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2009年10月31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杭州市，著名航天科学家，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

钱学森于1911年12月11日在上海市出生，是家中独子，祖籍浙江省杭州市。父亲钱均夫（名家治，1882-1969）是浙江杭州一没落丝商第二子，少小就学于当时维新的杭州求是书院，曾到日本学习教育、地理和历史专业。母亲章兰娟是当时杭州富商的女儿。

1914年，钱均夫到北京民国政府教育部任职，未满3周岁的钱学森随父母迁居北京。幼时的钱学森天资聪颖，颇有悟性，记忆力也很强，3岁就能背诵百首唐诗宋词以及《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蒙学读物的内容，同时还能心算加、减、乘、除。

钱学森曾先后上蒙养院（幼儿园）和入读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附小。1923年9月，钱学森进入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校附属中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习。在良好的家庭熏陶下，钱学森自小就显示善于学习的潜质。中学时，受进步知识分子影响钱学森逐渐认识到启蒙新民、教育救国的重要性，全人格教育思想兴起，为钱学森的全面成长打下基础。

1929年9月，钱学森考入上海国立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攻读铁道机械工程专业。1930年暑假，因感染伤寒及体弱，休学一年。借此机会，他接触到科学社会主义，他先后阅读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布哈林的《唯物论》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1931年9月，钱学森回到学校上大二，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接触到共产党相关的组织。1932年1月，日本进攻中国的“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他积极参加交大学生的抗日活动。在大三学习期间，钱学森喜好音乐还曾加入了交大的管弦乐队。

1934年7月，钱学森以国立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1934年夏，钱学森参加了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考试，其中“航空门（机架组）”名额只有一个，而来自全国各地参加考试者都是各校学业优秀的毕业生，最终钱学森以航空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开始涉足航空工程领域。为了在留美之前补习一些航空相关知识，钱学森在空气动力学王士倬教授的指导下，先后前往杭州笕桥的中央飞机制造厂、南昌第二航空修理厂、南京第一航空修理厂、上海海军制造飞机处等地进行为期一年的实地考察和进修。1935年夏天，钱学森前往清华大学参观并见到王士倬和王助两位导师，导师不仅引导钱学森重视航空工程实践和制造工艺的探讨，而且非常注意让即将留学海外的钱学森全面了解中华文化，提升对祖国的热爱之情。1935年8月，钱学森赴美启程前和同学说：“现在中国政局混乱，豺狼当道，我到美国去学技术是暂时的，学成之后，一定回来为祖国效力。”

1935年9月至1936年夏，钱学森就读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仅一年就获得了航空工程硕士学位。1936年秋，前往加利福尼亚州拜访世界力学大师冯·卡门（von Karman）教授，并于1936年10月转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在冯·卡门指导下，钱学森钻研现代数学、偏微分方程、积分方程、原子物理、量子力学、统计力学、相对论、分子结构、量子化学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理论。同时，遍阅各国有关空气动力学的最新文献，掌握该门科学的全貌。他每天学习和工作达十几个小时，白天一半时间看书，一半时间讨论，晚上接着继续研究。同年，钱学森参加马林纳领导的火箭研究小组，在冯·卡门指导下，与马林纳等一起研究火箭发动机的热力学问题、探空火箭问题和远程火箭问题等，并参与了美国早期用可储存液体推进剂的几种试验性探空火箭和后来的下士导弹研制工作。

1938年，钱学森与冯·卡门合作进行的可压缩流动边界层研究，形成了《倾斜旋转体的超音速流》一文，揭示了即使一个运动的热体与外界冷空气在某一飞行马赫数时有相当的温度差，对物体的冷却仍逆变为加热。这是由于空气受压缩，温度升高和边界层传热率增加的结果。钱学森和冯·卡门给出了发生这种逆变的马赫数计算公式。同年冬天，钱学森和马林纳还扩充了原来由史密斯和马林纳进行的探空火箭性能研究。在《航空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探空火箭(特别是有关连续脉冲式推进的)飞行分析》的论文，找到了一些飞行计算问题的数学解。

1939年，美国科学院接受了冯·卡门的建议，在加州理工学院设立了火箭研究中心。同年6月，钱学森以《高速气体动力学问题的研究》等四篇博士论文获得航空、数学博士学位。

1938年7月至1955年8月，钱学森先后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助教、讲师、副教授，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副教授、教授，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教授和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等职，继续从事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和火箭、导弹等领域的研究。

1939年，钱学森获博士学位后，先后在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担任研究员。冯·卡门率先提出高超声速流概念，又由钱学森科学证明了这个概念，其为飞机早期克服热障、声障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国际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此，钱学森的名字传遍世界。钱学森在美国留学工作期间，与导师冯·卡门共同完成的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研究课题和建立的“卡门-钱近似”公式，使他在28岁时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独立完成的《关于薄壳体稳定性的研究》，使他在航空技术工程理论界获得很高声誉。他提出的火箭与航空领域中的若干重要概念、超前设想和科学预见，尤其是执笔撰写的有关美国战后飞机和火箭、导弹发展展望的报告，奠定了他在力学和喷气推进领域的领先地位。1939年6月，完成了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论文工作，论文为《高速气动力学问题的研究》等4篇，取得航空和数学博士学位后，任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的助理研究员。同年，钱学森发表了关于可压缩液体二维亚声速流动的研究结果。

从1940开始，钱学森与冯·卡门合作，对飞机金属薄壳结构非线性屈曲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包括外部压力所产生的球壳的屈曲，结构的曲率对于屈曲特性的影响，受轴向压缩的柱面薄壳的屈曲，有侧向非线性支撑的柱子的屈曲，以及曲度对薄壳屈曲载荷的影响等。1942年，钱学森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都取得了相当成绩，同时由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事科学研究的需要，暂时放松了对外国人的限制，他得以参加机密性工作。同年，美国军方委托加州理工学院举行喷气技术训练班，钱学森是教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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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美国陆军得知德国研制V-2火箭的情报，遂委托冯·卡门教授领导，大力研究远程火箭。美国原始型的“下士”式导弹的设计，钱学森负责理论组，把林家翘、钱伟长也请来，进行弹道分析、燃烧室热传导、燃烧理论研究等工作。同时，钱学森兼任航空喷气公司（Aerojet Company）技术顾问。

1945年，加州理工学院提升钱学森为副教授。在冯·卡门被空军聘为科学咨询团团长的时候，他提名钱学森为团员。同年5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钱学森随科学咨询团去欧洲，考察英、德、法等国的航空研究，特别是法西斯德国的火箭技术发展情况。

1946年暑期，冯·卡门教授因与加州理工学院当局有分歧而辞职，作为冯·卡门的学生，钱学森也离开加州理工学院，重返麻省理工学院任副教授，专教空气动力学专业的研究生，并开始将稀薄气体的物理、化学和力学特性结合起来研究的先驱性工作。同年，钱学森与郭永怀合作，完成重要论文“二维可压缩亚、超声速混合流和上临界马赫数”，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

