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濬（1421年/1420年-1495年），字仲深，琼山人，明代中期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和文学家，被明孝宗御赐为“理学名臣”，被史学界誉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

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年）十一月十日，丘濬出生于琼山县府城镇下田村（今海口市琼山区府城红城湖路金花村）。

丘濬幼年失去父亲，母亲李氏教他读书，他看一遍就能背诵。六岁能作《五指山诗》出口成章。家贫无书，曾经走数百里路借书，必定将书借到才罢休。

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考取广东乡试第一名。

正统十二年（1447年），赴京参加会试，不第。

明代宗景泰五年（1454年），举进士及第，廷试当为一甲及第，以策中颇触时讳，遂以貌寝为由改二甲第一，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参编《寰宇通志》，景泰七年书成后被明代宗授翰林院编修（正七品）。丘濬在翰林院任职后，见闻更加广泛，尤其熟悉国家典故，以经国济民自负。

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年），两广有战事，丘濬向大学士李贤上书，指明陈述形势，井井有条数千言。李贤对他的谋划很欣赏，向皇帝禀报，明宪宗命将丘濬的谋划抄写下来，让总兵官赵辅、巡抚都御史韩雍看。韩雍等攻破贼军，虽然不完全是用丘濬的计谋，然而丘濬因此在朝臣中颇有威望，任职期满，晋升为侍讲（从五品）。

成化二年（1466年），参与撰写《英宗实录》，这一年秋天，升为侍讲学士（从五品）。

成化十三年（1477年），《续通鉴纲目》成书，提升为翰林院学士，十六年，加封礼部侍郎、调任国子祭酒（从四品）。当时学习经义的书，好尚奇险怪异之文，丘濬在主持南畿的乡试时，在分考和会试中他都痛切地抑制这种文风。丘濬任职国子监后，他督促国学生时，尤为恳切地告诫他们将文体返归正道。不久晋为礼部右侍郎（正三品），掌管祭酒事务。

丘濬认为真德秀著的《大学衍义》对于治国平天下的条目叙述得不完备，丘濬就博采群书补充了这些内容，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写成《大学衍义补》160卷。

明孝宗继位（1488年）后，他向孝宗呈上此书。孝宗认为该书不错，赏赐黄金纸币奖励丘濬，并命令有关部门刊印发行。特别提升为礼部尚书（正二品），掌管詹事府的事务。充任修撰《宪宗实录》的副总裁。

弘治四年（1491年）八月，《宪宗实录》书成，加封丘濬为太子太保。十月，丘濬兼任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要事务。尚书入内阁任职从丘濬开始，丘濬当时七十一岁。他认为《大学衍义补》所撰述的都可见之行动，请求摘其要点奏报皇帝，并下内阁商议付诸实行。孝宗批准他的请求。

弘治五年（1492年），丘濬上言道：“臣在成化年间见到彗星三次出现，遍扫三垣，方圆五六百里大地发生地震。近来彗星出现在天河，每天地震天鸣不已，怪鸟在宫中鸣叫三声。《春秋》二百四十年，记载出现慧星三次，地震五次，飞禽两次。现在却在二十年之间屡次出现，非常令人害怕。希望陛下体会上天的仁爱，想到祖宗创业的艰难，修身清心以立根本，而适应政事的需要，谨慎对待自己所喜好、崇尚的东西，而不被异端所迷惑，节约财物，不至于耗费国家财富，公正地使用人才，不偏听偏信，禁止以私事谒见请托，明确义理，保持节俭的品行，勤于政务，那么，阿谀求宠、邪门旁道的乱政之徒就不敢为非做歹，天灾就可以清除。”接着列举二十二种时弊，孝宗都接受他的意见。弘治六年（1493年）由于眼病免去上朝。

丘濬在位时，曾经用宽大为怀启发孝宗，以忠厚来改变士风。只是生性偏狭，曾与刘健在商议事情时，因意见不合，竞把帽子摔下地。言官说话不中他意，丘濬总是当面驳斥。他与王恕关系紧张，以至不说话。

