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大地震（Kantō Great Earthquake of 1923，也称関東大震災，かんとうだいしんさい） 是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的7.9级强烈地震。地震灾区包括东京、神奈川、千叶、静冈、山梨等地，地震造成了巨大灾难，伤亡约10万人。地震还导致霍乱流行。为此，东京都政府曾下令戒严，禁止人们进入这座城市，防止瘟疫流行。

1923年9月1日，日本的横滨和东京一带发生的地震灾。这一带在日本称为关东地区，故此震习惯上被称为关东大地震。震中在附近的相模湾内，在东京的西南方约70～80千米，震级为8.2（日本所定震级，最高为7.9，最低为7.8）。据日本政府发表的数字，死亡和失踪的人数共计14万余人，其中东京的4万余人是被大火包围因烘烤或窒息而死。震后的三角测量表明，相模湾以北和东边的房总半岛的地面有较大的向东南的水平位移。对相模湾海底的测量则表明相模湾中部的海底下沉了100～200米，有的小区竟下沉了400米，而在主要的下沉区以北发现一处海底上升了250米。这表明这次地震导致了海底地形的大变动。日本南部海域处于菲律宾海板块与日本列岛的邻接部位，这里的板块消减运动方向与上述海底地形变动是相符合的。

1906年和1915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理学系地震专业的大森房吉教授和他的助手今村明恒副教授两次就东京是不是将会有大地震袭击进行了争论。今村副教授根据历史地震分析，提出东京存在发生大地震的危险性，并且强调要特别注意火灾的发生。作为日本地震学界泰斗的大森教授，以避免人心混乱为由，一直否定。

1923年9月1日大森教授访问澳大利亚悉尼天文台。当地时间下午1时09分，当他来到天文台地震观测室的瞬间，地震仪的记录笔突然发疯一样大幅摆动，“太平洋的什么地方发生大地震了”，大森一边说一边仔细分析地震记录，顿时，他惊呆了，大地震似乎就在东京附近。不久，就传来了东京大地震和大火的外电。

日本的关东地区东跨日本本州岛中东部，总面积3万平方公里，日本重要的工业区——京滨工业区就在关东地区。

东京及神奈川县府（现东京都）为中心邻接千叶县、静冈县至茨城县东部的内陆和沿岸的广大范围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大地震中，有许多人在阪神-淡陆大地震（兵库县南部地震）压死，由于日本海沿岸关东地区中北上的台风灌强风，东日本大震灾（东北地方太平洋冲地震）溺死很多。亦有很多人在地震中的东京都被烧死，当时的东京市（东京15区）密集了等木造住宅，火灾因此蔓延。

这次地震，是2011年（平成23年）3月11日发生的东日本大震灾以前日本历史上所受最大灾害。因为在府县的跨范围内的灾害发生了未曾发生过的灾难和受灾者，直接袭击了东京都。但是，内阁总理大臣的加藤友三郎8月24日（发灾前8日）突然死亡了，因此发生灾害时康哉从内田内阁临时代理总理大臣职务，发生灾害次日9月2日山本权兵卫首相就任（另外，敕令于在8月28日），9月27日帝都复兴院（总裁:内务大臣的后藤新平兼职）设置致力于重建事业。

地震发生时金融停滞，由于紧急敕令的延期。相当多金额的外债注入重建作业中，不过，被花费了的火力发电的引进时期的电力事业就所占一半。摩根商会在1931年（昭和6年），接受下来了占到10亿日元以上的震灾善后处理公债，数额是当时日本的年度的国家预算的6成以上。

在日英同盟的时候，政府对资金周转叫苦连天，特别是这种重建事业在国债·公司债两面的对外债务。另外，因为地震，昭和金融衰退恐慌（1927年【昭和2年】3月～1930年【昭和5年】）举行的金解禁并世界恐慌（昭和恐慌）为止的严峻的经济环境下的影响严重。因此，第二年黄金出口（再）被禁止。

另外，由于灾害而东京市郊外移居到者也很多，「天灾によるドーナツ化现象」（ドーナッツ化现象就是指中心城区的人口数量剧减，人口向城市周围以及郊区移动的一种现象。）现象发生。