1947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聘任钱学森为终身教授。

随着钱学森在近代力学和喷气推进领域科学研究中能力提升和高水平研究成果论文的陆续发表，他成为当时有名望的科学家，并获得学术荣誉称号和美国媒体的关注。1948年12月14日，《洛杉矶时报》刊文：“钱学森博士，38岁，中国人，曾是加州理工学院学生及加州理工学院学术委员会成员。杜布里奇博士宣布钱学森博士将会领导帕萨迪纳研究中心。同日《纽约时报》报道：“现任麻省理工学院空气动力教授的钱学森博士，已被选为加州理工学院的戈达德教授。”

1947年9月17日，钱学森与蒋英在上海结婚。同年9月26日，前往美国波士顿安置新家。1948年，祖国解放事业胜利在望，钱学森开始准备回国，为此，他要求退出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1949年5月20日，钱学森收到美国芝加哥大学金属研究所副教授研究员、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美中区负责人葛庭燧写来的信，同时转来1949年5月14日曹日昌教授写给钱学森的信，他加紧了回国的准备。1949年秋，钱学森从麻省理工学院回到加州理工学院就任喷气推进技术教授。1950年7月，美国政府决定取消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理由是他与威因鲍姆有朋友关系，并指控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员，非法入境。钱学森这时立即决定以探亲为名回国，准备一去不返，但当他一家将要出发时，钱学森被拘留起来，两星期后虽经同事保释出来，但继续受到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调查局特务的监视，滞留达5年之久。

美国军方不放钱学森回国，海军部副部长甚至威胁说：“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中国去。”1950年9月7日，美国司法部移民规划局非法拘留了钱学森，并把他关押在洛杉矶以南特米洛岛的拘留所里。探照灯24小时对准他，不让他获得休息，每隔十分钟就有一个士兵要打开铁门，伸头查看他有没有逃走。被拘禁15天后，加州理工学院院长和钱学森的导师等人凑齐了一万五千元美金将他保释出狱，出狱当天，蒋英来到特米洛岛接钱学森回家，到家后发现钱学森失声，无法说话，体重15天之内掉了15千克。经过休养，钱学森的失声得到康复，但他不能从事之前的研究，必须每月向洛杉矶移民局汇报行踪。1953年，在美国政府迫害钱学森的几年中，除了教书外，他仍未放弃学术研究。当年，他正式提出物理力学概念，主张从物质的微观规律确定其宏观力学特征，并开拓了高温高压的新领域。

1954年，钱学森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工程控制论》一书在美国出版。

至1955年，钱学森被美国政府无端软禁、扣留已达五年。其间钱学森陆续从报纸上读到中美两国谈判双方侨民归国的问题，特别是美国报纸宣称“中国学生愿意回国者皆已放回”，钱学森决定请求中国政府给予帮助，他向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写信，报告自己被美国拘留、有国难归的困境。为了把这封信准确“发射”到陈叔通手中，钱学森经过精心考虑，让蒋英在信封上用左手模仿儿童笔迹写妹妹收信地址，以使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认不出是蒋英的笔迹。随后钱学森和蒋英来到一家商场，钱学森在门口等待，蒋英进入商场，特工就等在商场之外。蒋英看周围无人注意把信投进商场的邮筒。这封信躲过了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安全到达比利时。蒋英的妹妹蒋华收到信件之后，立即转寄给在上海的钱学森父亲钱均夫。钱均夫马上寄给北京的老朋友陈叔通。陈叔通当即转交周恩来总理。这一系列的转寄，都安全无误。周恩来深知钱学森这封信的重要，令外交部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进行中美大使级谈判的中方代表王炳南，并指示：“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1955年6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前夕，美方想利用会谈的机会，赎回在朝鲜战争期间被俘获的军事人员。美国总统、国务卿等出面，多次同有关部门沟通协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误判使事情最终出现转机，他认为：“（经过五年的滞留），钱学森掌握的信息已不再有多高价值了。现在看来，他（钱学森）那个时候掌握的涉密信息可能被最新研究所超越，并且这些信息在苏联阵营看来也可能成为基本常识。”因此，在1955年6月中旬，美方最终同意钱学森回国的原则意见。

1955年8月5日，在中国政府交涉下，钱学森收到美国司法部移民规划局的信件，被告知可以离开美国。同年9月17日，洛杉矶晨报上印着特大号字标题“火箭专家钱学森返回红色中国”。在码头上面对媒体记者和赶来送行的朋友们，钱学森说：“我将尽我所能帮助中国人民建设一个幸福而有尊严的国度。”

1985年初，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基沃思访华，并向钱学森转达：美国政府准备授予他美国科学和工程领域的最高荣誉—美国国家科学奖。如果钱学森去美国接受这项荣誉，他可以保证至少副总统会出席，并亲自为他颁奖。如果钱学森不愿意去美国领奖，美国可以派美国科学院院长普雷斯来中国授予奖项。当时钱学森身体健康，可以乘机出访，但他答复：“这是美国佬耍滑头，我不会上当。当年我离开美国，是被驱逐（deport）出境的，按美国法律规定，我是不能再去美国的。美国政府如果不公开给我平反，今生今世绝不再踏上美国国土。”钱学森还表示：“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

中国科学院派来接他们的朱兆祥并在广州参观。经过上海、杭州，最后到达北京。随后钱学森去往东北工厂、农村走访，特别是参观飞机制造厂等。1955年11月，钱学森和钱伟长合作筹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1956年1月5日，力学所正式成立，钱学森任第一任所长，直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钱学森倡议下，中国力学学会在1957年正式成立，钱学森被推举为第一任理事长。1958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讲授星际航行概论和物理力学。

毛泽东主席设宴招待政协全体委员，并特别安排钱学森同自己坐在一起并谈话。钱学森全身心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建设事业。1959年，经杜润生、杨刚毅介绍，钱学森加入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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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40年代导弹研制初期，钱学森就意识到导弹日益增长的重要性，需要一种他称之为“喷气式武器部”的新机构，用新的军事思想和方法专门进行研究。新中国国防建设的需要，为他实现这一预见提供了历史机遇。刚刚回国的钱学森参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时，院长陈赓大将专程从北京赶回哈尔滨与他见面，陈赓问钱学森的第一句话是：“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陈赓大将说：“就要你这句话。”该次谈话，决定了钱学森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1955年12月27日，时任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指示万毅，详细地听取钱学森关于如何发展中国火箭导弹技术的意见。1956年2月17日，在周恩来总理鼓励下，钱学森向国务院书写关于《建立中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当时因保密，用“国防航空工业”一词代表火箭、导弹和后来的航空航天技术）。《意见书》提出：“健全的航空工业，除了制造工厂之外，还应该有一个强大的为设计服务的研究及试验单位，应该有一个作长远及基本研究的单位。自然，这几个部门应该有一个统一领导的机构，作全面规划及安排的工作”。《意见书》提出中国“国防航空工业”的组织草案、发展计划和具体步骤，并列出建议调来做高级技术工作的21人名单，包括任新民、罗沛霖、梁守槃、胡海昌、庄逢甘、罗时钧、林同骥等。钱学森的《意见书》立即引起中央重视，1956年3月14日，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中央军委会议研究决定，由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和钱学森等筹备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委员会下设立：设计机构、科学机构、生产机构。1956年4月13日，国务院成立以聂荣臻元帅为主任的航空工业委员会（对外不公开），钱学森被任命为委员。

