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山派，上清派的别称，因为坐落在茅山，故被人称为茅山派。也分南北茅山道教，北茅山为创始地，南派茅山为广东罗浮山创始人为葛洪。上清派实际为南梁陶弘景茅山所创，故名。

过去的学者大多将南朝以及唐代的道教主流误解为上清派(茅山宗)，其最大的原因在于将唐代的李渤“真系”(《云笈七笺》卷5)所记上清经篆的传授次序以及元代的刘大彬《茅山志》(HY304)中记载的茅山宗师脉谱，误解为是讲述上清派(茅山宗)的谱系。

由于将从东晋的杨羲到唐代的李含光等这些人物的脉谱，误解成上清派(茅山宗)的谱系，因而陆修静、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李含光等都被看作是上清派(茅山宗)的道士。

其结果，导致了东晋末以后，江南一带的道教主流是上清派(茅山宗)，到了唐代上清派(茅山宗)还是主流这一误解的产生和流行。

将“真系”、《茅山志》的上清经篆的传授谱系误解为讲述上清派谱系的根本原因，是在于对道教的三洞学说没有充分理解。许多道教学者片面地相信上清经篆的传授只在上清派(茅山宗)中进行，实际上，上清经篆的传授也在提倡三洞学说的天师道中进行。

刘宋的天师道依据三洞学说，把过去的葛氏道、上清派所传授的灵宝经、《三皇经》、上清经吸收到自己的教义之内，将三洞部的所有道书尊奉为天师道的道书，此事可以由刘宋天师道里存有“三归依戒”这一事实得到明确证明。

天师道的三归依戒要求信徒归依三宝即道宝、经宝和师宝，三宝是指道宝的太上无极大道，经宝的三十六部尊经，师宝的太上老君。这里所说的经宝三十六部尊经是指三洞十二部的道书，所以归依三宝即是归依道宝的无极大道，经宝的三洞十二部的所有道书，以及师宝的太上老君。

因此，刘宋天师道当然也崇尚上清经、灵宝经以及《三皇经》。而且天师道的法位制度一旦完备，便出现了于道士法位中修成上清经的道士洞真法师、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以及三洞法师(参照《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5·法次仪的“正一法位”)。而上清经策在这些法师那儿也得到了传授和掌握。

如果天师道也实行上清经之传授，那么“真系”、《茅山志》所记载的道士之中就可能有天师道道士的存在。因此，若对各个道士的思想和事迹进行调查确认，其多数则是天师道的道士。例如，刘宋的陆修静，查阅《陆先生道门科略》(HYlll9)，显然是将东汉的张陵(张道陵)仰奉为祖师的天师道道士。

而且陆修静倡导三洞学说一事可以明确地从“灵宝经目序”(《云笈七笺》卷4)、《洞玄灵宝五感文》(HYl268)中获知。就是说，陆修静是天师道的道士，同时也是三洞学说的信徒。其他如“真系”记载的唐代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李含光，还有《茅山志》所记载的在此之后的黄宗元、孙知清等茅山宗师也都是天师道的道士。

刘宋天师道提倡三洞学说，意义极大。若天师道尊奉所有的三洞部的道书，那么，不论是《上清经》、《灵宝经》、还是《三皇经》，其所述教义，都将包摄于天师道之中。陆修静的《洞玄灵宝五感文》基于三洞学说，对三洞部道书所说斋戒进行分类解说，其中包括《上清经》的上清斋、《灵宝经》的灵宝斋、《三皇经》的三皇斋以及天师道独有的三元涂炭斋和指教斋，陆修静将所有这些斋都看成是当时天师道所实践的斋。

这样，刘宋天师道通过提倡三洞学说，迅速扩大了其教法范围，使得天师道一家就足以与佛教相抗衡。因此，天师道将自己的教义称作“道教”，来对抗佛教。于是，“道教”这一宗教才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成立了。“道教”本来是指以三洞学说为基础的天师道的教义。

