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德全（1860年7月22日—1930年5月29日），字纯如，号雪楼、本良，四川云阳（今属重庆）人，清末民初政治人物。

程德全生于咸丰十年（1860年）7月22日，出身云阳县一书香世家。程氏家族曾经是云阳的一个显赫家族，到程德全父亲这一代时家道衰落，致使程德全早年生活非常拮据。父亲是个秀才，以教书为生，程德全随父亲读书，因家贫，稍长即协助教读，长年在外。

程氏原是个四世同堂的大族，因光绪元年（1875年）川东发生大饥荒，无法共求生存。只得析产分居，各自谋生。当时，程德全正在夔州应郡试，回到刚搬进去的家里，除了瓦盆竹筷，存粮数合，一无所有。母亲多病，弟妹年幼。

光绪四年（1878年），程德全完婚，由能干的新媳妇操持家务，自己仍因贫无以自给，只好继续出外教书。不久，家里所租房被收回，无处可去。新媳妇观察地形，发现在山崖下筑棚也可以遮蔽风雨。一年大水暴发，冲毁窝棚，幸妻子机警，招呼家人得以逃脱。母亲去世后，弟妹也已成长成人，减轻了家庭的负担。

光绪十六年（1890年），程德全把家事托给夫人，出川游历，希望摆脱贫困的生活。他是廪贡生出生，至京师入国子监学习。然而，他贫困依旧，常常受饥受寒，甚至因饥饿无法出门。他在京学习时，看到东北时局的危机，精心研究起东北问题，这给了他改变命运的机会。

旗人寿山，得知程德全熟悉东北问题，相识后很赏识程的才华。

光绪十七年（1891年），程德全经寿山推荐，到东北做幕僚，生计问题才得到解决。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程德全经历了中日战争后被保举为安徽省候补知县。1896年起，他才得以把妻子儿女接到身边生活。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底，程德全又担任黑龙江副都统寿山的幕僚（在瑷珲）。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2月，寿山赴齐齐哈尔任署理黑龙江将军，程德全随行，任黑龙江银元局总董，兼办将军文案。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下旬，清政府开始对俄国军队进行战争动员。7月21日，俄军在海兰泡对长期居住在那里的中国公民进行大屠杀。同时，俄军侵入江东六十四屯，屠杀中国人民。在中俄边境地区制造了两起惨案。8月5日俄军占领瑷珲，全面向东北进攻。中国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后，连连败退。

战争爆发后，程德全由黑龙江将军寿山任为行营营务处总理，前往前线监军。行次博尔多（今讷河县），正值谟讷尔河河水暴涨，数万难民哭号争渡。摩尔根（今嫩江县）也已失守，而站上兵不满千，萎靡不可整顿，已无法组织抵抗。为此，程函致寿山，主张向俄军请和。8月19日寿山接到清廷议和的命令，当即指派程德全与俄军议和。22日，程德全三次赴俄营求和，企图阻止俄军前进，均遭拒绝。由于程德全以死相求，拔刀自刎，俄军官急掣程腕制止：“何至于是。”俄军于是同意不攻省城，不杀无辜，不掠财产。程德全即回齐齐哈尔，撤出军队及军火粮饷，准备和平让城。24日，俄军渡过谟讷尔河，28日进抵齐齐哈尔郊外，为俄军作翻译的姜某秘密谎报俄军说：“省城有伏，议和乃诱使近城也。”俄军拟即发炮攻城。程急忙出城与俄军相见，以身挡炮口，恳求俄军停止进攻，俄军遂停止炮击。自此他坚持留在俄军中，作为人质以释敌疑。29日，俄军大驱入城，进占齐齐哈尔，黑龙江将军寿山自杀。俄军将领连年刚博夫入齐齐哈尔，大肆掳掠。

同时，俄军欲强立程德全为黑龙江将军，作俄军傀儡。程德全认为这是违背国家体制，未得任命，坚决拒绝，并投江自尽以明志，为俄军救起。为此，程德全致书俄国沙皇，要求俄国撤军：“寒冬将至，大皇帝应该撤回兵队，从而使得地方安宁，商贸兴隆。昨天收到伯利总督来电称是要遵循大皇帝的谕旨，让我担任将军。我是离家在外之人，寄居在黑龙江，这次变乱，我一开始就是为了要保护子民的安全，正是因为大皇帝专一邦交，省城才得以安然无恙，现在大皇帝就因为寿山将军殉难，就想让我自行决断处理担任将军，更不用说还没有得到皇上的批准，所以才不敢独断专行，而我已经是逃跑的臣子，苟且偷生，又有什么颜面来担任将军？此刻大皇帝不知道，我极度悲痛，苟延残喘，怎么可以办理地方政务？看在黑龙江全省局势还没有安定的份上，贵国必须力保和平，以免再伤生灵。我为数百万的清朝子民行九顿首之礼来请求：‘不伤害生灵；不抢百姓财产；不要欺淫妇女；照旧优待中国人民；不改变大清国政令；官员人民如果有要迁徙的发放护照；发给各城各站人民营业执照；前往呼兰等地收容安抚人民；发布告示，使百姓都知道。’”不久，程德全被俄军挟往赤塔，途经呼伦布雨尔（今海拉尔），因天寒患病，由俄国红十字会治疗后释回，于11月7日返抵齐齐哈尔。但从此患上了风寒病。

程德全与俄军周旋的行动，在朝野赢得声誉，东北士民曾希望以权宜之计推程出任黑龙江将军。但程德全资历很浅。更何况按照清制，东北维持传统的旗制，用旗人，不用汉人，以维护清王朝的发祥之地和有战斗力的兵源。万无一跃而任为将军之理。东北士民的推举没有被清廷接受。不过，后来的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也一再要求清廷重用程德全。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2月，程德全被清廷擢升以直隶知州用，赏戴花翎加三品衔。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9月，吉林将军长顺委程德全任三姓（今依兰）办理善后交涉兼办筹饷缉捕事务。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冬，沙俄拖延在东北撤军，日俄战争正在酝酿中。清廷急需能员赴东北。但清廷在东北传统的统治基础已经瓦解，危机来临，乏人可用，不得不有所改变。12月28日，慈禧召见程德全，垂询黑龙江事务，他的回答让慈禧很满意，被擢升为道员，翌日又加副都统衔、署理齐齐哈尔副都统。副都统是带兵官，对程德全的任命，既是越级提拔，又打破了东北不用汉人的惯例。据说，慈禧在任命之前，招待外宾，俄公使夫人在慈禧面前也盛赞程德全，促成了慈禧对他的破格提拔。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5月15日，清廷任命程德全署理黑龙江将军，全权处理全省军政事务。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初，清廷将东北改为行省，以袁世凯官僚集团的徐世昌为总督，程德全于5月7日仅被任为署理黑龙江巡抚，职权削弱，显然是受到袁世凯官僚集团的排挤。为此，程德全被迫一再称病奏请开缺。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3月，徐世昌即以程德全“腿疾未愈”，建议军机处“赏假数月，回籍就医”。是月19日，清廷即将程德全署理黑龙江巡抚一职开缺。

