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侯（？～前396年），姬姓，魏氏，名斯（一名都），安邑（今山西省夏县）人。魏桓子之孙，魏武侯之父。战国时期魏国开国君主。

魏文侯魏斯（?—公元前396年），是魏桓子之孙，魏武侯之父，公元前446年继承祖父的家业；晋出公二十二年（前453年），赵襄子派人说服韩康子、魏桓子，放晋水倒灌智寨，灭了智氏，三分智地。三家分晋的局面基本形成。

三家分晋时，赵氏获利最多，魏氏、韩氏得到的要少一些。赵氏得到了晋国北部的大片土地，并向东越过太行山，占有邯郸、中牟。魏氏与韩氏笼罩在赵氏的南边，魏氏偏西，韩氏偏东。赵氏占有的智氏领地正压在魏氏的脑门上，魏氏很压抑。

魏氏的西边是一河之隔的秦国，北边是强大的赵氏，东边是新兴的韩氏，南边越过中条山和黄河是秦、楚、郑国拉锯争夺的陕地（今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陕县和灵宝市地区）。

魏氏被紧紧地裹在晋西南一隅。魏氏集中在晋西南，虽然在东面还有几块飞地，但都很不巩固，难以建成战略基地。魏氏的核心地区是运城谷地，北部是吕梁山，南部是中条山，东部是王屋山，黄河的大拐角包住了魏氏的西部和南部。

这样的地势，易守难攻，但也容易被压制封锁。因此，魏文侯首先要做到的是自强、不被列强吃掉，然后是打破封锁、向外发展。

三家分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魏国把主要的精力都用在了修炼内功上。赵国和韩国在向外扩张了一段时间后，由于内政不稳，也回到了内修这条路上。而此时，魏国已基本完成了内部调整，开始寻找外向的出口。

魏国所处的周边环境很复杂，魏文侯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遭到围攻，面临亡国的危险。

赵献侯想联合魏文侯消灭韩氏，赵、魏平分韩氏。韩武子想联合魏文侯消灭赵氏，韩、魏平分赵氏。对于赵、韩的提议，魏文侯均给予了明确的拒绝。魏文侯劝赵献侯打消分化韩、魏，从而各个击破的念头。他说，魏和韩比较弱，必然会联合起来对抗赵国，以免被赵消灭。韩、魏都清楚，联合赵国攻击对方是自取灭亡，与赵国平分对方的想法更是与虎谋皮。这样的形势，使韩、魏必须联合。魏文侯劝韩武子也不必因为赵氏的威胁而联合魏氏进攻赵氏，以图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赵氏的威胁。韩、魏联合攻赵的想法是不现实的，赵国的实力太强了，韩、魏联合最多与赵国打个平手。双方硬拼的话，必然是两败俱伤。而且即便赵氏被击败了，韩、魏也必然会继续内斗。

魏文侯向赵、韩说明了自己对三家发展的想法。晋地被山带河，比较封闭，身处其中的赵、魏、韩只有赵国向外伸出了代和邯郸两个触角，但由于身后韩、魏的威胁，赵国也无力通过这两个触角继续向外扩张。

赵、魏、韩三国紧邻，必须要和平相处，如果内斗，就会被拖在晋这个封闭的环境里，谁都无法发展。赵、魏、韩只有联合起来向外扩张才有出路。对于魏文侯的联合发展策略，虽然赵献侯与韩武子都表示同意，但如何联合？向哪一个方向发展？如何分利？三家没有达成共识。但是，通过这次会谈，三家出现了难得的和平局面。最终，赵、魏、韩暂时放弃了内斗，走上了各自发展的道路。

晋幽公九年（公元前425年），赵襄子赵无恤去世，魏斯继任为晋国正卿，任用上郡守李悝实行变法。魏文侯在战国七雄中首先实行变法，改革政治，奖励耕战，兴修水利，发展封建经济，后来的秦孝公和商鞅变法都是以魏氏为蓝本的。

在战国时代，魏国西有秦，南有楚、韩，北有赵，东有齐，地处中央，易攻难守。忧患的环境和勃勃雄心使魏文侯成为战国最早推行变法图强的君主。

他用李悝、翟璜为相，改革弊政；用乐羊、吴起等为将，攻掠中山国、秦国、楚国；以李悝教授法经，依法治国，魏国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旺盛生机。

