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上舟（1947年4月20日—2011年6月27日），籍贯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县，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理事长。

中芯国际新任董事长江上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海归，海南建省初期最早的一批闯海人，他也是上海芯片产业的奠基人、国家大飞机项目的启动者之一。1991年，担任海南省三亚市人民政府副市长；1993年，出任海南省洋浦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洋浦开发区管理局首任局长。1997年调往上海工作，先后担任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市工业党委副书记等职。2001年，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上海化学工业区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2003年，成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兼重大专项组组长。

2006年，江上舟接替邓朴方担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同年，他被委任为中芯国际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国家教育部原副部长、同济大学原校长吴启迪，即江上舟的妻子。中芯国际成立于2000年是中国内地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集成电路芯片代工企业。

上海市第十、十一届政协委员，上海市第十一届人大代表。

1965年，他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仅在校学习了9个月”，“文革”就开始了。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再不就是枯燥的政治理论学习，是他们那时候大学生活的重要记忆。

1970年，他被分配到云南省通讯局微波器材厂工作，工作中他渐渐感觉到了专业知识的重要。一次，清华大学的老师到云南去，他和同班同学、妻子(吴启迪，教育部副部长，原同济大学校长)共同表达了想学习的愿望，回到清华后，老师给他们邮寄过去很多专业书，这让他们很开心，也很感激。其间，大学生曾有一次“回炉”的计划，他们也报名了，后来因为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影响，回炉计划夭折了，他们不死心。

1978年，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江上舟夫妇双双考回母校。为什么去留学，去留学前又有什么样的雄心抱负，当时的江上舟是没有考虑这么多的。因为，他能出国也是因缘际会——研究生复试的时候，老师告诉他：考上研究生的人可以去参加公派出国留学的考试。他去参加，通过了，也就出国了，一切都顺理成章。那时，他的大部分同学也都想考研究生、出国，动机则有些“不纯”。因为，通过考研究生再分配，可以改变已经被初步定下的命运。江上舟夫妇都已经回到了北京，不存在这个问题，他只想多学些知识，毕竟，他们在大学正常学习了不到一年时间啊。到爱因斯坦的母校——瑞士苏黎世高等理工学院留学，让时年32岁、抛妻别子的江上舟眼界大开，到了知识的天堂，他感到好奇而又陌生。系里面有几百名学生，但专职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加上秘书，才两个人，系主任是教授兼的，开学注册、学期结束都会有学生来帮忙，一切都井井有条、效率高极了。学校也是这样。苏黎世高等工学院留学生几百人，一个专职人员负责，签证、住宿，烦琐事情全包了。

瑞士的自由、民主以及国民的高素质也让他感叹——考驾照的时候，所有的资料都是自己填写，负责的官员只核实一下，很快便办下来了，自己不去领，这些官员还会去一遍遍地催促。这在国内几乎都是不可想象的。

1987年，留学八年后的江上舟获得了博士学位，没在瑞士做任何停留，他便匆忙回到了祖国。“这是第一批出国留学人的特色，都想着回国。”到了国内，他才发现，他的移 动 通 信专业搞的单位太少了，英雄一时难有用武之地。“谁能想到移 动 通 信能发展得这么迅速呢？！” 在上海徘徊了两个月，精通德语和英语的他只好听从朋友的劝告，抛弃了自己多年的专业，去了国家经委的外资企业管理局，走入仕途。

1987年9月，和一个中国社科院的朋友去东北出差，路上听到海南要建省，于是向朋友建议：海南建省这样一个大事，社科院应该出力啊。筹建中的海南也想到了中国社科院，请他们派专家搞经济规划。朋友知道江上舟曾提过建议，将他也拉了过去。一次偶然的谈话，让江上舟成为十万人才下海南中的一员。

1988年，在海南考察、调研并参与了规划过后三个月，国家经委撤并，没了单位的江上舟只好留在了海南，筹建刚从县级市升格的三亚市。彼时的三亚，有着江上舟想不到的落后——电话号码竟然只有三位；留洋八年的他看不懂：难道大伙装的都是分机——当时整个三亚安装的电话也不超过1000部。艰苦，江上舟是不怕的。小时候，身为福建省委书记的父亲江一真被政治斗争批判过，人情的冷暖他已经见识，又在最基层的工厂干过8年，吃苦算得了什么。

