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鸟时代（592年-710年），是古代日本的一个历史时期。开始于日本第一个女天皇推古天皇就位，终止于迁都平城京的710 年，上接古坟时代，下启奈良时代。

6世纪初，武烈天皇去世后，缺乏皇位继承人，大伴金村从越前迎来男大迹王继承皇位，他就是继体天皇。

当时，在朝鲜半岛，新罗、高句丽的势力扩张，威胁百济，并使日本在朝鲜南部任那发展势力的半岛经营策略陷于窘境，另一方面，导致大批大陆移民的流入。

在国内，皇室在统一国土后，不断霸占地方贵族的领地，扩大自己的屯仓，并将侵略朝鲜的军事负担强加在他们身上，皇室和地方贵族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侵朝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引发了人民的反抗。

6世纪中叶以后，部民制已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开始瓦解，部民纷纷逃亡。朝廷内部新旧势力之间的斗争日益加剧。

在 6世纪初，在朝廷中握有实权的大伴氏曾因主张把任那四县割让给百济而受到攻击，从而失去政治势力，物部氏和苏我氏取而代之。物部氏是朝廷掌握军事的贵族，是维护原有统治方式的守旧势力。苏我氏从5世纪后半叶起，在朝廷中掌管财政，势力逐步扩大。苏我氏与大陆移民的关系密切。

当时，苏我氏是积极吸收外来思想和文化的进步势力。当百济圣明王献给日本朝廷佛像和经论时，苏我稻目积极主张崇佛，力图通过崇拜佛教来代替氏神的信仰，以统一全国的思想，加强皇权。物部尾舆则主张信仰原来的氏神，以维护氏姓制和部民制，坚决反对崇佛，于是两派间围绕崇佛与排佛展开了激烈斗争。

587年，用明天皇（585—587在位）死后，以皇位继承问题为契机，苏我稻目之子苏我马子和物部尾舆之子物部守屋之间展开了殊死搏斗。最终，马子讨灭守屋取得胜利，物部氏灭亡。打败物部氏之后，苏我马子立泊漱部皇子为天皇，即崇峻天皇（587—592在位）。崇峻天皇不甘心成为苏我马子的傀儡，曾指着献上来的野猪说：“何时如断此猪头，断朕所嫌之人。”苏我马子闻言大惊。

592年，苏我马子唆使东汉直驹刺死天皇。为了独揽朝政，同年12月，马子推举外甥女炊屋姬继位，是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帝——推古女皇（592—628在位）。翌年，即593年，天皇立用明天皇遗子厩户皇子为皇太子，并“录摄政，以万机悉委”。后来世人因厩户皇子聪慧，治政英明，称其为圣德太子。

圣德太子系用明天皇嫡子，《日本书纪》称他“生而能言，及壮有圣智，一闻十人诉，以勿失能辩”，具有能吏的素质。他师从高丽僧惠慈学佛教、百济博士觉哿习儒学，自幼受到大陆思想文化的熏陶。

圣德太子执政之初，朝廷正处在内忧外患之时。所谓外患，中国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封建集权国家隋朝；在朝鲜半岛，渐趋强大的新罗，占据汉江、洛东江流域，并在吞并任那（日本在朝鲜的据点）之后，与日本的关系急剧恶化。所谓内患，氏姓、部民制度弊端毕现，以苏我氏为代表的豪族势力尾大不掉，皇室势力单薄。圣德太子试图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挽救社会危机，为此实行了冠位12阶、17条宪法、提倡佛教、日隋邦交等一系列改革。这就是著名的圣德太子改革。

645年，即为大化元年。大化二年（646年）正月初一，孝德天皇颁布《改新之诏》，正式开始改革。日本学习中国唐朝律令制度等进行的改革，被称为“大化改新”。大化革新解放了部分生产力，完善了日本的统治制度，奠定了日本的国家发展方向，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在大化改新过程中，革新派与守旧势力之间的斗争尖锐复杂。645年9月，古人大兄皇子谋反。中大兄立即派兵镇压。