由于赵氏在北，韩氏在东，韩氏的发展方向是魏氏、韩氏南面的郑国，魏文侯便把发展的方向放在了西面的秦国。

魏文侯二十七年（公元前419年），魏国西渡黄河，在少梁（今陕西韩城西南）筑城，构筑进攻秦国的军事据点。秦军对魏国的入侵进行了反击。经过几番较量，渡河的魏军占住了少梁这个重要的军事据点。秦军一面围攻少梁的魏军，一面在黄河沿岸建造防御工事，阻止更多的魏军渡河。

魏相翟璜向魏文侯推荐卫国人吴起，魏文侯对吴起的指挥才能很欣赏，任命吴起为魏军攻击秦国的主将。吴起上任后，魏、秦在西河的僵持局面很快被打破，魏军节节胜利。

魏文侯三十三年（公元前413年），吴起率领魏军在西河战场战胜秦军，冲破秦军西河防线。随后，吴起直扑秦国，进入渭河平原的咽喉要地郑（今陕西省华县），秦国举国震怖。如果吴起攻破郑，进入渭河平原，就等于控制了秦国的粮仓，而且渭河平原还是秦国的兵员基地。渭河平原无险可守，吴起向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兵临秦都雍城（今陕西省凤翔县），秦国就会有灭国的危险。吴起攻秦的目的是灭秦，这让秦人十分恐惧。于是，秦简公一方面调集重兵防守郑，并命令西河防线的秦军切断吴起的退路，与驻守郑的秦军夹攻吴起。

魏文侯督促吴起继续攻秦，吴起在郑与秦军展开决战，魏军大胜。魏国太子击趁秦军西河守军主力围攻吴起，防守空虚之际，指挥黄河东岸的魏军渡河。太子击率军攻破了秦国西河防线的军事重镇繁庞（今陕西韩城东南），秦国的西河防线被魏军彻底突破了，大批的魏军进入秦国。

吴起指挥渡河的魏军对秦国在西河地区（今陕西洛河、黄河与渭河间的大片三角洲）的军事据点进行清除，陆续占领了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南）、王城（今陕西大荔）、元里（今陕西澄城南）、洛阴（今陕西大荔西南）、合阳（今陕西合阳东南）、阴晋（今陕西华县东）等城。

由于秦国的政治腐败，西河的百姓对秦君很失望，反而对军纪严明的魏军很欢迎。吴起在把魏国的利民、便民政策带到了西河后，马上得到了西河百姓的支持，魏军在西河站住了脚。西河的秦国百姓很乐于为魏军服务，吴起在西河的兵员、给养，得到了就地补充。随后，吴起派出了一大批西河人进入秦国，散布秦军战败、魏军仁义的舆论，秦国本来就十分紧张的国内局势更加不稳了。秦简公命令国内一级警戒，严查来历不明之人，官吏都被武装起来，准备战斗。

到了魏文侯三十八年（公元前408年），魏国完全占据了西河地区，魏国的领土大大扩张。吴起向北还夺取了戎狄少数民族的大片土地，魏文侯在此设置了上郡（今陕西境内洛河以东，黄连河以北，子长县以南）。

魏国又占领了函谷关（今河南省三门峡市西），控制了秦国与中原沟通的黄金通道。秦国被压迫在洛水以西，沿洛水西岸构筑防御工事。魏文侯在洛水的东岸修筑了一条长城，南端越过渭水与阴晋相连，北端到达雕阴城（今陕西省甘泉县道镇）以西。魏国将秦国压制在洛水以西，长达八十年，使秦国不得与中原交通，魏国独擅关东之利，利用地理上的垄断地位，控制秦国同中原的交流，从中攫取暴利，秦国受到了很大的削弱，魏国却越来越富。

魏文侯在西河地区一方面完成了军事占领，另一方面把魏国的便民政策带到了西河，得到了西河百姓的拥护，魏国在西河建立了稳固的统治。

在得到西河这一大片土地后，魏国不仅解决了秦国对魏国的威胁，国内人多地少的困难也得到了一定的缓解，魏国的粮食生产有所改善。西河为魏国提供了战略上的回旋余地，同时还为魏国提供了兵员和粮食。魏国在西河实行的新政策，对秦国百姓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秦简公为了安抚民心，被迫实行初租禾。

