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精神》是1950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该书作者是亨利·斯蒂尔康马杰。它自1950年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付梓问世以来，重版20余次之多，在东西方学术界享有极高的地位和声誉。

本书成于上世纪40年代末。彼时，整个世界刚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中走出来，反法西斯的世界战争的胜利，使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战后的美国趁着西欧各国抚慰战争创伤的时机，逐步登上了世界霸主的宝座。

战后美国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加上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促进，美国经济迅速发展，形成了战后初期经济的繁荣。而这种繁荣是由以下几个因素促成：第一，战前长期萧条和战争造成的消费需求大量缩减，战后不论是生产资料或者生活资料都急需补偿，推动了生产的持续增长；第二，战后初期虽处于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前夕，一些新技术已开始应用于生产和管理，新兴的工业部门开始出现。另外，由于战后生产自动化水平提高，需要大量投资，增加厂房设备，不仅增加了生产资料的需求，而且促进了扩大再生产的循环过程；第三，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刺激了经济发展。而杜鲁门政府的“公平施政”纲领继承和捍卫了罗斯福新政的成果，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

无疑，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上的稳定，又一次恢复了美国人的信心，尽管仍有经济危机的干扰，但美国人已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又恢复其固有的乐观与信心。

在二战中发挥的作用与战后领先世界的优越地位又使美国人自豪不已，他们觉得有理由把美国看作一个伟大的国家，把美国人民看成伟大的人民。

自豪之余，人们回首走过的二百多年的风风雨雨，不禁对民族的内涵发生了兴趣——在美国人的血液中似乎流动着一种共通的，一脉相承的东西，它融合着自信与乐观，现世而热情，无疑也曾有过深刻的困惑与迷茫，也正是这种一脉相承的东西促使美国人在一个没有历史的新大陆实现他们的“美国梦想”。

《美国精神》一书正是试图探索“称之为美国精神的难以捉摸的东西”（康马杰语，下同），也就是一种独特的美国思想、性格和行为方式。

《美国精神》一书正是这样的时代背景的产儿。

《美国精神》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评论家亨利·斯蒂尔康马杰教授（1902—）继《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与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逊合著，1930）、《美洲：自由人民的历史》（与阿仑·内它科合著，1942）和《多数人的统治和少数人的权力》（1943）等一系列著述之后推出的又一部杰作。它自1950年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付梓问世以来，重版20余次之多，在东西方学术界享有极高的地位和声誉。

为了更好地阐述所谓“美国精神”，作者选择了美国历史上的一段特定时期（约自19世纪80年代迄至20世纪40年代末为止）作为考察和研究的时限。因为他视90年代为“美国历史和思想的一道分水岭”——即由以农业为主的美国开始转变为以工业为主的城市化的美国；而自那时以后近60年的美国又“具有某种统一性”，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于是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便以“19世纪的美国人”开其篇，而以“20世纪的美国人”为结尾，并在论述作为分水岭的90年代之后，以大量的代表性著述和重大历史事件为依据，从哲学、文学、新闻学、经济学、史学、政治学、法学、建筑崐学等各个角度，对现代美国思想和文化的演变与发展作了较为全面的剖析和评价，可见，这部书虽然旨在阐释美国的国民性或民族特质，实质上却是对现代美国所作的一次综合性研究。

（一）哲学

新旧交替的时代给美国人心理带来巨大冲击，正是在这种困惑与迷茫的情绪下，他们翻过了这道历史的分水岭。而基于这种困惑与迷茫，进化哲学与实用主义应运而生，他们适应了这个变化的时代，为心灵无所傍依的美国人的灵魂提供了坚实的土壤，使他们得以继续前行。可以说进化哲学与实用主义是这个燥动的时代的哲学，他们塑造现代的美国人的灵魂，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学、历史还是法律、社会学无不打上这时代哲学的极深烙印。

先以诞生这种时代哲学的背景谈起。

19世纪末是近代美国向现代美国转变的历史时期，其主要特征是以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这两个历史性转变带动，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和思想文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为20世纪现代美国奠定了基础。