弘治六年（1493年）考核群吏，王恕上奏章要罢免二千人。丘濬则请求未满三年的仍任原职，无特别贪婪残暴劣行的官吏仍留任，留下九十人。王恕争辩无结果，要求离职。太医院判刘文泰曾经与丘濬家有过来往，刘揭发王恕失职，王恕怀疑刘是受丘濬指使，而舆论大哗，说疏稿是丘濬写的。王恕竟由此事被罢官，人们由此对丘濬很有看法。给事中毛珵、御史宋德、周津等纷纷上奏章弹劾丘濬不能位居相位，孝宗不理睬。

弘治七年（1494年）八月，加封丘濬为少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丘濬在朝廷的最后几年，他陆续呈上了十三份奏章请辞还乡，但却没有得到孝宗的批准。弘治八年（1495年）二月四日，丘濬在任上去世，终年七十六岁，孝宗下旨辍朝一日赙宝钞一万贯，追赠太傅，谥号“文庄”。次年十二月，灵柩归葬于老家下田村（今海口琼山区金花村）十余里外的“五龙池之原”。

丘濬的思想包括但不限于政治、经济、礼教以及独特性的思想如科学观、教育思想等几个方面。

丘濬是明代实学开创者，他的《大学衍义补》一百六十卷和《朱子学的》是儒家经典著作，他还撰有《家礼仪节》八卷。由于丘濬对明代理学的非凡建树，被明孝宗御赐为“理学名臣”。

丘濬一生功业在著述。其著作如林，总数超过二十多种。主要著作包括《大学衍义补》、诗文汇集《琼台会稿》、《朱子学的》等在内，计有三万多卷。《四库全书》收录琼人著作不过12种（包括存目），其中就有丘濬的《大学衍义补》等5种。

丘濬当过史官，并编撰过多部史学著作，其史学著述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官修史书，包括《英宗实录》《宪宗实录》等；一种是私修史书，包括《续修通鉴纲目》《世史正纲》三十二卷（成书于成化十七年）、《平定交南录》一卷等。其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史德和史识两个方面。

到修撰《英宗实录》，有人说对于于谦之死应该按不轨判罪来记载，丘濬说：“土木堡之变，如果没有于谦，国家就很危险。事情久已有了定论，于谦所受的冤枉不能不辩白清楚。”他如此主持正义。

清人王士禛《池北偶谈·谈献三·丘文庄》云：“ 丘文庄公濬 ，著《世史正纲》，持论严正。”由于丘濬对文化的突出贡献，被史学界称之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

丘濬以政治家见称于史。他一生仕途顺畅，官至卿相，且著书立说，为世人敬仰。

丘濬于景泰五年（1454年）获进士，一生历事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先后出任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要职，弘治七年（1494年）升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海南人而至“宰相”者，唯明之丘濬矣。

史载他七岁时写的《五指参天》一诗，显示出他自幼已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

丘濬具有独特的经济思想，他的《大学衍义补》首开经济思想，革新了以明理学为主导的思想，引赴了务实浪潮。《大学衍义补》是丘濬经济治国思想集大成者之作。

丘濬最先提出劳动价值论，是明代中叶的重要经济思想家，具有极为丰富的国民经济管理思想，这集中于《大学衍义补》一书中。

丘濬虽以政治见称，在文学史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其“诗出乎天趣自然”的主张，开一代诗风，是中国诗界供奉的诗歌创作最高境界。丘濬诗作大都体现出清新自然的风格。《戏答友人论诗》是最能表现丘濬的创作观的。诗云：

吐语操词不用奇，风行水上茧抽丝。

眼前景物口头语，便是诗家绝妙词。

时人评曰：“丘濬或雄浑壮丽，以气势胜，或明白如话，以意境胜，均有独到之处。”

除了以诗文名世之外，丘濬又是传奇作家，他的剧本《投笔记》《罗囊记》《学鼎记》和《五伦全备记》，被认为“启导了明代文人创作传奇的风气”，后者在17世纪更流传至韩国，被译成韩文，作为学习中国语的教本。