随着魏国的不断强大，赵国逐渐下滑，赵、魏两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魏国的实力超过了赵国，也超过了韩国。赵国在赵献侯后期，国力开始衰败，中山对赵国的威胁越来越大。赵献侯死后，赵烈侯即位，中山对赵国的攻势更猛了。

赵国向魏国求救，魏文侯虽同意帮助赵国消灭中山，但是要赵国以智地（今山西省永济市虞乡西北）作为魏国攻打中山的回报，赵烈侯同意了。智地位于魏国本土的北部，是赵襄子当年压在魏国头顶上的一块大石头。经过不断的努力，魏文侯终于解决了这块多年的心病。

魏文侯三十八年（公元前408年），魏国在解决了西河战事后，便开始进攻中山。应韩景侯的请求，魏国帮助韩国攻击宋国，以便于韩国向东发展。魏国的势力延伸到了黄河以南。

中山与魏国并不搭界，中间隔着赵国。在名将乐羊的率领下，魏军越过赵国攻击中山。

中山是白狄族后裔建立的国家，此前由于赵襄子夺取了代郡，代郡与邯郸对中山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中山很紧张。赵襄子死后，赵献侯没有保持住对中山的压力，被中山反击得手。赵烈侯接手赵国时，正是中山在对赵战争中节节胜利之际。

在乐羊的出色指挥下，训练有素的魏军苦战三年，在魏文侯四十年（公元前406年），终于攻破了中山国，解除了中山国对赵国的威胁。

中山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魏军虽然占领了中山国，但中山国人不服，叛乱时有发生，中山的局势仍然很动荡。魏文侯让能力超群的太子击来治理中山国。魏文侯把中山国的灵寿（今河北平山）封给了攻破中山国的功臣乐羊，派乐羊率部驻守中山国。魏文侯任命李悝为中山国相，辅佐太子击治理中山国。在太子击、李悝、乐羊的努力下，中山国的局势逐渐稳定了。

魏国在占领中山国后，比中山国对赵国的威胁更大。赵国可谓是前门赶狼，后门进虎。魏文侯在出兵帮助赵国攻击中山国的时候，命令魏军在沿途占领了不少属于赵国的地方。

晋烈公十一年（公元前405年），齐相田悼子去世，执掌齐国政权的田氏家族发生内乱。田会占据廪丘（今山东省鄄城县东北），请求赵国收留，赵烈侯同意了。廪丘与赵国并不相连，中间隔着卫国。在田会投赵前，齐国的势力已经渗透到了卫国，并已经控制了以廪丘为据点的这一大片土地。田会投赵，并不是以廪丘这一个城池，还包括廪丘附近为齐国控制的这一大片卫国的土地。这一片土地，与濮阳和馆陶都很近，商业价值极大。结果，赵国收留田会、占据廪丘的行为，引起了田悼子的接班人田和的强烈不满，田和命田布率军进攻赵国，赵军不利。于是，赵烈侯便请魏文侯和韩景侯出兵相助。赵、魏、韩联军与齐军大战一场，杀死齐军三万人，并且获取了大量的战略物资。

晋烈公十二年（公元前404年），赵、魏、韩联军大举进攻齐国。赵烈侯命孔青为主帅，带领翟角的魏军和韩军，一路攻打到齐长城，田和被迫割地求和。赵、魏、韩在与齐国的战争中，获得了大片的土地。魏文侯为了使新得到的齐国土地与此前占领的河内地区相连，便攻占了卫国朝歌附近的几座城市。齐康公被联军所俘虏，与三晋之君主一起朝见周天子，齐康公并请求周天子册封三晋为诸侯。

晋烈公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九鼎声响，周威烈王正式承认韩、赵、魏三家为诸侯，与晋侯并列，即由这一年正式进入战国时代。宋代史学家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就从该年开始，记载的第一件事即是“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魏文侯五十年（公元前396年），文侯病重，临死前，召见吴起、西门豹、北门可等人，将太子魏击托付给他们。文侯去世，由太子继任为君主，是为魏武侯。