宣统元年（1909年）初，摄政王载沣将徐世昌内调，任锡良为东三省总督，程德全也重新被起用，于5月23日任署理奉天巡抚，旋实授。

宣统二年（1910年）4月28日，清廷裁撤奉天巡抚，程德全被调任江苏巡抚。当时，江苏地区的立宪运动开展得十分热闹，张謇是运动的领袖。程德全支持张謇召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的主张。他和督抚们也有广泛的联络，希望挽救清廷的统治危机。到任后，程德全在致中枢人士的信中表示说：江苏士绅的学问一直以来都占有优胜地位，如今西方文明输入，知识日新月异，再加上张謇等作为之导师，加大提倡，将要作为全国的教育模范。他非常尊重张謇的意见，与当地士绅也关系良好，同时，他也坚强表示：程德全办事，向来不畏难，务必用贞静专一作为约束自己的准绳；用站稳脚跟，随机应变来作为治理百姓的法则。

宣统二年（1910年）10月25日，程德全列名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的主张内阁、国会同时设立的奏折。迫于各方面的要求，清廷于11月4日宣布宣统五年开设国会。但程德全继续要求清廷“赶速简派内阁总理”。他在给湖广总督瑞瀓的电报中表露体现出强烈的危机意识：现在无论怎样筹备清单和筹备事项延缓和修改都没有用。所以除催朝廷设立内阁之外，竟然没有别的选择了。催设内阁，并不是说天下就能治理好了，但如果不设立总理，那就只能等着人民去推翻这项制度了。

程德全在政界资历很浅，实力不雄。而张謇在地方上声誉很盛，但两江总督张人骏不支持立宪运动，与张謇政见不合。程德全和张謇两人原本不认识，1911年，两人开始互相取暖，合作应对时局。宣统三年（1911年）2月18日，张謇到苏州会晤了程德全，从此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江苏官绅形成了一个应对危机的政治集团，程德全成了政治上的操盘手。

武昌起义后，程德全连续上奏清廷，要求采取强有力的改革措施，以争取人心，挽救危机。他在10月13日致内阁电中指出，革命党人勇敢举义，内由于政治改革的观念，外由于世界潮流的影响，如果朝廷有再不采取措施，恐怕百姓就有前仆后继的隐患。程德全虽然是为了“消弭革命”，但已经扬弃了忠君爱国的观念，为反正奠定了思想基础。

张謇在轮船上目睹了武昌起义的景象，到达南京后，即去会见张人骏，要求张出兵援鄂，并速定宪法。张人骏断然拒绝，使张謇深感危机的严重性，不能不另谋他策。程德全获悉张謇回到南京，即电邀张前往苏州，共谋应对时局的方策。程德全和张謇的合作，为他们走向与革命党合作，在江苏开辟一个新局面，奠定了基础。10月16日，张謇赶到苏州，程德全非常赞成张謇的政治主张，嘱咐张为自己起草奏稿，张即带了两个年轻人雷奋、杨廷栋连夜起草，这份奏稿要求皇帝早做决定，参照西方列国的法律，颁布诏书，解散皇族内阁，钦定任用有才能的人；并颁布罪己诏，处分祸乱朝纲的罪魁祸首。然后宣布宪法，修改纪元。由于得不到各省督抚的响应，这封奏稿至10月22日才电致内阁入奏，已经不可能发挥作用。

民国四年（1915年），杨廷栋从箱子里翻出了这份草稿，请吴湖帆绘画装裱，张一鹏题名为《秋夜草疏图》。民国五年（1916年）3月，杨廷栋向程德全出示了这幅《秋夜草疏图》，程德全仍是以生灵为念，写了自跋：辛亥后，国家已经改革了，而仍然猜忌和纷争仍然未停息，我常常两端调节却不奏效。到现在，纲纪废弛，道德灭绝，人民仍然陷于水深火热。我既没有理由面对皇上，更别提国人。罪深孽重，又有什么好说的呢？

程德全开始改变施政方针，不再以从事变革，挽救清王朝为目标，而是以维持地方秩序，保护地方经济和人民安定的生活为目标。他先通电江苏各属令赶办团防，以固结民气，保卫治安，“振尚武之精神，弭无穷之隐患”，维持公共治安。上海起义之际，他告急电给刘燕翼：目前保全中外商民的产业是最要紧的事情，请立马邀集地方绅商会商各国领事，设法维持，不能再放任现状再坏下去。

上海起义发动后，苏属士绅已屡次协议，决定宣布独立，正在推举代表，进谒抚院。宣统三年（1911年）11月3日夜，民军五十余人由沪专车赴苏，先赴枫桥新军标营，宣告一切，共表同情。民军进城之后，直接向抚院请见，共相推戴程德全反正。程德全宣言：在现在这个无可奈何的时刻，我不赞成也没有用了，请大家务必对百姓秋毫无犯。于是民军将江苏都督印呈进，他不得已而接受了。程德全既宣布独立，作为第一个反正的前清大吏，也引起一部分革命党人的不信任。于是，为了安定民心，程德全一面理去自己的辫发为人民倡，也表示自己的革命决心；一面收集院司各种印信，销毁于都督府大堂，与旧体制割断联系。各种谣言于是杜绝。

苏州独立后，程德全任命张謇为民政长，张謇一系的立宪派后起之秀，杨廷栋、沈恩孚、雷奋、黄炎培都参加了都督府的工作。程德全也参与了新国家的体制建设工作，11月11日，程德全会同浙江都督汤寿潜致电沪军都督陈其美：上海这个商埠交通便利、不受兵祸，应该仿照美国第一次大陆会议的做法，在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总机关，磋商对内对外的妥善方法，以此保疆土统一，务必请各省选举代表派往上海。11月13、14日，连续两天会议，通过陈其美召集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同时，张謇也在努力争取袁世凯反正，起草了《拟会程德全属杨廷栋进说袁世凯》，劝袁反正：共和的大势已经确定下来毋庸置疑。只不过在清王朝崩溃的时候，一定要维持国家的统一。凭你的能力，应该看清形势，及时参加共和。

