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末靺鞨，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名。 与肃慎、挹娄、勿吉（靺鞨）有历史渊源关系。

粟末靺鞨部居靺鞨的最南方，早在唐初就已归附唐。七世纪末，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统一各部落（确切地说，是统一附唐的各部落），建立了政权。后来唐玄宗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加授渤海都督府都督。从此，粟末靺鞨建立的政权，就以渤海为号。

渤海境内有十多万人户，经济很发达。他们派人到长安学习，带回许多汉文书籍。他们把土特产人参、貂皮以及马、铜等输入内地，受到内地的欢迎。

靺鞨本字应作靺羯，是自“勿吉”音转而来，对此学界早有定论。靺鞨的粟末部实即勿吉的粟末部。最早记载勿吉粟末部的史书是《魏书》。《魏书》卷100《勿吉传》记载，从和龙出发，经善玉山、祁黎山、如洛瑰水、太鲁水，“又东北行十八日到其国。国有大水，阔三里余，名速末水”，“国南有徒太山，魏言‘太白’”。此勿吉居于松花江流域，南不包括长白山，北不包括黑龙江，显然是指勿吉的粟末部。《魏书·勿吉传》大部分内容都是对粟末勿吉历史的记载。对于勿吉人的其他部落，《魏书·勿吉传》仅提到“有大莫卢国、覆钟国、莫多回国、库娄国、素和国、具弗伏国、匹黎尔国、拔大何国、郁羽陵国、库伏真国、鲁娄国、羽真侯国，前后各遣使朝献”。所以，《魏书·勿吉传》所载于延兴年间赴北魏朝贡的乙力支，是出自粟末部的使者。据乙力支自称：“其国先破高句丽十落，密共百济谋从水道并力取高句丽”。可见，《北史》卷94《勿吉传》、《隋书》卷81《靺鞨传》所载粟末部“每寇高丽”是正确的，至晚在北魏延兴（471-476）以前，粟末部已与高句丽连年征战。

自夫余衰弱以后，肃慎系各部即逐渐向东南迁徙，入居松花江流域，因而才因水为名，号为粟末。与此同时，高句丽也不断北拓，攻占原属夫余的领土，435年李敖出使高句丽时，发现高句丽的疆界已“北至旧夫余”。粟末部与高句丽战争的起因当是为了争夺对夫余故地的控制。494年，“夫余王及妻孥以国来降”，投奔高句丽，高句丽人称其为“勿吉所逐”。当是粟末靺鞨也占有了部分夫余故地。但在此后与高句丽人的战争中，粟末部却渐处于不利地位，最终降隋内附。

渤海国是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以隋末唐初先后迁居今辽宁省朝阳地区的两批粟末靺鞨人和部分“高丽余种”为基础建立的国家。后来，高丽国的“逋残”，以及靺鞨伯咄、安车骨、号室等部的遗民都归顺渤海，也成了渤海国的主要居民。他们在长期共同劳动和生活过程中，逐渐凝聚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史称之为渤海人。渤海又在发展进程中，用武力征服了黑水靺鞨的虞娄、拂涅、铁利、越喜等部，并把他们纳入自己的行政管辖下；但这些部族，直到渤海国灭亡，始终保持着原有的称号，未成为渤海共同体的成员。

渤海国的建立，是粟末靺鞨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高句丽和唐王朝对粟末靺鞨的影响与民族压迫，起了加速其建立的作用。前面谈到，靺鞨族至唐初，众多的部落结成了粟末靺鞨和黑水靺鞨两个部落联盟，如果没有外来影响，他们也会随着自身内部的发展进入文明社会。然而就在这两个部落联盟形成的前后，发生了两件促进粟末靺鞨历史发展的事件：一是前述突地稽等八部不愿屈服于高句丽，在隋末迁居到柳城地区；二是由于靺鞨自勿吉时期以来与高句丽争战不息，粟末靺鞨未迁走的居民被处于鼎盛时期的高句丽征服，被迫臣附于高句丽，在唐朝与高句丽的战争中，他们大多又被高句丽贵族调到辽东地区与唐军作战，这样一来，这些粟末靺鞨人不仅直接受着高句丽国的封建统治，而且又与这一地区封建制已有一定发展的居民错居杂处，公元668年（唐总章元年）高句丽国灭亡后，他们又被唐朝迁到营州（即柳城）地区居住。营州地区是隋唐时代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地近长城，是边塞内外汉族与东北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集中交流地。

