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布鲁克斯·亚当斯（1838年2月16日-1918年3月27日，通常被称为亨利·亚当斯），美国历史学家、学术和小说家。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 ，185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他是亚当斯家族的成员，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孙子。

1838

2月16日出生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与艾比盖尔·布鲁克斯·亚当斯所生的第三个儿子，约翰·亚当斯总统的曾孙，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孙子。亨利儿童时代经常去约翰·昆西·亚当斯在昆西市的家中度暑假。

1854-1858进入哈佛学院。为《哈佛杂志》写稿件，积极参与戏剧演出活动。毕业的时候是“班级雄辩家”。

1858

9月29日，跟其他几名毕业生一起乘船参加传统的“欧洲豪华游”，10月9日到达利物浦。10月22日到达柏林后，作为民法系学生进入柏林大学。之后转入一家德语中学，写了一篇文章讲述冬天在那里的经历（1947年10月发表在《美国历史评论》上）。

1859

4月份，在德累斯顿恢复民法学习，并在德累斯顿一直生活到1860年4月。其间游览澳大利亚和德国各地，并跟姐姐路易莎·库恩一起去意大利北部旅行，之后独自去了罗马。

1860-1861

在意大利和西西里旅行，一直到6月。布尔兰军队投降后，立即采访意大利爱国者加里波第。在《波士顿信使报》上发表意大利旅行记。10月份回到马萨诸塞州昆西市。12月份，以其再次入选国会议员的父亲的私人秘书的名义陪同去华盛顿。自12月至1861年3月中旬充当波士顿《每日广告商》派驻华盛顿的记者。撰写《1860-1861年大萧条的冬季》（发表在1909-1910年期的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会报》上）。

1862-1863

5月1日乘船前往英国。充当其父私人秘书，在此期间，林肯派其父亲充当美国驻英国的公使，直到其父于1868年辞职。自1861年6月至1862年1月，充当《纽约时报》驻伦敦记者，其间报道了英国人对美国内战的反映。1862年12月，其父派亚当斯作为特别信使去丹麦王国。1863年8月与其15岁的弟弟布鲁克斯一起游历苏格兰及斯盖尔岛。

1864-1866

对伦敦社会感到越来越格格不入。跟母亲、姐姐及弟弟在欧洲大陆旅行。回到伦敦；发表未署名的学术文章。

1867

在《北美评论》上发表《约翰·史密斯上尉》，指出，弗吉尼亚人制造出来的那个偶像杜撰了波卡洪塔丝救了他一命的故事。另外还发表了《1816年的英国金融》和《英格兰银行限制条款》，后者认为发行不可兑换纸币徒劳无益。

1868

在《北美评论》上发表长篇书评，评述查尔斯·莱耶尔爵士的《地质学原理》第十版，向当时流行的冰川作用学说和达尔文进化学说提出挑战，认为“本质上无法求证”。7月份跟父母一起回到美国，开始在华盛顿当政论新闻记者和自由撰稿作家，并充当游说人，支持货币改革、自由贸易和建立文官制度。年底偶尔向纽约《民族报》投稿。

1869

在《北美评论》上发表《会期》与《文官制度改革》，抨击国会附庸特别利益集团，依附政党分肥制。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1865-1869年的美国金融》，该文批评当时出现的金融应急手段。继续在《民族报》上发表短小文章，一直到1870年。

1870

（在弗朗西斯·沃克的协助下）发表《法定货币法》，猛烈抨击立法部门及其支持者艾尔布里奇·斯波尔定，在《北美评论》上发表另一篇《会期》文章批评国会。亚当斯去英格兰旅行度假，但很快又返回巴格尼迪鲁卡他姐姐路易莎的床边，后者于7月13日死于破伤风。此事在亚当斯心里留下了经久不退的印象，让他明白了自然对人类苦难的冷漠。哈佛学院新任院长查尔斯·艾略特任命他为历史学副教授。他开始教授中世纪英语及欧洲历史，后来，他还添加了美国历史方面的课程。参与《北美评论》的编辑工作，在接下来的七年时间里，他为该杂志写了两篇论文和二十多篇书评。最终在《威斯敏斯特评论》上发表了哄动一时的揭露文章《纽约黄金密谋》。此后不再使用中间的名字布鲁克斯。

1871

与哥哥小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共同发表《艾里书简》，是其早期发表的文章合集。到远西旅行，在那里遇到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克拉伦斯·金。之后金很快带他进入跟调查局相关的科学界和史密森学会。

1872-1873

6月27日，亚当斯与玛丽安·（克鲁瓦）·胡柏结婚，她是已退休的医生罗伯特·威廉·胡柏的女儿。胡柏是波士顿市名人，也是长时期的鳏夫。7月9日，他们乘船去英国、欧洲大陆和埃及旅行结婚。亚当斯恢复了与罗伯特·康利夫爵士、查尔斯·米尔尼斯·加斯凯尔、弗朗西斯·帕尔格雷夫和托马斯·伍尔纳之间的友谊，并拜会了众多欧洲名人。1873年8月回到波士顿。

