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穑（이색，1328年—1396年），字颖叔，号牧隐，高丽王朝后期大臣、诗人，名儒李谷之子。

李穑出身高丽的一个门第并不高的家族，他的曾祖李昌世、祖父李自成均无官职，只是地方乡吏，父亲李谷早年在高丽登科，后凭借在元朝考中制科而振兴家门。李穑生于致和元年（1328年）五月初九日，自幼聪慧异常，自知读书，看到内容就能读出来。其后师从客居高丽的中国人胡深。十四岁时，考中高丽成均试。此后他迎娶世家大族安东权氏的闺秀（权仲达之女、权汉功的孙女），并在各地山寺读书。至正八年（1348年），因其父是元朝官员（中瑞司典簿），他凭借父荫，获得元朝国子监生员的资格，赴元大都入读国子监（期间曾赴上都国子监分学，并回国省亲），深受程朱理学熏陶。在此期间，他所作的赋受到老师吴当的青睐，又师从宇文公谅学《易》。

至正十一年（1351年）正月，李谷去世于高丽，李穑从元朝回高丽奔丧，守孝二十七个月。期间曾上书刚继位的恭愍王，条陈时政，主张限制佛教。丧满后，李穑于至正十三年（1353年）五月参加高丽科举，在李齐贤、洪彦博主持的考试中状元及第，授肃雍府丞。不过，他不满足于登高丽科举，而是想去元朝发展。他的父亲李谷曾作诗告诫他“男儿须宦帝王都”，另外他在元朝国子监读书期间，常询问中国同学家乡的古代名人遗迹及“衣冠风俗、山水景致”，心生羡慕之情，希望能在元朝登科，然后外放中国各地当官，以实现他游览中国各地山水的心愿。于是在高丽登科后，他就参加征东行省乡试，考中解元。随后作为书状官随密直副使李也先帖木儿出使元朝，顺便留在元朝，准备参加会试。至正十四年（1354年），李穑通过了欧阳玄、王思诚主持的会试，并在殿试取得第二甲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获任应奉翰林文字、承仕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不久回国，等候补缺，期间被恭愍王任命为通直郎、典理正郎、艺文应教、知制教兼春秋馆编修官。翌年，任王府必阇赤，成为恭愍王的秘书，又试内史舍人。三月，李穑作为谢恩使尹之彪的书状官出使元朝，留在元朝翰林院任职，在冬季代理翰林经历一职。此时脱脱已被罢免，元末农民起义已成不可遏制之势，加上他是独子，母亲已老，便在至正十六年（1356年）正月辞官东归高丽。

李穑回国后，提议废除政房，将人事权复归吏、兵部，协助恭愍王改革，得到恭愍王的器重，遂于归国同年秋擢为吏部侍郎兼兵部郎中，掌握文武之选。丁酉年（1357年）试国子祭酒、知閤门事，调任知印尚书（相当于国王秘书长），又迁谏议大夫。至正十八年（1358年），他因上书言事件得罪权臣，外放尚州，恭愍王爱其才，特命留在中央，授枢密院右副承宣、知工部事，此后常在恭愍王左右，参掌机密。红巾军东征、恭愍王出逃福州（今韩国安东）时，李穑一路扈从，后录功为一等。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被元朝任命为征东行省儒学提举，同年冬升为密直提学、同知春秋馆事，两年后任签书密直司事，并一直兼任宝文阁大提学、艺文馆大提学等馆职。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二月，李穑出任判开城府事兼成均大司成，负责重建成均馆，推荐金九容、郑梦周、朴尚衷、朴宜中、李崇仁等新兴士大夫出任教官，讲论程朱理学，从此在高丽“程朱性理之学始兴”。其后，他被元朝授予征东行省左右司郎中。后调任三司左使，并于己酉年（1369年）迁三司右使。洪武四年（1371年）七月，辛旽倒台，恭愍王大规模调整朝廷人事，李穑被拜为政堂文学，进入决策中枢门下府，与他同时进入门下府的还有恭愍王所器重的武将李成桂，这是恭愍王“文武皆用第一流”的特意安排，而且他每次接见李穑和李仁复时，都会命左右洒扫焚香，异常尊敬。不久，李穑即丁母忧。翌年，恭愍王欲起复他为政堂文学，被他辞去。洪武六年（1373年）冬受封韩山君。恭愍王遇弑后，他连遭母丧、君丧，悲痛成疾，日益消沉，多年杜门不出，又奉旨与佛僧往来，以致时人对他有佞佛之讥。