宣统三年（1911年）11月11日，程德全向张謇求援说：“我勉强支撑局势，现在已经精力耗尽；希望你快点前来，有了你的安抚，不仅各方面的疑惑都会消除，而且能够商定各都督推举临时大统领，便才对时局有益。”但张謇不愿当政界要冲，仅将前清谘议局改组为民国省议会。为了缓解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11月14日，程又致电各省都督：大局现在基本安定，但军政民政还急切需要统一，恳请东南各军政府公电孙中山迅速回国，组织临时政府。同时，张謇全力推动程德全统一江苏，唐文治领衔上书陈其美说：现在大局还没有全部稳定，军事计划肯定要特别注重，应该把上海作为重镇镇守。苏州光复后，各军队及各属士民一致推举程都督主持大局，文治等深深知道程都督热心国事，锐意改革，以往清廷的督抚没有哪个可以与他相提并论。上海也是江苏的一部分，如果行政分立，会对全省统一造成障碍，陈其美复函表示：“江苏省平定后，民政方面事务自然由程都督统辖最好。只不过出于现在情势，驻沪各军必须有所行动，所以我们先负责出兵统一全省。”陈的承诺，稳定了程德全的地位。

宣统三年（1911年）11月21日，张謇到苏州主持了省议会开幕式，程德全即请张謇代理都督，自己则于22日抱病前往高资（江苏镇江市丹徒区）前线视师，发表誓师词，并抵达前沿劳军。当时，上海起义成功后，苏浙各地相继响应，组成苏浙联军，进攻负隅顽抗的南京清军。张謇希望程德全在前线立功，出任苏宁统一的江苏都督。但程德全自己的军事力量薄弱，还没有力量驾驭革命多年、派系分立的联军将领。

12月2日，联军攻克南京，镇军将领林述庆自称都督，与联军总司令徐绍桢发生冲突。当时程德全正到达上海与各方商量政局，各方达成一致，公推程德全为江苏都督，请林述庆进兵临淮，以解决南京方面的纷争。12月5日晚上，程德全由沪赴宁，出任江苏都督。程德全在反正后的一系列政治措施，深得革命党人的信任，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宣统三年（1911年）12月5日，程德全因为得到同盟会领袖的支持，遂于晚从上海前往南京。宋教仁也到南京协同调和诸军，说服林述庆将行政权力移交给程德全。翌日，程德全通电就任江苏都督，并着手组织都督府，以宋教仁为政务厅长。但不久宋教仁即回上海处理革命阵营选举大元帅一职的纠纷，而南京军队纷扰，饷源缺乏，林迟迟不能出师，继续控制南京地方权力，程德全难以履行江苏都督的职权。至12月9日，程德全也不得不离宁赴沪。

为了整理革命后的南京秩序，12月15日夜，程德全再次偕同汤寿潜、陈其美赴宁，力图整顿南京秩序，调和诸军，组织政府。张謇也于17日到达南京，目睹“客军纷扰，居民大恐”的局面，束手无策。程德全无法维持南京秩序，于18日愤愤离宁，重回上海，称病不出。革命方面一时缺乏权威，无法整理南京秩序。程德全在张謇的支持下统一江苏行政的计划一时受挫，但这一政治集团也在革命后的江苏地区显示出了相当的力量。

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江苏省议会推庄蕴宽代理都督，接替程德全。1月3日，孙中山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任命程德全为内务总长。他遂卸江苏都督职务。当时，南京临时政府任命了一批同盟会员次长，掌握实际权力。程德全作为非同盟会总长，并未到南京就任。

民国元年（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解除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经在南京的临时参议院通过，接收了南京政府，迁往北京。程德全当时没有职务在身，准备前往国外游历考察。但时局还不允许他赋闲。由于庄蕴宽能力薄弱，无法控制复杂的政局，各界迫切希望程德全复出。4月13日，袁世凯任命程德全为江苏都督，移驻南京。程德全在张謇的支持下，完成了江苏的统一。但江苏地区也是革命力量雄厚的地区，程德全作为中间派的政治领袖，以雄浑的魄力、灵敏的手段、公正的宅心，努力维持政局和社会的稳定，赢得了社会的称颂。同时，他在全国的纷扰中努力调和南北矛盾，是中间派的重镇。

由于袁世凯蓄意武力统一中国，南北终于决裂，爆发了二次革命。袁世凯派遣北洋军队和张勋所部南下。程德全已经无能为力，被迫下野，脱离了政坛，闭门颂佛。

民国十九年（1930年），程德全逝世，享年70岁。他葬于离寒山寺约三里外的周巷，其墓背靠狮子山，面临大运河。抗日战争胜利后，其亲属遵照程德全生前的愿望，将他的骨骸安放在灵岩山的塔院内。

在庚子事变期间，程德全主动请缨，只身赴俄军营进行交涉。庚子事变期间，沙俄利用中国政府无力应付之机，在东北地区大举从事侵略活动，先后攻陷瑷珲、墨尔根等城市，随后又向省城齐齐哈尔进发。程德全主动请缨奔赴前线，黑龙江将军寿山任命程为营务处总理，负责和沙俄交涉事宜。程德全领命后，顾不得将眷属妥善安顿好，就奔赴前线。行至博尔多，适遇河水陡涨，数万溃兵和难民被阻于北岸，处于俄兵的攻击范围内，情势极为紧张。程德全冒险渡过河去，收编溃兵，疏散难民，局面稍安。接着，孤身来到俄军兵营，经反复交涉，俄将方答应“不攻省城、不杀无辜、不掠财物”，程德全乃返回省城齐齐哈尔向寿山复命。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8月，俄军因翻译姜某的挑唆，怀疑程德全与寿山欲搞诱敌深入之计，下令列炮攻击省城，程德全闻知后，立即飞身上马直奔俄营。在交涉现场，沙俄军官当着程德全的面，下令向省城发射炮弹，他劝阻无效后，只得扑向炮台，用身体挡住炮口，被沙俄士兵拖离，如此反复数次，仍未能阻止沙俄的军事行动，程德全乃投江自沉，沙俄军官感其不怕死的勇敢举动，方下令停止发炮。事后，程德全又一再拒绝沙俄欲令其继任黑龙江将军的建议。