1923年 関东地震の被害集计（诸井・武村 (2004)）引用

注：

（1）海啸：静冈县海热市6米。千叶县相浜（现在的馆山市）9.3m。洲崎8米，神奈川县三浦6米。镰仓市由比滨丘300余人失踪。

1923年9月1日11点58分，东京以南90公里处的相漠湾海底发生了一次8．3级大地震。地震引起的海啸袭击了日本关东平原地区，其中东京和横滨损失最大。24小时后，关东平原地区又发生了一次强烈地震。在随后的一周里共发生几百起余震。灾难发生前，地下传来一阵闷雷般的巨响，大地在一阵怒吼声中剧烈震颤。建筑物开始摇晃，大地裂开道道巨缝，人无法平衡。紧接着一幢幢房屋及其他建筑物开始倒塌，到处尘土飞扬。地震几秒钟后，惊恐万状的居民拼命往外冲。顿时，东京城里大街小巷水泄不通。由于地震发生时，许多人正好在家中做午饭。当时的日本家庭通常都用炭为燃料。地震发生后，火红的炭渣撒在草垫上或地板上，飞溅在纸糊的墙上，不到几分钟，东京城里千家万户的住宅顿时起火。更糟的是，东京城里的供水管道在地震中受到严重破坏，无法使用。转眼间，全城一片火海。在这次地震和大火中，东京损失了30万幢建筑。地震中横滨倒塌的建筑有6万幢，码头和港口几乎全被损坏。道路上到处都是裂缝。城里到处都是死人尸体，更多的人被埋在了地底下和乱石中。在这场灾难中，横滨有10万人死亡，其中有4300人下落不明，10万人受重伤，约有150万人无家可归。

日本关东大地震造成巨大灾难，死者和下落不明者共达14.2万人。因为当时东京的地震仪已经遭到破坏，根据仙台市地震仪的记录推算出这次地震为里氏7.9级。

鹿岛公司根据当时的记录进行了核实。他们发现，当时对地震仪本身遭到的破坏估计得太低了。因此，对地震的规模做了过低的评价。他们根据实际情况对那次地震作出的新的评价是8.1级。按照里氏地震级别的计算方法，震级相差0.2，地震规模正好相差一倍。

1923年9月1日，正午时分，在东京赤坂离宫，年仅22岁的裕仁摄政举行盛大国宴，招待各国使节。宾主言欢之际，一阵猛烈的、突如其来的颤抖从地底深处传来；在摇晃的大地、叮当作响的碗筷与目瞪口呆的来宾间，裕仁不顾礼节，踉踉跄跄地跑向殿外的花园。他看到了一幅山崩地陷般的图景。

新落成的、高达12层的东京塔，“像一根火柴棍似的被一截两段”；无数高大建筑顷刻间土崩瓦解。东京一下子显得低矮、空旷了，只有嘈杂的人群、鼎沸的声息和渐渐冲天的火光，连接着孤岛一般的赤坂离宫与遭逢灭顶之灾的日本。众多传记作家后来纷纷写道，在余震不断的离宫大院里，裕仁表情木讷、“呆呆出神”。

1923年9月1日近中午时分，日本主岛本州相模湾海底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几分钟内，往北约80千米的东京和横滨市的许多建筑物都成了一片瓦砾。

在东京，许多家庭正在他们传统的炭炉上烧饭。地震使炉灶翻倒，引起了大火。火势从城市的木房屋蔓延开来。家家户户惊恐出逃，接着人们发现自己已被困在火墙与隅田川之间。蔓延的大火迫使他们跳入河中，数以百计的人淹死在河里。

第二个灾祸接踵而至—海啸从海洋席卷而来。几乎有70万住家毁坏或严重受损，死亡人数达到13万。

地震使日本工程师和建筑师们认识到需要设计抗震的建筑物。他们的努力在1987年显示出来了，这一年东京遭受了一次大地震，但只造成2人死亡和53人受伤。

震中N35.2°E139.3°,大约位于神奈川县小田原附近相模湾内。震级里氏7.9级。

日本大地震的消息传到中国时，中国政府迅速行动，展现了极其罕见的高效率。

此时的中国政局，也如同日本一般，处在波动当中。这年6月份，在曹锟等人的逼迫下，大总统黎元洪被驱逐，而参与驱黎的国务总理张绍曾也随即辞职，依照法律规定，由内务总长高凌霨摄政，代理总理职务。

这一摄政内阁在日本大地震次日，就立即派人前往日本驻华使馆表示慰问。内阁召集会议，外交总长顾维钧提出，对于日本震灾，“我国本救灾恤邻之义，不容袖手旁观，应由政府下令，劝国民共同筹款赈恤”。

内阁一致通过了5条援日救灾决议：除了分别电令驻日代办张元节、驻神户总领事馆紧急调查灾情之外，拨款20万元援助日本，并要求“各省长官联合绅商地方团体组织日灾急赈大会，与政府一致进行”，同时“派遣商船运送粮食药品，及红十字会赴日”。

摄政内阁以大总统令的方式号召全国人民“广募捐款，尽数拨汇，藉资拯济，以申救灾恤邻之至意”。内阁还邀请各界名流，如熊希龄、孙宝琦、汪大燮、王正廷等，共同商议援助日本的具体事项。会议从中午一直讨论到傍晚5时，进一步决定：通令各省区一律筹款赈济；迅速运米30万石到日本；解除粮食输出之禁令；邀请各慈善团体、红十字会及银行、新闻、商会、军警各界组织日灾协济会等。

