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小说，处于中国小说的萌芽阶段，大致可分为三种：记叙神、仙、鬼、怪的志怪书；记叙历史人物事件但掺杂了较多怪诞无稽的内容，有人称它们为杂史杂传；记叙当时名士的卓然不群的举止言行的志人书。

汉魏六朝小说，中国小说的萌芽。我国小说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神话和历史传说，但粗具规模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的概念最早见于刘歆《七略》。汉代开始有小说家的名称。《汉书·艺文志》著录汉代小说15家，皆亡佚。今见到的所谓汉人小说，多为魏晋以后托名之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汉魏六朝小说共25种，今仅存《燕丹子》和《世说新语》，其余如《神异经》、《海内十洲记》列入了地理类，《汉武帝故事》、《西京杂记》等列入了旧事类，《汉武帝内传》、《汉武洞冥记》、《搜神记》、《搜神后记》、《异苑》、《续齐谐记》等列入了杂传类。宋以后，小说的外延逐步扩大，这些作品才陆续归入小说 。汉魏六朝小说分为轶事小说与志怪小说两类 ，志怪小说是谈鬼神怪异的，其代表是干宝的《搜神记》，还有的借助鬼怪的题材，暴露封建统治者的凶残，如《干将莫邪》，《李寄斩蛇》等。另外，如《紫玉韩重》等篇写的也是封建制度下青年男女为争取爱情幸福而斗争的动人故事。轶事小说主要是记录人物轶闻琐事的，其代表是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主要是掇拾汉末至东晋的士族阶层人物的故事，客观地反映了士族阶级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具有一定的暴露和认识意义。

汉魏六朝小说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类是记叙神、仙、鬼、怪的志怪书，如《列异传》、《搜神记》等等，第二类记叙历史人物事件但掺杂了较多怪诞无稽的内容，有人称它们为杂史杂传，如《燕丹子》、《汉武故事》等等，第三类是记叙当时名士的卓然不群的举止言行的志人书，如《世说新语》等等。这些古小说除杂史杂传的篇幅较长之外，大都是丛残小语，故事粗陈梗概，有的还谈不上是故事。它们文字简古，但文约而事丰，用极简练的文字就可以叙说极复杂的事物。

汉魏六朝的小说处于中国小说的萌芽阶段。汉以前还没有小说这一名称，《庄子·外物》所谓“饰小说以干县令”，只是指与大道相对的小道，犹如《齐物论》所谓“小言詹詹”。汉代开始有小说家的名称，最早大概出于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因之列为诸子略中的一家，但视之为小道，说是“闾里小知者之所及”。桓谭《新论》也说是“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江淹《杂体诗》李善注引）。当时所谓的小说只是指讲小道、小知的“丛残小语”。先秦作品《山海经》、《穆天子传》，古人都把它看作史地类的书，《四库全书》才列入小说家类。今本《逸周书》里也有几篇近似小说的作品，可以说是古小说的渊源。《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小说十五家，都已亡佚。其中有《伊尹说》、《鬻子说》、《黄帝说》、《封禅方说》、《虞初周说》等5种，都以“说”为题，可能是小说的代表作品。还有《青史子》 1种，存有几条佚文，可以大致了解汉代人所谓小说的内容。《伊尹说》和《百家》也有佚文可以考见。大体如鲁迅所说，“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谬者也”。

现在所能见到的所谓汉人小说，都不见于汉人的记载，绝大多数都不是汉人的作品。只有一种据说是东方朔的《神异经》，曾见汉人称引，但也未必真是东方朔的手笔。这一类作品，唐以前的人都不把它看作小说。在唐人编的《隋书·经籍志》里，史部地理类列入《神异经》、《海内十洲记》，旧事类列入《汉武帝故事》、《西京杂记》，杂传类列入《汉武帝内传》、《汉武洞冥记》和晋以后的《搜神记》、《搜神后记》、《异苑》、《续齐谐记》（《旧唐书·经籍志》分类略有出入）等，宋朝以后，才把这类书陆续归入了小说。到了清人编《四库全书》时，小说家的范围更进一步扩大，把野史笔记之类也都列为小说。以上所提作品，现在都看作汉魏六朝的小说了。鲁迅所辑的《古小说钩沉》，也收入了许多杂传类的书。其中《汉武故事》（即《汉武帝故事》）时代较早，比较接近历史，有一些传说性的故事，如汉武帝微行柏谷事，流传很广，《资治通鉴》也已采用；又如颜驷对武帝问，也常为人引用。《汉武故事》也有西王母、东方朔的故事，但是还不像《汉武帝内传》、《汉武洞冥记》那样具有浓重的方士气。

汉魏六朝小说史隋唐时人对小说的看法，与刘歆、班固有所不同。 据《隋书·经籍志》著录，小说类共收书25种，并在附注里记载了一些当时已经亡佚的书名。除《燕丹子》和《世说》外，都已失传了。从书名及佚文看，这类书多数是杂记琐事，神怪色彩不多，而且还标榜记事确实。如当时已经亡佚的裴启《语林》，曾被谢安指摘失实，声誉低落（《世说新语·轻诋》）。《世说》可以说是《语林》的后继，它和刘峻的注采用了不少《语林》的材料。可见唐朝以前的所谓的小说，主要是指野史杂事之类的书。刘知几在《史通》第十篇《杂述》里说“偏记小说，自成一家”，他把这类书分为十种，有称作“逸事”的《汲冢纪年》、《西京杂记》，有称作“琐言”的《世说》、《语林》，有称作“杂记”的《志怪》（祖台之）、《搜神记》、《幽明录》、《异苑》等。尽管史学家们并不看重这类“短部小书”，但还是把它看作史部的一个支派。到了欧阳修编《新唐书·艺文志》时，就把一大批史部杂传类的书归入子部小说家了。

《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小说，现存的只有《燕丹子》和《世说》两种。

《燕丹子》叙述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唐宋以后不为人所注意，清人从《永乐大典》里抄录出来以后，孙星衍加以校刻，才重新流传。然而这个故事确曾流传于汉代，从《风俗通义》、《论衡》等书里都曾述及这点看来，它可能是现存唯一的比较可靠的汉人小说，也是后世讲史话本的先驱。《燕丹子》的故事与《史记·刺客列传》所载大体相同，但多出一些神奇的情节，如秦王扣留太子丹，说要等乌白头、马生角才放他回国，太子丹仰天长叹，居然出现了这样的奇迹。又如太子丹厚待荆轲，和他同案而食，同床而寝，甚至拿黄金给荆轲掷蛙作乐；荆轲想吃马肝，就把千里马杀了；荆轲称赞弹琴的美人手好，就把美人的手斩下来给他。最后刺秦王还有一些惊险的场面。这些情节很离奇，所以为司马迁所不取。但是它富有民间文学色彩，已经具备了小说的艺术特征。