美国内战的结束标志着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的来临。战后“南部重建”凭借政治、法律手段巩固了内战所带来的历史性转变，基本上消除了种植园奴隶制度和奴隶主阶级寡头专政，把南部纳入全国统一市场，为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的迅速发展准备了必要条件。

随着重建的展开，美国历史进入了“镀金时代”，这个时代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美国工业迅速发展，走向集中、垄断，垄断资本主义在国内市场上逐渐居于优势，成为美国经济生活的基础；第二，联邦政权不再为两个利益对立的统治集团所分享，而是为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独揽；第三，南部走上了缓慢而痛苦的“普鲁士式”发展道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美国闭塞的落后地区。

在19世纪最后的30多年间，美国资本主义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都有了迅速的发展。在广度方面，突出地表现于西部的开拓与移民洪流的涌入；而在深度方面，则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垄断制的建立和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我扬弃和局部质变。它使生产进一步社会化，横向和纵向的联合把社会经济的各部门结合为一个整体：它使大企业的所有权与管理权日益分离；它使工业资本越来越依赖于银行资本，从而形成无所不在的金融寡头统治，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适应了这一时期美国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的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也带来了更加尖锐的社会矛盾。

在美国资本主义向纵深发展的同时，其城市化也进入鼎盛时期，以工业为基础的近代工业城市的普遍兴起，加速了美国工业化的进程，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已由原来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主要资本主义工业国，实现了“新”、“旧”资本主义的交替。

随着“新”、“旧”资本主义的交替，美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原有的资本家、工人、农场主三个大集团的内部分化趋势日益增强；与“旧”资本主义相一致的旧阶层不断衰落，而随“新”资本主义产生的新阶层却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内部逐渐分化为垄断资产阶级，旧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垄断就是资产阶级同其他阶层的矛盾，特别是与保持独立经营的企业主，即旧中产阶级的矛盾加深，而新中产阶级则随着垄断资本生产关系的确立而发展起来，农场主阶级在生产商业化过程中，除少数上升为大农场主外，大部分因丧失生产资料而沧为农业工人，工人阶级的构成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如非熟练工人开始成为产业工人主体，集中在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垄断企业；白领工人阶级形成，工人贵族阶层扩大等等。

在向垄断过渡时期，美国社会流动的频繁对阶级结构的变动产生深刻影响，这种社会流动表现为人口在地域间的横向流动和社会各阶层的纵向流动。西进运动导致人口大量移民西区，从而使人口重心不断向西移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吸引了大批人口流向城市，向垄断过渡则加速了社会各阶层的上下流动。在19世纪后期，有相当一批富豪出身于社会中下层，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大资本家。中下层之间发展对流也较为普遍，东北垄断资本向中西部迅速发展，造成了这个地区农场主大批破产，其中一部分为谋生计流向东部或更远的西部。这就形成了巨大的横向对流，这种横向流动与纵向流动相结合，使美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动更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而移民洪流则大大加强了原有的社会流动，促进了美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引起了美排外情绪的增长。

90年代是美国历史的分水岭，在分水岭的一边，主要是一个农业的美国，它关心的是国内事务，这个美国在物质和社会方面尚处于发展过程中；在分水岭的另一边，是现代的美国，它主要是一个城市化的工业国家，它同世界经济和政治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也为旧世界特有的难题所扰，它在人口、社会组织、经济和技术诸方面经历着深刻的变化，而且试图改变传统的组织机构和旧观念，以适应新情况。

而面对新时代的到来，美国人既无经验也无精神准备，他们尽最大的努力去适应新的经济和哲学秩序，然而在现代资本主义大潮之中，个人犹如草芥一般渺小，即使拿出他们珍视的乐观与进取，却也无从把握个人命运，于是他们的自信终于瓦解，面对世界，他们惶惑了，正如爱德华·A·罗斯指出：“在新形势下老调重调简直是白费唇舌。原先建立稳定秩序，指导人们行动并赋予美国制度以生命力的那些哲学思想本身也受到冲击，在遍及世界的一种新的力量的冲击下，过去的经济、社会以及道德观念统统都在土崩瓦解”。