李悝著《法经》六篇，来规范魏人的行为。晋国是一个有着法治传统的国家，国民对依法办事都很拥护。李悝主持制定的这套成文法，在魏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国君、贵族和官员在实行政事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国家的法律。

由于魏文侯的带头遵守，李悝主持制定的这套法律，得到了很好的实施。这套法律后来也被秦国献公、孝公和商鞅所采用，《法经》是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地主阶级的法典，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制基础。

魏文侯时，任用大臣不看出身，重视能力，提拔了很多平民和有戎狄背景的人才，魏国的贵族很少得到重用。魏文侯重用的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吴起和李悝都是来自卫国的平民。乐羊、西门豹是魏国的平民。翟璜是戎狄出身。只有魏成是魏文侯的弟弟，出身贵族。

魏文侯重用卫人李悝，推行尽地利之教的精耕细作原则，推广农副业成功经验，综合利用魏国的田地和山川，提高魏国耕地的单位产量和土地的使用效率。

为了平衡粮价，李悝还实行了平籴法。在丰年的时候，国家根据市场情况，采用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农民的粮食，使农民的利益不受损失。在灾年的时候，政府把国家粮仓储存的粮食以适当的价格卖给市民，使市民不致买不起粮食而流离失所。

这样，魏国很好地平衡了农民与市民的利益，国家储备的粮食也越来越多，国家抵抗灾年的能力大大提高，社会稳定，国民安居乐业。

魏国的周边国家中，各有各的特产。秦国的家畜、皮革、玉石，赵国的布帛、枣栗、家畜、皮革，楚国的鸟兽、橘柚、茅竹、丝绸在当时都很有名，魏文侯鼓励魏国百姓从商，参与各国土特产贸易，魏国获得了大量的商业税，国库充实了。

魏文侯二十七年（公元前419年）至魏文侯三十八年（公元前408年），魏文侯派吴起攻打秦国的河西，完全占领了河西地区以及函谷关，修筑了少梁等城池，并沿洛水修筑长城，将秦国压制在洛水以西地带。

魏文侯三十八年（公元前408年）至魏文侯四十年（公元前406年），魏文侯攻灭了中山国，并派太子击、乐羊等人治理，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魏文侯四十一年（公元前405年）至次年，魏国在三晋伐齐之战中攻入齐长城，并俘虏了齐康公。齐康公不得不随三晋前往朝见周天子，请求封三晋为诸侯。

魏文侯四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承认赵、魏、韩三国为诸侯，补办了三晋立国的法律程序。

周威烈王承认三国为诸侯，无异于是对赵、魏、韩三家分晋这一严重叛乱的支持，严重地损害了周王室的声威。晋国长期以来是匡扶周王室的重要国家，赵、魏、韩对晋公室的叛乱本来应该受到周天子的严厉谴责，而周威烈王却承认了赵、魏、韩三国叛乱的合法性，这让周系统的国家很寒心，周王室的支持者更少了，号召力也因此而大减。

由于赵、魏、韩向黄河南岸发展，进攻郑国和宋国，与一直想要控制郑国和宋国的楚国发生了利益冲突。郑国在楚国和宋国的帮助下，屡次击败韩国。韩景侯也开始寻求魏国的帮助。

于是，三晋与楚国发生多次激战，楚国被三晋连续击败，中原土地连丧，魏国则在中原站稳了脚跟。

魏文侯在出兵帮助韩国攻击宋国的时候，命令魏军占领了魏军进军路过的河内地。

魏国占领的齐地与朝歌地区相连后，魏国在漳水与黄河之间就有了一大片土地，对突入卫地的赵国都城中牟（今河南鹤壁市山城区一带）威胁极大。

赵烈侯虽然对魏文侯对赵国的压迫很不满，但由于此时魏国十分强大，魏文侯又巧言令色，打着三晋联合发展的旗号，因此赵烈侯还没有与魏国决裂的勇气。魏文侯的三晋联合实际上是以魏国为中心，拉拢韩国，借着联合发展的机会削弱赵国。赵国虽然也可以得到一点好处，但付出的代价很大。魏文侯的巧取豪夺，与当年赵襄子的手法如出一辙。