《琼台类稿》五十二卷、诗十二卷，郑廷鹄有感于丘濬的《琼台吟稿》《琼台类稿》二书版本多有讹缺，便重新勘定，汇编为《琼台会稿》（12卷）。

丘濬一生，“诗文满天下”。钱谦益的《列朝诗集》称他：“七八岁能诗，敏捷惊人。”一部《琼台诗文会稿》，全书24卷，洋洋30多万言，被清初学者焦映汉称其“炳若日星，垂诸史册，以继往而开来可也！”

丘濬的诗在明朝深受推崇，时人争相索求，平生作诗几万首，口占信笔，不经持择，但缘手散去，今尚存千余首，收入《四库全书》的《重编琼台稿》所录不过三百。

翻开丘濬诗集，一开始就会读到他早年所写的七律《五指参天》。诗云：

五峰如指翠相连，撑起炎荒半壁天。

夜盥银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云烟。

雨余玉笋空中现，月出明珠掌上悬。

岂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

这首在海南家喻户晓的诗作，借五指山的雄奇秀丽，寄托自己的胸襟抱负。此诗通篇运用拟人手法，想象大胆而奇特，形象鲜明生动，极见巧思。自此诗之出，唱和者蜂起，但无出其右者。现代大诗人郭沫若亦为之心折，在海南留下“五指山诗上我舌”的赞语。

据史料记载，丘濬宦海生涯，并非一路春风得意，当中不免要忍受无知蛮横之人轻谩或同僚的排挤，诗人曾以《海仪》一诗自况胸襟，诗云：

远观沧海阔，万波总朝宗；

溪壑流难满，乾坤量有容。

潜藏多贝宝，变化起鱼龙；

自觉胸襟大，汪汪无乃同。

丘濬自进士及第外出为官后，便极少有机会回到故乡，乡愁成为丘濬一生挥之不去情结。海南学者王春煜在一篇专述丘濬诗文的文章中称，丘濬的诗作中直抒思乡或相关的有八十篇之多。如丘濬写于成化十八年（1482年）的《岁暮偶书》：“屈指明年六十三，人情世态饱经谙。同多黑发不曾白，无数青衿自出蓝。大半交游登鬼录，一生功业付空谈。不堪老去思归切，清梦时时到海南。”

丘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有赖于他的散文和辞赋的，其实不下于他的诗篇。其散文取材广泛，反映现实，文笔恣肆疏隽，议论深闳，颇受后世文士推崇。备受瞩目的《溟南奇甸赋》是一篇散文化的赋，乃丘濬写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的长篇巨制，称得上俯视千古的雄伟诗章。文中采用问答对话体，将叙事、议论、抒情融于一炉，而赋的铺排和骈偶的杂用，更给文章增添了浓郁的文采。不大被人提起的《学士庄》也是一篇典范的纪实散文。

别集：《丘文庄公集》

鲜为人知的是，丘濬还是一名剧作家，曾写了《伍伦全备忠孝记》（简称《伍伦记》）、《举鼎记》、《投笔记》、《罗囊记》和《龙泉记》，但《罗囊记》和《龙泉记》已经失传。传奇《伍伦全备忠孝记》是明初剧坛“沉滞期”后第一部作品。

据《琼剧志》介绍，明末清初，有人将丘濬的《投笔记》和《罗囊记》改编为方言土语唱本，在青楼唱演；琼州木偶班，也曾用土戏腔调演出。清代咸丰六年（1856年），有人在府城西门创办“鼓城楼剧本承印社”，丘濬的剧本《投笔记》也在印刷之列。

丘濬很喜欢戏曲，相传有一次他奉命南巡时，在江浙等地观看了海盐、余姚、昆山和弋阳四大声腔为主的南戏，大开眼界之余，回京还向成化皇帝朱见深说起四大声腔的演出盛况。朱见深听后大喜：“江南犹有如此绝艺，朕未闻也。”于是下旨让四大声腔进京演出。

明成化八年（1427年），大学士丘濬自己花钱在府学宫（旧址位于海口府城文庄路的琼山中学校园内）明伦堂后面修建了一间石屋，用来收藏他从京师带回送给府学的各种典籍。据说，海南才子王佐就曾在此石屋中读书学习。