从上述可知，对三洞学说的不同理解，就会导致对整个道教史的看法的不同。唐代道教的主流是上清派这一误解，也正是由于对三洞学说及其倡导者的思想没有正确理解所致。道教是由刘宋时期的天师道，于5世纪中叶创立提倡的宗教，刘宋以降至南宋末，道教的主流是天师道，金末元初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加入了道教之后，直到现代，天师道和全真道构成了道教的二大流派。

唐茅山宗

公元711年，亲眼目睹两公主入道的张万福，似乎还是当时的太清观主史崇玄的属下，不过才过了两三年，大概是随着太平公主的倒台，史崇玄的败亡罢，他渐渐开始崭露头角，终于作到太清观新的主人，成了开元时期的道教重要人物。据都筑晶子《唐代中期④道观》的说法，在盛唐时代，张万福和朱法满(名君绪，?_720)在长安的太清观和玉清观，分别占据了重要的舞台，

他们编纂的《三洞众戒文》、《洞玄灵宝道士受三洞经诫法篆择日历》和《要修科仪戒律钞》等等，在规范道士行为和整理道教仪式上起了很大作用。其中，特别是张万福，在后来很多道教文献中都可以看到，他是道教史上清理道教仪范的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他一方面批判各地的道教仪式的失范，一方面动手将各种道教流派的斋醮仪式重新进行了编排和清理。

张万福的影响在道教中一直持续到晚唐五代，当晚唐时代的杜光庭再次批判道教混乱状况的时候，他仍然要回忆到张万福，他说，“近有庸流，不达古贤之情，先于玄师前补署六职，宣科授简，然后升坛，仍云简寂先生(陆修静)斋法谬误，饰非谤说，词理纷然，寡识无知，一至于此，

尚有其党，相仿行之，不唯获乱法之愆，实亦受谤贤之罪，达教君子，宜共斥之”，他强调说，“金篆古仪及黄篆旧法，宿启之夜及言功之时，皆先作自然朝(即礼十方忏悔三礼是也)，然后行事……所以云：须明旦晨晓，依法行道”，他指出，这一整齐化神圣化的道教仪范，是——此法自张天师、陆简寂、寇天师、张清都(万福——引者注)相传至今，颇历年代，皆以斋法出于自然朝，示不忘本也。

这里关于道教仪范的正统谱系，是从张陵、陆修静、寇谦之到张万福。而宋代编辑的《无上黄篆大斋立成仪》卷一《仪范门》之《序斋第一》在追溯过去斋法的渊源和历史时，也要说到张万福，它说“今世醮法遍区宇，而斋法几于影灭迹绝，问有举行之士，又复不师古始，信末师而哂前哲，是流俗而悖经教。坛仪乖竦，科式舛谬，甲造乙习，遂成旧章，切切用力于徼影响谲诡幻怪之间，

以为舍是无以起信末俗”[21，所以必须重新清理斋仪，而它在回忆正确的斋仪的来历时说，最早是正一真人，“自以斋法旨趣渊微，法禁森严，非愚浅始学所可明了，乃妙出五称文、撰立正一斋法，目为‘旨教’，以遗祭酒篆生，灵宝之教，秘而不传，仙人口口相授”，接下来到太极仙公，才将斋仪书写下来，而陆天师“复加撰次，立为成仪，祝香、启奏、出官、请事、礼谢、愿念，罔不一本经文”，最后就说到唐代的张万福：