1876

发表《盎格鲁—撒克逊法律散论》，里面包含他自己的文章《盎格鲁—撒克逊普通法庭》及他的三位博士生的文章。在《北美评论》上发表《拉选票的无党派者》，敦促共和党人脱离保守的常设党团。该文冒犯了出版商，并导致亚当斯与《北美评论》杂志中断联系。12月，亚当斯在洛威尔学院发表讲演：《妇女的基本权力》。

1877

接受整理托马斯·杰佛逊的财政部长阿尔伯特·杰拉定的论文的工作，之后辞去哈佛教职。亚当斯是国务卿伊瓦茨的朋友，因此可以随意翻阅国务院档案，发表《与新英格兰联邦制相关的文件》，为约翰·昆西·亚当斯推行的反联邦党人政策进行辩护。

1879

发表《阿尔伯特·杰拉定生平》及《阿尔伯特·杰拉定作品集》。与詹姆斯·卡麦龙默隆议员及其妻子伊莉莎白建立友谊，也结识了亚伯拉罕·林肯的前任私人秘书约翰·海依。形成“五人密友圈”。亚当斯的妻子主持密友沙龙，吸引了很多朋友，包括政界要员及外国使节和访问者。亚当斯开始结识一大帮美国总统。

1879-1880

在欧洲旅行，同时调研伦敦、巴黎和马德里的档案，准备撰写杰佛逊和麦迪逊执政时期的美国历史。匿名发表《民主：一本美国小说》，该书因为描述了华盛顿的政治腐败而在美国和英国广为阅读。

1884

化名弗朗西斯·斯诺·康普顿发表《艾舍尔：一本小说》。亚当斯和海依开始在面朝华盛顿拉法耶广场的H大街修建住所。房子由亚当斯的大学同学亨利·哈勃生·理查德森设计。在熟人中间散发了六本《托马斯·杰佛逊及詹姆士·麦迪逊执政时期的美国历史》的第一部分，是私下印刷、供评论用的。

1885

散发六本《托马斯·杰佛逊及詹姆士·麦迪逊执政时期的美国历史》的第二部分。亚当斯的岳父胡柏医生于4月去世。12月6号，亚当斯的妻子玛丽安自杀。之后不久，他搬进H大街1603号刚刚完工的房子。

1886

委托美国雕塑家奥古斯塔·圣高丹在洛克里克公墓为玛丽安·亚当斯的墓地制作青铜雕像。从6月到10月，亚当斯跟画家约翰·拉法格一起去日本旅行。11月21日，亚当斯的父亲在昆西市去世，享年79岁。

1888

散发六本《托马斯·杰佛逊及詹姆士·麦迪逊执政时期的美国历史》的第三部分。（第四部分直接根据手稿照排。）亚当斯第一次访问古巴。跟英国朋友罗伯特·康利夫一起在远西进行环形旅游。

1889

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公司出版《托马斯·杰佛逊及詹姆士·麦迪逊执政时期的美国历史》头两卷的普通版（1890年再版几卷；最后的三卷和《史学札记》于1891年出版）。6月6日，亚当斯的母亲在昆西市去世，享年81岁。亚当斯越来越多地依赖与伊莉莎白·卡默隆的友谊。

1890-1892

亚当斯与约翰·拉法格一起去夏威夷、萨摩阿、塔西提、斐济、澳大利亚和锡兰旅行，从1890年8月至1891年9月。在从锡兰出发的航程上写作《佛陀与婆罗门》一诗（1915年10月发表在《耶鲁法学评论》上）。在法国与伊莉莎白·卡默隆重聚。1892年2月3日离开英国回到美国。

1893

与弟弟布鲁克斯开始智力合作，布鲁克斯激进的《文明与衰退的法则》于1895年出版。私人印刷《塔西提岛最后的女王玛劳·塔罗阿回忆录》。两次造访芝加哥的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该建筑群在他看来透露出艺术与建筑的复兴希望。

1894

12月，将预言科学历史发展的主席演讲稿寄给美国历史学会年度会议，供缺席宣读（《历史趋势》，发表于《1894年美国历史学会年度报告》）。2月至3月跟克拉伦斯·金一起游览古巴。7月至9月与约翰·海依一起旅行至黄石公园和泰坦斯。1894年12月至1895年4月与钱德勒·哈尔一起游历墨西哥与加勒比岛。

1895

在亨利及安娜·洛奇的陪伴下，亚当斯第一次开始系统研究诺曼底教堂及蒙特·圣米歇尔的哥特式建筑。

1896

为卡默隆议员准备《承认古巴独立》，发表在《议员报告》中。4月，跟卡默隆夫妇一起去墨西哥。5月至10十月跟海依夫妇一起游历欧洲。

1897-1898

长期居留海外，主要在伦敦、巴黎、埃及（与海依夫妇）、土耳其、希腊、巴尔干半岛、维也纳。6月至11月在英国。跟亚当斯在英国的谢伦登德林参观期间，海依被任命为美国国务卿，此前自1897年3月起任美国驻英国大使。

