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佩贞，中国近代女权活动家，民主革命家。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武昌起义爆发后参加了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后加入女子参政同盟会。

作为中国女权运动史上被极端妖魔化的一位人士，关于沈佩贞的生平简历，史学界一直没个准谱些的说法。有说原籍广西，有说来自广东，有说乃绍兴人氏。长期以来，因资料匮乏，莫衷一是。据1915年北京《醒华报》披露：“沈佩贞，号义新，原名慕贞，号少华。桂人，生于粤。”而据网上首见的沈佩贞离异魏肇文致全国通电中沈佩贞本人自述，“浙江世族，父宦两粤，幼承慈训，长学师范，曾随叔父留学日、法，游历各国。”其中，“长学师范”，说的是她曾在天津北洋女师范学堂读书。

沈佩贞在北洋女师读书的具体时间不可考。查询《大公报》上刊登的北洋女师范学堂1906年第一届一部、二部学生名单，有汪芸、沈亦云（时名沈景英）、葛敬诚（与沈亦云一同参加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周砥等人，却找不到第二个姓沈的女学生。或许为其后几届，或许像沈亦云一样用过其它字号，也未可知。

早在辛亥革命爆发时，沈佩贞就已经开始了她的革命活动。沈早年曾经留学日法，素有胆识，辛亥革命时，她是杭州女子敢死队中的一员虎将，这支队伍一度名声震天。

在武昌起义后，天津又出现了一批送炸药的激进女学生。武昌起义之前，白雅雨即以天津崇实女塾教会学校等两校师生为主组织天津共和会，白被推举为会长，机关设在中国大戏院对过的生昌酒店楼上（今已拆除）。刘清扬、汪芸、沈亦云、沈佩贞等北洋女师学生都参加了共和会。

武昌起义后，白雅雨以组织红十字会为掩护，公开活动，鼓吹革命。沈佩贞与沈亦云、汪芸等同学，或秘密油印宣传品和募捐收据，或跟随白雅雨往来于天津、北京、张家口、滦州等地，秘密策动武装起义。身材瘦削的白雅雨更是以“披广氅、携短铳，与女生数人”的大侠形象，风尘仆仆于京津一带。为躲避检查，沈佩贞等几个胆子较大的女同学把炸药捆在身上，伪装身孕。长枪则放在棺材里，借出丧巧妙过关。

嗣后，沈佩贞在天津组织起义呼应南方革命。

关于沈佩贞在天津起义的过程，多数记载语焉不详。最早的记载，见于1912年初上海《申报》一篇题为“女界之伟人”的人物报道。1912年初上海《申报》一篇题为“女界之伟人”的人物报道：“沈佩贞女士，去年曾要求满政府速开国会不允，遂奔走两粤，跋涉三江，提倡革命。此次武昌起义，女士适在天津谋集同志起事，被汉奸某泄其事于陈夔龙，陈派杨以德将女士逮捕，并将所有资财搜括无遗，转辗诬妄，欲陷女士于死地。嗣陈恐激起绝大风潮，暗使杨释放之。女士有母年七十余，必欲女士离津，女士不得已，遂奉母来沪。惟一片热忱，不能遏止，爰创办女子尚武会，以办理北伐军后方勤务为目的。闻刻已禀准沪都督，不日开办。其志愿，要在推倒满政府，扫除专制政体，建设共和民国。才识高卓，诚近今女界之伟人也。”

而在沈佩贞的自述中，也有“毁家纾难”“为国捐躯”等壮烈词句。以上说辞，即或略有夸张，也大抵与史实相差弗远。

在此之前，1911年12月14日，天津革命协会正式成立，参加的有同盟会、共和会、铁血会、振武社、急进会、克复堂、北方革命总团、共和革命党、北方共和团以及女子北伐队、女子革命同盟等革命团体。联想到不久之后，同出自北洋女师的沈亦云、葛敬诚等人在上海组织女子北伐敢死队，沈佩贞在上海组织女子尚武会等，此时天津的女子革命团体应该即由沈亦云、沈佩贞等人负责。

在目前有关天津革命党人的记述中，对于沈佩贞被捕的经历，无一字提及。《申报》上所述沈佩贞被捕经过，与被天津镇总兵张怀芝杀害的王钟声颇为相似：由于密探告发，直隶总督陈夔龙密令南段警察总办杨以德（天津人俗称为“杨梆子”）将王钟声等革命党人捕获。但尚没有发现沈佩贞与王钟声等革命党人有所互动的历史材料。按野史记载，沈佩贞被捕后，“毁家纾难”，然后与母亲脱狱离津，带着“一腔热血满身杀气”去了上海。

来到上海的沈佩贞，很快放手大干起来。在1912年初组织女子尚武会，招募勇敢女生500名，为北伐培养女性侦探/特工人才。

1911年11月28日，沈佩贞在《申报》发表《创办女子尚武会绪言》，认为女性身为国民，当效花木兰、秦良玉之举动，投身行伍，与男子一起担当保家卫国之责。就倡导女子从军报国而言，“女子尚武会”与此时上海涌现出来的女性军事团体并无不同，沈佩贞的特殊之处在于，她不想使尚武会的成员马上沙场却敌，而是开展一系列的军事训练，为战争做周密的准备。根据随后披露的《创办女子尚武会简章》，该会“以养成女子尚武精神、灌输军事学识为宗旨”，其教学课程中有输送、兵站配备、体操、测量、绘图、琴歌、侦探等门，教员须“具有军事上之学识者，始得称职”，教学设备除桌椅外，还有辎重车辆、挽载马匹、捆包绳索、枪械子弹、钢丝车等军用物品，“悉禀请军政府发给借用”。首次招生，拟收500人，待学习半年之后，再随女子军参战。这使得“女子尚武会”不是单纯的军事团体，更像是一所女子军事速成学校。

1912年1月12日，沈佩贞称该会“现奉沪军都督陈批准，开办在即”，特登广告招生。1月26日，“女子尚武会”召开成立大会，沈佩贞被选为首任会长，詹寿恒为副会长，张汉英为监学，叶慧哲为书记，钱秀荣为庶务，刘既嘉、李元庆、杨露瀛3人为干事，张振武为名誉总理。此后的活动情形不详。

与此同时，国内女界已在光复之役中大显身手。揭开了女子从军的序幕。上海妇女在武昌起义后，组织了5个北伐军事团体，即薛素贞发起的“女国民军”、陈婉衍发起的“女子北伐光复军”、葛敬华等发起的“女子军事团”、吴木兰发起的“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及沈佩贞发起的“女子尚武会”，武装力量约占上海的四分之一强。她们宣称：“天赋人权男女本无一轩轾，人自为战，雌雄可立决须臾”，表达了誓灭清廷的革命决心。当时女子军事团体“军纪风纪肃然可观，巾帼须眉中外特色。”战斗时“勇猛异常，一洗柔弱之习。”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交口称赞。

