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卦是数字为表现形态的卦，不是以数字起卦的方法，那属筮法。区别对象是二元阴阳符号卦，及其它记号形态的卦。

例图，西周陶罐上的数字卦：

北宋重和元年（1118年），在今湖北孝感，出土过著名的安州六器，一件是中方鼎，其铭文最后有两组六个数字组合的符号，宋代学者视为奇字，曾释为“赫赫”或“十八大夫”、“八大夫”。奇字何意？八百多年一直是个谜，1932年郭沫若说是器主的族徽。

二十世纪后期，出土文物上连续发现六数组合体，中国科学院（当时没社科院）历史所三位重要学者步步突破性推进认识，才由张政烺认定是一种卦的形态。

1、第一次突破性认识：1956年李学勤猜对了大方向

1950年河南安阳四盘磨出土的商代卜骨有这种符号三组，1956年陕西长安张家坡出土的西周卜骨有这种符号两组。这两个发现对后来的研究很重要。

1956年李学勤猜测，这类符号似与《周易》的九六之数有关。

2、第二次突破性认识：1957年唐兰认定了大多数数字

1957年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在甲骨金文中所见的一种已经遗失的中国古代文字》，明确指出，卜骨上的铭文是由一、五、六、七、八(“二”是误释)等数组成，认为数字组是数目构成的文字，是“殷和周以外一个民族的文字”。其中的合理因素是认识突破。

对于1950年殷墟四盘磨一块卜骨，他释为：“七八七六七六曰隗”，“七五七六六六曰魁”。张政烺等接受唐释。

3、第三次突破性认识：1978年张政烺认定是一种卦

张政烺研究员主攻古文献，他后来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古籍研究室主任，1978年12月在长春举办的中国古文字研究学术讨论会，他发表短论《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认为是卦，引起学界重视。在1980年论文里集中表达了新认识。

张政烺的拓荒打开了数字卦研究园地。

张政烺爱称筮数，一般学者喜欢称数字卦。

数字卦的张氏释卦例：

数字卦的发现大力改变了可见文化视野里的卦的形态史，对新石器时代卦的存在问题，对殷商卦的形态问题，对阴阳哲学观的起源史等，都有重大的认识影响，让人们对中华上古文化有了新认知。

1、张政烺的筮数多步演化出八卦论：其1980年在《考古学报》所发《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是数字卦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研究二十世纪出土的一批数字卦，认为先有大量筮数（数字卦），后简化成几个筮数，战国时期再由这些少量的具体数值简化成（由一、六两个数字表示的）二元奇偶数符（才有数符化的八卦），战国末期至秦汉再演化为（后世通用的）抽象的二元阴阳符号（才有阴阳化的八卦），阴阳哲学观起源很晚。此论影响大，因为与某些古籍的记载及一些相关说法矛盾巨大，对先秦古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很看低，在先秦秦汉易学史哲学史研究领域引起观念震撼，认可的、赞赏的、怀疑的及激情反对的都有，例如，楼宇烈认可，王慎《〈周易〉哲学解读》表情激烈。

2、刘林鹰的上古数字卦之用六象筮法论：其提出的六卦论、阴阳六象即阴阳六卦、六卦生八卦曾是上古漫长的卜筮历史，合理解释了连绵数千年的远古数字卦的复杂现象。其《易学起源之谜新解》提出天文六卦演化出八卦论，认为卦产生于天文学家圭测工具的预测活动，初期的卦是六卦体系，没有坎卦和离卦，后来演化出八卦体系，其重要证据是六卦体系（如三阴三阳等）是中医学的主干性理论，不是八卦能解释的，而且六卦体系在《易经》有残迹，六象筮法用于上古数字卦。其后来的论文《商周数字卦之用六象筮法考——对张政烺先生易卦源于筮数论的初步证伪》，论证四象性大衍筮法在东周占统治地位之前的数千年，易的卜筮是用六象筮法，复杂的筮数只是六象的用数及其变化等，阴阳六象（六卦）生八卦曾是漫长的卜筮历史，抽象阴阳观起源很古；其文还分析出殷墟小屯南地四卦龟甲有三个在后天八卦位，一个在“重八宫”的宫主位，奇异的是，采用变卦为主卦，由“客遇卦”到“主体卦”，总体上属于一种一十六变还本体的“重八宫”（后世纳甲法习惯用宫主卦七变的单八宫，但清代的《易隐》存有“重八宫”，一般人不会使用）。