1956年春，周恩来总理领导数百名科学技术专家制定新中国第一个长期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其中由钱学森主持、王弼、沈元、任新民等合作完成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撰写。钱学森等在该项说明书中指出：喷气和火箭技术是现代国防事业的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是喷气式的飞机，一方面是导弹，没有这两种技术，就没有现代的航空，就没有现代的国防。力争在12年内使中国喷气和火箭技术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并接近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以满足国防的需要。1956年5月10日，聂荣臻元帅提出《关于建立中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并且建议“航空工业委员会”下设立导弹管理局，钱学森任总工程师；建议成立导弹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钱学森很快受命负责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956年10月8日，聂荣臻元帅亲自主持五院成立仪式。当天新中国156名大学毕业生进行导弹专业教育训练班的开课，钱学森主讲《导弹概论》。这批受训的大学生，后来成为中国火箭、导弹与航天技术队伍的骨干。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命令，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任院长。从此，在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直接领导下，钱学森成为新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技术领导人。1957年11月16日，周恩来总理任命钱学森兼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院长。

1958年5月29日，聂荣臻元帅同黄克诚、钱学森一起部署了中国第一枚近程导弹的制造工作。1960年11月5日，在聂荣臻元帅现场亲自指导下，以张爱萍将军为主任，孙继先、钱学森、王诤为副主任的试验委员会，在中国酒泉发射场成功地组织中国制造的第一枚近程导弹的飞行试验。1964年6月29日，钱学森作为发射场最高技术负责人，同现场总指挥张爱萍一起组织指挥中国第一枚改进后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飞行试验。1966年10月27日，遵照周恩来总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指示，钱学森协助聂荣臻元帅，在酒泉发射场直接领导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飞行试验，导弹飞行正常，原子弹在预定的距离和高度实现核爆炸，标志着中国开始拥有自卫的导弹核武器，也标志着《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规定的“1963-1967年在本国研究工作的指导下，独立进行设计和制造国防上需要的、达到当时先进性能指标的导弹”任务的提前完成。第二天（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报道了这一重大事件：“一位15年中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项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弄。1950-1955年的5年中，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早在1953年，钱学森就研究了星际航行理论的可行性。195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筹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以及卫星探测仪器和空间物理的设计、研究机构。

1960年2月，钱学森指导设计的中国第一枚液体探空火箭发射成功。

196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由竺可桢、裴丽生、钱学森、赵九章领导的星际航行委员会，负责组织制定星际航行发展规划，安排预先研究课题。1965年1月8日，钱学森正式向国家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定中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他指出：“自从苏联1957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以来，中国科学院及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对这项新技术就有些考虑，但未作为研制任务。现在看来，人造卫星有以下几种已经明确的用途：测地卫星，通信及广播卫星，预警卫星，气象卫星，导航卫星，侦察卫星。重量更大的载人卫星在国际上的应用，现在虽然还不十分明确，也得有所准备。现在中国弹道导弹已有一定的基础，现有型号进一步发展，即能发射100千克左右重量的仪器卫星。这些工作是复杂艰巨的，必须及早开展有关的研究、研制工作才能到时拿出东西。因此建议国家早日制定中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列入国家任务，促进这项重大的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央专门委员会于1965年5月4日、5日召开的第12次会议和8月9日、10日召开的第13次会议，原则批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规划方案，以及争取在1970年左右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设想。

在“文化大革命”内乱年代，钱学森协助周恩来总理，为领导人造卫星研制计划的正常进行，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譬如，由于动乱“长征一号”试车无法进行。1969年7月17日、18日、19日和25日，周恩来总理连续4次召开会议，解决二级和三级地面试车问题，委派钱学森协同七机部军管会副主任杨国宇全权处理有关试车事宜，从而得以在8月22日取得试车成功。1970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任新民、戚发轫等在酒泉卫星发射场组织实施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工作。1970年4月24日，重量为173千克的中国“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同年“五一”节晚上，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钱学森、任新民等卫星工程研制代表。1970年6月至1987年7月，钱学森先后担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他参与组织实施中国导弹航天技术领域重大型号研制和发射试验，并开始从更高层次思考其他领域诸多重大科学和技术问题，提出许多创新、超前的思想。1971年3月，钱学森组织完成“实践一号”卫星发射试验，首次获得中国空间环境探测数据，为中国研制应用卫星、通信卫星积累经验。1972年至1976年，钱学森参与组织领导运载火箭和洲际导弹研制工作，提出建立导弹航天测控网概念；领导设计制造中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组织启动远洋测量船基地建设工程；指挥成功发射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前苏联之后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

1980年5月、1982年10月、1984年4月钱学森先后参与组织领导中国洲际导弹第一次全程飞行、潜艇水下发射导弹和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发射任务，实现中国国防尖端技术的全面突破。

钱学森在中国航天事业创建、发展过程中，一直强调协同攻关、总体设计，并将其应用于社会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之中，做到了身体力行、创新发展。在他带领下，广大航天科技人员“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铸就航天精神，成为中国航天事业成功的基石。钱学森提倡集思广益，推进学术协同发展。

1982年，钱学森卸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晚年，钱学森仍然潜心学术研究，在构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过程中，凝聚一大批不同领域、不同学科、不同研究专长的专家学者，共同推动和促进学术协同创新与发展。他继续潜心研究的工程控制论、系统工程理论，广泛应用于军事、农业、林业乃至社会经济各个领域的实践活动。他把握信息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积极倡导信息技术研究应用和信息产业发展。

钱学森是位嗜书、喜静、乐观的老人，耄耋之年虽常年卧床，但他安之若素，从未抱怨生活质量不高。同时，他的思考并未停止，晚年不仅发出了“钱学森之问”，还倡议组建国家总体设计部，建议大幅缩短学制，在诸多领域，提出了相当富有远见的新论述。他的思考并不局限在航天领域，许多战略思考是跨时代跨领域的。

20世纪80年代初，钱学森从一线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便开始关心钻研沙产业、草产业理论，此后16年里，钱学森写了47封涉及沙草产业内容的信件。

1993年11月8日，钱学森将自己收到30万港币捐款转交沙漠治理专家刘恕，促进沙产业发展基金筹备组随即成立。1994年9月27日，在钱学森积极倡导下，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促进沙产业发展基金，在北京正式成立。1995年4月14日，钱学森委托秘书王寿云、涂元季将所获得的“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奖金100万港元全部捐给促进沙产业发展基金会。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1月1日，钱学森的灵堂设在航天大院的家里，前去吊唁的人络绎不绝。11月6日，钱学森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等前往送别，数千各界民众也自发前往。

钱学森在应用力学的空气动力学方面和固体力学方面都做过开拓性的工作。与冯·卡门合作进行的可压缩边界层的研究，揭示了这一领域的一些温度变化情况，创立了卡门-钱学森方法。与郭永怀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