1899

跟洛奇一家游历意大利和西西里。6月至1900年1月住在巴黎。（1911年以前，每年都在巴黎住一阵子；1908年是伊迪丝·沃顿朋友圈中的成员。）

1900

参观巴黎博览会，对发电机大厅特别有印象。写作诗歌《向莎特尔贞女的祈祷》，其中包括“给发电机的祈祷”（1920年发表在马贝尔·拉法格《给一个侄女的信件》中）。

1901

修订并扩充塔西提回忆录，取名《阿伊·泰迈回忆录》，供私人阅读。7月至8月与洛奇一家游历贝鲁特、维也纳、华沙、莫斯科及圣彼得堡，之后，9月份独自一人前往瑞典及挪威。

1904

私人印刷《蒙特·圣米歇尔与莎特尔》。在《克拉伦斯·金回忆录》中发表论述克拉伦斯·金的一章。春季，陪同国务卿约翰·海依参加圣路易博览会的开幕式。

1907

2月，散发《亨利·亚当斯的教育》私人版，里面包含《历史动力说》及《加速度法则》的雏形。将该书送往评及的一些人，供修订用，其中包括他的兄弟和亨利·凯波特·洛奇、加斯凯尔、罗斯福和斯特林堡等人。

1908

编辑《约翰·海依信札及日记摘抄》，但亚当斯将最后的工作交由海依的遗孀完成，结果名字都压成了缩写。

1909

写作《应用在历史中的周相法则》，在该文中再次阐述了科学历史学的理论，现在是将这个理论建立在约西亚·吉布斯的“周相法则”的一个类比基础上。“周相法则”包含在吉布斯《论相异物质的均衡》一文中。

1910

印刷并向大学图书馆和历史学教授散发小卷本的《致美国历史学教师的一封信》，倡导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熵理论基础上的历史说。

1911

发表《乔治·凯波特·洛奇生平》，该书是应洛奇夫妇的要求写作的。

1912

散发《蒙特·圣米歇尔及莎特尔》私人版的第二版，这次经过了少量修订。4月至7月下旬，因为脑血栓而偏瘫。

1913

授权美国建筑学会出版拉尔夫·亚当斯·克兰姆编辑的《蒙特·圣米歇尔及莎特尔》普及版，并由霍夫顿米夫林公司发行。预售破了出版商的纪录。

1913-1914

再次去法国度夏，先在巴黎北部乡间的马里沃堡，之后去了古贝丹堡。雇请乐师爱琳·童为秘书兼陪护，并热情投入对中世纪歌谣的研究与表演。

1914-1918

战争年代，在H大街1603号的午间早餐桌上主持清谈会，逗笑侄女、“自愿侄女”及权贵人物和外国使节。

3月27日在华盛顿去世，享年80岁。埋在洛克里克公墓他妻子旁边。《享利·亚当斯的教育》的第一个普及版出版。布鲁克斯·亚当斯在《民主教条的堕落》（1919）一书中收录了亚当斯的《历史的趋向》、《应用在历史中的周相法则》和《致美国历史教师的一封信》。1919年，亨利·亚当斯去世后，《亨利·亚当斯的教育》获普利策奖。

这是一本神秘的书。是一本自传，但这本自传又从作者的过去抹去了他的思想最精细的劳作与他的心灵最深刻的痛苦。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找不到亨利·亚当斯的历史，也没有玛丽安·亚当斯的自杀经历。这本书浓缩了一个人的一生，但同时又扩充了一个生命，几乎到了荒唐的程度。跟歌德一样，亚当斯相信，他所属的那个文化跟他本人一样苍老了。他代表了十八世纪的美国，也代表着二十世纪的美国，至少他是这么看的吧，但是，对于这样的一项责任，他向来都感到迷惑不解。（“一分钟一个世纪。”）把一个人与一个国家如此紧密地合并在一处，这多少有些夸大其事，但又是很可原宥的，因为这样的合并给人带来更多的是负担和束缚。亚当斯是所有美国人当中最没有美国味的一个，因为他的回忆庞大无边。他不停地回忆，他在进行致命的回忆。美国人的新鲜体验在他的美国作品当中根本找不到。反过来，那是现代人的紧张感中最初的表达形式之一。《亨利·亚当斯的教育》叙述的是一个人受到时间太久的折磨的故事。

众所周知，这本书有很多情感与智力层面的怪诞之处，在某些地方，这本书几乎就要为人的性情所毁坏了。作为一本讲述一个人和一个国家的历史的书籍，这本书不能够为人所信任，但是，亚当斯是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人之一，他认为历史是极端危险的神灵，历史根本都不值得人们拿来作为最后的定论。这里有很多理论上的想像。对于亚当斯来说，一个思想的奇特并不是不利于这个思想的证据，他在自己眼前的事物中看到的奇特之处是相当明白的。因此，奇特的概念和模糊的想法以及奢华的念头到处都是。

