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释兵权是指宋初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酒宴威逼利诱高阶军官交出兵权的一次政治事件。

宋太祖赵匡胤篡取了后周帝国的江山社稷之后，对后周的旧臣一个不杀，全部予以提拔重用。

大宋帝国建立刚过百天，原后周的两员重将——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和淮南道节度使李重进（后周太祖郭威的外甥），就因拒受新朝统御，相继在潞州（今山西长治）、扬州起兵叛乱。两场战事的规模虽然都不算很大，但也一直到这一年的年末才得以平息。

北宋统治者赵匡胤为此深为忧虑，在结束五代十国局面的过程中，他着重考虑的问题有二：一是如何重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使唐末以来长期存在的藩镇局面不再出现；二是如何巩固新生王朝，使之不再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

建隆元年末（960年），在宋太祖平定李筠及李重进叛乱后，他召见丞相赵普，询问息兵休战、国家长久发展的好办法。

赵普精通治道，提出问题的症结在于藩镇权力太重，君弱臣强，只要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然安定。赵普的话还没说完，宋太祖便已明白。

于是一个重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计划就这样酝酿出来了，并逐步付诸实施。在北宋中央集权方面，最重要的是兵权，也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赵匡胤吸取了后周灭亡的教训，加强对禁军的控制。

建隆二年（961年）太祖鉴于当时已控制局势，就着手陆续采取了一些措施，逐步加强中央集权。起初，太祖以为石守信等人是自己的故友，并不介意，而赵普数次进言，担心石守信等人的部下贪图富贵，提醒宋太祖，记住陈桥兵变的历史，一定要避免类似的事件重演。宋太祖不久后就采取措施解除了禁军高级将领的兵权。

建隆二年（961年）七月初九日，晚朝时，宋太祖把石守信等禁军高级将领留下喝酒，席中说自己整夜不能安睡。

石守信等人询问原因，宋太祖表示，担心他们的部下造反，再次上演“陈桥兵变”事件。这些将领知道已经受到猜疑，于是请宋太祖给他们指一条明路。

宋太祖回复，可以放弃兵权到地方去，多置良田美宅，多买些歌姬，宋太祖再同他们结为姻亲，君臣之间，两无猜疑。石守信等人知道已无回旋余地，并且宋太祖已牢牢控制着中央禁军，于是俯首听命。

建隆二年（961年）七月十日，石守信等人上表请求解除兵权。宋太祖同意，下令罢去禁军职务，地方任节度使，并废除了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即所谓三衙统领。

在解除石守信等大将的兵权后，太祖另选一些资历浅，个人威望不高，容易控制的人担任禁军将领。于是禁军领兵权析而为三，以名位较低的将领掌握三衙，皇权对军队控制加强。

宋太祖兑现了与禁军高级将领联姻的诺言，把守寡的妹妹嫁给高怀德，又把女儿嫁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把张令铎的女儿嫁给太祖三弟赵光美。

杯酒释兵权事件发生后，宋太祖当年执掌兵权的结义兄弟的禁军职务全部被解除，且从此不再授予他人。石守信虽然保留着侍卫都指挥使的头衔，却没有任何实权。

另一方面，宋太祖又派李汉超镇守关南、马仁瑀镇守瀛州、韩令坤镇守常山、贺惟忠镇守易州、何继筠镇守棣州、郭进镇守西山、武守琪镇守晋阳、李谦溥镇守隰州、李继勋镇守昭义、赵赞镇守延州、姚内斌镇守庆州、董遵诲镇守环州、王彦升镇守原州、冯继业镇守灵武。

“杯酒释兵权”是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反映。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使用和平手段，不伤及君臣和气，轻而易举地就解除了大臣的权力威胁，成功地防止了军变，是历史上有名的安内方略，影响深远。

不同意此观点的人则认为宋太祖专力巩固中央政权，“杯酒释兵权”含有对内严防的性质，直接造成内政腐朽。在外患强烈的背景下，削夺大将兵权也削弱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原因是皇帝直接掌握兵权，不懂军事的文官控制军队，武将频繁调动，致使宋朝与辽、西夏、金的战争连连败北，无力解决边患。军事积弱，还使两宋亡于社会制度落后于自己的游牧民族。

宋朝确立的文人治军的军事制度，其目的是为了彻底消除造成强唐灭亡的藩镇军制，其出发点是好的，结果是富有成效的，思想也是先进的。两宋亡于游牧民族原因则是多方面的，与两宋朝对峙的先是辽、夏，再是辽、金，最后是金、蒙，从作战态势来看，北宋面临的是两线作战只能主守。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一事，历来的史学家大都深信不疑，而且在民间广泛流传。但也有学者经过考证，对这件事下了这样的评价：故事性强、子虚乌有。

认为“杯酒释兵权”实有其事的论者，主要依据是北宋中期以来的一些史籍的有关记载。现存“杯酒释兵权”的最早记载，是北宋丁谓的《丁晋公谈录》（以下简称《谈录》）和王曾的《王文正公笔录》（以下简称《笔录》）。《谈录》记述了赵匡胤与赵普关于此事的一段对话。书中记载，赵普对赵匡胤说，禁军统帅石守信、王审琦兵权太重，“皆不可令主兵”。赵匡胤听后不以为然，认为石、王这两位老将是自己多年的老朋友，决不会反对自己。赵普则进一步做工作，说石、王这两位老将缺乏统帅才能，日后肯定制伏不了部下，后果将不堪设想。赵普终于说服了宋太祖，罢了两人的兵权。《笔录》则更明确地记述道：相国赵普屡以为言，宋太祖“于是不得已，召守信等曲宴，道旧相乐”，最后让他们“自择善地，各守外藩，勿议除替”。事隔半个世纪，北宋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以下简称《纪闻》）中，对此事的记载则更为详细。书中记载，在宴会的第二天，赵匡胤的部将个个心领神会，“皆称疾，请解军权。上许之，皆以散官就第”。

上述三种记载，矛盾百出。首先，《谈录》只讲罢石守信、王审琦二人的兵权，并无设宴请客这一情节。而《笔录》记载罢去兵权的宿将，除了石守信、王审琦外，还有其他几位将领，并增添了太祖设宴与宿将“道旧相乐”的情节。后世所谓“杯酒释兵权”一说，基本上都出于此。《纪闻》则称石守信、王审琦等皆被罢军权，以散官就第，而又大事铺张设宴道旧情节，绘声绘影，恍如身历其境，明显不可能，距离当事人的时代愈远，记载却愈详细，就愈是不可信。

其次，三书都说此事与赵普有关，但说法却不一致。据《谈录》一书所记载，罢石守信、王审琦的兵权是宋太祖听了赵普一次谈话之后就决定的。但若根据《笔录》所载，此事则是太祖在赵普多次苦谏之下才“不得已”而罢去他们的兵权。但若根据《纪闻》所记载却是太祖、赵普两人共同谋划的结果，如此矛盾的说法怎么没能成为史实，盖棺定论呢。

第三，上述三种史料，对石、王被削去兵权后的出路，说法也各不相同，有的只说“不令石、王主兵”，有的说他们“寻各归镇”，有的则说他们“皆以散官就第”。

第四，关于“释兵权”的内容史学界也说法不一，有的说是指罢石守信等四人典禁军，有的则认为主要是为了削弱藩镇势力。

另外，“杯酒释兵权”这样一件大事，在北宋史官修的《太祖实录》和《三朝国史》中却未见一字。元末，史学家根据《太祖实录》与《三朝国史》编撰而成的《宋史·太祖记》对此事也不着点墨，因而有学者认为这件事发生过的可能性非常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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