痛庸师之不学，悯流俗之无识，非非相承，其失不悟，以简便为适当，以古法为难行，则自张万福天师以来，尝病之矣。

这里的历史系谱仍然是从张陵、葛玄、陆修静到张万福。

不过，可以顺便提到的是，在后来的道教史册中，身为天师道徒的张万福，却被越来越凸显的上清系所遮蔽了。例如阳台道士刘若拙述、荆南葆光子孙夷中集，成书于北宋咸平六年(1003)的《三洞修道仪》，在记载道教科仪的历史时就说，先是三天法师张君，受老君正一科法，整理二十四治，因为那里“为六天魔鬼占据，号日鬼营”，后来，经历寇天师、陆修静以及“若隐赵先生、潘天师、澄源李先生、司马天师、宗元先生吴天师、牛先生、叶孤云、叶广寒二天师、希和李先生，皆传教之光明者，具载道门七叶图”，并指出在唐代，“三洞科格，自正一至大洞，凡七等，篆有一百二十，阶科有二千四百，律有一千二百，戒有一千二百”，这里列出张陵、寇谦之、陆修静等等，而在盛唐时期，有了司马承祯、吴筠等等上清派的道士，却没有了张万福的位置，天师道的系谱下面却接了上清派的人物[1]。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道门七叶图》这个书名，从中可以看到，就像佛教禅门南北两宗在“七代”位置上互不相让，争夺正统一样，道教可能也同样有过这种后起新兴的强势门派改写历史的情况，而在改写中，在上层士大夫中很有势力的上清一系逐渐遮蔽了天师一系，而张万福也渐渐在道教史上被边缘化了。

当然，那是后来的事。在当时即开元、天宝年间，张万福很显眼，道教也依然兴盛。不过，在现代的道教史研究著作中，往往把这种兴盛描述成上清一系的兴盛[2]。毫无疑问，现代的道教史研究常常受到古代道教文献的制约，古代文献提供了重新书写历史的中心和边界，毕竟没有文献依据，研究者无法随意编造道教史。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道教文献又常常是怀有某种偏向和爱好的著作者所撰写的，他们有意地凸显和隐没，对某些历史的浓墨书写和对某些历史的故意冷淡，常常使得后来的道教史著作也只好随着文献留存的多寡和比重，来组织道教史的主要线索，于是层层积累下来的偏向仿佛物理学上的磁偏一样，使道教史著作总是聚焦于一些历史而模糊另一些历史，不像没有焦点的鸟瞰那样能够得到全景图像。

应当说，上清一系在当时确实成为引人瞩目的道教中心之一，唐代初期以来，以茅山上清一系为中心的道教徒，渐渐在上层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占据了一定的位置，到8世纪中叶，尽管事实上也有各家道教人物活跃在长安和洛阳，但是，在上层士人中间最有影响的，还是从司马承祯到李含光的茅山上清派一系[1]。直到大历年间颜真卿为李含光撰碑铭、贞元年间李渤《真系》为这一派追溯历史时，也都是把这一系说成是道教的正脉，仿佛佛教的传灯一样，把道教的正宗上溯到陆修静、陶弘景，而列数到隋唐的王远知(580—667)[2]、潘师正(?一682)[3]、司马承祯(647-735)[41、李含光(683—769)的[5]，尽管这种光荣的系谱，很有可能是事后的构拟和想像[6]。

而《真系》又被阅读道教文献的人通常入手阅读的《云笈七签》收录，而号称“小道藏”的《云笈七签》在关于道教历史方面的那一部分中又仅以《真系》为主，所以，后世关于开元、天宝年问的道教史的回忆，就常常是以上清派的历史为聚焦点的，似乎其他道教流派和人物的活动可以模糊成为背景[1]。不过，如果我们重新回到那个时代去看道教，可以发现，盛唐时代的道教并不只是上清一系的天下，上清一系远远没有到笼罩一切道门的地步[2]。毕竟历史文献没有全部湮灭，不同内容的历史文献、不同视角的历史纪录、不同层次的历史书写，多多少少可以给我们重新建构那个时代的道教面貌提供一些机会，像并非有意识的历史记载的小说，和未经改写的碑刻资料，就在不经意中留下了开元时代的道教风景[3]，其中在开元、天宝年间最引人瞩目，而且不属于上清系的道士相当多。