沈佩贞在章程中规定，学成后的女生将随同女子军北伐满廷。是在1912年，沈佩贞身着戎装的照片开始流传，引人瞩目。1913年2月12日，为清帝下诏逊位之一周年，北京先农坛举行为期七天的纪念会。台湾文人连横恰好在北京，亦曾游观此纪念会，见“士女观者十数万，如荼如火，道为之塞，可谓空前之大会矣”。会中设展览区，悬挂着供人景仰的器物和图片，其中即有沈佩贞的军装：“会之一室恭挂诸先烈之像，其外则整陈诸物，皆有关于革命者：如吴樾之弹片，汪精卫之铁练，沈佩贞之戎服，使人感念不置，而叹此庄严之民国，固非一蹶可就也。”摄于这个时期沈佩贞身着戎装的一帧小照，在当时流传甚广，人气极高，为沈佩贞赢得了“女界之伟人”的政治声誉。

南北和谈成功以后，女子北伐军奉命解散，沈佩贞则转而投身于女子参政运动，成立两性平权维持会，开始了力争女权的奋斗，沈也从此成了中国女权运动的先锋人物。

在沈佩贞的时代，中国的女权运动还处于风云初起的燃情岁月，刚刚有所觉悟的女性个个都意气风发，痛恨父权主义的压迫。当然此时的女权运动还处于萌芽状态，儿童公育、职业妇女受尊重、避孕方法的改进这些还都谈不上，她们争女权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为自己争得与男人等同的地位，并将此与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自立联系起来。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竟然没有女子参政的规定，比起同盟会政纲中“男女平权”后退了一大步。1912年参议院议员法甚至规定，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只属于男子，女子同精神病患者、吸食鸦片者、不识字者一样，都没有这项权利。女子参政运动更加举步维艰。沈佩贞的男女平权维持会遂与其它各省的女子参政运动骨干在南京组成了“女子参政同盟会”。成立大会上，沈佩贞发表演说，“痛言女界须化除意见，联络团体，以收竞争之效”，并作总结发言，“陈述此次参议院之约法条义，以压制手段，妨害女界，我女界绝对不承认此条文”。会内分为总务部、交际部、政事部、教育部、实业部、财政部、审查部、文事部，沈佩贞被选为实业部职员。随着女子参政运动的行进，沈佩贞的作为日益凸显。

1912年4月，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北迁，女子参政代表也随后联合北上，寓居于京师粉房琉璃街，递交请愿书，商议斗争之法。女子参政的中心议题，是女子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参议院对女子参政的态度，与此前在南京的倾向十分相近。女界代表曾推举沈佩贞等60余人为代表于8月6日到参议院请见议长吴景濂，“大有不达目的不肯干休之势”，得到的答复颇为含糊，“并不敢表示赞否之主见”，沈佩贞等人此次请愿并无实质效果。在随后公布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中，只规定男子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女性的参政请求完全被无视。

进京以后，沈佩贞和唐群英等三十多人，全副武装地闯入参议院，坚决要求女子参政。一见这些来势凶猛的女人们，参议院的男人们个个手足无措。后来，有胆大一点的出来说，现在约法案尚未最后确定，还需再议，到时必议之。百般劝慰之下，女将们才转身离去。

第二天下午，沈佩贞们再往参议院，却被挡在了门外，她们怒火中烧，愤而将玻璃窗击破，手上鲜血直流，警卫上前劝阻，沈女士飞起一脚就把他踢倒在地。虽然鲁迅先生疑心那是警卫自己跌倒的，但沈佩贞的拳脚功夫看来的确也不同凡响。

这是沈佩贞第一次在公众面前展露自己的拳脚。沈女士的第二场打戏发生在湖广会馆，被打的男主角却是国民党的创始人之一宋教仁。

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改组大会在湖广会馆举行，会议的主题是吸纳四个小党，成立一个大的政党——国民党，进而实现组阁的目标。接下来的事情给了她们当头一棒。当秘书长宋教仁用湖南话磕磕巴巴地念完国民党新党章时，党章里根本没有任何关于“男女平权”的条款，只有一条：不接受任何女性加入。唐群英站起来大声质问，但别人的鼓噪声完全淹没了她的声音。沈佩贞不由分说，拉起唐群英就冲上了主席台，扭住宋教仁就打，据当时的媒体描述，那场景是“举手抓其额，扭其胡”，“以纤手乱批宋颊，清脆之声震于屋瓦”。

继湖广会馆上演的全武行之后，沈佩贞、唐群英为此专门谒见孙中山陈词，虽然没发生动手，但沈佩贞“哭声震屋”，挥泪诉说辛亥女革命者们把生死置之度外，建立炸弹队、行动队、暗杀队……志在救国，目的就是为了争取自由平等，使日后女同胞人人享有幸福，可是没想到“国基已定，所要求者既不能达到其目的，则从前之尽瘁何为”，孙中山亦不能对。

1912年9月1日，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北京烂熳胡同女工传习所召开联合大会，宣布该会现以“先实行男女平等、继实行女子参政为宗旨”。其宗旨之所以有此变更，乃是因为现实中女子的处境进一步恶化——1912年3月，同盟会改组为公开政党，其纲领曾明确声明“主张男女平权”，后来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及全国联合进行会等政党，合并为国民党。为了与他党妥协，宋教仁等在起草国民党纲领时，删去了原同盟会“主张男女平权”之政纲。女性的参政权渺不可得，女子参政同盟会只能退而求其次，力保原同盟会纲领上的“男女平权”之条文。此次会议女子到会者200余人，沈佩贞最先发表演说，“反对宋教仁、张继不遗余力”，认为“宋实一无耻小人，牺牲我二百兆女国民之权利为彼等结党营私交换之媒介，是可忍，孰不可忍？”演说最后，沈佩贞言辞激烈，号召女界继续为参政权斗争，必要时亦可使用武力。甚至表示要继续革命，以曾经组织之暗杀团、先锋队与彼等相见，以手枪炸弹对待之，与会者情绪异常激烈。

1912年9月2日，在女子参政运动“进”、“退”关键时刻，孙中山致函唐群英，信中不无难处地说：“党纲删去男女平权之条，乃多数男人之公意，非少数可能挽回。”他反劝唐群英，不如先通过提倡教育、普及知识的方式来大力发展女子团体，然后再来与男子争权，而不是眼下依赖男子代为出力。参政受阻后，唐群英变卖个人家产，大力办报兴学。此时，在参议院拟定的《国会选举法》中，只规定男子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而女子全然没有。唐等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捍卫女权的要求与全国上下正在兴起的“讨袁”运动结合起来：“凡反对女子参政者将来必有最后之对待方法，即袁大总统不赞成女子参政权，亦不必承认袁者为大总统。”她们还创办了以参政为主要内容的《女子白话报》，抨击：“欺压女界实在太甚，所订的议院选举权，没有女子的选举权，便是将吾二万多同胞一概抹煞了”。呼吁妇女一次争不到，二次再争，二次争不到，三次四次，乃至无数次，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此举激怒了袁世凯。在下令解散国民党之后，袁世凯又下令解散女子参政同盟会，悬赏一万银元通缉唐群英等人。无论她们的言辞多么激烈，行动多么果敢，在那样一个男权世界中，女人们手中没有权力，女界争取参政权利的斗争和努力注定要付诸东流，不仅女子参政提案未被参议院通过，女子参政同盟会也在1913年11月被袁氏政府强令解散。在反对派的四面讨伐声中，妇女参政运动整体败北，各种妇女参政团体开始烟消云散，其领袖人物在封建浪潮的席卷中，迅速分化瓦解。不得已，唐群英离开北京，回到湖南继续办学、办报，宣传男女平权。就这样，中国妇女史上首次具有独立意义的参政运动以失败而告终。