学生

丘濬7岁，父亲丘传去世，祖父丘普“惕厉自持，不敢失坠”，寄希望于丘濬兄弟。丘普自题“可继堂”匾额，并书联“嗟无一子堪称老，喜有双孙可继宗”。丘濬曾在《可继堂记》中追记，说祖父嘱咐兄长丘源，要他“承吾世业，学为良医，以济家乡”；希望丘濬“拓承祖业，志为良相，以济天下”。正是“以济天下”的远大抱负，塑造了理学名臣。尤其是丘濬母亲李氏，出身士绅之家，知书识礼。她年廿八丧夫，守节教子，“课其学业”，孜孜不倦。每日五更，鸡鸣即起，伴儿诵读；入学归来，问其功课，询其交游。及至游学帝京，为官庙堂，仍然致书“戒谆谆以忠谨，图报国为言”。正是这种家庭教育的潜移默化，造就了一代儒学大师济民、养民、安民、亲民的思想品德和高尚情操。

丘濬与夫人吴氏继承良好家风，重视儿女培养。长子丘敦，入读太学，深研《素问》，著有《医史》；次子丘京，以父荫补中书舍人。丘敦子以祖荫补尚宝司丞，其孙也以祖荫补尚宝司丞；五世孙，为例监生；六世孙，为郡庠生；七世孙，为举人，任县令······古人有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可是理学名臣丘濬之家，以德为本，以学立身，甲第延绵了7代之久。

丘濬故居现存“可继堂”及前堂两进，均是单檐硬山式简板布瓦顶。明永乐十九年十一月初十，丘濬就出生在这座院落中。穿过前堂中厅，来到后进的“可继堂”，堂内八仙桌之后，是一尊丘公的鎏金雕像。房间的结构与布局，跟普通人家常见的“祖堂”并无二致。唯独堂前高挂着一块书写着“可继堂”的木匾，凸显出这里的特殊之处。而这个堂号的来历，溯源起来，还跟丘濬的成长经历息息相关。

据丘濬本人所撰的《可继堂记》，丘濬在七岁那年，父亲突然去世，而五十九岁的祖父因为赴京述职，离家未归。当丘濬的祖父从京城回到家的时候，入门见棺，留下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无限伤悲。由于丘濬的祖父只生一子，丘濬祖父“上无叔伯，旁无兄弟群从，推而远之，亦无宗族，茕茕然仅二孙存，上系宗祀之重，如一丝之引千钧也”。可见，独子的去世，给丘濬的祖父带来了莫大的打击，他只能将传宗、振兴家族的重任，寄托在两个尚未成年的孙子身上。

面对着前来吊唁的乡亲，丘濬祖父对着九岁的丘源和七岁的丘濬说道：“吾先世，世以积善相承，然未有发者，今不幸而中微，然古人往往因微而大著，所以大发者，其在二孺乎？”于是，有感而发的思贻公书写了一幅对联：嗟无一子堪供老，喜有双孙可继宗。随后，丘濬的祖父让人将这幅对联“揭于寝堂之楣”，获得了乡亲们的一致称赞。

转眼间，到了丘濬兄弟二人外出求学的年龄。一天，兄弟二人陪着祖父在堂上闲坐。祖父指着长孙丘源说，你以后负责在家祭祀祖宗，继承祖业，做一名良医。又指着丘濬说，你要创立门户，拓展祖业，显达时做一名良相，以济天下。这时的丘濬仅仅十六岁，而兄长也才十九岁。兄弟两人似乎没有完全弄明白祖父这番话语的含义。在祖父去世后，丘濬及其兄长二人，果然如祖父当年所言，兄长经官方推荐，在家乡继承祖职，当起了一名医生。而丘濬本人，更是由乡试解元、进士跻身政坛，从翰林、礼部侍郎等官职一路走来，最终成为了一位名震当朝、深受皇帝器重的“阁老”。

丘濬在成年之后，回首往事，一直感慨并深深佩服先祖当年的那一番话语。于是，他从当年祖父所撰的那副对联——“嗟无一子堪供老，喜有双孙可继宗”摘出两字：可继，以此作为祖堂的堂号，表示对祖父的纪念。又亲自撰写了一篇追忆往事的《可继堂记》，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丘濬点名了其中“可继堂”命名的主旨——“为吾子孙者，服膺吾言，其尚如吾兄弟服膺吾先祖之训，然为之先者，必有所可继，而不可继者，弗为。”

