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平秋，男，1941年10月生，北京市人，满族，著名文史学家，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导师，全国高校
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治学范围为
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主要方向一是先秦两汉文学，重点是司马迁《史记》研究，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生活关系研究。
在北京大学讲授《
史记讲读》《史记研究》《汉书讲读》《古代汉语》《传统文化与社会生活》等课程；在
复旦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等十余所大学讲授专题研究；主持或参加了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院校的研究生论文答辩。
1992年起，6次赴美国在
哈佛大学等处作学术演讲。1996年，应邀赴法国等欧洲四国作学术访问。1997年4月-1999年3月，由北大派日本东京大学讲授《史记研究》等课程，并应邀在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等学术单位作多次专题演讲。
自1983年起，历任中国
国家教委全国高等院校（大学）
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秘书长，副主任。1996年任主任。1992年，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1998年2月，任副组长。
兼任中国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基金评议委员会、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委员会主任、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古文献学科专家评议组召集人，中国新闻出版署
国家图书奖评审委员会成员美《中国研究书评》编委、《
中国典籍与文化》（刊物）总编等。
中国的古籍包罗万象，涉及人文领域的古籍是推动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
古籍整理是基础性工程、综合性工程
一般说来，古籍整理就是对古籍进行标点、校勘、注释或者影印。与从前的私塾教育相比，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基础教育中旧学的部分有所削弱，大部分人对于古代文献接触较少，所以需要对古籍进行新式的标点和校勘以及注释、翻译，既有利于广大读者阅读，也为文史研究提供基本的文献资料。整理古籍的过程，也是对古代文献所反映的思想进行理解和消化的过程。对古籍中一个字、一句话的理解不准确，后续的研究就可能出现偏差。以汉代
王充的《
论衡》为例，一位前辈学者在其著作中认定《论衡》的某些思想是唯物的、某些思想是唯心的，
裘锡圭先生的《读〈论衡〉札记》从文字学角度深入分析相关字、句的意义，得出的一些结论与那位前辈截然相反。学术研究是一个整体，作为基础性研究的
古籍整理与对某部作品、某位作家的研究是相互呼应、相互配合的两个环节，不应该有高低之分。
中国的古籍包罗万象，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涉及人文领域的古籍是推动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仅就道德而言，从个人品德到
社会公德，以至维系社会和谐稳定，古籍里都有所涉及。从这个角度看，古籍整理不仅是一项基础性工程，而且是一项综合性工程。
从整体上看，建国以来的
古籍整理工作发展是健康的。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毛泽东、周恩来、
陈云等领导同志的关心下，
中华书局组织点校出版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和《
清史稿》，为后来的古籍整理工作开了一个好头。上世纪80年代，最有价值、最有分量的古籍整理工作要数全国高校古委会规划组织的“九全一海”，即《
两汉全书》《魏晋全书》《全唐五代诗》《全宋诗》《全宋文》《
全元文》《
全元戏曲》《全明诗》《全明文》《
清文海》等10部断代诗文总集的整理。这项工程有系统性、有目的性地把历代的主要诗文都涵盖进来，对于研究每个朝代的文化是重要的基础典籍。在普及方面，全国高校古委会组织了全国高校20个古籍研究所的专家，用近10年时间编写了一套《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精选从先秦到晚清的134部文史名著进行注释、翻译和解题，对普及传统文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这几项成就的基础上，今后的
古籍整理工作要把精力放在两个方面:一是重要典籍的进一步整理，把标点、校勘、注释做得更准确、更深入，使之成为经典，能够流传后世，多年来很多学者都在为之努力;二是要推动海外汉籍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我们把很大精力投入到这项工作中。近年，在新闻出版总署和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领导、规划下，古籍出版工作开展得很有章法，取得了突出业绩。全国20多家古籍出版社有个联合体，简称“古联体”，在新闻出版总署的统筹下承担了主要的古籍出版任务，出版了很多好书。但不容忽视的是，
古籍整理工作中有一股浮躁的作风。有些整理者没有古籍整理的基本功，也没有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的经验，就开始整理古籍，甚至主持重大项目，这样整理出来的古籍质量一定没有保证。有些重大项目，不经充分的专家评议、论证，就轻易上马，造成了巨大的资金浪费和荒唐的学术行为。我们讲“学术独立”，就是要尊重学术工作的特点，按学术规律办事，不能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术研究，作出草率的决策。
宋元善本古籍的主体部分在中国，但海外所藏汉籍也具有很高的版本、文献价值。像日本收藏的1000部左右宋元版汉籍，有相当一批是孤本；或者是同一种书，日本藏的版本更早；或者是同一版本，日本藏的是全本，而国内只有残本。比如元代彭寅翁刻《史记》，世界范围内存9部，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有5部，日本有4部，9部中只有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和天理图书馆所藏的两部是全本。再如北宋刻本《史记》世界仅存3部，日本大阪的杏雨书屋藏本与北京国家图书馆、台湾
傅斯年图书馆的藏本不是同一版本。这些有价值的古籍通过各种途径流传出去，原本回归已经基本不可能了，但我们应该关注这些汉籍的情况，把有价值的古籍影印复制回来，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相关工作，日本宫内厅藏68种宋元版汉籍的影印本即将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日本
国会图书馆、内阁文库（国立公文书馆）藏本的影印工作也已经完成，今后逐步扩大日本各藏书机构汉籍影印工作。此外，《
美国图书馆藏宋元版汉籍图录》即将出版，也是由我们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外所藏汉籍善本丛刊》正在有序进行。
海外汉籍整理并非简单地影印复制，存在着多重困难:首先是人才队伍建设，需要一批既懂古籍又懂外语的专业人才，对海外汉籍进行版本鉴定和影印整理工作，像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的144种宋元版汉籍中，经我们鉴定、考证后，有4种不是宋元版，而是明版；第二是经费支持，国外有的藏书机构需要支付较高的复制费用；第三是需要与海外各藏书机构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以便于工作的顺利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