尽管如此，因为明白了这些想法而沾沾自喜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有些评家正是这么做的。一个人希望让他自己的一生产生意义，因此，他的努力本来就不是供人们来看穿的。它跟人们说话，但它也不跟人们说话。人们可以利用它，也可以不利用它。某些地方可能是错误的，但这不妨碍整体是优秀的。这对阅读也会产生后果，因为写作的过程还涉及别人的生活。《亨利·亚当斯的教育》是关于特别的人和特别的地方的一本纪录，也是特别学说的一次展示，但它并不单是一种口供，它也不为思想的正确与否承担或推卸责任。亚当斯有说胡话的时候，但那是营养的一部分。《亨利·亚当斯的教育》要说的不是里面所讲述的历史，而是对那一段历史的反拨。因为这个原因，最好拿这本书当一本精神笔记而不是一份政治或智力编年史来读，这是一个假说的简要勾勒，讲述的是其作者的一生可能具有的意义。

当然，亚当斯希望人们这样来看他这本书，把这本书当作一个历史哲学的思辨过程。他的模范不是卢梭，因为卢梭对自我形象的敏感正是亚当斯所不齿的（“他[亚当斯]将心理学放在锁与钥匙底下；他坚持要维护自己的绝对标准，”）他遵循的榜样是奥古斯丁。现代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也可以在永恒的轨迹上予以考察。亚当斯给他的书所作的结论是“历史的加速度”，因此而使对于永恒的追求更为紧迫。他说：“1800年的美国人想努力教育1900年的美国人，但样做的结果时常以遭人嘲笑而告终……1900年的美国人想教育2000年的美国人，这种尝试一定会比1800年的国会议员更加盲目”。亚当斯称此为追求多重意义中的单一。各种各样的专业用语令亚当斯入迷。

他明白，按照奥古斯丁的标准，他是不够格的。本书的编者前言是亚当斯1916年生病期间写的，但签署的是亨利·凯波特·洛奇的缩写字母，在这篇前言中，亚当斯提出：“他常半开玩笑地说，他最大的理想是要与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争一高下，但是，跟所有伟大的艺术家一样，这位圣奥古斯丁是从多重性走向单一，而他却跟一个普通的艺术家一样，把这个方法颠倒过来了，从单一走向了多重性。当他接近自己的终点时，这个方法已经无法处理好了。”这个方法显然无法处理好了，但是，这里面的差异并不能归咎于艺术技巧，而在于宇宙哲学。奥古斯丁的方案只有在奥古斯丁的世界里才有可能管用。亚当斯的世界缺少古代的秩序与古代的确定性。

亚当斯的教育当中，第一个“最后一课”是1870年讲的——这是一本高潮跌宕但时常嗄然而止的书——当年，亚当斯的姐姐路易莎去世了：“社会医学常用的止痛剂变成了明显的诡计。斯多葛主义也许是最好的一种，宗教是最有人性的，但是，如果认为有任何一个具备人性的神灵能够通过一次事故来折磨一个可怜的妇女并从中取乐或受益，并且表现出只有性情倒错或发了疯的人才知道的那种恶魔一样的残酷性，这样的想法是一分钟也站不住脚的。哪怕是纯粹的渎神，它也会使纯粹的无神论成为一种安慰。”这是十八世纪精明的异议，使其作者处在十九世纪的困境当中，心怀宗教情感而又拒绝宗教的形式。最终，与奥古斯丁之间的差异多于相同处。亚当斯的科学态度夹在他与自己的楷模之间。对于一位进化论学者，以及后来的力学方面的行家，统一到最后有可能会形成，但是，那也不是一蹴而就，轻易做到的，而且这里面的困难甚至是奥古斯丁都不曾想像到的。

亚当斯的时代在他看来生动逼真，十分活泼，到了让他无力描述的程度。“在1900年，这样的连续性突然绷断。”但是，寻找统一的努力却没有中止，也没有因为统一传统的资源灭失而失去这种寻求的真诚本质。亚当斯用语诙谐，这方面的才能为人过度夸大，尽管《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使人们对他这方面才能的赞美得到了证实。（“普通的议员更保守一些，但也没有多少可以说的话，这是总体的情形，然而也有一两个人是例外，他们性情温和，仅仅因为人微言轻而大受阻碍。”）当然，就亚当斯的窘境所说的一些愤世嫉俗的话也不无客观成分，想得起来的统一跟梦想的统一是不一样的，发现的信仰与显露出来的信仰不太一样。讥讽是历史意识必然的伤痛，亚当斯也莫能避之于万一。他有阿拉科利的幻想，现代性（或变化，它们是同一个东西）使他感觉跟吉本一样，而亚当斯也确曾称吉本为他的“偶像”，他渴望实现这样的理想，但他又清楚地看到那个证据：那样的理想没有实现。可是，那是对亚当斯的深度所做的一次检测，借以理解他所掌握的讥讽的限度深刻到了何等的程度。

