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南开大学副教授。曾驻巴黎，任《南风窗》驻欧洲记者，兼国内若干影响力媒体专栏评论员及社论作者，《新京报》首席评论员，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译丛”创始主编委员。

熊培云，1973年生，祖籍江西。毕业于南开大学、巴黎大学。主修历史学、法学与传播学。思想国网站创始人。

过去与现在与熊培云写作相关的职业主要有：《南风窗》驻欧洲记者（主笔）；《新京报》首席评论员；《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东方早报》、《亚洲周刊》、《凤凰周刊》等知名媒体专栏作家、社论作者及特约撰稿人；南开大学传播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于2010年5月27日增选为立人乡村图书馆理事会理事。

《思想国：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7-1-1）

思想自由的国度并非尽善尽美，但它恰恰是值得理想主义者去追求的，也只有理想主义才能突破“三个和尚无自由”的困境，建成这种“思想国”。另一方面，以实现“尽善尽美的理想”为理由去扼杀思想自由，结果只能是：只准我想，不准你想；既无“思想”，何谈“理想”？——熊培云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秦晖（著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

“从刀剑共和国到思想共和国”。无疑，《思想国》正在重塑并丰富一个伟大的概念。

——Gil Delannoi（法国思想史研究专家）

我已入籍思想国，那个《九三年》里蓝军司令戈万说的思想共和国，熊培云先生创建的思想国。

这里的人不会生真理病，他们说“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这里的人不会朝猜疑冷酷的方向走，他们说“容忍比自由还重要”。

这里的人“通过知识寻求解放”，他们“年老而勿衰”，每个人都有一双认识知识的眼睛。

思想国不需要护照，只要你有人格；思想国没有国界，因为你的灵魂指引了你的方向。

——笑寒（思想国网友）

《中国之觉醒》（法文译著，香港田园书屋）

《重新发现社会》（新星出版社，2010-1-1）

熊培云的社会观察，他的文笔，是如此细致和娓娓道来，让我恨不得重回小学，对自己的文学功底、人文社会科学“推倒重来”。对于我们这些从抑制独立思考的教育体系中出来的人来说，到大学毕业时还能保留住自己个性、特别是保留住思想个性的人，实在渺渺无几，而能够像熊培云这样独特洞察人、社会与国家的人就更是难得了。读他对电影、对文艺、对著作的评论，是一种思想享受。他的才华是上帝给我们中文世界的礼物，这种礼物让我们没有理由不感激。

《重新发现社会》获得《新周刊》2010新锐榜的2010年度图书奖项，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南方都市报》年度十大好书，《亚洲周刊》2010年十大好书，入选新浪中国好书财新网年度好书推荐，中国图书势力榜年度图书奖。

《自由在高处》（新星出版社，2011-1-1）《自由在高处》是作者对《重新发现社会》一书的重要补充。旨在从个体角度探讨身处转型期的人们如何超越逆境，盘活自由，拓展创造，积极生活。帕特里克说，“不自由，毋宁死”，熊培云说“不自由、仍可活”。自由与自救，是本书的方向与重点。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新星出版社， 2011年10月）《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是作者的还愿之书。它以故乡村庄为起点，多条线索并进，从各个侧面重新梳理了百余年来的中国史与乡村史。既有个体生活的真切体验与细致描述，又有时代命运的整体分析。故乡从哪里来，中国向何处去？本书连接历史与心灵，解读沉沦与希望，为转型期中国凝聚自由而宽容、平等而向上的力量。

《这个社会会好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1）

乌托邦时代，为了未来否定现在；功利主义时代，为了现在舍弃未来。当中国从一种极端滑向另一种极端的时候，熊培云以一如既往的乐观态度，唤回人们对理性的信心与热情。 这个社会会好吗？既是疑问，也是期许。本书打通古今中外，不仅着重探讨了革命与改良、自由与责任、暴力与宽恕、道德与法律等关键议题，而且从“以己任为天下”的角度，诠释了个体之于社会变革的重要性。

《三段论与红磨坊》（岳麓书社，2024年12月）

一个昆虫学家突然病了，静悄悄地躺在床上，陪伴他的是几只猫、一群不同颜色的女人以及无穷无尽的梦。

几十年间所有的故事都纷至沓来，让他同时掉进了世界和自我的迷宫。

小说以超凡脱俗的思辨力和想象力演绎了一个孤独的现代人如何与自己成群结队走过荒诞的一生。

来信：

之零：贺思想国的三年

大熊你好，

我一直这样称呼您。虽然我认识您不过才几个月。虽然大作还未来得及品读。

一直不好意思给您写信，因为您对我来说是那么光芒四射...