粟末靺鞨人迁居到这里后，在诸多先进因素强烈影响下，社会获得迅速发展。以先迁来的厥稽等八部为例，他们迁到这里后，很快喜欢上汉族的“冠带”等风俗习惯，加上常常因为助唐作战受到了优厚赏赐，在高丽国灭亡前，已经以“财力雄边”，为东北各少数民族“所惮”，各部已拥有众多奴仆。大祚荣一支虽迁居到这里较晚，但至其“东奔”前也已在这里生活了近30年，,而且在此之前，他们早在高丽封建统治下过了半个世纪左右，这些事实说明，迁到今辽阳地区的粟末靺鞨，社会内部已有了阶级划分。用阶级社会的一套机制来调整各阶级的关系，保护私有者的利益，已成了粟末靺鞨新兴贵族急待着手解决的问题。

公元696年（唐万岁通天元年），契丹首领李尽忠等杀营州都督赵文翙叛唐，为粟末靺鞨新贵族提供了创建民族政权的时机。发生这一变故，主要是赵文翙等依仗手中权势，对东北诸少数民族的剥削和民族压迫越来越重，激起各族人民极大不满，李尽忠等借机起事。居住在营州的粟末靺鞨人加入了反唐行列。事发后，武则天派曹仁师统率大军前去镇压，大祚荣的父亲乞乞仲象和另外一位首领乞四比羽率所部渡过辽水东逃。唐朝为瓦解东北少数民族的反唐联盟，在对契丹实行武力围剿的同时，对粟末靺鞨采用了招抚政策，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乞四比羽不相信唐朝有此诚意，拒不受命，结果被唐朝追兵所击斩。此时乞乞仲象在奔亡中病故，大祚荣代父而起，率所部继续东逃，降唐的契丹大将李楷固紧追不舍，至天门岭（今吉林省境哈达岭）处，善于用兵的大祚荣，借助天门岭的复杂地形，“合高丽、靺鞨之众”，大败唐军，李楷固脱身败还。

公元698年（唐圣历元年），突厥入寇唐朝妫州、檀州、定州、赵州等地（今河北省中西部），契丹与奚又依附于突厥，于是中原通往东北的道路被阻隔，大祚荣审时度势，于是在今吉林省敦化县敖东城建国称王，以武则天封其父为震国公之“震国”作为国号，自称震国王。

震国建立后不久，唐中宗复位，派恃御史张行岌招慰大祚荣，祚荣即遣子入侍，臣属于唐。唐睿宗李旦即位后，于公元713年（唐先天二年）遣郎将崔忻摄鸿沪卿往祚荣所处，拜其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并且以其所统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祚荣随即去靺鞨号，同时以“渤海郡王”的“渤海”取代“震”为国号。从此，渤海作为国号和族称，见于史书。

渤海国是一个具有二重性的政权，它既是粟末靺鞨联合高丽等遗民建立的一个边疆少数民族王国政权，同时又是唐王朝管辖下的一个羁縻州。这二重性突出地体现在以下三点上：其一，每世渤海王的更迭，虽皆由大氏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的方式，但均需得到唐王朝的认可，接到册封后才算合法，否则只能称“权知国务”、“知国务”；其二，唐王朝在册封新继立国王的同时，必任命其为忽汗州都督府都督，即继立者要同时接受唐王朝地方官的任命；其三，渤海国有向唐朝贡的义务，史载渤海向唐朝贡凡140余次，朝后梁、后唐10次。

