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沼骐一郎（ひらぬま きいちろう，1867年10月25日—1952年8月22日），日本第35任首相（内阁总理大臣）。1867年出生在日本津山藩（今冈山县）一个藩士家庭。1939年1月，近卫内阁宣布总辞职，在军部和右翼团体的支持下，平沼骐一郎被近卫推荐组阁；3月平沼内阁宣布总辞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不久，平沼以甲级战犯嫌疑被逮捕，关押在巢鸭拘留所。1947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因其对中国、美国、英国、荷兰的“侵略战争罪”以及发动诺门坎事件的责任，以“共同谋议侵略战争罪”判处他终身监禁。1952年8月22日，平沼骐一郎在服刑期间因年老体衰，死于庆应医院，终年85岁。

平沼骐一郎是日本政界元老，极右势力的祖师爷。天皇制司法官僚的总代表，其所创立的专制主义思想理论和专制主义司法制度，为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制度保障。是执日本帝国主义官僚界牛耳的帝大法学部毕业生的佼佼者。

1867年10月25日，出生于津山城下南新座（现冈山县津山市），是津山藩士平沼晋的次子；

1888年7月，帝国大学法学部（现东京大学法学院）第一名毕业；

1888年12月，司法省参事官试补；

1890年8月，判事试补・芝去治安裁判所诘；

1890年10月，京桥区裁判所判事；

1890年12月，东京地方裁判所判事；

1892年11月，千叶地裁部长；

1893年12月，横滨地裁部长；

1895年9月，东京控诉院判事；

1898年7月，东京控诉院部长；

1899年4月，东京控诉院检事；

1903年10月，司法省参事官兼检事；

1905年11月，大审院检事；

1906年1月，司法省民刑局长兼检事；

1909年7月，大审院检事局次席检事兼民刑局长；

1911年9月，就任第2次西园寺内阁司法次官；

1912年12月，就任检事总长；

1921年10月，就任大审院长；

1922年3月，就任日本大学总长；

1923年9月，就任第2次山本内阁司法大臣；

1924年1月，贵族院议员；

1924年2月，枢密顾问官；创立国本社，标榜复古的日本主义。

1926年4月，就任枢密院副议长；

1926年10月，获授男爵；

1936年3月，就任枢密院议长；

1939年1月，就任首相；

1945年12月，被指定为A级战犯；

1946年4月，被捕，囚于巢鸭监狱；

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中被判终身监禁；

1952年8月22日，因病逝世。葬于冈山县津山市安国寺及东京多磨灵园。

1867年，平沼骐一郎出生在日本津山藩（今冈山县）一个藩士家庭，祖上是津山领主松平家的家臣。平沼是地地道道的侍卫的儿子，4岁起学习汉学，5岁到东京游学。1878年入东京大学预备学校，后东京大学改名为帝国大学，于1888年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当年进入司法省工作。本人的志愿是进内务省，但因学生时代他是司法省的给费生，即由司法省出资资助他上学，毕业后必须为司法省服务。给费生是明治维新后新设定的培养官僚人才的制度。先后任东京地方法院法官、东京控诉院法官、东京控诉院部长等职。1899年升迁为东京控诉院检察官，1907年升任大审院检察官，后任司法省民刑局长，从此进入政界。

平沼骐一郎一生作为军国主义的鼓吹者，犯有许多罪行，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以下两件事。 一是大逆事件 ，1910年5月25日开始对“大逆事件”的揭发检举。当时正当日本政府活动吞并朝鲜，将朝鲜作为日本的殖民地。平沼骐一郎作为司法省民事局长和大检察院检察官的身份，参与了此事。 预审在极秘密的状态下进行了八个月，法庭公开审判两个月，共计10个月，1911年1月，幸德秋水等24人被判处死刑，后其中的12人被改判为无期徒刑。 关于这次事件，平沼在回忆录中说：关于审判事宜，了解审判进程的，只有司法大臣、内务大臣、警保局长和作为司法省民刑局长的我，此外，还有最高法院的板含松太郎检察官，地方法庭的小林芳郎检察官，除此之外，任何人都不知道。 实际上这是一场违背法制精神的乱七八糟的审判。为了掩人耳目，宫内大臣提议给在此次审判中为天皇立了功的检察官们授勋。但平沼骐一郎却反对授勋，他心里清楚其中的奥妙，30年后他在一次谈话中道破了玄机:“此事只是为了增强国民对天皇的敬重。”授勋没有必要。但他索要奖金，他认为自己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应多得奖金。 这场审判完全是平沼骐一郎等检察官们的胡作非为。审判实际上是在天皇本人及其亲信大臣的操纵下进行的。平沼每天早晨6时准时到桂太郎首相的官邸汇报前日审判的情况，桂太郎再向天皇汇报，根本不存在司法独立。