斗争失败之后，这批女权运动者们结局若何：她们中有的人矢志革命，流亡海外继续斗争；一些人则丧失了革命意志，陷入了悲观境地，有的愤而自杀，有的抑郁而死，有的遁入空门，甚至还有的沦为妓女。最令人瞠目的是沈佩贞，她竟然摇身一变成为“总统门生”，在北京城里闹出了不小的动静。

1915年，袁世凯复辟的时候，沈佩贞印制了一张大名片，中间一行大字是“大总统门生沈佩贞”。原来沈女士年少时曾在北洋学堂就读，而袁世凯是该校的创办人，称袁世凯为老师也算是顺理成章了。据说袁世凯也收到过这张名片，居然就点头默认了。袁世凯政府还曾任命她为总统府顾问，并曾赴绥远担任将军府高级参议。她始终要与眼下的处境和需要相适应，身份不是固定的，它可以随着处境和需要的改变而改变。

从政后的沈佩贞做事更为泼辣，有一次命京城警厅冲进某豪门抓赌，抓到交通总长一名，参谋次长、财政次长各一名，关了一小时才放。她这样的行为多了，别人便对她另眼相看，多半是侧目而视。她索性也豁出去了。

沈佩贞在民初政坛上行事全无忌惮，其实她心里面全然没有政治那根弦，快口直言不仅树敌，而且犯众，经常贻人口实，也被人诟病不休。当时的北京城鱼龙混杂，蛇鼠成群，眼红沈佩贞出风头的大有人在，小报便时不时地放出几支冷箭，中伤挖苦她。那一年《神州日报》便发布了一条爆炸性八卦消息，指名道姓地称沈佩贞与步军统领江朝宗在北京城里的醒春居酒楼，“划拳喝酒嗅脚”。

这条消息一连登了三天。这“嗅女人小脚”本来是中国旧式文人之异常嗜好，而《神州报》以此所谓的秘闻揭沈佩贞的短，实则攻击袁派，有着明显的政治意图。据说《神州报》主编汪彭年插手政治，正在北京谋取议员一职。

然而汪氏此举等于踩了马蜂窝，沈佩贞对自己的名节很是在意，做女侠可以，但风流韵事是绝对没有的。名节受损，自然要以出格的行为对付，她见报后勃然大怒，立即要求汪彭年摆酒席请罪，并登报声明，但汪不予理睬。

两下说不通，娘子军自然不惜动手，她亲率二十多名女将，还有几十名卫士保驾护航，一路杀进了汪公馆。汪彭年一见来者不善，赶紧从后门开溜，叫姨太太出去顶缸。沈佩贞倒是不和女流纠缠，只是大叫大嚷：把汪彭年交出来！这时，众人随声附和声震云霄，又有几十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一旁助威，场面颇为壮观。

这世上偏有不明事理的人。众议员郭同与汪彭年是同乡，正客居在汪公馆，听到喧哗声就开门出来看个究竟，话没出口，众女将就一拥而入，沈佩贞上前扭住前胸，拳脚相加，刘四奶奶、蒋三小姐等闺中好友不甘落后，将郭同一顿拳打脚踢。郭同气得破口大骂，挥拳相抗，但哪里是女英雄们的对手。沈氏飞起一脚，直捣郭同胯下，郭疼痛难忍，便蹲地不起。沈佩贞见对手已不能动弹，便将室内家具物件打得稀烂，方率众人扬长而去。

沈佩贞大闹汪宅，误伤了众议员郭同，郭同岂能咽下这口恶气？他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法院开庭审理时，各大小报纸的记者悉数到庭。沈佩贞怒打郭同时，双方曾大打口水仗，污言秽语出口成章，那些话在法庭上由证人转述时，听得检察长心惊胆战，连连摇头，旁听席上一干官员记者与闲人们却兴奋得大叫：“大胆地说，不犯法！......”

法院最后判决郭氏胜诉，处沈佩贞拘役半年。

世事迷幻莫测，从此以后，在一个喧噪的中国，沈佩贞永久地沉默了，报上也没有了她的任何消息。政客们失去了打击目标，自然对她再也没有什么兴趣。一代女子参政的干将，就这样在男人世界中沉没了。当然，她最后一次大闹，就已经跟男女平等没有多少关系了。不过，中国的女权主义运动如果没有了沈佩贞的存在，也未免太过寂寞了。如果将来哪一天，要刻一块“女权主义纪念碑”的话，第一个要刻的名字可能就是这个沈佩贞。

生逢清末民初的乱世，北京这个舞台给沈佩贞提供了施展才智和魅力的机会，然而她的政治理想随着时势动荡高开低走，终至镜花水月，完全落空，这显然不只是其个人梦想的落空，也是时代悲剧。光华改观，浮沉异势，徒然增加了历史的戏谑意味。许多年后，有一位中国作家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着它最终成为笑谈。

离开广州的沈佩贞依然在从事她的女权事业。1919年10月4日，天津《大公报》在《沈佩贞宴请赣男女》中报道说，鼎鼎大名的沈佩贞，因组织江西妇女生计分会已有头绪，并征得彭文徽女士担任筹备干事长，特于25日约请南昌报界及筹备分会各女士假座西园便餐，男女宾客到者三十余人，计分两大席。宴会开始后，沈佩贞先到男宾宴席陪座，宣讲女权道理：“大凡共和国家以三民为素，现在民主民权均已完全达到目的，惟民生尚未讲究，妇女生计会本于民国一年立案开办，嗣因世局纠纷，女权薄弱，未免稍受影响。”

接下来，是余醒愁作为来宾代表致答谢辞：“同人承沈先生招饮，以妇女生计分会责为提倡，此同人天职所在，自应仰承惠意，以答高情。但先生此次来赣，得以躬瞻风采，亲闻伟论，钦佩无既。且又先承招饮，感惭何似！”

众人一通掌声之后，沈佩贞继续宣讲自己中国特色的女权理念：“美国女子有参政权，实因能谋自立，有纳税种种义务故有利权。鄙人极不以权利为然，但求各女同胞能自立足矣。鄙意本欲以男女合桌，此地风气尚未开通，有所不便。然吾国所以衰弱之故，实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一语所误。若长此墨守，何能生存？于今之世界与各文明国竞争于环球，此不待智者而后知也。”