653年，为控制守旧势力，中大兄奏请孝德天皇将都城从难波（今大阪市）迁回飞鸟，天皇不答应，中大兄不顾天皇的反对，率领皇族和群臣回到飞鸟。第二年孝德天皇饮恨死去。

孝德天皇死后，中大兄之母前皇极天皇重又登位，称齐明天皇（655—661在位）。齐明天皇期间，朝廷大兴土木，修建宫殿楼阁，给人民带来沉重的徭役负担，引起民怨。朝廷的作为，给守旧势力提供了反对的口实。658年11月，齐明天皇和中大兄皇子去纪伊的牟娄温泉疗养，首都留守官、守旧势力的代表人物苏我赤兄乘机鼓动有间皇子叛乱。赤兄列举女皇有三大失政，即大修仓库，积聚民财；穿凿水渠，耗费公粮；以舟运石，累积为丘。在赤兄的鼓动下，有间皇子开始策划谋反。可是当有间皇子准备举兵时，苏我赤兄却见事难成功，转而派人逮捕有间皇子，并派人将有间皇子谋反之事报告中大兄。中大兄将有间皇子处以绞刑。

为了转移守旧势力的锋芒和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朝廷大举征伐北方少数民族并出兵朝鲜。政府于647年、648年，在越后分别造渟足栅和盘舟栅。 658年，派阿倍比罗夫付伐秋田、津轻地区的虾夷族。660年派遣比罗夫征讨肃慎国。

660年，百济受到新罗和唐朝军队的进攻，王城陷落，国王被俘，濒于灭亡。百济遗臣鬼室福信，求援于大和朝廷。朝廷决定出兵朝鲜。661年，齐明天皇亲赴筑紫指挥。当年7月，齐明天皇因病死于筑紫朝仓宫。662年5月，派阿昙比逻夫率船师170艘送在日本作人质的百济丰璋王子归国继承王位，以图复兴百济。 663年3月派遣23000名官兵攻打新罗。同年8月，日军与新罗、唐朝联军在白村江交战，遭到惨败，百济灭亡。

战后，日本为防新罗和唐军的进攻，于 664年在对马、壹岐、筑紫设置防人和烽火台，在筑紫修建了水城。次年修筑长门、筑紫的大野、椽城。667年又建造了大和的高安城，赞岐的屋岛城，对马的金田城等。白村江的战败加深了国内阶级矛盾，守旧势力趁机向革新派施加压力，在守旧势力的进攻面前，中大兄不得不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664年宣布肯定氏上，允许他们私有部民的诏书。

就在白村江败战后，朝廷内外笼罩不安全感的情况下，667年迁都近江（今滋贺县）。翌年，中大兄即位，称天智天皇（668—671在位）。668，天皇命中臣镰足制定《近江令》22卷，这是日本最早的一部成文法典。据日本学者研究，《近江令》大体参考了唐代的《贞观令》，成为日本以后《令》的基础。

670年为防止人民逃亡，命令全国编制户籍，因制定于庚午年，故称“庚午年籍”。这是日本最早的比较完备的户籍。

天智天皇在白村江败战后的许多政事，引起了皇族内部的不和，天智天皇同其弟大海人皇子之同的矛盾也日渐加深。大海人皇子是在大化改新中成长起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享有较高的威望。天智天皇即位时大海人被立为皇太子，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大海人对天智天皇的一些倒退政策曾表示不满。668年，在一次宴会“酒酣极欢”时，大海人“以长枪贯敷板（地板）”，引起天智天皇大怒，险些被杀。671年，天皇任命自己的宠儿大友皇子为太政大臣。这一任命实际上是为立大友皇子为皇储，剥夺大海人皇子的皇位继承权。以天智天皇和大友皇子为中心，吸收守旧的大贵族组成了政权。大海人地位和生命都失去保障。为了摆脱这种处境，在天智天皇病危时，大海人以出家为名避居吉野。天智天皇病死后，大友皇子篡位，称弘文天皇，政权落到守旧的大贵族手中。

为了消灭在吉野的大海人皇子，弘文天皇积极备战。大海人闻讯后决定举兵反击。672年，大海人离开吉野，经伊贺、伊势，到达美浓，并以此为根据地，联络东国各地军队。东国与皇室有密切的关系，自6世纪以来朝廷一直关注东国，在那里设置了不少屯仓。大化革新时朝廷首先在东国造户籍，校田亩，实行改革。因此，那里封建官僚贵族的力量比较强大，而守旧势力相对比较薄弱。东国的国司、郡司积极支持大海人举兵，纷纷加入大海人的队伍。大海人军首先抢先占领不破关和铃鹿关军事要道，截断了近江朝廷与东国的联系。672年7月初，大海人的两路大军分别向近江、大和进发。7月22日，大海人军与朝廷的军队在濑田川决战，大海人军取得决定性胜利，第二天弘文天皇自缢而死。这次内战发生在壬申年，所以被称为“壬申之乱”。这是事件虽然是大海人皇子和大友皇子争夺皇权之争，但实质是革新派与守旧势力之间的一场殊死搏斗。