在署理黑龙江将军和巡抚期间，程德全负责对俄交涉，坚决捍卫国家主权。程德全署理黑龙江将军和巡抚后，在与沙俄的交涉中，继续据理力争，坚决捍卫国家主权。而黑龙江更是出现了众多在对外交往中一味媚外示好、奴颜婢膝，不惜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宵小之徒。其中依仗自身通晓外语，其情形的严重性如程德全所言：“近来通事，倚恃俄势，扰害乡民，无恶不作，所在皆然。”在对外交往中欺上瞒下、通风报信、搬弄是非的翻译人员（通事）不在少数。程德全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对所有卖国求荣、依恃外力的民族败类一向深恶痛绝，必严惩而后已。经他亲自上奏朝廷，就地正法的通事就有吴志肖、马甸甲、张海讪等。

在对俄交涉中，程德全一向坚决主张要维护国家主权，以捍卫主权为宗旨，以保障合法权益为纲要。他认为，外交家的工作就是为了维持交际和平，增进国家名誉。因此，“与外国的交涉成功与否只有实力强弱才能决定，而不是对错，即使一时半会谋不法的利益，也不会被全球所有国家认可，只要不让国家蒙羞就算是成功了”。他一再强调“主权所系，存亡所关。”其是在对俄交涉中，必须以俄国不侵犯中国土地和主权为前提。但程德全并非不知敌强这一国情的愚顽之辈，他的捍卫国家主权是据理力争，进退有据的。他主张充分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夷制夷，在中外交涉中尽量减少国家利益的丧失。一时难以据理力争的，可以暂缓交涉，采取拖延战术，或假以时日，以待局势变化时再行定夺；或推由有关当事方直接应对，总以尽可能多地维护国家权益为前提。

在商议东三省开埠方面，程德全主张暂缓实施，原因在于沙俄势力在东北地区已无孔不入。商埠的开设更有利于外国势力的侵入，而不利于国家主权的捍卫，因为东北经济很不发达，能够用于交换的土货实在是少得可怜。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开埠后，沙俄派遣的关道都是和他们串通一气的人，从而攫取利益，为所欲为。况且，“国际边情所关方大”，“对于我而言不过更换了一个关道。但是哈尔滨是吉林和黑龙江之间的交通枢纽，如果将来两省要交通连接，一旦现在授人以柄，到时候大局就会被别人操纵，再挽回就难了。”即便要开商埠，也以自开为主，“要不失主权，不可让他人越权”。

程德全对朝中无人、在对外交涉中屡屡吃亏的结果深感遗憾和无奈。他在致友人书中，曾毫不客气地批评说：“朝里没有确定的主意，只是一任某人摆布支配”，“表面上借着打理边疆的名号，实际上勾结外强出卖国家的大蛀虫，牵制大局，纵使我劝告到舌头破烂，嘴唇干焦都无济于事，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程德全大有报国无门、宏愿难遂的感慨，只能在自己所管辖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减少利权的丧失。在对外交涉中，他不畏强权，敢于折冲樽俎，虎口夺食，为挽回国家权益，据理力争，并每每有所收获。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7月，程德全奏准由宋小濂接替周冕办理黑龙江铁路交涉事宜。在程德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一年多的反复交涉，最终宣布废除周冕与俄方签订的所有合同，重订购地和伐木合同，收回了不少原先丧失的权益：“不惟呼兰、诺敏、浓浓等河毫未拨给，而地段亦减缩十分之九。”在提高购地价格等方面，也有不少收获。在俄强的总体形势下，宋小濂在程德全的全力支持下，能将大量有可能丧失的国家权益争取回来，实在难能可贵。

程德全在黑江省任职期间，大兴改革之风，开关设署，兴办教育，修筑铁路，统一钱法，开放荒地，使江省落后的局面被迅速扭转。

移民实边

清朝建立后，东三省因长期实行封禁政策，开发严重滞后，与内地的距离越拉越大。黑龙江情形更为严重。在程德全看来，黑龙江积弊甚深，势非详细规划、统筹解决不可。在署理齐齐哈尔副都统时，程德全上奏朝廷，条陈六事，提出垦荒亟宜变通、瑷珲难民亟宜安插、厘捐亟宜变通扩充、田房税契亟宜举办、散兵亟宜设法收抚等主张，而“安插难民，收抚散兵，尤为先务之急”。

日俄战争结束后，程德全先后向朝廷上送了《密陈东事日迫亟宜全力经营折》《统筹善后十四条折》等奏折，深入分析了战后东北三省面临的危机形势，提出了综合治理黑龙江的基本思路。其中，程德全强调得最多也是用力最多且常抓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件事就是招民垦荒、迁民实边。为鼓励内地向黑龙江移民垦荒，程德全主张，不仅要免除开荒后一定年限之内的赋税，而且要为移民者提供免费交通服务，要在内地设立机构，随时清查赴江人民数目，并由局员分给票照，先期禀明邮传部，交铁路各总办和招商总局处理，验明票照后，一律放行，并所需路价轮船费一律豁免。

为充实开垦黑龙江边地的移民群体，程德全甚至提出，可以将内地各省违法犯罪者中罪行较轻的，遣发黑龙江，愿意跟随的家属则按情况考虑。为奴人犯改为充当苦工五年，安置人贩则充当苦工一年，酌情拨给各地方官让其严加管束，期满后如果认为其表现良好，则遣送到边境官处所，编入农籍，计口授田。这样国家没有损耗，数年后边民数量增加，逐渐繁荣起来，还可以有增益。”为鼓励罪犯家属随同前往黑龙江，程德全规定可由官府出资运送。凡是犯人及押解人员乘坐轮船及关内外火车，全部免价。”在他看来，如此做法“内地各省可以免除解送发配的劳力，边疆各省可以获得垦地兴业的收益”。可谓一举数得。