从1912年民国初期拼命追求女子参政权，到1919年主动放弃参政权而自我局限于所谓生计权和自立权，中国社会的女权事业并不是进步，反而是在明显倒退。这一点在沈佩贞就读北洋女子师范学校时期的师长吕碧城的《女界近况杂谈》中，另有表述：“夫中国之大患在全体民智之不开，实业之不振，不患发号施令、玩弄政权之乏人。⋯⋯女界且从而参加之，愈益光怪陆离之至。近年女子参政运动屡以相胁，予不敢附和者，职是故也。”

限于资料匮乏，民国时期最具传奇色彩的女权人士沈佩贞的人生结局，已经无从考证。

1912年3月20日，唐沈等趁参议院开会之机，率领一群女子冲进会场，打碎参议院玻璃窗，一脚踢倒警卫兵，造成轰动全国的“大闹参议院事件”。坐定后不久，唐群英与张汉英因事离场。有些议员出言不逊，说：“女子无国家思想，无政治能力，与此政事，会误国机”等等，王昌国忍不住说了一句：“推翻帝制，建立民国，民不分男女，都应平等，女子参政，天经地义”……顿时，会场气氛紧张，有的议员甚至说：“女人懂什么？生儿育女，管好家务才是正事”……沈佩贞气愤地说：“在前线打仗，冲锋陷阵的有我们女子，在后方搞宣传、搞救护的有我们女子，女子哪点不行？你们这些议员大人，有的晚上打麻将，白天开会打瞌睡，发言打官腔，又有什么治国安邦的高见？却对女子说三道四……我才不信你们这套呢！”会场上，拍桌打椅乱作一团，不欢而散。

这一连串事件史称“女界大闹参议院”。事情在社会上引起一定反响，以至于鲁迅后来在他的杂文《关于妇女解放》里也提了一笔：“辛亥革命后，为了参政权，有名的沈佩贞女士曾经一脚踢倒过议院门口的守卫。不过我很疑心那是他自己跌倒的，假使我们男人去踢罢，他一定会还踢你几脚。这是做女子便宜的地方。”

在外界看来如同闹剧一般的举动，在当时参与其事的妇女代表们看来则属于忍无可忍、不得不为。《约法》制定期间，女界代表一再要求把男女平等的内容包括到《约法》当中，要求宪法保证女人和男人具有相同的参政权利。孙中山对妇女代表们也表示过口头支持。怎料到了最后，男女平等这一条还是被剔除到宪法之外。在辛亥女杰们看来，当初革命时，女人和男人同样地出生入死、流血流汗，革命党也把男女平等内容写进了党纲，革命成功了，手握大权的男性革命者居然玩起了过河拆桥的把戏。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对于女子参政运动采取了更加富于弹性的、既压制又安抚的态度。当得知唐群英、沈佩贞等人准备随参议院北上请愿时，袁世凯致电国务总理唐绍仪，认为女子参政权“可否遽行于中华民国，自应听候参议员全体核议，该女子等不得有强制行为”，希望唐绍仪能够阻止她们进京请愿，“准其举定代表一二人来京，不得令其全体北上，以免种种窒碍”。

相比之下，革命党内部反而表现出更加顽固僵化的男权倾向。1912年3月3日，同盟会由地下秘密会党组织改组成为公开政党，其政纲第五条明确标榜“主张男女平权”。同年8月，同盟会在宋教仁、张继等人的主持下，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全国联合进行会组建作为现代议会政党的国民党，他们为了在重组整合过程中向其他党派表示妥协，主动删除了“主张男女平权”的政纲条款，此举引起同盟会内一部分激进女会员的强烈抗议。

1912年8月13日，同盟会本部开会选举筹办国民党事务所干事，女会员唐群英、沈佩贞等人到会发难，质问为何不通知女会员参加，以及为何在党纲中删除“男女平权”条款，并且大骂宋教仁受人愚骗、甘心卖党、独行专断，表示要以武力对待。在场的“一般男会员垂头丧气，无可争辩”。

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唐群英、沈佩贞、王昌国等人再到会场，“怒目戟手，势甚汹汹”，严词诘问何以将“男女平权”政纲删除，认为此举“辜负昔日女同盟会员之苦心”，强烈要求在国民党政纲中重新加入“男女平权”一条。此议当场交付大会表决，因为只有极少数人表示赞成而没有通过。孙中山在演说中专门说明国民党新政纲未列男女平权，系合并各党有不尽赞同之故。他认为男女平权“当暂缓”，奉劝女子当以国事为重：“男女平权深合真理，此时政纲虽未列入，若国家文明进步，必能达到平权之一境；如无进步，即男子尚恐失其平等之权利，况女子乎？”

在得不到在场人士积极响应的情况下，“唐等犹不甘服，谓男子挟私把持，压抑女子，更向孙（中山）质问，其言终不得要领。忽唐等行至宋教仁坐地，遽举手抓其额，扭其胡，而以纤手乱批宋颊，清脆之声，震于屋瓦。众大哗，斥其无礼”。

上述文字出自国民党系统的上海《神州日报》1912年8月28日的新闻报道《国民党成立大会纪事》。在上海《申报》8月31日的新闻报道《二十五日之湖广馆》中，另有这样的介绍文字：“唐女士牵一青年女子揪撮宋教仁之短发，而以手左右批其颊，全场大骇。”

1912年9月1日，沈佩贞还在“万国女子参政同盟会”上发表演说，感慨中国女子为共和大业付出了生命代价，可是共和告成却将女子排除在革命同志之外，不能享受共和时代的幸福。如此软硬兼施，仍于事无济，“男女平权”之规定未写入国民党政纲，留给女子参政会同仁的是无尽的失望和愤懑。沈佩贞曾说道：“去岁革命时既未曾以我等为女子而摒弃于革命同志之外，岂今日共和告成，我等女子既不能享受共和之幸福耶？”话音落，“满场鼓掌如雷”。沈佩贞忆及辛亥以来的革命和参政遭遇，感慨良深，对男子之忘恩负义深恶痛绝，决心不再凭借男子力量，完全依靠女性自身，从女子教育、实业着手，争取参政权。9月19日，女子参政同盟会开会欢迎“万国女子参政同盟会”来华访问的三位代表嘉德夫人、马克维夫人、解古柏斯博士，沈佩贞于三位演说后，首先发表意见，认为欲得参政权，须先具三条件：（一）教育完全；（二）发达女子之实业；（三）不借男子之保护。对于最后一条，沈佩贞略加引申：如不能达到参政之目的，就要以极端手段对待男子。何为极端手段，就是“未结婚者，停止十年不与男子结婚；已结婚者，亦十年不与男子交言”。

此语在当时喧传一时，流为报章笑柄。但置诸女子参政失败后的情境中，实可代表部分女子对男性的严肃立场和决绝态度。如果说在年初她们对男子还心存侥幸，此时则已完全认清了政客们的面孔：革命中作为同盟的男女两性，如今已经成为政坛上难以同生共存的敌人。沈佩贞的激烈言说和恍然醒悟，也可看作民初多数争参政女性的心态。

