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欧地区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泛指欧洲大陆地区受前苏联控制的冷战时期的东欧国家，以及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等前苏联欧洲部分的加盟共和国。为了避免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怀疑，同时为了弥补政治地理与自然地理的差距，中东欧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称呼。

中东欧地区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有伊利里亚人（今阿尔巴尼亚地区的民族）、希腊人、斯拉夫人存在，古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大帝创建的地跨欧亚非三洲的的亚历山大帝国更是这一地区迄今为止唯一曾经的世界性大国，但这只是昙花一现。

到了古罗马时期这里就是罗马人、斯拉夫人、日耳曼人（条顿人）民族交锋的地区，罗马人强大时，莱茵河、多瑙河流域被罗马人占据，大量罗马人定居，被罗马化，留下了拉丁字母。

罗马帝国衰落后，入侵的马扎尔人（即匈牙利人）、达契亚人，外加上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又占据该地区，于是各民族杂居；后来，匈奴人入侵、蒙古人入侵、突厥人（即土耳其人）这些诞生自东亚大陆北部草原上的的游牧民族入侵，又带来了新的民族成分。这些民族错综复杂地分布在这一地区，也出现了民族融合，如罗马人和达契亚人融合成了罗马尼亚人。

到了中古时期南部依次处于分裂与罗马帝国（公元前27年～公元476年）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来自于亚洲西部的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北部则出现了条顿骑士团、若干大大小小的公国、波兰王国、波兰立陶宛联邦、基辅罗斯公国、克里米亚汗国等众多国家，部分地区还遭到北欧强国瑞典的控制。

近代到来后，该地区受文艺复兴影响不大，信奉基督教的基本上处于天主教控制之下，其余地区处于东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控制之下。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统治衰落之时，正值俄罗斯帝国、普鲁士、奥地利的扩张之时。到了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俄罗斯帝国、普鲁士王国（1871年后德意志第二帝国）、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是支配这一地区的四大强权。

19世纪到20世纪初，经过两次巴尔干战争，部分巴尔干半岛国家如门的内哥罗（即黑山）、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摆脱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获得独立。

一战后，该地区四大帝国均瓦解，中欧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均告独立，巴尔干半岛上的波黑、克罗地亚、黑山、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等联合成了一个国家，1929年定名为南斯拉夫王国。这一时期的中东欧国家有军事独裁、法西斯专政、资产阶级共和国、封建君主制王国等各种政体。

二战之中，《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附加议定书使得这一地区成了苏德两分的势力范围，意大利占领阿尔巴尼亚则从属于德国；二战后，纳粹德国战败，苏联取而代之成为这一区域的独占力量，并得到西方的认可，推广了苏联模式，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和华约，成为“铁幕”。

苏联模式主导下，各国由于经济社会不适应这一模式，同时不满苏联的干涉，萌生了伴随着追求独立的暴力冲突的三轮改革，最终在苏联的控制下，这些改革都不得不中止，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布拉格之春改革，苏联粗暴中断了杜布切克为代表的探索，致使苏联模式进入了等死状态。苏联阵营也因此出现了貌合神离、甚至分道扬镳的局面，罗马尼亚独立自主，南斯拉夫自绝于苏联，阿尔巴尼亚对苏联针锋相对。

到了1989-1992年间，这些政权在积累的危机面前纷纷倒台，从和平的“天鹅绒革命”到流血冲突的南斯拉夫内战，各种方式均出现在其中。

这些国家经历了冷战后20年的转型，已经完成了从斯大林模式计划经济、一党制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多党制的转轨，已经不可能走回头路。如果该地区要复兴社会主义，也是一种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熏陶下的新型社会主义，这必然发生在西方国家变成社会主义之后。否则，即便是有社会主义，也是带有斯大林模式痕迹的国家中心主义的社会主义（如今俄罗斯，国营比重大，一党化趋势严重，正是斯大林模式痕迹的体现），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中心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后者，只有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别无他途。