毕竟，那样的限度是严重的。说讥讽者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可能，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很害怕看上去荒唐可笑的人，而这样一个害怕别人觉得自己荒唐可笑的人，也就是一个害怕太认真的人。这不是亚当斯的为人。在关于终极意义的事情上，他是一个相当认真的人。他最后放弃了阿拉科利而选择了查特雷。吉本若在世，一定会嘲笑他对那个贞女的崇敬的。不仅仅吉本会如此，亚当斯的玛丽安主义与他因为死去的玛丽安而产生的悲伤之间的关系，与他对妇女的崇拜之间的关系，以及与他在花岗岩一样的伟人中间度过的童年时期之间的关系，差不多带有临床学上的重要意义。但是，亚当斯对圣女的崇拜一直都是最奇特的一种，也是美国精神追求的转变当中最动人的一例，是一个极有用的尺度，可以看出社会和技术变革带来的创伤性后果，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例子，说明对一种传统私下里和死后的利用。

另外，亚当斯的玛丽安主义的智力终结也是一个有价值的终结：它使文化来到了科学当中，因此而使混乱产生了和谐。“现代科学并不保障带来任何一种统一性”。他苦涩地抱怨说。但是，现代科学的发现却不能在这个基础上予以忽略。恰恰相反，因为他的科学态度有混淆不清的地方，也有曲折诡诈的地方，因而，亚当斯一向认为，科学在日常信仰当中是相当合宜的，这在现代文化当中相当罕见。更为少见的是，他自己希望能够建立起这样的联结。那个贞女便是一个联结者，是一股号令众神的大力，是“活化的发电机”，是使物理世界的知识向多神论方向移动的诗歌，是使亚当斯能够把力学变成精神价值的一个符号。他的符号中属于秘教的成分就是一个证据，说明其自身具备的情感力量。

他是一个因为玛丽安而久经世故的人。他是拉法耶广场上的托马斯主义者。这里面的矛盾是最典型的。的确，这是一个矛盾，我们稍后会看到，这样的矛盾会成为一个原则。《亨利·亚当斯的教育》是一篇论述久经世故的文章，论述博学多智的文章，也是讲戴着手套的野蛮思想的散文，它谈到了秘密圈子，谈到了同时同期的人喧闹的生活，也谈到了教化能够赋予闲言碎语的优雅效果。要了解美国文官制度的形成，那就必须阅读讲述格兰特将军执政时期历史的那几章，要了解美国的对外关系史，就一定要看描写美国内战时期如何尽力让英国保持中立的那几章。这个作者是相当世故的一个人。这个思想家却是一流的思想家。但是，精于世故有其极限，正如讥讽也不是万能的一样，这是《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一书希望透露的最重要的暗示之一。

亚当斯的这本书充斥着差不多一种悲剧感，那是精于世故对人的精神造成的昂贵代价。《亨利·亚当斯的教育》是精于世故的正反对照。“他看出，他的教育育已经完成了”，亚当斯约在1903年的时候写道，那是他对自己的时代出现的秩序混乱流露出的最深刻的绝望的年份之一，“但他感到很是难过，根本就不应该开始接受那样的教育。从品味的角度来看，他极喜欢十八世纪的教育，当时，上帝是父，自然是母，科学宇宙里的一切都是为了达到最佳境地。”对亚当斯来说，《亨利·亚当斯的教育》是为了达到本质的剥离过程，是对大海一样的物理和历史特别事件的简单化，因为他时常淹没在这些特殊事件之海里。他的问题在于，旧有的本质与新的本质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建立起来。亚当斯从未屈服于怀旧情绪，这可真是一件大好事，但是，他与时代的关系太过密切，因此而没有失去对新事物的兴趣。

他的书在教育思想上不甚清楚。亚当斯有时候以陈腐的方式来解释它，说那是“综合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的最终结果”，说那是“思想教育自己如何对激情与经济学产生反应”。不管怎么说，教育不能够与学问（Bildung）混为一谈。亨利·亚当斯不是威尔汉姆·梅斯特，一点也不是，因为他一生从来没有能够在哪个时候以天真起源的想法来支持自己，也没有以他对感觉自己是被造就之前的那个时代的回忆来支持自己。亚当斯的教育与其说是一个学习过程，倒不如说那是一个清除旧念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当中最有特色的地方，就是其知识的全盘沉没过程。他反复强调自己对这一点的坚持，差不多到了让人厌烦的程度：“世上所有的教育什么忙也帮不上，”“他已经完全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已经发生的一切都一无用处，其中一些甚至更糟糕，”“教育，不管是系统的还是间断的，都属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宗教、政治、统计学、旅行到目前为止什么作用都没有起到……人们不妨去教育一个砾石坑，”“他的无知从来都没有达到看上去如何惊人的程度，”等等。本书流露出来的谦逊虽有些偷偷摸摸的意思，但也不是错误的，不过，差不多所有的开始都是错误的。最终，亚当斯形成了一个方案后才感到了满足，这是他后来跟礼拜一样一再重复的一个方案：“在沉默中追求无知。”

