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藏》拼音是rú zàng，把相关典籍收集在一起为“藏”，此处“藏”为“宝藏”之义，把儒家典籍收集在一起，编成一大文库，即为“儒藏”，是儒家著作的总汇，与道家之道藏、诸子之《子藏》，佛教之《中华大藏经·初编》《中华大藏经·续编》相应。儒藏是聚集古代儒家的大百科全书，载有哲学、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学、历史、艺术、医学、化学、天文、地理、数学、技术各方面的丰富的内容。

《儒藏》系儒学文献大型丛书，旨在收集、整理、保存和传播儒学文献及其史料，所收典籍上起先秦，下迄清末，分为“经”、“论”、“史”三大部类，“史部”收录以儒学史为主题的“历史”类著作，本分册为史部的孔孟史志。

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把佛教经典及其注疏编纂为《佛藏》，同样，也曾多次把道教经典及其注疏编纂为《道藏》。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又编纂出版了《中华大藏经·初编》《中华大藏经·续编》，使佛教典籍的集成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中国道教协会也编纂出版了标点本《道藏》，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更便于利用的文本系统。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历来号称“儒”、“释”、“道”三分天下，可是千百年来，我国有《中华大藏经·初编》《中华大藏经·续编》《道藏》，而没有《儒藏》，始终没能把儒家的典籍文献集大成地编纂为一个独立的体系，这不仅与儒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极不相称，更不能满足传统文化整理与研究日益广泛深入的需要。编纂《儒藏》的目的和编纂《中华大藏经·初编》、《中华大藏经·续编》、《道藏》一样，都是通过对各家的典籍文献进行系统整理，以便保存和利用，以达到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化的目的。有鉴于此，2002年10月北京大学决定整合文科院系的力量，并联合有关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启动《儒藏》编纂与研究这一基础性的学术文化工程。

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家并称，但是三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儒家思想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从经典体系来看，儒家所传承的“六经”，是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精华；而孔子开创的儒家，与先秦其他各家的最大不同，就是儒家始终以自觉传承“六经”为己任，“六经”所代表的中国上古文化正是通过和依赖儒家的世代努力而传承。历代儒家学者对《诗》、《书》、《礼》、《易》、《春秋》等经典的不断整理、解释和对其中思想文化的推衍与发展，构成了儒家典籍体系的主要内容。由此可见，就经典的根源来说，与根源于印度的佛教和后起的道教不同，儒家的典籍体系不是某种宗教的经典，而是中华文明的经典。

由于儒家具有如此深厚的文化根源，由于儒家积极入世的实践精神，由于儒家所具有的深厚历史感、文化感、道德感，由于儒家在传承历史文化方面的自觉努力，不仅使得历代主政者无不重视儒家的政治-文化功能，而且也使得儒家的价值观逐渐成为中国人价值观的主体和核心。儒家“崇德贵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远神近人”的人本精神，已渗透到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儒家哲学强调阴阳互补、和谐与永久变易以及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成为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基础。儒家的价值理念，不仅通过个体表现为强烈的道德主义、积极的社会关怀、稳健的中庸精神、严肃的自我修养，而且也从整体上表现为人道主义、理性态度和重视传统的民族性格。这一切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宗教、科技以及政治、经济、法律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历史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中国古代文明是人类社会“轴心时代”的几大文明之一，而儒家是轴心期中国思想的重要成分。历史学家早已指出，“轴心时代”的思想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共同财富，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而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新的飞跃无不通过对轴心期的回顾而实现，并被它重新点燃。在踏入新千年之际，世界思想界已出现对于“新的轴心时代”的呼唤，这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对古代思想智能的温习与发掘，以响应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局面。

21世纪，中华民族正处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之中，重新回顾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源及其不断发展的历史，必将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重要的作用。为了能够系统深入地研究儒家思想文化，把儒家经典及其在各个时期的注解，把历代儒家学者的著述，把体现儒家思想文化的各种文献编纂成一部大文库——《儒藏》，无疑对当今和后世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中国历史上虽无《儒藏》，但历代王朝都有过汇编儒家经典的举措。如唐朝的《五经正义》，宋元的“十三经注疏”，明朝的《五经四书大全》，清朝的各种经解，尤其是清政府编纂的《四库全书》，汇集了大量的儒家文献。明、清两代都曾有学者提出编纂《儒藏》的建议，然而始终未能实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方面又编辑出版了影印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等。这些都为编纂《儒藏》打下了基础。《儒藏》将尽量继承和吸收上述各书已经取得的成就，从而使得对儒家典籍文献的研究和利用更为集中和方便；《儒藏》还将尽量搜集不曾收入上述各书的儒家典籍文献，从而使得有关儒家思想文化著述的汇编更为丰富和完备。这不仅使人们可以更系统、更全面地了解儒家思想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而且也是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使全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得以利用中国文化资源检证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建设。