钱学森在空气动力学及固体力学方面做了开拓性研究，揭示了可压缩边界层的一些温度变化情况，并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53年，钱学森正式提出物理力学概念，主张从物质的微观规律确定其宏观力学特性，开拓了高温高压的新领域。

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初期，钱学森在火箭与航天领域提出了若干重要的概念：20世纪40年代，提出并实现了火箭助推起飞装置（JATO），使飞机跑道距离缩短；1949年，提出了火箭旅客飞机概念和关于核火箭的设想；1953年，研究了行星际飞行理论的可能性；1962年，提出了用一架装有喷气发动机的大飞机作为第一级运载工具，用一架装有火箭发动机的飞机作为第二级运载工具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概念。

钱学森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实验，参与制定了中国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

工程控制论在其形成过程中，把设计稳定与制导系统这类工程技术实践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钱学森本人就是这类研究工作的先驱者。

1946年，钱学森将稀薄气体的物理、化学和力学特性结合起来的研究；1953年，他正式提出物理力学概念，主张从物质的微观规律确定其宏观力学特性，改变过去只靠实验测定力学性质的方法，节约了人力物力，并开拓了高温高压的新领域。1961年他编著的《物理力学讲义》正式出版。1984年钱学森建议，把物理力学扩展到原子分子设计的工程技术上。

钱学森将中国航天系统工程的实践提炼成航天系统工程理论，在20世界80年代初期提出国民经济建设总体设计部的概念，坚持致力于将航天系统工程概念推广应用到整个国家和国民经济建设，并从社会形态和开放复杂巨系统的高度，论述了社会系统。任何一个社会的社会形态都有三个侧面：经济的社会形态，政治的社会形态和意识的社会形态。钱学森从而提出把社会系统划分为社会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和社会意识系统三个组成部分。相应于三种社会形态应有三种文明建设，即物质文明建设（经济形态）、政治文明建设（政治形态）和精神文明建设（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应是这三种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从实践角度来看，保证这三种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就是社会系统工程。从改革和开放的现实来看，不仅需要经济系统工程，更需要社会系统工程。

钱学森站在科技发展的前沿，提出创建思维科学（noeticscience）这一科学技术部门，把20世纪30年代中国哲学界曾议论过，有所争论，但在当时条件下没法讲清楚的主张，科学地概括成为思维科学。比较突出的贡献为：

1、钱学森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创建思维科学技术部门，认为思维科学是处理意识与大脑、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的科学，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大部门。推动思维科学研究的是计算机技术革命的需要。

2、钱学森主张发展思维科学要同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的工作结合起来。他以自己亲身参予应用力学发展的深刻体会，指明研究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应以应用力学为借鉴，走理论联系实际，实际要理论指导的道路。人工智能的理论基础就是思维科学中的基础科学思维学。研究思维学的途径是从哲学的成果中去寻找，思维学实际上是从哲学中演化出来的。他还认为形象思维学的建立是当前思维科学研究的突破口，也是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的核心问题。

3、钱学森把系统科学方法应用到思维科学的研究中，提出思维的系统观，即首先以逻辑单元思维过程为微观基础，逐步构筑单一思维类型的一阶思维系统，也就是构筑抽象思维、形象（直感）思维、社会思维以及特异思维（灵感思维）等；其次是解决二阶思维开放大系统的课题；最后是决策咨询高阶思维开放巨系统。

钱学森提出用“人体功能态”理论来描述人体这一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研究系统的结构、功能和行为。他认为气功、特异功能是一种功能态，这样就把气功、特异功能、中医系统理论的研究置于先进的科学框架之内，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起了作用。在钱学森指导下，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于1984年开始对人体功能态进行研究，他们利用多维数据分析的方法，把对人体所测得的多项生理指标变量，综合成可以代表人体整个系统的变化点，以及它在各变量组成的多维相空间中的位置，运动到相对稳定，即目标点、目标环的位置。他们发现了人体的醒觉、睡眠、警觉和气功等功能态的各自的目标点和目标环。这样，就把系统科学的理论在人体系统上体现出来了，开始使人体科学研究有了客观指标和科学理论。

钱学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科学的社会科学）的最高概括，钱学森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归纳为十个紧密相联的科学技术部门。这十大科学技术部门的划分方法，正是钱学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系统论对科学分类方法的又一创新。

截至1955年回国前，钱学森是享誉世界的科学家，被美国科学界视为继冯·卡门之后空气动力学领域的第一权威。在美国学习、工作期间，钱学森总共发表了51篇论文著作。部分论文写作时正值世界航空技术从低速走向高速以及航天技术从无到有的阶段，钱学森解决了其中一系列关键问题，包括空气动力学、壳体稳定性、火箭弹道和发动机分析等。博士毕业后，钱学森又发表了不少具有高度战略性和开创性的文章，包括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正是这些论文奠定了钱学森在国际学术界的顶级地位。

截至2009年10月，钱学森回国后已发表论文500余篇；1956年2月，给国务院写了关于《建立中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由钱学森主持，在王弼、沈元、任新民等的合作下完成了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的规划；1978年9月，发表了《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论文，对运筹学、系统工程和系统分析科学活动在中国的繁荣，产生了影响；1982年，《论系统工程》出版发行。

在20世纪50年代—90年代间，钱学森写的文章全部发表在中国的期刊杂志上，有《力学学报》《物理通报》《哲学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中国社会科学》等，其部分论著如下：

钱学森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对待科学实事求是。他向来尊重科学规律，坚持以学术本身作为判断学术是非的标准，尤其对具有挑战性、批判性创新观点的年轻学者更是大力扶植、积极勉励。他大力提倡学术民主，反对学术专权，敢于挑战权威。他一直坚持学术标准和科学规范，对待科学问题一向严谨、严肃、严格。他始终紧跟科学技术发展步伐，成为科学技术前沿的开拓者，保持着一位杰出科学家崇高的学术操守和价值追求。钱学森一直紧跟科技前沿，科学追求终生不渝。他数十年如一日，“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跟踪世界科技发展前沿，保持着对科学技术的高度敏感性。

20世纪80至90年代，钱学森担任中国科协领导期间，积极践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战略思想，开创、推动面向企业的“讲理想、比贡献”竞赛活动，引导企业科技工作者把振兴中华的理想与企业发展目标和个人理想有机结合起来，促进群众性技术创新活动蓬勃开展；积极推动科技兴农活动，倡导发展沙草产业，支持开展多种形式的送科技下乡活动，帮助农民依靠科学技术脱贫致富；倡议设立“中国科协青年科技奖”（1994年更名为“中国青年科技奖”），促进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培养造就了一批优秀的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他主持成立中国科学技术讲学团，倡导学科交叉融合，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支持编纂出版《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充分发挥科协组织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高度重视科协工作的理论研究，推动理顺科协管理体制，加强科协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为发挥好科协组织横向联系广泛、组织网络健全的独特优势，促进科学技术的繁荣发展和普及推广、促进科技人才的成长和提高，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始终不辍耕耘，科学思想活跃，驰骋在自然科学领域，同时对社会科学研究也投入了很大精力。他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用以指导研究工作，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点上，诸如系统工程与系统科学、思维科学、科学技术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研究领域，作出了许多开创性贡献。