代表“中国人民”表示慰问的，还有广州的孙文“大元帅”。他致电日本国摄政裕仁亲王（即日后的裕仁天皇）：“值贵国京城和国家遭受空前灾难，造成生命财产损失之际，请接受中国人民的深切慰问。”同时，他还给他的日本朋友们犬养毅、福田雅太郎、大仓喜八郎、藤村义郎、久京房之助、头山满、莹野长知、宫崎寅藏家属等，致信表示慰问。

已经下台避居在天津的段祺瑞，也成立了“救灾同志会”，通电北京中央政府、南方孙文、各省军政长官及各团体，号召“广为劝募”，赈济日灾。

在政府的强力动员下，中国各界达成了罕见的一致行动。日本驻华使领馆一时门庭若市，前来慰问和表态的人络绎不绝。日本驻华的商业机构、民间团体等，也收到了无数的慰问电、慰问信和慰问品。

正在天津的梁启超发出通电：“救灾恤邻，责无旁贷，谓宜尽吾力所能逮，迅派军舰商船，募易服食各物，驰往急赈”。

上海《晨报》在9月3日发表题为《日本大震灾》的社论：“我国国民宜速组急赈会，募集巨款，特派大规模之救护团，驰往赈济，并切实调查灾况，如有缺乏粮食衣服之事，尽量输赠，万一灾后发生时疫，亦当派遣十字队前往医护。款项愈多，人员愈众，时期愈速，则救之范围愈广，效果亦愈大。”

同日，《民国日报》社论标题为《吊日本地震惨灾》，《申报》社论标题为《悲日本地震大火灾》。中国新闻界几乎一致呼吁民众，为日本地震灾区尽己所能献出爱心。

《民国日报》呼吁《中国人急宜救济日灾》，“此次日本巨灾，固然是日本的大不幸，然能因此恢复日中亲善，保持东亚永久和平，在中国固有益，在日本也不能谓无利。”“好义之声，一呼百应”，希望日本人能“谅解中国人民的好感”。这家报纸更是“希望日本在这次震灾中，领略人类同情心的福音，上下交勉，和中国做一个道义上的朋友”。

上海各界发给日本的慰问信、慰问电，充满了关切之情。

震前摩擦

此时令中国人柔肠寸断的日本，不久前还在令中国人咬牙切齿。

这一年，日本本应归还租期届满的旅顺、大连。旅大是由俄国在1898年强租的，租借期限为25年，正好在1923年到期。日俄战争后，日本打败了俄国，就继承了这个租约。但是，对于25年的租期，日本人并不满意，他们希望永久持有这两个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军港城市。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遭到袁世凯巧妙地拖延。在国际压力下，日本放弃了部分要求，最终以武力为后盾，逼迫袁世凯政府签订了条约，这就是所谓的“民四条约”（民国四年签订），其中规定“将旅大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延长为99年”。

对于刺刀威逼下签订的“民四条约”，从袁世凯开始，中国历届政府都坚决不承认其具备法律效力。在引发“五四运动”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也对此进行了力争，坚决否定“民四条约”的合法性。1922年年底，在旅大租期即将届满之前，中国众议院、参议院先后通过议案，重申“民四条约”无效，得到无数民间团体支持，要求中央政府尽快对日交涉，收回旅大。

3月10日，中国外交部照会日本外务省及驻华公使，声明取消“民四条约”，并接洽收回租期届满之旅大，但遭到日本拒绝。全国一片哗然。3月17日，在国共两党及其他社会知名人士推动下，上海成立了“国民对日外交大会”，宣告“日本犹固执不逊，即实行经济断交”。

又成立了一家“上海对日外交市民大会”，由各路商界联合会、上海总商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工会等21个团体组成，通电全国，在未收回旅大前，全国对日经济绝交。“既云经济绝交，则不仅禁止购用日货而已，实含有与日人断绝一切社交之意味。既云断绝一切社交，则凡日人在华所营之事业，吾人皆应与彼脱离关系。如不受日本的公司雇聘，不登广告于日本新闻，不载货于日本商船，不向日本的公司保险，不向日本银行存款，不收受日本纸币，不往日本医院治病均是也。”（上海《总商会月报》）。

对日经济绝交立即席卷全国，上海、北京、济南、合肥、武汉、长沙、厦门等地相继推行，日本对华出口额大幅萎缩，“天津一埠损失约1200万元，上海约4000万元，通计各埠损失，已达1亿元再就日本6月份全国贸易观之，输入计超过输出9600万元”。（中国旅日学生“旅大收回后援会”报告）

但是，日本政府并未妥协，他们一方面宣称这是“排日仇日”行为，要求中国政府严加取缔，另一方面则以牙还牙，在宜昌和长沙先后开枪射杀中国民众，酿成“宜昌惨案”和“长沙惨案”。双方关系日渐紧张。