关于连山、归藏用七用八的问题：东汉郑玄首倡连山、归藏不用变而用七八，可是，刘论考证：殷墟数字卦几例是采用变卦为主卦，动爻是用六用九。另外，霍斐然创立或发现的小成图体系能解释用七用八，却不是筮法问题了。

3、张论、刘论是相反的两个方向，都大幅超出传统视野里的一般景观：张论把易卦的阴阳形态拉到秦汉时期，大幅落后于传统视野里的一般景观。刘论则把易卦体系的一种高级形态大大拉前了，如“重八宫”这种西汉京房易体系里的高级内容、后人一般不会使用的秘传内容（其资料只见于清代人编著的《易隐》），至少拉前到殷商时代（的高级巫师），大幅超前于传统视野里的一般景观。又，刘《揭开老子哲学的神秘源头——先秦易学的新图景》，及其《中天八卦揭秘：〈周易・说卦〉的核心内容》，把京易的八卦纳甲使用者扩大为老聃乃至商代（的大巫），也超出传统视野里的一般景观。其论并非没有任何支持：据《汉书·儒林传》，京房易来自隐士，某种隐士珍品无法断定其历史是几百年还是一千年还是更久；《易经》革卦卦辞“己日乃孚”及六二爻辞“己日乃革”，顾炎武《日知录》云朱熹认为此“己”应为戊己之己，即是天干，二十世纪易学大师尚秉和的《周易尚氏学》释为离纳己。但如果殷商时代的某些大巫师已有京易的基础，则夏代乃至夏代之前，在王室或酋邦君室的高级巫师群体，八卦易学就处于发达时期了。夏代之前八卦易学是否已处于发达时期？有待连山易研究的深入。安徽凌家滩遗址里，公元前3450（±150）年的“含山玉鹰”、“含山玉版”的太极八山图，如果是《连山》易的前身图，则说明当时八卦体系处于比较发达的阶段了。而刘提出的六卦体系若存在，应比八卦体系早出现一个漫长时期，则易卦的起源应该在万年之前左右，这是否可能？有待更多文物的出土了。

4、黄懿陆的数字卦源于先越鸡卦论：其文《安阳殷墟出土易卦卜甲上的鸡卦符号解读——从壮族及其先民鸡卦看〈易〉之起源》，认为小屯南地甲骨里那个四卦龟甲上的（三个小短线成一横、五组横画形式的）坤卦是壮族的鸡卦符号，并依据《史记》等记载过“越人鸡卜”及壮族至今仍在流传使用鸡卦，提出易经数字卦源于先越鸡卦的新认识。当然，其论的某些关键环节很有议论空间，如鸡卜文化何时产生鸡卦还是历史谜题。

刘氏六象筮法论认为数字卦应称数形卦，包括数字卦和数形的阴阳符号卦，其实是区分二种数字卦。

其五种解释对数字卦复杂图景做了通解，复杂数形卦图景只是六象的用数及其变化等。

1、六象的早期用数为一至六。

理论：论先阳后阴，震（少阳）一、兑（阳明）二、乾（太阳）三、巽（少阴）四、艮（厥阴）五、坤（太阴）六，遇三及六应该变。

实际情况：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江苏东部海安县青敦遗址1979年出土的几个六爻的数字卦，只见一至六。

附：阴阳四象与阴阳六象比较图

2、后来用数为四至九。

理论：论先阴后阳，调整为，震（少阳）七、兑（阳明）八、乾（太阳）九，遇六及九应该变。

实际情况：殷周时期的，不见二和三，而且刘氏考论，1950年出土的四盘磨三卦卜骨，及1980年出土的小屯南地四卦龟甲，都是变六变九，而且四卦龟甲刻有“阜六阜九”，康殷《文字源流浅说·释例篇》解释“阜”“表示升降运动”。

3、后来用数里四简写为一，在此特殊记号系统里熟悉者不会认错。——后人不知则会错译。

4、出现过二次的十字应该是某人对七字的潦草写法，熟悉者不会认错。

5、所谓周代后期见“六”不见“五”，其所谓“六”（∧）字只是峰形阴符。四象筮法不用五和六，取代了六象筮法。

出版的出土文献显示：王家台秦简《易占》阴符写作“∧”，马王堆帛易阴符用另外的记号“┛”。可见人们表述方式的灵活性。

该卦骨是1950年在殷墟四盘磨出土的三块卦骨（未必是为了“卜”）之一，刻有数字组及系文，唐兰解释为“七八七六七六曰隗”、“七五七六六六曰魁”，一般学者接受此释。

刘氏《商周数字卦之用六象筮法考》分析：“七八七六七六曰隗”，为遇未济之大有，“七五七六六六曰魁”，为遇否之乾；隗、魁是释义或特殊的吉凶占辞；隗为高山，表示高大，与嵬、巍相近，而《周易·序卦传》以“大”释大有，一致；魁为首领，而“乾”为首为首领，一致。证明殷易也变六变九，但其特点是以变卦为“主”卦，由“客遇卦”到“主体卦”。