教育是无知。这不是一个世俗的想法，也不是很符合西方思想的一个想法。“世界也许还藏有某种无益沉默的巢穴”，亚当斯满怀希望和固执地写道。我相信，无益（Futilitarian）是他这本书里选来用斜体标出的唯一的一个字，这个合成字带来的影响却是非常强烈的。这个词显露出他对米尔不共戴天的厌恶，他对波士顿人的目的感的反转，他在美学观念上对有用性的蔑视，他笨重的刚愎自用，他对实用主义的不耐烦，他喜欢教条的偏好，他与虚无主义的调情。总起来说，这个词捕捉住了他的羞怯，而羞怯正是亚当斯努力拔高到人生观高度的一种情调。亚当斯缺乏他父亲身上受到他高度赞扬的那种品质，也就是“偏处一隅而不觉冷遇的能力”。他作为一个儿子却属于隔离种群，对此深感可怕。他从来没有从自己的隔离感当中恢复过来，他是以第三人称的方式来描述自己的生活的。（安德鲁·德尔班科精明地暗示说，亚当斯之所以在自传当中只字不提他妻子自杀的事件，是因为他无法忍受描写此事时如同描写一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件的过程。）

当然，离群索居也有许多的用途。在亚当斯的例子当中，远离众人的才能使他成为一名值得人重视的史学家，一位杰出的新闻记者，成为达尔文和马赫的一名有灵性的学生，一个敏锐的政治观察者，一个真正的中世纪古董。他肯定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来观察它，就是来做一个埋没者的。“他只是一件观察工具，一只气压表，一只计步器，一只辐射计。”亚当斯极强的主观性使人很容易忘记他的成就在于客观性，按他自己的话说也是如此，在于他有能力站在自然和历史的一边，与人的激情和利益抗争。但是，客观性是超验主义的早期形式，而超验也是隔离的一种应用。亚当斯与他自己的环境相分离，这样的分离是深刻的，使他超过了人的感官能力，进入了他称之为“超感觉混乱中心”的一种直觉状态。他不喜欢英国人的批评，因为英国人的批评局限在可见的事物当中，需要人们跑到后台去观察事物。

亚当斯是一位神秘主义者吗？他对启发有发狂的热情，某些思想会强烈地撞击他，因而使这些思想本身成为经验。他生活在原始、神秘和可怕力量构成的一个宇宙里，他是一个其外形仍然需要他当作一个任务去理解的宇宙当中低层和焦急的居民。更有甚者，他很自信，觉得这样的理解不可能是理性的，认为“最深刻的教训不是理智的教训，而是永久性地束缚住思想的突然曲解”。对亚当斯而言，批评思想的目的是获取智力的狂喜。在《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中，有很多段落属于神秘主义：为了解释“力量的永恒秘密……亚当斯直面莎特尔的贞女，请她让上帝出现在他面前，面对面地看，就如同她为圣伯拿所做的一样……这位学生感觉有了保障，做起教会威胁着要做的事情时并不心慌，那就是要惊险他的太阳系，之后瞻仰真实的上帝，那就是连续的运动，宇宙的起因和可交换的力”。贞女对亚当斯讲话，阿奎那也是如此，听到的话与想像听到的话之间的差别虽然很明显，但却不是那么重要，至少从艺术家与圣人的角度来看是如此。得到圣灵惠顾的时刻造成的失望不是因为这样的时刻会出错，而是因为这样的时刻终究会结束。

《亨利·亚当斯的教育》的作者当然不是圣人，而且，尽管他遭遇过深深的失望，却并不是一个没有产生过错觉的人。亚当斯所写的一些神秘的段落会使某些读者避之不及，但是，那些段落却不是随意乱猜，信手拈来的，它们显示出饱经沧桑者的种种迹象。但是，如果说亚当斯是一个神秘主义者，这个想法里面又有很可笑的成分。罗伯特·李夫人并不是一个心怀神秘主义念头的人能够想像出来的。华盛顿、纽约、伦敦和巴黎的沙龙不是很容易找到诺斯替主义者的地方，但是，那倒是容易找到亚当斯的地方。如果他是神秘主义者，那他就是社会意义上的神秘主义者。那么，什么是社会意义上的神秘主义者呢？

考虑到亚当斯的时候，社会和精神两方面都不能舍弃，这就是他特别渴望与特别着迷的地方。《亨利·亚当斯的教育》真正的主题，使这本书超越历史书范围的那个主题，就是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两者之间出了麻烦的关系。这些《忏悔录》中的情绪不是灵魂与罪恶之间的斗争，而是灵魂与散播之间的斗争，但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跟社会一样让一个人的灵魂散播。