但官场不是工厂，他有些不适应——1989年三亚选举副市长时，他落选了。原因很简单：选举时，别人都争着拉票，他却跑到外地代别人开都不愿意去的民兵会。更要命的是，多年的读书生涯使得他当时并未意识到与下面各乡镇领导熟识的重要性。“现在想来，即便是在发达国家，争取选民支持也是很重要的，可那时候，从政经验太少。”江上舟的心态已经很平和了。

1991年，再次选举时，他高票当选了三亚市副市长。之后，他大展拳脚：在全国第一个建立了土地交易中心，明确了“要土地不要找市长，要找市场”，实行土地公开拍卖。这一招不仅搞活了土地市场，也为三亚拿到了基础设施建设需用的资金；分管环保的他大力发展三亚的旅游产业，修了十条路建了三座桥。

1993年，亚龙湾已经被列为11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之一。他的认真，他主张的政企分开，无疑会让一些人反感，因为，这断了他们的财路。“而他又是为谁呢？”妻子吴启迪在上海同济大学教书，他孤身一人在中国的最南端工作，繁忙的工作中他也会想到家。

1993年，和妻子分居多年的他和领导谈话，想调回上海，不料，新去的省委书记认为他是个人才，不仅调不成，还把他官升一级，派为新成立的洋浦开发区管理局局长兼书记。那一年，他年富力强。“不谈话，或许也就不会考虑到我了。”江上舟说，人的命运有时候就是被偶然的细节所决定。

当时的洋浦石头多、荒地多、仙人掌多，树少、水少、人少，而且，刚刚经历了“国耻风波”(1989年1月，五名全国政协委员到洋浦考察，认为洋浦开发租地70年给外商“丧权辱国”。)、邓小平批示（1989年4月28日，邓小平平息了这场争论，他在海南的报告上作出了改变洋浦命运的批示：“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者说清楚，手续要迅速周全。”），正是国人瞩目的焦点、改革的最前线。在这种情景下，江上舟出任了这个号称“特区中的特区”的行政首脑，领着手下66个兵，一切从头开始。当时，经海南省人大授权，洋浦行使地市级政府权力，设立的审判机关，被授予除死刑外的终审权。不仅如此，洋浦还是世界上唯集经济特区、开发区、保税区和城区于一体的地方，区内实行隔离式管理，可以享受关税豁免。

江上舟的执政思路是“积极的不干预”政策，尽量压缩政府职能规模，给市场配置资源留下足够大的空间。后来，有人把他搞的这套行政制度改革称为“洋浦改革”。他活学活用在瑞士所见的“主办制”和“AB制”：比如人事局负责的工作有组织人事、党建、计生等好几项。没有下属，直接向局长负责；“AB制”是，科室中的两个业务相近的主办岗位，被指定为AB搭配，每人在一项业务中为主、另一项业务中为辅，相互配合，同时互相监督。不止于此，江上舟还开始“公务员招考”，从全国范围内选拔英才，麾下一度聚集了8位博士几十名硕士，其他的如公共财政、无纸化办公等，都开了风气之先。

江上舟和他的同事们在洋浦构建起的这套行政体制，让中央有关部门和专家赞不绝口。1995年，时任中编办常务副主任的顾家麒到海南考察时，准备听半个小时的汇报，后来听入了迷，“从2点半谈到了6点半”。可这先进的理念落到传统体制的汪洋大海里，带来的只有碰撞——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拆迁安置，引发了当地人的一些不满；“特区中的特区”的招商引资，对海南其他地级市也是个冲击。而且，江上舟说那时他的眼睛只向下——定为海南省委常委候选人的时候，他都没有时间去和同级别的市领导去沟通，他的精力都放在了百业待兴的洋浦——毫无疑问，他落选了。

1997年，在为洋浦引来投资100多亿元、亚洲最大的化肥厂项目后，他有些黯然地离开海南。没想到，1998年，已经签订协议的这个化肥厂项目又花落了别家，心系海南的他尽管已不在海南工作，还是立即给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写信，直谈了个人看法，认为洋浦天然地适宜做工业基地。

1997年，江上舟离别海南，调任上海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随后，江上舟历任上海市工业党委副书记、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等职位。

