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昌（1887年12月15日—1959年7月12日），字次宸，山西崞县（今山西原平）人。1900年入清廷武卫左军执勤务。1908年入该军随营学堂，1911年毕业，授副军校，任哨长。1912年夏，入北京政府陆军部将校讲习所，1913年，考入北京陆军大学第四期深造。

光绪十三年十一月一日生于山西省崞县（今原平）沿沟村的贫寒农家。依照崞县地方耕读传家的习俗，徐永昌五岁即在粗通文墨的父亲指导下读书认字，开始念《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读物。及至七岁便入塾受业，先读《论语》，依次读了《孟子》、《大学》、《中庸》、《左传》、《书经》，并涉猎《诗经》等。有了良好的旧学基础。幼年的徐永昌天资聪颖，但缺乏恒心。

这年慈禧扶植拳乱，招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西逃。毅军总统（军长）兼武卫左军总统宋庆，率部护驾，十二月到大同。一个营底（营本部）驻曹叔店内。师爷（书记官）徐椿龄老先生是营口人，很爱喝茶。因士兵初到此地，贪着出玩，加之老先生年近五十，尚乏子嗣，呼茶唤水，往往无人应声。永昌不忍，常为老先生提水泡茶。老先生喜其诚实勤谨，又怜他身服重孝，向店东打听清他的身世后，就问永昌：“你愿意跟我走吗？”永昌回答：“愿意。”于是在营部给他补了个名字，幼不成兵，也无力作夫，只是在徐师爷身边执勤而已。永昌随营底移阳高，到崞县，过韩侯岭，渡黄河茅津渡，走怀庆，经彰德、赵州、保定，宋庆部于銮驾回京后，即驻通州。永昌一年多间，走三省数十州县数千里。到通州后，他补了一名马夫，照顾马匹。常于夏天午休时到四野无人的溪边将衣裤解下洗净，在石板上晾干。官长常示范说：“徐永昌是发一套服装的夫，却比你们发两套服装的兵整洁得多！”年底补为兵。20岁时，文案何毓淮，为他买了匹私马，加入马卫队，到哈尔滨剿匪。他第一次参加作战，所在部队就将六七十人的一股土匪剿灭，擒获十余人。

1904年，十七岁的徐永昌由军中苦力改做司书。在此期间，徐永昌凭借幼时入塾受业和勤勉，博得上司的好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加紧读书，充实自己。

1908年，直隶提督马玉昆奏准，开办武卫左军随营学堂，录取的160人中，以倒数第二名入学，发愤苦读，“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修完普通科，又修步科，最喜欢战术、代数、三角、历史四课，考试每名列第一。因他在讲堂上常向教习发问，有几位教员误以为有意为难，学校总办因此在宣统三年毕业考试时，罚扣他若干学分，将他拉到第二名毕业，授副军校（中尉），见习后正式派在武卫左军左路前营左哨（连）作副哨长。九月初八，阎锡山在太原响应武昌起义，被推为山西都督。清廷命武卫左军左路规复大同。1911年辛亥革命时，永昌倾向革命，不愿回家乡打枪，请求上级留京改任新兵营哨长。

1912年（民国元年），永昌考入陆军部将校讲习所。

1913年（民国2年）冬，永昌以第一名毕业，分发南京陆军预备军官学校连长，辞未赴任，考入陆军大学第四期。

1914年（民国3年）年初，入学，教官则比将校讲习所的差，日籍教官还有侦探的嫌疑。

1916年底，举行毕业式，总统黎元洪亲监观礼。

1916年（民国5年）元旦，袁世凯称帝，春末，永昌与同学孙岳等，同谋倒袁，离京赴沪赴浙，袁死后，又返鲁，为吴大洲筹组参谋厅，7月返校。崞县续西峰辛亥革命中招募勇壮，直下大同，遭阎锡山疑忌，流亡京津，是北方始终不渝支持孙中山的志士。永昌本可应江西都督李纯之请，分发赴赣，因与西峰深相结纳，自愿任陆军训练总监部编辑官。