时代呼唤着新的哲学诞生。进化哲学和实用主义应运而生。

19世纪末，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宗教的影响已趋衰微，可是它对哲学却产生了革命性影响。进化论阐明：人类不是上帝仁慈意旨的恩赐，而只是自然淘汰的结果。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斯宾塞在《综合哲学体系》一书中证明：人类的进化过程不仅是生物的而且是社会的和心理的进化过程。进化过程从简单走向复杂，从野蛮走向文明，从混乱走向秩序，从无政府状态走向规律。进化论学说证明了宇宙是由规律制约，证明人类的命运是日益进步的。

进入工业社会后，农业社会缓慢节奏下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被大机器生产的轰隆声所淹没，资本主义竞争以其尔虞我诈的残酷本性昭然于世，惊惶之中，人们跌入物欲的竞争，在时代大潮中滚来滚去，而对前途及自身的命运毫无自信，而进化学说所揭示的宇宙、自然界及人类不断进步的光明前景无疑给人们打了一针强心剂，人们有理由展望乐观的未来。

“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光明的前途之下，又要适应这条冰冷的自然法则。这无疑是资本主义进入竞争时代的法则，也是为其竞争残酷性所进行的辩解，故而这对事业已纳入顺境，其生存已确定不移，会与大自然和谐一致的人来说，是极受欢迎的，可是，它对那些在自然或社会冷酷无情作用中注定成为失败者的人来说，则是残酷的。

经过美国历史学家，哲学家约翰·菲斯克的阐释，进化论的观点深入到美国人的心灵深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是不断进步的”这种观念适应了这个变动的时代，因此为处于新旧夹缝中的人群紧紧抓住，他们开始相信未来是美好的，即使个人的命运无从掌握，至少能够掌握努力本身，于是他们鼓起勇气去接受自然、社会的考验，努力使自己跟上时代大潮。

如果说约翰·菲斯克阐释的进化哲学抚慰了初入工业社会孤立无助的人们的灵魂，那么随着工业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实用主义则欣然与旧传统决裂，将信仰付诸于行动借以创造一个崭新的未来。

威廉·詹姆士通常被公认为是实用主义的奠基人。在詹姆士看来，哲学有一个主要 的实用目的：赋予一个人的生活以意义，而信仰则是行动指南，每个人都可以以自己的方法找到自己的真理。而凡是行得通的就是正确的，因为它对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真正有所影响。所谓“有用即是真理”。在这里，实用成为价值的唯一标准。每个人无疑成为自我的君主，个人的能动性因此而得以张扬。

如果詹姆士就其赞美了人可以选择自己根本信仰的个人权利这个意义来说可以被认为是空想的实用主义者的话，那么约翰·杜威就可以代表崇实的实用主义者，他热心研究个人与自然和社会环境之间互相作用的过程，认为应把科学应用于人生各个方面。

杜威相信人类的进步。既然人是能够思想的，他就能改变他周围的社会环境，甚至自己的本性，对人们来说，最为重要的是保证“现有目标”的实现，这些“现有目标”的实现将成为达到其他“现有目标”的手段。他认为：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了真正的机会去明确指导社会变革进程，故而人类应该运用各种科学方法去了解人和社会的性质。“一旦我们了解了人究竟像什么样儿，那时我们就能用科学方法去控制环境和个人，使每个人都得到最大的幸福（A·ZJ·宾克莱）。杜威的整个哲学是他要迎接这一伟大挑战的尝试，因此他提议要做的事情是改造哲学，改造道德，改造社会，而最为主要的是改造教育。另外，既然实用是价值的标准，那么道德规则或原理也不是绝对的，而对任何特定思想的检验就看这个思想所引起的具体行动如何。

实用主义鼓励了人们在行动中作出努力并承担责任，在这种情形下，自我成为拯救世界的戏剧中的主角，在宇宙的舞台上充满了积极参与的高贵和尊严，在奋斗中，人们自觉掌握了自己的未来，因而恢复了乐观与自信。可以说，实用主义在新、旧过渡的美国社会生活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成为一代人的行为准则。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进化哲学和实用主义犹如两面高扬的旗帜，社会科学的其他各科无不受到其深刻影响。

