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账户自由化通常是指一国允许其资本账户中的各种资本自由流动，即居民可以自由地进出国际金融市场进行投资和筹资，非居民也可以自由进出国内金融市场进行投资和筹资。资本账户自由化是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中力度最大的开放措施。发展中国家为了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本，弥补其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本短缺”，在实行利率自由化、金融业务和机构准入自由化的同时，也实行资本账户的自由化。资本账户开放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许多潜在的经济效益。

资本账户自由化带来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量风险资本的流入和资本的突然性逆转影响宏观经济稳定

资本账户自由化带来的国内需求过旺会使国内利率升高，国内紧缩货币政策只会使情况恶化。国内利率的升高会诱导更多的短期国际投资资本流入，使经济过热，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以及真实汇率升值和经常账户赤字的扩大。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外部债务增加会导致货币贬值，最终引导国外商品相对价格的重新调整和商品贸易流自我转向。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外部失衡的增加，会使人们对现行汇率制度失去信心，诱发货币贬值预期，从而增加金融的不稳定性。此外，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短期资本相对于FDI而言，由于期限较短，并且主要投资于证券股票市场，对经济波动的敏感度极高，具有很高的不稳定性。当资本流入国的经济出现波动，或者出现汇率贬值预期时，大量短期资本就会抽光，从而加速东道国的外部流动性危机。如1986年，估计流入泰国的外国银行贷款有410亿美元，1997年则逆转为320亿美元的流出。

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国际债权人都低估了对东南亚国家发放短期贷款的风险。而当危机在泰国爆发时，债权人得知东亚国家的短期债务总额已经超过外汇储备总额后，为了避免债务人无力支付短期债务，迅速撤离了资本。一般而言，大规模货币贬值和资本外逃会使风险预期进一步增加，如果此时国内政策失误，危机就会进一步加重。而货币贬值又导致大量企业破产，企业破产又会恶化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银行不良资产增加和银行破产，金融体系便面临崩溃。

当上述问题出现时，外国债权人无法确信债务能够收回，在货币贬值的情况下，他们将迫不及待地对债务人的信用状况重新进行评估，而且越来越不愿意继续放款。在许多情况下，拒绝继续放款本身就会引发破产。货币和金融状况的恶化不断蔓延，反过来又使得资本进一步流出，货币进一步贬值。在这一恶性循环过程中，即使是那些借款很审慎的企业也难以保持其信誉。于是，金融部门的问题便外溢到一般经济活动中，从而使得产出大幅度下降，经济活动大量萎缩。

二、过度借款和道德风险危及银行体系稳定

发展中国家实行资本账户自由化，使得大量的私人资本通过银行中介进入东道国，导致银行存款激增。由于发展中国家都存在或明或暗的政府担保和补贴，为了抢占市场份额，银行大量放贷，出现贷款膨胀，而代表银行股东经营的银行经理人员，又往往因为这种担保而产生道德风险问题。在资本账户自由化情况下，银行经理人员有动力通过提供高的存款利率到国外去寻找存款；银行从而用这些资金为高风险项目提供贷款，为消费贷款提供资金，推动国内高消费。当银行股本金占银行总资产比率愈低时，这种道德风险会更加突出。私人资本的大量流入带来金融机构膨胀。通过对房地产和股票投机的大量贷款，推动资产价格不断上涨，产生资产“泡沫”，这样拉动起来的消费膨胀，又会提高国内总的消费需求，从而产生过旺的消费需求，导致我们前面论述的通货膨胀，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和真实汇率升值。

Gavin和Haumaan(1995)发现金融危机之前总出现贷款膨胀。当银行资产迅速扩张时，银行很难得到有关资产质量的信息。因为当经济形势比较好和银行信贷膨胀时，借款人的流动性要求极容易得到满足。这样的贷款膨胀会导致总体银行资产质量恶化。如果银行不良资产比例过高，将由银行危机进一步引发国际收支危机。如果一国的汇率是浮动的，那么国际收支危机就会导致国内货币贬值。

总之，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存款保险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担保，会导致国际债权人和国内银行经理人员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出现超贷和超借综合症，从而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使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突增。

三、为国际投机资本特别是国外套利基金冲击本国金融市场打开方便之门

所谓投机资本，是指投机者为了在短期内获得较多利润而投出去的资本。由于投机资本要求在短期内完成利润的实现，极其强调资本的流动性。因此，绝大部分投机资本活跃在金融领域。可以说投机资本基本上都属于金融资本。所谓国际投机资本，或称国际游资，是指那些没有固定的投资领域，以追逐高额利润而在各市场之间移动的短期资本。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目前在各市场中频繁出入的国际投机资本大约有不下2万亿美元，约等于全球产出的20%。另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估计，1997年，仅在纽约、东京和伦敦金融市场上，每天大约有6500亿美元的外汇交易，其中仅有18%用来支付国际贸易和投资，另外82%用于国际金融投机。