1917年（民国6年）7月，张勋复辟，赴保定游说曹锟顾问孙岳；又约晋南李岐山赴天津与续西峰商对策。前陕西都督陆建章，让他带一万元，游说资助缺饷的通州张锡元旅进京讨张勋。张旅占领朝阳门，被王士珍劝出。后段祺瑞马厂誓师，曹锟响应，阎锡山派晋北镇守使由京绥路出兵讨张，张勋遁入荷兰使馆，闹剧收场。 自倒袁相交以来，徐永昌与孙岳已成莫逆，一直以兄弟相称。同年12月，直督曹锟命孙岳在廊坊办军官教育团，孙任团长，孙又邀永昌任教育长，此后直军下级军官多由此征补，也成为后来国民三军干部的摇篮。孙中山见北方民党同志势孤，任于右任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与陕督陈树藩对抗。

1918年（民国7年）5月，为经营西北革命根据地，续西峰约永昌等5人赴粤谒中山，中山已转日本。他们经香港、越南到昆明、贵州毕节、重庆，与唐继尧会议，又与熊克武会于成都，策划援助于右任。因滇黔川各系军均无远出心，与陕督军战斗不利，数万里远行无功而返。

1920年（民国9年），直皖战争后，徐永昌任第十五混成旅参谋长。

1922年（民国11年），直奉战争中，永昌接替带病的孙岳负责西路指挥，战争酷烈，双方伤亡惨重，坚守住阵地。战后，孙岳兼冀南镇守使、右翼巡防统领，徐永昌任第十五混成旅第二团团长。

直奉战后，张作霖暗地与孙中山、段祺瑞联络，组织三角联盟，谋倒占领北京的曹锟、吴佩孚。续西峰等凭三寸不烂之舌，做通了冯玉祥、孙岳等人的工作。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亲督东路往关外打，一直打到山海关。可是负责西路热河的冯玉祥以修路名义行缓兵之计。10月23拂晓，冯军入城。事前与守卫各城门的孙岳部第二团约好，互相以统一制作的内镶白月标帜的黑旗为信，径围总统府，幽曹锟于延庆楼。冯自称此次行动为“首都革命”，史称此事为“北京政变”。永昌事前不赞成此举，（认为曹吴政治虽然不好，尚有国家人民，可以促其整顿改善。还有纵兵糟害百姓的人，我们却不问，反要先倒曹吴，这实在不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仍与孙岳保持一致的行动。事后孙岳部编为国民第三军，拥有一个师、六个旅的兵力，徐永昌坚辞师长不就，出任第三军第一混成旅旅长，驻防保定，负责平津沿线北段治安。

1925年初，孙岳就任豫陕甘三省剿匪总司令，“入陕督陕，入甘治甘”，徐永昌兼任第三军第一路总指挥，由保定开拔，经河南西进。是年8月，孙岳奉命兼任陕西省督办，任徐永昌为第三军第一师师长兼陕西警备司令，准备向甘肃进发。不料，段祺瑞又任命冯玉祥为甘肃督办，第三军在入甘不能，留陕不足自给的局面下，引兵东进，出河南，北上京津。同年秋，国民第三军入甘不能，转而出潼关，到河南。这时，续西峰等正在策动河南人樊钟秀进攻山西。续鼓动樊说，山西军之软弱，我知之甚稔，可谓静如处女，动亦如处女，一闻枪声便会逃跑。又说，祁（县）、太（谷）、平（遥）之富，也是你想象不到的。民元阎锡山派人去借军饷，祁县渠家拆了一堵墙，就取出白银五十万两。你如入晋，还愁军饷无着吗？樊钟秀深受鼓舞，积极准备攻晋。续西峰则试图拉拢甫至河南的孙岳部一起对付山西。

