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川芳郎，日本著名汉学家，东京大学“中国文史部”掌门人，日本东方学会理事长。著有《古代中国的思想》、《汉代的学术和文化》、《儒教史》（合著），以及关于汉学的论文多篇。

尊称儒学为儒教

当今日本没有把儒学作为研究对象的名称，只是用到“儒教”这一概念。首先要说明的，日本学者所说的儒教，其“教”字不一定就是“宗教”的含义，它也有教学、教育、教化等意义，这是我们的基本理解。

我们知道，自中国六朝、隋唐以来，“儒教”和“佛教”、“道教”开始并称，构成所谓的“三教”，从文化史的发展脉络来看，所谓的“儒教”和“佛教”最早传入日本，道教传入得迟一些。近代中国学者不怎么说“儒教”了，日本依然在说。

自明治维新以后，中国学在日本不称为“儒学”，而称为“汉学”了。就“儒”而言，我们前辈服部宇之吉，对日本后世学者影响至深，根据他的《儒教伦理概说》所言，“三纲五常”等为代表的人伦道德（人间关系论）就是“儒教”，他进一步地将传统的“三纲五常”等作为孔子教化的大义，阐释了人文始祖孔子人文方面的基本思想。今天的日本学者一直在因袭服部宇之吉，在讲述或表达儒家伦理观（如三纲五常、忠君爱国）时就直称之为“儒教”。

中国的“儒学”似乎侧重于儒家的学派，学养、学问，日本“儒教”概念更加宽泛一些，不仅包括那些东西，还有“儒的教化”的含义。

支持推动国学热的中国知识分子

中国的国学热，中坚力量是那些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我很欣慰，对那些知识分子感到深深地敬佩。

国学，在日本很早就提出来了，这个国学不是中国的国学，而是日本自己的国学，倡导者是本居宣长（1730-1801年），他通过考据日本经典，确立了彻底抵制中国儒学，“完全摆脱中国思想”的目标，发现并阐述了日本民族的文化精神，主张专制与排外，初步确立了日本民族国粹主义的理论基础，这使得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走向极端和歧途，直至发动了战争，这让我们反思。

对当今日本的国学教育，我是不满意的，最起码道德教育是失败的。虽然我们有伦理、修养等方面的课程，背诵一些条文，儒家怎么说，甚至基督教怎么说，但是年轻人道德的缺失，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如今的学子不怎么爱读书，则不仅是日本教育界的问题，恐怕是世界各国所共通的，应该拿出对策来才好。

日本三学者出任《儒藏》编委

《儒藏》那部书名，在日本还没有出现争议。坦率地说，在日语里面，有“道藏”、“释藏”的说法，“儒藏”的说法还没有，很新鲜。目前，我们接受这个称呼，理解这种称呼的背景。我想：中国从历史上就以自己的儒学为中心，不断向亚洲区域辐射，到今天依然如此。日本、朝鲜、韩国、越南，以及东南亚，都是从中国拿来获取的。今天中国的学者给自己编的东西从名称上作了这样的定位，肯定有自己的想法，我们理解。

2005年的秋天，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作为《儒藏》编纂中心的首席代表，希望日本学者加入编纂工作，受此邀请，日本方面出任本书的编纂委员有3位，顾问1人，协同推动此项工作。

从传统，依然到传统

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在学术制度里开始设立里汉学科，（不叫儒学科），在岛田重礼、服部宇之吉、狩野直喜等前辈的倡导下，一些学校采用中国清朝已有的汉学制度，光是对经书而言就有了目录、训诂、校勘、辨疑等学问，那些都是儒家学问的功底，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的研究力量比较强，在此基础上，更有一些学者在儒家文化，历史，哲学方面的研究，或采用新的研究方法。

儒家经典在日本有不少好的，难得一见的版本，如《毛诗正义断简》、《论语义疏》、《古文孝经孔氏传》等等，配合中国同行，搜寻钩沉，以期更好的完成搜寻和整理的任务。

著有《古代中国的思想》、《汉代的学术和文化》、《儒教史》（合著），以及关于汉学的论文多篇。

掌管和协助日本学者搜集整理日本的儒家著作，探寻中国思想文化的内核和意义，推动汉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