经过大祚荣开创，大武艺“斥大土宇”和大仁秀“开大境宇”，渤海有一个连成一片的广大区域。疆域东临日本海；西至吉林省乾安、长岭和双辽县一带与契丹相接；南至朝鲜德源附近的龙兴江（泥河），北边西起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境，东向约沿七星河或挠力河越乌苏里江，再顺比金河至日本海；西南约东起朝鲜孟山附近，越大同江后在价川附近再过清川江，在义州北越鸭绿江，过辽宁省丹东市北，再经抚顺市与新宾满族自治县间、开原县与昌图县间，达于双辽县境。③渤海王城，也是忽汗州都督府府治所在，初在敖东城，后几线迁徙，在第五世王大华屿时迁还上京忽汗城（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东京城），此后未再变动。渤海人以辛勤劳动，发展和创造了繁荣的经济与光辉灿烂的文化，对古代东北地区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渤海成员来源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从事不同类型生产的部落或民族，因而渤海区内经济发展水平，一开始就存在不平衡。这一状况，在渤海国存在的200多年里，未得到根本改变。大体说来，以其上京所在的今牡丹江中游地区为界，在它以西、以南地区为夫余、高丽和沃沮故地及靺鞨族的南部，已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经济、文化发达；以东和东北部地区，是被兼并的黑水靺鞨、虞娄、越喜、拂涅、铁利等部所在，尚处在渔猎经济发展阶段。存在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地形、气候、资源等自然条件不一致所造成的。

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反映在生产领域是社会生产的多样化，《新唐书·渤海传》记载：“俗所贵者，曰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栅城之豉，扶余之鹿，鄚颉之豕，率宾之马，显州之布，沃州之绵，龙州之紬，位城之铁，卢城之稻，湄沱湖之鲫。果有九（丸）都之李，乐游之梨。”可见，渤海区域内社会生产门类十分齐全，除了渔猎业外，当时中原地区具有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莫不有之。以下通过对各门类生产的简略介绍，来说明其社会生产发展的大致状况。 农业生产，已普遍采用铁制工具。他们使用的铁镰、铁铧、铁锸和铁铲等，在今吉林省敦化县、黑龙江省宁安县及绥芬河流域等地的渤海遗址中皆有发现。上京龙泉府遗址出土的铁铧为生铁铸造，长36厘米、重近4.5公斤，说明渤海人翻土已由靺鞨时代“田耦以耕”，发展为由畜力牵引。农作物品种也增多了，不仅有粟、麦、穄和葵菜，而且有了水稻、豆类、荞麦、大麻、苘麻和大蒜等，同时也有李、梨等水果。值得指出的是著名的“卢城之稻”，它表明渤海人在1000多年以前，已成功地把水稻栽培引种到北纬43度附近及其以北地区。仅此，足见其农业生产比靺鞨时代有了长足发展。

渤海人普遍养猪，也饲养马、牛等大牲畜。猪以今黑龙江省阿城县一带（鄚颉），马以今绥芬河流域（率宾）的最为名贵。马是与中原地区贸易的重要商品，当时李正己所统今山东半岛，“货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

手工业有纺织、铜铁冶炼、金银品制作、陶瓷和造船等行业。纺织品有布、绵、紬，原料是麻和蚕丝，产地主要在今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县附近地区（显州）、朝鲜咸镜南道（沃州）和牡丹江中游（龙州）。据辽灭渤海后东丹每年要向辽贡粗布15万匹这一事实，知渤海地区的纺织业是相当发达的。铜的冶炼和制作也有一定规模。炼出的铜除用于制作生活用的各种器皿和装饰品外，还把大批熟铜运到今山东半岛（淄青）出卖。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以南的哈尔巴岭一带和东宁县大城子地区，是铜冶的主要地。铁的产地主要在中京显德府，显州位城县的铁最著名。已经发现的渤海时代的铁制品已近50种。渤海人也能制作金银制品。和龙县北大地、宁安县上京、敦化县六顶山等处渤海遗址，出土的金银制品有金带、金饰件、金钏、金耳珰以及大量鎏金器物和银钗等。814年（唐元和九年），他们曾向唐献金、银佛像各一。陶瓷制品近十几年在渤海遗址中出土很多。陶器有碗、钵、罐、碟、盘、瓶、缸、杯等，并发现了许多釉陶和质地优良的三彩陶。瓷器残片。在宁安、敦化及今俄国乌苏里斯克（双城子）等地的渤海遗址中，皆有发现。另外，60年代初在渤海上京故城南的今杏山乡，发现了大片渤海砖瓦窑群废墟，1980年探明有20余座。