徐永昌身为山西人，不愿桑梓涂炭，且对阎锡山的“模范省政”素有好感，又与晋军将领周玳、孙楚等有旧好，亦极力阻挠攻晋军事。在国民第二军胡景翼防区郑州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徐永昌发言说，山西一贯奉行“保境安民”，攻打山西师出无名，动则必败。不如先打直隶，继取山东，赶走奉军后，再做计划。之后，徐永昌率部北上。在石家庄，他见到原定协同樊钟秀攻晋的弓富魁、胡德夫。徐永昌明确说，我前奉督办（孙岳）命与岳（维竣，国民第二军军长）会议，决定合力攻奉，你们如何行动我不能管。弓、胡皆系山西人，亦不想与晋军作战。听了徐永昌一席话，遂放弃攻晋计划北上。这样，续西峰精心策划的攻晋之战，最后只剩下樊钟秀一支孤军。徐永昌恐山西方面事先不知情，遭受突然袭击，又在率部北上之前，遣人通过周玳向阎锡山通报了信息。阎锡山闻讯，迅速调兵遣将，由于樊钟秀力量自先不足，山西方面又早有防备，攻到辽县即被晋军打败，仓促之下由竣极关退出。

1926年春，国民军在天津失利，第二军溃散于豫西，第一军撤至五原，冯玉祥下野出走苏联，徐永昌率领所部（第一师）及第三军之愿撤西北者退集包头（其时孙岳因病休养，徐永昌受命代理第三军军长）。4月至5月间，苦无出路的国民军第一军准备以借道入绥为名从雁北攻入山西，徐永昌再一次明确表示不同意打山西。接着，国民第一军六路攻晋，晋军倾全力应战。8月，国民军不支，退出晋境；晋军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打到归绥。9月，冯玉祥从苏联归来，召集旧部于五原，策划重振旗鼓。同时，在对晋作战问题上的超然做法，更加拉近了徐永昌与晋阎的距离，为扩大实力网罗人材计，阎锡山有意拉拢徐永昌。徐永昌到太原后，阎锡山将此和盘托出，请求配合，徐永昌对山西的处境表示同情。双方商定国民第三军渡河进驻山西，阎锡山“自然用客军入境推诿奉张”，并月助第三军军饷三万元。

1927年3月间，按照事先约定，徐永昌的第三军步兵两个师、骑兵一个师、炮兵一个团及一个独立炮兵团，沿黄河西岸南下，由临县碛口渡河入晋，分驻汾阳一带。后因张作霖压迫阎锡山就副总司令职越来越紧，徐部又进一步东移到榆次一带。于是，阎锡山更以客军深入作为延宕张作霖压迫的借口。尽管国民第三军只是以客军的身份入晋，起先并没有加入晋军序列，但是一经踏上山西的土地，接受了阎锡山的津贴，也就在事实上成为晋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徐永昌本人则自当时起，即与阎锡山合作共事，为阎锡山出谋划策，与赵戴文并称为阎锡山的左右手。

1927年6月6日，阎锡山接受南京政府的任命，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易帜拥蒋。与此同时，军事形势发生变化——奉系张学良部在河南将吴佩孚的势力击溃，冯玉祥部由西安向潼关以外活动，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由湖北向河南推进，张学良遂向北撤退。之前，阎锡山面临两难选择，不得不对奉张虚与委蛇，如今底牌既已亮出，先发制人，主动出击就成为必要的了。有鉴于此，徐永昌力主当机立断，向奉军出击。9月29日，阎锡山发表讨奉通电，晋军（称为“北方国民革命军”）各部从指定位置向奉军发起进攻，晋军杨爱源部三师出获鹿，徐永昌所部由井径出平山，合为一路，向北攻击。 讨奉军事起初进展顺利，不到一周时间，左路军前锋王靖国师轻取张家口、万全，李生达师占领宣化；右路的国民第三军与晋军联合部队在扫除滹沱河敌方前进阵地后，分别进至行唐和东长寿之线，再经过一次突破攻击，占领望都、定州。与此同时，冯玉祥所属各部在陇海、津浦两线也发起进攻，奉军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10月10日，张作霖调整部署，在津浦路取守势，集中优势兵力于西线。晋军深入敌后，腹背受敌，优势变为劣势，不得不全线后撤。这时阎锡山尚在东长寿前线指挥。