光绪三十年（1904年），程德全在上军机处的奏折中说：黑龙江三面与沙俄仅一江之隔，自从《北京条约》签订以来，沙俄在边境数千里驻扎军队，日渐紧逼的势头发展迅速。从黑龙江右岸到松花江口，一共四千余里，除瑷珲外，其他的地方都荒无人烟。庚子之后，两省边境六七千里，任人出入，若有若无一般。”他认为如果不尽快设法经营，恐怕沙俄觊觎已久，逐步僭越本分来插手事务，今后将无从入手。他始终强调：迁民实边为是黑龙江省的根本要务，其他工作都应围绕并服务于这一中心工作。他指出：为抵制强邻侵逼，必须谋划移民实边并早日进行。在觐见两宫太后时，他提出黑龙江地广人稀，而沙俄长期以来就怀有向南侵犯的意图，如果没有人民恐怕难以抵御俄国的侵略和渗透。所以急须殖民实边，而又要从招户垦荒开始。后来他又一再提出必须移民屯垦。在敌人加快侵略的情况下，这一工作尤需抓紧进行。“敌人的隐患越来越大，必须要在吉林、黑龙江两省与俄接壤的地方设立官职养殖人民。”

由此可见，程德全之所以竭力呼吁开发东北，移民实边，绝不是仅仅着眼于或局限于发展经济等方面的考虑，而是将其与维护国家统一、捍卫国家主权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说开发东北实际上是为了充实边境，方便抵御侵略，并不仅仅是为了增加赋税。他是在充分认识到东北地区在全国的重要军事战略地位后，才一再呼吁当政者注意、内地兄弟各省支持开发东北的。他指出东三省是国家根本所在，根本动摇就会导致全局瓦解，如果东三省出问题，则触一发而动全身。他又说：东三省的安危联系到内地的存亡，如果想要保全东三省，必修全力经营，同时还需要各省协助巨款。

在程德全的大力倡导和积极推动下，黑龙江的垦荒和开发事业快速发展起来，一改此前呼吁多、行动少的冷清景象。以通肯地区为例：程德全规定对于旗营屯地，垦户认领后，因未交押租，需缴纳京钱六吊三百文，将地变为己产，所交京钱一部分交给旗户，一部分作为生息资本，解决失地旗户的生计问题。对于散户所领土地，除原交押租外，每垧另交京钱三吊一百五十文后，即变为私产。如此变通后，民人认领踊跃。

放荒招垦的成功推进，募集到了大量发展黑龙江各项事业所急需的宝贵资金。到1906年12月底，仅在郭尔罗斯、札赉特、杜尔伯特各蒙旗及通肯、巴拜等段并甘井子、讷谟尔河各处，就收进押租400多万两。据有关研究，前后共收押租五六百万两。新政期间，黑龙江地区新式教育的创办、实业活动的开展、官僚机构的日常运转等，经费赖此颇多。

修筑铁路

程德全指出：“商业之盛衰，视乎运道之通塞。”“国势之强弱，视乎商务之盛衰，而尤以铁路为命脉。”不仅如此，他清醒地认识到，外国铁路修筑到哪里，也就意味着中国的权益丧失到哪里。对于经济落后、防务薄弱的黑龙江来说，情况就更是如此。他指出：黑龙江省是东北的屏障，而黑龙江城的地位相当重要，自从东清铁路开通，不仅仅险要的地理位置起不到作用，而商货流通和官货转运，全都要依靠他人。因此，他明确指出除了修铁路以外没有别的抵制办法。

沙俄为侵略、掠夺中国东北而修筑了中东铁路，对东北的政治、经济格局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日本人对此评价为“固为今日各事物之动机，更为将来之最大动机也”。中东铁路很少经过东北的原有城邑，就乌港线而言，通过齐齐哈尔城南六十里的胡拉尔溪，而不通过齐齐哈尔。通过呼兰城南六十里的哈拉宾，而不通过呼兰城。通过宁古塔城北六十里的掖河，而不通过宁古塔城。又比如旅顺线，通过长春而不通过吉林，至于奉天、辽阳线更是这样。

程德全认为：中东铁路修筑后，险要的地方和肥沃的土地全被车站占据。从满洲里起，铁路横亘两千里，沙俄之所以购买这么多地段，不过想奉行扩张政策，不动声色地将清王朝领土蚕食。同时他还认为兴修铁路提供了互市的好时机。并且为抵制沙俄的侵略势力，程德全提出应在铁路沿线“预筹设官殖民”。主张“除满洲里开放商埠，昂昂溪附近省城，安达已设厅治以外，铁路的规划分为三段，其昂昂溪车站以北的富拉尔基，地势雄伟，土地肥沃，适合在富拉尔基效仿直隶都督驻扎天津的例子，设将军行台，并开放码头。北到扎兰屯是第二段，扎兰屯、博克图各设同知，招民垦种土地，兼管外交，兴安以北是第三段，在海拉尔添设道员，兼顾满洲里的商埠，并在满洲里添设同知。该城内的垦务、矿务都由同知筹办”虽然程德全并没有完全实现上述设想，但他在“华洋交涉频繁，寇盗潜藏，需要军事管控”的郭尔罗斯蒙荒地段上设立了肇州和安达两厅。

为了维护国家主权，抵御沙俄的侵略，程德全一再向清政府提出要自修铁路，但清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早已为巨额的对外赔款所冲破，纵使内心欲有所作为，也无力为之。与此同时，沙皇俄国却在步步紧逼，由其控制的东清铁路公司一再提出要修筑由昂昂溪、哈尔滨向北的两条支线，连接省城、呼兰、瑷珲和绥化等城市。在这种情况下，程德全只好另想办法，自行筹集资金修筑铁路。在他的构想中，拟先修筑从哈尔滨江北马家船口起，北向呼兰，曲达绥化，直接黑龙江城的1000多里干线，然后再修筑从对青山到呼兰、由昂昂溪车站至省城的两条支线。在他看来，“如此南北衔接一气，呼应自灵，商务之起色可翘足而待，即经营边防亦易措手矣”。

为免对俄交涉陷于被动，程德全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奏准修筑齐昂铁路。经过两年的紧张施工，于宣统元年（1909年）9月竣工，10月正式通车。该路总长虽只有50里，用的是1米宽的窄轨，因遭到俄国人的抵制，无法与中东铁路连接，因此使用价值不大，且运费高昂，但它是东三省第一条由中国人自己修筑的铁路，对于抵制沙俄在修筑铁路过程中大肆侵夺中国利权有着重要的意义。