关于粟末部降隋的时间，史书记载大体可以分成两说：大业说、开皇说。

《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幽州幽都县”下载：“隋于营州之境汝罗故城置辽西郡，以处粟末靺鞨降人”，认为辽西郡之设是为了安置粟末靺鞨降人，即粟末部降隋是在隋辽西郡始设之年。《隋书》卷30《地理志中》：“大业初，置辽西郡”，卷81《靺鞨传》：“炀帝初与高丽战，频败其众，渠帅度地稽率其部来降。拜为右光禄大夫，居之柳城”，《北史》卷94《勿吉传》的记载与此相同。既然称“炀帝初”，显然也是指大业初年。《太平寰宇记》卷71“河北道燕州”条系于大业八年（612）。但大业年号共十四年，八年无论如何不能称之为“大业初”，显然《隋书》与《太平寰宇记》所载存在差异。但如果我们说，隋辽西郡始设不晚于大业八年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太平寰宇记》卷71“河北道燕州”条虽然称“大业八年为置辽西郡”，却又引隋《北蕃风俗记》：“初，开皇中，粟末靺鞨与高丽战，不胜，有厥稽部渠长突地稽者，率忽使来部、窟突始部、悦稽蒙部、越羽部、步护赖部、破奚部、步步括利部，凡八部，胜兵数千人，自扶余城西北举部落向关内附，处之柳城”，认为粟末部内附于隋是在开皇年间。卷70“幽都县”条下载：“其燕州本国，因粟末靺鞨首领突地稽当隋开皇中领部落归化，处之于营州之界。炀帝八年（即大业八年），为置辽西郡，以突地稽为太守，理营州东二百里汝罗城。”也认为粟末部降隋是在开皇中，而设辽西郡是在大业八年。对于粟末部降隋后居住的地点，虽然一说“处之柳城”，一说“处之于营州之界”，但隋开皇十八年以后，营州仅领柳城一县，二说实际是一回事。《旧唐书》卷199下《靺鞨传》：“有酋帅突地稽者，隋末率其部千余家内属，处之于营州。炀帝授突地稽金紫光禄大夫、辽西太守”，认为粟末部于隋末降附虽然不确切，但称“处之于营州”，则与《太平寰宇记》相同，而后称炀帝授突地稽辽西太守，显然也是认为粟末部内附与设辽西郡不在同时。参之《隋书·靺鞨传》：“辽东之役，度地稽率其徒以从，每有战功，赏赐优厚”，而辽东之役始于大业七年，所以，粟末部内附应早于隋辽西郡的设立。应以开皇说为准。

前引《隋书·靺鞨传》与《太平寰宇记》皆载粟末部内附以后，“居之柳城”，而据《隋书》卷30《地理志中》，营州龙山县于开皇“十八年改为柳城”，因此，粟末部内附是在开皇十八年以后，即598-600年之间。开皇十八年，高句丽王“元率靺鞨之众万余骑寇辽西”，导致隋文帝征高句丽，因为“疾疫”，隋军至辽水而还。粟末部内附，很可能就在此时。开皇十八年，高句丽王能率领靺鞨部队进犯辽西地区，说明高句丽在此前已经稳定地控制了松花江流域的靺鞨各部，因此，不甘接受高句丽统治的粟末部才在突地稽的率领下内附。

随突地稽内附的粟末部的人数史书记载也不一致。《隋书·靺鞨传》称有“千余家”，《新唐书》卷110《李谨行传》：“父突地稽，部酋长也，隋末率其属千余内附”，当也是指千余家。而前引《北蕃风俗记》却作“胜兵数千人”，当有几千家。《李谨行传》载：“高开道以突厥兵攻幽州，突地稽邀击败之”，《旧唐书·靺鞨传》也有相同的记载。而据《旧唐书》卷55《高开道传》，高开道被杀前尚有亲兵数百人，在其被杀时，连同被杀的达五百多人，其联合突厥人进攻幽州，兵力至少也有数千之众，若突地稽所部粟末人仅有“千余家”，能动员的兵力不过千余人，是不可能打败高开道与突厥人的联军的。因此，内附粟末部人数当以《北蕃风俗记》为准，大约有几千家，“胜兵数千人”。《隋书·靺鞨传》、《北史·勿吉传》都记载粟末靺鞨有“胜兵数千”，由此看来，粟末部的主体部分都随突地稽降隋内附了。