钱学森重才育才，致力航天人才队伍建设。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才成为最稀缺的资源，而在代表科学技术最高水平的国防航空工业领域尤为突出。钱学森以渊博学识和师表情怀，通过亲自为大学生和青年科技人员讲授“导弹概论”“星际航行概论”课程，作为主要负责人开办力学研究班，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导弹航天和力学专业人才。他提携专家型帅才，着力培养领导型将才，包括孙家栋、王永志在内一大批科技领军人才。中国航天事业由此形成了一支年轻化、梯队化、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钱学森提出的大成智慧教育思想着眼人的全面发展和国家长远发展，饱含人文情怀和战略眼光，理论内涵和现实指向都对国家科教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钱学森关心人才事业，强调促进中国的科学技术业迅速发展，“关键在于培养人才，在于参与者的素质”。参与者除了“要有一种为振兴中华无私奉献的精神”，还要“有一种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要能够根据中国国内外市场变化发展的需求，不断研究新技术，开发新产品，进行新的协调与合作，作出新的决策。要“坚持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归根结底，在于“创新”。

钱学森告诫学生，科学上不能有一点失误，小数点错一个，打出去的导弹就可能飞回来打到自己。钱学森曾在黑板上给学生写下“严谨、严肃、严格、严密”几个大字，这是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他学术精神的体现。

1955年11月，钱学森和钱伟长合作筹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1956年1月5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正式成立。

1958年，中国科学院一些研究所的科学家倡议创办一所培养尖端科技人才的新型大学，钱学森作为倡导者之一，该建议很快得到中央批准，钱学森与郭永怀等筹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力学和力学工程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建时，钱学森与郭永怀领导化学物理系的创建工作。创建过程中，钱学森连教研室主任、主要任课教师等都亲手聘任，还为力学系招生撰写介绍文章《力学的现状及其发展方向》，并参与讨论课程体系与教学计划等。

钱学森在力学系的教育实践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亲自制定教育、教学计划。他坚持教学内容理与工的结合，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他指明，在业务方面对学生的培养目标应类似于“研究工程师”，即有科学研究能力的工程技术人才。为了达成这一培养目标，他使课程设置有利于学生打好坚实而又宽厚的基础。既包含科学理论方面的基础，也包含如工程制图，工程设计等方面的实用技能。强调知识结构应当像“金字塔”，这样才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与空间，才有利于知识创新与科技创新。为了让学生打好基础，除了策划科学的，有远见的课程配置之外，另一个举措就是聘请科学家为学生授课；

二是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原则，提倡学生从低年级起就开始科研实践。

1958年，钱学森与郭永怀等确定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力学和力学工程系设立高速空气动力学、高温固体力学、化学流体力学、土及岩石力学等专业。

1944年，钱学森在组织研究生教学时，编著了教材《喷气推进》。

1961年，钱学森在美国时用英文写成的《物理力学讲义》被译成中文并正式出版，并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专用教材用于教学工作。

20世纪60年代钱学森在中国科技大学任教期间，编著了《火箭技术概论》。

1956年10月，钱学森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仪式上，为156名大学毕业生进行导弹专业教育训练班开课，并主讲“导弹概论”课程。

1961年—1962年，钱学森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58、59级学生主讲“火箭技术导论”课程，听课人数达到400多人，每周一次，每次三小时；1962年，为化学物理系58级学生主讲“物理力学”课程。

钱学森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开设并讲授“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课程；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合办“力学培训班”讲授“水动力学”课程。

钱学森于1963年，开始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招收、指导研究生，他和年轻同事一起草拟了物理力学专业研究生培养计划，从培养目标、研究方向、学习年限和时间分配、必修课程、学位论文、毕业论文、科学报告及讨论、教学实习、生产劳动等9个方面对物理力学专业研究生培养工作提出了要求。

截至2009年10月，钱学森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职任教期间，指导过的近代力学系中青年教师中有3人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授课的1958级、1959级、1960级近代力学系毕业生中产生了3名中国科学院院士、4名中国工程院院士、8名科技将军、350多位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钱学森指导培养的学生有航天部科研局原总工程师陈寿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高级工程师涂元季，工程热物理专家徐建中院士，物理学家郑哲敏院士，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崔季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尹协远，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张瑜，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教授黄吉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吴峰，控制科学专家黄琳院士，系统科学与数理经济学家王毓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孔祥言，国际宇航科学院通讯院士朱毅麟，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究员李颐黎，航天专家褚桂柏等。

钱学森的祖上为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镠，当代亦有众多政治家和学者出自这个家族，诸如钱其琛、钱正英、钱伟长、钱三强、钱复、钱穆等。

钱学森的父亲钱家治（字均夫，后以字行，1882-1969）。钱均夫曾就学于当时维新的杭州求是书院，后到日本学习教育、地理和历史。作为教育家和文史专家的钱均夫，曾任南京国民政府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文史馆馆员；钱均夫是一位非常负责的父亲。在钱学森幼年的知识启蒙里，是父亲首先向他开启人生与智慧之窗。钱学森后来常说：“我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父亲。”博学多才、谦恭自守的钱均夫，营造了家庭宁静的文化氛围与求实精神，对幼年钱学森的成长至关重要。

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1887-1935），是杭州富商的女儿，因其父很欣赏钱均夫的才华，便把她许配给钱均夫。章兰娟性格开朗热情，心地善良，聪颖过人，品学兼优，她的一言一行，给了儿子以规范，注入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她的计算能力和记忆能力极强，具有数学天赋，或许钱学森的天赋，就是来自母亲的遗传基因。

钱学森的父母对他的教育和培养不局限于读书，是全方位的，包括绘画、书法、音乐、歌舞、摄影、体育、手工制作等方面。钱均夫还帮助他建立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概念。父母从小就培养钱学森的德育，经常向他讲述品行端正、行善积德的做人道理，同时使他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钱学森小时候看书手不释卷，三餐亦不例外，夹菜就只夹近处的，书中写到细腻的母亲会“为之调动肴馔，俾其易口”。作为教育家的钱均夫深刻地认识到要培养“完善的人”，学校教育之外的家庭教育不可或缺，要亟须改变那种“子弟送入学校，责任即了”的观点。

钱学森的岳父蒋百里是民国时期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教育家，曾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袁世凯总统府一等参议，著有军事论著集《国防论》，逝世后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蒋百里知识渊博，是清末进步刊物《浙江潮》创刊人之一，他对少年钱学森的教诲，对钱学森爱国正气的养成有很大影响。

钱学森的夫人是蒋英，他们于1947年9月在上海结婚。蒋英是女高音歌唱家和声乐教育家，曾任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教研室主任；两人育有一子一女，儿子钱永刚长期从事计算机应用软件系统的研制工作，曾任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兼职教授、客座教授，西安市人民政府创新教育顾问等；女儿是钱永真。