1998年，时任上海经委副主任的江上舟在美国硅谷“上海信息产业座谈会”上发表的激情演讲，描绘上海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远景。光刻机是制造集成电路的关键设备，在手掌大的硅片上要集成几十万个晶体管，无异于针尖上绣花，国际上有种说法，造光刻机的难度超过了造原子弹。许多海外华人听说江上舟要搞光刻机，被他的雄心壮志所感染，卖掉了国外的房子，回国创业，报户口时，把上海写作永久居住地。对留学回来的科技人员，只要有机会，江上舟都要见面。有位专家回国后居住困难，江上舟就把一个低价购买别墅的机会让给了他，自己一直住在两室户中。

新世纪前后，台湾电子产业代表团来沪考察，其中有位企业家叫张汝京，被称为“盖厂高手”。江上舟与张汝京惺惺相惜，在江上舟的热情相邀与积极推动下，该代表团在考察了国内外多座城市后，决定在上海建厂。

2000年8月1日，“中芯国际”在上海张江地区打下第一根桩。一年后,“中芯国际”正式投产，创造了世界最快建芯片厂纪录。“中芯国际”未建立前，内地集成电路产业与国际主流技术差距是五代，通过“中芯国际”提升至半代差距。

2006年，江上舟被委任为中芯国际独立非执行董事。

2009年，江上舟师以患病之躯挑起“中芯国际”董事长重担，该年一举扭转“中芯国际”前五年亏损，使其成为世界第四大芯片代工厂。

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原党组成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原理事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原副秘书长、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理事长江上舟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年6月27日上午6时45分在上海瑞金医院逝世，享年64岁。

由于江上舟辞世，公司第二名授权代表职务已出现空缺，公司将尽快采取行动安排委任第二名授权代表。

江上舟的父亲是江一真，中央苏区创立闽西革命根据地老战士，建国后历任福建省长、河北省委书记、卫生部长及代理农业部长。

妻子是前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前同济大学校长吴启迪。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江上舟代表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到成都捐了10台汽车，同时到极重灾区都江堰市考察。

2009年，江上舟经过奔走、洽谈和组织，在四川成立都江堰友爱教育基金会并担任理事长。

2010年4月7日，由江上舟担任理事长的都江堰友爱教育基金会，向华晋焦煤公司王家岭煤矿透水遇险的153名矿工捐款153万。

2010年9月17日，江上舟来到了都江堰友爱学校，参加由都江堰友爱教育基金会举办的首届“教育奖学奖教金”颁奖典礼活动。仪式结束后，江上舟与其他人员以及部分友爱教育基金会理事在都江堰友爱学校焦颖副校长的陪同下，冒雨来到地震重灾区映秀镇和都江堰市，看望慰问了三户残疾学生家庭。

2011年6月20日，江上舟躺在病床上最后一次参加中芯国际董事会的电话会议。手机被没收了，他就偷偷用助理吴宏鲲的。会前还半躺着，昏昏欲睡，分明一位垂危的人，可手机一拨通马上思路清晰。一个多小时的会，他几度发言。怕别人听不清，还坚持把手机拿起，放在嘴边，长时间举着。

2011年6月24日，江上舟在上海瑞金医院再度陷入昏迷。站在病床边的老友、曾长期主管上海工业的原上海市副市长蒋以任俯身趴在耳边大喊了一声“集成电路”，江上舟立即清醒过来。喉咙插着管子无法说话，他急得左右扭动着脖子，当再听到“装备样机很成功”的消息，他才慢慢安静了下来。

在三亚，江上舟开创中国第一个土地交易中心，提出了“要土地不要找市长，要找市场”的著名论断。江上舟把亚龙湾打造成公共海滩的理念，也就是城市公共空间。在洋浦，江上舟提出“按国际化办事，与世界经济接轨”的口号。洋浦的试验是超前的。公务员招考、集中采购、公共财政等中国一系列行政改革都在洋浦发端。

2000年前，中国的集成电路制造还是空白，芯片全部依赖进口。那时，江上舟提出，以集成电路的制造为抓手，从而带动集成电路上下游的设计和封装产业，从而推动整个集成电路产业跨越发展。他与马启元等专家一道，多次上书，最终促成了国务院18号文件的出台。由江上舟牵头起草的《上海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与应用》最终促使中芯国际落户上海，从而实现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零的突破。

江上舟创造了世界最快建芯片厂的纪录，实现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零”的突破。2000年8月1日，中芯国际在上海张江打下第一根桩，自此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飞速发展。到2004年，仅上海一地，就已会聚6条８英寸2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10年前，上海集成电路销售额约50亿元，而今已达539亿元，占全国的37%。

