲁调浙，使刘珍年与韩复榘之间矛盾随之解决，但是刘与蒋介石的矛盾以及刘军内部矛盾却日趋尖锐和表面化。

刘、蒋之间本是一种微妙的关系。蒋对他是拉拢、分化、控制；他对蒋则是既利用又戒备，形式服从，暗中抵制。蒋要他在部队中发展国民党，但他的军队中许久没有国民党组织。国民党中央多次催促，他总是敷衍。直到蒋介石电促：“校官以上特许入党，速造表呈报。”刘才将校级以上军官集合点名，草草举行了个仪式，表报南京，完事大吉，以后连起码的活动也没有。蒋多次派人“游说”，要刘真心归顺，但都遭到刘的冷遇。

1932年12月，刘部陆续开赴温州，当地人感叹：“从此冬底郡邑无安枕日矣。”蒋介石在该部南调过程中即着手瓦解刘的部队。刘接蒋电令，着将骑兵团留驻江北滁县，但他装聋作哑，仍将骑兵团运抵温州。温州地域褊狭，难以容纳刘军数万之众，蒋即命刘部装备最精良的第三旅(亦称独立旅)进驻福建省北部的蒲城，刘兵力无形中被拆散。刘部官兵均系北方人，调防后，大多不服水土，人病马死，怨声沸腾。特别是离开经营数年的胶东，依靠蒋介石拨付的有限军费，远远不敷支用。”1933年1月，刘亲自见蒋，要求将第二十一师仍恢复为军的编制。蒋以全国军的编制定额已满，予以拒绝。刘拂袖而去，以离军休息向蒋施加压力。参谋次长熊斌等人前去劝阻，且告以蒋已答允增拨两团军饷，但刘远不满足，带部分随从人员径去杭州，蒋恨之益深。同月25日，(旧历除夕)刘部第一旅第一团驻泰顺县的第一、二两营，因该团团长陈肃克扣了士兵的赏金(每人二元)，激成哗变。士兵们三五成群，闯入民宅，肆行劫掠，并将县长陈鲲提到营部，勒去现洋数百元和干元支票一张。正月初一、二、三三天又分别在离城二十里的钟坑、六十里的百丈口、四十里的洪口等处抢劫，一时舆论大哗。蒋介石立即借“泰顺兵变”之机，将其第一、二两旅西调衢县、常山、开化，在开进途中又改调赣东北的河口、弋阳、贵溪一带“围剿”红军。

刘在杭州西湖“呕”了两个多月，得知蒋介石把他数年惨淡经营的刘家军调往剿共前线，虽然愤懑不已，也只能徒唤奈何。4月初，他回到河口，将部队仓促缩编，上层军官因职街调整，啧有烦言，下层被裁汰的官兵既无适当安置，又不发编道路费，任其随处飘流，怨声载道。同时，第三旅亦因蒋之策动，脱离第二十一师。该旅旅长张銮基致电刘珍年，望钧座下野出国，否则本旅将不为钧座所有。刘大怒，立即派人分化该旅官兵，企图将该部拖回，但事为张察觉，刘派去的人被全部扣押。刘珍年电告蒋介石：张銮基叛变，他要率兵讨伐。蒋回电称，张叛变你，并未叛变我。刘愤怒不已，但亦无计可施。德式装备的第三旅终于直接加入蒋系编制，编为独立第四十五旅(后改编为新编第三十五师)，直属于军政部。于是刘再度离军赴杭，出示抗议，蒋介石自庐山电令刘赴庐，刘拒不应召；蒋命其离杭赴赣，又置之不理；陈诚、何应钦、顾祝同等一干大员纷电促驾，刘——概视若罔闻。其亲信部将焦急万分，皆劝及早销假回防，免生不测。他充耳不闻，只是一味强顶，既不回防地，又不续假，将自己置于同蒋介石公开对抗的地位。刘珍年还发豪语：“丈夫切莫当人子，男儿岂甘作马牛!”这时蒋介石已内定刘“违抗军令，擅离职守，煽动部队叛离”等罪名，密令浙江省主席鲁涤平调查刘之“罪状“，必要时得便宜行事。

5月6日午夜，刘珍年终于被鲁涤平和浙江省保安司令俞济时派队逮捕，同时在其西湖刘庄饭店寓所搜出带有反蒋内容的日记及刘所保管的第二十一师公款一百二十万元(中国银行存折)。鲁涤平于5月10日电呈行政院报告捕刘情况，同时忸怩作态，说自己“权宜处置，迹近擅专，并乞予以处分”。19日，林森、汪精卫等联合签发了国民政府令：“陆军第二十一师师长刘珍年破坏法纪，违抗命令，著即褫职，听候查办”。刘被捕后先软禁于浙江保安司令部，后软禁在西湖北岸一座豪华别墅。其间，蒋介石曾派周至柔持其手谕令刘写悔过书，遭刘坚拒。刘的同乡同窗赵甫忱曾找陈诚，以“让刘今后永远脱离部队”为条件，请陈在蒋面前代为缓颊，陈托辞不见。刘的参谋长韩洞面见蒋介石欲代刘求情，未及启齿，蒋便说：“刘师长的事，我都知道了，你早日返回防地吧。”韩见陈诚，陈说：“刘儒席太不听话，这怎么能行!”刘珍年后来似乎觉察到一味硬顶，凶多吉少，曾嘱原特务团团长崔振东代他去庐山向蒋输诚。崔偕刘之驻宁办事处主任杨力川等谒蒋。蒋这时已委原副师长梁立柱为代理师长、李仙洲为副师长，刘已完全在其股掌之中，无须再顾忌什么，乃对崔、杨说：“刘珍年从来不听命令，可以问问你们的参谋长(指韩洞)，以前在山东时我鞭长莫及，现在到我范围之内，仍不服从，岂能容许!他一贯独断独行，我连调换个旅长、副师长都不能擅专，可见他目无中央法纪。”

刘珍年被羁押到1935年，蒋命顾祝同在南昌组织军法会审。同年2月，刘被打入囚车，由杭州解到南昌。刘在特别法庭上态度依然倨傲不屈。在审讯“泰顺兵变”事件时，审判长顾祝同问：“泰顺兵变是否你们上级嗾使?”刘答道：“天地人间宁有此理!带兵者谁肯嗾使部属哗变，你们也带兵多年，试问能这样作吗?”顾又问：“泰顺兵变谁应负责?”刘昂然回答：“全营哗变，该营营长应负主要责任，直属团、旅长等应负部分责任，若再往上推，那么我当师长的也有责任。不过，我乃委员长直属部下，因之，如再往上推，则蒋先生也有责任了。”顾祝同顿时气得面色惨白，立即电蒋：“刘珍年态度横蛮，旧态不改，无可理喻。”蒋乃电复：“处死!”

是年5月13日，刘珍年被以“纵兵殃民”等罪状，枪决于南昌东郊荒地。时年三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