在认识您的三年前的三年前的....，我似乎一直春眠不觉晓。

但是，我可能还没有辜负我的大脑，因此开始了思考。

我想，可能就是有相同或者相似的脑电波（wavelength），让我在一个凄风冷雨的东京夜晚，走进你的国度。

其实，很多次看您的文章，都让我眼圈发湿，我想可能不是因为对您观点的认同，而是被您悲天悯人的情感所打动。每个有思想的人都应该这样的。至少每个由市场经济培育出来的中产阶级（精英阶层？）应该这样的。

我对您的理解：我比较赞同您的渐进式思想，您强调的中产者在制度建设中的制衡作用。不知道我理解的正确否。

最后祝思想国三周年快乐。我回国后立刻买一本。

旅日留学生Abao

之一：Bonjour，小熊国王。（注：此国王非彼国王）

以悲剧情绪透入人生，

以幽默情绪超脱人生。

——宗白华

终于，国王把一张摇滚明星似的照片放在了思想国首页——稍欠儒雅，但极具感召力！

住在这个国度叫人放心，国王是决不会一丝不挂出来招摇的，他还要为我们的新衣系上扣子，整整领口呢。

溢美再多也溢不出啥花样来了。散碎地谈谈吧。

从小学到大学读下来，老师们捧着一本本绝对正确的教科书，嘴上却讲着截然相反的话；灵魂工程师一面驳得书本无完肤，一面　叮嘱我们好生记住……这是怎么回事呢？讲台上，大人唾液四溅，小孩子只能糊涂涂听着。

我在博客中写道：路见一熊，倾心而从。

误入了小熊的国家，我开始思想，隐隐觉得，好像启蒙要开始了。对，是很晚，可总比没有要强。

人们爱用“醍醐灌顶”，我不大清楚这四个复杂汉字的意思，于我而言，就是头顶上痒痒的，眼前很明爽。我说思想国是灯塔，是暗夜里海上人的希望；陆上的我亦步亦趋，但始终有光亮恍惚在前方，就有行走的动力。

我愿意喊我们的国王“学者型记者”，他眼在天上看，身在地上做事。

在大学读着新闻，却眼见身边同学纷纷将目光转向别处，转向自身，转向金钱。

记者追名逐利，诗人感到幸福（有机会问到赵丽华），这时代能算是正常的么？

如若怀疑，母亲是会碰碰你的头看是否发了烧的，朋友是要劝你看心理医生的。

国王先后用两句话点醒了我——“把一生当做自己的远大前程”和“伟大，还要有用。”

我不讳言对他的崇拜，不抵触对他影响的渴求，但这种崇拜并没让我的膝盖变软，反而更加坚固了。

感恩节时，我在思想国留言，祝国王快乐。

冬天到了，我这片雪花落在思想国国土上，叠在积了厚厚雪层的大地上，也显得更白了。

已经过去三年。从现在起，再过三年，我是不是也能算上思想国元老一名呢？前些天看了部动画电影“想做熊的孩子”，我不好意思地笑了。

最后，祝世界越来越美好，人心越变越高尚。

同样的祝福送给思想国以及尊敬的国王。

（北京）学生：刘夏

——给熊培云兄的感谢信

尊敬的培云兄：

我本是一个“粗人”，可是对你，却必须用“尊敬”才足以表达我的敬意和感谢。

请兄恕我还只是微微探出个头瞄了一眼你的“思想国”，合上书，所能想起的也不外乎《吾民吾国，上下求索》、《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把一生当作自己的远大前程》等为数不多的篇章。而且，对于这些篇章是否有充分的理解，在我都是可商榷的。

可是，它们给了我极大的震撼。文字给我如此震撼，到目前为止，也只是你和梁淑溟了。

或许是因为我多看了“谈及现实民间疾苦总是满怀‘激愤’，乃至‘绝望’”的言论后，才逐渐地对文字失去了信任。我一度表示文字是虚无的：相比于文字，我更宁愿相信哪怕一丁点儿的实际行动。就是看了你的文字后，我依然不能像你一样对文字“有着宗教一般的虔诚”。这多少是与“中国学者多悲观”有关的，我中他们的毒深矣。