唐朝道教传奇人物比较多，有名的有张果、叶法善、罗公远、吕洞宾。张果，居中条山，可能有长寿秘诀，会闭气功。生活于武则天和唐玄宗时期。叶法善，括州括苍（今浙江仙居）人，精通道术。历高宗、中宗、睿宗、玄宗四代，活了107岁，书法家李邕的《有道先生叶国重神道碑》传说是叶法善迫使李邕在梦中写的，又称《追魂碑》。罗公远，唐玄宗时期人物。吕洞宾（798—？），字岩，号纯阳子，唐京兆（今西安）人。64岁时遇钟离权得道，传说较多，有江淮斩蛟、岳阳弄鹤、客店醉酒、黄粱一梦等。

基本上形成于唐朝到五代，只有曹国舅传为宋朝人；除了张果、吕洞宾确有原型可考外，其余五位都是传说。传说和神话故事多，是道教风行的一种表现，也是老百姓向往道教神仙世界的一种表现。八仙惩恶扬善，又是老百姓向往美好社会生活的表现 。

道教教派。茅山在江苏句容。 茅山是中国著名道教名山，上清派发祥地，道教称之为“第八洞天，第一福地”。中国南朝齐、梁道士陶弘景所创。因在茅山筑馆修道，尊三茅真君为祖师，故名。

汉元帝初元5年（公元前44年），陕西咸阳茅氏三兄弟茅盈及其弟固、衷于茅山采药炼丹，济世救民，被称为茅山道教之祖师，茅氏三兄弟得道于茅山，开茅山道派。后有陶弘景创立了道教茅山派，《黄庭经》是茅山派的重要经典，也是后代全真道派的功课经。陶弘景和他的弟子在茅山经营数十年，从而使茅山成为上清派的中心，故后世也称上清派为“茅山宗”。他编写的 《真诰》一书记录茅山道教的传授历史，人数在百人以上。

在唐代，以传授上清经法为主的茅山宗一派，出了很多知名道士，如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吴筠和李含光等等。通过他们的活动，茅山宗逐渐成为在全国具有最高地位的道派。其中，王远知是茅山宗第10代宗师，为茅山宗进入唐代以后的兴盛，打下了重要基础。王远知出身于官宦之家，极得唐高祖和太宗的器重。贞观九年（公元635年）死后，在高宗调露二年（公元680年）被追赠为大中大夫，谥号升贞先生。四年后又获赠紫金光禄大夫称号。吴筠颇有才气，文章诗赋在当时都有佳评 ，得到唐玄宗的欣赏。玄宗曾问他关于道法的事，他回答说：“道法之精，无如《五千言》，其诸枝词蔓说，徒非纸札耳。”吴筠著有《玄纲论》、《神仙可学论》、《形神可固论》等，对道教炼养义理学说有很大贡献。第13代宗师李含光，世家大族子弟，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中宗神龙元年（705）入道，开元年间从司马承祯学道于王屋山，在嵩阳生活了20多年。玄宗对他极为敬重，在《命李含光建茅山坛宇敕》中称他“道高紫府，学总黄庭”。天宝年间，李含光得到玄宗所赐的玄静先生称号。晚年他居住在茅山紫阳观。

北宋中期以后，这一派渐渐衰落。上清派历代宗师都得到过朝廷封号。在北宋中后期，它终于成为“经箓三山”之一。上清派第23代宗师朱自英曾为真宗祈神赐子，后来生了仁宗，被封为“国师”。第35代宗师任元阜，曾受南宋宁宗诏令，做大道场禳除水灾。第44代宗师王道孟，为元帝祈雨驱蝗，得到“真人”封号。