整顿吏治

程德全为了造福地方，铲除陋习，程德全在黑龙江积极推行新政，在政策实施中将自己的廉洁风气贯彻其中。一方面，他提拔、任用了一批敢于负责、年轻有为、身清气正的官员。如留守奉天的候补同知恩厚，因其在呼兰厅理事同知一职上能够做到“朴实廉能，克勤职守”而得以转正实授；“持身纯谨，办事详明”的银库主事全瑞则升补刑理刑员外郎一缺；花翎吉林试用知府李鸿桂因其“守洁才长，通达时务”的品质，被程德全由吉林奏调到黑龙江试署呼兰厅知府。奏调来黑龙江的花翎二品衔记名总管姚福升，以其廉政不阿的气质，善于理财的特长也获得了程德全高规格的礼遇。这些人才，为清末黑龙江官场带来了一阵短暂的新风。

另一方面，他裁汰冗官，改设机构，对那些作奸犯科、玩忽职守、品行恶劣、腐败无能的为官者给予严肃处理。例如，原巡警左军坐营千总万永胜，因擅自招降纳叛，并伪造公文，与匪首一起欺压乡邻，被程德全奏请予以正法。原协领阿勒精阿利用病假公文，外出游玩，被程以擅离职守的罪名革职处理。呼兰厅同知恩厚则因对家丁凭权藉势，敲诈他人钱财的恶行缺乏监察与管控，亦被撤职查办。此外，程还尤其痛恨官员的贪污腐败行径。他不仅多次告诫官员要廉洁自爱，切勿“以贿为政”，而且对于类似案件更是严惩不贷，彻查到底。

周冕在任黑龙江木植公司总董、铁路交涉局总办期间，出卖黑龙江铁路两端的土地、林木之权，以权谋私，将铁路两旁所收荒价据为已有。他还攀附俄人，将数万之产业投效俄国，致使国家财产蒙受严重损失。对于此等“居心向外，罔利营私”的劣吏，程德全先后多次上奏弹劾。即便是在周冕被袁世凯重用并调离黑龙江省后，程德全也没有碍于袁世凯的颜面而放弃参革，仍秘陈周冕劣迹，要求将人发回黑龙江受审，反应了程德全刚正不阿，严惩腐败官吏的决心。

宣统二年（1910年），程德全调任江苏巡抚。任职第二年即逢辛亥革命爆发。他在四次上书要求清廷彻底改革而不得答复之后，毅然转向革命，主导了苏州“和平光复”，并传檄江苏全省“和平光复”，程德全在辛亥革命中主导的苏州“和平光复”模式，与“武昌首义”的暴力革命模式，是民国建立的两大典范模式。此举带动了东南六省五天之内宣布光复。同时，他还以苏州之财力组建江浙联军，督师攻克南京。从而，在在南京确立了革命的新基地。清廷失去东南半壁的漕粮与财经支持而无法持久。孙中山任命程为南京临时政府的首任内政部长，正是对其民国元勋历史地位的肯定。

苏州“和平光复”的模式，几天内带动六省独立，造成“清朝土崩瓦解之势已成”，使辛亥革命转危为安，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程德全。“上海与苏州的光复，程德全与张謇的影响最大”、 “江苏士绅与程德全是苏州光复的关键人物”、 “苏州的光复代表江苏省的光复，南京方面虽然仍作顽强的抵抗，但已陷于孤立”。程德全宣布苏州和平光复后，以“中华民国苏军都督府程德全”的名义，通电全省各府、州、县，按照苏州和平光复的模式，“立即遵照办理”。不多日，江苏全境除南京、徐州外，大江南北各州县相继和平光复。“兵不刃血，民不受惊”，使江苏人民在短期内脱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有利于社会的安全和生产的发展，受到江苏人民的欢迎。同时，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在地提供了基地，为革命派鼎足东南建立民国，作出了重要贡献。程德全苏州“和平光复”的模式，使反正的旧官僚、立宪派、革命派的统一战线扩大到清廷督抚大员一级，从而也使得东南乃至全国的政治天平顷刻间彻底倒向革命阵营一边。最终引导了袁世凯接受共和，迫使清廷逊位，辛亥革命得以完成。这对于清政府的最终退出历史舞台，是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程德全无愧于民国元勋之称。

程德全不仅以其苏州“和平光复”的模式带动了江苏及东南沿海六省的“独立”，更重要的是，他以苏州藩库预存的数十万两白银作军费，以苏州新军刘之洁为统领的“苏军”，与浙江新军合组成“江浙联军”，由苏、杭出兵到镇江与从南京败退出来的第九镇新军会合，“举行‘联合军事会议’。议决苏军攻尧化门，镇军攻仪凤门，沪军往来策应，浙军从狮子山进攻天保城”，“这时上海制造局日夜开工，赶造步枪子弹”，“镇军的驻沪联络员陶逊（宾南）得悉前线情势，谒见制造局李钟珏局长，谈及‘从前吴淞炮台拆下一尊德制要塞炮，此炮交局修理后，试验结果，威力极大。最好运到前线，攻打南京城，定能得手’。江南制造局在德国工程师的指导下，二天内将此炮运到南京江浙联军手中”；“炮抵尧化门，就对准城墙一炮，毁去城墙一部，军队顿时喧哗大乱。张勋急得走投无路，终于不顾一切，于12月1日和张人骏、铁良、提学使李瑞清一起出南门，上津浦铁路车北遁”。汉阳失守四天后，南京光复。岌岌可危的辛亥革命由此转危为安，这个由败转胜的转折点则是程德全主持的苏州和平光复。江苏的和平光复，使江、浙、沪形成鼎足东南之势，它不仅对分崩离析的清王朝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而且对处于艰苦战斗阶段的武汉前线革命军民是一个有力的支持。从此辛亥革命出现了走出低谷、向夺取全国性胜利方向发展的转折。不久，程德全支持江浙联军，对东南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后，对江苏的旧的统治秩序进行了必要的改革。如：（1）废除清朝年号，采用革命党人的黄帝纪年。（2）废除清朝官制，制定《江苏军政府官制总纲》和《江苏暂行地方官制》，打破列朝封建旧规，按同盟会规定的章程和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原则，来设立江苏官制。（3）制定《江苏临时议会章程》，建立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江苏临时议会。

程德全在前清时，就认识到国家立宪就需要组织政党。而这时光复会会长章太炎和孙中山有分歧，也在组织政党。于是，两人合作，于1月3日宣布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

但程德全很快就体察到中国政界的落后与幼稚，无法履行政党政治的职责。他劝章太炎遇事平心，但章太炎绝不见听，两人无法合作，程即退出了由联合会改组演变而来的共和党，与副总统、湖北都督黎元洪组设政见商榷会，但也没有成功。后来，程德全在给黄兴的一封长电中说：“近日实无所谓政党，不过一二沽名之士以党名为符号，而一般无意识之人从而附和，自命政党，居之不疑，叩以政见，毫无所有。德全前之脱除共和党籍实由于此，后之组设政见商榷会亦由于此。”后来张国淦正在组织民主党，程德全告诫说：“智识幼稚，如吾国是，则党派实不应发生太早，由此点思之，吾国至少非有五年或十年之预备，不可言党也。”