社会能使人分心，它能轻松地衡量一个人，也早早地回报一个人，它雨滴一样抛散出目的，它能持久下去，它使极限合法，它能摒弃内在的声音。要过上社会的生活，那就是生活在外部的声音当中。有了别人的陪伴，那当然就会发出强有力的宣称；哪怕是内在的声音，有时候也必须讲出来，有时候也必须强调一下。而人类的陪伴会暗示一种特别的尊严，因为它是一种道德伦理的体验，也就是说，是确认他们的情形与自己的情形有类似的地方，因此也就确认了一个人对于其他人的职责。但是，寻找善与寻找真并不是同一回事。寻找真的时候，如果是严肃的，那它就是自私的行为，至少在它是个人的奖品的意义上是如此。哪怕通过集团传递出来的真也一定会重新发现，必须再次构思，一切都由个人自己进行。道德是一条规则，而不是一个启示。它可以在没有形而上的情况下进行下去，而且，它还会受到孤独的阻碍。但是，孤独是精神进步的条件，这就是与支持这种进步的人的关系——爱与友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关系的原因，或者说，它们是一些社会关系，是从社会当中抽取出来的，它们会从孤独当中借用一部分品质。

对于社会与精神之间的这种张力，有两种解决办法：沙漠与过双重的生活。根据社会的标准，两者都是疯狂的。一个人也许会从世界退隐，一个人也可以在不止一个世界里生活。前者更纯洁，但有进入谵妄状态的危险；后者更仁慈一些，但有走进虚伪的危险。但是，不能够产生合力的一种生活并非总是一种虚假的生活。许多真实造成的约束具有这样一种刚直，在服从于单独的一个真实的时候，它往往会消失掉。这里有可以容忍的不一致，它们是最基本的。亚当斯就是一个例子。“他的思想需要有冲突，需要竞争，需要矛盾……他通常的想法是离散，是睡眠，是梦想，是不合理，是在没有中心控制的情况下不同思想中心同时的作用。他的人为的平衡是习得的一种习惯。他是一个杂耍者，背后有一个矮人，走着松软的钢丝过一个大裂谷，一般来说会折断脖子。”亚当斯年老以后，正如《亨利·亚当斯的教育》越来越长一样，社会与精神的生活之间转换也越来越呈现阵发性特点了，不正常的地方更让人摸不清头脑，“方案”也更让人“无法控制”了。这本书最后的一些地方就是这种前后不连贯的顶点：有一个章节讲国务卿海依与国会关系不洽，之后又是一个章节讲美国对俄国的政策和美国新女性的问题，再后是讲波因卡雷和科学与寻求统一之间的相互关系等事情的一章。但是，这样的前后不连贯不是一个缺点而是一个优点，标志一个人感觉有这样的需求，他有这样的能力踏上彼此相隔甚远的道路。

亚当斯没有产生过沙漠的幻想。他走了另外的一条道路。他越来越醉心于东方宗教，正好说明了他的这一解决方案。毫不奇怪，带着亚当斯式的附着力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接触到攻击那种附着力的一种说教时，自然会一点即燃，一个如此彻底地生活在语言中的人一定会喜欢言论的结束，一个看上去注定要当主席的人（“那位爱尔兰的园丁曾对孩子们说过：‘你会以为将来你也有可能当总统的！’”）对涅盘有特别的感觉。如果亚当斯看来总是在为挣脱自身而斗争，那是因为他有很多值得挣脱的东西。东方宗教讲求泯灭自我，这使他大受刺激，自己完成了断奶的过程。

亚当斯喜欢称自己为一条虫。在1912年1月的一封信中，亚当斯陶醉于自己对圣高丹在洛克里克公墓为玛丽安·亚当斯的坟墓制作的一幅雕像的解释，认为那个不出声的雕像是无始无终的思索：那个人物给人的教训在于，“一条虫能够做的最有尊严的事情就是坐起来，安安静静地坐着。”那幅雕像最初是应这位当了鳏夫的人的要求而准备做成一幅佛陀像的。佛陀是他对波士顿的回答，那是物质的首都。而沉默则是更高权威的表达。

亚当斯从小便掌握了沉默的力量，当时，他在与祖父的一场“意志力斗争”当中失败了。他很清楚地记得那件事情。那个小孩子死活不肯去上学。

他一个人站在那里，用了足够大的气力站在那里，就在长长的楼梯底下，楼梯通往[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的书房，此时，门开了，那位老人慢慢地走下楼来。他拍拍他的帽子，一句话也不说就拉起了小伙子的手，跟他一起往前走，一直走到通往城里的路上，小伙子因为敬仰而一动不能动……老人并不停止脚步，小男孩看到他所有的战略要点都走过了，一个接一个地错过了，直到发现自己坐在了学校里，很明显，那是所有假如不是令人惊奇，也是令人好奇的批评的中心。总统直到那个时候才松手，然后离开……

他没有发脾气，没有动怒，没有个人的感情，也没有展示自己的蛮力。最重要的是，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在那长长的行走过程中，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他没有说一句让人产生反叛心理的伪善的话，没有大谈特谈顺从的责任与抵抗法律的恶劣性质，他没有显示对那件事情的焦虑，他甚至差不多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孩子的存在。

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存在：在东方人命名的西方伏笔中，年轻时代的亚当斯明白了屈服的道理，也明白了它与沉默的联系。亚当斯在东方看到的对沉默的尊敬撞响了古老的清教之弦。多少年之后，也就是1885年12月，他妻子喝下毒药后，亚当斯对朋友寄来的安慰信做出了僵硬的反应，他警告朋友说，他们不要指望他会出来说话。在他余下的一生，他几乎到了奇怪程度的能言善辩经常受到渴望完全沉默的影响。