陶弘景

汉元帝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陕西咸阳茅氏三兄弟来茅山采药炼丹，济世救民，被称为茅山道教之祖师。齐梁隐士陶弘景创立了道教茅山派。唐宋以来，茅山被列为道教的“第一福地，第八洞天”。茅山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陶弘景（456－536）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谥贞白先生，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经过五胡乱华后，中原基本已经佛化，南有梁武帝下诏合道事佛，就连被誉为“山中宰相”的道教著名人物陶弘景躲在深山修炼，也要在道馆两旁各修青坛和佛塔一座，以表两教双修，死后更是要用佛教的袈裟入殓，陪葬器物。齐文宣帝高洋崇信佛教，于天保六年(555 年) ,齐文宣帝高洋便灭道兴佛,强迫道士 削发为僧。据《资治通鉴》记载，高洋下令境内穿黄衣的道士要么归俗为民，要么剃度为僧，并连杀四位抗拒者，自此之后，北齐境内再无道士踪迹。

陶弘景的一生，跨宋、齐、梁三代，经历可谓复杂。虽然梁武帝对其恩遇有加，《南史》也有“山中宰相”之誉。但在南梁时期，举国崇佛的大环境下，陶弘景作为道教茅山派代表人物，迫于压力出走远游。最后以道教上清派宗师的身份，前往鄮县礼阿育王塔，自誓受戒，佛道兼修。（见《陶弘景丛考》齐鲁书社 2003年出版）正是如此才避免了如寇谦之的新天师道的下场。

后人皆将此事视作齐梁佛道交融的例证来宣讲，却从未分析陶弘景礼佛的真实原因。陶弘景此举，实非出于自愿，而是为维护茅山道众的生存不得已而为之。陶弘景有悼好友沈约诗云：“我有数行泪，不落十余年，今日为君尽，并洒秋风前。”

陶弘景被迫受戒后，假借悼念沈约之实，诉说自己痛苦之心境。苏东坡所感慨的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实古今皆然，博大如陶弘景者也概莫能外。陶弘景工草隶行书尤妙。对历算、地理、医药等都有一定研究。曾整理古代的《神农本草经》，并增收魏晋间名医所用新药，成《本草经集注》七卷，共载药物730种，并首创沿用的药物分类方法，以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实分类，对本草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原书已佚，敦煌发现残本）其内容为历代本草书籍收载，得以流传。

据宋贾嵩《华阳隐居内传》记载，陶氏著作有三十二种，二百三十三卷之多，可惜现大多已佚失。今尚存有《真诰》、《太玄真一本际经·道性品》、《真灵位业图》、《登真隐诀》、《本草集注》、《陶隐居本草》、《药总诀》、《导引养生图》、《养性延命录》、《集金丹黄白方》、《太清诸丹集要》；以及《天文星算》、《帝代年历》、《华阳陶隐居集》等。如此看来，苏东坡所感慨的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实古今皆然，博大如陶弘景者也概莫能外。 （

葛洪(公元284～364年)，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东晋著名医药学家.汉族，晋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三国方士葛玄之侄孙，世称小仙翁。他曾受封为关内侯，后隐居罗浮山炼丹。

葛洪是中国东晋时期有名的医生，是预防医学的介导者。著有《肘后方》，书中最早记载一些传染病如天花、恙虫病症侯及诊治。“天行发斑疮”是全世界最早有关天花的记载。其在炼丹方面也颇有心得，丹书《抱朴子·内篇》具体地描写了炼制金银丹药等多方面有关化学的知识，也介绍了许多物质性质和物质变化。例如“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即指加热红色硫化汞(丹砂)，分解出汞，而汞加硫黄又能生成黑色硫化汞，再变为红色硫化汞。描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又如“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就描述了铁置换出铜的反应，等等。《葛稚川移居图轴》元王蒙绘，故宫博物院藏。《人物图·葛仙吐火图》明郭诩绘，上海博物馆藏。

道教茅山派的重要经典《黄庭经》分内外两篇，全名《太上黄庭内景玉经》和《太上黄庭外景玉经》。《黄庭经》是茅山派的重要经典，也是后代全真道派的功课经。《黄庭经》是前代修炼养生经验的总结，又为后世的内修提供了基本理论和方法，被称为“寿世长生之妙典”。