我也因此“悲观”、消极虚无起来，虽然我确实正在做着“实际行动”。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闻中国现在是一个如何专制如何充满苦难的国家，随后通过书籍、网络和身边人的言谈，视野的扩大，得到证实。我的“恍然大悟”是伴随着被欺骗、被愚弄的痛苦而生发的。此后，我沉溺于刺破谎言的种种言说，欲罢不能。及至我无法忍受时，竟十分怀念胡适所谓的“无知的自由”，干脆不想要“免于愚昧的自由”了。

幸运的是，我如今能在一个做事实的团队里工作，为着自己的理想。不然，夸张一点说，我很是有可能崩溃的。

我读的书并不多，也不想做一个学者，像梁淑溟一样愿称自己为“问题中人”。可是，我十分赞同你的观点，即认为自由幸福是人生的附属产品，人的一生才是自己的远大前程，是目的。你的关于合作契约的论述，我同样认同，然而在我那几乎不是论证的结果，那是我在思考社会人生意义时的“附属产品”，是不证自明的东西。

现在很多关于社会政治的言论，我看来，大多都脱离了个体的生命。如果说鲁迅们把矛头指向“国民”，那么现在很多人指向了“政府、制度”。这是两个极端。

而且我认为矛头完全指向政府、制度危害可能更大。一是政府制度并不会因此就能改变多少，这事实都是有目共睹的。很多人就因此而陷入绝望；二来这是一种“迁怒”。政府、制度好了，我们就能过上民主自由幸福的生活了？人们不反求诸己，却想着“革命”，很难想象这样的人建立的新秩序和制度会比现在的好。压迫者是没有人性的，同样，被压迫者也是没有人性的。能否走出压迫呢？这在你是可以称之为“狱间转移”的。

海量的、与政府对着干的信息把中国确实发生了的进步给淹没了。即使这种进步被很少数所看见，也不再那么使人信服。这是我之所有悲观消极的另一个原因。

关于《集中营》一文，使弟想起曾以人生仿若笼子的思考。我把人生的诸多困惑喻为大大小小的笼子，我以打破、逃离笼子为乐趣。这很与你的集中营是用来逃跑、摧毁、与之游戏相似。当然，这乐趣不会结束，因为人生是一个超大的“集中营”，有无数个“笼子”供我打破摧毁或与之游戏。所有，倒不必担心有一天集中营或者笼子没有了。

当然，我对兄“争自己的传统，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也很认同。只是没有太多体验，想来以后是要多学习“传统”的，从传统中寻找自信，而不至于在大量垃圾信息中迷失方向，丧失了“第六种自由”。

总之，我是感谢你的。我想，从此往后，我必会减少不必要的自我烦恼、杞人忧天。努力地培养自己的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努力地“爱我一生一事”。“这‘一生’，自然是我自己的‘一生’，人应该为自己生活。”而这“一事”是我目前从事的工作。兄若有意，可以搜索“新教育实验”相关内容，弟是新教育简报的编辑。大千世界，能与兄相遇，自然感到“让人生这原本平凡而孤寂程旅，顷刻间变得如此赏心悦目、光彩照人”。

我还是可以积极乐观。

弟今年24，江西九江修水人。兄是江西人，我感到很自豪。亦知兄是“农村孩子”，且不知老家何在？可否告之？这是后话了。弟会细读《思想国》，会关注你的博客，有心得体会和时间再与兄交流。

祝好。

弟：余春林 敬上

2007年10月2日凌晨4点草就

参考资料

无论大国崛起，还是小国崛起，首先是国民权利包括选择权利的崛起。毕竟，国家不是目的，而只是国家将自己权利最大化的一种手段。———熊培云

承认“我即单位”“我是时间单位”“我是时间的尺度”，在此基础上，我们关于生命意义的挖掘，将不再是忠诚于某个地理与环境，而是忠诚于我们自己的一生（这段时间）——正是通过这段时间我们参与并见证一个时代。一个人应该站在自己的生命本身，站在一个时代的立场上表达自己的心声，而非生在中国便只为中国人表达，生在美国便只为美国人说话。——熊培云