日本大地震的消息传来后，“经济绝交”的组织者们，试图将抵制日货与赈济日灾分别对待。上海总商会表示：“恤邻与自卫，并行不悖。”上海中华书局进德会提出：“此次日本震灾，为近世大劫，吾人本人类互助及救灾恤邻之谊，理当援助，颇闻同人中有以国耻为恨者，须知不忘国耻，是一事，人道主义又是一事，不妨并行，且此次可为吾人仁义之试验，进德之途径。”

在实际操作中，“恤邻与自卫”不可能“并行不悖”，随着全民动员救援日灾，“经济绝交”实际上无疾而终。

慷慨援助

政府号召下，全国人民积极响应。进入民国之后一直分崩离析的中国，出现了罕见的凝聚力，上下一心、南北协力。

上海总商会决定，“购办面粉一万包，米三千包”，并垫付611万元，由顾馨一、荣宗敬购置面粉及装船，虞洽卿办理报关。招商局则派出“新铭”号轮船免费运送。他们的效率非常高，满载着面粉和大米等第一批救灾物品的“新铭”号，就起锚驶往日本，这成为日本接受到的国际第一笔援助，也成为与美国军舰同时到达的第一批国际船只。

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理事长庄得之、医务长牛惠霖，亲自率领“男女医士四人，救护员八人，书记会计各一人，女看护士四人，队役四人，现款二万元，药料等品十余大箱”乘日轮皇后丸起程前往日本东京参与赈灾工作。这是到达日本灾区的第一支国际医疗救援队伍。

京剧大师梅兰芳发起成立了“全国艺界国际捐赈大会”，余叔岩、杨小楼等明星都参加了义演，为日本赈灾筹集了5万元大洋。“上海伶界联合会”也在“新舞台”开展两天的义演，由何丰林、盛竹书、汪精卫、史量才、虞洽卿、叶楚伧、张季鸾等人赞助。上海书画保存会通过拍卖，为日本赈灾筹集款项，拍卖的画作包括会员们收藏的唐寅（唐伯虎）、刘墉（刘石庵，即“宰相刘罗锅”）、吴昌硕、李梅庵、钱季寅等名家精品。

上海县教育局、教育会发起成立“救济日灾会”，上海县立各小学都成立了“募捐队”，除向学生及家长募捐外，孩子们还“手执‘救命’、‘恤邻’等字样小旗，沿途演说，挨户劝捐，精神充足，言论切当，路人颇义之”。

北京各界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集会，北京银行公会捐助10万元购买米面3万石。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决定拨付5万元赈灾，派代表携带粮食、衣物、药品赶往日本。天津方面，直隶省长王承斌召集天津商界人士会商援助日本灾区。天津红十字会、天津报界公会等纷纷行动，筹粮筹款，支援日本。广州、南京、东三省等都捐出大额粮食、物品和款项。

在段祺瑞的“救灾同志会”成立仪式上，倪嗣冲、周学熙、靳云鹏、曹锐、曹汝霖、张勋、鲍贵卿等出席并捐款，当场筹集了价值10万日元的款项，次日直接汇给日本首相山本权兵卫。此外，担任直鲁豫巡阅使的曹锟，捐款5万元，3万元为赈济日人，2万元为赈济旅日华侨、留学生；两湖巡阅使吴佩孚、湖北督军肖耀南各捐款2万元；江苏省长韩国钧、直隶省长王承斌、松沪护军使何丰林、安徽省长吕调元、浙江督办卢永祥、浙江省长张载阳等均捐款1000元至1万元不等……

有学者统计了上海《申报》、天津《大公报》的鸣谢公告，及天津《大公报》另行刊登的“救灾同志会段祺瑞等谨启”的捐款实收公告，仅此三项的捐款总额的大洋就达到44万元以上。

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成为这次救灾的主力，包括温州在内的不少中小城镇也建立了赈济日灾团体。日本轮船甚至直放温州，运载木炭、烟叶、菜子、鲜蛋等物，一次价值就高达51万元。

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中国也展开援助。这次地震损失惨重，死亡14万多人。当时中国非常落后，北洋政府决定对日本进行救助。号召百姓忘却战争前嫌(此时甲午战争刚刚过去28年)，不再抵制日货，以减轻日本人民负担，利于恢复。北平、天津、成都等城市成立救灾团体，演艺界筹款筹物，梅兰芳还进行了义演。景山公园卖票助赈，连中学生也把零用钱捐出，赈济日灾，红十字会救护队赴日救灾，表现出纯洁的道德感和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精神。