正当晋军开始全线后撤之际，徐永昌因见杨效欧师后部正向西行，说是向曲阳龙泉关去，又知杨爱源、周玳、杨效欧等其时业已西去，急令参谋追截。阎锡山感佩徐永昌的军事才能，特电约徐永昌到井陉晤，委之以东路指挥大权，第三军仍以客军待遇。徐永昌在推辞不掉的情况下，正式接受三晋军符，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东路总指挥。

在徐永昌接受指挥东路军事的任务时，阎锡山主张毅然决然放弃前方，保守井陉山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坚固部署阵地，保得东路无虞。徐永昌则觉得井陉山阵地，一点准备也没有，山虽险峻而寒冷异常，人稀地阔，少饮水、无燃料，不经部署，遽然退守山地，反而很难，虽有险要，亦用不上。故主张“留少半兵力固守前方，拼死也要拼的能先守前方，非待后方布置妥当，不往回撤。因此且能使后方军队容易整顿。总而言之，井陉山地虽然险要，不经部署则绝不能守，一处有失，全盘坚守均失。”于是，在徐永昌的坚持下，杨效欧的一个师被留在了前方。阎锡山起初认为晋军不长于野战，离开井陉山地非常危险。这样做是冒险，其结果可能会白白送掉一个师。然而，后来的事实是，凭借上述防御体系一直维持了三四个月，奉军因天寒地冻及其它事故未能大举进攻，徐永昌则利用这三四个月的时间，不仅将井陉山山地工事筑好，运煤、积雪水，一切都从容准备就绪。而且在井陉矿场积极炼了三四个月的焦炭运回太原，解了焦炭供应不足的燃眉之急。待到次年二三月间，奉军开始大举进攻时，在前方略予周旋，一夜之间，即退到井陉山，进入阵地。

1928年1月4日，蒋介石于下野四个月后，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一北伐军序列，准备继续北伐。晋军改编为第三集团军，徐永昌旗下的北方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改称第三集团军右翼军，徐永昌续任该部指挥，主要作战任务为出井陉，抢先攻占石家庄及其以南的元氏、高邑，控制京汉路，切断石南奉军主力北归之路。4月初，在二、四集团军逐渐北上在形势下，三集团军发起反攻，徐永昌的右翼军首先突破奉军防线（二三月间奉军发起的进攻持续了几个回合，不能动摇晋军阵地，双方便呈对峙状态），一击之下，敌即退过滹沱河，再次进攻即打到望都。5月31日，进入保定，兵逼京畿。正当徐永昌率部打到保定城，以国民第三军的名义布告安民之际，突然接到孙岳在上海病逝的电报。同时接阎锡山命令，驻守保定。随即，阎锡山北上亦到达保定。

1927年底，孙岳从太原赴上海治病，完全脱离第三军（此前一直随军行动，先五原，再神府，再汾阳）。不久之前，徐永昌在望都前线曾收到孙岳的亲笔信，说：“阎公亲自东出，弟将何以自处，似宜始终与之结合，否则孤立也。”对第三军的出路预先做了交待。到了保定，孙岳已死。徐永昌思前想后，决定正式加入晋系。在徐永昌的主动要求下，北伐胜利后，所部国民第三军正式加入晋军序列，编为第三军，徐永昌任军长。