我愿意以更广阔的视角将我所热爱之国视为时间之国，一种立于时间维度上的精神与思想之国，而非空间意义上的逆来顺受或与生俱来的“嫁鸡随鸡”式的地理之爱。——熊培云

当公有制异化为对民众精神与肉体双双充公的一种国家体制，社会主义同样表现为“有主义无社会”，或者“主义压倒社会”。——熊培云

“酱油主义”：没有理想、玩世不恭、冷嘲热讽，对现实不满却又远离政治与社会运动，带着一种自命清醒的虚无主义，从不与强权对抗。——熊培云

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这种失控表现为，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熊培云

转型期中国人渐渐热衷于讨论政府如何对社会进行危机管理，事实上，同样值得思考的是：如何建立起一种制度文化，使社会能够充分自治，可以从容面对政府危机；能够在此危急中继续自由自我、自发自为地生活。——熊培云

一个社会对付腐败最重要的两个工具，一是透明的媒体，二是司法独立。如果这两个工具都是在官僚集团的控制之下，他们永远也不可能自砍手脚。——熊培云

归根到底，国家只是全体国民缔约产生的一个组织，是国民用以谋求幸福生活的工具。在此意义上，爱国主义者真正要做的不是忙于督促每个人去爱国家，而是要让国家能够爱每一个人。——熊培云

“爱国者”假定国家和自己永远正确，一方面当国家面临所谓“危机”时，“爱国者”会竭尽全力从外部或内部寻找敌人，并认定他们是所有罪恶的根源，将自己的责任一笔勾销，以此维护所谓的民族自尊与国家荣誉；另一方面，又会单方面赋予某些人以“爱国”责任，然后监督他们是否爱国或叛国。在此逻辑下，监督者永远爱国，而且指责别人越多，自己就越爱国。“寻找替罪羊”因此成了“爱国”者只赚不赔的买卖。——熊培云

只有尊重生命，才会有平等与文化的多样性；只有尊重生活，一切政治与社会变革才不至于凌空蹈虚，因主义放纵生活；只有尊重生态，人类文明才有可持续发展，不饮鸩止渴自我消灭。——熊培云

多数普通人被赋予一个具有高度意识形态色彩的集合名词——“人民”。这个名词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抹杀了公民间的个性差异，也遮蔽了单个公民所应有的一些权利。——熊培云

就宪政而言，物权与税收无疑是最重要的两块基石。如果说前者的作用在于确定哪些财产属于公民，那么后者的作用则为商定公民为购买政府提供的服务理应支付的价格。——熊培云

真正支配中国历史走向的却是一部“拆迁律”——这既包括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的“政治拆迁”，也包括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创造物的拆迁。——熊培云

承认个体的物权，归根到底就是承认个体自治的权利，并在此基础上拓展秩序，缔结坚实的社会之网，借此抵达更高的富庶与文明。——熊培云

从产权上说，属于任何人的东西也意味着不属于任何人——熊培云

当财产得不到真正的保护，人们对财产的占有就只能追求谁占得最多，而不是谁占得最久。——熊培云

说农民保护不了自己的土地，就像他们保护不了自己的选票一样。其潜在的逻辑是“有钱会使人变穷”，因为一个人有钱了会乱花掉。——熊培云

凡是对自己有利的改革措施，就大呼与国际接轨，仿佛不如此，就不能见容于世界；凡是对自己不利或要承担更多责任的改革措施，就拼命强调中国国情，仿佛不如此，就不实事求是。——熊培云

人类文明首先是自由行走出来的。当然，这不仅包括走出地理，同样包括走出禁忌、苦难与不公正。——熊培云

开放时代的居民可以通过居住地的自由抉择客观上使地方政府陷入关乎治理能力的竞争之中。——熊培云

不管民主是个好东西，还是个坏东西，民主首先得是个东西。如果民主连东西都不是，恐怕应该讨论的就不是民主的好坏问题，而是民主的真假问题。—熊培云

中国已经已经以及将要完成的历史，即是一部从“嬴政”走向宪政的历史——熊培云

当传统被视为信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传统中充满悖论。毕竟，信息有真有伪，它只追求传播，并不负责绝对正确。——熊培云

解构主义大行其道，对于今日中国来说，无疑是个积极的信号。从本质上说，它更意味着中国人获得了自己诠释生活的角度与权利。——熊培云

黑暗时代，“莫谈国事”不过是一个社会无力反抗时的“免战招牌”——熊培云

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这样，无论富有还是贫穷，人们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经营自己。——熊培云

一个不是靠大选产生的政权，必须不断通过政绩来重述其合法性。——熊培云

长期以来，中国重意识形态化政治教育，而轻公民教育，许多年轻人对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解，其实是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从这方面说，与其用观点劝说年轻人，不如让他们了解更多的史实。——熊培云