一年后的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以国民党方面发动号称“二次革命”的国内战争为名，下令解散国民党。11月13日，内务部以“于国家政法大有影响，该因附设学校煽惑无知妇女，开堂演说，实属大干法纪”，并以“法律无允许明文”为借口，正式取消女子参政同盟会，从而给了民国初年的女子参政权运动以沉重的一击。吕碧城、唐群英、王昌国等人急流勇退，先后辞去总统府顾问，转向办实业、办女报、兴女学之类的实际活动，民初女子参政权运动渐趋沉寂。坚持留在北京的沈佩贞，却打着“大总统门生”的旗号，上演了另一出女权闹剧。

袁世凯一开始时对沈佩贞是礼遇有加，不但聘她为总统府顾问，一度还派她去绥远担任将军府高级参议。不过这种风光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她很快就卷入了一场乱七八糟的“丑闻”，而且被打倒后再也没能东山再起。由于她支持复辟，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国民党以后翻过身来也不会再保她。

将沈佩贞推向舆论风口浪尖的，是1915年6月她大闹醒春居。结果吃官司入狱，赔上了半世英名，成了媒体笔下群起而攻之的“女流氓”。

事件的起因，是6月1日、2日《神州日报》刊发驻北京记者的通信报道《沈佩贞大闹醒春居记》，揭露了沈佩贞、刘四奶奶、蒋淑婉、蒋良三等人在宴席上的“丑态”。最令沈佩贞难堪的情节，是蒋良三威逼她遵行酒令，同意杨光甫嗅沈氏裸足。沈佩贞当场翻脸，掀席大骂而去。《神州日报》却对此津津乐道，描述得穷形尽相，认为“可作一篇艳情小说观”。此次报道，引起几位女当事人的愤怒，沈佩贞要求该报驻北京分馆主事人汪彭年请酒登报道歉，汪则置若罔闻，于是众女子决定赴该报在南横街的分馆找汪彭年兴师问罪。议员刘成禺目睹事件的全部经过，并在法庭上出任证人。其追忆十分生动：

（汪彭年）闻讯紧闭其门，尽室远避。佩贞等直入厅堂，捣毁一切，辱骂横行，坐索彭年。有众议员江西郭同者，率小妻住汪书房，……乃出与佩贞理论，佩贞又率人捣毁郭所居室。郭乃袒裎跣足，诟骂诸女。诸女复蜂拥而前，有握其发者，有捉其耳鼻者，有扭其左右手者，有抱其左右足者，如举婴儿，大呼“滚去”，郭已圆转落丹墀中。

在1915年6月13日晚的这场闹剧中，汪彭年安然无恙，郭同垢骂众女受此污辱，不愿接受他人调停，一纸将沈佩贞、蒋淑婉、刘四奶奶等人诉诸首都地方审判厅。经过审判，郭同胜诉，沈佩贞被判处监禁三月，送往京师第一监狱执行，并赔偿郭同损坏之物件洋四十元。

颇值玩味的是报界在事件中充任的角色。沈佩贞诸人在醒春居的所作所为，最初由《神州日报》揭载。这一长篇报导，香艳十足，多有臆想成分。为了丑化当事人的形象，作者多处使用了小说笔法，语调下流，某种程度上确如沈佩贞在禀呈中所言：“既凭空捏造以污人，复迭构秽词以公众。”此冲突最终由审判裁决，亦离不开媒体的推波助澜。娘子军夜闯南横街之事发生后，沈佩贞曾央请数位要人出面说项调停，郭同已表谅解之意，“以为此等无知女子，本不足与之计较，彼果能知愧悔，亦无不可姑予优容”。但北京舆论却不愿就此罢休，把批评矛头一致对准沈佩贞，并怂动郭同以法律方式解决：“京中报界，又以郭同一大好男儿，何竟屈于英雌一击之下，深致揶揄”，郭同“闻政界之追诘，复感舆论之激刺，乃决向地方检察厅起诉”。可以说，正是舆情的导引，挟裹了此案的走向。

关于此事的前因后果，同盟会元老刘成禺在《世载堂杂忆》中，另有更加生动形象也更加夸张离奇的叙述：

【袁世凯时代的女权运动颇为活跃，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以前北洋女子公学监督即校长吕碧城为代表的以清高自诩的高尚派。沈佩贞曾经就读的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与北洋女子公学一样，是在直隶总督袁世凯以及他的亲信属员严修、卢木斋、傅增湘等人主持之下成立的，沈佩贞与袁世凯之间的师生关系由此而来。其二是以安静生为首领的积极参政的活动派。其三是以沈佩贞为首领的奔走权门的权贵派，主要成员包括刘四奶奶、王三太太、蒋淑婉等数十人。

沈佩贞的名片中间写着“大总统门生沈佩贞”，旁边写着“原籍黄陂，寄籍香山，现籍项城”，意思是她与湖北黄陂人黎元洪、广东香山人孙中山、河南项城人袁世凯都是同乡。她当时还拜九门提督江朝宗为干爹，奉袁世凯亲信段芝贵为叔父，凡总统府要人都深相结纳。权贵又借她们勾引介绍“女志士”寻欢作乐，湖船朝车出入新华宫而警卫不禁。江朝宗为干女儿设立总办事处于中心城区，并且配有秘书、干事，沈佩贞俨然为办事处长。段芝贵等权贵下班后便来沈处会客张筵，文武谋职位者群走其门。当时，北京东四七条有一所壮丽宽宏的花园别墅，是曾任成都将军、四川总督、内务府大臣奎俊的私人住宅。大清王朝垮台之后，奎俊的家人把戏台园林划出一部分租给商人开设“醒春居”菜馆。由于这里具有园林之胜，官僚政客、名士党棍便经常借此“雅集”。

1915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沈佩贞邀约一批腻友在“醒春居”饮宴。酒筵布置在假山边的旷地，男女主宾三十多人纵情吃喝，其中有人提议“诸位佳人跣足入座，圆肤光滑如洗凝脂。可用‘闻臭脚’做酒令，顺着行酒，即用此三字连贯成文，要全用成语。如令到不成的，罚依醒春居酒数（一茶杯绍兴酒）闻臭脚一次”。是日男客中只有一人没有罚闻臭脚，而第一个罚闻臭脚的男宾是清室贝子、庆亲王奕劻的大儿子载振。有些男客以一亲芳泽为无上艳福，故意被罚闻臭脚。

此事在《神州日报》见报后，沈佩贞恼羞成怒，要求该报老板汪彭年登报澄清并赔礼认罪。汪彭年不仅不予接受，还继续在报纸上揭露隐私，内容涉及江朝宗、段芝贵等人。于是，沈佩贞率领刘四奶奶、蒋三小姐等娘子军二三十人，会同干爹江朝宗的士兵十多名，浩浩荡荡直奔南横街汪彭年家中。汪彭年得到消息，带领家人及时逃走。寄住在他家里的国会议员郭同站出来与沈佩贞理论，被当作替罪羊痛打一顿，连腰带都被人扯断。同为国会议员的刘成禺正好夜宴路过，他见郭同满身泥土，提着裤子与沈佩贞等人对骂，便与郭同开起玩笑。沈佩贞看见刘成禺，赶紧呼叫众人让开道路请他近前。刘成禺在为双方调解过程中，九门提督的少将领队黄祯祥走过来说：“今夜汪彭年不露面，决不离开此地。”刘成禺说：“你穿军服领队打人，成何体统？大总统知道，江朝宗要受处分。”第二天，相关各方都委托要人出面调解，江朝宗依然表示《神州日报》必须请酒登报赔礼。郭同在众人怂恿下具状控诉沈佩贞纠众殴伤，起诉于首都地方审判庭，汪彭年与刘成禺均被列为证人。与刘成禺要好的濮一乘为此事写作打油诗《新华竹枝词》，刊登在上海《小时报》上：