商人、画家、上海佛教领袖王一亭募捐白米6000担、面粉2000余包以及各种生活急需品，这是来自国外的首批救灾物资。王一亭被日本人称为“王菩萨”。

我国普陀山和许多寺院举行四十九天道场法事，念经念佛，吊祭日本罹难者。在杭州铸造完工的梵钟，还存放在东京都慰灵纪念堂。

王锦思收藏的反映中国援助日本关东地震的报纸介绍：

政府为救济日本此项奇灾，三日曾开特别阁议，其下令拨款与通电全国，劝解义囊。并着由海军李总长(负责运送医疗队和救灾物资前往日本的北洋政府海军部长李鼎新，他是甲午海战中“定远号”副管驾，与日本有深仇大恨，此时毅然发下仇怨，本着人道主义，指挥输送物资救助灾民。)，调派军舰两艘，载运粮食急驶往横滨拯救灾民。并电上海总商会召集巨商及慈善机关，设法捐助大批款项汇东急赈。闻总商会已议定派商船十支，载运食物、药品分赴东京、横滨、神户等处接济。

不过在地震后的混乱中，日本散布“朝鲜人要举行暴乱”的流言，军队、警察和市民杀害了6000名朝鲜人和600多名中国人。

事后的统计表明，在日本大地震中被残害的华人，共716人，其中当场死亡622人、失踪11人（事后查出一些已遇难）、负伤83人（事后一些人伤重死去）。在这些遇难者中，来自浙江温州、处州的共658人，死605人、伤53人。另有温处籍华工42人（其中死34人、伤8人），虽有同行目睹者，但因姓名不详，未统计在内。合计浙江华工遇害总人数为700人，其中死639人、伤61人。消息传回温州、处州，从通衢大道到乡野小村，几乎处处哭声。

实际上，自从1603年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对华侨大肆屠杀（参阅《中国经营报》2月28日“先锋话题”《喋血吕宋：中国海盗挑战西班牙》）、1704年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对华侨大肆屠杀以来，这是华侨史上的第三次大屠杀。

比华人更惨的，是朝鲜人。大屠杀本来是以他们为靶子的。但华人却成了替罪羊。

地震次日，日本宣布全国戒严，灾区的戒严任务在开始时实际上是由地方上的“青年自警团”承担的。当日，灾区流传说朝鲜人趁乱放火，而且还往水井里投毒。于是，在政府的秘密策划下，一项针对朝鲜人的大屠杀计划出台。在军警的配合下，“青年自警团”对朝鲜人聚居区进行了极为冷血的残酷屠杀，大量动用冷兵器，死者几乎都无完整的尸首，死亡人数约在6000~10000人左右。

在大屠杀过程中，日本人同时也将矛头对准了中国人。尽管日本政府日后一口咬定是在镇压朝鲜人的过程中“误杀”华人，但那些温州工人中，不少还没剃去满清的长辫子，穿着中式衣服，一望而知就是华人。实际上，除了对华工下手外，中国留日学生中也有不少遭了毒手。“罹灾留日学生归国团三百八十人”在回国后给“全国各报馆转全国父老昆弟伯叔姊妹”们一封公开信，极为悲愤地介绍了他们的受难情况：

“其时，东京及附近各县谣传朝鲜人有投火下毒者。于是竭军警、青年团、市民、村民之全力，大索鲜人，无论老幼男妇，恣意惨杀。其最可怖者，为朝鲜人、支那人往往同提并论。中国人遂因而罹滔天之奇祸，被故意杀害殴辱者，不可胜数，刀棒拳足一时交加，殆不以人类相待。

“浙籍韩潮初（神户高商学堂）、沈诵填（高师）、蔡经德（高工）、陈悼诸人，曾经多方证明确为中国人，也不免毒打几毙，并且声言支那人亦应打。

“江苏人蒋健吾等六人避署大森海岸东京横滨间，赁居日人家中，灾后家主拔刀拍案曰‘今日要杀支那人’。后经几许哀求，始免一死……

“彼时之日人悲愤凄楚，多已全失人性，残忍刻毒，闻之战栗。且因中国排日，故每遇中国人，恒易受感情之冲动，而一快其意。甚者，以此时为扫荡华工之好机会。”

在最初的死者名单中，并没有一个日本人十分忌惮的名字——王希天，他被列入了失踪者名单。

王希天是一名公费留学生，来自长春。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投身到捍卫国权的运动中，是“五四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与周恩来关系密切。王希天同时在日本的教会工作，将大量精力花在了维护在日华工的权益上，甚至聘请日本律师为华工讨要工资，申请成立“留日中华劳动同胞共济会”，被不少日本人视为眼中钉。

王希天的死讯，直到1975年才得到证实。1975年8月28日，日本《每日新闻》发表了当年在龟户地区执勤的野战重炮兵第一联队六中队一等兵久保野茂次的日记，揭开了王希天遇难的真相。

这位普通日本兵似乎对王希天还存在相当的敬意，在1923年10月18日这天，他写道：

“当时王希天君来我们中队访问中队官长们，对护送中国人一事，愿为工人们出一些力。他是一个开朗的人。他知道中国同胞正在为送往习志野去而惊慌着，他用中文写了告示，贴在我们中队的接收处。中国人是没有人不知道王希天的。此后，有一天，我们走到税务署卫兵处，听说王希天已被某官长斩了。他骑来的半新旧自行车，被我们六中队作为战利品占用着，那自行车就归六中队所有了。”