《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慎州”条：“武德初置，隶营州，领涑沫靺鞨乌素固部落”，“黎州”条：“载初二年（690），析慎州置，处浮渝靺鞨乌素固部落”。过去学者多认为，此两州置于今吉林农安以东的松花江流域，这种说法恐不正确。因为《旧唐书·地理志二》下文称：“自燕以下十七州，皆东北蕃降胡散诸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这十七州包括慎、黎二州在内，慎、黎二州显然在幽州、营州界内，也就是说，这两个州是以降唐内附的粟末靺鞨乌固素部而置。黎州的“浮渝靺鞨”，参之《宋史·渤海国传》将夫余写作“浮渝”，证明此浮渝靺鞨也就是夫余靺鞨，即进入夫余故地的靺鞨。黎州之设晚于慎州约70年，之所以将后附唐的乌素固部不是称为“涑沫靺鞨”，而是称“浮渝靺鞨”，并分为两州加以管理，当是因为，在这70年中，居于夫余故地的粟末靺鞨与当地的夫余人发生了民族融合，一定程度上夫余化了，与70年前内附的同部人风俗上已存在较大差异。天宝年间慎州有户250，黎州有户569，显然，先附唐的是乌素固部的少数人，至载初二年（690），乌素固才全部内附。前引《北蕃风俗记》载随同突地稽内附的粟末部落共8个，若加上后来内附的乌素固部，粟末靺鞨共9个部落内附。

《旧新书·靺鞨传》称靺鞨“其国凡为数十部”，《魏书·勿吉传》、《北史·勿吉传》所载粟末部之外的靺鞨部共12个，则粟末部有9个部落内附，虽然不是粟末部的全部，但肯定也是其主体部分。内附的部落数也可以证明，粟末靺鞨的主体离开松花江流域进入辽西地区了。

不甘受高句丽统治的8个粟末部落，大约在隋开皇十八年（598）降隋内附。而《旧唐书·地理志》记载，以突地稽部所置的燕州，“户五百。天宝户二千四十五”。根据冻国栋的研究，《旧唐书·地理志》中所列的两个户口数字，前者是贞观十三年（639）的情况，后者是天宝十一年（752）的情况。自隋开皇十八年至唐贞观十三年，在大约四十年中，粟末部人口由几千户降至五百户，减员十分严重。究其原因，当是战乱所致。《隋书·靺鞨传》：“及辽东之役，度地稽率其徒以从，每有战功，赏赐优厚。十三年，从帝幸江都，寻放归柳城。在途遇李密之乱，密遣兵邀之，前后十余战，仅而得免。至高阳，复没于王须拔。未几，遁归罗艺。”据《新唐书·李谨行传》的记载，粟末部迁居幽州昌平以后，还曾击退高开道与突厥对幽州的进攻。可以说，隋唐之际，粟末部几乎一直处于战争和流离之中。

除主体部分降隋以外，粟末部也有一部分依附于高句丽。直至高句丽灭亡以后，这部分粟末人才直接隶属于唐王朝。为区别于隋代内附的粟末部，史书才将这部分粟末人称为“粟末靺鞨附高丽者”。

高句丽灭亡以后，以渤海王室大氏为代表的“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徙居营州，并在697年东迁建立渤海国。现在史学界一般认为，隋代内附的粟末各部也随大氏一起东迁，成为渤海开国的重要力量。考之史籍可以发现，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新唐书·地理志》“幽州幽都县”条：“隋于营州之境汝罗故城置辽西郡，以处粟末靺鞨降人。武德元年（618）曰燕州，领县三：辽西、泸河、怀远。上贡豹尾。是年省泸河。六年（623）自营州迁于幽州城中。以首领世袭刺史。贞观元年（627）省怀远。开元二十五年（737）徙治幽州北桃谷山。天宝元年（742）曰归德郡。……建中二年（781）为朱滔所灭”。《旧唐书·地理志》“燕州”条的记载与此大体相同。武德六年（623）粟末各部就已经离开营州了。