1914年1月21日，英国路透社刊发一条消息，说德国西门子公司东京分公司的一个叫卡尔的职员从东京分公司盗取了一份秘密文件，用来敲诈西门子公司。柏林地方法院以恐吓罪将其判处两年徒刑。但这份秘密文件已经卖给了日本海军的一个军官。第二天，日本的《时事新报》全文转载了这个消息。 这个事件发生时，日本帝国议会正在审议海军1.5亿日元的军备补充费问题，在野党抓住这一事件发难，与议会外民众运动相呼应，展开了对政府的攻击。攻击的矛头直指当时的首相萨摩藩军阀、日本海军之父山本权兵卫和海军大臣斋藤实。两人均有受贿嫌疑。 在议会的追究下，海军大臣才不得不向司法大臣提交了请求调查的文书。但调查却是虎头蛇尾。

5月29日，海军高等军法会议判处海军中将松本三年徒刑，海军少将藤井四年零六个月徒刑。7月18日，东京地方法院判处三井公司董事长饭田义一一年零六个月徒刑，三年缓刑；其他相关人员也受到了惩戒，但山本权兵卫和斋藤实的受贿问题却被掩盖了。 帮助山本和斋藤掩盖事实真相的便是平沼骐一郎。

3月23日，天皇下诏书停止了正在追究山本和斋藤的帝国议会，山本内阁总辞职。随后，身为检察总长的平沼骐一郎也停止了对山本和斋藤的追究。这件事在时过40余年后，即在平沼骐一郎死后才披露出来。平沼在生前的一次谈话中曾经承认，当时的调查材料中有海军大臣斋藤实收受10万日元的事实，但被平沼秘密掩盖了。该事件发生九年后，山本权兵卫第二次出任首相，将司法大臣的位子送给了平沼骐一郎。就因为在西门子事件时，平沼以权谋私，帮助山本逃脱了法律的惩罚，山本借此以报答他当年放自己一马的恩情。可以说，平沼骐一郎昧着良心给自己换来了一个高官职位。

此次事件败露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正与德国争夺在青岛的利益，所以平沼抓住这一问题对此事进行了辩解，他说这个事件是德国皇帝打击日本山本权兵卫内阁的阴谋，从而使他的渎职行为合理化。其实平沼主要考虑的是天皇的地位，因为海军是天皇的根基，对山本和斋藤过分追究，将引起民众对海军的批判，伤害海军就会伤害天皇。 当时日本海军的贪污腐败成风，很多人通过贪污发了大财，而山本权兵卫则是海军中最大的富翁。有一位叫片桐酉次郎的海军军官曾在《法律新闻》上披露了海军干部贪污的手法。

“那些老牌的负责采购军舰的军官们，其贪污状况十分令人震惊。在每年从国外进口的材料中，他们公然将佣金加到经营费里面。也就是说，在购入军舰时，本来八九百日元一吨的造舰费公然加到千元。例如一艘30000吨的军舰，按每吨850日元的价格计算，应为2550万日元，可他们竟然按3000万元作预算。其中的450万差额，自然就落入了他们自己的腰包。” 海军军官们大量盗取国库，中饱私囊，养肥了自己。他们从贪污的公款中拿出一小部分，用来在政界行贿，收买政府要员，获得了更多的预算，用以购买军舰，再开始新的贪污。当时，海军的预算增加了10倍，这与海军官员的行贿有很大关系。平沼骐一郎对海军的腐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就为他后来的飞黄腾达打下了基础。

1925年，在第一次加藤高明内阁时期，日本通过了一个《治安维持法》。这个法后来成了日本军事独裁政权压制迫害日本民主主义的有力武器。当时平沼骐一郎任加藤内阁的司法大臣，他为在议会上能顺利通过这个法案耍尽了手腕。他把这个法和普通选举法混在一起，一揽子交国会审议，并最终蒙混过关。

平沼骐一郎在多年后的一次谈话中，谈到了通过《治安维持法》的过程。他说：“在日本，防范赤色思想的最有效办法就是治安维持法。这是我在司法省工作时就时常考虑的问题。我曾对当时的司法大臣讲，因为欧洲已经允许共产党结社，我想日本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最重要的是要用法律的手段，严加禁止。但这很难做到，其中普选法一旦在日本实施将会对其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山本内阁时，犬养毅是普选法的积极倡导者，他巧舌如簧，山本难以反驳。犬养知道我反对，于是到我这里来做工作。当时的形势，实行普选已是大势所趋，于是，我便借机提出条件，说我同意，但要搞一个禁止共产党结社的法律。犬养当即表示同意。普选制的问题一直拖到若槻礼次郎内阁时期。此时，枢密院也施加了压力，威胁说不禁止共产党结社，就不同意普选，若槻礼次郎也只好同意了。”