1923年（10月19日）他在日记里写道：

“今天报纸上又注销了前途有为、对社会事业鞠躬尽瘁的王希天君的消息。其真相，我听某人详尽地说过。以中队长为首，诱骗王希天，说：‘你的中国同胞在骚动，你去训诫训诫吧。’说着把他带了出去，来到逆井桥旁边的铁桥处，伺候在那边的垣内中尉来了，问六中队的官长们，你们往那儿去，休息一下吧。说时迟，那时快，从（王希天）背后，齐肩一刀斩去，然后把面庞、手、脚都斩碎，烧了衣服，掠走了身上的10元7角钱和自来水笔。就这样，杀人的事，在官长们之间，成了秘密。人们从杀人现场的步哨那里听到了详情。”

负责执行这次残杀任务的是垣内八洲夫中尉，他在日本二战战败投降前已经当到了对马要塞司令官。1981年，他在临终前确认了斩杀王希天之事。

久保野茂次日记发表前2年（1973年），在周恩来的亲自干预下，长期失踪的王希天已经被确认为“革命烈士”，其家属享受烈属待遇。

掩盖真相

1923年10月5日，一些在集中营里被关押了一个月的幸免于难的华工们，终于可以释放回国。10月8日，这些满身伤痕的华工们抵达上海十六铺码头，看到码头上欢迎他们归来的温州旅沪同乡会和上海协济日灾会，无不痛哭失声。至此，日本人残害华工的事件公诸于众，舆论一片哗然。

10月18日，中国驻日代办张元节回到上海，还带来了一个“超政府、超党派之纯粹代表日本国民”的日本谢赈团，计划到大连、奉天、天津、北京、洛阳、汉口、南京、杭州、上海等处巡回答谢。

当日，张元节与日本东方通讯社理事水野梅晓、日本社会主义者宫崎民藏等，出席了上海方面的欢迎大会。在会上，面对舆论的质疑，张元节与两位日本人一道为日本开脱。从日本死里逃生回来的“共济会”总干事王兆澄质问他：“留日中华劳动同胞共济会。”既然是合法登记的社团，那王希天“失踪”一案，中国使馆为什么不作为？华工被难后，中国使馆为何不进行调查？曹锟所捐献的救济旅日华工的款项，为何工人始终未得分文？张元节当即语塞。

欢迎会上的交锋见报后，舆论大受刺激，抗震援日的热潮一变而为抗议日本屠杀华工。民众指责日本“仁义道德沦亡殆尽。吾本恤怜之义，集资以济其急，而其浪人反加横杀，以德报怨，莫甚于斯，吾人一息尚存，当速提抗议，惩办恶凶，赔偿损失。”

上海《晨报》社论说：“日本震灾，我国表其深挚同情，力尽救恤之义，吾人方藉此可以改善两国关系，促进国民亲善，乃日本于灾震发生之际，对于华侨极为残酷……吾人对于日本震灾，虽具有同情，而对于虐杀则不能不提出严重抗议。日本政府若不亟谋谢恤之法，则中日间感情将因此而愈难改善矣。”

新任中国驻日代办施履本在，向日本外务大臣伊集院彦吉提出严重抗议，全国不少团体纷纷要求日本方面惩凶、抚恤等。

日本人对此先是矢口否认，随即承认这只是误杀：“震灾发生之时，韩民暴动随处发生纠纷，致华人误被杀伤殊属不少”，“地震时韩人暴动，群情愤激，误伤华人”，“如此多数人之被害，在常识上难于置信，且其原因，又为震灾、水灾等不可抗力，诚属无可如何之事。”

中国政府随即派专使王正廷、刘彦、沈其昌等，赴日调查。

10月21日，戒严期间的新闻封锁解除，《朝日新闻》报道了屠杀华人和王希天失踪消息，日本政府立即再行封锁。当《读卖新闻》试图在11月7日跟进报道时，其预备刊登在头版头条的报道《残害中国人事件》，在发行前就被“枪毙”。

屠杀案发现场的戒严部队，是日本陆军野战重炮兵第三旅团。该旅团参谋远藤三郎大尉受命掩盖王希天被杀真相，经过策划，他们编造了一个故事：王希天主动要求去习志野集中营照料华工，军方派人护送，但在途中，应王希天自己要求而将其释放，不知其下落。军方随即与内务、法务、外务三个部门进行了沟通。直到1981年，年迈的远藤三郎接受日本参议员吉川一夫的秘书田原洋访问时，才详尽地披露了杀害王希天的经过和掩盖事件真相的活动，田原洋在次年出版了《关东大震灾与王希天事件》，轰动一时。