《儒藏》工程包括《儒藏》编纂和“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研究”。《儒藏》编纂分《儒藏》“精华编”的编纂（包括《儒藏总目》）和《儒藏》大全的编纂两步走。《儒藏》大全将收录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儒家典籍文献近6千部，约15亿字，计划于2022年完成。先行编纂的《儒藏》“精华编”将收录中国四部之书及出土文献中在学术思想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儒家典籍文献461种，分编为281册，并选收韩国、日本、越南历史上以汉文著述的重要儒学著作100种，分编为40册，共计321册，2亿多字，计划于2012年完成。

儒家典籍多以影印本形式出版，《儒藏》“精华编”是以标点加校勘记的形式进行整理，以繁体竖排排印本的形式出版，这样不仅可避免单一版本的局限，而且便于阅览使用，并能制作成电子文本进行全文检索。《儒藏》所收文献的下限定在清朝的结束，民国以后的儒学著作可考虑有选择地编为“续编”。

《儒藏》“精华编”正在按计划井然有序地进行。《儒藏总目·经部》已完成，计划于2008年出版。“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研究”中的九卷本《中国儒学史》，可望于2008年年内完成。至2022年，将陆续出版“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研究”系列专著近60部，其中20部计划于2012年前完成。

2002年，汤一介教授提出编纂《儒藏》的建议，得到了张岱年先生、季羡林先生的热情鼓励；

2003年北大成立了以许智宏校长为首的《儒藏》编纂领导小组和以吴志攀副校长、汤一介教授为组长的《儒藏》编纂工作小组，这一工程作为我国重大学术文化项目，被列入2003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和全国社科基金2004年重大项目。

2003年，教育部将“《<儒藏>编纂与研究》”定为“2003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正式批准立项，项目批准号：03JZD008，北京大学资深教授汤一介先生任项目首席专家。

2004年，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成立，负责组织实施编纂工作，《儒藏》工程正式启动。

2004年，“《儒藏》精华本”又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为“200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2004年，《儒藏》工程被列为“北京大学‘985’工程重点项目”。

2004年，北京大学召开了两次有全国20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专家（包括台湾地区学者）参加的“《儒藏》编纂与研究工作会议”。

截至2005年，已有20余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参与对《儒藏》精华编460部儒家典籍的校点工作。

2006年，《儒藏》编纂工程被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

2007年，《儒藏》“精华编”的出版被新闻出版总署列入“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之重大工程出版规划。

《儒藏总目》和《中国儒学史》计划于2006年完成，《儒藏》精华编计划于2010年完成，而《儒藏》项目计划在2020年全部完成。

《儒藏》工程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收有5部经过重新校点的古代《论语》注疏和1部经过重新整理的出土文献《论语》的合集，作为《儒藏》的样书，8月将由北大出版社制作完成。

《儒藏》工程规模浩大，绝非某一单位可以单独完成，而北京大学拥有组织该项目的诸多有利条件。北京大学研究力量雄厚，有着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文、史、哲、考古、图书馆等人文学科具有很强的优势。北京大学集中了一批从事儒学教学与研究的专门人才和著名学者，多年来已完成和出版多种有关儒学的著作，具有雄厚的古籍整理实力和良好的研究基础。北京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古籍善本既富且精,可以为编纂《儒藏》提供约70%的图书，并与国内外古籍藏书大馆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已同国家图书馆签订了《儒藏》编纂合作协议。同时，北京大学与国内外学术界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儒藏》工程得到了国内外广大学者的支持和参与。北京大学已经联合国内外34所高校及研究机构，近300位国内外学者参与，共同完成“《儒藏》编纂与研究”这一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北京大学领导及各级部门对《儒藏》工程给予了大力支持。2003年5月北京大学成立以季羡林先生为名誉主任、许智宏校长为主任、吴志攀副校长为副主任、汤一介先生为常务副主任的“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指导委员会”，负责《儒藏》工程计划和成果审查、工作进度考核、财务监督等工作。同时成立以汤一介先生、吴志攀副校长（2007年由张国有副校长接任）为组长，由北大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以及图书馆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组成的“北京大学《儒藏》编纂工作小组”，负责《儒藏》工程的规划制定、业务咨询和重大问题研究等工作。2004年6月经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成立了实体性机构“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负责《儒藏》工程的组织实施工作。