（二）文学

新的世纪即将到来的惶惑在文学上得以最深的体现，而在进化哲学和实用主义的影响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文学家大都成为这两种思潮的鼓吹者，这一时期的文学有三种倾向性。

1．文学中的宿命论

宿命论源于达尔文的进化学说。新、旧交替的时代充满了悲观气氛，以致艺术家们很容易求助于科学的学说，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学说可以为悲观主义提供某种最终的正当理由，可以把人类陷入可悲的混乱的责任从社会本身转嫁给宇宙。而一切罪恶，痛苦和无奈无疑在“适者生存”这一冷漠的宇宙规则下得到了解释。

对当时经济与社会罪行的抗议以及干脆使人们良心摆脱对这些罪行的责任的这种哲学，在杰克·伦敦和西奥多·德莱赛的作品中第以鲜明体现。

杰克·伦敦把进化哲学变成日常用语，并以生存竞争原则对其冒险生涯进行解释，而这解释进一步演变为对于物质力量极端称颂，人只不过是动物，生活不过是一场争吵，大自然则是冷漠无情的，进化哲学在此表现出浓郁的宿命色彩。

而在当时的许多作品中都有这种宿命论的痕迹。譬如：德莱塞的《嘉莉妹妹》、《珍妮·格哈特》、《巨人》、《金融家》。海明威的《午后之死》、《阿非利加的绿色小山》。斯蒂芬·克兰的《马吉》。弗兰克·诺里斯的《麦克蒂格》和《范多弗和兽性》等等。

2．非理性崇拜

美国文学中的非理性崇拜浪潮，基本上是来自欧洲。由于美国文学主要是派生的，所以非理性表现得极为模糊。由于它最不成熟，所以也最为颓废。其代表人物有舍伍德、安德森、沃尔多、弗兰克、伊夫林、斯科特等人。

资本主义后使个人的命运无从把握，进化论给自然界及人类规定了一个冷漠的进化规律，个人命运在生存竞争之中何等微不足道而又无能为力。那么理性又有何意义可言？于是一个诗人和小说家的新流派开始陈述他们达尔文主义宿命论变体的观点，而攻击理性，意念统一性，正常标准，基本规律和伦理道德或成为这一文学流派的显著特点。

正如非理性崇拜的思潮鼻祖弗洛伊德所言：“我们的文明充满着这样的苦难和不幸，其本身就应该受到谴责，我们如果将其全部抛弃，回复到原始状态，我们将更加幸福。”

而作者对这种思潮的倾向性极为明显，认为这个派别站在伪科学的立场，因而注定要走向自我毁灭，“因为建筑在无聊琐事泥沼上的文学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

3．传统主义

与非理性崇拜相对应的是传统主义的信奉者们，如埃伦·格拉斯哥，威拉·凯瑟，埃德温，阿林顿·罗宾逊等。

在科学对信仰的影响以及经受时代考验的价值观念处于解体的情况下，他们同样困惑不安。然而他们尽管趋于悲观主义，却没有完全绝望，他们关心更多的是个人的精神安宁，而非社会的物质福利；他们同意造反者和改革家们认为美国生活有缺陷的观点，而更多的是变化本身感到沮丧，他们同意自然主义者和非理性主义者认为生活本身令人悲观失望的观点，但他们却又坚信生活的意义是悲剧性的。世世代代都坚持下来了，难道这个民族却要对世界分崩离析的势力屈膝投降吗？”（埃伦·格拉斯哥）。

在世事变迁中，传统主义者们以传统为最后的堡垒，独立于物欲纵横的世界之中。“他们对工业主义造成的损害感到吃惊，因而渴望回到田园中去：他们厌恶商业文明，以无比欣慰的心情回忆没有金钱铜臭而命运悲壮的往事，他们对没有根基、忘记过去而又忽视未来的社会感到沮丧，于是他们便再现了一个根深叶茂，能从过去得到安慰的社会。”