钱学森一生做人有四条原则：不题词；不为人写序；不出席应景活动；不接受媒体采访。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与强盛而竭尽全力。”

“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块美元也不存。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我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

对于美国人给钱学森的荣誉，他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

“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

在荣誉面前，钱学森不居功、不自傲，始终坚持：“导弹航天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不是一两个人能搞成功的。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而我只是党领导下的这个集体中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

“难道搞科学的人只需要数据和公式吗？搞科学的人同样需要有灵感，而我的灵感，许多就是从艺术中悟出来的。”

“我认为今天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而是人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整个的知识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1987年，钱学森率中国科协代表团访问欧洲，第一站是英国，当时中国驻英国大使把钱学森请到使馆里，和当时留学英国的留学生座谈，钱学森深情地说：“鸦片战争近百年来，国人强国梦不息，抗争不断。革命先烈为了兴邦，为了炎黄子孙的强国梦，献出了宝贵生命，血沃中华热土。我个人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员，只能追随先烈的足迹，在千万艰难中，探索追求，不顾及其他。”

1991年10月16日，钱学森参加“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颁奖。这次颁奖仪式，获奖人只有钱学森一位，在颁奖仪式上，钱学森的获奖感言却让人吃惊。他说：“在今天这么一个隆重的场合，我的心情到底怎样？如果说老实话，应该承认我不是很激动，怎么回事？因为我这一辈子已经有了三次非常激动的时刻。”第一次激动是1955年回国，第二次激动是1959年11月12日，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第三次激动是中央组织部把我和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5个人作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

2005年7月30日，钱学森曾向温家宝总理进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1956年，钱学森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首任院长。随着导弹事业的发展，五院规模的扩大，院长的行政事务越来越多，比如连人员的住房分配，食堂和幼儿园的建设等都要亲自过问，这并非钱学森之所长，与此同时，又有大量技术问题等待他去解决和处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向领导提出，免去其院长职务。中央领导也注意到这种情况，果断决定，配备行政领导，解决行政、后勤事务，把钱学森从这些繁杂的事务中解脱出来，让他集中精力思考和解决技术问题。从此钱学森只任副职，由国防部五院副院长，到七机部副部长，再到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等，专司中国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技术问题。钱学森对这种安排十分满意。要不是工作的需要，他宁可什么“官”也不当。他常说：“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他从不爱出席什么开幕式、闭幕式之类的官场活动，只喜欢钻进科学世界，研究学问。他考虑的是科研工作，而不是自己因此会失去什么权力，降低什么待遇。该精神贯穿在他的一生之中。

钱学森忠诚于党的事业，执着于科学研究，献身于四化建设。他有名不图名，一生坚持不题词、不为人写序、不出席应景活动、不接受媒体采访，先后请辞院士等头衔达30多个；他有功不傲功，一贯反对别人称他为“导弹之父”“航天之父”，总是把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他姓钱不爱钱，把自己一生获得的数百万元巨额奖金，全部捐献出来，用于沙漠环境的治理。

钱学森从不讲究待遇，不讲索取，他回国几十年从不向组织谈及待遇，反而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多次主动要求降低待遇。作为前政协副主席，一直居住在归国时安排的一座普通公寓单元房，组织上几次要给他调换，每次他都婉言谢绝。

1933年，钱学森在国立交通大学机械系读三年级，金悫教授讲授水力学。水力学考试之后，老师在试卷上用红笔打上“√”或者“×”，然后发给学生，让学生校看，知道什么题答对、什么题答错，然后试卷再还给老师，老师在试卷右上角的分数栏里用红笔写上分数。

钱学森一看金悫教授发下自己的试卷上，全部都打“√”，意味着能拿100分。可是，钱学森仔细检查发现一个小错误：在一道公式推导的最后一步，把“Ns ”写成了“N”。于是钱学森立即举手，说明自己的错误，主动请求老师扣分。金悫教授一看，果真如此，于是给了钱学森96分。钱学森自己审视主动要求扣分，金悫赞赏他并保留了钱学森的试卷。即便在抗日战争辗转中，试卷仍存放在金悫教授的箱子里跟随他到了大西南。1980年，金悫教授把这份保存近50年的考卷捐给学校。

除了家庭环境的培养，学校的专业教育，名师的点拨之外，钱学森的个人选择也尤为重要。

钱学森1936年9月前往加州理工学院继续深造的选择，最初未能得到父亲钱均夫的认可。钱均夫在长期的教育实践过程中，认为国家积贫积弱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在工程上的不发达，因此希望儿子走工程救国道路，而科学理论的研究恰如传统文化中的经史子集，并不能改变中国落后的状况。钱钧夫曾在一封信中对钱学森说：“重理论而轻实际，多议论而乏行动，是中国积弱不振的原因，国家已到了祸燃眉睫的最后关头了，你不好好儿地在航空工程上继续研究，却要改头换面走上理论的途径，究竟年轻人的见识浅，而且也太见异思迁了。”而其时蒋百里到欧美考察，顺道看望世侄钱学森。钱学森向蒋百里谈及此事，获得了蒋百里的支持，蒋鼓励他继续深造。蒋百里回国后见到钱均夫，介绍情况赞同钱学森，钱均夫听到蒋百里的解释后，亦觉颇有道理，转变为支持的态度。

“钱学森作为加州理工学院火箭小组的元老，曾在二次大战期间对美国火箭研究作出重大贡献。他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天才，他的工作大大促进了高速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科学的发展。他的这种天资是我不常遇到的。我发现他非常富有想象力，他具有天赋的数学才智。人们都这样说，似乎是我发现了钱学森，其实，是钱学森发现了我。”（导师冯·卡门教授 评）

“钱学森对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和系统工程理论作出了重大开拓性贡献。”（1989年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 评）

“钱学森是有价值的中国科学家、美国火箭领域最有天分的科学家”。（《纽约时报》 评）

“钱学森是世界上最顶尖的火箭专家之一”、喷气推进领域“最热门的科学家”、“世界上最权威的火箭专家之一”、“美国培养的火箭天才”。（《洛杉矶时报》 评）

“钱学森是美国最优秀的火箭专家之一，他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时任美国海军部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 评）

“钱学森为美国科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时任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基沃思 评）

“钱学森是中国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和控制论学家，对火箭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对中国的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Qian Xuesen【Tsien Hsue-Shen】 was a prominent Chinese aerodynamicist and cyberneticist who contributed to rocket science and established engineering cybernetics.and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China's missile and space program）。（加州理工学院航空航天学院 评）

钱学森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是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中国政府网、新华网 评）

“美国人把钱学森当成5个师，在我看来，对我们说来钱学森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毛泽东主席 评）

钱学森同志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几十年来，他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仰、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对党的高度忠诚，不论遇到多少艰难困苦，都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坚决贯彻中央的决策部署，以敏锐的政治眼光，紧密联系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科学和理论研究工作。他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对祖国和人民无限忠诚，始终把爱祖国、爱人民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自觉把个人志向与民族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为祖国强盛和人民幸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愧为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