冯玉祥于1943年11月评价程德全：拼死疆场不为官，舌战俄夷堵炮管；救难万民于水火，扬我中华美名传。

陈其美：东南要人，本党英俊。

高钟：程德全在整个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作为，其苏州“和平光复”的模式是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创造，这一创造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上统一战线的先河，而且直接带动了东南六省在五天之内相继起义，并影响到袁世凯决心投向革命，逼清帝退位，从而以最小的代价，在百日之内完成了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的政治目标。程德全民国元勋之地位由此而确立。

苏贵庆。②程德全适时宣布苏州和平光复、江苏独立，其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和历史地位是不可低估的，他在晚年完成了从一个清王朝的忠臣到中华民国的开国功臣的最巨大转变。

晚清民初，程德全施政“以保全生灵为主”，可说是他的核心。为人也豁达大度，乐善好施。他的原配夫人秦氏，与他一起颠沛流离，不幸于光绪三十一年（1903年）去世。当时，他的经济地位虽然改善了，但仍常常负债。程德全受袁世凯集团排挤去官后，就回家省亲。儿子发达后光宗耀祖，程大观十分高兴。他鉴于过去长年穷困生活，推己及人，嘱咐儿子筹集多年积蓄下来的养廉银一万两，购买田地，准备用这些田地上的收入，来周济同族中贫苦无告的人。他要让程氏族中的人没有一人挨冻受饿。这是宋代名贤范仲淹创设的社会救助系统，为历代贤者所仿效，有的家族中的有心人家，甚至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创设起这套救助系统。正值筹备之际，朝廷重新起用程德全，召其进京。程德全匆匆自家起程，父子俩来不及商量有关办法。于是，在清明春祭的时候，程大观把全族的人都召集一起，将银子分赠给族里贫困的人，让他们拿了钱自己去力图生计，并且对于鳏寡废疾的人，也根据不同情况，给予救济。这一万两银子就一下子分完了。程氏的这一豪举，轰动了乡里。

程德全书生出身，一些理念很迂腐。比如他因为笃守“寡妇不再嫁”的旧纲常，逼迫只不过给爱慕对象写过一封书信的儿媳自杀，并将替儿媳代写书信的唯一女儿逐出家门，嫁给一个看守胥门的九品城门官，且为掩人耳目，对外宣称姑嫂一起自尽，终身不让女儿一家登门。然而女儿全家对他仍十分孝顺。后来程德全去世，遗嘱归葬寒山寺，但四个儿子或先已去世，或漂泊异国，最终是被逐出家门的女儿完成了他的遗愿。

《北藏》刻于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至正统五年（1440年）凡1621部，6361卷，7186册，636函。民国十四年（1925年）云阳人程德全施资购于北京，入藏云阳弥陀院，此院藏书条件较差，解放初期始由万县人民政府捐赠西南人民图书馆。

民国二年（1913年）9月，程德全辞职住进了上海的租界。他闭门诵经念佛，逐渐看破红尘。1920年，他在常州天宁寺治开和尚座下受了五戒，接着又受了菩萨戒，成为皈依佛门的在家居士。程德全一心礼佛，卖掉了家产，购买了大量佛经，包括《永乐北藏》（清印本，约1800银元），并将这部《永乐北藏》送给了他的家乡云阳县（现为重庆市）的弥勒院。后来到了木渎镇的法云庵，开始了隐居生活。

民国十三年（1924年）春，程德全在上海请得一套清末民初刊刻的《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置放于自己捐资修建的云阳沙门寺，后移放于滴翠寺。《频伽藏》在清宣统元年（1909年）由上海频伽精舍主人罗迦陵发起，民国二年（1913年）成书于上海哈同花园中的“频伽精舍”。它成书最晚、规模最大、收经种类最多，共收佛经8416卷。为了适合现代人阅读，该套藏经专门标注有句读，然而其行格密集（半叶二十行，每行四十五字），开本较小（边框长29.5-30厘米，宽22-22.5厘米），正文用四号字体排印，因此不便阅读。为更好弘扬佛法，程德全与万县弥陀院住持德高老和尚商议，拟合力再请全套《大藏经》，以备佛门弟子参学诵习，以传法宝于久远。

民国十三年（1924年）秋，穷了庵主人隐光同友人董冰鹄在北京坊间见有明刻本《大藏经》六千余卷，稍有残缺，但是刻工精良，纸本精致，于是与叶柏皋先生谈及此事。叶氏则告知程德全京都有明版《大藏经》出让之事，程德全于是委托隐光代为办理前期事宜。隐光则与书商刘若嵩议定，让其用柏林寺所藏《龙藏》本来补齐此明藏中的残破部分，以配足全经。民国十四年（1925年）春，程德全进京亲自商议此事，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洽淡，最后成交，运费由程氏另筹。经过订价目、立议单、请部照，以及办理转运保险等各种手续后，四月下旬，程德全等人将这套藏经从北京运到上海。此时程德全已是65岁的老人，却在迎请佛经举措中事必躬亲、任劳不懈，其虔诚之心可谓日月可鉴。

寒山寺的最后一次重修是在清末。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江苏巡抚陈夔龙等筹款集资，拓门构堂，铸钟筑楼， 稍谋复兴。程德全于宣统三年（1911年）继任江苏巡抚后，和布政使陆钟奇等募修扩建， 重构大殿， 翼以楼亭回廊，“几为吴下精蓝之冠”，“起衰复古，厥功伟哉。”

为修筑寒山寺，程德全做了一系列工作。 程德全与张人骏于宣统二年（1910年）秋首先发布 《募修寒山寺启》。 寒山寺重新修建之后程德全又撰写 《重修寒山寺碑记》，陆钟奇撰写《重修寒山寺记》。 在重修寒山寺期间，历任翰林院侍讲、国史馆提调、 会典馆帮总纂等职的学者叶昌炽于宣统三年（1909年）受邀编纂《寒山寺志》。 全志分为三卷，内设志桥、志寺、志象、志钟、志碑、志僧、志产、志游、志事、志诗10志。 其中卷三附有寒山、拾得事迹，《寒山子诗集》 解题及诸家书牍、诗话、序、跋、考证。 程德全亲自为《寒山寺志》作序。 志成之后， 程德全又宴请名士郑文焯厘定。