平沼在司法界的10年里，相继任大审院院长、检察总长等要职，同政界的联系越发密切，同时着意培植个人势力，联络显贵，巴结军部，1923年终于拜相封爵，进入山本权兵卫内阁担当法务大臣。然而，就在这一年，发生了难波大助暗杀摄政宫裕仁（即后来的昭和天皇）未遂的“虎之门事件”，对平沼来说是一大冲击。他决意利用团体的力量捍卫日本的“皇统”———这也是他由来已久的神国史观和天皇史观的表露。平沼被日本政界称作“敬神家”，他敬畏和崇拜天皇，推崇日本的国体，宣扬日本是“神之国”，主张天皇亲政，所以，于1924年创立一个国家主义和国粹主义的右翼团体，称为“国本社”，顾名思义是以国家主义为根本，维护日本的“国体”。在平沼影响下，司法界的原嘉道、铃木喜三郎、山冈万之助，内务官僚后藤文夫，海军界的加藤宽治、末次信正，陆军界的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小矶国昭等人都汇聚在他的旗下，这些人大多是狂热鼓吹扩张主义的军国主义分子，尤其是陆海军人物，后来都成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骨干成员。

平沼骐一郎不仅害怕共产主义，而且对军部，对大政翼赞会也不放心。在他的眼里，大政翼赞会也可能赤化。他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防止赤化、消灭赤化。他的主要干将是萱野军藏、桥本清吉、村田五郎以及太田耕造。前三个人是领导特高警察的内务省警保局的干部，后者是专门负责意识形态领域的检察官。平沼就是利用这些特务组织来维护他的天皇制的。 从1924年平沼任枢密顾问以来，到1936年，他一直是右翼思想团体“国本社”的会长，其成员最多时达20万人。到1939年这个团体才解散。

这以后，平沼在政界扶摇直上，先后任贵族院议员、枢密院顾问，又被赐为男爵，1926年升任枢密院副议长。平沼如同政坛上的一颗“新星”，引起朝野内外的关注，入主内阁魁首的呼声也日甚一日。但是，元老派西园寺公望对其陈腐的政治观念不以为然，认为平沼从敬神的立场主张天皇亲政是与时代不合拍，所以当枢密院议长退职后，极力反对平沼接替议长职务，他曾对近卫文说：“平沼骐一郎这个家伙是个疯子，不能让这样的人呆在天皇身边。”直至后任议长因病去职，因平沼明确表示自己反苏反共的立场，才被元老们接受，终于登上枢密院议长的宝座。

1939年1月，近卫内阁宣布总辞职，在军部和右翼团体的支持下，平沼骐一郎被近卫推荐组阁，当时，日本已经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日本陆海军的主力陷在中国战场不能自拔，日本的人、财、物等战争资源日见紧缺，亟待政府出台对策，扭转局面。平沼上台伊始颁布了《扩充生产力计划要纲》，决定动员日本全社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扩大军工生产规模，藉以维持侵华战争。随之，又修改了兵役法，废除短期兵役制，延长国民服兵役的时间，把一批又一批青壮年送上战场。

1939年3月，平沼内阁又设立“国民精神总动员委员会”，由文部大臣、陆军大将荒木贞夫出任委员长，实施更残暴的警察宪兵统治制度，把全国的人、财、物都集中到统治当局的手中，驱使全体国民都必须无条件地为战争效力，建立起军事独裁的法西斯战争体制。

但他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方针，只能延续前任的政策。政府内对“三国同盟”仍然争吵不休。陆军的驻德大使大岛浩和驻意大使白鸟敏夫主张加入，而外务省和海军则表示反对。平沼骐一郎根本没有能力控制外交战略问题。这一方案在内阁产生两种不同的意见，以坂垣征四郎和东条英机为代表的陆军派积极赞同三国军事结盟；而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及海军米内光政一派则认为苏联是日本的主要敌人，主张回避同英美的冲突。3月22日，平沼内阁召开有首相、陆相、海相、藏相、外相参加的五大臣会议，提出一个模棱两可的方案，即德意同英美开战时，日本原则上予以支持，但目前和不久的将来碍难参战。陆军大臣坂垣征四郎坚决反对这一方案，坚持与德、意缔结军事同盟的主张，最后竟以辞去陆军大臣的手段倒阁，同时还爆发了诺门坎事件，关东军在中蒙边境挑起大规模武装冲突，结果一败涂地，被苏军吃掉一个师团，日方只好坐在谈判桌上，同苏联签订了停战协定，平沼骐一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丢下一句话：“欧洲的情势复杂奇怪”，遂宣布总辞职，结束了平沼内阁在政坛上的短暂生命。