元符宫掩映于茅山积金峰南腰的绿林翠浪之间。初名“潜神庵”，后曰“元符观”，今称“元符宫”，全称“元符万宁宫”，简称“印宫”。茅山是道教第一福地，元符宫所在的茅山积金峰南腰处，幽洞密集，怪石林立，山水秀美，风光迷人，是福地之中的福地。

茅山道教音乐以及斋醮活动，经隋唐之兴盛，在宋、元二朝又受宫廷的宠幸，文史资料颇丰。在以明正统年间版《道藏》的《茅山志》以及嘉靖中《茅山志合编》中，茅山受皇命所举行的醮事和醮事的节日次序、唱曲等，甚至醮事所用的法器、乐器、演唱和演奏人员配备等，都有较为详细的记录。

茅山在句容、金坛两县交界处，茅山古名句曲山。西汉时陕西茅氏三兄弟来山采药炼丹，救民济世。因而后人改名为三茅山，简称茅山。它被列为道教的“第一福地，第八洞天”。茅山风光秀丽，有九峰、二十六洞、十九泉，著名的大茅峰海拔372．5米，险峻雄伟。从茅山镇东行不远即抵山麓，仰望雄踞山巅的九霄万福宫（俗称顶宫）。

集神咒元始大真，五雷高尊。太华皓映，洞郎八门。五老告命，无幽不闻。上御九天，中制酆山。下镇河海，十二永源。八威神咉，灵策玉文。召龙致雨，收气聚烟。日月五星，北斗七元。合明天帝，敕下太玄。宣威三界，不得稽延。诸天诸地，诸水诸山。玉真所部，溟令大神。仙王游宴，大帅仗旛。天丁前袪，金虎后奔。玃天勐兽..

茅山原名句曲山，位于镇江市西南六十多公里处的句容县境内，总面积三十二平方公里，主峰为大茅山，海拔三百七十多米。这里峰峦叠翠，林木葱茏，清泉潺潺，浓荫蔽天，自然景色十分秀丽。据史载，四千一百年前，大禹就曾登山以朝群臣；殷周太王太子泰伯在此采过药草；春秋时期的吴王夫差也来此筑造过梧园宫。

茅山道教医学贡献

10月6日，自宣布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凭借青蒿素获诺贝尔奖这个消息后，不仅刷爆社交媒体朋友圈，在国庆假期倒计时之际，博罗县罗浮山景区内纪念葛洪的青蒿园更是即刻成为参观留影的热门景点。到罗浮山景区游玩的游客纷纷驻足青蒿园，了解罗浮山的青蒿历史，与“青蒿治疟之源”纪念碑留影，纪念葛洪仙人给后世留下的宝贵财富。

葛洪《肘后备急方》助屠呦呦攻克难题

1969年2月，屠呦呦接受了中草药抗疟研究的任务，开始搜集相关的历代医学资料并进行实验研究，可是屡经失败。一次偶然的机会，东晋医药学家葛洪编著《肘后备急方》中的几句话牢牢抓住她的目光：“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绞取汁”而不是传统的水煎熬煮中药之法，消除了没有抗疟活性且有毒副作用的酸性部分，保留了抗疟活性强、安全可靠的中性部分，帮助屠呦呦成功发现了效果为100%的青蒿提取物。

葛洪，是我国东晋著名的医药学家、炼丹术家、道教理论家，在医药学上的成就和贡献巨大。他在岭南第一山——博罗县罗浮山修道炼丹期间，编著了中国古代最早的医疗“急救手册”——《肘后备急方》，也是在民间普及中医中药知识的最早教科书。

为纪念葛洪的突出贡献，罗浮山在葛洪当年采药的地方筑碑为证，种植青蒿，建立青蒿园，供游客参观、学习、了解；同时，在景区洗药池景点（据说是葛洪夫妇当时洗涤中草药的地方），用木牌子挂起了葛洪《肘后备急方》里面记载的部分药方，向游客展示了中医药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