4．反抗的文学

随着工业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文明的虚伪和丑恶暴露无疑，这是一个“在政治上腐败，在道德上腐蚀人的经济制度。”而有良知的作家们都提笔对这一“不人道、不公正的经济制度”进行抨击。如威廉·艾伦·怀特，温斯顿·邱吉尔，欧内斯特，普尔及戴维·格雷厄姆，菲利普斯等。

这些作家在作品中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资产阶级道德观对人的异化，充满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怀疑和否定，如约翰·斯坦贝克在《愤怒的葡萄》一书中，不仅记述了奥奇一家从灰盆地区逃到黄金的加利福尼亚的故事。还控诉了一种经济制度：正是这种制度把他们赶跑，把土地从耕种者手里夺走然后交给银行，在丰饶的土地上造成饥荒，以法律的名义干着无法无天的勾当，并嘲弄正义与民主的原则。

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虚伪与腐朽使托马斯·沃尔夫在痛苦和彷徨中断言：“我相信我们在美国这里迷了路……”

三、历史学：

贝尼特在《西部的星》一书中自豪地说：“我们干出的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如此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在创造历史的一个民族，必然会意识到自己有义务把它记录下来，“一个民族确信自己是在披荆斩棘地开辟道路，好让其他民族跟上来，这个民族必须会明白自己有责任把路线清楚地标出来……”

由此可见，美国人对历史感兴趣不难理解，就他们而言历史就是“朝着人眼望不到的远大目标飞速前进”的一个国家的记录，回忆往昔，可以使他们倍受鼓舞，倍感自豪。

19世纪中叶可以说是美国历史写作的黄金时代，而到了19世纪末，史学则呈现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史学家不再展示历史现象的辉煌或是阴暗，而从现象背后探索某种决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的东西。正如作者所言：“在这个新的世纪里，历史学家对力量的重视大于对人物的关心。他们要科学不要伦理，要真实不要戏剧，要分析不要记述。任何事情都不归之于上帝，也很少归之于机遇，而必须承认的偶然性多半怪罪史学家之无能而不是历史难以预测。过去的一切似乎都是由于非人力的种种巨大力量相互作用而产生的，这些力量包括经济的、地理的、社会的、科学的、心理的等等……这表明：是人适应自然和历史而不是自然和历史适应人”。自然和历史在此又冷漠地与人相对立，达尔文的进化哲学在史学上又出现了极为微妙的表现。

（四）社会学：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美国的社会学领域，出现了两位大师——维廉·格拉哈姆·萨姆纳和莱斯特·沃德。二者都是进化哲学的信奉者，但都走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

萨姆纳相信“适者生存”这个道理，而亦肯定进步是必然的，但在进化过程中人类会碰到什么样的情况则悉凭自然的安排。他的《社会静态学》一书认为：理智与意志把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但对人来说：最高的智慧就是沿着自然划定的道路前进，而最庄重地运用意志力则在于不去花气力改变她的规律。萨姆纳的这种社会学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消极主义和软弱无能。

沃德则对消极主义和绝对主义的社会学体系发起攻击，他认为：社会学是一门积极的、充满活力的科学，如果运用得当，它将使人类能控制进化的过程。沃德是给社会学研究带来足资使用的科学和哲学工具的第一位美国人，也是第一位真正的进化社会学家。他认识到：虽然环境改造生物，人却能改造环境。而“适者生存”这一概念为沃德所批判，他认为仅适于生存并不是文明所能接受的标准，“社会进步意味着它每前进一步就要扼制宇宙的过程”（赫克斯利），人类有能力干预自然，而只有经过人类的干预，自然产品才适于人类使用。在这里，沃德进一步发展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个体的能动性进一步高扬。为了更好地征服自然，人类只能集体地，有计划地，有组织地去征服自然，政府的设立成为必要。在经济方面，“国家干预”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为了促进社会进步，消灭弊端，人类必须采取的步骤有：第一步建立起真正的人民政府。第二步：创立真正的政治学和将立法人员都培训成为社会科学家。而教育则是社会学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沃德的学说激励了整整一代学者和改革者，使他们相信：沿着幸福的路线去改造社会是可能的，他也激励了用他的工具进行研究和用他的武器进行战斗的一代新人。