宣光八年（1378年）二月二十四日，李穑来开京首次谒见新王王禑。此后出任王禑的师傅。洪武十二年（1379年）复任政堂文学。洪武十五年（1382年）拜判三司事，他称病不上任。两年后又被拜为判三司事，他称病辞职，进封韩山府院君。洪武十八年（1385年）请求致仕，王禑不听，任命他为检校门下侍中。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王禑欲攻辽，李穑从众赞成。不久发生威化岛回军，李成桂、曹敏修废黜王禑，李成桂欲另立高丽宗室，曹敏修则试图立王禑之子王昌，并询问李穑意见。李穑支持曹敏修，表态“当立前王之子”，于是王昌继位，他也升任门下侍中（首相），但也由此成为李成桂集团的眼中钉。

为了巩固王昌的地位、阻止李成桂集团的阴谋，李穑决定以贺正为名亲自去一趟明朝，顺便请明朝派官员来高丽监国，允许王昌亲朝于明。明太祖此前听说过李穑的名字，对他颇为礼遇，并在召见他时说：“你在元朝当翰林，应该会汉语吧！”李穑用汉语说：“请亲朝。”明太祖说：“说什么？”礼部官员进行了翻译，明太祖笑道：“你的汉语啊，跟纳哈出差不多。“明太祖不愿干涉高丽内部事务，所以李穑的愿望落空，回国后抱怨明太祖是“心无所主之主”。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李成桂集团欲改革私田，李穑反对。此时，李穑对朝政力不从心，在去黄骊拜谒过王禑后，便请求解职，推荐王昌的外祖父李琳代为门下侍中，自己退位判门下府事。其后，他的学生和亲信李崇仁受到李成桂集团猛攻，一个罪名是他随李穑出使明朝时做买卖，李穑受到牵连，心不自安，退居开京郊外的长湍别庄。十一月，李成桂以“废假立真”为名，废黜王昌，另立王瑶。李穑听说后从长湍入贺，王瑶拜托他辅佐自己，仍任判门下府事。不久，李成桂集团的言官吴思忠、赵璞弹劾李穑擅立异姓（王禑、王昌被指为辛氏）之罪，李穑及其子李种学被被罢职。吴思忠等穷追不舍，李穑又被流放长湍，其子李种学流放顺天。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李成桂集团继续攻击李穑为立王昌的主谋，李穑遭到拷打，又被流放于更远的庆尚道咸昌（李穑母家），但王瑶拒绝进一步处置。八月十三日，李穑抵达咸昌，饱尝世态炎凉的他给高丽地位最高的两大臣李成桂、沈德符寄诗曰：“老来常依客，命也岂关人。到处青山好，吟诗白发新。庙堂垂雨露，乡里隔风尘。世味都消尽，难忘醉吐茵。”当时，有高丽官员尹彝、李初逃到明朝，控告李成桂擅行废立、谋犯上国，并迫害李穑、曹敏修等忠臣。消息传到高丽后，郑道传等欲借机置李穑于死地，便请王瑶将尹彝、李初提到的李穑、李琳、李种学、李崇仁、禹仁烈、禹仁敏、郑地、权近、李贵生等关押于清州监狱。李成桂集团的言官一直请杀李穑等人，王瑶都不允许。同年冬，清州发生前所未有的山洪，王瑶以上天谴告为由释放李穑等人，仍安置李穑于咸昌，不久又赦免李穑。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六月，在李成桂集团的弹劾下，李穑第三次被流放咸昌。在咸昌期间，李穑尤其对郑道传等曾经的门生、朋友欲置他于死地感慨万千，写道：“少年朋友盍簪时，吐胆输心绝诡随。利害一朝移素志，推挤宁肯惜分离。”李成桂本无意杀他，郑梦周亦在牵制李成桂而搭救他，所以他在十一月获得赦免，回京后登门拜访李成桂，李成桂“惊喜，迎之上座”，并跪着向李穑递酒，请李穑站着喝，李穑并未推辞，引起李成桂一派的不满。十二月二十四日，李穑恢复韩山府院君的爵位，兼领艺文春秋馆事。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四月，郑梦周被暗杀，李穑父子再遭流放。李穑先被流放韩州，再被流放衿州（今韩国首尔特别市衿川区），六月移至骊州。面对自己屡遭流放且随时可能被杀的危险处境，李穑常以中国宋朝文豪苏轼自况（参见“轶事典故·自比苏轼”目录），表现出乐观豁达的心态，他曾在衿州登新亭，作诗：“新亭虽少[小]足婆娑，晚节风流默自夸。背向何曾从地理，寻常只欲望京华。高低列岫屏风古，曲折长江匹练斜。晴好雨奇看不足，直从今日此为家。”在骊州，他曾给人寄诗云：“逍遥上室与南楼，碧洞松风物外秋。有命在天须自信，安心是药更何求？”七月，李成桂即位，郑道传等请求处死李穑父子，李成桂不从，只是移李穑于全罗道长兴，但李穑之子李种学在郑道传指使下被杖杀于配所。李穑则于十月获赦，被允许住在开京以外的地方，于是他回到故乡韩州。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正月，李穑来到开京，谢李成桂不杀之恩。其后游览江原道五台山，并留居。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十一月，李成桂派人召他入新都汉阳，下榻相迎，举行酒宴，待以故旧之礼，向他请教，他回答：“亡国之大夫不可以图存，但当将此骸骨归葬故山而已。”李成桂由此知道李穑不会为己所用，宴罢后亲自送之于中门，作揖相别。十二月，李穑与郑道传等再次出席李成桂的设宴。在此期间，李成桂多次赐他米豆、酒肉、科田和竹腰舆，并封他为韩山伯，授义成、德泉五库都提调。