以先祖之言命名祖堂，丘濬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追及先人，不忘根本的情怀，有寄托了对后辈殷切的期待。《可继堂记》一出，这座位于府城郊外的名贤故居更是名扬天下，余韵至今。

《琼山县志》记载，成化五年（1469年），丘濬母丧，回乡守孝。这期间，随风水先生寻找葬母风水宝地的丘濬，来到石山一带勘察地形。当时，施茶村附近是连接府城与澄迈的官道中点，途中商客学子络绎不绝，但遗憾的是这里一片荒芜，人烟稀少，在炎炎烈日之下，在路上的人们找不到一处休息喝水的地方。丘濬眼见此情景，心生怜悯，于是捐资在这里建起了一座凉亭，又雇人长期在此烧水施茶，普惠路人。

弘治四年（1491年）十月，丘濬以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国家大政，遂行宰相之职。然而就在他入阁前几个月，原担任内阁首辅的刘吉却被免了职，这一进一出，刘吉大生疑惑，认为是丘濬背后搞的鬼。刘吉为此大为恼怒，私下里骂他为“南蛮子”，还特地撰了一副对联侮辱他：“貌如卢杞心尤险；学比荆公性更偏。”意谓丘濬像貌不雅，丑如唐代的奸相卢杞，而才学与宋代的王安石一样，性情比王安石还要偏执。这显然是不顾事实的恶意中伤。

刘吉之所以被踢出内阁，是因为他耍手段阻挠孝宗皇帝的“家事”，与丘濬全无干系。而刘吉此人的“为官之道”早为当时朝野人士所不齿，原来，他做官专为混日子，四面讨好。在明宪宗（孝宗之父）时，他与万安、刘珝同为内阁成员，安为首辅。三人专务吃喝享乐，尸位素餐，国家大事由太监汪直专政把持，内阁成为虚设，故人称此三人为“纸糊三阁老”，孝宗早就无意留他。然而尽管这“纸糊三阁老”的所作所为常引起公愤，遭到言官的弹劾，但这个刘吉惯来圆滑善变，你越弹，他越升官晋爵，孝宗即位后，尽管并不看好他，还是能够留任，真是像棉花一样，越弹越发。所以在这之前，早就有人送他一个绰号叫“刘棉花”。后来，刘吉打听得起这绰号的是一个屡试不第的国子监老生员。而凑巧的是，当时丘濬官居礼部侍郎掌管国子监（即国家太学校长），因此刘吉便怀疑讥讽他为“刘棉花”一事定出于丘濬的主谋。

但丘濬为官清廉正直，若想找他的茬子，实在是无懈可击，于是“啃不动硬的，专挑软的捏”，以他内阁大学士的权势，奏请宪宗皇帝下诏，今后凡是三次考试不第的举人一概不许再试。不仅如此，还借机大整那些与己不合的朝中大臣。这些行为，都是丘濬亲眼所见，当然与他水火难容。刘吉既以对联侮辱丘濬，可是他还未离开京城，也有人给他送了一副对联，道是：“泥塑纸糊，全没心肝如木偶；弓弹椎碾，更无骨节似棉花。”因为当时，除了“纸糊三阁老”外，社会上还有“泥塑六尚书”之讥，所以谓之“泥塑纸糊”。刘吉看到这副与他针锋相对、入木三分的讥刺对联，可说是气急败坏，又怀疑是丘濬这个“南蛮子”所为，但罢官在即，大势已去，也只有干瞪眼而已。

据《明史》所载，弘治四年，与丘濬同时入阁的还有洛阳人刘健。刘健其人，与丘濬一样，博学多识，闭户苦读，处事稳健，人称“木强”（意即刚强不屈）。他与丘濬一样都是因为参与编修《宪宗实录》有功，被提拔为礼部尚书，又是因此而先后进入内阁。但此前，丘濬还参与编修《英宗实录》，那时他还只是个“侍讲学士”，却在编修的过程中充分表现出刚正不阿的耿介气质。