《世说新语》是志人小说（亦称轶事类小说）的代表作。“志人”这个名称是鲁迅从“志怪”推衍出来的。《世说新语》里记载的大部分是魏晋时期达官名士的言行，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36篇。书中所载都是经过选择的精采片断，特别注意语言的提炼，比一般野史杂事更富于文学性。许多故事只用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一个人物形象，有很高的概括力。有些人物的几个小故事，散见各篇，合起来就可以相当完整地见出一个人的性格。有些故事后来已成为通行的成语典故，如“捉刀人”、“传神阿堵”、“书空咄咄”、“坦腹东等等。

这类小说里还有一些记载笑话的书，如魏邯郸淳的《笑林》，北齐阳玠松的《解颐》（疑即《谈薮》），隋魏澹的《笑苑》等。

殷芸的《小说》是一部汇编前人小说的总集，它就以”小说“命名。故事按时代前后编次，引书注明出处，资料丰富，体例谨严，作为辑集古书的依据，可与刘峻的《世说注》相比。但书已散佚，现有鲁迅、余嘉锡、唐兰、周楞伽四家的辑本。

志怪的书层出不穷

汉魏六朝小说选汉魏六朝的小说，还有许多本属杂传类的书，多数带有神怪色彩，来源于巫和方士的荒唐之言。汉代以后，道教和佛教日益盛行，鬼神迷信的说教更广为流布，所以志怪的书层出不穷。如祖台之的《志怪》，曹毗的《志怪》，殖氏的《志怪记》，孔约的《孔氏志怪》，都以”志怪“命名。注重科学的祖冲之，也有《述异记》之作。以志人为主的《世说新语》也有一些神怪色彩，如《文学》篇第一条记马融转式、郑玄禳祸的故事，《术解》篇载郭璞相墓的故事，就近于志怪。不过当时人并不把这类故事当做小说，如干宝《搜神记序》说他写书的目的是”明神道之不诬“。当时人称干宝为”鬼之董狐“（《世说新语·排调》）。

《搜神记》可以说是志怪小说的代表作。现存20卷本，是明人重新辑集的，已经不是原貌，混入了一些可疑的篇章。它汇集了晋以前的奇闻异事，保存了一部分优美的神话传说，如《董永》、《韩凭妻》等，对后世很有影响。其余比较完整的书还有传为陶潜撰的《搜神后记》、刘敬叔的《异苑》、王嘉的《拾遗记》、吴均的《续齐谐记》、传为任昉撰的《述异记》等。至于《列异传》、《幽明录》、《齐谐记》等，均已散佚，佚文都收集在《古小说钩沉》一书里。

王嘉的《拾遗记》在志怪小说中较有特色。它按历史朝代分篇，记载正史以外的遗闻，第十卷为名山记，故事新奇，颇具文采，尤其是萧绮所撰的录，文笔华丽，艺术性较强。还有张华的《博物志》，多记异方殊物、珍禽怪兽及草木虫鱼，也有一些怪诞不经的神仙方技的故事。它以”志物“为主，于志人、志怪之外，开辟了《述异记》以至《酉阳杂俎》一派的途径，所以《隋书·经籍志》列为杂家，《旧唐书·经籍志》始改入小说家。

小说成为宗教宣传的一种工具

佛教盛行之后，志怪与宣扬因果报应的说教合流，小说成为宗教宣传的一种工具。现存的有颜之推的《冤魂志》（一作《还冤志》），已经失传而有佚文可考的还有刘义庆《宣验记》、王琰《冥祥记》、颜之推《集灵记》、侯白《旌异记》等。道家也有这一类作品，如晋王浮的《神异记》，与葛洪《神仙传》等书并行。

志人和志怪，逐渐统一于故事情节的发展。故事性不断加强，注重意想和文采，这是中国小说历史发展的一个方向。志怪杂传陆续归并入小说家，一方面是依据宋代以来的目录学家的分类，另一方面是承认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事实。因为志怪既然是神奇故事，就不免有艺术虚构，对后世小说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正是从六朝的鬼神志怪，孕育出了唐代的传奇小说。

《搜神记》干宝（283~351年），字令升，祖籍河南新蔡。明天启《海盐县图经》云：”父莹，仕吴，任立节都尉，南迁定居海盐，干宝遂为海盐人“。又云：”干莹墓在澉浦青山房。“明董谷《碧里杂存》云：”干宝……海盐人也。按武原古志云，其墓在县西南四十里，今海宁灵泉乡。真如寺乃其宅基，载在县志，盖古地属海盐也。“据史料记载，自西晋永嘉元年（307年），干宝初仕盐官州别驾（刺史的从吏官），后因刘聪、石勒之乱，西晋亡，东晋立，南北对峙，干宝举家迁至灵泉乡（今海宁黄湾五丰村与海盐澉浦六忠村的交界处）。永嘉四年（310年），父卒，葬澉浦青山之阳，干宝为父守孝。至三世时，迁至梅园（今海盐通元），自此，海盐成为干氏子孙繁衍的居住地。

干宝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更是小说家的一代宗师。他的《搜神记》短篇小说集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被称作中国小说的鼻祖。干宝学识渊博，著述宏丰，横跨经、史、子、集四部，堪称魏晋间之通人。至今有关专家已收集到的干宝书目达26种，近200卷。

干宝年轻时学识渊博，遍览群籍，曾由华谭推荐任著作郎。建武元年（317年），经中书监王导推荐，领修国史。时因家贫，求补山阴（今绍兴）令，迁始安（今桂林）太守。东晋大兴元年（318年）二月封关内侯。太宁元年（323年），王导请为司徒右长史、迁散骑常侍。咸和元年（326年），母桓氏卒，葬灵泉里西南隅，干宝辞官为母守孝。咸和四年服阕回朝。永和元年（345年）致仕，永和七年（351年）秋卒，葬灵泉里后花园。朝廷特加尚书令，从祀学宫。