父亲：程大观

妻子：秦氏

续弦：刘氏

长子：程世模

二子：程世抚，（1907年7月12日—1988年8月6日），园林专家、城市规划专家。

三子：程世宁

四子：程世熊

沙门寺

沙门寺是程德全出生的地方，位于重庆市云阳县活龙村。沙门寺原本是程德全祖父的产业，因年久失修，传给程父时已是一间破旧庙宇。程父在此开设私塾，以授课为生。程德全为官发迹后，出资重新修缮沙门寺，将祖业房舍田产全都布施给寺院，并在寺门外亲题一副对联“莫嫌淡泊来相处 如厌清贫去不留”。新中国成立后，沙门寺改建为活龙村学校。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国难将至。10月，川军将领饶国华、王铭章出川抗日，步行千里后乘船至云阳时，两将军专门率兵上岸，至沙门寺拜祭前辈程德全。宣誓不驱倭寇，誓不还乡。两将军还规定，凡出川将士路经此地时，向沙门寺列队敬礼，鸣枪鸣炮致意。

程氏宗祠

程氏宗祠同位于重庆市云阳县活龙村，与沙门寺相隔约3公里，始建于宣统三年（1911年），是程氏家族集会、祭祀的活动场所。程氏宗祠属川东地区典型的宗祠建筑，建筑面积605平方米，砖木结构，楼阁式四合院，由前门厅、正门厅、享殿、戏楼、天井、围墙、厢房组成。

程德全在外为官，但时刻不忘为家族的家风传承进行建设和投资。他以多年俸禄，捐资修建程氏宗祠。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程德全回乡省亲时，拿出银两一万周济贫寒族人，轰动乡里。宗祠前有一处摩崖石刻，上面“浓荫远映”4个大字，就是这年程德全回乡省亲时亲笔手书。

2009年，程氏宗祠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云阳县人民政府启动了程氏宗祠维修保护工程，全力复原建筑原始风貌。修缮完毕后，程氏宗祠将对外开放，成为云阳县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11年11月，程氏宗亲世界联谊会在上海召开。联谊会理事、程德全族孙程立全专程到上海看望了103岁高龄的程德全四女程世娴及其孙女程绪坷。然后到苏州参拜程德全修复完工的寒山寺，并与寒山寺文化研究院联系，共同进行程德全研究。

2012年11月5日，寒山寺文化研究院一行五人到云阳程德全故居考察，并与云阳县政府商讨共同推进程德全研究开展事宜，决定于2013年9月在苏州召开一个程德全研究的专题学术研讨会。

2013年3月，云阳县政府主持了“程德全研究会（筹）的会议，程德全曾孙程可行专门从北京赶到云阳参会。

2013年9月21日，在苏州会议中心召开的寒山寺文化研究院第七届寒山寺和合文化论坛上，程德全曾孙程可行先生作了“略记曾祖父程德全之雪泥”的主题发言。当晚，由云阳县宣传部副部长李建军先生主持了程德全研究交流的主题论坛。会上由苏州大学王玉贵教授、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龙沙公园徐杰主任、中国行政大学教授程萍教授，从不同角度对程德全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各自的建议。

2013年12月，重庆云阳县政府主持召开了“程德全研究促进会”，重庆市社科院、黑龙江、江苏等地学者，程德全先生后裔、族人等一百余人参会。这次会议引起了重庆市委、市政府的重视，于2014年2月决定拨210万元专款，修复程德全故居，并计划拍一部二集的《程德全》电视剧。

文学家鲁迅曾以讥讽的口吻谈到程德全苏州“和平光复”的模式：为了表示革命要破坏，就用竹竿挑去巡抚衙门前的几块瓦片。这一论调实际上代表了在当时的革命话语的笼罩之下，程德全理性、和平的革命方式以及通过法律来调和南北的努力是不为社会所理解的。以往学界在评价程德全的和平光复行为时，曾有所谓“投机革命”一说。认为他是维护清朝统治的“旧官僚”；光复苏州是他设计的“骗局”，他纯粹是投机革命；民国初年，调处纷争，“消弭革命”，转向反动。进入新时期后，史学界则对程的历史功绩有了比较客观的评价。

受暴力革命话语的影响，改革开放前，程德全辛亥革命之役的“和平光复”长期被称为“投机革命”。例如扬州师范学院1961年编的《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称，程德全在清政府崩溃时使用反革命两面手法，伪装响应革命，在苏州扮演了和平光复的骗局，谋取了江苏都督一职。等到革命低潮，程德全便公开暴露出本来面目，积极配合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1981年版《辛亥革命史》同样认为程德全是投机革命，称他原本幻想在‘君主立宪’的招牌下保存清朝统治，看出“军国之事，已无可为”后则另作盘算，从而拥护革命，程德全本人则是一个投机官僚，一向善观风色，号称“开明”。

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开始重新客观地评议程德全在辛亥革命中的作为，否定前人投机革命的说法。例如1989年吴讱发表的《浅论有关江苏都督程德全的几个问题》、1991年中国社科院教授朱宗震发表的《程德全与民初政潮》、李茂高、廖志豪的论文《江苏光复与程德全》、苏贵庆发表的论文《程德全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地位》、1993年陈志勇发表的论文《辛亥前后的程德全评价问题》、2011年苏州大学教授王玉贵出版《挑瓦革命的末代江苏巡抚程德全》等，都对于程德全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认为“和平光复与武力光复一样，都是辛亥时期重要的革命形式，不应该将他说成‘骗局’”，“程德全举义反正，接受独立，宣布共和，顺应时代的历史潮流，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

从主观上，王玉贵认为，程德全寄希望于清政府能就此立即振作起来，挽狂澜于将倒，因此在武昌起义刚爆发时，他领衔上奏，就是欲尽全力将清政府这匹濒死之马医治好的心态表露。对于受过传统教育、秉持封建政治伦理的程德全来说，暂时按兵不动，冷静观察时局的变化，不仅符合程一贯做事稳重的个性，而且也能在混乱的局势中尽可能地采取主动的应对措施，以收事半功倍之效。程虽不是主动响应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但他更没有盲目效忠清廷，而是在大势所趋之际，顺应了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最终选择了倾向革命一边，是一种值得充分肯定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