当时参与编修的某些人为讨好宪宗，主张把被明英宗（宪宗的父亲）处决的民族英雄于谦作为“叛逆奸臣”写进实录中。丘濬力排众议，坚决抵制于谦是“叛臣”的诬陷之辞，公开置辩：在“土木堡事变”后，若没有于谦的誓死拱卫北京，大明的江山早就岌岌可危了！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是非曲直大家心里都明白，为何还要让于谦来背这“叛逆”的黑锅？由于他义正词严的置辩，最后没有将这种诬陷之词写入《英宗实录》。这一史实，说的是明英宗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听信宦官王振的怂恿，轻率出兵，被瓦剌部首领也先俘虏，其后，北京被围，明朝面临亡国之险。兵部尚书于谦受命拱卫京都并拥立英宗的弟弟朱祁珏为景泰帝，击退了瓦剌部的围攻。

不久，明英宗被也先释放回京，却在亲信徐有贞等的策动下，发起“夺门之变”，废了景泰帝，重登帝位，改元天顺元年，并在徐有贞等人的唆弄下，诛杀了护国有功的于谦。刘健是英宗改元后，于天顺四年中进士的，对这段史实应十分清楚，对丘濬为于谦辨白的事也应是明白的，是否同意丘的观点另当别论，但对丘濬的为人从此应有所了解。

丘濬生性耿直，遇事认理不认人。他对刘健的好学深思颇有好感，所以两人在内阁相处，还没有听说过像与刘吉那样的针锋相对的矛盾。但《明史·丘濬传》说他们两人有时因某些时政问题在朝堂上强辩不休，各不相让。有时争到激烈之处，丘濬甚至将官帽子掷于地上，表示即使不做官也要坚持真理。但争论归争论，私下里两人也没有像与刘吉那样誓不两立。

有一次刘健对人说：“丘仲深（丘濬的字）有一屋子散钱，但没有串钱的绳子。”意思是说丘濬虽然学问广博，但缺乏系统，散乱无章，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不多。丘濬听到后，也不谦让，立即反讽道：“刘希贤（刘健的字）有一屋子串钱的绳子，但没有散钱。”意思是刘健处事虽善于抓住要害，善断多谋，但见识不广，不能解决更多的问题。两人可谓各有所长，都见到了对方的长处和短处。

丘濬与刘健在内阁相处的时间不长，弘治八年（1495年）丘濬逝世，此后，刘健还在内阁任职，一直是孝宗皇帝所倚重的能臣。

在弘治内阁中还有一位重要的人物王恕，年纪比丘濬大。孝宗即位时，王恕本已退休致仕，但念及他在宪宗朝执掌吏部的功绩，特亲自下诏请他还朝。作为“三朝元老”，王恕确是有功之臣。他执掌吏部期间，为朝廷选拔了许多能臣，门生故旧遍布朝野，“人脉”极厚。但晚年还朝之后，却有点“功德圆满，傲然自恃”的情怀。每天上朝时，都是他在皇帝面前首先奏报，别人都等候他讲完才开腔。他对丘濬的入阁似乎很不满。虽然他作为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一贯也讲原则，不许人行贿买官，但看到丘濬却从不因为他身居吏部而对他有丝毫亲近附和的表示，反而在朝政问题上有时不惮与他争辩是非曲直，让他感到被轻忽挑战的味道。故此两人从不来往，见面也不打招呼。

弘治六年，王恕主持吏部考核天下群吏，决定罢黜二千多人。丘濬上奏反对，认为这其中有的官员上任还不满三年，如果没有贪污渎职等行为的话，不应统统罢黜。结果皇上准奏，经过认真考察，留下九十多人。王恕因此觉得很没面子，益发恼怒丘濬。但丘濬入阁不是走王恕的门路，而是孝宗皇帝亲自下诏选定的，所以对于王恕的迁怒不以为意。而王恕的门徒们却造谣说这九十人中有丘濬修《宪宗实录》的同僚，希望通过丘的关系得到提拔重用，却被王恕刷掉了，所以丘才发难；又造谣说，丘之所以能入阁是因为向皇上进奉一种“阁老饼”，皇上吃了喜欢，才提拔他。