钱学森同志具有勇攀科技高峰的创新精神。他对科学执着追求，青年时代就已成为世界知名科学家，回国后勇敢承担起创建中国航天事业的重任，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懈奋斗。他始终站在世界科技前沿，以自己的远见卓识从战略上思考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特别是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许多富于创造性、前瞻性的重要学术思想和有重大价值的建议，以渊博知识和超凡智慧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为中国导弹航天事业发展作出了许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

钱学森同志具有德馨品高的大家风范。他一生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坚持原则、维护大局，严于律己、一身正气，始终保持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他淡泊名利、无私奉献，一心扑在事业上，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他坚持真理、科学求实，治学严谨、精益求精，不务虚名、不尚空谈，学术作风民主，善于团结同志，在中国科技界享有崇高威望。

钱学森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学习的一生，是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不懈奋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新华社 评）

在长达70多年的科学生涯中，钱学森不断开拓，勇于创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杰出成就。

“在美国工作的20年，钱学森在应用力学、喷气推进以及火箭与导弹研究方面，成就卓著，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应用力学家、喷气推进和火箭理论开创者之一，并创立了物理力学和工程控制论。

1955年回国后的20多年，钱学森开创了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与此同时，他还创建了系统工程管理方法与技术。作为战略科学家，他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和超凡智慧，为中国科技发展提出了许多前瞻性和战略性的重要思想和建议。

1981年以后，钱学森建立了系统科学及其体系，并开创了复杂巨系统科学与技术这一新的科学领域。晚年，他运用系统科学思想构建了新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并在多个领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创见。”（中国科学院 评）

“钱学森始终以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对党忠诚、爱国奋斗、不负人民，展现了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作出了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他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以严谨的科学精神与崇高的民族气节，捍卫了中国的尊严，点亮了民族的星空；他以党旗所向为奋斗方向，笃学不负凌云志，报国常怀赤子心在追逐梦想中谱写了壮阔恢弘的奋斗史诗。”（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评）

“钱学森是中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做出许多开创性贡献。为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是中国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倡导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评）

“钱学森是伟大的人民科学家，他有着彪炳史册的科学成就，有着惟图国强、不图己荣的爱国情怀，有着谋在前瞻、行在创新的科学品质，有着人才为重、兴才为责的时代担当，有着人生有限、求索无限的孜孜追求，有着科学最重、名利最轻的高风亮节，在华夏儿女心中，树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他始终把祖国利益作为最高利益，把民族振兴作为最高追求，把人民满意作为最高褒奖，用炽热爱国情怀和崇高民族气节，谱写了感天动地、撼人心魄的爱国诗篇，彰显了爱国知识分子胸怀祖国、心忧天下的历史责任。”（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常万全 评）

“钱学森始终以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对党忠诚、爱国奋斗、不负人民，展现了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作出了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他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以严谨的科学精神与崇高的民族气节，捍卫了中国的尊严，点亮了民族的星空；他以党旗所向为奋斗方向，笃学不负凌云志，报国常怀赤子心在追逐梦想中谱写了壮阔恢弘的奋斗史诗。”（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评）

“钱学森在科学上的成就是骄人的，他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中国创建了火箭和航天事业，我们要学习他爱国奉献精神和终生不断关心新生事物、新思想，坚持科学研究，他的技术科学思想是我们宝贵的财富。”（物理学家郑哲敏院士 评）

“钱学森是中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做出许多开创性贡献。为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是中国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倡导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评）

“钱学森是中国科学家的杰出典范，更是我们永远怀念敬爱的‘人民科学家’。他是一位世界级的科学大师，在应用力学、控制论和系统科学等多个领域做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作为战略科学家，他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和超凡智慧，为中国现代科技事业的奠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更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毕生探索科学、追求真理、勇于创新、淡泊名利，为中国科技事业呕心沥血，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不懈奋斗。他的不朽科学贡献和高尚爱国情操，将永远铭刻在中国科技史上。”（中国科学院原院长、化学家和纳米科技专家白春礼院士 评）

“钱学森是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严谨的科学态度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被誉为人民科学家。他的杰出贡献、感人事迹和崇高品格，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 评）

“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劈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2007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央视网 评）

钱学森最先为中国火箭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此后长期担任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实验，参与制定了中国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是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和倡导者。（中国军网 评）

钱学森的思考并不局限在航天领域，他不仅是科学家，也是思想家，他的许多战略思考是跨时代跨领域的。总后勤部原政委张文台上将曾这样评价钱学森：“思想的先驱、科技的泰斗、育人的导师、做人的楷模。”（上观新闻 评）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的天文学家在1980年10月14日，发现了一颗新的小行星。2001年12月21日，经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这颗国际编号为3763号的小行星命名为“钱学森星”，以表彰这位“两弹一星”元勋对中国科技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1995年，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批准及钱学森本人同意，西安交通大学将图书馆命名为钱学森图书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亲笔题写了馆名。1996年4月8日，在钱学森图书馆命名仪式上，前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王统业少将代表钱学森专程前来出席仪式，并宣读了钱学森的亲笔书信——《图书馆与钱学森》。

2011年12月，武汉生物工程学院在钱学森诞辰百年之际，自主建成钱学森纪念馆。钱学森纪念馆设有实物陈列展区、场景复原展区、第六次产业革命战略构想展区和静思园展区等四大展区，陈展有钱学森遗存实物、图书手稿、图片资料等藏品620余件，钱学森生前居所警卫岗亭、强-5教练机以及导弹燃料加注车、运载车等实物以及东风二号甲导弹1:1模型等，等比例复原了钱学森生前办公室、书房、卧室等，陈展一批生活、工作场景实物。

2011年12月11日，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的钱学森图书馆建成并对外开放。图书馆总用地面积93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8188平方米，地下一层，地上三层，陈展面积约3000余平方米。馆内基本展览分为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科学技术前沿的开拓者、人民科学家风范和战略科学家的成功之道四个部分。馆藏钱学森文献、手稿和书籍61000余份，珍贵图片300余张，实物近700件。馆内设有多功能厅、专题展厅、学术交流厅等文化设施。钱学森图书馆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上海市科普教育基地、上海市国防教育基地，并建设成为钱学森文献实物收藏管理中心、学术思想研究中心、科学成就和崇高精神的宣传展示中心。

2017年，西安交通大学筹备建设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文化展厅，2018年正式对校内外开放；2021年12月23日上线钱学森文化数字展厅。

钱学森故居坐落在杭州市上城区东北部的方谷园2号，故居是一幢坐北面南的木结构大宅，横向面阔三间，纵向进深二楹，中间是两层过街楼式的木屋，东侧有一条长长的甬道通向宅门。故居一楼展厅主要分为“杭州之子”、“航天之父”、“情系故乡”三部分内容，通过图板、实物、电子互动平台等多种形式，展示了钱学森与杭州的故事及他的生平。二楼布置了钱学森卧室、钱学森父母卧室、钱家书房、荣誉陈列室、书画陈列式、实物陈列室等。钱学森故居于2011年7月1日向社会试开放，12月1日正式开放。