魏文侯打着驱逐齐国在卫国势力的旗号，将齐、赵一直争夺的漳水南岸地划入魏国的势力范围，赵国在漳南经营多年的辛苦白费了。

魏文侯顶在漳水向南最突出的部位，设立了邺县（今河北磁县东南邺镇）。邺县的设立，使赵国南进中原的战略构想遭到了迎头一击。

赵都中牟的前方是朝歌，东方是汤阴，都是魏国的重要军事据点。中牟的西方是太行山，无发展的空间。邺设在中牟的身后，使本来就突入卫地的中牟显得更加突出，更加孤立，十分危险，根本不适合作为国都。邺顶在了赵国南进中原的战略基地邯郸的正南方，迎头拦住了邯郸的南进去路。

魏文侯在对秦攻略中除了军事打击、政策攻心外，还进行了文化渗透，著名的西河学派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魏文侯虽知道秦人不易武力屈服，但却对中原文化很向往。于是，魏文侯重用当时著名的大儒子夏，拜子夏为老师，在西河讲学。子夏是孔子的学生，名卜商，比孔子小四十四岁，生于公元前507年。魏文侯在延请子夏来西河的时候，子夏已是百岁老人，很少亲自教授了。而且，子夏由于老年丧子之痛，哭瞎了眼睛。

在西河真正教授的是子夏的弟子齐人公羊高、鲁人谷梁赤、魏人段干木和子贡的弟子田子方。

尽管子夏非常注意养生，身体一直很健康，但毕竟年事已高，而且双目失明，最初对魏文侯的邀请是很犹豫的。魏文侯知道子夏是各国士人的旗帜，决心一定要请子夏到西河坐镇。于是，魏文侯亲自拜子夏为师，对子夏异常尊重。

给国君做老师是儒家最高荣誉，即所谓的帝王师。子夏是第一个享有这个荣誉的大儒，甚至孔子在生前也没有享受过如此尊高的荣誉。子夏被魏文侯的诚意感动了，决定亲自到西河坐镇。

由于子夏做了魏文侯的老师，而且亲自坐镇西河，华夏文化的重点就转到了魏国，转到了西河，形成了著名的西河学派。子夏在西河的象征意义，极其重大，不仅对秦国、楚国、赵国这些边地诸侯国的怀化作用十分显著，而且使魏国俨然成为中原各国中的文化宗主国。

儒家本来是教授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教师，而六艺是贵族和士人在治理国家中必须要掌握的基本技能。儒家由于各有侧重而产生不同的流派，相当于不同的学科。鲁国的曾参之儒是以重礼，尤其是重孝为代表的流派，培养的是掌礼之儒，这些人不以经世致用为特长，在各国官僚系统中的地位不高。

子夏之儒培养的是经世致用之儒，大量地充斥到各国的官僚系统中，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儒学流派。子夏到西河后，谋求进身的士人纷纷转入西河学习。这个时候，西河学派应魏文侯的要求已经不以贵贱为收取学生的标准了。子夏由于不亲自教课，而且已经享有了魏文侯老师的至高荣誉，也就不计较了。这些士人在西河学派学习后，很自然地选择魏国为其效力的首选国家。

这样，西河学派为魏国吸引、培养了大批官员。各国的士人对西河都很向往，魏国无形之中成了他们理想的效力国家。西河学派教授的内容很丰富。

公羊高与谷梁赤本来不是最能代表子夏思想的学生，但由于他们教授的历史学科《春秋》是以服务国君为对象的，所以魏文侯抬高了他们的地位。公羊高口授的《春秋》成为后来《春秋公羊传》的蓝本，谷梁赤口授的《春秋》成为后来《春秋谷梁传》的蓝本。

子贡的学生田子方传授的不仅包括儒家本身的六艺，还包括子贡对儒学的发展，即纵横术与经商的本领。纵横术是士人成为官员后，从事外交所必须具备的才能，而经商致富则是一个官员富国富民所必须要掌握的知识。子贡、田子方对传统六艺的发展是与当时的时代发展及各国对官员的要求相适应的。

段干木是子夏看重的一个学生，他的教授中还可以看到子夏培养高级官员的精髓。魏文侯担心段干木培养的高级官员不为魏国所用，反而与魏国为敌，便让段干木主要教习魏国的公室贵族，并请子夏能够对自己的子弟能够指点。