丘濬对这些流言一概不予置辩。又有一太医院判名刘文泰，曾经请托王恕关照自己的升迁问题，但达不到目的，心存怨愤。刘经常到丘濬家看病，关系甚密，从丘濬处了解到王恕退休在老家时，曾让人刊印了一本《大司马三原王公传》，广为流传。刘文泰弄到该书读后认为该传中，王恕自比为周公，“彰一己之善，显先帝之过”，失人臣之礼，于是写成奏章，请被王恕除名的御史吴祯帮忙润色，连同本书一起告到皇帝那里。王恕急忙为自己辩解，并声称刘文泰的奏稿出自丘濬之手，希望一并追究丘濬之责。孝宗下诏将刘文泰逮捕入锦衣卫狱审问，才知道实出自吴祯之手，与丘濬无关。

孝宗因上述种种问题，于是对王恕有了看法。而王恕本想借此机会扳倒丘濬的企图也落了空，故而恼怒在心提出要退休致仕。孝宗马上就批准了，并且不按惯例给予他应有的待遇，算是灰溜溜滚回老家去了。但王恕门徒众多，而明代的官场风气“不务举贤进能，又不平心静气，而专务于分门立户，各怀偏见”（《明史·邹元标传》），所以丘濬在这件事上一直处于被指责的尴尬地位，连清代的纪昀在评价他的《大学衍义补》一书时竟也说他“相业不可称”，“其人不足重”，显然是不顾史实的过分贬抑之词。

丘濬清廉不苟取，所居府第低下狭小，四十年不换。

丘濬去世以后，遗物只有皇上恩赐的物件和多年的藏书，他所留下卷帙浩繁的著作，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中华丘氏大宗谱》中记载了丘濬下葬时的一件轶事。据传，下葬当日，风和日丽，琼州府许多官员都来参加葬礼。当葬礼即将完成时，突然从府城方向飘来一大片乌云，待近时却是数千只乌鸦。民间传说乌鸦是鬼魂之鸟，因此陵园里的人都吓得跑光了。这群乌鸦围绕着丘濬坟茔盘旋不止，哇哇叫声如泣如诉。约两个时辰后才恋恋不舍飞离，不知所踪。当地乡亲议论纷纷，认为这是由于1434年琼州大饥荒期间，丘濬祖父乐善好施，不但施粥赠茶还乐捐坟地，年幼的丘濬在每年清明与祖父一起祭拜这些亡魂，因而受阴间孤魂感恩前来送行。

500余年过去，这起流传于民间的轶事已无从证其真假，但丘濬乐善好施的故事却实实在在留存世间，海口市秀英区石头山镇施茶村就是佐证。

儿子：

女儿：

《明史·卷一八一·列传第六十九·丘濬传》

海南日报：岁月流转，丘濬的时代早已远去，丘濬的故事已成为传说，但他留存于世间的，不但有“五峰如指翠相连，撑起炎荒半壁天”的灵秀诗句，更有其超越时空的思想，直到今天还滋养着人们的心灵。

《名臣录》：国朝大臣，律己之严，理学之博，著述之富，无出其右者。

何乔新：“岭南四杰”。

万历《广东通志》引何乔新语，称：唐张九龄，宋余靖、崔与之，及濬四人，为岭南人物之首。

徐溥《谦斋文录》：丘公固有经天纬地之才，然为官一生，素来胸襟狭隘，睚眦必报，因小隙构陷同僚，党同伐异，终令声名受损，也诚为天下为官者谏。

屠隆：丘文庄浚、杨修撰慎武库哉。

钱谦益《列朝诗集》：七八岁能诗，敏捷惊人。生平作诗几万首，口占信笔，不经持择，亦多 。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当是时，冰鉴则有王恕、彭韶；练达则有马文升、刘大夏；老成则有刘健、谢迁；文章则有王鏊、丘濬；刑宪则有闵珪、戴珊。