虽加盟入约，但左右为难，仍然处在大国阴影之下 。冷战后，出于对沙俄－俄罗斯－苏联控制的的恐惧，这些国家纷纷选择加入欧盟和北约，自称“回归欧洲”“回归西方”，正式投入了西方的怀抱。

但是，这些国家仍将和历史上一样，处在大国阴影中，欧盟、美国和俄罗斯是对这一地区具有无可比拟影响力的三方。美俄之间，因反导系统部署问题，中东欧国家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欧俄之间，因天然气过境问题，中东欧国家时时受到“断气”威胁；欧美之间，因黑牢问题、伊拉克战争上的分歧也使得这些“新欧洲”国家茫然不知所措。

除非内部整合，成为强大的独立力量，否则中东欧国家的被支配命运很难改变。

中东欧国家在大国的夹缝中左右为难的同时，也左右“逢缘”。在这方面，近些年来波兰和乌克兰的表现备受世人关注。

波兰是新加入欧盟和北约的中东欧国家中的大国。传统上它既有强烈的欧洲归属感，同时也带有浓厚的亲美色彩。近些年，它巧妙地利用美欧矛盾，纵横捭阖，为自己谋取最大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它借助美国的强势地位，积极追随其遏制俄罗斯的战略，希望成为首批受到反导盾牌保护的国家，从而同英国共同成为美国在欧洲的两个特殊战略盟友和北约的东西两个“桥头堡”。

波兰的另一个策略是借美国强大后盾加强其在欧盟的谈判地位，以防止沦为欧盟的“二等公民”。在入盟前后，无论在欧盟内部事务的谈判中，还是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它屡屡与欧盟的主流大国“叫板”。波兰更是经常扮演“搅局”的角色，反对欧盟成为超国家机构，反对《欧盟宪法条约》中的“双重多数”表决制。在2007年6月举行的欧盟峰会上，由于波兰再次强烈抵制“双重多数”表决制，几乎使《欧盟宪法条约》的谈判陷入僵局，只是在许多国家领导人的劝说下波兰才作出最终让步，从而使谈判峰回路转达成协议。

乌克兰是中东欧国家在大国间左右“逢源”的又一个案例。乌克兰地处中东欧交界地带，地缘政治地位重要而敏感，其综合实力和影响力在独联体中仅次于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在历史、文化、宗教、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渊源，使两国长期来形成了唇齿相依的关系。

近些年，乌克兰政治上明显向西方倾斜，加入欧盟和北约也成为其外交的优先目标。于是它借助于美国和欧盟的力量制衡俄罗斯。它不仅在政治上赢得美欧的大力支持，而且在经济上获得许多援助，2007年7月欧盟宣布向乌克兰提供5亿欧元援助（被俄罗斯媒体称为“欧盟奖学金”），用于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如今，一向亲俄的地区党领袖亚努科维奇当选，虽清算“颜色革命”，但宣称不亲俄、不亲西方，只亲乌克兰。正是这种左右逢源的真实心态。

中国一开始就对东欧剧变持包容、理解的态度，毕竟苏联模式对中国和中东欧国家来说都是一种束缚。因此，二者关系尽管有所冲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状态，根本原因在于对方在对外关系中都处于较为次要的地位。

进入到21世纪初，由于双方均处于转型时期，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交流加深，由于彼此发展潜力巨大，关系进一步开拓。国际社会一度将中东欧看做新兴国家富有潜力地区。

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东欧国家陷入困境，欧美日同时衰落，东欧开始将眼光投往发展势头最好的中国这个第二大经济体。双方关系进一步深化，2012年，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甚至称中波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

不得不说明的是，中东欧国家对华关系基本上出于实用主义考虑，当年达赖曾经窜访，一些中东欧国家为了讨取美欧赏识就做出过不利于双边关系的行为。哈维尔，这个当年“七七宪章”运动的成员，剧变后首位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曾经死前揣掇“疆独”分子热比娅和达赖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