2016年，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学院成立，实施荣誉教育，集全校优势教学资源，运用钱学森大成智慧学探索和实践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发挥教学改革引领示范作用。

2017年，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与上海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就用“钱学森”命名二附中“卓越学院”达成初步意向。2018年9月，“钱学森学院”正式挂牌。

2017年，南京理工大学钱学森学院成立。

2019年，南昌理工学院钱学森学院成立。

2022年9月1日，北京钱学森中学举行主题为“青春献礼二十大，真善美一新征程”的开学典礼暨北京钱学森中学揭牌仪式活动。钱学森中学以传播钱学森精神和航天精神为己任，用钱学森大成智慧学思想整体设计规划课程建设，将创新性实践与特色化培养相结合，创建活动平台，致力于打造鲜明的科技航天与人文素养相结合的特色课程，在教育实践中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杭州市钱学森学校位于上城区的望江新城，南临规划的海塘路，西至规划的海潮路。学校规划设48个班，其中30个小学班，18个初中班，可容纳2160名学生。钱学森学校学区划定为上城区紫阳街道木场巷社区，自2021学年起实行。

2011年12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成立命名“钱学森空间技术实验室”（英文名称：Qian Xuesen Laboratory of Space Technology）。“钱学森空间技术实验室”立足世界空间技术领域发展前沿，紧密围绕中国空间技术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以空间系统战略研究与规划论证、重大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研究为重点，开拓空间技术新领域和新方向，引领空间技术可持续发展。建立高效和谐的创新机制，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水平创新成果，培养和造就一批大师级领军人才和高水平的创新团队，逐步发展成为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综合型研究实验基地。

2007年，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实验班”成立；

2009年，清华大学“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钱学森力学班创立，该班级是国家“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唯一定位于工科基础的试验班。钱学森班每年招收大学本科生30名，寻求能在大学期间及毕业后不断追求卓越、持续激励他人的学生。同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始实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英才班”，并与相关研究所联合创办了11个“科技英才班”，其中包括钱学森力学科技英才班，该班级的培养目标是联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的教学力量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研究力量，共同培养学术界、产业界力学类科技创新型领军人才。同年，武汉生物工程学院“钱学森实验班”成立；

201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大学“钱学森创新拓展班”成立；

2013年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班”成立；

2014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钱学森空间科学实验班”成立。

2009年11月11日，西安交通大学决定将每年的12月11日定为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日”，为西安交通大学永久性的纪念日，以缅怀杰出校友钱学森学长，学习和继承他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弘扬其追求真理、献身科学的卓越风范。

2019年12月7日，中国自动化学会自动化及人工智能颁奖盛典暨钱学森奖启动仪式在河北省衡水市举行。

2021年4月，2020年度中国航天基金会奖奖励评审结果出炉，首设“钱学森最高成就奖”。该奖是由中国航天基金会颁发的奖项，为奖励对航天科技创新与进步做出突出贡献的杰出人才和团队而设立。

“钱学森城市学金奖”是城市学领域最高学术奖项，是由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发起，联合相关权威学术机构共同组织的学术评审活动。钱学森是城市学的倡导者，开辟了以系统论统领城市研究的全新领域。为纪念钱学森在城市学领域的贡献，弘扬钱学森城市学研究的理念与方法，推进新时代城市学研究，特开展钱学森城市学金奖征集评选活动。

2010年9月13日，钱学森塑像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校区芳华苑落成，塑像正面志的内容是是钱学森简历，背面题有钱学森的殷切寄语：“任何科学上的伟大创造，都是平凡的大量积累的结果。”塑像高度为2.55米，背景的高度为3米，长度为6米，厚度为1.5米；黑板上的公式内容为第二宇宙速度。

2011年，钱学森塑像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1号楼前揭幕。

2019年4月19日，钱学森、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梁守槃等老一辈航天专家全身铜像雕塑群在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二研究院大楼前落成亮相，旨在缅怀中国航天艰苦卓绝、拼搏奋斗的发展历史，推动青年一代传承航天精神。

2020年12月26日，为纪念钱学森归国65周年，钱学森雕像在运城市盐湖区科技实验小学揭幕落成，雕像总高219.8厘米，采用现实主义雕像传统的经典样式。

2023年3月3日，钱学森青铜雕像在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上海闵行田园高级中学落成，将激励年轻一代学习老一辈科学家的优良作风，并把思想指引化为行动自觉，让自己的人生路走得更长、更远。

为了永久纪念钱学森，已经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市海淀实验中学、保定第三中学、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武汉生物工程学院等12个单位建造了钱学森铜像、塑像。

2012年2月28日，大型传记电影《钱学森》在北京举行首映礼，影片定于2012年3月2日全国公映。电影《钱学森》由总装备部政治部与西部电影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摄制，再现了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回到中国的艰难历程和为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展示了钱学森的爱国情怀、丰功伟绩和大家风范。影片既是对钱学森的缅怀和纪念，也是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和优良传统教育的现实需要，对于促进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2011年12月16日和17日，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携手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在解放军歌剧院推出大型原创歌剧新作《钱学森》。该剧通过钱学森和蒋英的爱情故事以及冲破重重阻碍回归中国的过程，展示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为科学献身的精神。该剧还触及了钱学森倡导的“科学与艺术在深层融通”的理念，从一个角度解读了他在去世前发出的“钱学森之问”。

2013年5月4日，由上海交通大学创排的话剧《钱学森》在新清华学堂举行专场演出，该剧选取了钱学森在交通大学求学时期将人生理想从“交通救国”转向“航空救国”，在美国留学期间坚持求真务实敢于挑战权威，在新中国成立后冲破阻碍回国投身国防科技事业等历史事件作为创作主线，展现了钱学森的爱国之心、求真之志、奉献之情、创新之魂。该剧获得中国校园戏剧节最高奖“中国戏剧奖·校园戏剧奖·优秀剧目奖”。

2022年5月9日，由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学（书）院制作的交大“大先生”系列话剧钱学森篇《归·期》全网展映，以新时代海外学者、西安交通大学校友党越彬（虚构角色）回国发展为主题展开，以其考虑归国到毅然归国这一思想转变过程为主线，以学者党越彬和科学家钱学森的跨时空对话为高潮，重现当年钱学森学长克服重重阻碍归国的事迹，歌颂钱学森建设新中国的强国之志与报国之心，弘扬钱学森为中国科学事业奉献终身的精神，艺术化地呈现出老一辈科学家的无私精神对新时代科学家的激励与引导，也表达对新时代众多毅然回国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海外学者之赞颂。

2019年，江苏省演艺集团评弹团创排中篇苏州评弹《钱学森》，通过《寒风》《破阵》《长啸》三回篇章，描写了钱学森回国时遇到的险阻和归国后的故事。

2011年5月25日中国邮政发行《中国现代科学家（五）》纪念邮票1套4枚，其中第二枚邮票是“应用力学、航天与系统工程学家钱学森”。

中国多家出版社推出了介绍钱学森事迹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