为了掩盖真相，日本政府向所属各道、府、县发文，查找王希天下落。日本内阁会议结束后，内务大臣后藤新平、外务大臣伊集院彦吉、法务大臣平沼骐一郎、陆军大臣田中义一共同密商，并且报请总理山本权兵卫批准，正式决定将王希天事件真相掩盖起来，并确定了对中国调查团的应对策略：“好好招待，给予尽可能的方便，让他们感受到我官宪没有阻止他们调查”。

因为证据完全被毁，中国政府调查团及由俞显廷牧师等组成的中国民间宗教家调查团，均无功而返，只能接受日方的说法，王希天也就长期成了“失踪人士”。

日本右翼头山满，向日本政府呈交一份请愿书，题为《关于地震区内的杀伤事件请予大赦》，要求赦免那些屠杀朝鲜人、中国人及日本本国持不同政见者的凶手，认为他们都是“为皇国维护治安，由于善意”。

外交总长顾维钧照会日本驻华全权公使芳泽谦吉，对日本虐杀华工之事，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严惩凶手、公布暴行、抚恤难侨，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1924年1月21日，日本新任清浦内阁对头山满的“请愿”进行了讨论，认为地震期间有“误杀”、“误伤”行为的民众，可按轻重予以特赦，但军警人员不在特赦范围之内。

4月24日，日本横滨地方法院判决如下：戕杀华工人犯8名，其中4名判有期徒刑2年，缓期2年执行；2人判有期徒刑18个月，缓期2年执行；2人证据不足，当庭释放。而至于抚恤金，则总共赔偿700多名死难者和伤者20万日元，其中1万日元指定给王希天家属。

日本屠杀华人事件曝光后，先后在抵制日货和援助日本两大事件中都风头极健的“上海对日外交市民大会”，发出通电，严厉指责日本政府“以怨报德”，号召中国人民“一方厉行经济绝交，一方提倡国货”；另一家“国民对日外交大会”，也指责日本“不但不能因兹感化，反而变本加厉”，呼吁“经济绝交策略积极进行”。

在中国援助日本的热潮刚刚兴起时，喜出望外的《大阪朝日新闻》发表了一篇题为《感谢善邻之同情》的社论：“中国人会出此热心来救日人的灾难，实在是日人梦想不到的事，大惊叹中国人此次行动之敏捷，而感谢中国人的高义。”该报又发表社论《震灾对于中国之影响》，提醒日本政府和民众：“由中国人心里生出许多的友情，能否叫它成长与否，有一半的责任完全在于日本。”灾后中日关系并无改善，此后更兵戎相见，日本政府对此应做彻底反思。

地震袭击关东地区时，正值日本多病无能的大正天皇在位。他的儿子，23岁的皇太子裕仁摄政。为了提防有人趁火打劫，裕仁和他的幕僚派出了500多只信鸽进行联络，以弥补电话线中断、信息不通之不足。

裕仁皇太子要求大阪等地派出3.5万军队在受灾城市巡逻。那些借灾后混乱之机发不义之财的人很容易被发现。因为被烧死的死人身上的金银珠宝，会发出一股强烈的刺鼻臭味。任何被发现带有这种特殊臭味的、值钱东西的人，都会被当场处死。

但裕仁皇太子调集军队不仅仅是为了维持灾区的秩序，还另有企图。他通过福田正太郎将军宣布实行军法管制，然后，指责朝鲜人和社会主义者冒犯了神灵，导致了这场大灾难的发生，还无端指责他们企图趁火打劫。那些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的蛊惑甚至使一些惧怕神灵的日本人信以为真。大约有4000名不幸的朝鲜人被日本军国主义的“黑龙团”赶到一起，百般嘲弄、污辱，进行所谓的“街道审判”后，推到地震幸存者面前斩首示众。这些人成为地震灾害发生后无辜的政治上的替罪羊。

1923年9月1日11时50多分，时近正午，日本关东地区的大多数人家都在准备午饭。突然，地下传来一阵可怕的轰鸣声，紧接着大地剧烈地抖动起来，刹那间房倒屋塌，许多人来不及反应就被砸死在屋子内。烧饭的炉火翻倒，引起木造房屋着火。

地震的震源在东京湾西南的相模湾。沿此海岸除东京和横滨两大城市外，还有许多小城镇，统称关东地区。这里人口稠密，工业发达，经济繁荣，是日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震中距横滨约60多公里，距东京约90多公里，因为这一地区复盖着松软的冲积层，一些抗震性差的木造房屋大多在地震中完全倒塌毁坏，损失严重。

地震发生时又正在中午做饭时间，房屋一塌几乎马上起火。东京、横滨虽然开始火势很小，但因为地下供水管道破坏，消防设施也已震毁，许多街道拥挤狭窄，消防人员根本无法扑火。救火人员千方百计从水沟和水井中抽水，但是无济于事。当大火临近时，人们争着携带家财用具，拉着人力车逃命，结果堵塞交通，贻误救火，而且把火带过马路，使火势不断蔓延。火长风势，风增火威，熊熊烈火卷起阵阵旋风又使着火区不断扩大。

