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昌炽（1849—1917），字兰裳，又字鞠裳、鞠常，自署歇后翁，晚号缘督庐主人。原籍浙江绍兴，后入籍江苏长洲（今苏州市）。晚清金石学家、文献学家、收藏家。

叶昌炽早年就读于冯桂芬开设的正谊书院，曾协助编修过《苏州府志》。1889年应试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入京任职于国史馆、会典馆等处。

1902-1906年担任甘肃学政，在1906年由于废除科举、因而也就废除主管科举的学政之官时被撤职。叶昌炽学识渊博，著有《语石》《缘督庐日记》《藏书纪事诗》《滂喜斋藏书记》等书。

光绪三十二年（1906）撤销各省学政，他不愿再为官，遂退居故里，以读书、著述、藏书终老。晚年取庄子“为善无近名，缘裻以为经”之义，自号“缘裻庐主人”。长于校勘，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蒋氏《铁华馆丛书》、潘氏《功顺堂丛书》均由他审订。

一生遍访大江南北各地藏书家，囊读历代藏书书目，自光绪十年（1884）开始，历时七年撰成《藏书纪事诗》7卷。又经过其七年的修订，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由江标在长沙雕版刊行。专搜集各代、各地藏书家史实，对每位藏书家，各缀绝句一首，以抒其人特征或写其心爱珍藏。遍采正史、方志、笔记、官私簿录、古今文集、野史稗乘，无不搜寻摘录。潘祖荫见书稿后，击掌赞叹不已。时代起于五代，迄于清末，收录藏书家400余人，附见290余人。该书被称为“中国藏书史诗”，亦为书林之掌故，并可考我国文化传统之深远，尤对研究图书馆史、中国藏书史、文化史等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继此书之后，相继有杨立诚《中国藏书家考略》、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莫伯骥《藏书纪事诗补续》、吴则虞《续藏书纪事诗》、徐信符《广东藏书纪事诗》等数种记述古今藏书家著作，皆以此书为典范，开创了专门藏书家研究的先河。富藏书，积至3万余卷，藏书处有“奇觚庼”、“治廧室”、“缘裻庐”、“五百经幢馆”、“辛臼簃”、“明哲经纶楼”等。编有《治廧室书目》《五百经幢馆藏书目录》，著录精本1000余种。自己手抄图书达近百种，为抄写《上海县志》，曾“晨兴夜辍，手腕几脱”。精于金石学，收藏金石亦可观，曾徒步走遍平凉、张掖、敦煌、邠州、西宁、秦州、酒泉、庆阳、泾州、宁夏等十多个府、县，沿途所见古碑、旧刻皆亲自临拓，又在敦煌收得写经31页，莫高窟碑拓10余通；故其收藏碑版、经幢古物具有较高的文物和文献价值。

叶昌炽在1902年2月被任命为甘肃学政，6月到兰州上任。他的职责主要是按试诸生，考核教官，所以在4年中他巡行了甘肃省的各府州县，大概只差敦煌县没有涉足了。叶昌炽来甘肃前，刚完成《语石》一书的初稿，所以他一到兰州便开始收集河陇石刻资料作为补充，敦煌县县令汪宗翰就是他托付寻找资料者之一。

叶昌炽大概在上任不久就接到汪宗翰关于莫高窟藏经洞情况的报告，所以他委托汪宗翰为《语石》一书代求些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碑刻资料，先后得到《大中五年（851年）洪辩告身牒碑》拓片、《宋乾德六年（968年）给水月观音像》、绢本《水陆道场图》《大般涅槃经》四卷、梵文写经31页等；然后向甘肃藩台建议将所有这些古代文献和文物运到省城兰州保存。然而，敦煌离兰州路途遥远，叶昌炽估算这些东西光运费就要五、六千两银子，一时经费无处落实，于是就让汪宗翰责令王道士暂将发现的文物和文献放回洞中封存起来，等候处理。汪宗翰在1904年5月执行了这条命令。

这些情况叶昌炽在《缘督庐日记》中略有记述。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1903年12月30日）、三十年八月二十日（ 1904年 9月29日）分别记载道：

汪栗庵大令自敦煌寄至唐元拓片。……栗庵共拓寄：《唐索公碑》，其阴《杨公碑》；《李大宾造像》，其阴《乾宁再修功德记》；经洞《大中碑》。皆六分。元《莫高窟造像》四分，《皇庆寺碑》二分，皆前所已收……又旧佛像一幅，所绘系水陆道场图。……又写经四卷，皆《大般涅盘经》。……敦煌僻在西荒，深山古刹，宜其尚有孑遗。闻此经出千佛洞石室中，至门熔铁灌之，终古不开，前数年始发而入，中有石几石榻，据上供藏经数百卷，即是物也。当时僧俗皆不知贵重，各人分取，……《大中碑》亦自洞中开出。

千佛洞者也。

在这两则日记中，所说的汪栗庵就是汪宗翰，汪宗翰除了迷上一些敦煌文物文献，还通报了藏经洞发现的情况，可是很不准确，给叶昌炽的印象只有数百个卷子，而且已经被各人瓜分了。这说明汪宗翰当时还没有弄清楚莫高窟藏经洞的实情，可能只是听了王道士的谎话，并没有亲到洞窟检点。除此之外，叶昌炽还从敦煌文人王广文手上得到一些敦煌文物和文献。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光绪三十年九月五日（1904年10月13日）记道：

五道将军唐书》外夷传或可得。

叶昌炽从王广文处得到了藏经洞的又一些重要文献文物，并且进一步了解到莫高窟藏经洞的较真实情况。此前叶昌炽已让汪宗翰责令王道士暂将发现的文物和文献放回洞中封存起来，等候处理。但这显然不合王道士的心思，所以王道士表面应承，其实仍然不断从洞窟中取出一些来悄悄出售，以换得莫高窟的维修费用。就在这时，1906年，叶昌炽被撤职回乡；第二年，已身在新疆的英国考古探险家斯坦因来到敦煌，得到了发现藏经洞的风声，于是迅速来找王道士，用少量的银子就取走了第一批文物文献。接踵而来的是伯希和、橘瑞超

叶昌炽回乡四年后，在《缘督庐日记》宣统元年十月十六日（1909年12月28日）及十二月十三日（1910年1月23日）又分别记道：

午后，张暗如来言，敦煌又新开一石室，唐宋写经画像甚多，为一法人以二百元捆载而去，可惜也！俗吏边氓安知爱古，令人思汪栗庵。

午后，张暗如来，携赠《鸣沙山石室秘录》一册，即敦煌之千佛山莫高窟也。唐宋之间所藏经籍碑版、释典文字，无所不有。其精者大半为法人伯希和所得，置巴黎图书馆，英人亦得其畸零。中国守土之吏，熟视无睹。鄙人行部至酒泉，未出嘉峪关，相距不过千里，已闻其室发现事，亦得画像两轴、写经五卷，而竟不能罄其宝藏，輶轩奉使之为何！愧疚不暇，而敢责人哉？！

还应注意的是，斯坦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