倘使我的生命中还有些美好的记忆，那绝不是因为国家对我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国家对我没做什么。——熊培云

八十年代群体争民主，波澜壮阔；九十年代是个体争自由，润物无声；而最近十年，则是社会与国家充分博弈的十年。中国人不断地从国家体制中抢回自己。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从主权到人权，从政治到生活，从官方话语的衰微到民间话语的流行，这实际上也是中国人重新发现社会的维度。——熊培云

如果说民主是“通过选择救济选择”，那么专制则是“通过真理救济真理”。两者虽然都是行动上的重复，但其意义却有着天壤之别。民主“以选择救济选择”，是在试错与纠错的基础上实现的，所以在骨子里是具有忏悔精神的。与此相反，“以真理救济真理”的可能结果却是，为了维护最初的真理的正确与威严，必须不断地制造新的真理，真理才因此具有某种原教旨主义气息。其一逻辑更像是，说了一个谎，必须用一千个谎来圆它。——熊培云

我在空间上远离了国家，在时间上找回了自己。——熊培云

只有奠基在接受信息自由基础之上，自由言论才更可靠，更真实，更全面。——熊培云

我不要天堂，我只要底线。因为没有底线，就没有自由。——熊培云

没有比生活更古老的过去，也没有比生活更高远的未来。——熊培云

文化不过是人类发明的一种工具，本无所谓“主体性”，即便有那也得首先满足人的主体性。而人的主体性，更决定于人的自我选择的权利。工具的主体性不能超越于人类的选择之上。——熊培云

一个社会的富庶，就在于我们有较多种的选择。——熊培云

一个人的完整权利，至少应该来自两方面的自治，一是思想自由，二是身体自由，而身体自由同样包括行动自由与审美自由。——熊培云

自由是一切价值的出发点，而平等则是个人或社会不断实现的过程，其目的仍是捍卫自由。——熊培云

论及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普世价值，实际上包括以下三层含义：首先是个体上的自由（人权），然后是群体中的平等（民主或公民权），惟其如此，才可能有博爱（人获取某种神性）——熊培云

能让知识分子安身立命者不外乎三样东西：知识、独立、对推进美好人生、社会进步与人类福祉的参与。——熊培云

革命者不但要建立一个新国家，而且要建立一个与传统割裂的“新社会”，以此表明革命的必要并展现革命的成果。——熊培云

体制化：“起初你讨厌它（监狱），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肖申克的救赎

当基层干部受到上级的“零上访”政策的折腾时，他们同样把这种折腾转移到另一些上访者身上。压力传递的过程因此变成了“弱者对弱者的欺凌”（鲁迅）。不同的是，这是“体制内弱者”对“体制外弱者”的欺凌，前者是相对弱者，后者是绝对弱者。——熊培云

法治政府不能简单理解为“政府依法治理公民与社会”，其更重要的一环是“公民与社会依法治理政府”。——熊培云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始于1991年的《城市房屋拆迁条例》，竟然会有“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的荒唐规定，就好比在战争年代里宣示“永不停战”——熊培云

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会制造并更换工具。之所以要更换工具，是因为任何工具在被交付使用时，同样会通过“具体使用方法”“奴役”人。——熊培云

人类既会毁于对过去的彻底遗忘，也会死于对未来的无端想象（或者恐惧）。——熊培云

如果在不同文明之间有冲突，也只是“不文明的冲突”。对于世界来说，最重要的是在不断的融合中消除“不文明”，而非将这个完整的世界像切西瓜一样分成两半，然后指着东边一半西瓜说，西边那半是你们的敌人。明眼人知道，如果这里真有“文明的冲突”，那也是发生在西瓜与握西瓜刀的那只手之间。——熊培云

因为中国的民主自由与西方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囿于对中国未来的期望与关爱，关于民主及其衍生物的批评时常无法展开—熊培云

我一直十分反感一些人做天下文章时言必称“我国”而非“中国”，一则这种立场可能不够客观，二则这些人的文章仿佛永远只是给中国人看的内参，而非公开出版物。——熊培云

发乎心灵的诗歌与音乐，会激起人们对爱与美的回忆与向往。它们一旦抵达内心，谎言织起的真理大厦顷刻间变得弱不禁风。—熊培云

文艺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为社会进步提供解决方案，而在于对人性之美的坚定的扶持。——熊培云

