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时代（英语：Meiji period；1868—1912）共存在44年，由明治天皇当政。

在19世纪中期的亚洲，日本处于最后一个幕府——德川幕府时代。掌握大权的德川幕府对外实 行“锁国政策”，禁止外国的传教士、商人与平民进入日本，也不允许国外的日本人回国，甚至禁止制造适于远洋航行的船只。在此期间，只允许同中国、朝鲜和荷兰等国通商，而且只准在长崎一地进行。此外德川幕府亦严禁基督教传播。在日本明治维新前，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开始出现家庭手工业或手工作坊。作坊内出现 了“雇用工人”制，萌芽了资本主义。它的出现，打击了封建自然经济，从根本上动摇了幕府的统治基础。在商品经济形态的快速扩展下，商人阶层，特别是金融事业经营者的力量逐渐增强。商人们感觉到旧有制 度严重制约着他们的发展，于是开始呼吁改革政治体制。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大名（藩地诸侯）、武士，和要求进行制度改革的商人们组成政治性联盟，与反对幕府的基层农民共同形成“倒幕派”的实力基础。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领舰队进入江户（今东京）岸的浦贺，把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写给日本天皇的信交给了德川幕府，要求 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贸易。史称“黑船事件”（亦称“黑船开国”）。1854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神奈川《日美亲善条约》，又名《神奈川条约》，同意向美国开放除长崎外的下田和箱馆（函馆）两个港口，并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由于接踵而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德川幕府再度成为日本社会讨伐的目标。日本封建阵营出现分化，中下级武士中要求改革的分子形成革新势力，号召尊王攘夷。革新势力的代表人物有吉田松阴、高杉晋作、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横井小楠、大村益次郎等 ，主要集中在长州（今山口县）、萨摩（今鹿儿岛县）、土佐（今高知县）、肥前（今佐贺县和长崎县）等西南部强藩。这些藩国在历史上与幕府矛盾较深，接受海外影响较早，输入近代科学技术 和拔擢中下级武士都比较积极。

幕府末期，在经济中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同时，出现了所谓豪农豪商阶层。下级武士中的革新势力和出身豪农豪商的志士，联合与幕府有矛盾的西南强藩和皇室公卿等，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 ，即：尊奉天皇，赶走外国侵略者。刺杀与西方势力勾结的幕府当权者；袭击在日本的西方国家商人和外交官；进攻西方列强船只等。在此期间，尊攘派对幕府尚存幻想，没有明确提出推翻幕府统治要求，并受到幕府军队与西方列强的严厉镇压，最终失败。尊王攘夷运动失败后，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要想改变日本现状，实现富国强兵，必须推翻幕府统治。于是，尊王攘夷运动演变为倒幕运动。1864年，高杉晋作起兵夺取了长州藩的政权，此后，长州在木户孝允（桂小五郎）的主持下进行改革，倒幕运动蓬勃发展。武装倒幕的根据地又称为西南四强藩：长州，萨摩，土佐，肥前。

1866年在坂本龙马斡旋下，长州藩与其死敌萨摩藩结成军事同盟，并获得萨摩藩物资上的协助。此举让长州藩得以在第二次长州征伐中击退具有兵力优势的幕府军，促成幕府与尊皇派之间的权力消长。随后萨摩藩与土佐藩签订同盟，并在坂本龙马协调下，由土佐藩前藩主山内容堂上书要求将军德川庆喜将政权还位天皇。考量到幕府此时无力对抗萨长土等雄藩的同盟，最后乃执行大政奉还。

后来，政府内倒幕派与德川派的斗争渐趋白热化。1868年1月3日，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幕府，并命令德川庆喜“辞官纳地”，将一切权力重新归于天皇。当倒幕派得知德川庆喜决定从大坂（今大阪）出兵进攻时，旋即派出以萨摩藩、长州藩成员为主力的军队，在京都附近的鸟羽、伏见两地展开激烈战斗。经过三天的交战，以寡击众的新政府，在新式军队与精良武器的助威下取得重大胜利，并决定乘胜追击，派遣东征军攻打德川幕府的中心据点—江户。

倒幕派组成了新的政府，揭示基本施政方针的“五条御誓文”则于同年4月6日公布。新政府军、旧幕府军双方决战江户之前，幕府代表胜海舟与新政府代表西乡隆盛达成协议：以国家为重，一致对外。1868年5月3日，江户不流血和平开城，幕府至此正式瓦解。不过在日本东北地区，以会津藩为首组成的奥羽越列藩同盟，仍然继续反对新政府。由于新政府军掌握军力优势，叛乱于同年11月即被平定。旧幕府海军将领榎本武扬率八艘军舰和幕府残兵至北海道，并在1869年1月建立“虾夷共和国”。同年6月，在新政府军的进攻下，榎本武扬投降。因战争开始的1868年干支为戊辰年，而被称为“戊辰战争”的内战至此结束。

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在有影响的中国领袖人物的心目中，日本逐渐变成了一个令人不得不佩服的形象。在冯桂芬的一些著作中，可以看到中国人早期对日本制度变革和对技术作出的努力所流露出的赞扬甚至钦佩之情。李鸿章认为德川后期军事改革的各项措施很好。这些改革虽然是在一个全民发动的运动之外进行的，但它们似乎把传统和技术结合了起来，并且很自然地有助于形成反西方共同战线的思想。他们的这些态度在明治中兴初期的几年还继续存在。根据权威的研究，李鸿章在1870年被任命为直隶总督以后，“给他深刻印象的是，日本在与西方打交道时取得的相对的成就，以及据说日本已筹集巨款兴建兵工厂和轮船之事。李鸿章感到中国应与日本友好，也许甚至应派官员驻在该国，以便阻止日本站在西方国家一边。”

1894到1895年的对日战争，在中国对待明治维新的态度方面起了关键作用。在中国，如同在其他国家那样，这场战争也被看成是对两国采取现代化措施结果的考验；而且日本武力的胜利，以及日本的举国一致与中国各地的自行其是的对比，使人们几乎毫无疑问地认清哪一方的组织形式更有成效。被日本打败所引起的震惊，比迄今视以为常的西方列强的侵略所引起的震惊要更为强烈。因此，中国尝到失败的苦果不能全怨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满洲王朝和李鸿章也要分担责任。日本的战胜又被西方提出的新要求所盖过；欧洲列强在1895年进行干涉，并表面上充当中国领土完整的保护人以反对日本提出的要求，但在1897年以后立刻顺手牵羊地掠夺了它们原来加以保护的东西。这种行径在中国引起的愤怒直接导致了1898年的百日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