1928年7月，蒋冯阎李同到北京告祭孙中山，北伐战争结束。蒋介石郑重其事地约永昌到一个饭店，征求他对国家问题的意见：“次宸兄在北方很久，对整个国家问题，有何意见？”永昌说：“说起话来，总须关顾人心，江南常说的那套话，过河以后是应当加以纠正的，否则便会得到不良的影响。第二，政府仍以建都北京为好。万一政府非在南京不可，亦应将军事学校设在北方。阎先生与冯先生这两大势力，不分即合。分是国家实力的对消，合则国家或且多事。政府建都北京，最能解决这二势力之分合，裨其均有中心可向。故万一政府不能在北方，亦应将亦应将军事学校设在北方。此有二点好处：其一，我们的外患在北方，训练军官的地方亦以在北方为切实用：其二，蒋先生可藉此训练学生，常来与阎冯在一起，感情融洽，国家力量可以团结。这是我对国家问题的意见。”蒋首肯者再。

徐永昌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主动放弃独立地位，率部归属阎锡山的晋系之后，又以“军民分治”相号召，自释兵权。1928年10月他被任命为绥远省政府主席。他以为主席是一文职，就将所部第三军进行整编，师、旅长全部换成阎放心的人，让副军长黄胪初持册送请阎锡山接纳。阎说：“绥省地方不靖，带上兵去，较易施为。”永昌则说：“如不带兵即无能为，那就带上兵去亦做不好。主席是一文职，军民分治，请自我始。”他决定以后，邀集全军干部当面宣布，反应是全体反对。

到绥后，每天策马，走遍城外三五十里，探讨民间疾苦。他得知本省地土辽阔，民生慓悍，官民都无所凭依。比如东胜没有城墙，县长嫌不安全，住到离城数十里外的一家油坊内办公。他就向阎请到三十万元，修筑城堡，武川县城在他调任后告成。1929年9月调河北，首先遇到的是与各国公使接触，来访回拜，彼此宴请，忙碌了一个多月。

早在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徐永昌因事前往黑龙江，见所到之处野旷田肥，即想，如彼好地，大可屯兵数十万，既固边防，亦省国帑。萌发了屯垦的想法。1928年秋，徐永昌受命出任绥远省主席之前，早年屯垦戍边的思想进一步明确起来，在不厌其烦反复向阎锡山建议的同时，徐永昌责成专人拟定了西北屯垦计划。其屯垦计划将屯垦分为兵屯、民屯两种，以兵屯为主，辅之以民屯，以整理绥远腹地为主，兼及周围。建成一处，移民一处，实边一处。具体项目有：疏通旧渠、开发新渠、筑城堡、修汽车路、设轻便铁路、设立新村、设立农业技术传习所等。并在绥远试行以工代赈开筑河渠。实施屯垦，开发绥远，巩固边陲，在这个问题上徐永昌与阎锡山不谋而合。然而，形势的发展却使屯垦计划只能“容即图之”而不可能付之实行。北伐之后，先是编遣会议上的争斗，接着，反蒋战争纷起，进而演成中原大战。随即阎锡山战败下野，远走大连。屯垦之事被搁置了起来。

1932年，阎锡山复出，就太原绥靖公署主任职。同年2月，以“裁减军队，从事生产”相号召，由绥远省主席（1929年8月徐永昌改任河北省主席，傅作义继任绥远省主席）兼第七十三师师长傅作义、第七十师师长王靖国和第七十二师师长李生达三人倡议，由各该师各拨编一个屯垦队（相当于一个连）。各带原薪饷和应带之枪械服装，开赴后套屯垦。8 月，大规模屯垦开始，大约有两团另两营的建制部队，参加垦荒种地。“屯垦部队之垦地面积，约为1200余顷，均系能耕种之熟地，如连生荒地计算在内约有4000余顷。”