1940年7月，平沼骐一郎又出任近卫内阁的内务大臣和国务大臣，作为近卫内阁的重要成员，他积极推动内阁走向扩大战争、对美开战的道路。平沼骐一郎还利用企划院事件迫害政治对手。 所谓企划院事件，是指1941年1月到4月，以企划院的和田博雄为首的稻叶秀三、佐多忠隆、正木千冬、八木善次以及胜间田等几个人被控同情共产主义，企图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这几个人当时都是日本军部及官僚推进战争，实行国家总动员体制的主要依靠力量——大政翼赞会的主力成员。这个事件纯属于捏造，而捏造者就是当时任内务大臣的平沼骐一郎。通过这个捏造事件，可以看出平沼对天皇，对天皇制是多么的痴心。

近卫与平沼具有共同点。他们都认为，在太平洋战争后期，军部的统制派已经大体“赤化”，而对反体制的皇道派则持有亲近感。 当太平洋战争接近尾声时，平沼骐一郎积极主张早日向联合国投降，并积极奔走于各重臣之间进行游说工作，对于把东条英机从首相的宝座上拉下来，发挥了作用。但他的主要目的并非真的想对日本的军国主义现状进行改造，而是担心天皇的地位。因为当时国际舆论以及美国高层的观点都是要取消天皇。平沼认为，早日媾和对保留天皇制有好处。 由于平沼骐一郎对军部和右翼势力的误解以及积极宣传早日停战，招致军部和右翼对他也产生了误解，认为他是亲英美派，欲杀之而后快。1941年8月14日和1945年8月15日，右翼势力曾两次对平沼下手，但均未成功。 1945年4月，平沼又任枢密院议长。此时，日本已经一败涂地，不可收拾，除了放下武器彻底投降别无出路，但是，在天皇召集讨论日本何去何从的多次会议上，平沼从维护“国体”的立场出发，顽固坚持保存国体，反对无条件投降，甚至痛哭流涕，力反众议，誓死维护他的“国体论”。

1947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因其对中国、美国、英国、荷兰的“侵略战争罪”以及发动诺门坎事件的责任，以“共同谋议侵略战争罪”判处他终身监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最终判决书上对平沼骐一郎作了如下描述：他并不是用枪炮进行作战的军国主义者，他是用思想和智力进行战斗的诡辩家。他作为枢密顾问，协助制定并实施了日本的扩张计划，并且在宪法问题、外交问题、敕令发布以及由内阁向议会提出的一般性法律的制定上发表了意见。 作为内阁总理大臣，他在议会休会期间，以发布敕令的形式行使了行政权，议会制定的法律大部分是由他起草的。作为国务大臣，他负有辅助天皇的任务，负有宪法上的义务。作为重臣，他具有推荐新总理大臣的权力。在任何时期他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他应负有重大政治责任。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进行最后判决。此时的平沼骐一郎已年过八旬，头发、眉毛和胡须都是银白色。他驼着背，走路踉踉跄跄，由一个宪兵搀扶着走上被告席，两手撑在桌面上才站稳。他身子摇摇晃晃地听到韦勃宣判他为无期徒刑后，没有卸下耳机就鞠了一躬，随后仍由宪兵搀扶着退庭。

天皇对其十分器重。东京审判期间，其辩护律师坚田忠实替他向总检察长韦勃提出了一份请愿书，上面充满了溢美之辞：“平沼骐一郎早在1890年11月1日法庭成立法施行时就被任命为法官，1907年成为法学博士，1911年升任司法次官，1912年成为总检察长，1921年担任大法院院长，1923年担任司法大臣；在司法部从业37年，并担任总检察长10年，统率日本的检察事务，为日本的司法建设建立了不朽功业。是日本制定刑事诉讼法的核心人物，这一法律一直延续到现在。平沼不仅精通法律，而且精通儒学。其学说大部分深入国家事务和国民生活，是使集中涣散的国民精神，达成正义国家、和平国家的思想指导。其对部下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自身行为展示了作为公务员应有的品行。”

在天皇专制主义统治下，当然平沼骐一郎可以作为一个英雄人物，但这个英雄是建立在天皇专制主义的基础之上的，他的行为实际上只是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对内镇压的工具，正是在平沼骐一郎之流所创立的专制主义思想理论和专制主义司法制度的保障下，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才得以大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