在汉阳时，李穑出言无忌，得罪了南誾等开国功臣，他们认为李穑仍忠于高丽，对新朝心怀不满。南誾之兄南在让李穑的儿子李种善劝其父离开，以免惹祸。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五月，李穑请求到骊州避暑，将上船时得病，五月初七日到骊州神勒寺后就去世，享年六十九岁。另有一说李穑乘船至骊州清心楼下游的燕子滩时死于船中，因为此前高丽王族也是死于船中，所以世人怀疑李穑是被郑道传等开国功臣害死的。李成桂听说李穑死讯，为之辍朝，赐谥“文靖”。

李穑在恭愍王时，提议废除政房，加强王权，得到恭愍王重用。他一面任国王秘书侍从之臣，参与机要，一面四次知贡举（1365年、1369年、1371年、1386年），取士多达125人，并主持重建成均馆。李穑充分利用科举中的门生-座主关系以及在成均馆主持教务的机会，培养了大批崇尚程朱理学的新兴士大夫，成为高丽王朝末期与权门势族抗衡的力量。

王禑在位时，李穑多数时间游离于政界，因此也免于被当时层出不穷的各种狱事所牵连。威化岛回军后，李穑力主拥立王禑之子王昌。此时新兴士大夫已开始分化，以郑道传为代表的一批激进改革派与掌握兵权的李成桂合流，图谋改朝换代，为此以田制改革作为突破口，推进科田法的实施。李穑则主张维持高丽王朝及其原有体制，反对私田改革，并企图借助明朝的力量来维持王昌的地位，最终力不从心，不得已辞职，再次退出政界，最终未能挽回高丽亡国的命运。

自至正十三年（1353年）到洪武二十三年（1389年），李穑主管高丽外交文书的起草，对高丽在东亚局势风云变幻中施展灵活的外交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文集中保留了二十道上给中国元、明朝廷的表笺。最早的是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向元朝通报高丽驱逐红巾军。元朝灭亡之际，恭愍王决意称臣于明，李穑起草上表祝贺朱元璋登极，称：“秉箓膺图，复中国皇王之统；体元居正，同万邦臣妾之心。景命有归，欢声旁达。皇帝陛下文明迈舜，勇智跻汤。雷厉风飞，集大勋于戡定；鼎新革古，熙洪号以创垂。典章文物之粲然，华夏蛮貊之率俾。臣邈处东表，颙望北辰，虽未参称贺之班，愿恒贡蕲倾之恳”。此后又都是呈给明朝的表文，他的表文屡次受到明朝方面的称赞。但就李穑个人而言，在元明易代之际，内心更认同的是元朝（参见“轶事典故-眷恋元朝”目录）。

李穑哲学思想的根本范畴是“太极”。他从朱子学“理”的观念出发，把“太极”看作超越于自然的、产生宇宙万物的某种绝对的精神实体，又认为它是封建道德秩序的“天理”。他在其著作中说：“太极，寂之本也。一动一静而万物化醇焉”，认为宇宙万物是由某种绝对精神实体即“寂”或“太极”的运动变化而产生和发展的。他所说的“太极”或“寂”实际上是“理”的代名词。