《旧唐书·靺鞨传》载：“刘黑闼之叛也，突地稽率所部赴定州”，似在平定刘黑闼的战斗中粟末部已经南下。对刘黑闼的战争，至武德五年十二月战局已定，六年正月刘黑闼已经被擒。如此，则粟末各部南下应在武德五年以前。与前引《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不符。而《新唐书·李谨行传》对此事的记载是：“刘黑闼叛，突地稽身到定州，上书秦王请节度。以战功，封耆国公，徙部居昌平”，即他个人率少量部队至定州（今河北省定州市）参战，而部落仍留在营州，在叛乱平定以后，突地稽因功受封，而后才“徙部居昌平”的。前引《旧唐书》称“突地稽所部”，当指其率领的参加平叛战斗的粟末部队，而不是指其所统部落，据此可证《新唐书·地理志》系粟末各部南下于武德六年是正确的，《旧唐书·靺鞨传》的记载不准确。

《新唐书·李谨行传》：“高开道以突厥兵攻幽州，突地稽邀击败之”，据《旧唐书》卷1《高祖纪》，武德六年九月，“高开道引突厥寇幽州”，突地稽能打退高开道与突厥对幽州的进攻，说明，武德六年九月以前，其所统各部已来到幽州了。突地稽所统粟末各部于623年离开营州南迁，此后一直活动在幽州，主要居住地在幽州城和昌平（今北京昌平南）一带。没有史料可以证明，此后粟末各部又迁回营州。

有的学者根据《新唐书·李谨行传》“累迁营州都督。家童至数千，以财自雄，夷人畏之”认为，李谨行任营州都督时，粟末部又迁回营州。但此后李谨行任“积石道经略大使”，“上元三年（676），破吐蕃于青海”，如果粟末部曾追随首领李谨行迁回营州，那么，在李谨行改任之后，他们也势必追随李谨行离开营州了。李谨行生前曾封“燕国公”，显然是因为他是粟末部“世袭刺史”的首领，而死后“赠幽州都督”，表明其所领部落当仍旧留居幽州，而不是随李谨行迁徙。据《旧唐书·靺鞨传》的记载，在李谨行去世（682）以后，其部“或有酋长自来，或遣使来朝贡，每岁不绝”，显然并未随大祚荣东迁。自623年以后，突地稽所统粟末各部未再回到营州，那么，697年自营州东迁的靺鞨人中当然不包括这部分粟末靺鞨。

另外，自贞观十三年（639）至天宝十一年（752），113年中，突地稽所部人口从500户增长到2045户，增4.09倍。贞观十三年的全国人口为12351681人，天宝十一年的全国人口为49975543人，增4.05倍。突地稽部人口增长幅度与全国人口增长幅度一致。也证明在此期间，突地稽所部没有大规模的人口流失，认为其部随大祚荣东迁显然是不正确的。

据《旧唐书·地理志》，以粟末靺鞨乌素固部所置的两个州，黎州于万岁通天元年（696）南迁宋州（今河南商丘南），慎州于万岁通天二年（697）南迁淄（今山东淄博市南）、青（今山东青州市），神龙（705-707）初，两州都改隶幽州，侨治于良乡县的故都乡城。也没有随大祚荣东迁。

附唐的粟末靺鞨9个部落都留居幽州。据《旧唐书·地理志》：“自燕以下十七州，皆东北蕃降胡散诸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安禄山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遂扰中原。至德之后，入据河朔，其部落之名无存者”，即都逐渐汉化，融入汉族之中了。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粟末部的主体部分未参与大祚荣的东迁建国。虽然渤海王室是“粟末靺鞨附高丽者”，但这只是粟末部的一小部分。两唐书的《契苾何力传》都记载，在唐灭高句丽之战中，高句丽曾“引靺鞨数万众据南苏城”，从人数来看，高句丽应当控制了黑水、粟末两部以外的靺鞨五部。《旧唐书·靺鞨传》：“其白山部，素附于高丽，因收平壤之后，部众多入中国。泊咄、安居骨、号室等部，亦因高丽破后奔散微弱，后无闻焉，纵有遗人，并为渤海编户。唯黑水部全盛，分为十六部”，显然，作为渤海建国主力的是伯咄、安居骨等靺鞨五部，虽然起领导作用的是“粟末靺鞨附高丽者”，但粟末部在东迁靺鞨人中所占的比例还是很小的。粟末靺鞨后逐渐演化为今日的满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