2000年，江上舟向上海市提出报告《抓住燃料电池技术突破的机遇，推动上海汽车和电站产业升级》，报告被上海市采纳，江上舟成为了燃料电池技术布局的牵头人。到2010年，上海世博会已大面积采用燃料电池汽车，中国的燃料电池技术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江上舟在全国首推“全纳教育、伤健共融”的教育模式，已帮助上百名肢残孩子完成基础教育，走进大专院校。

江上舟是“开路先锋”，有力地推动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上海长江开发促进会秘书长李华欣评）

江上舟看得很远，想干就干，做事不计较个人得失，惟一的爱好是中国的高科技事业。（同济大学教授林正浩评）

江上舟是个重视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有战略眼光，向前看的人。他从来不说空洞套话，为人诚恳，是真正做实事的人，从不推诿责任，而是尽自己的能力一个个解决问题。（科技部戴国强评）

江上舟工作起来，求实，从来都是牢牢把关。开会谈数据，侃侃而谈，让人心服口服。（中科院院士、原科技部部长徐冠华评）

江上舟先生曾是上海半导体的领路人，在事业的道路上，很多人到过他的指引、建议、引荐、推举和批评，得到过他以各种形式的帮助和扶持，及时而有效。沪上新兴的半导体装备和材料企业亦大多如是，绝少例外。（尹志尧及另几位上海半导体企业老总评）

江上舟在中芯国际最困难时候带着绝症出任董事长，两年后去世。上海市一年的集成电路产值高达2000亿元，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他用“半条命”换来的。要是有人问，什么样的人可称为战略科学家，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江上舟就是战略科学家的代表。（李国杰院士评）

江上舟一生超前创新，从政从商都怀着敢为天下先的魄力；脚踏实地，为官为民都扛着推动产业向前发展的责任；乐观积极，癌症十年从未放弃与命运抗争的勇气。由他主持筛选的国家第一批重大专项逾16项，包括大飞机项目、探月工程等；由他主持筛选的上海第一批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如今已成为中国及上海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清华校友总会评）

在江上舟师患病的十年间，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病情，心中只牵挂着项目，与病魔赛跑，争分夺秒，寻优勇进，爆发出超强的生命力和绚烂的理想光芒。在这十年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增长十倍，从完全依赖进口到全世界每十块芯片中有一块是由中国制造。中国商用飞机公司成立、中国大飞机翱翔蓝天之路再启，“太阳能模块定日阵”成为世博会中国馆镇馆之宝，虹桥太阳能项目年发电量可供1.2万户居民使用一年……这些科技项目都倾注了江上舟师大量的心血，一大批科技家、企业家、产业家围绕在他的身旁，他以自身人格魅力统帅一支科技生力军，驰骋在中国科技产业化的前沿。他用生命刻下这样一句碑文：奉献自我，成就事业，造福人民。（清华校友总会评）

作为一位不可多得的科学战略家，江上舟既洞悉世界产业经济的趋势，又有微观的深入和把握；既有原则，又思路开阔；既有远见，又能实干。人们在感慨他远见的同时，也在敬佩他的无私，甚至有人说，正是他的无私，才有了他的远见。（市政建设网评）

江上舟不贪恋官场利禄，决心沉到基层去实际拼搏，生命中潜在的才干智慧，会得到充分的释放。江上舟那种不计个人得失功名，为国家富强一心一意奋进的精神，自然就成了他克服病痛的力量。总之，把自己的智慧和才干，与国家的发展相结合，争取得到最大的发挥，这就是江上舟的过人之处。（中国经济网评）

江上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战略科学家，在和病魔赛跑的过程中，他为国家筛选出大飞机、集成电路制造、新能源汽车等重大战略专项，为上海布局半导体装备、太阳能、第三代移动通信等重大战略棋子，促成一个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零的突破。（央视网评）

江上舟像扁舟远行消失在地平线尽头，沿着他劈波斩浪之后的水路，他生前关注、筛选、扶助、投身的一个又一个国家重大科研专项，百舸竞渡。这个无私的共产党人用自己光辉的生命谱写了一曲爱国、奋斗、创新的主旋律，他呕心沥血支持并参与的事业，必将和他的精神一道，被人们永远延续并发扬光大。（中国青年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