1929年初，国军编谴会议不够公平，不欢而散。各方军事摩擦不断，各方人士云集太原。极不情愿地被阎锡山拉上了中原大战的战车。在劝阻不能奏效之余，接受了指挥陇海线军事的任务（徐永昌任总指挥，杨爱源副之）。当时划归徐永昌指挥的部队计有：万选才五、六万人（号称十万，作战力量很靠不住），刘桂堂数千（作战力量尚不及万部），刘春荣近两万人（军队尚好，其本人不坚定），孙殿英近万人（在亳州被围，作战力尤差），石友三四万余人（军队很好），刘茂恩万余人（较万部为佳）；确实有把握、堪委重任的只有晋绥军孙楚、杨效欧、关福安、杨耀芳、张会诏五个军，赵承绶骑兵军及几个炮兵团，共计十五万人。

在中原战事未起之前，徐永昌对形势作了一个总体分析，结论仍然是，如果张汉卿出兵相助则有可能胜，反之则必败。基于上述认识，徐永昌抱定“受命而来，全师而归”的主意。

中原大战以反蒋联军失败而告结束。战后，蒋介石将黄河以北事交张学良料理。1930年9月27日，河北省主席易人，徐永昌径回太原，11月，阎锡山在蒋介石中央的逼迫下，准备出走暂避。阎锡山离晋前的两三天，特召集晋军所有军长以上的主官会议，宣布徐永昌以晋绥警备总司令的名义，负责晋绥两省治安。

中原大战初败，徐永昌从前线撤回之时，汪精卫、陈公博、谢持等都在太原，冯玉祥亦到山西，住在汾阳之峪道河。不久中央军入陕，陕甘诸马全变，杨虎城进迫西安，宋哲元部由西安撤出，准备渡河来晋。山西方面有人以客军入境易生事端为由，主张阻其入境。徐永昌则说“绝不可；非但不可阻挠，并且要妥为接济。因我们既曾共事在一起作战，现在理应收容人家，俾其共存。”

阎锡山出走大连，受命主持晋绥两省的徐永昌面临着的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还是乘机延揽旧部另立门户的考验。阎锡山走后不几天，徐永昌即应张学良电邀，与商震赴天津，协商晋军整编事宜。在他的力争下，最后确定的晋军序列是：步兵四个军，即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军，分别由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任军长；基本部队由原来的军改为师而组成——商震第三十二军由冯鹏翥、杨效欧两军组成，徐永昌第三十三军由李服膺、杨澄源两军组成，杨爱源第三十四军由杨耀芳、王靖国两军组成，傅作义第三十四军由李生达军及傅自兼之军组成。另：正太护路军，司令孙楚，下辖三旅。骑兵四个旅，司令赵承绶。炮兵十团，司令周玳。其余原有番号的关福安、丰玉玺、张会诏、秦绍观等部均并入上述四军一独立师之内。如此一来，事实上，晋军原来的一军若干团变成了一师若干团，缩编仅是换换关防而已。

与军队的整编相比，经济问题更为棘手。徐永昌主政太原后，约三、四个月期间，维持晋绥局面非常困难，尤其是经济。其先固然是兵多钱少，其后是队伍不整编好，张学良不发饷，而入晋的庞炳勋、宋哲元、孙殿英等部粮秣杂费之支付，以及山西自己的队伍、番号虽缩小，而饷额并未大减，该支付的除军粮外，尚需一些副食及杂费等等，粮是实发，饷则因晋钞跌价，无形中去了八成，而徐永昌就以财政整理处留存的三、四百万元，一直维持到队伍整编好，发饷为止，度过了最困苦的阶段。