最是顽皮汪寿臣，醒春嗅脚记来真。

何人敢打神州报？总统门生沈佩贞。

杯酒调停事不成，郭同起诉地方厅。

议场捣乱刘麻子，糊里胡涂作证人。】

这里的汪寿臣即汪彭年，刘麻子指脸上长有麻斑的刘成禺。按照刘成禺的说法，这桩案子的结果是郭同胜诉，沈佩贞被罚禁押半年。沈当庭大哭道：“他人叫我打神州，我却受罪。”

《上海时报》，除刊载濮一乘竹枝词外，更有“一辆汽车灯市口，朱三小姐出风头”诸诗。袁世凯阅报时见到上面诸诗，颇为震怒，说：“都下女风，坏到如此。”于是就让肃政史夏寿康上了一道“整顿闺阃风纪”的折子，训朱启钤严束闺女，并严办沈佩贞。江朝宗等乃不敢露面左袒，地方审判厅长尹朝桢亦不敢积压，迅速审讯此案。

查阅当年的文献资料，北京地方审判厅长尹朝桢给出的判决，其实是沈佩贞被判处监禁三个月，送往京师第一监狱执行，并赔偿财物损失40元。刘成禺笔下包括沈佩贞名片中间写着“大总统门生沈佩贞”、旁边写着“原籍黄陂，寄籍香山，现籍项城”之类曲折生动的离奇描述，大多数是出于他的虚构捏造。在这桩因男权狂欢而轰动一时的女权个案中，既执着又盲目地追求女权的沈佩贞，所充当的其实是遭受疯狂消费和集体伤害的“只许男人放火，不许女人点灯”的男权玩偶；老革命党人刘成禺所充当的，则是煽动刺激男权专制社会最为低级下流的集体狂欢情绪的女权杀手角色。平心而论，沈氏本人亦是受害者，她不仅名誉被污，而且遭受牢狱之灾，原来可供荫庇的袁氏势力，也由此失去。形单势孤的沈佩贞，最终流露出软弱的一面，这也正是旁观者乐意见到的结局。据当时多家报刊介绍，沈佩贞在法庭上痛哭流涕地向观众席中的上千名观众表白道：“若辈串同，有意陷害，致我身败名裂。你们有意看些笑话，毫无天良。”虽然法庭下有人略表同情，却立时遭受旁人批评：“若不如此，我们何处看此热闹。”——一语即道破作者和读者的心理以及现代媒体所秉持的“社会正义”的暧昧之处。

作为一名老革命党人，刘成禺对于自己在整个案件中所扮演的女权杀手角色，是完全自觉的。关于这一点，他所引用的刊登在北京《顺天时报》的《打神州报案观审记》一文，就是最为确凿的证据：

【沈佩贞率男女打神州报，汪彭年逃，郭同起诉地方法院，传集一干人证，开刑庭大审。京师各部次长以下官，及社会闻人数千人，均坐骑楼。尹朝桢莅庭审判，先传郭同，次传沈佩贞等，次传证人汪，次传证人刘。尹示刘曰：“先宣誓，据实作证。”刘曰：“据实直述，当日男女相骂，状态奇丑，不堪入耳，照话直说，犯法不犯法？”骑楼上人大嚷曰：“不犯法，不犯法。”尹乃令宣誓，刘即据事直陈。尹以所述过于丑恶，似不欲闻。刘曰：“庭长不愿听，不必再说下去，再说犯法。”骑楼上人又大嚷曰：“说下去，不犯法”⋯⋯】

1915年是中国传统旧历的乙卯年，南社诗人胡寄尘在《乙卯杂诗》中专门吟诵沈佩贞道：

当时万紫与千红，毕竟春华过眼空。

底事东皇归去后，孤花还不避狂风。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民国建设之初，正是女权发达之日。但是，沈佩贞等人所追求的女权事业只有春华而无秋实，只适合在共度难关的辛亥革命高潮时期，万紫千红地凑热闹。辛亥革命一旦成功，充满根深蒂固的男权专制思想的革命党老同志，是不会与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其他国人分享革命成果的，尤其是不愿意与更加弱势的女界人士按照民主宪政、多元共和的现代法理分享政治权力的。坚持追求女性解放、女子参政的沈佩贞，就像是一朵暮春的孤花，孤独地与整个男权专制社会薄情寡义的暴风骤雨相抗衡，是注定要落花流水般归于失败的。

沈佩贞入狱，即标志着她在袁世凯门下的失势和在政坛上的末路。而随着袁氏的垮台，沈佩贞的身份愈加尴尬。《余兴》杂志有文借《西厢记》中“立又不稳，登临又不快，闲行又困”之句来形容1916年“北京沈佩贞之实在情形”，从中可见其认同危机，以及出狱之后又一次必须面对的何去何从的人生难题。

经过三个月牢狱之灾的沈佩贞，出狱之后很快离开了正在筹划洪宪帝制的袁世凯北京政府，而不是像刘成禺所抹黑丑化的那样，充当所谓的“洪宪女臣”。1917年7月6日，51岁的孙中山离开上海南下广州，于9月1日被广州非常国会选举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沈佩贞随后来到广州投奔孙中山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在此期间，她结识了与刘成禺同为国会议员的魏肇文。

魏肇文，字芷畹，名武伯，号选廷，湖南邵阳金潭县（今隆回县）人。他是清朝末年历任陕西、云贵、两江、闽浙总督的一品重臣魏光焘的第三子。1902年留学日本东京成城陆军学校，后加入同盟会。1912年底当选众议院议员。1917年9月被孙中山聘任为大元帅府参议。在此期间，他以合影拍照作为婚约，与沈佩贞在广州珠江北岸的东亚旅馆自由结婚。几个月后魏肇文离弃沈佩贞，沈佩贞为此诉诸法律控告他“赖婚”。这一案件一度成为轰动全国的新闻热点，但是，公共舆论对于这件事的着眼点，却集中在国会议员、官宦子弟魏肇文的男权魅力与男权消费方面：“闻魏为前清某总督之子，翩翩美少，且又国会议员，无怪沈佩贞不甘罢休。”