在世界本原这一根本问题上，李穑站在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立场。在自然观上，他却持“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观点，认为天地之间的一切事物和现象，产生于“气”。他说：“天地气也，人与物受是气以生。”他的唯物主义观点是不彻底的、折衷的。他说：“虽道之在大虚，本无形也，而能形之者惟气，为然是以大而为天地，明而为日月,散而为风雨霜露，峙而为白岳，流而为江河。”在他看来，有形态的具体事物如天地、山川、草木乃至于风雨霜露等自然现象都是由“气”的聚散变化而成，而这些有形态的事物和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无形态的“道”即“太极”。这反映了李穑哲学观点的内在矛盾。他在宣光元年（1377年）奉命编纂佛教《大藏经》，认为佛儒同源，企图调和佛教与儒家的学说。

李穑在社会伦理思想方面主要宣扬朱熹的五纲伦常，维护封建的等级和身份制度。他痛恨土地合并的私田制；但又不敢进行彻底的改革。李穑的哲学和社会伦理思想反映了处于崩溃边缘的高丽末期的中小地主阶级既要革新、又要维护封建统治的矛盾心理。

李穑入元应举，其才华得到座主欧阳玄的赏识，借用和凝衣钵的典故，有“衣钵海外传”之语。欧阳玄还欲以李穑为左榜状元，元朝舆论却认为不应让外国人当状元，于是李穑的名次被降至第二甲第二名。

李穑初入元，元朝文士轻视来自偏邦小国的他，遂嘲笑道“持杯入海知多海”，李穑应声而对“坐井观天曰小天”，嘲笑他的人便不再接话。

李穑在元朝任翰林时，有一次元顺帝召他去中书省，与省官商量赐恭愍王的功臣号，李穑与欧阳玄商量后，拟定了“亲仁辅义、宣忠奉国、彰惠靖远”十二字。成遵对李穑说：“生而得此，甚罕。”李穑遂赋诗表达自豪之情：“东国藩篱固，中朝卵翼偏。功臣十二字，圣寿万千年。绝域仁风动，孤芳戚畹联。宣忠仍靖远，天训永相传。”

李穑与恭愍王虽然鱼水相得，但有时也会因进谏而触怒恭愍王。一次是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恭愍王要给佛护寺僧赐田，正好李穑奉御宝给科举榜盖印，恭愍王所派宦官要他用御宝给赐牌盖印时，李穑说，“此事宜议诸大臣，不可轻易。”恭愍王怒甚，李穑害怕，马上盖印。恭愍王怒犹未解，命停印榜，知都佥议柳淑谏道：“僧以非理，干黩圣政，穑争之诚是，殿下听非理，而罪争臣，于理何？”恭愍王才稍微息怒，李穑上笺辞职，恭愍王不许。

还有一次是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侍中柳濯请停修鲁国公主影殿，恭愍王震怒，要杀了他，让李穑起草谕众文。李穑问其罪名，恭愍王列了四个，李穑说：“此皆既往事也。近日濯等上书请停影殿之役，虽以四事罪之，国人皆以为上书之故，且此四事皆非可杀之罪也，愿更思之。”恭愍王震怒，敦促他赶快写。李穑仍不从，并搬出在恭愍王身边的辛旽。恭愍王一怒之下，命李春富封国印，李春富跪地不敢，辛旽建议让李穑来封，李穑为了让恭愍王息怒，只要尊命封印，恭愍王说：“以予否德，不从予言，持此去求有德者事之，我太祖初岂王孙哉？予避位矣！”于是前往定妃宫，不准进膳。辛旽当即下令以抗旨之罪将李穑下狱，由李仁任、柳渊审问。李穑在狱中诉说自己心路历程，“臣自布衣，谬蒙上知，不有战功，不经吏职，但以文墨小才，骤至宰相，上恩深重图报无由，尝谓苟可以有益上德者，不惜身命，力言之，以报万一。今柳侍中在缕绁，穑为问事官，而敢尽言者，欲王动心省悟，不滥杀大臣也。”接着哭道：“穑之泣，非为见恤于狱官，非敢望达于上听，又非畏死也，但恐因此一失主上之名，不美于天下后世也。”李仁任等奖这些话上报恭愍王，恭愍王醒悟。命令释放柳濯，并让李穑沐浴后朝见，对他说：“毋嫌前怒，宜更尽心。”