673年，大海人皇子在飞鸟净御原宫即位，称天武天皇（673—686在位）。天武天皇即位后，积极推进大化革新未了的事业。经济方面，676年下诏废除 664年天智天皇恢复的氏上私有部民的制度，并废除朝廷先前赐与亲王、诸王、诸臣及各寺院的山林池泽岛浦，收归国有。683年革新俸禄制，将赐与亲王以下诸臣的食封归还国家。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676年下诏：“自今以后，明察百姓，先知富贫，简定三等，仍中户以下，应与贷”。在鼓励生产和减轻农民的徭役负担的同时，朝廷把班田农民紧索束缚在土地上，加强封建剥削和压迫。

在政治方面则加强皇权和军事力量。废除太政大臣、左右大臣和御史大夫四职，在天皇之下只设太政官和大弁官。太政官和大弁官直接听命于天皇，无实权，只起上下联络作用。682年规定姓氏的序列作为考选文武官的先决条件。685年更改诸氏族姓，制定八色之姓：真人、朝臣、宿弥、忌寸、道师、臣、连、稻置。 681年开始修改《近江令》，在此基础上制定《飞鸟净御原令》，共22卷，现已全部失传。当时未制定律，据后来的日本学者分析，可能准用《唐律》。681 年为提高皇威，命川岛皇子等记“帝纪及上古诸事”，即编撰国史。

用人政策方面，天武天皇重视人才，注意起用中小官吏。677年下诏：“凡任国司者，除畿内及陆奥、长门国以外，皆任大山位以下人。”将冠位增至48阶，使中小官吏有更多的仕途机会，以此削弱大贵族的势力。

为了加强军事力量，“凡政要者军事也”，676年下令：“诸王以下，初位以上，每人备兵。” 677年遣王卿于京、畿内“校人别兵”。684年诏诸国“习阵法”，要求文武官“务习用兵及乘马”。 11月下诏收缴私家兵器。

宗教方面，采取兴隆佛教和敬神的政策。提倡造寺、写经、念经；崇敬伊势神宫，创始祈年祭等，借以提高天皇的地位。

律令制度的成立

从日本古籍记载可知，日本存在过原始刑罚。原始时代有天津罪和国津罪。天津罪包括8种罪行，即畔放、沟埋、樋放、频莳、串刺、生刺、逆剥、屎户。国津罪包括14种罪行，如生杀、断尸、奸母、奸子、母子通奸、犯畜、虫灾、鸟灾等等。随着阶级国家的出现，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刑律也应运而生了。但因为当时尚无文字，所以还没有成文法。

关于日本不成文的法律，在中国和日本史籍中都可以找到。把《魏志·倭人传》、《北史·倭国传》，以及《日本书纪》中有关刑罚的记载加以整理，可以得知日本不成文法时期的刑罚种类：死刑有诛、狱死、火、族诛；肉刑有鲸、杖、神祇探汤；赎刑有赎田、赎身（贬为奴隶）、赎姓（贬姓）；流刑。这些刑罚中有一些与中国汉代刑罚相似，因此并不能排除受汉代刑罚的影响。

大化改新以后，日本开始着手制定和完善法律制度。大化改新之初，新政府根据当时的形势和需要，制定了许多单项法令，如班田制、租庸调制、户籍制、钟匮制、男女奴隶之法、丧葬制、二官八省一台制、国郡里制等，668年制定《近江令》是日本最早的一部成文法典。日本学者推测，它大体参考唐代《贞观令》而编纂的，成为日本以后《令》的基础。

天武天皇即位后，681年开始修订《近江令》，在此基础上制定《飞鸟净御原令》（亦称《天武令》），此令共22卷，现已全部失传。当时未制定“律”，据后来的日本学者分析，可能准用《唐律》。