1918年11月27日，广州地方厅公开审理此案，引来百余人围观，许多人没有座位便站在法庭外听审。原告沈佩贞身穿玄缎裙裤，戴托力克金镜，俨然知识女性装束，昂然立于法庭当中。与1915年发生在北京的郭同诉沈佩贞案一样，这一次的沈佩贞诉魏肇文案，依然是一场男权专制者公然消费弱势女性的集体狂欢式的法律闹剧。沈佩贞当庭出示魏肇文赠给她的一副楹联作为求婚证据。律师黄某为沈佩贞辩护说，对联句中有“绕梁”等字样，含梁孟举案齐眉之意，确实可以作为求婚证据。魏肇文的代理律师黎某却公然声称对联上款称沈为“先生”，是男性嫖客对于上海妓女的称呼，并无丈夫对妻子称先生的。沈佩贞抗议对方侮辱人格，黎姓律师却劝告她说：“肉体关系与婚姻绝然两事，男女有肉体关系而非夫妻者不知凡几，决不能因有肉体关系即视为婚姻也。况肉体关系之有无谁能为之证明？”沈佩贞当庭大骂黎姓律师：“肉体关系非婚姻何者？”并且表白自己本是处女，受魏肇文侮辱不能再嫁他人。如不成婚姻，就抬棺材到法庭上以死自白，接下来便开始放声大哭，法官只好在一片哄闹声中宣布退庭。

沈佩贞诉魏肇文婚恋案几经周折，最后由法官做出判决：此案两造全是姘居性质，既无合约文件，又没有生男育女，双方随时可以分手，和正式夫妻的关系完全不同。本案撤销，不予受理。讼费由原告沈佩贞负担，此后不得滋生事端，否则依法惩处。

沈佩贞听到判决后痛苦着走出法庭，连日又到国会议员招待所，坐在号房等候魏肇文。魏肇文得同事相告，只好另搬住所暂避骚扰。有一天，两个人在路上碰到，沈佩贞扭住魏肇文理论，互相纠缠着到了警署。警长细问情由后训斥沈佩贞，限其三日内出境，否则拘案送办。婚恋失败的沈佩贞，不得不离开无法保障她基本权利的国民革命大本营。

沈佩贞是中国女权运动史上最具争议的一名女性，同时也是中国男权社会的一面照妖镜。围绕着她的是是非非，既可揭示出中国女权运动与女权人士的历史局限，更可以折射出中国男权人士的阴暗心理，以及整个男权社会摧残、消费女性权利的根深蒂固的专制。（《环球人物》评）

沈佩贞是民初著名的“英雌”。她在辛亥革命中以组建女子军事团体受到舆论的称扬。民国成立后投身于妇女参政运动，后来又依附袁氏政权，其言行日益引人反感，终因大闹醒春居及与郭同的讼案而身败名裂。她在小说中的形象也全面沦陷。沈佩贞的遭遇，不仅体现了民初女权问题与民族国家的尖锐矛盾和男性启蒙者在“英雌”问题上明显的功利性，也映衬出知识女性由家庭、校园走向社会的难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评）

民国鼎革以来，在政治变幻的宏大叙事中，女性不仅承担着时代的重轭，还不得不面对中国社会男权根深蒂固的败坏挤压，这种双重压迫势必成为女权觉醒者奋起反抗的两座大山，从几位女权领袖的人生传奇中便可窥见一斑。即便这些女权领袖全身投入革命，她们在革命成功后却连最为基本的女性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革命伟人孙中山、宋教仁、刘成禺等等依然固守着男权社会的专断逻辑，千方百计要将他们的“革命女同志”排斥在公民社会的政治参与的范畴之外，以至于这些女权领袖不断过激反弹，做出种种乖戾之事，从冲击国会到殴打议员，直到从高举女权旗帜的巾帼英雄沦落为政坛情场的反面丑角。这与其说是这些女权领袖的悲哀，不如说是古老中国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难以根除的病灶癌变。（《民国红粉》评）

女子参政运动闹了一年。1912年年底，主将之一唐群英开始息影家园，后来还上了袁世凯的通缉名单。但沈佩贞却华丽转身，贴上了袁大总统门生的标签，做了总统府的女顾问。

唐群英、吕碧城等见袁世凯有意称帝，另谋出路，沈佩贞则走了另一条路。国民党/民主革命抛弃了她，她也抛弃了国民党/民主革命，转而投靠袁世凯，心态转变，积极支持复辟帝制，自然被视为机会主义分子。沈佩贞当年闯荡京城的那张名片，中书“大总统门生沈佩贞”，袁世凯竟然也点头默认了。

按许指严的说法，这是袁世凯对几个英雌、同盟会老资格女会员的一种安慰，免得她们兴风作浪；按刘禺生的说法，袁世凯不乏有收拢女门客的心思。可见袁世凯为了平息女子参政运动，对主要成员沈佩贞等施以政治笼络。

辛亥革命时期，沈佩贞参加女子敢死队、共和会、红十字会、炸弹队、女子北伐队等组织，主持天津同盟会武装起义和女子革命团体，创办女子军事速成学校女子尚武会，进军上海武装。

沈佩贞曾享荣“革命元勋”、“老同盟会员”、“辛亥功臣”、“女界之伟人”、“女豪杰”等，与唐群英并列妇女界代表。

沈佩贞夜闯《神州日报》馆，暴打郭同，其身份（“英雌”）、地位（“总统府女顾问”）和行为（用武）的落差，使得此事充满戏剧效应，一夜之间，她的故事已经成为万口喧传的笑柄。次月，“饭郎”便编辑了《沈佩贞》一书，收录相关新闻报导和文学作品。此时流通中的文类，早已经不限于新闻和时评：沈佩贞的形象，很快进入了小说作品，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反复书写。

最早关注沈佩贞的小说是林纾1913年成书、1914年4月出版的《金陵秋》，以辛亥光复南京为背景，具有强烈的补史意识。小说以王仲英与女学生胡秋光的爱情故事为贯串全书的线索。女主人公胡秋光，是林纾心目中理想的新女性，此外书中还出现了数位雄姿勃发的“英雌”，如组织“女子经武练习队”的卢眉峰、顾月城，小说言“女士二人，一为旌德卢眉峰，一为无锡顾月城。月城弱妩媚，眉峰则秀挺健谈”。“傲放无礼”的女子北伐队员李一雄、黄克家、贝清澄。此“贝清澄”影射的即是沈佩贞。借用胡秋光之介绍，贝在“江南负盛名”，其出场表现，是与王仲英的初次晤谈，大谈女子从军北伐之事，同时向王仲英眉目传情。

“贝清澄”热衷于从军与参政，与现实中沈佩贞的形象吻和，但她对王仲英的一见钟情，则完全是无中生有，是林纾男性中心主义的流露。设计这一细节的目的，在于突出王仲英的“英武形象”和对胡秋光之“情笃”，同时还可以反衬出贝清澄辈的“佻达狂放”。为了使读者加深此印象，作者又交待她的来历和行径：【贝氏风貌亦佳，特荡而无检，好名而广交，将推扩其声望，被于天下。家有微蓄，则尽出以结客。并提倡女子北伐队，枵声狂态，群少年咸追逐其后。然闻仲英文武兼资，且好谋能战，故时时注意。】