经过多方协商，已组成以季羡林先生为首席总编纂，汤一介（该项目首席专家）、庞朴、孙钦善、安平秋先生为总编纂，包括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及韩国、日本、越南、法国、美国等海内外近百位专家学者为编委的《儒藏》精华编编纂委员会，并聘请饶宗颐（中国香港）、任继愈、王元化、来新夏、朱伯昆、田余庆、萧萐父、黄永年、汪德迈（法国）、户川芳郎（日本）、柳承国（韩国）、金忠烈（韩国）、崔根德（韩国）等13位海内外年高德劭的老一辈专家学者为《儒藏》精华编顾问。同时组建了以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单位具有古籍整理经验的资深编审为主的审稿专家组。

北京大学已多次召开《儒藏》编委及部类主编会议，就编纂《儒藏》进行学术研讨和经验交流。同时联系韩国、日本、越南的学者，设置编纂机构，启动《儒藏》海外文献部类的编纂工作。

《儒藏》预计耗资1．52亿元，将包括收入近五百部儒家典籍的《儒藏》精华编（约1．5亿字）和收入约5000余部儒家典籍的《儒藏》（约10亿字）以及著录万余部儒家典籍的《儒藏总目》，子项目包括十卷本《中国儒学史》和《儒家思想和儒家经典丛书》百种。

《儒藏》工程分为《儒藏》“精华编”和《儒藏》全本两步进行。

《儒藏》“精华编”收录中国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儒学文献——包括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500余种，同时收录韩、日、越三国历史上以汉文撰写的重要儒学文献150余种，共计339册，约2.3亿字，计划于2017年完成。

《儒藏》全本将进一步收录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儒学文献3000余种，约10亿字，计划于2025年完成，规模将超过《四库全书》，基本囊括中国（包括韩、日、越）历史上比较有价值的儒学著作。

《儒藏》的出版和发行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承担。北京大学出版社一直坚持以学术为本，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出版过国家重点文化工程《全宋诗》和优秀古籍整理项目《十三经注疏》等，1993年和1994年连续被评为全国优秀出版社。此次为更好地完成《儒藏》工程的出版任务，北大出版社整合社内资源，专门成立“典籍与文化图书事业部”，并与“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联合成立以吴志攀副校长为组长（2007年由张国有副校长接任）、王明舟社长为副组长的“儒藏出版工作小组”，负责全面协调《儒藏》的出版和发行工作。

2014年6月27日上午9点，《儒藏》“精华编”百册出版发布会在北京大学中关新园召开。

经过海内外近500位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儒藏》“精华编”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100册，6000余万字。

由汤一介、李中华主编，十余位著名学者执笔的《中国儒学史》九卷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先后荣获北京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第四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儒藏》课题“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研究”首批4种研究著作已经出版。除《中国儒学史》业已完成外，韩、日、越三国的“儒学史”编写工作也已展开。《儒藏总目·经部》已于2011年初正式出版。《儒家经典与思想研究》集刊已顺利出版六辑。作为日本《儒学史》编写工作的起步成果，其重要儒学著作仓石武四郎的《日本中国学之发展》已于2013年初由北大出版社正式出版。

2014年6月底，由北京大学主持编纂的大型儒学典籍《儒藏》“精华编”将出版到100册。《儒藏》“精华编”收录中国、韩国、日本、越南四国的650余种重要儒家经典文献，预计2018年至2019年，计划中的339册将全部出齐。

2023年4月21日，“三藏添新典时中协太和——《儒藏》‘精华编’成果展”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举行。据北京大学副校长、《儒藏》工程首席专家王博教授介绍，《儒藏》“精华编”中国部分510种、282册已全部整理完成，收录了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儒学文献，近两亿字，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标志着《儒藏》‘精华编’主体部分顺利完成，《儒藏》工程整体上转入一个新的阶段。”