电影在我这里从来不只是一种艺术，更是思考现实的工具。——熊培云

所谓消极自由，说到底就是免于做什么事情的自由；而积极自由是可以做什么的自由。消极自由是“不说”的自由，而积极自由是“说不”的自由。——熊培云

如果我们笃定信奉某种主义，难免会变成主义的律师，时时为它做无罪辩护。——熊培云

人要为追求真理而献身，而不失为真理献身。——熊培云

三个独立：独立于威权与商业；独立于自己过去的荣辱；独立于民众。——熊培云

我们是要“自由的人生”，而不是“人生的自由”——熊培云

人人都知道享受并捍卫自己做爱的权利，不愿让别人给自己戴绿帽子，却又慷慨地将自己思考的权利拱手让给他人，一讲道理就会给自己带上几顶“某某教导我们”“某某说过”的红帽子。——熊培云

你不能决定太阳几点升起，但能决定自己几点起床。——熊培云

熊先生，你好，

请谅解我冒昧地给你发邮件，我猜想你一定很繁忙。不过我想给你分享我自己小小的一点喜悦。可能你不记得了，去年我曾向你讨教过有关怎样投稿的问题，当时我之所以向你请教，是因为我特别渴望自己的思想和感受，能够印成铅字传播。当时我对写什么样的稿子，一无所知。不过我听了你的一个小小的建议，这个建议可能你也不记得了，你说我可以尝试把自己在网络上写过的文章，再补充的更加完整一些。

这几个月我一直坚持将自己的很多想法记录下来，不管是完整的，还是零星的，关乎生活，还是关乎政治的。我在《中国社会导刊》的随笔发表了三篇文章，我也试图给联合早报网寄信，被发在了早报网的读者来信中（写有关邓小平的内容）。这对于我来说，算是一个小小的喜悦，回想去年向你提出问题的时候，我是多么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够印成铅字，得到发表。只是现在的喜悦已经不是那时想象的那样，一来发表的媒体并不算好的，二来自从有文字印成铅字后，我开始考虑我的每一句话是否出自内心，是否不偏颇等一些更重要的问题，先前的喜悦被冲淡了。

不管怎么说，我要谢谢你（也要谢谢网络），你的文字对我影响很大，一是思想上的，二是笔锋上的。以至有时我会刻意地不用你的某些语言方式去进行写作，我希望能够拥有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文字，不过如今我所经历的仍有限，仍然很难克服在文章中去发出一些不切实际的长篇议论。

我已经大三了，还有一年即将毕业，在这个时候，我所焦虑的，是即将失去完完全全的、自由宽阔的阅读时间，我甚至没怎么考虑过工作之类的事儿，我不知道以后是否会为了生计，而消耗掉我大量的阅读精力。我想到的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事媒体，我大一时，便立志做一名记者。而你的经历，常常给我一些鼓励，其中这一段对我的印象最为深刻：

多少年后，我一定不会忘记，某年的某一天，我带着一个面包一瓶凉水，夹一把雨伞，在这座西部小城孤独的行走了六个小时后，对Fnac书柜的小姐说：我太累了，我几乎找遍了全城所有的书店也没有找到我心爱的“Jean Christophe”时的情景。（《寻访罗曼·罗兰》）

我是在寝室，凌晨两点左右读到这段话的，当时我躺在床上，背后是一盏台灯。

我们学校周围有很多卖报刊的地方，不过没有一家有《南风窗》出售，很多时候，我必须坐近一小时的车到市中心，去买这本杂志。我一直很渴望在某次回学校的公交车上，能碰上一位在车上读着《南风窗》或是《财经》的人，我会主动与他攀谈，可惜至今未能遇到。大多数时候，我只能和自己的内心交谈。

今晚不知怎么，我突然想向你写些什么。可能这个想法由来已久，也时不时的有这样的冲动。最近的一次冲动，可能是在我又一次看完《窃听风暴》之后，我也不能解释这究竟为什么。我觉得我的行为，就像电影《飓风The Hurricane 》里，那个给丹泽尔·华盛顿写信的黑人小伙子一样。我觉得我很幸运，我能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是我所喜欢的一种生活方式。