子夏在西河没有几年就去世了，但其在西河的象征意义却长期存在，魏国取代鲁国成为中原各国的文化中心。魏文侯尊子夏为师的政治效果十分显著。

魏国之所以能够称霸百年，一方面是由于强大的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就是因为魏文侯把魏国变成了中原各国的文化中心。

《史记》曾经披露，秦国想讨伐魏国，但有人劝秦王：“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

“当魏之方明《立辟》、从宪令行之时，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强匡天下，威行四邻”。（《韩非子·饰 邪》评）

邺是抑制赵国南进中原与魏国争利的战略据点，必须要任用一位能独当一面的大臣，才能担当这个重任。于是魏文侯选择了名声赫赫的西门豹。

漳水经常泛滥涌向邺地，邺地的百姓深受水灾之苦。当地的三老、廷掾借为河伯娶妇平息水患为名，从百姓身上每年都搜刮了大量的钱财。

百姓中有好女子的人家，为了逃避被选中为河伯妇的厄运，纷纷逃往外地，导致人口流失严重。

西门豹入邺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巧妙地制服了当地的三老和廷掾，废除了为河伯娶亲的陋习，止住了百姓的流失，为百姓节省了为河伯娶妇付出的大量赋税。

西门豹为了解决漳水泛滥和邺地土地盐碱化严重的问题，便在漳水南岸开凿了十二条水渠。这十二条水渠很好地完成了泄洪任务，消除了漳水泛滥对邺地的危害。

西门豹从这十二条水渠引漳水灌溉邺地，反复冲刷，改善了邺地的耕地质量。西门豹的治漳成功，使从前以多水患、田地贫闻名的邺地，变成了著名的良田。邺地的经济开始复苏，原来逃走的百姓又回来了。邺地处于赵、魏之间，离卫、齐很近，西门豹利用邺地的这个地理优势，鼓励百姓从事商业，获利颇丰。

邺地的百姓对西门豹很感激，十分拥护魏国的统治。邺地在西门豹的治理下，成为魏国巩固的制赵战略基地，处于魏国中央政府的控制下。

因此，赵国对邺虽然曾经采取过多次的进攻，但是却无法巩固地占领，魏军在邺地百姓的支持下很快就能赶走赵军，夺回邺地。赵国由于无法突破邺对邯郸的封锁，导致赵国始终无法南进中原。

魏文侯五十年（公元前396年），魏斯去世，太子魏击即位，是为魏武侯。

魏文侯派乐羊攻打中山国。攻破中山国后，他把中山国封给他的儿子击。魏文侯向群臣问道：“我是怎样的君主？”，群臣都说“您是仁爱的君主。”任座却说：“您得到中山，不把它封赏给您的弟弟，却把它封赏给您的儿子，怎么能说是仁君？”，文侯发怒了，任座跑了出去。文侯又问翟璜，翟璜回答说“您是仁君。”文侯问道：“您凭什么知道的？”翟璜说：“臣听说国君仁爱臣子就直率。刚才任座的话直率，我因此知道您仁爱。”文侯又高兴了，就让翟璜叫任座回来，他亲自下堂迎接任座，把他作为座上宾。

这是一件小事情，以魏文侯使乐羊取了中山国，然后把中山国封给其子的事情为引线，道出了帝王将相的生存之道。

人皆有私心，却要与大局相权衡。文侯虽贤达，却也难免生出些护短之心，取了块不错的土地，首先想到的是留给自己的儿子，却被大臣任座指出不妥。事实上，后世江山都是儿子的，那么把一点眼前利益给了可以帮他稳固江山的人，又有何不可呢？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君主没有臣子豁达。庆幸的是臣子中贤达者有二。试想如果翟璜不能及时指出魏文侯的过失，那么文侯也不可能知道自己正在犯着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那么他也就连“亲下堂迎之，以为上客”的机会都不会有了。

一次，魏文侯出门游历，看见一个路人将裘皮衣服翻过来穿着背了一捆柴火。魏文侯说：“为什么将裘皮衣服翻过来背柴火？”那人回答说：“我爱惜它的毛。”魏文侯说：“你不知道它的里子没了，毛就没地方附着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