（五）新经济学：

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使财富和权力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科学和发明给社会带来无与伦比的益处，但科学与发明对经济的直接影响是财富的再分配，整个社会日益分化为两大对立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经济领域的新变化要求适合这种形势变化的新经济学的诞生。

这是逐步形成了后来成为20世纪正统经济学说的新经济思想的三项原理：承认经济学是一门归纳性的实用科学，评价理论和科学思考的现实意义；承认国家干预经济过程的必要性。

而经济关注的整个焦点也发生了转移，它的主要任务是探索新渠道并要求采用新方法，研究人员的注意力也从对经济规律的探求转向对经济机构的分析。在这里，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显而易见。

索尔斯坦·维布伦是新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他的最主要的贡献是：揭示了工业与手工业的对抗；认为工业的目标是生产商品，商业的目标是赚钱，当二者发生冲突时，生产便让位给赚钱。

他指出：货币经济本身就是一种弊端，其受益者是一个掠夺成性的阶级。

可以说：维布伦的经济学著作深刻地反映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种种劣迹，维布伦称之为：“资本主义的破坏”。

（六）新政治学：

随着社会，经济和技术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发生的深刻变化，传统的宪法理论不再适应实际情况，静态的宪法与动态的政治之间的分叉变得越来越明显。而根据理论设计的政府与发挥实际作用的政府之间产生断层，故有识之士呼吁：我们的政治思想“需要注入当代的真知卓见”。

而进化论，实用主义对经济力量和心理因素的认识则促使政治学开始了从静态的转变为动态的，从分析的转变为起作用的，从抽象的转变为具体的变革。进化论使宪法不是静态而是动态的这一论点获得了科学基础，证明了宪法的不断完善的合理性；同时，进化论揭示了国家是历史的产物，人们开始以新的眼光看待州的权利和国家主义这整个问题；而变革则是正常的，如同自然界不断发展一样。国家也有它发展的过程。而实用主义是促成政治学得以称为一门科学的第二个原因，实用主义的方法产生了甚至比进化论的方法更直接更即时的影响。“这是因为，进化论乃是一种哲学态度，而实用主义则是一种技巧；进化论提供一个出发点，而实用主义则要求分析和解答。”实用主义注意的不是有关政治制度的理论而是政治制度的机构；它不是在道德的范畴而是在行政管理、经济学和心理学的范畴探索贪污腐化、缺乏效率和政府无能的原因。学者们开始分析政府的实际活动，开始运用资料去探讨在政治问题发挥作用的各种因素。

促使对政治的研究适应现代需要的第三个因素则在于对经济基础的探讨。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随着垄断的深入，金融巨头和大工业资产阶级对政治的影响日益明显，这一集团对指定政策亦起了极大作用。而在经济上，垄断亦必然导致财富的集中和贫富分化的加剧，新出现的社会问题亦源于此。新政治学家对此进行了探讨，揭示了垄断的罪恶。

20世纪中叶，美国民主政治的五大领袖：布赖恩、拉福莱特、威尔崐逊、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都是进化论和实用主义的信奉者，同时，他们认识到政治的经济基础和压力集团对制定政策引起的作用。他们把新政治学的理论运用到实际中去。

（七）法律：

进化论和实用主义哲学同样在法律的演变中起到重要作用。固定的，机械的法律概念和能动的政治思想发生了冲突，法律结构的重新调整成为必然，这一任务由新法理学家们完成。而罗斯特·庞德为自己规定的任务是要使法律成为实现社会重建的有效工具，他把其法学思想称为“社会学的法理学。”

社会学的法理学象实用主义一样，是一种方法——一种考虑法律和应用法律的新方法。这种方法从绝对论转到相对论，从理论转到实践，从被动的——因而是悲观的——宿命论转到创造性的——因而是乐观的——自由天地。它断言：好的法律就是能充分为社会服务的法律；法律是为实用而制定的，应根据目的而不是根据起源来理解法律；法律的实际作用比抽象的法定内容更为重要。法律要依靠社会而不能脱离社会。法律必须适应社会的需要，并根据满足这些需要的程度来判断法律的好坏。它指出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和实施；而法律界是继续不断的社会产物；法律是可以继续不断地改进，最后，法律既关心个人利益也同样关心集体的社会利益；整个一系列有关社会的利益、需要和需求都合理地属于法律管辖范畴。