700年，天皇命刑部亲王、藤原不比等、粟田真人、下毛野古麻吕等19人撰定律令。参与编撰律令的19人中有伊岐连博德，唐人萨弘恪以及白猪史骨、黄文连备、田边史百枝、田边史首名、山口伊美伎大麻吕、调伊美伎老人等大陆移民的后裔，皆是当时一流法律学家和汉学家。《大宝律令》基本修成于701年。第二年开始全面施行。该法典因制定于大宝年间，故称《大宝律令》。从天武天皇之子刑部亲王和镰足之子藤原不比等领导制定《大宝律令》分析，它与《净御原令》不无关系，事实上，依据日本史籍记载，它确是以增删《净御原令》而成的。《大宝律令》由律6卷、令11卷组成。律，相当于刑法，大抵模仿唐律，但吸收了日本固有维持秩序的制度；令，相当于行政法、民法、诉讼法，作为国家的基本法予以重视。它是根据日本社会经济的实际，参照唐令制定的。律和令已散失，但从《令集解》和《续日本纪》的引文中可略见其逸文。制定《大宝律令》的17年后的718年，藤原不比等奉元正天皇（715—724在位）之命，依据《大宝律令》和唐朝的《永嶶律令》为基础，制定了《养老律令》。《养老律令》有律10卷13篇、令10卷30篇。从现存的《令义解》和《令集解》中可见令的大部分，律则留下一部分。《养老律令》修成后没有立即施行，而放置39年后，直到757年才实施。《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的制定，是大化改新以来，各朝法制建设的必然归结，也是对吸收和消化唐制的结果，标志着日本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的确立和完善。至此，日本已成为一个法式完备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

大化政府对官僚制度进行改革，改革的原则是“改去旧职，新设百官，及著位阶，以官位叙”。建立的新的封建官僚体制，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位阶制；二是官阶制。

以圣德太子的“冠位十二阶”开始，位阶一直是官僚制度的主要内容，大化年间实行19阶制，天智年间增至26阶，但自天武年间开始，亲王、诸王的位阶与诸臣的位阶分设，前者设12阶，后者设48阶。《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中所载的位阶制，是天武朝制定的位阶制的继承和延续。从日本冠位制的具体设置可知，它实际上是与唐朝的品阶制的结合体。亲王称品，诸王、诸臣称位。亲王实行四品制，诸王、诸臣及百官，实行九位制。即亲王设一品、二品、三品、四品4等；诸王、诸臣及百官，从正一位至初位，共分9等，每等又分为正、从两等。从正四位起，正位和从位又各分上下两级。因此诸王、诸臣及百官共30阶。唐朝的品阶制也分为30阶，反映了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

关于官阶制，朝廷按位阶贵贱任官。当时，朝廷官制结构基本上依照唐朝制度。天皇之下，朝中权力最大的官职是太政官。太政官的职责与唐朝的宰相相似。太政官由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大纳言组成。在太政官下设八省、一台、五卫府。八省系指中务、式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宫内省；一台为弹正台；五卫府为卫门府、左右卫士府、左右兵卫府。中务省主管朝廷礼仪、诏书文案的起草和审理等，它综合了唐朝中书、尚书、殿中等省的职责。式部省似唐朝吏部，掌管全国官吏名籍及官吏的选拔、考课等，治部省的职责与唐礼部相同。民部省相当于唐朝的户部。兵部省与唐兵部相似。宫内省是仿唐殿中省、光禄寺、宗正寺等机构而设置的，主管宫内庶务。

地方行政官僚机构也是仿照唐制建立的。仿唐王畿十道制，建立了畿内七道。道之下实行国、郡、里制。

（538～710年）

飞鸟文化的历史分期比较模糊，上承古坟文化而下启奈良文化，时代特徵很难把握， 具有过渡时期的复杂色彩。

宽泛一点，涵盖佛教公传（538年）至平城迁都（710年）近200年；紧凑一些， 专指推古（593年即位）、舒明、皇极（645年退位）3朝。有些学者在古坟时代 的尾声中略加描述，有些学者在奈良时代的前奏中匆匆带过。此外，美术史家习 惯以大化革新（645年）为界，将之断为飞鸟时代和白凤时代。

追溯儒学和佛教东传的源流，这些外来宗教 和思想是飞鸟文化的源泉及灵魂所在；与此同时，外来文明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飞鸟文化的精华尽在其中。 飞鸟时代与此前的古坟时代相比，摄取大陆文化从物质技术转向思想制度，有了质的飞跃；与其後的奈良时代相比，生成文化的手段以生硬模仿为主，尚缺 乏灵活的创意。