干宝一生著作颇丰，其《晋纪》20卷，直而能婉，时称良史，为后世史学家所推崇。传说干宝因有感于父婢死而再生及其兄气绝复苏，乃编集神怪灵异故事为《搜神记》。他在序中自称：”虽考志于载籍，收遗佚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所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者哉！“此书为中国魏晋志怪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代表作，保存了许多古代民间的传说，如《干将莫邪》、 《相思树》 、《董永卖身》、《李寄斩蛇》等，给后世文学艺术以深远影响。在著名的《聊斋志异》 、 《三国演义》 、 《水浒传》 、 《西游记》 、 《红楼梦》等作品中，有许许多多的情景和描述都是从《搜神记》中汲取营养和精华的。近代文学大师鲁迅的《铸剑》故事就取自《搜神记》中的《三王墓》，凡此举不胜举。干宝又著有《春秋左氏义外传》 ，还注 《周易》 、 《周官》等数十篇，另有文集四卷。今存《搜神记》20卷，为后人所辑录，又《晋纪》亦有清人辑本。

干氏家族自三国后期，仕吴者颇多，到晋朝已有名人不断出现，其后在历朝均有名人，政功显著。千余年间，干氏家族所繁衍的子孙已分居于北京、天津、南京、陕西、山东等地。尤以浙江海盐的沈荡、通元、澉浦、六里，海宁的盐官，宁波的余姚，嘉善的干窑等地。聚居为盛。故自东晋以来，已有1700多年族史，显为望族。海盐作为干氏家族世代繁衍的集中居住地，至今后裔已有52代。近年来，海盐县对干宝的生平及史学价值的研究十分重视，尤其是在干宝后裔的大力支持下，由干氏四十八世裔孙干乃军执笔续修《干氏宗谱》。自1991年起，历经10余载的调查考证，目前，一部新的《干氏宗谱》续修本已正式完稿。干氏家族对于0宗谱续修，历来十分重视。干氏宗谱立干宝为始祖，五世孙干朴首撰，三十八世孙干大行续修并序。自四十世孙干钦昊于清康熙三十五年（1686年）最后一次续修宗谱算起，至今已有300余年未曾续修了。并且，由于干氏后裔散居神州大地，主要分为东西大支和永宁乡支两支，至抗战前，宗谱有的已散失，给续修带来一定的难度。文革期间，海盐县博物馆收缴保存了十分宝贵的干氏东西大支的旧谱三册，是这次续谱的主要依据。刚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下来的干乃军不负众望，历尽艰辛，奋笔耕耘，终于使海盐县第一部民间续修的家谱《干氏宗谱》得以问世。此举已在全国各地广大干氏后裔中传为佳话。

张华（232年-300年），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县）人。西晋文学家、诗人、政治家。

简历父张平，曹魏时渔阳郡太守。华幼年丧父，家贫然勤学，”学业优博，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有”人伦鉴识“美称的刘讷见张华时感叹道：”张茂先我所不解。“（ 《晋书·刘隗传》 ）。曹魏末期，因愤世嫉俗而作《鹪鹩赋》，通过对鸟禽的褒贬，抒发自己的政治观点。《鹪鹩赋》引起巨大反响，张华自此名声鹊起。后在范阳郡太守鲜于嗣推荐下任职太常博士，又屡迁佐著作郎、长史兼中书郎等职。西晋取代曹魏后，又屡迁黄门侍郎，封广武县侯，官至司空。晋惠帝时，遭司马伦杀害。

华诗今存32首。除少数描写自己的壮志和对贵族豪门的不满，有《情诗》5首，描写夫妇离别思念的心情。还编纂有《博物志》 。《隋书·经籍志》录《张华集》10卷，已佚。明代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收有《张茂先集》。《博物志》有今人范宁校本10卷。

生平大事

固劝伐吴

咸宁元年（275年），时，灭蜀已12年，晋代魏也已10年，而”大晋兵众，多于前世；资储器械，盛于往时“（《晋书？羊祜传》）。相反，东吴则因暴君孙皓”昵近小人，刑罚妄加。大臣名将，无所亲信“而”人人忧恐，各不自保“（《三国志？薛综传》）。征南大将军羊祜曾上疏晋武帝，要求伐吴，但众臣”苦谏不可“（《晋书？冯紞传》）。咸宁四年（278年），羊祜病故，并在临终前推荐杜预接替自己。次年，益州刺史王浚上疏主张伐吴，有遭到众臣反对，认为”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戎。天下劳扰，五谷不登，兴军议讨，惧非其时“（《晋书？贾充传》）。于是张华固劝伐吴，说：”陛下圣明神武，朝野清晏，国富兵强，号令如一。吴主荒淫骄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晋书？杜预传》）。他一席话消除了武帝顾虑，终于作出了最后决定。

太康元年（280年）春，伐吴开始，但一度”众军既进，而未有克获“（《晋书？贾充传》），时有中书监荀勖上疏腰斩张华以谢天下，但张华”独坚执，以为必克“。

灭吴后，武帝下诏令奖赏张华：”尚书、关内侯张华，前与故太傅羊祜共创大计，遂典掌军事，部分诸方，算定权略，运筹决胜，有谋谟之勋。其进封为广武县侯，增邑万户，封子一人为亭侯，千五百户，赐绢万匹。“（《晋书？张华传》）。

灭吴后，张华名重一世，荀勖”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伺间隙，欲出华外镇“（《晋书·张华传》）。又因张华举武帝之弟齐王司马攸，而武帝却对其弟有猜忌，遂”微为忤旨，间言遂行，。乃出华为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领护乌桓校尉、安北将军“，名义上是为了安抚胡夷。

张华到职后，立刻派安北将军严询征讨鲜卑慕容涉归，并在昌黎大败之，于是”抚纳新旧，戎夏怀之，东夷马韩、新弥诸国依山带海，去州四千余里，历世未附者二十余国，并遣使朝献。于是远夷宾服，四境无虞，频岁丰稔，士马强盛“。

张华功绩使得贾充党羽侍中冯紞深感不安。冯紞曾反对伐吴，所以”紞内怀惭惧，疾张华如仇“（《晋书·冯紞传》）。于是冯紞开始在武帝面前诋毁张华，说张华和反叛了的钟会是同类人物。遂武帝迁征华为有职无权的太常卿。