作为反面形象的贝清澄，处处与胡秋光形成鲜明对照。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王、胡结婚时，特邀贝清澄作为伴娘盛装出席。这一情节设置实不符胡秋光之温柔宽厚的内在性格，因而只能从作者林纾的意图来理解：她在情场上的完败，连带此前的丑态，都是小说家的嘲笑。

《金陵秋》发表时，沈佩贞正为袁世凯笼络，权势如日中天，林纾以“贝清澄”之谐音加以讽刺，主要目的是在批判光复以后“日形堕落的妇女道德”。《金陵秋》中的王仲英对“英雌”们的腹诽和避畏，以及指斥女子逾越轨范，都是这一心态的体现。小说中言辞夸张、举止失常的沈佩贞，只是林纾观念先行时塑造的类型化的形象。

至于沈佩贞在女子参政运动大闹国民党会场、掌掴宋教仁的事件，《小说大观》上连载的政治小说《铙吹》也有讥刺。文本中妓女出身的殷梦秋和真又兰心血来潮，组建了“女子北伐队”，在行军途中大出洋相，半途而废。革命成功后，两人认为，“我们这回跟了大军北征，凡是男子立的功，就有我们女子一半在内”，因而决定奋起争选举权。在往北京之前，她们想先找个男子商量，于是找到了“共德社”的熟人周继殷：【寒暄才了，便提起这节事来，周继殷仰着头，一味沉吟。真又兰见了这副面目，胸中那把无明火，已自窜上窜下，要打喉管里冒出来，硬自咽下。那里料到周继殷听他们讲完，冷笑了几声，连连摇头，道：“我不……”底下是句什么话，还没讲出，只觉软棉棉[绵绵]一只手已到脸上，“拍搭”一声，竟是俗语说的五分头直送过来，手指带了指甲，顺便抓了一把，周继殷脸上顿时起了几道红癊，又躺[淌]出血来，真正是：“闭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此处影射的是1912年8月25日唐群英、沈佩贞等人在北京湖广会馆殴打宋教仁的场面，但作者将地点移到了周继殷宅，二人是硬闯进入，更凸显出其粗暴蛮横，不仅无理，更是失礼之举。

在沈佩贞的人生经历中，她投靠袁世凯却以入狱作为下场的这一段，是极富戏剧性的故事，然而小说家对此却少有关注。仅有杨尘因的时事小说《新华春梦记》略有提及：第22回，易顺鼎等人组织“风月会”，邀请蔡锷参加，阮忠枢和顾鳌插科打诨，易顺鼎于是说：“待咱们‘风月会’成立之后，再派娘子军去逮捕他俩。”阮忠枢则道：“只要你不把沈佩贞调来，咱们总是不怕的。”第28回，安静生等人发起“妇女请愿会”，在大街小巷散发传单，路人议论纷纷，便不忘提及沈佩贞：“沈佩贞才出了大狱，她们又来高兴了。”第33回，安静生赴松筠庵宴会，主人名义上是薛大可，实则背后还有三位冤大头，其一便是“大名鼎鼎，曾经扑到沈佩贞裙边，一嗅莲钩滋味的良三爷”。这三处文字的背后都有典故，但当时读者早已尽人皆知，作者也无需再用笔墨解释了。《新华春梦记》中的沈佩贞，并没有正面出场，只是作为隐伏的存在，映衬着其他人物的活动。

最吸引小说家的，莫过于沈佩贞的情事。沈佩贞为人豪放，不拘小节，在两性问题上也较一般女性开放。《金陵秋》对沈佩贞的书写，已不无香艳笔墨。而张恨水自1924年在《世界日报》上开始连载的《春明外史》、平襟亚1926年出版的小说《人海潮》、陶寒翠1928年出版的《民国艳史》都对此大加渲染，翻出了沈佩贞先后与杨晟、魏肇文的陈案。

在刘成禺、张恨水等民国文人的笔下中，沈佩贞的人生经历被塑造成了另一番景象，大致如下：

【沈佩贞，民国时期的“政治宝贝”，新潮浪漫，颇具姿色，为猎取名利不惜牺牲色相，令民国初年的一批政要权贵纷纷拜倒在其裙下，这其中包括民国两任大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在民国初年，这沈佩贞曾是京城的著名“北漂”女郎，神通广大的“女政客”，鼓吹帝制的“洪宪女臣”。

黎元洪首先即成为这位时尚女郎的入幕之宾，事后，黎元洪有意给个妾位名分，沈佩贞自然也闹将起来，要黎元洪“负责”。然而黎元洪的宠妾黎本危（改名前为危红宝）侦知奸情，大泼其醋，闹得不可开交，硬是逼着黎元洪将沈佩贞赶出了湖北才罢休。

沈佩贞拿着黎氏致送一万元“酬金”（也有说是封口费），囊橐中有了充足的银两，打马进京，就比寻常北漂女子更有底气。她早就瞄上了北洋政府的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可是由于府院争权，唐绍仪与袁世凯失和，负气出走，沈佩贞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但她并不气馁。当时，中国最有权力的男人莫过于袁世凯，沈佩贞深知袁氏本性，好色且好淫，家中除了正室于氏，还有九房姨太太。这种男人的弱点一目了然，她要拿下他不会是什么天大的难事。具体操作时，功夫仍要先从外围做起，仅仅三招两式，她就使步军统领江朝宗和武卫军司令段芝贵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认前者为义父，认后者为义叔，有了双保险，再与袁世凯攀上瓜葛，就顺理成章了。

嗣后，沈佩贞如愿以偿，江朝宗为她设总办事处，名为赞助帝制，实则是私人会所，江朝宗、段芝贵等政府要员下班后，就到沈佩贞的总办事处来饮宴和“办事”，那些地方官员来京城攀高枝谋位置，就径直到沈佩贞的总办事处走门路，说是车马塞途，门庭若市，半点不夸张。沈佩贞施施然往来于各路机要，金吾不禁。

有了“总统府顾问”、“绥远将军府高级参议”这些金字招牌，沈佩贞筹钱方便，行事利落，她借总办事处为机关，纠集一群“女志士”，结纳政府要员，与权贵日夜周旋，为帝制摇旗呐喊，上演劝进，因此搭上袁世凯这条线。声势之煊赫，令外界为之侧目。由于种种出格出位的表演，沈佩贞成为京城大红人。】

（注：本段内容皆为刘成禺、张恨水等民国文人流传后世之大致说法。）

纵览沈佩贞的人生轨迹，她在辛亥革命中以发起组织“女子尚武会”成名，被尊为“女界之伟人”，民初又以充沛的精力，继续活跃于政治舞台。但她的举动日益招致反感，其公众形象很快滑向另一极端，成为“浮嚣狂妄”、“廉耻丧尽”的英雌之代表。当时以及稍后的各类文学作品，几乎异口同声地对她进行贬抑。这些文本在再现、建构沈佩贞负面形象的同时，也凝聚了那个时代读者的集体记忆，成为民国英雌们生存的现实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