为此我会偶尔感到幸福。

祝熊先生安好。

赖捷

2007年5月20日凌晨4时

我已入籍思想国，那个《九三年》里蓝军司令戈万说的思想共和国，那个熊培云先生创建的思想国。

这里的人不会生绝对真理病，他们说“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

这里的人不会朝猜疑冷酷的方向走，他们说“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这里的人不会以国事为重，他们说：“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这里的人“通过知识寻求解放”，他们“年老而勿衰”，他们彼此皆兄弟，每个人都有一双认识知识的眼睛。前段时间，我已在思想国内小住，闻闻思想花，看看思想文，还有会会思想圆桌内到访的主人的好友。

柏拉图也会偶尔到访，他来打击思想国的幸福自由，他布道似的说：“一刻也不能没有领袖。”但是，他总要悻悻然回去。他可能碰到卡尔·波普尔跟他说：人类没有一劳永逸的真理；他可能碰到胡适跟他说：凡不承认异己者的人，就不配争自由、谈自由。

我很高兴，我找到了那么处地方，可以无所顾忌的容纳我，可以没有势利和阶层，作为思想国公民并不需要护照和身份证，只要你有人格；思想国没有国界，因为你的灵魂指引了你的方向。

我很高兴，我有了国籍，今天，我很高兴。

思想国公民 笑寒 感言

2005年12月31日 原文地址

哲哲：

大概是一个月前的事了吧，在一个网页上看到一篇文章：叫《杀人不偿命，欠债要还钱》，探讨死刑的存废问题，通读全文，感觉比以前读到的关于废止死刑的呐喊更有说服力，文中提到“死刑是一种灭绝希望的惩罚”，还引用了前贤先哲关于“未来之罪”、“公共杀人犯”等论述，来阐明死刑的负面效应和荒谬性，于我心有戚戚焉。也因此特别关注了一下作者的名字，文章正题下面标注源作者叫熊培云，当时正忙俗务，就将文章打印出来作了收藏，以备日后细读。

今天稍为闲暇，便想起熊培云这个名字来，便在网上搜索，想知其人渊源，搜索引擎简单告诉我： 熊培云. 搜狐评论专栏作家，毕业于南开大学 、巴黎索邦大学。《南风窗》驻欧洲记者。又见其博客链接，有文：“我看胡适鲁迅启蒙及民族主义”、“谁是新青年”等，内容涉及政论、文化、法律等诸多方面，其文倡导自由、民主、宽容，引用胡适的话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还有：“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要大家容忍异己的意见和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等关于自由的论述，我以前对胡适的了解并不深，现在则感叹近一百年前的人，会有这样的见识，更悲叹今日之社会，比斯时又有何进步？不想大师一语成谶，如今依然是“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依然“……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

其实我想，大凡文章，都多少会有将自己思想强加于他人之嫌，即使是鼓吹民主自由、呼吁异己思想存在的，不也是想给自己的读者“洗脑”以期他接受自己的观念吗？所以，讨论自由的悖论总是无所不在，何谓真自由，如何真正做到尊重别人的自由，允许别人有自己的意见与信仰，我想终人类文明之终，亦难解决。

但亦不妨“察纳雅言”，只要擦亮自己的眼睛，明白没有谁能自封为绝对真理的拥有者，明白“只有‘世上没有绝对真理’这句话才是绝对真理”，我们的思想就可以能在自由王国里快意翱翔，我们就可以认识到自己思想的价值与可贵。

在中国，民众的悲哀在于已经没有了自己的话语权，沉默也就沉默吧，但又有人剥夺他们不说话的自由，以“民众的代言人”的身份，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去阐释政治、经济、文化，诱导民众走向绝望，他们就是所谓的中国主流知识精英——丧失良知、令人发指的一群人。 他们知道，“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是个坏公民”，他们害怕我们是个好的怀疑主义者，他们希望我们去看“风月宝鉴”的正面，但身置这样的社会之中，看正面意味着你思想的行将死亡。

正是出于以上目的，把熊培云的文章介绍给你，他是一个“温和”的民主与自由主义者，一个启蒙主义者，文章中少有漫骂与诋毁，他的文章是开放性的，强调个体思想的宝贵，我喜欢这样的人，这个社会需要这样的人，这个社会需要不断的启蒙，我认为“启蒙”是一对矛盾，就是一方要启，另一方要蒙，而蒙的力量总是大于启的力量，民众总是受蒙蔽。中国照现在的模式发展，即使民富国强，人民也不会有幸福，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自由。

看他的文章在BAIDU搜索即可。

祝好。

Yours Zippo 匆草于2005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