晋惠帝，经过一系列朝廷内部火并，政权落到了楚王司马玮手中。张华献计惠帝，”遣殿中将军王宫说玮矫诏，乃收玮诛之“（《晋书·楚王玮传》）。事后，张华因首谋有功，拜右光禄大夫、侍中、中书监等职，并于元康六年（296年）官至司空。

死于非命

楚王玮死后，名目上张华有重职，但实权掌握在贾南风手中。贾皇后一度企图废除不是自己所生太子，以长期擅政，但因张华等极力反对，才作罢。

元康九年（299年），贾皇后灌醉太子，使之书写谋乱之书，后遍示群臣。阅后，群臣均附合贾皇后，要求赐太子死，唯张华反对。核对笔迹后，果为太子所作，遂张华无言以对，但仍然坚持己见。最后从赐死改为废为庶人。废太子后，东宫左卫督司马雅和常从督许超等人，谋废贾皇后而复太子，遂与赵王司马伦密谋。对帝位虎视眈眈的赵王伦，一方面使贾皇后杀太子，另一方面策划政变，以废黜贾皇后。永康元年（300年）4月2日晚赵王伦遣司马雅联合张华政变，但后者予以拒绝。尽管如此，华没有揭发赵王伦之谋，意欲借伦之手废贾皇后。次日赵王伦兵变，并以党附贾皇后罪名执华于殿前。被处死前，他叹道：”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爱死，惧王室之难，祸不可测也。“次年，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长沙王司马乂起兵，诛杀了赵王伦。齐王冏上奏请求给张华雪冤。太安二年（303年）朝廷正式下诏，恢复张华爵位以及被没收的财产。

刘义庆（403—约443），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南朝宋文学家。宋宗室，袭封临川王赠任荆州刺史等官职，在政8年，政绩颇佳。后任江州刺史，到任一年，因同情贬官王义康而触怒文帝，责调回京，改任南京州刺史、都督加开府仪同三司。不久，以病告退，元嘉21年死于建康（今南京）。刘义庆自幼才华出众，爱好文学。除《世说新语》外，还有志怪小说《幽明录》 。

生平

原籍彭城，世居京口。南朝宋武帝刘裕之侄，长沙景王刘道怜之次子，其叔临川王刘道规无子，即以刘义庆为嗣。刘义庆是刘宋武帝的堂侄，在诸王中颇为出色，且十分被看重。

（一）京尹时期15-30刘义庆15岁一路来平步青云，其中任秘书监一职，掌管国家的图书著作，有机会接触与博览皇家的典籍，对《世说新语》的编撰奠定良好的基础，17岁升任尚书左朴射﹝相当于副宰相﹞，位极人臣，但他的伯父刘裕首开篡杀之风，使得宗室间互相残杀。因此刘义庆也惧有不测之祸，29岁便乞求外调，解除左朴射一职。

（二）荆州时期30-37刘义庆担任荆州刺史，颇有政绩。荆州地广兵强，是长江上游的重镇，在此过了8年安定的生活。

（三）江南时期37-42刘义庆担任江州刺史与南兖州刺史，38岁开始编撰《世说新语》，与当时的文人、僧人往来频繁。于42岁病逝于京师。刘义庆是个「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的人，称得上是文人政治家。一生虽历任要职，但政绩却乏善可陈，除了本身个性不热衷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愿意卷入刘宋皇室的权力斗争。

志人小说的兴盛与士族文人之间品评人物和崇尚清淡的风气有很大关系。这类志人小说既是品评人物和崇尚清淡的结果，又反过来促进了这种风气的发展。从志人小说在当时受到社会重视的情况，也可以看出它们的编纂是适应了社会的需要。裴启的《语林》一写成，远近许多人争着传抄，梁武帝曾敕命殷芸撰《小说》 ，都是很好的例证。

志人小说今传较少，按其内容也可分为三类：

汉魏六朝小说一、笑话。（魏）邯郸淳《笑林》，对世态有所讽刺。如写楚人有担山鸡者，欺人曰凤凰，以讹传讹，连皇帝也轻信了。汉世老人家富无子而性吝啬，饿死后田产充官。《笑林》开后世俳谐文字之端。

二、野史。（东晋）葛洪伪托刘歆所作《西京杂记》 ，记述西汉的人物轶事，也涉及宫室制度、风俗习惯、衣饰器物，并带有怪异色彩。其中有的故事后来很流行，如王昭君、毛延寿故事，司马相如、卓文君故事。

三、逸闻轶事。这是志人小说的主要部分，有（东晋）裴启《语林》、（东晋）郭澄子《郭子》、（梁）沈约《俗说》 、（梁）殷芸《小说》等。（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是成就和影响最大的一部。

魏晋南北朝小说篇幅短小、叙事简单，只是粗陈故事梗概，而且基本上是按照传闻加以直录，没有艺术的想象和细节的描写。虽有人物性格的刻划，但还不能展开。所以还只是初具小说的规模，而不是成熟的小说作品。在中国小说史上，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在人物刻划、细节描写，以及叙事语言的运用等方面，它们都为唐传奇的写作积累了经验。一些唐传奇的故事取自这个时期的小说，如《倩女离魂》与《幽明录》中的《阿庞》 ，《柳毅传》与《搜神记》中的《胡母班》，《枕中记》与《幽明录》中的《焦湖庙祝》，都有继承关系。唐以后的文言小说中始终有志怪一类，《聊斋志异》是这类小说的顶峰。模仿《世说新语》的小说达几十种之多，这也说明了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影响。

“志人”这个名目，为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所设立，与”志怪“相对而言。《中国小说史略》又说：”记人间事者已甚古，列御寇、韩非皆有录载，惟其所以录载者，列在用以喻道，韩在储以论政。若为赏心而作，则实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晋。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矣。“这里提出的观点很重要，即所谓志人小说，其写作目的，虽仍有记录史实、供人揣摩的考虑，但欣赏和娱乐的特点已经很强。

具有这种性质而时代较早的作品，有东晋葛洪假托为西汉刘歆遗书的《西京杂记》。其中《王嫱》一则写王嫱因不肯贿赂画师而远嫁匈奴的故事，为后世诗歌、小说、戏剧中常见的题材。不过，《西京杂记》虽以人事为主，但所涉较杂，而且大多数记载过于琐碎。专记人物言行的，则有东晋中期裴启的《语林》和晋宋之际郭澄之的《郭子》 。二书均已散佚。