古文献的两种解释，在此一致，其解释很圆顺。而张论不能解释此“隗魁”的出现理由。

1980年在殷墟小屯南地发掘出四卦龟甲，比较二种解释，六象筮法论的解释才符合刻文“阜”字的含义。

四卦：甲首为上顶，左上为七七六七六六（旁刻“贞吉”），左下为五组横画（旁刻“”字，为“友”字一种上古写法），右上为六七八九六八，右下为六七一六七九。甲首下部的中间刻有“阜六阜九”字。

冯时《殷墟“易卦”卜甲探索》解释：以数字卦翻译的常规，奇数对阳爻，偶数对阴爻，对应周易卦名，右上“六七八九六八”为“蹇”，右下“六七一六七九”为“兑”，左上“七七六七六六”为“渐”，左下五组横画，对照《易经》坤卦“朋”字，依据“朋”、“友”同义，释为“坤”卦，“阜”释为大。冯氏认为卦甲是古代栻盘。

刘氏《商周数字卦之用六象筮法考》解释：依据六象筮法论，右上“六七八九六八”为“遇蹇之涣”，右下“六七一六七九”为“遇节之巽”，其中“一”是“四”的简写，左上“七七六七六六”为“遇渐之乾”，左下五组横为“坤”卦，“阜”释为“梯变”。又分析：“巽”、“乾”、“坤”三卦在后天八卦位，“涣”在“重八宫”的艮宫方位；该龟甲属于水龟、北龟，使用时应该是甲首向北；“重八宫”属于京房易（《汉书》云“京房……独得隐士之说”），后世一般易术者不知，但清代人编写的《易隐》有保存。

甲首的“阜六阜九”，“阜”字：康殷《文字源流浅说·释例篇》解释为“表示升降运动”。是变化，只有六象筮法论能提供一致的解释，在学术论证上是一种验证。学术论证看解释力高低。

为什么陶罐等重要器物上刻着数字卦？这种数字卦与记录性数字卦本质不同，其存在是个谜题，没有议论过，但刘氏《商周数字卦之用六象筮法考》提出“符咒卦当大量存在于巫教社会”，实际是解答这种问题。

八卦宝镜在后世长期流行，用作辟邪镇宅，就有符咒卦的因素，只是没有那么复杂罢了。

商周某器物上数字卦附有祷文：

上古数字卦的筮法问题，多年里是黑箱问题。有些学者不了解刘氏理论，至今对复杂的筮数现象茫然不已。数字卦之用六象筮法论，提供了解释数字卦复杂图景的理论，但是否完全解决了这个黑箱问题，还有待学界进一步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6月21日第465期“数字卦存在发现新例证—“清华简”《筮法》篇或提供证据”报道：李学勤介绍，《筮法》篇的内容为数字卦，且十分令人费解，对研究者提出了新的难题。该篇简长45厘米，共63支，有数字编号，整理者暂时将其分成36节，各节间有密切关联。每节都有卦例，且都是数字卦。该篇详细记述了占筮的理论和方法，并且列举了许多数字卦作为占卜实例。这些数字卦的结构，与天星观简、包山简、葛陵简等楚简所记载实占的数字卦形式基本一致，因此，该篇的出现可能为数字卦的研究打开新的局面，也将给易学研究的进展带来新的契机。此外，《归藏》的卦名在该篇均可找到，楚简中的筮法与《归藏》的关系值得研究。 《筮法》编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四辑，于2013年底出版。

苏州大学徐山在论文《释“爻”》中认为：

考释了“爻”的形义和声义，指出“爻”的字形记录的是数字八卦，“爻”在汉语言谱系中所属的根词是“雨”。符号八卦的原型为描绘“雨”状的图画。在八个三画单卦和六十四个六画重卦之前，有原始的四个二画单卦和十六个四画重卦的存在。八卦的八个卦名皆围绕着雷神崇拜而来，其中的功利目的则是求雨。从具体的雷神本源抽象出《周易》的“太极”。