尽管亚当斯的精神追求非常严肃，尽管他“在沉默中追求无知”，但是那个惊人的事实还在于，因为存在相对的事实，因此而呈现多样化来。例如，1875年5月在给查尔斯·加斯凯尔的信中，亚当斯冷酷地说：“一年很像另外一年，假如不是时常做几个腐烂的梦，我应该觉得自己已经获得了我这个种族和性情的人所能够达到的最高程度的涅盘状态，”然后，他又以同样的口气宣称，“嗯，我们来听听你的闲谈吧！我很好奇，极想听听！”这是奇特的混合，使亚当斯成为波士顿之子，是当地的超验主义传统拉伸了一个人的灵魂并进餐，在超越感官的情况下去探求，并不放弃现象的世界，让社会和精神的追求一起进行。一个人离开了这个世界，然后又返回，再离开这个世界，再返回。不同的范围彼此穿越。是兴奋，而不是幻灭。

这位失败的奥古斯丁主义者还是一位失败的佛教徒。1891年9月，他从锡兰写了一封信给伊莉莎白·卡默隆，就在宣布他对她的爱之前的几个月里。亚当斯在这封惊人的信里描写了自己失败的那一刻：

当然，我们立刻去到了神圣的菩提树下，此时，那颗菩提树只是原来的树干上生发出来的一两枝病恹恹的枝桠。我在树下坐了半个小时，希望能够进入涅盘状态。拉法格说我总想进入涅盘状态，但从来都没有靠近它。我不知道。有时候我想，从智力上说，我离它很近，假如跟这个世界的智力脱钩就是涅盘的话。但是，一两处个人的利益或情感总挡在最后一跳的路上，因而到达不了全神贯注的境地和沉默中。甚至在佛陀最神圣的树下，我想你的时候也比想佛陀时多，这就不是佛陀要求的涅盘状态。也许我不是第一个在那里体验这种感觉的人，不过我想像这是第一次，在那个总爱撞进来的湿婆在你的身上幻化出来的时候。我离开了菩提树，没有获取半点佛性。

在这封信里，亚当斯不仅仅是在勾引。他是在解释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世俗的人，也不是一个世俗的人。

四年之后，他将一首长诗寄给约翰·海依，他说，那首诗是站在佛陀阴影下构思出来的。诗写得不好，但是，那是亚当斯在讲述他的本体论契约的条件时说过的最直截了当的一句话。诗取名为“佛陀和婆罗门”，但是，本来应该叫“佛陀或婆罗门”的。它讲的是相对于佛陀的婆罗门。佛陀的高度太高了，还有更普通的纠缠更多的人，世界的宣称也许应该在没有神秘事物的再次联结的前提下得到确认。“这是一处丛林，我们必须留在丛林中”。这是作品当中那个人类的英雄在恳求。“乔达摩的道路是最佳的道路，”他先前说过，“但所有的路也都是路。”

为求自己得到的，他另辟路径。

他沉默，他吸附，

因此而使灵魂与开创灵魂的巨灵融为一体。

我们无法在世间飞行的人，我们必须寻找

想办法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我们的世界，

我们看来必须尽量当作一个真实的地方来对待的世界；

另一个是我们自身，躲在幕帘之后，

不招惹两者决不可掀开的一道幕帘。

因此，多重意义的敌人就是一个多重性格的人。有一个办法可以通过非统一的生命使两者统一：这就是亚当斯的赌注。《亨利·亚当斯的教育》是这里面更奢华的一种，它可能在不会输掉的前提下游走于存在的区域。因为这本书里的财富，其作者从中刻意寻求安慰的种种矛盾处，正好就是逻辑的成果，是这位喜欢过分裂生活的作者借以打开天堂之门的种种方便工具。

从他过度的决心，从无法脱离自己的生活概念的角度看，亚当斯都不像美国人。他花许多年的时间去寻找的不是解放，而是法律。他反叛的不是顺从，而是必须要遵守的权威的不确定性。他差不多从来都是一个老人。但是，他的天才却在于一直抖动到了当前：当前激发了宿命论者，因为他是在一眨眼之间体验到的。亚当斯从没有让自己的眼睛离开过终局，哪怕在他还不知道终局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他有嗅出事物逼近的天赋，有点像他的朋友亨利·詹姆斯《丛林中的野兽》中的那位主角约翰·马歇尔，他明白天启的大能中隐含的巨大毁灭。马歇尔是“他那个时代的人，对于这样的一个人，地上发生的一切都不曾降临到他的头上”。但是，亚当斯并不是一个悬垂于空中的人，他跟马歇尔不一样；或者说，假定他是一个悬垂起来的人，那也是在风暴的中心。亚当斯是属于他的时代的一个人，但是，世上发生的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在他头上。天启的大能是他迷人之处的一部分。他情愿生活在丛林中，因为那里总有野兽在跳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