下面是《语林》残存的一则：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

《世说新语》，原名《世说》，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是同类著作中唯一完整地保存下来、也是集大成的一种。裴、郭二书的遗文，往往又见于《世说新语》（上面所举一条就是），可见此书带有纂辑的性质。当然也有据传闻撰写的。有梁代刘峻注，引书四百余种，以博洽著称，也是珍贵的史料。

《世说新语》按照类书的形式编排，分为《德行》 、 《言语》 、 《政事》 、 《文学》等三十六篇，以类相从。内容主要记述自东汉至东晋文人名士的言行，尤重于晋。所记事情，以反映人物的性格、精神风貌为主，作为史实来看，绝大多数无关紧要。书中表彰了一些孝子、贤妻、良母、廉吏的事迹，也揭露和讽刺了士族中某些人物贪残、酷虐、吝啬、虚伪的行为，体现了一些基本的评价准则。但就全书来说，并不以宣扬教化、激励事功为目的。对人物的褒贬，也不持狭隘单一的标准，而是以人为本体，对人的行为给予宽泛的认可。高尚的品行，超逸的气度，豁达的胸怀，出众的仪态，机智的谈吐，或勉力国是，或忘情山水，或豪爽放达，或谨严庄重，都是作者所肯定的。即或忿狷轻躁、狡诈假谲、调笑诋毁，亦非必不可有。从而也就反映出士族阶层的多方面的生活面貌，和他们的思想情趣。

尽管士族的实际生活，不可能如他们宣称的那样高超，但作为理想的期待、典范的表现，乃是要求摆脱世俗利害得失、荣辱毁誉，使个性得到自由发扬，精神得到升华。这种文化特征，在《世说新语》有集中的表现。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曰：”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如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容止》）

对某些优异人物的仪表风采的关注，是因为这里蕴涵着令人羡慕的人格修养。同样的例子很多。如《容止》篇又记时人对王羲之的评价：”飘若游云，矫若惊龙。“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任诞》）

任由情兴，不拘矩度，自由放达，这是当时人所推崇的。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准上信至。看书竟，默默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雅量》）

谢安是东晋名相，并非无所建树的人。当时他的侄子谢玄在淝水前线与前秦八十万大军对敌，国之兴亡，家之存绝，在此一举，他也不可能无动于衷。只是临大事而有静气，才是超脱的风度。而在另一方面，有时细琐的小事，却可以令那些名流动情。一代枭雄桓温北伐，途中经过他往年往过的金城，见旧时手植的柳树长大许多，便慨然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于是唏嘘泪下。因为纵然身外的成败得失可以轻忽，生命本身却是无可忘怀的。还有那位见秋风起而思故乡莼菜、鲈鱼脍，便弃官归去的张翰，是这样悼念亡友：

顾彦先平生好琴，及丧，家人常以琴置灵床上。张季鹰住哭之，不胜其恸，遂径上床，鼓琴，作数曲竟，抚琴曰：”顾彦先颇复赏此不？“因又大恸，遂不执孝子手而出。（《伤逝》）

当代的士人，力图把精神生活从变幻的社会关系中拔出，切近生命的底蕴，这也包括在对自然的感悟中体味人生。《言语》载：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在魏晋的玄学清谈中，士人常聚集论辩，由此培养了语言表达的机智敏捷。这种机智又运用到日常生活中来，一句话说得漂亮，便会流布四方，带来美誉。《世说新语》各篇中，随处可以读到绝妙话语，而又有《言语》一篇，作专门的记载。上面所举王子敬一条和前面提及的桓温一条，以及后面”过江诸人“一条，都是《言语》篇中的，这里就不再另外选例了。

《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中所写的上层妇女，往往也有个性有情趣，不像后代妇女受到严重的束缚；人们对妇女的要求，也不是一味地温顺贤惠。如《贤媛》篇载，谢道韫不满于丈夫王凝之，回娘家对叔父谢安大发牢骚：”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又《假谲》篇载，东晋名将温峤诈称为从姑刘氏之女作媒，自己把她娶了回来，”既婚交礼，女以手被纱扇，抚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温峤一时豪杰，又狡诈得有趣，所以新娘又高兴又好笑。但如此放肆，在后代难以想象。

《世说新语》的文字，素称简洁隽永，笔调含蓄委婉。它没有铺叙或过多的描写，更绝少夸张之处。但寥寥几笔，却能表现出相当生动的人物形象。这是因为作者采取遗貌取神的手法，删落枝叶，抓住人物本身最有特征、最富于意味的动作和语言，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并且，它所记载的人物语言，大多是活的口语，使人如闻其声。前引王子猷雪夜访戴条，”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没有多余的字眼，在主人公的动作中，透出微妙的情味。又如谢安与客围棋条，”看书竟，默默无言，徐向局“，写得如深渊之止止，而未可测。再如温峤娶妇条，写新妇神态、口吻，活脱欲出。人的精神风貌、感情活动，本是微妙而难以捉摸的，渲染、描叙、说明，往往似有所得，而失之已多。相反，仅仅以简单的文字再现人物自身的活动，却可能得其神韵，作者很懂得这个道理。有时，作者为了突出所要表现的人物，往往采取对照的手法，两相映衬，其意自见。如《言语》中的一条：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惟三丞相愀然变色：”当共戳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用两句对话，就写出了两种不同的人物。这种例子在书中甚多。

《世说新语》一向受到古代文士的特别喜爱，后世笔记小说记人物言行，往往模仿其笔调。直接仿照其格式的著作，也有很多。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列，如宋代王谠的《唐语林》、孔平仲的《续世说》等，就有近二十种。只是《世说新语》本是魏晋南朝士族社会中的产物，有显著的时代特点，历史不可重复，这一种艺术风格也很难重复了。

志怪小说：志怪，就是记录怪异，主要指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以记述神仙鬼怪为内容的小说，也可包括汉代的同类作品。志怪小说是受当时盛行的神仙方术之说而形成的侈谈鬼神、称道灵异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之下形成的。