徐永昌自幼从军，不甘人后，刻苦向上，积劳成疾，酿成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难以治愈的肺结核，医生建议静养。然而政局动荡，人在“江湖”，难以置身事外。直到部队整编完毕，晋绥军政初步安定之后，才拨冗赴北平入协和医院治疗。这时，中原大战虽早已结束，但影响却并未根除，山西驻下了如许军队，华北人心不安，社会上遂流传两种谣言：其一，宋哲元联合中央，将不利于山西；其二，石友三联合华北将领要驱逐奉张出关。徐永昌身卧病榻，心中却日益不安。权倾一时的张学良亦颇感焦虑。于是，由李石曾出面联络，徐张在北平李石曾寓所晤，共同协商合作之计。张学良首先表示与山西合作之意，徐永昌也深感面对眼前复杂的局势，只有与张学良合作，才不至再生大乱。在与张学良就奉晋合作安定北方达成共识后，徐永昌差其秘书长王均一赴大连专向阎锡山报告。阎锡山表示赞成，并说：“此时我们总要有一朋友，犹之古代所谓与国，在北方互为犄角，才可安定。”不料，时隔不久冯玉祥函告徐永昌，说他与阎锡山及两广均联络妥当，第一步教石友三发动反张，大家帮他驱逐奉军。与此同时，阎锡山与陈济棠（时任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也先后致信徐永昌，表达同样的意思。对于冯、陈他未予理会，阎锡山处则再派王均一转达前述之意见，并强调：“我们已与张汉卿说好，奉晋合作安定北方，未及多时我们变卦，其结果必至难以自处。”

阎锡山倾向于与冯陈的约定，1931年春夏之间，一连几次派人催促徐永昌出兵助石友三。徐永昌都坚持说，“不可这样反复。”最后，有张煦南衔阎锡山之命见到徐永昌后，千言万语，归为一言，仍然是要徐永昌支持石友三将奉张打出关去。徐永昌反驳道：“一个人或一个集团有无前途，在乎时势与机会，亦在乎自己的作为，不能不择手段，不计利害，强行乱做。我觉得现在我们一动，整个北方即将变成覆巢。第一张汉卿当然无能为力，马上退出关外，或仅退过滦河，但我们还是十九年（指中原大战时）之势力，少了孙仿鲁（连仲）、张维玺，加上韩复榘，即是说一旦张汉卿退走，我们的力量顶多追到滦河，此时晋军的全部加上石友三、宋明轩、孙殿英、庞更陈、韩复榘这些力量，远不如我们十九年的力量。如谓尚有粤桂与孙仿鲁等，其实十九年原有张（发奎）、桂（李宗仁）军及孙仿鲁，今仅添一陈伯南（因为孙仿鲁与韩复榘不可指望），如何抵得中央加上张学良。我敢断言，张退滦东后，我们这批无识见的野心家，一定分赃不均，互相埋怨，纵与时间，不但毫无作为，或且自起事端，而张则必与中央联合，一面分散我们的团结，一面向我们压迫，彼时我们便求一如今日的局面而不可得。这是在利害上说不可如此作。即仅就已与人家说好，两下合作安定北方一点来说，亦不能不顾信义，无端反复。至于阎先生出处，我自觉有机会便能出山，何可不顾成败，乱动强出，坏大局而害自己。”这使阎锡山从此打消了助石友三之念的缘故。

1931年春夏之间，山西省主席商震因裁撤村政处、撤换县长、并秘密与南京接洽，激起晋绥将领的一致反对。7月20日，石友三于河北顺德（邢台）起兵反奉，华北将领无人附和。随即，商震军队离晋助张（学良）。8月11日，徐永昌受命代理山西省主席。10月3日，被正式任命为山西省主席。在此期间的8月5日，阎锡山以探父疾为名由大连飞回山西大同。次日，径返五台河边村。阎锡山归来事先并未通报，晋绥干部在感觉突然之余，自是兴奋不已，全国上下则反响强烈，疑惑之中又不免担忧，张学良尤为不安，力主阎锡山离晋，蒋介石政府在张学良的坚持下也明确表示，阎锡山非离开山西不可。徐永昌竭力为阎锡山担保，阎锡山回晋后不几日，张学良即电约徐永昌赴北平会议。8月24日，徐永昌抵平。

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因丢失东北而成为众矢之的，自顾不暇，阎锡山的去留问题遂不了了之。九一八事变后，徐永昌即进一步为阎锡山之复出而努力。这回问题的症结在蒋介石中央，因此，徐永昌把着眼点放在了南京方面，仍然通过魏道明、郑毓秀的关系，打通关节。