除了建筑倒塌和次生火灾，这次地震引发的山崩、海啸等次生灾害也十分严重。

大地震中，天灾也引发了人祸。地震后，“朝鲜人放火”，“朝鲜人要暴动”，“大地震还要来”等谣言引起人为恐慌，警察和军队一些人趁机消除异已，造成了社会的动乱。

在地震后的混乱中，警察散布了“朝鲜人要举行暴乱”的流言，日本政府宣布东京与神奈川戒严的命令。在这种情况下，军队、警察和市民自发组织的自警团杀害了许多朝鲜人，据“在日朝鲜同胞慰问会”后来调查的结果，被杀害的朝鲜人约6000名。另外，还有数百名中国人也被杀害。

警察和军人认为社会主义者和工会指导者的大杉荣的思想很危险，因此也借故将其杀害了。另外，有些外地的日本人由于操地方口音被错认为是朝鲜人也遭到杀害，因为警察仅根据“15元50钱”这几个词的发音辨别是朝鲜人还是日本人，因为朝鲜语中没有浊音，讲这几个词有困难。

日本影响

关东大地震的发生，让日本天皇也受到了震动，皇族成员死了三个，两百年以来的江户文化化为灰烬。日本人大感国土之狭小，国土自然灾害频发，因此要开拓生存空间。吞并朝鲜以后，日本瞄上了近邻，大而孱弱的中国，关东大地震后，日本为缓和国内压力，弥补国内的资源不足，制定了一系列侵华策略，“欲先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并且把眼光瞄准了中国东三省。因此，巴结东北军阀张作霖，妄图染指中国东北。后来，侵华战争爆发以后，东北被日军占领，成立伪满洲国，扶植溥仪为伪满洲国傀儡，受日本人操控，并且妄图奴化中国人，并先后建立了不少移民村，使大批日本人迁移到中国东北。关东大地震使日本国内陷入困境，加速了日本侵略中华的速度。

以下为当时的海啸高度推测。

静冈县热海 6m以上

静冈县滨松 4.5m以上

静冈县烧津 3m

神奈川县川崎 3m以上

东京都内大田 1.5m以上

神奈川县三浦 6m以上

静冈县大岛 4m以上

千叶县馆山 9.3m以上

千叶县木更津 3.4m

千叶县铫子 3.0m+

茨城县大洗 2.5m

和歌山县串本 记载“约有半腿至深”

和歌山县白滨 记载“高潮，也有小浪”

关东大震灾是20世纪世界最大的地震灾害之一。地震、地震次生灾害，特别是地震火灾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是前所未有的。它使日本民族得到了血的惨痛教训，对日本的防灾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以后的复兴计划和城市建设中，日本特别注意城市避难场所的设置、河川公园防火带的建设、各社区防灾据点的规划等，并且逐步形成了比较健全和完善的法制体系。

1961年日本颁布《灾害对策基本法》。在“灾害对策基本法”中，从防灾基础设施的建立、水土保护工程、防灾教育和防灾训练等方面，对灾害的预防作了详细的规定。并将关东大地震发生的9月1日定为全国“防灾日”，“防灾日”所在的一周定为“防灾周”。每年在“防灾周”举行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综合防灾演练，以普及防灾知识和提高全民防灾意识。

东京都灾害对策中的地震灾害预测，也是以关东大地震同等规模地震的发生为前提条件对东京可能会造成多大的灾害来进行设定。

但是在经济建设和防灾减灾的矛盾中，日本也还是走了弯路，认识也是逐步深化和提高的。事实上，关东大地震后，为了不使悲剧重演，在东京的复兴计划中提出了把东京建成不燃化城市的构想，以后。因为经济条件等原因，没有完全实施。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对东京进行大轰炸时，东京又遭受大火席卷，火灾灾情甚至超过了东京大地震。战后重建中，东京曾成立城市不燃化委员会，国会也通过了城市不燃化决议。但东京市中心周围木造建筑仍然不断扩大，为当今现实的抗震减灾留下了不少的隐患。

关东大地震是现代城市化进程中发生的的灾难事件。所以它的教训对城市化建设，特别是大都市发展中综合防灾规划具有指导作用。地震灾害，尤其是大震灾害，是一种综合性灾害。除了引起房倒屋塌，人员伤亡外，还可能引发火灾、水灾、瘟疫、生命线工程破坏、城市功能瘫痪、人为恐慌以至社会动乱等等。而且这种灾害往往具有多发性、多样性、同时性和诱发性。制定城市地震灾害对策，必须考虑震前预防、震时紧急处置、震后救治和震后恢复重建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