志怪小说的内容很庞杂，大致可分为三类，炫耀地理博物的琐闻如东方朔 《神异经》等；记述正史以外的历史传闻故事如托名班固的《汉武故事》等；讲说鬼神怪异的迷信故事如东晋干宝《搜神记》等。志怪小说对唐代传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志怪小说，指汉魏六朝时期带有神怪色彩的小说，它们多数来源于巫和方士的奇谈怪论。

汉代以后，道教和佛教逐渐盛行，鬼神迷信的说教广为流布，所以志怪的书特别多。六朝作品中就有不少以”志怪“命名的。如祖台之的《志怪》、曹毗的《志怪》 、孔约的《孔氏志怪》等。（”志怪“一词出于《庄子·逍遥游》：”齐谐者，志怪者也。“）现代作家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里就专门列了《六朝之鬼神志怪》上下篇。

六朝志怪小说志怪小说可以举干宝的《搜神记》作为代表。现存20卷，是明朝人重新辑集的残本，还混入了一些可疑的篇章。该书收集了许多晋朝以前的神怪故事，成为一部汇编性质的小说集。其中一些优美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如《董永》、 《三王墓》 、 《韩凭妻》等，长期在民间流传，有的还曾编成戏曲和白话小说。

志怪小说比较完整的还有相传是陶渊明作的《搜神后记》 、王嘉的《拾遗记》、刘敬叔的《异苑》、吴均的《续奇谐记》等。其他的书大部分都散失了，只有一部分佚文收集在《古小说钩沉》里。

不过，当时人并不把它当作小说来写，如干宝《搜神记序》说，他写书的目的是用来”发明神道之不诬“，就是说在他看来神是实有的。所以，当时人把这类志怪书当作历史著作。现在把志怪杂传称作小说，一方面是参照了宋朝以来书目的分类法，另一方面，也是从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源流来看的。因为正是从六朝的鬼神志怪里，孕育出了唐代的传奇小说（唐代传奇当然还受了史传文学的影响），如《古镜记》 、 《枕中记》 、 《柳毅传》等就是志怪故事的新发展，而唐代传奇才是中国小说发展成熟的标志。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这里指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兴盛的原因，是受了民间巫风、道教及佛教的刺激，而作者的态度，是将怪异传说视为事实来记载。作为一个基本的概括，鲁迅的总结是正确的。但也要注意到，志怪小说的来源和实际面貌比较复杂。着重于宣扬神道，还是倾心于怪异事迹，以及小说中表现人生情趣的多寡，其间的区别还是很大。

现存志怪小说中，有署名汉人之作，主要有题为班固作的《汉武帝故事》、 《汉武帝内传》 ，题为郭宪作的《洞冥记》 。

以前研究者多认为出于六朝人的伪托，但近来也有提出不同意见的，对此尚有深入探讨的必要，书中暂存疑。三种都是讲有关武帝的神仙怪异故事，其中《内传》叙西王母下降武帝宫中之事，篇幅颇长，文辞华丽而铺张。年代确定的志怪书，当以题名曹丕作的《列异传》最早。现此书已亡，在几种类书中有引录。其中”宋定伯卖鬼“故事很有名。宋定伯少年时，夜行逢鬼，便诈称自己也是鬼，一路同行，巧妙地消释了鬼对他的疑惑，并骗得鬼怕人唾的秘密。其后他把鬼强行背到市场上，鬼化为羊，他唾羊使其不能变化，卖得一千五百钱。这故事很有幽默感，也颇能反映中国民间的一种心理，便是造出鬼来吓人，又想出法来骗鬼，俗云”糊弄鬼“即是。另外《谈生》叙一书生与一美丽女鬼为婚，因不能遵守三年不得以火照观的禁约，终于分离，留下一子。这故事优美动人，后代还有新的演变。因不能抑制好奇心而受到惩罚，这是各国民间传说中最常见的母题，由此可以见到人类的一种普遍心态。

古代小说魏晋志怪小说中，《搜神记》是保存最多且具有代表性的一种。作者干宝（？—336），字令升，新蔡（今属河南）人，是两晋之际的史学名家，著有《晋纪》，时称良史。又好阴阳术数、神仙鬼怪。《搜神记》序中，自称作此书是为”发明神道之不诬“，同时亦有保存遗闻和供人”游心寓目“即赏玩娱乐的意思。此书原已散佚，由明人重新辑录而成，现为二十卷，四百多则，其中偶有误辑。

《搜神记》的内容，一是”承于前载“，但并不都是照旧抄录，有些文字上作了加工；二是”采访近世之事“，出于作者手笔。其中大部分只是简略记录各种神仙、方术、灵异等事迹。也有不少故事情节比较完整，在虚幻的形态中反映了人们的现实关系和思想感情。尤其有价值的，是一些优秀的传说故事。如《李寄斩蛇》、《韩凭夫妇》、 《东海孝妇》 、《干将莫邪》、《董永》、《吴王小女》等，都很著名，对后代文学有较大影响。

《东海孝妇》叙一孝妇为冤狱所杀，精诚感天，死时颈血依其誓言缘旗竿而上，死后郡中三年不雨。关汉卿的名作《窦娥冤》即以此为蓝本。《董永》叙董永家贫，父死后自卖为奴，以供丧事，天帝派织女下凡为其妻，织缣百匹偿债，而后离去。 《天仙配》的故事由此演变而来。以上二则，本意都是表彰孝行，但又不尽于此。前者还控诉了官吏的昏庸残暴，后者又表现了穷人对美好生活的幻想。而这两点，分别成为《窦娥冤》与《天仙配》的中心。

《韩凭夫妇》写宋康王见韩凭妻何氏美丽，夺为己有，夫妇不甘屈服，双双自杀。死后二人墓中长出大树，根相交而枝相错，又有一对鸳鸯栖于树上，悲鸣不已。这故事控诉了统治者的残暴，歌颂了韩凭夫妇对爱情的忠贞。结尾是一个民间故事中常见的诗意的幻想，后世”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的结尾可能受其影响。这种幻想是美丽而又软弱的。《吴王小女》也是一个生死相恋的故事：吴王夫差的小女与韩重相爱，因父亲反对，气结而死。她的鬼魂与韩重同居三日，完成了夫妇之礼。故事的情调悲凉凄婉，紫玉的形象写得很美。在中国古代的爱情故事中，女性总是比男性来得热情、勇敢、执着，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比较起来，《李寄斩蛇》和《干将莫邪》，更具有强烈的斗争精神。前者写闽中庸岭有巨蛇为祟，官府只能每年招募一名童女献祭，李寄自出应募，以她的机智和勇敢杀死大蛇。事毕，李寄对以前被蛇所食的九个女子的骷髅说：”汝曹怯弱，为蛇所害，甚可哀愍！“歌颂了英勇斗争以求生存的精神。后者写干将莫邪为楚王铸剑，三年乃成，被杀。其子赤比长大后，为父报仇。故事的后半部分写得壮烈无比：