张廷玉等《明史》 ：性嗜学，既老，右目失明，犹披览不辍。议论好矫激，闻者骇愕。”“徐溥以宽厚著，丘濬以博综闻。观其指事陈言，恳恳焉为忧盛危明之计，可谓勤矣。

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濬记诵淹博，冠绝一时，文章尔雅，有明一代，不得不置作者之列。

梁章钜：转移文运之功。

列宁：“中国十五世纪最杰出人物”、“人类中世纪最伟大经济思想家”。

钱穆：不仅为琼岛之大人物，乃中国史上第一流人物也。

丘濬故居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府城街道金花路三巷9号，占地面积632平方米，建筑面积210平方米，据谱志称，始建于明洪武二年（1369），现存前堂、可继堂，为海南现存年代最早的木结构建筑。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丘濬墓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海秀镇丘海大道南段东侧水头村，始建于弘治九年（1496），数百年来几经破坏和修缮，最初原貌已无法考究。距丘濬故居约4公里，靠近海瑞墓，占地约2500平方米，保存有墓冢等。1986年，海口市政府重修丘濬墓园，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考古专家对墓园进行了考古挖掘。2012年10月，海南省启动丘濬墓修缮及环境整治工程，项目占地面积约80亩。

丘濬墓边上，就是丘濬陈列馆。该陈列馆展现了海南明清时期的民居建筑风格，馆内展出内容分为“出生海南”“仕途之路”“位极人臣”“槐荫书屋”“理学名臣”“情系家乡”“魂归故里”“缅怀前贤”八个单元，每个单元从不同角度展示丘濬的传奇人生。丘濬陈列馆内陈列着象牙笏板、缠枝花卉纹碗、铜镜等明清文物，其中象牙笏板为镇馆之宝。此外，丘濬最重要的著述《大学衍义补》也陈列其中。

正德年间，明武宗采纳巡按御史的建议，赐在丘濬家乡为丘濬建立祠堂起名叫“景贤”。

地处州府所在地府城丁字街（旧址位于琼山区中山南路），与道台、府台并称“三台”，为清代琼州府立最高书院。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广东分巡雷琼兵备道焦映汉抵琼履职，他盛赞这里的山水钟灵毓秀，更概叹自丘濬、海瑞之后文道衰微，抱“勤宣德教，扶植士气”之志，他捐献俸禄，筹办书院，以琼州别称、丘濬别号“琼台”命名。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琼台书院改制“琼州府中学堂”，附设师范班，后更名为“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更名为“广东省立琼山师范学校”、“广东琼台师范学校”、“海南师范学校”及“海南琼台师范学校”，2004年经教育部批准与海南临高师范学校合并升格为琼台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东起琼州大道，西止中山路，长650米、宽24米。明代始建，称为府前街；清代改称道前街。1926年扩建街道后，为纪念著名乡贤、理学名臣丘濬，用其谥号“文庄”命名。

文庄路是海口市琼山区府城街道一条重要的商业道路。

以丘濬、海瑞姓氏命名，是海口市秀英区南北通向的主干道之一，其南段连接环城高速，北段通向丽晶路连接秀英港货运码头。

以丘濬姓名命名，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

丘濬是明成化、弘治年间的中央重臣，曾担任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明代史家称他为“中兴贤辅”、“当代通儒”。虽然他是明代深具影响的学者和政治家，但过去有关他的研究却甚为贫乏，致使他的贡献一直湮没无闻。

研究丘濬的著作主要有：

1.王国宪《丘文庄公年谱》（光绪二十四年）

2.王万福《明丘文庄公年谱》（民国十六年）

3.周伟民，唐玲玲《丘濬年谱》

4.吴辑华，黄仁宇《丘濬传》（十二世纪四十年代），是哥伦比亚大学《明代名人传》之一

5.《丘濬评传》，是丁宝兰《岭南历代思想家评传》之一

6.吴建华《明代经世儒臣丘濬》（2007年）

7.李焯然《丘濬评传》（2011年），是匡亚明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

研究丘濬著作的论文主要有：

从丘濬《琼台类稿》看明中叶的政治与社会（李焯然：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研究丘濬的机构主要有：

海南省丘濬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