1931年10月3日，国民政府令：阎锡山免于通缉。

1932年1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举阎锡山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2月27日，阎锡山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终于重掌晋绥军政。徐永昌的省政，于阎锡山复出后大多延续进行，其省政总体设计的构思，更进一步演变成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并进行了确有成效的实施。

1932年10月，徐永昌应约到武汉面见蒋介石。

1934年7月，徐永昌受蒋介石电召，至江西反共前线视察。次年春，徐献策组织参谋团入陕指挥反共军事并监督省政，为蒋所采纳。

七七事变后，被任命为军令部部长，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军训部长白崇禧、政治部长陈诚并称为军委会四大巨头，他的日记详细记载了8年中他参与的全部重大活动，如娘子关的丢失责任，汪精卫投日对国家无损，对汪个人大损。22次会战的全过程（参见长衡会战词条的详细记述）皖南事变爆发时蒋的惊讶，对方先觉投敌的认知。

1945年9月2日代表中国，到东京湾上与美、英、苏等9国代表签字接受日本投降书。

1946年6月，徐永昌即因病引隐为陆军大学校长，战局不利时出山为何应钦内阁国防部长，后来又帮助阎锡山内阁协调战事，1949年他还参与了傅作义北平起义后的苦肉计潜伏计划。

1948年，任国防部部长；7月，晋中战役结束，解放军在徐向前的率领下兵临太原城下，7月22日，蒋介石亲自飞临太原部署保卫太原事宜，徐永昌随同前往，这是蒋介石最后一次访问太原，也是徐永昌最后一次回到山西。

1949年，率陆军大学师生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至台湾后，曾任台湾当局“资政”，其后获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军衔。

1959年7月12日，徐永昌在台北市寓所内去世，终年七十二岁。9月26日台湾发布褒扬令，28日举行公祭，蒋介石颁赐“怆怀良辅”挽额。

自青年时代起，徐永昌即坚持写日记。其中，从1916年徐氏自陆军大学毕业后始写到1932年终止的部分，由其友人整理，徐氏自己定名为《求己斋日记》，由北平荣宝斋书局雕版印行。其后，自1933年起至1959年徐氏病危辍笔，前后26年，共三百余万字。全部日记均为徐永昌用铅笔自记。

著有《徐永昌日记》（1989年在台出版）。

《徐永昌回忆录》

1945年9月2日，东京湾盟国总受降仪式在“密苏里”号战舰甲板上举行，作为美中英苏四大战胜国，中国代表第二个出场签字。当日，日本政府投降代表是外相重光葵和大本营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上午9时（东京时间），签字仪式举行，由同盟国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主持。投降书长一尺五寸、宽一尺，共二份。

在日方投降代表重光葵、梅津美治郎签字完毕后。作为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签字后，按照战胜国的顺序，第一个出场的是美国代表尼米兹上将，第二个出场的是中国代表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上将，第三个出场的是英国代表福拉塞上将，第四个出场的是苏联代表狄里夫扬柯中将。在同盟国四大战胜国签字之后，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等国高级将领依次签字。

中国政府的代表是军令部部长、陆军上将徐永昌，他郑重地在日本投降书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留下了一段掷地有声受降感言：“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个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也可同样回想过去，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他就应当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

徐永昌故居

徐永昌故居位于太原市精营东边街12号，门口那块落款为“太原市人民政府”的“历史民居”牌匾。是一座典型的民国时期传统四合院，现存的建筑占地面积2420平方米，建筑面积375平方米，房屋24间，方亭2座，院西还保存有28米的长廊。建国后，徐永昌故居成为太原市民主党派的办公场所，今天依然挂着“中国民主同盟太原市委员会”的牌子，因为长期被机关占用，这座老宅院也一直得到维护和修缮，宅院的外观整洁如新，庭院内灌木葱郁，只是与昔日的景象已有不少的差别，院东的花园早已不存，已经难以寻觅到徐永昌曾经的痕迹和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