飞鸟文化是围绕佛教而展开的。随着佛教的传入，对佛典的研究也日渐开展，其中圣德太子最典型。他身体力行，是笃信佛教的信徒，对佛典进行了研究、讲授和注释，曾主讲和注释过《胜鬘经》、《法华经》、《维摩经》，总称《三经义疏》。

圣德太子摄政后，在生驹山脉南端，建造了斑鸩宫。斑鸩地区成为飞鸟时代的政治、文化中心。其周围地区建造了许多寺院，著名的如飞鸟寺（法兴寺）、四天王寺、法隆寺（斑鸩寺）、中宫寺、法起寺、法轮寺等。法隆寺金堂中的释迦三尊像、药师像，以及该寺梦殿中的观音像，明显地吸收了北魏的技法。中宫寺的弥勒菩萨木雕像则具有南梁风格。飞鸟寺的丈六铜佛像，法隆寺金堂的净土世界壁画，中宫寺的天寿国刺帐，法隆寺的三重塔等，表明了飞鸟文化与大陆文化的渊源关系。

飞鸟时代的绘画大多与佛教、佛寺有关。587年百济献佛舍利及造寺工匠，其中包括“画工白加”。他们直接参与营建飞鸟寺。603年6月“始定黄书画师、山背画师”等。609年高句丽僧昙征的到来，是飞鸟绘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不仅首传造纸术，而且还将调制彩色的先进技术带入日本，对飞鸟时代的彩绘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在法隆寺金堂的净土世界壁画等绘画作品就是这一技术结出硕果。

部分保存完好的飞鸟时代的墨书作品，有《法华义疏》稿本、造像铭文如《法隆寺药师佛像造像记》、《法隆寺金堂释迦三尊光背铭》、《宇治桥断碑》等，总体上都保存了六朝遗风，高雅典古、气运厚重，但已渐露和化气象。

在佛教传入的同时，作为法会仪式的乐舞也由从印度经中国和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圣德太子摄政期间，提出“供养三宝，用诸蕃乐”，即把表演传自印度和中国朝鲜的乐舞，定为佛教法会的仪式之一。

推古朝至大化改新的历史时期，称为飞鸟时代。相应时期的文化称为飞鸟文化。飞鸟文化带有明显的国际性。大陆移民在飞鸟文化的发展中的作用不能忽视。由于与东亚大陆诸国联系的加强，先进的汉文化也随之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在输入汉文化的过程中，汉族移民起着重要作用。据《新撰姓氏录》记载，畿内地区，共有1182氏，其中外国移民有324氏，占全体总数的1/3。有名的汉族移民有山城的秦氏、河内的文氏，大和的汉氏等。

大陆移民大都身怀一技之长，受到日本朝廷的重用。根据史籍记载，大陆移民中有掌管国库内藏、大藏的，有担任使节，到朝鲜半岛诸国和中国开展外交事务的。大陆移民对日本的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他们将先进生产技术引进日本，如绢、缣、锦等丝纺、土木、水利工程技术。在文教方面，最早将中国典籍带入日本的是一个名叫王仁的学者。他从朝鲜半岛的百济，携带《论语》10卷赴日。王仁之后，不断有学者从朝鲜半岛进入日本。538年，百济圣明王遣使向大和国钦明天皇献释迦佛金铜像一躯，经论若干卷，佛教自此传入日本。554年，五经博士王柳贵、易博士王道良、历博士王保孙、医博士王有祾陀、采药师潘量丰、丁有陀、僧侣昙惠、乐人三斤等自百济抵日，卜书、历本、药物等随之携入。588年从百济东渡的僧侣有聆照、令威、惠众、惠宿、道严、令开、惠聪、道欣、惠弥等人。从高句丽赴日的僧侣有慧慈、昙徵、惠灌、僧隆、云聪、法定等人。建筑寺院的工匠、画工等也陆续自大陆东渡日本。崇峻天皇时，日本首次派遣学问尼善信赴百济考察佛学，并筹建法兴寺。602年，百济僧观勒携历、天文、地理、遁甲方术等书籍移居日本，朝廷选派学生随观勒学习。飞鸟文化是在大量输入汉文化的前提下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