资本账户开放为国际投机资本在各国游动打开了方便之门，也给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带来了极高的风险。国际投机资本在各国间的游动，使得国际信贷流量变得不规则，国际信贷市场风险加大。国际投机资本所推动的衍生金融产品的发展以及汇率、利率的大幅振荡使金融工具的风险加大。

国际投机资本进入一国，纯以牟利为目的，并非进行实质性投资，即使参与实质性投资，也都含有投机成分和潜在动机，因而会给一国经济带来潜在性危机，加大金融风险。特别是巨额游资借助于现代通讯技术、金融衍生工具及投机技巧的运用，更是加大了市场风险。在股票、期货、房地产等极富投机性的市场上，巨额游资可以轻易地在较短时间内吹起金融泡沫，引发市场的暴涨暴跌，而且，这种狂热的投机活动还会很快地由一地波及它地，或由一种投机对象波及到各种投机对象，引起市场连锁反应。国际游资的这种“金钱游戏”可能将一国经济和金融形势的不稳定迅速传递给所有的其他国家。

国际投机资本在一国的流入与流出，妨碍东道国制定和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国际投机资本的游动往往与东道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呈反方向性。在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下，如果一国为抑制通货膨胀，会采取紧缩银根提高利率的措施，以此减少货币供应量，但利率的提高却可能招致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使该国货币供应量增加，加剧通货膨胀。而如果一国经济出现衰退现象，就会降低利率以增加货币供应量，而此时国际资本流出，反而加剧经济衰退；同时，外资的急剧抽逃还会引起东道国货币币值急剧贬值，诱发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在国际投机资本中，套利基金发挥了领头羊的作用。套利基金一般是设在离岸中心的共同基金或与发达国家的合伙基金，使有关监管当局鞭长莫及和监管无法可依。套利基金的特点是大量借款，从事高杠杆性投资，加剧风险行为。

资本账户自由化、国际私人资本的大进大出使发展中国家银行面临极高的市场风险。流入的资本中短期债务比例越高，金融系统面临银行危机和系统金融危机的概率越高。一国金融市场的动荡，又会通过资本流动迅速传染到其他国家，当投资者对一国经济发展失去信心，产生该国货币贬值预期时，国际投机资本便会大量撤离，当局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不得不动用外汇储备干预；当外汇储备不足以干预外汇市场时，则不得不放弃现行汇率，听任货币贬值，货币危机爆发，一国的货币危机再通过贸易和资本渠道迅速传染到邻国和贸易关联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因为没有开放资本账户，从而避免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可见，资本账户自由化的风险是比较大的。

针对资本账户开放带来的巨大风险，可以采用以下手段来消除和防范 　(一)发展债券市场，特别是扩大短期国债发行规模，完善冲销干预的手段。这样既可以从市场方面消除游资流人的渠道，化解游资流人的压力；也可以减轻和化解通货膨胀的压力。

(二)改革现行外汇市场运行机制，解除人民银行被动吃进所有外汇的义务，建立外汇市场做市商制度，这样可以很大程度上化解外汇资本流人导致基础货币同步增长的压力。

(三)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一是适度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外汇储备币种与进出口和外债币种要相匹配，适时适度调整外汇储备篮子货币中的各个币种比重。二是实行人民币汇率目标区间的浮动汇率管理制度。三是适时调整中心汇率及目标区间的大小。

(四)改善外汇管理，堵塞资本流动中的漏洞，让游资通过变相资本流动的渠道受到制约。

(五)继续改革商业银行经营机制和管理体制，构建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防范银行经理人员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六)继续推进证券市场的改革。丰富金融工具品种，解决股权分治，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随着经济的自由化和一体化，资本管制的存在意义和有效性越来越弱。中国应该遵循一套渐进的、能够不断校准的方案，来进一步推进资本账户自由化。应该优先进行的关键性改革包括：建立可持续的公共财政；使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具有活力；在利率自由化方面取得进展；使汇率体制更富弹性；加强审慎规制和监管。 　资本账户自由化可以按照四个步骤来进行：第一，放宽直至取消对外直接投资限制，实现机构和公司进行国际证券投资的自由化；第二，取消除短期债务工具出售外的其他证券投资流入限制，逐步取消对初级证券发行的限制；第三，在流入和流出两个方向上，都取消对证券发行的限制，实现居民证券投资自由化，逐步放宽直至取消金融机构对外商业借款限制；第四，放宽国内非金融企业的对外商业贷款，取消所有其他限制，代之以审慎规则，最终实现中国资本账户的完全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