由此可见，实用主义和进化论原则渗入到社会学的法理学中去。法律是进化的，法律也是为现实服务的。人们开始把注意力引向法律的实施而不是法律的制定。

（八）宗教：

认为“普遍接受基督教是他们国家繁荣昌盛的一个主要根源，他们的国家是上帝恩宠的特殊对象”，美国人一直自诩为天之轿子，故而宗教在美国是繁荣昌盛的，而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浪潮的冲击以及19世纪末进化论和实用主义对美国人心灵的征服，美国的宗教在繁荣表象之后，神学却在缓慢地走向破产，教会的物质势力从来不像现在这样强大，而精神力量也从不像现在这样微弱。

随着教会深入到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同时，其本身也逐渐退出学术思想领域，稳步趋向世俗化，宗教越来越成为社会活动而不是灵性交流，宗教主要成为奉行某种仪式和做好事的机构。而教会认可对社会承担责任，又逐渐形成基督教的社会化，有些教会甚至声称个人的解救与社会改造不可分开，“企图在现世建立一个天国，而不愿去等待幻想中的太平盛世。”

另外，《美国精神》一书还对新、旧交替时期的美国建筑的特点进行了介绍。

“1890年的美国同1860年的美国是完全不同的。我成了十足的陌生人。无论是我，还是任何别的人都无法理解它。”（亨利·亚当斯）

的确，在这新、旧过渡的时期，人们充分感知个人命运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严酷法则面前的软弱无力与在生存竞争进化原则鼓励下的心灵的挣扎的痛楚，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痛心疾首的同时，不免又对传统的温情留恋不已，旧有的价值观念土崩瓦解，人们又在寻觅和建筑新的价值体系……。这一切的一切形成一种世纪末的迷茫。而这种迷茫则在各种社会思潮以及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演变中得以充分体现。《美国精神》一书就为我们描绘了人们在这世纪末的迷茫中的徘徊和寻觅。

而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如作者在之中所言：“首先是进化论，然后是科学决定论，深刻地改变了大多数美国人的观点；即使对那些本人不谙专门的教义以至新观点的含义的人来说，也是如此。美国人以往通常只接受物质领域里的变化，也在准备接受思想和道德领域的变化了；他们已不大象往常那样，对他们支配或控制变化的能力充满信心了……，20世纪崇拜的是勤奋肯干而不是圣母玛利亚，而且，正如他感觉到的那样，这种崇拜是荒诞无稽的。每一领域都摈弃绝对主义即使在道德上也是如此……实用主义战胜了与之竞争的种种哲学体系，这倒不是由于实用主义具有优越的逻辑性，而是由于其优越的现实性和实用性，而一个崇拜个人主义的民众却把哲学社会化了，并把社会科学这一术语应用于历史，经济和政治。便利的通讯手段，城市化和人口流动同数以千计的出版，广播和电影机构结合在义起，使得在性格和习惯方面比19世纪产生大得多的一致性。美国成为世界强国以及二次世界大战促使美国放弃孤立主义从而使国际主义得以渗进思想和社会实践领域，并越来越变得具有世界意义了。文化这个东西不断趋于民主化，也许可以说是大众化了。

由是，作者得出结论：“20世纪的美国精神比19世纪中叶以至18世纪中叶更为成熟。”二十世纪的美国人在走出世纪末的迷茫之后也更加成熟。

《美国精神》一书始终关论于“那个我称之为美国精神的难以捉摸的东西”即“一种独特的美国思想，性格和行为方式”。为此，作者在哲学、文学、历史、政治学、法律、经济学、宗教、建筑等各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从而抽象出一种本质的、共同的东西以揭示由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这一背景下人们的心理状态。同时也对这一时期美国的思想、文化演变与发展进行全面剖析与评价，故而成为了解现代美国的一扇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