2023年4月28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儒藏》‘精华编’成果发布暨全本启动大会”。《儒藏》“精华编”主体部分顺利完成，《儒藏》全本的编纂工作正式启动。经过近20年努力，集中国、韩国、日本、越南四国专家学者之力，旨在全面整理海内外3000多种儒学典籍文献的中国重大基础性学术文化项目《儒藏》编纂工程近日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

《儒藏》“精华编”中国部分510种、282册已全部整理完成并出版，收录了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儒学文献，总字数近2亿。此外，韩国之部88种37册、日本之部54种18册、越南之部12种2册也在推进中。

即日启动的《儒藏》全本编纂工作计划收书3000余种（含“精华编”），约10亿至12亿字，将以中国丰富的儒学典籍文献为基础，基本囊括中、韩、日、越四国历史上有价值的儒学文献。

《儒藏》实在是非做不行啦，要不然影响我们国家的面子。人家问，《佛藏》有了，《道藏》有了，为什么没有《儒藏》？人家一问，我们回答不出来。此外还得要补课，年轻人还得认识繁体字。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不认识繁体字的情况必须改变。原来我有个想法，大学一年级，不管哪个系，开马克思主义课程的同时，也开中国的国学课。不管哪个系，一年级没有修完这个，不能毕业。我觉得应该这样。此外，过去有个说法认为，我们的《四库全书》就是《儒藏》，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当然，《四库全书》是了不起的东西，但《四库全书》不能叫《儒藏》。

儒释道三家，我们有《佛藏》和《道藏》，唯独缺少《儒藏》，交代不过去啊。中国不是提倡中国文化吗？“藏”里面就包含中国文化。第二，当然，编撰 《儒藏》的工作做起来也要慎重。日本的《大正大藏经》，国外的学者都引那本书，很方便，我也引那个书，但是它的标点，一塌糊涂，一塌糊涂不够，就“两塌糊涂”了，没有一个对的。给古籍加注标点很不容易，你看二十四史，后来一直有人挑错，特别是《元史》。 《元史》的名字本来就古里古怪的， 《元史》的错最多！

2003年，“《儒藏》编纂与研究”作为中国重大基础性学术文化项目在中国教育部立项，汤一介担任项目首席专家。

汤一介先生在讲话中指出，《儒藏》工程的开展至少在四个方面具有学术文化上的突破性意义：一是编纂《儒藏》以传承中华文明，是符合当代中国以及当今世界的需要。一方面，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明清两朝都有学者、当代也有学者如饶宗颐先生，都曾提议编纂《儒藏》，因此这项工作是五百年来中国学者未能实行的一项历史使命，现在应该由我们这一代人来完成，而且中国目前提出建构和谐社会，儒家学说也可以为此提供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另一方面，欧美多位汉学家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通过对儒家文化的深入研究，认为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与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具有互补性，对西方乃至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后现代问题具有建构性，能够弥补西方文化之不足。二是《儒藏》工程还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国际合作项目。历史上，儒家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主流文化，而且对朝鲜半岛、日本、越南都产生过深刻影响，日本当代一位有影响的学者曾指出，儒家的思想文化不仅是中国的精神财富，而且是东亚的精神财富。《儒藏》工程目前已与韩、日、越等国学者开展实质性的合作，可以说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重大的国际学术文化合作项目，已经超过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国际合作——如唐朝玄奘取经、译经的规模。三是《儒藏》的收书范围突破传统。《儒藏》不仅收录传世文献，而且收录出土文献和域外文献，这种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与域外文献萃为一编的做法，在中国古籍整理编纂史上还是第一次。四是《儒藏》的编排形式也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儒藏》精华编收录的文献，经过简明校勘及新式标点，以繁体、竖排的方式印刷出版，最终还将制作成可供全文检索的电子文本，便于阅读和利用，能够更好地满足文化传承和学术研究的需要。汤一介先生还向会议报告了《儒藏》工程的总体进展情况以及质量、进度等方面急需解决的问题。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同瑞先生向会议报告了《儒藏》工程的财务状况及经费使用情况。他指出《儒藏》工程尽管得到教育部、北京大学以及各合作单位的大力支持，但仍然面临经费不足的问题，因此在经费使用上应该精打细算，同时还必须想办法开源节流，争取国家和社会更大的支持，以为《儒藏》工程的最终完成提供充裕的经费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