王梦见一儿，眉间广尺，言：”欲报仇。“王即购之千金。儿闻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谓：”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将莫邪子也。楚王杀吾父，吾欲报之！“客曰：”闻王购子头千金，将子头与剑来，为子报之。“儿曰：”幸甚！“即自刎，两手捧头及剑奉之，立僵。客曰：”不负子也。“于是尸乃仆。客持头往见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头也，当于汤镬煮之。“王如其言。煮头三日三夕，不烂。头踔出汤中，瞋目大怒。客曰：”此儿头不烂，愿王自往临视之，是必烂也。“王即临之，客以剑拟王，王头随堕汤中。客亦自拟己头，头复堕汤中。三头俱烂，不可识别。乃分其汤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

这个故事中所表现出的人民对于残暴统治者的强烈的复仇精神，是中国文学中少见的。文中写干将莫邪之子以双手持头与剑交与”客“，写他的头在镬中跃出，犹”瞋目大怒“，不但是想象奇特，更激射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它以悲壮的美得到鲁迅的爱好，被改编为故事新编《眉间尺》 。

《搜神记》中的优秀作品，其情节之完整与丰富、形象之鲜明生动，较以前的志怪小说有一定发展，已开始改变”丛残小语“、粗陈梗概的形态。其文字简洁质朴，有魏晋史家之文的特征。

《搜神记》之后，优秀的志怪书当数刘义庆的《幽明录》。刘义庆（403—444），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宋宗室，袭封临川王。他爱好文学，著述甚多，除《幽明录》外，传世还有志人小说《世说新语》。不过，这些著作当有他门下的文士参与编写。

《古小说钩沉》手稿《幽明录》亦久已散佚，鲁迅《古小说钩沉》辑有二百六十多则。它和《搜神记》不同之处，是很少采录旧籍记载，而多为晋宋时代新出的故事，并且多述普通人的奇闻异迹，虽为志怪，却有浓厚的时代色彩和生活气氛。其文字比《搜神记》显得舒展，也更富于辞采之美。这和宋代文学总的发展趋势一致。

《刘阮入天台》是一则有名的故事。写东汉时刘晨、阮肇二人入天台山迷途遇仙，居留十日，回家后已是东晋中期，遇到的是七世孙。它虽是写人仙结合，但除了末段刘、阮还乡一节，不甚渲染神异色彩而充满人情味。故事中的两个仙女，美丽多情，温柔可爱。如初见一节：

出一大溪，溪边有二女子，姿质妙绝。见二人持杯出，便笑曰：”刘、阮二郎，捉向所失流杯来。“晨、肇既不识之，缘二女便呼其姓，如似有旧，乃相见忻喜。问：”来何晚邪？“因邀还家。

这种描写，实际是对人间幸福与欢乐的追求，散发着美好的生活气息。在这方面， 《卖胡粉女子》更是绝佳之作：

有人家甚富。止有一男，宠恣过常。游市，见一女子美丽，卖胡粉，爱之。无由自达，乃托买粉，日往市，得粉便去，初无所言。积渐久，女深疑之。明日复来，问曰：”君买此粉，将欲何施？“答曰：”意相爱乐，不敢自达，然恒欲相见，故假此以观姿耳。“女怅然有感，遂相许与私，克以明夕。其夜，安寝堂室，以俟女来。薄暮果到，男不胜其悦，把臂曰：”宿愿始伸于此！“欢踊遂死。女惶惧，不知所以，因遁去，明还粉店。至食时，父母怪男不起，往视已死矣。当就殡殓。发箧笥中，见百余裹胡粉，大小一积。其母曰：”杀吾儿者，必此粉也。“入市遍买胡粉，次此女，比之，手迹如先。遂执问女曰：”何杀我儿？“女闻呜咽，具以实陈。父母不信，遂以诉官。女曰：”妾岂复吝死，乞一临尸尽哀。“县令许焉。径往，抚之恸哭，曰：”不幸致此，若死魂而灵，复何恨哉！“男豁然复生，具说情状。遂为夫妇，子孙繁茂。

这个故事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地方。它虽写了一个死而复生的故事，但神异色彩极为淡薄。相反，人物、情节都很贴近生活，令人有真实感。富家子每日借买胡粉以接近所爱慕之人，女子在情人猝死时惊惶失措，慌忙逃走，被发现后却毫无畏惧，决心以身相殉，这些描写，都毫无夸张，令人相信。作者对男女主人公的私通行为，并不指责，反加赞美，肯定了人们追求幸福与快乐的权利。比照南朝民歌，可以看到时代的思想特点。此外，这故事虽不很长，但能以简练的语言写出曲折变化的情节。单慕、互爱、欢聚、猝死、寻拿、哭尸、复生，环环相扣，波澜迭起，在志怪小说中是不多见的。当然，《幽明录》中也充满了离奇的故事。如《庞阿》一则，写石氏女爱慕美男子庞阿，身不得随，精魂常于夜间来庞家，最终二人结为夫妇。这是最早的一个离魂故事，虽是离奇，抒情性却很强。还有很多鬼魅故事，也比较注意感情气氛的渲染。

总之，《幽明录》比以前的志怪小说，更注意人生情趣，也更有文学性。像《卖胡粉女子》这样的作品，已有脱离志怪、着重于人间生活的倾向。

除以上所述，较好的志怪书，还有十六国时代王嘉的《拾遗记》，多述历代遗闻；旧题陶潜所作《搜神后记》，内容与《搜神记》相仿。其中《白水素女》一篇，即民间”田螺姑娘“的传说，流传很广；梁代吴均的《续齐谐记》，也以神怪为主，文辞清丽，叙事委曲，是其所长。《阳羡书生》一则，演化佛经中的故事，幻奇之极。

