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之春，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捷克斯洛伐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就明确提出：必须探索捷克斯洛伐克自己的“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

“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提出是基于捷克斯洛伐克特殊的国情的。二战前，捷克斯洛伐克是欧洲十大工业国之一，经济比较发达，人民的教育文化水平较高，民主传统比较深厚，同西方资本主义大国有较密切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二战中，在反法西斯运动中形成了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民族阵线，建立了民族阵线联合政府。

然而，当冷战的阴影开始笼罩欧洲，在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中，捷克斯洛伐克“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面临来自苏联的压力，苏联改变了战后初期允许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宽容政策，迫使这些国家按照苏联的模式建设社会主义。

苏联模式是在帝国主义包围的环境中形成的，并在苏联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中巩固起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但是，二战结束后，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苏联模式应当顺应新的历史条件进行改革，否则必然要引起困难和问题。

其突出问题是：经济上，片面发展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滞后，生活必需品供应紧张，引起人民群众不满；政治上，个人迷信、官僚主义以及肃反扩大化，更加剧了社会矛盾。

1953年斯大林逝世，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哥特瓦尔德参加完斯大林的葬礼回国后不久也逝世了。继任者是安托宁·诺沃提尼，他在亲苏、仿苏方面超过了前任领导人。他没有纠正前任的错误，反而在强化苏联模式方面层层加码，继续大搞个人崇拜，制造冤假错案；经济上依旧畸形发展，各种矛盾在积累。

1953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的比尔森斯科达工厂5000工人上街游行，冲击市政机关，成为战后东欧国家出现的第一次骚乱。

但问题仍长期得不到改善，到1967年，捷克斯洛伐克工农业总产值进一步下降，群众不满情绪增长。由于民族问题处理失当，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大民族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社会矛盾加剧了党内斗争，党内外要求捷共领导人诺沃提尼下台，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这一背景下，1968年1月，捷共中央全会选举杜布切克为中央第一书记，开始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探索，即“布拉格之春”。

关于“布拉格之春”，长期来在国际上有不同看法。通过对其改革纲领的分析，可以看出：“布拉格之春”是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布拉格之春”的改革构想，集中体现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行动纲领》，以及杜布切克等人的讲话中。

其主要内容包括：

“布拉格之春”提出改革的纲领，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是当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全面和最彻底的改革。它的实质是彻底摒弃了苏联模式，提出了一整套“彻底从捷克斯洛伐克条件出发”的社会主义模式。捷克斯洛伐克不仅要摆脱苏联模式的羁绊，也要在政治、经济，甚至军事上摆脱苏联的控制，维护自身的主权和独立。

“布拉格之春”遇到的干扰，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既有来自右的，也有来自“左”的。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充满了“布拉格之春”的全过程。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位于“欧洲的心脏”，处在历史和文化潮流的十字路口和两种制度的冲突点，改革显得更为艰难。

一方面，国内的保守势力千方百计抵制改革；另一方面苏共习惯于以“老子党”自居，对杜布切克等人要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不能容忍，最后决定用武力扼杀“布拉格之春”。

1968年6月20日，由苏联发起，华沙条约国部队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进行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苏军并没有按约立即从捷境内撤出。

7月14日，苏联、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波兰人民共和国五国党政领导在华沙举行会议，在没有捷党政领导参加的情况下，专门讨论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会议公报称：

“与会者特别注意到力图通过破坏活动来颠覆个别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帝国主义势力正在加紧活动。”

会议通过了五党给捷共中央的联名信，信中说：五党过去和现在都无意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内政，无意破坏各党关系中互相尊重、独立平等的原则，但决“不能同意敌对势力”把捷“从社会主义道路上拉开”，这“威胁着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利益”，这“已经不仅仅是捷克斯洛伐克一国的事情了”。

1968年8月10日前后，苏共中央选定于8月20日采取军事行动，对捷克斯洛伐克实行武装占领。8月18日，准备跟随苏联一起出兵的华沙条约缔约国领导人飞抵莫斯科。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向他们作了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的最后布置和说明。瓦尔特·乌布利希、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卡达尔·亚诺什、托多尔·日夫科夫等都表示毫无保留地执行苏共中央的决定。当天，他们都立即回国，作最后的部署和落实。(来自《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1968年8月20日，苏、波、匈、保、民德五国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当天晚上11时，布拉格机场接到一架苏联民航客机信号：“机械事故，要求迫降”，未予拒绝。客机一降落，数十名苏军突击队员冲出机舱并迅速占领机场。6小时后，苏军控制了捷克全境。几十万捷军全部缴械，北约也没来得及作出任何反应。

杜布切克并没有组织抵抗，在这次事件中有80名捷克人被杀，与匈牙利十月事件相比大大减少。苏军占领布拉格，逮捕杜布切克。8月26日，捷苏签署协议，同意“盟军” “暂时留驻”。直到1990年2月，两国才签署苏从捷撤军协议。

1969年4月，古斯塔夫·胡萨克代替杜布切克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改革运动夭折。

学者认为，东德应对“布拉格之春”的策略是：将对捷共改革的批判同西德“复仇主义”渗透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威胁联系起来，以此加强阵营内部的团结；在苏联和华约峰会面前保持对前两者的强硬态度，促使苏联对捷强硬和支持东德，并最终对捷动武。

苏联占领捷克事件一发生，周恩来总理就指示外交部研究对策。当时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建议发表政府声明，配以《人民日报》专论，来表达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并草拟了《关于揭露和谴责苏联武装占领捷克的请示报告》。但是，就在这时，周总理从另一份外交部和对外友协关于庆祝罗马尼亚国庆24周年的联名请示中发现，正巧8月23日是罗马尼亚国庆，届时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马将举行国庆招待会。周总理抓住了这个天赐良机，当即果断地作出决定，并在请示报告上批示，提高出席招待会的规格，把原来以郭沫若副委员长为首改为周总理亲自出席并发表讲话，阐述中国对捷克事件的立场。同时，确定出席招待会的人数也由200人增加到300人，并有意增加了出席招待会的军方代表人数。

1968年8月22日晚，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马求见陈毅。受罗马尼亚党政领导的委托，向中国介绍罗马尼亚政府就捷克局势给苏、波、匈、保、民主德国五国政府的通知。陈毅在中南海武成殿接见了他。杜马大使介绍了罗马尼亚政府在通知中指责五国军队占领捷克领土，干涉捷克内政。并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了10万人群众大会，齐奥塞斯库强烈地谴责了这一事件，说这是国际共运的最大耻辱，并且宣布采取一系列措施，准备保卫独立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