李穑是九名在元朝登科的高丽人之一（其余是他的父亲李谷以及崔瀣、安震、安轴、赵廉、李仁复、安辅、尹安之），对元朝有很深的感情。尽管元朝的蒙古族主政的王朝，但李穑依然将元朝视为中华正统，对于自己能在元朝深造感到振奋，在晚年回顾这段往事时写下“已耻为小人，只愿为君子。及游学中华，益励前日志”的诗句。在参加元朝科举时，他更在通州充满自信地赋诗“我本高丽一鄙材，苦寒偕计岂徒哉？早知中国曾青用，故把文章起钓台”。后来他察觉天下将乱，返回高丽。尽管在国家立场和实际行动上并未附元，但私人感情上明显偏向元朝。元明易代之际，他将此视为“天子北狩”，写道“天命开新主，人心属旧君”，表达了即使天命转移到明朝，也依然眷恋昔日“上国”元朝之心。其后高丽与北元有了往来，李穑为之悲喜交集，祝贺元朝“重兴”，在征东行省衙门听元昭宗诏书时老泪纵横。他的眼泪一方面是出于元朝“旧恩”的感念，即“北使颁明诏，东人感旧恩”，一方面追忆自己年轻时目睹元朝“盛化”的景况，即“小臣老矣心弥苦，缅想朝仪泪洒空”，还有一方面则是出于对当时中国局势的感慨，即“宣光洪武二龙飞，外国孤臣双泪挥”。相反，对于明朝，他虽然也在表面上十分尊敬，但不如像元朝那样眷恋与认同，他在送金庾出使明朝的送行诗中有“杜鹃入洛是将乱，桀犬吠尧非不仁”，一方面引用北宋邵雍谈论杜鹃入洛的“地气自南北”之典，暗含对明朝由南而北统一的否定之意，一方面将高丽当时坚持同北元往来比喻为桀犬吠尧，并将其合理化。因此，有学者称李穑为元朝的“域外遗民”。

李穑曾自比宋朝苏轼，后来被贬谪长湍时，寄省郎十首中有“黜僧还恐似王轮，满庭青紫绝无人”等句，为李成桂一派的言官弹劾，类似苏轼乌台诗案。还有人认为李穑不仅酷似苏轼，而且在某些方面还超越苏轼，有人就此询问李穑的门人权近，权近笑道：“子归读东坡前后《赤壁赋》、牧隐《观鱼台赋》，自当知之矣。予谓古人以苏老前后《赤壁赋》为一洗万古，则非后人所可议拟也。”

郑梦周被暗杀后，李穑作诗云：“省击台弹直到今，乌川（郑梦周）奇祸骇人心。往来屑屑何妨事？更感松轩（李成桂）爱我深。”又言：“问渠何以逢天幸，只为松轩是故人。”后来又在诗中自比冯道（如“人道瀛王是汝师”“久假瀛王欲即真”）。朝鲜王朝开国后，他乘轿觐见李成桂。从中可见他既感念李成桂的不杀之恩、又不愿放弃对高丽的忠节的矛盾心态。因此后人说他“谓之不屈似矣，立节则未也”。

李穑晚年隐居骊州时，有一名同族门生来拜访他，他引门生走到深谷，门生不解其意，行至人迹不至之处，对门生说：“丧子以来，胸腑愤郁不能发泄，今天来这里就是哭的。”便为自己的儿子哭一场，便放声痛哭几乎一整天，说：“今天才能稍微开怀。”从此哀痛有所缓解。

李穑有《牧隐稿》（分为文稿和诗稿）55卷传世。

李穑墓位于故乡韩山的乾至山（今韩国忠清北道舒川郡麒山面永慕里）下。

李穑的牌位被供奉于长湍临江书院、清州莘巷书院、韩山文献书院、宁海丹山书院等处。此外朝鲜王朝亦有将他配享文庙的提议，但因其亲近佛教的态度等争议而未能从祀。

李穑是少数画像流传至今的高丽人物之一。他的画像原件失传，流传至今的都是朝鲜王朝时期移摹的，共4种5幅，形象基本一致，包括顺治十一年（1654年）的“礼山楼山影堂本”、康熙四十九年（1711年）移摹的“牧隐影堂本”、乾隆二十年（1755年）移摹的“文献书院本”和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移摹的“大田影堂本”。这些画像都被韩国政府指定为“宝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