志怪小说对后代文学有深远的影响。唐代传奇，首先是在志怪的基础上，加以繁衍扩展，形成着意虚构而又怪诞离奇的长篇，而后再转向人间生活。而且，在整个文学史上，志怪小说始终没有消失。其中最有价值的一文，乃是有意识地利用志怪形式，在幻奇的故事中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生情感的作品，蒲松龄《聊斋志异》可以作为代表。至于六朝志怪中的故事，为后代小说、戏剧所吸收，加以创变，推陈出新，更是不胜枚举。

宗教信仰是后世小说创作的出发点与归宿

宗教信仰在一个阶段内仍是后世小说创作的出发点与归宿，这就是为什么唐代小说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以神仙道化、幽冥感通、灵怪变异、宿命因果为主要内容的原因。这固然与佛道二教在唐代的进一步发展有关，但从文学自身规律看，还是汉魏六朝小说的余风流绪所致。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人们一谈到唐代小说，总以为都如同《莺莺传》、《霍小玉传》等作品，遂将唐代小说与唐代传奇划上等号。实际上却远非如此，从唐初到唐末，与《搜神记》相类似的志怪小说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所谓唐传奇。中唐是传奇作品较多问世时期，然而此后却又出了牛僧孺《玄怪录》、李复言《续玄怪录》、李冗《独异志》，张读《宣室志》、卢肇《逸史》、陆勋《集异志》、苏鹗《杜阳杂编》等一大批志怪小说集。这些集中虽偶尔有几篇类似传奇的作品，但主要内容不外乎宏扬佛道二教。《玄怪录》“载隋唐神奇鬼异之事，各据闻见出处，起信于人[25]；《独异志》”神仙鬼怪，并所摭录“《逸史》”其间神仙交化，幽冥感通，前定升沉，先见祸福，皆摭其实、补其缺而已“与六朝志怪相比，这些作品的宗教意识有增无减，且更趋明确，某些篇章还具有证明宗教教义的直接目的。当然，这类作品虽在唐代以后时有所见，但其艺术生命力毕竟有限，遂渐渐走向了末路。

宗教观念在后世小说创作中发挥着作用

随着理性精神的张扬，汉魏六朝小说中的宗教观念逐渐成为一种表现手段而在后世小说创作中发挥着作用。这一变化过程与小说观念的日趋成熟即鲁迅先生所说”有意为小说“，呈同步发展的态势。在唐代小说中，虽然神仙灵怪之类作品甚多，但是代表唐代小说最高成就、标志着小说有了质的飞跃的还是那些由鬼神之怪转向人事之奇的作品。不少作家已开始聪明地运用佛道观念来表述现实人生，而六朝小说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仅就唐代小说来看，这种运用便有多种形式的表现。其影响较大者如人与神怪交往，目的在于写人事，神怪成为反映表现社会生活的手段，《任氏传》、《柳毅传》可为代表。六朝志怪中虽已有狐仙之事，但仅停留于万物有灵的观念之上。《任氏传》中的狐仙却具有了现实中妇女的性格特点，她品德高洁、知恩必报、聪慧过人，灵巧多变。《柳毅传》受道教影响很深，但归根结底赞美的是重义轻身、救人危难的品德，并暗寓了人能胜神的信念。再如运用释道观念写人生的感悟、佛道意识已融化为现实人生的一种态度。《南柯太守传》的作者李公佐称自己的创作目的是；”虽稽神语怪，事涉非经，而窃位著生，冀将为戒，后之君子，幸以南柯为偶然，无以名位骄于天壤间云。“《枕中记》中的主人公卢生对人生的理解为：”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这种对释道观念的深入理解与吸收，归根结底是为现实人生寻求出路与解脱，其出发点与归宿都未脱离人生，而对人生的理解又融入了释道的教义精神。更富刨造性的是将释道观念转化为艺术构思与想象的手法，以便巧妙地表达人类的情感。佛教认为人有灵魂且与肉体相对立，肉体消灭后灵魂可以不灭。借用这一观念，不少作家编撰了离魂故事或死而复生事，如《离魂记》、《崔护》等。倩娘为冲破封建礼教，魂灵离开肉体追随情人数年，崔护见所爱之女因相思而亡，恸心大哭，竟将女子哭活。这类情节虽是释道观念的体现，但其本质乃是对男女真挚自由爱情的赞美讴歌。人们再也不会视这类作品为宗教的宣传，宗教观念仅仅成为服务于人类情感的工具手段。唐代小说对六朝小说的这些继承与改造，成为后世小说创作的典范。无论文言小说，还是白话小说；无论长篇还是短制，都从中汲取了养料。

对小说创作中的儒释道互补有着明显影响

六朝志怪小说中表现的新的文化心理特质及六朝志人小说将儒释道初步融合的文化心理倾向，对宋元以后小说创作中的儒释道互补有着明显影响。文化思想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儒家与佛道两教既有矛盾斗争的一面，又有取长补短、相互吸收、共同发挥社会作用的一面。但是，这一文化现象如何渗透进小说创作中，却由六朝小说开其端。六朝小说中的儒释道互补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互补不等于合一，而是用某一家的思想观念去补充其他家的缺陷与不足。二是小说中表现的三家思想及其互补，常常有各取所需、舍此取彼甚而至于支离破碎的情况。正是这两个特点贯串到了宋元明清小说创作之中。比如”神道设教“的创作宗旨，为许多小说家所遵奉，实际上就是用佛道等宗教观念达到儒家伦理教化的目的。佛教的色空观念、因果报应思想，道教的神仙法术、归真返朴教义，几乎程度不同地表现于各类小说之中。《三国演义》的历史观流露着明显的色空观念，《水浒传》的结局宣扬了道教的教旨，《金瓶梅》充满了佛教因果报应的思想；《西游记》不仅宣扬佛法，同时又肯定和称颂道教及儒家思想；《封神演义》以道教内部宗派之争表现正义与非正义的儒家思想；”三言“作者冯梦龙更明确提出”以二教为儒之辅“的观点；《聊斋志异》也往往以宿命因果、得道成仙弘扬儒家的伦理道德；《红楼梦》的主题与佛教”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相一致。通过这粗线条的勾勒，已不难见出六朝小说与后世小说的传承相通之处。当然，在不同时代文化心理氛围之下，后世的小说已经从信仰与艺术的徘徊中走出。但六朝小说所铺垫的那一道台阶，却构成了中国古典小说民族文化心理特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